“我需要喝一杯。”他想。人们挥舞手臂，“万岁”的喊声就像在给他的耳朵上刑，还有无数人举着喇叭喊他的名字。他想摆脱这一切，于是对玛利亚·维拉诺瓦低声说道：“我去一下洗手间。”他几乎是一路推搡着从阳台溜走回到总统府的。他跑回自己担任阿雷瓦洛政府国防部长时的办公室，从里面上了门锁，飞速打开一直锁着、位于书桌后方的小柜子。里面放着一瓶威士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酒瓶，整整倒了半杯酒。他的身子在发抖，手抖得尤其厉害。他不得不用双手把杯子捧起来，只有这样，酒杯才不会跌落地上，杯子里的酒也不会洒到他的裤子上。

“你又变成酒鬼了，”他害怕地想道，“你这是在自杀。你最后会变得和爸爸一样。这绝对不行。”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的父亲祖籍瑞士，是一名药剂师，定居在位于危地马拉西部山区高原上的克萨尔特南戈，那里也是哈科沃·阿本斯于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四日出生的地方。父亲的自杀对他而言一直是难解的谜团。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药房经营不善？他欠了债？药房关门歇业了？父亲是移民，选择在那片传承了玛雅文化的山区定居，还在那里与当地一位叫奥克塔维娅·古斯曼·卡瓦列罗斯的女教师结了婚，这位女士从来没有告诉过她的儿子关于丈夫自杀的经过（也许连她也不知道）。多年以后，阿本斯才发现他的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直饱受十二指肠溃疡的折磨，必须靠注射吗啡来缓解疼痛。

为什么他不把手中那杯让他魂牵梦萦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在庆祝他获胜的活动现场，他一直想喝酒，这种想法让他感到十分害怕。“我变成酒鬼了吗？”他又想道。他可是重任在肩的人啊！那么多危地马拉人把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就因为这嗜酒的恶习，他就要辜负他们吗？不过，他既没有勇气把手中被他轻轻摇晃着的威士忌倒掉，也没法把它喝下去。

哈科沃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那片高原上度过的，那里的印第安人极度贫困，还要承受庄园主的无情剥削，因此哈科沃从很年轻时就注意到危地马拉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剥削、贫困等社会问题，尽管后来很多人说都是因为他娶了萨尔瓦多人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才成了左翼人士。

年轻时的哈科沃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运动健将，他在田径、游泳、足球和马术等方面都很在行，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选择走上军人之路。当然在父亲悲剧性的死亡发生之后，家里艰难的经济状况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从小就和同龄人不一样——既温文尔雅、成绩优秀，又有很高的运动天赋。他非常内向、孤僻而严肃，可以长时间保持沉默，不和他人交流。这些个性可能都继承自他的父亲。他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军事学院，即危地马拉军事学校，当时人们都说这个年轻人将来肯定会有出息。士官生们在校学习期间都会获得军衔；阿本斯获得了军校自创办以来学员获得过的最高等级军衔：一等军士长。他还曾担任军校旗手，并在拳击比赛中拿过冠军。

他就是在那里染上酗酒恶习的吗？他记得在士官生、工作人员和长官之中，最能用来划分层次的就是喝酒能力。优异的成绩和完美的履历都不算什么，能喝酒的人才最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太愚蠢了。”他想道。

结识美丽又聪明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时，他还是个士官生。她当时来危地马拉访问，在十一月十一日向当时掌权的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致敬的一场活动中，有人介绍两人互相认识。那天，年轻的哈科沃面色苍白，因为他之前骑摩托出了事故，刚刚出院。两人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那位姑娘回到圣萨尔瓦多后，他们仍不断交换情书。在薄薄的自传中，她说两人恋爱时不止谈论风花雪月的事，有时也会谈及一些更加严肃的话题，“例如化学和物理”。玛利亚·克里斯蒂娜一九一五年出生，是萨尔瓦多人称“十四家族”的成员之一。她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尔蒙特湾区圣母学校上的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如果家人允许，她本想继续留在那里上大学，可家人并没有同意，因为根据那个时代的观念，体面的女子是不会读大学的。她对文学、政治和艺术的热爱无法在大学延续，但幸好她可以阅读。她是个不安于现状的女人，想法很前卫，对中美洲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忧心忡忡。此外，她还会利用闲暇时间绘画。尽管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的家人竭力反对，两个年轻人还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哈科沃·阿本斯刚刚获得少尉军衔。他们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在一所教堂里完婚，那是他第一次做忏悔，也是第一次领圣餐，在那之前他所接受的都是世俗化教育。作为新婚礼物，玛利亚的家人在危地马拉给这对新人购置了一座农庄：位于埃斯昆特拉省圣卢西亚·科祖马尔瓜帕市的卡洪庄园。当然了，是玛利亚·维拉诺瓦首先发现他那种单纯的爱好正在变成一种恶习。他听到妻子多次这样说：“够了，哈科沃，你的舌头都打结了，别再喝了！”他每次都听她的话。

婚姻生活很幸福，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在文化和情感方面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影响是巨大的。她介绍他认识了许多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和艺术家，这些人不仅来自危地马拉，还来自哈科沃·阿本斯不常去的中美洲其他国家，其中不乏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和极端分子，这些人提起中美洲随处可见的军事独裁政权（例如乌维科将军的政府）时都咬牙切齿，他们希望在危地马拉建立民主政权，把选举、媒体和政党自由带到这个国家，还希望进行一系列改革，把印第安人从殖民时期陷入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那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想，就是和他一样爱喝酒。每次和他们待在一起虽然能学到很多东西，但聚会结束时大家都会烂醉如泥。他依然像是被催眠了似的盯着手中那杯淡黄色液体。

未来，很多人会批评玛利亚·克里斯蒂娜，说她来到危地马拉之后和两个素有共产主义者名声的女人交往甚密：后来成为她秘书的智利人维吉尼亚·布拉沃·莱特里尔和萨尔瓦多人马蒂尔德·埃莱娜·洛佩斯。不过哈科沃·阿本斯的妻子并不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压根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她的这种性格也是最吸引哈科沃·阿本斯之处。他依然没把威士忌倒掉，也没有喝光。他的目光没有从酒杯上移开，但想的是别的事情。在总统府外，在中央公园里，欢呼声和叫喊他名字的声音依然此起彼伏。

哈科沃·阿本斯和玛利亚·维拉诺瓦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出生于一九四〇年的阿拉贝娅、出生于一九四二年的玛利亚·莱奥诺拉和出生于一九四六年的胡安·哈科沃。玛利亚·维拉诺瓦像官员一样陪在丈夫身边，例如他在圣胡安·萨卡特佩盖斯军营和富埃尔特·德·圣何塞军营服役时——他正是在那里逐渐获得了军人同伴的拥护。哈科沃·阿本斯后来被任命为首都军营、光荣军营、百年军事学校的士官生教官，其后又成为科学与历史学科的教师，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甚至比丈夫还要高兴。

他们在宿舍里居住了很长时间，因为他那微薄的工资（每月七十美元）不够支付公寓租金。最后，由于哈科沃·阿本斯得到晋升，他们终于搬进了位于改革大道和蒙图法尔街交界处的“博莫纳之家”，那里有一座大花园，周围到处是高大的树木。这种环境使得那里的居民时常感觉自己是住在乡间。他们在新居继续和知识分子及艺术家聚会，以前时常和他们谈天说地的许多人都被追捕，甚至入狱，或是由于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而不得不流亡海外，例如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耶赛尔，他是军事学校的毕业生，由于反对乌维科政府，先是被关进监狱，后来逃亡去了墨西哥；还有师范学校毕业生、记者、政治家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他先是担任左翼民主运动组织革命行动党的领导人，后来成为危地马拉劳动党（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可是我从来没喝醉过，也没呕吐过，更没有做过许多同志饮酒过量后干出的荒唐事。”他想道。不管怎么说，从来没人见到他喝醉过。他把醉意掩饰得很好。每次一旦感到头皮发痒，发现自己没办法说话不吞音或拖长元音，他就会停止饮酒。他会沉默下来，静静地等待，既不走动，也不参与到对话或争论之中，直到那股醉意慢慢消散。

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将军在位十三年，他的统治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告结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曾公开表现出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支持。在西班牙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他承认了佛朗哥政府，还经常参加长枪党人在西班牙驻危地马拉使馆门前举行的示威活动。他总是身着蓝衣，还喜欢行法西斯抬手礼。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之后，工于心计、善于投机的乌维科治下的危地马拉就成了最早和德国断绝关系的国家，转而投向了盟军一方，还对德国宣战。

一九四四年，危地马拉爆发了多场反独裁游行。最早走上街头的是古老的圣卡洛斯大学的学生，社会舆论很快倒向了示威者一方，劳动者、工人，尤其是年轻人加入了游行队伍。时任上校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是促使军方反对独裁者的主要军官之一。后来，乌维科下台，政权落到了另一个军人手中，也就是费德里科·庞塞·维德斯将军。哈科沃·阿本斯威胁说要继续未竟的事业，反抗类似的独裁政府。此后又爆发了多次示威游行，人们反对独裁政权的延续，军方也站在了人民一边，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有两位军官：司令员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上校和哈科沃·阿本斯上校。他们支持人民反独裁，庞塞·维德斯只好辞去总统一职。反独裁阵营结成了同盟，领头人就是那两位军官：阿本斯和阿拉纳。外加一位商人：豪尔赫·托里埃略。这位商人依照约定，号召召开制宪大会，举行总统和议员大选。那是危地马拉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使选举成为可能的这场人民运动，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它为这个国家揭开了新时期的序幕。在选举中获胜的是一位教师、思想家（尽管他的虚荣心很强）：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他曾长期流亡阿根廷，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才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回到危地马拉，受到了广泛欢迎。他在与费德里科·庞塞·维德斯的较量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获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

哈科沃·阿本斯在阿雷瓦洛竞选总统时是后者的主要支持者，后来在阿雷瓦洛政府出任国防部长，后来升任军队司令。阿雷瓦洛能够顺利干完四年任期，大力推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哈科沃·阿本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据说阿雷瓦洛政府曾挫败了超过三十次政变阴谋，大部分是仰仗阿本斯的力量与威望——他对军人有着巨大影响，总是能及时逮捕叛乱分子或是以武力将之镇压。其中一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一位心怀不满的官员，绰号“斧子脸”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他和阿本斯年龄相仿。阿本斯只记得他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哪怕在军事学校期间也不曾取得过耀眼的成绩。尽管当时无足轻重，可这个顽固的敌人后来逐渐成了阿本斯的头号敌人。

他把自己锁在总统府办公室里几分钟了？至少十分钟，他依然在轻轻晃动着手中的威士忌。汗水已经浸透了他的衣裳。和往常一样，无论是在饮酒前还是饮酒后，他都会心生悔意，感到厌烦。现在他就生出了这样的感觉——尽管并未喝酒，而且他相信自己应该不会把这杯威士忌喝掉。

和设想的一样，阿本斯担任阿雷瓦洛政府国防部长期间，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和丈夫的合作十分紧密。尽管从传统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总统或部长的妻子应该只是“花瓶女郎”，但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不管这些。她是丈夫的首席顾问，而且据阿本斯本人以及与他们交往甚密的人所言，很多时候她的建议要比其他顾问提出的意见更及时，而阿本斯也总是乐意听从她的建议。

阿雷瓦洛执政期间，哈科沃·阿本斯和武装部队首长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拉纳上校成了死对头，后者一直希望成为阿雷瓦洛的继任者。阿拉纳是个聪明又和善的人，家庭出身十分普通，后来参军入伍，没什么靠山，更没上过军事学校，却慢慢成了军队中的重要人物。阿拉纳同样在乌维科独裁政府垮台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他当时获得了阿雷瓦洛政府的两大重要政党——自由人民阵线和国家革新党，后者并入革命行动党——的许诺，同意支持他参加一九五〇年总统大选。自从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登上总统宝座，阿拉纳多次试图阻碍某些社会改革的进程。他主张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适度进行经济改革，抗拒那些具有争议性的政策。他的政敌和党内异见者散布消息说他密谋发动政变，尽管他无意将胡安·何塞·阿雷瓦洛赶下台，却会把他变成没有实权的傀儡。忠于阿雷瓦洛的军人警告说阿拉纳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了军队内的各个重要位置，例如任命“斧子脸”做了第四营营长。在国会议长马里奥·蒙特福特·托雷多出席的部长会议中，大家最终作出了逮捕阿拉纳的决定。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阿拉纳上校来到总统府，向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总统请求将加勒比军团——一个志愿军组织，曾在哥斯达黎加把何塞·菲格雷斯送上总统之位，还曾尝试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准备发动推翻特鲁希略政权的斗争，但没有成功——归还给阿雷瓦洛政府的武器交给军队。那批武器已经被移交了，然而武装部队一直没有拿到。敌视政府的媒体曾放出口风，称阿雷瓦洛想把那批武器交给一些所谓的民兵组织。总统通知阿拉纳说这些武器被放置在了属于政府财产的莫尔隆别墅中，那里曾是乌维科周末度假的去处，现在则成了军方聚会的俱乐部。那里离阿马蒂特兰湖很近，离危地马拉城三十公里。阿拉纳上校在总参谋长的陪同下离开了总统府，阿雷瓦洛总统命令后者将那批武器交到军方手中。在他们之后出发的是国民警卫队下属部队，领头人是恩里克·布兰科司令，他接到的命令是在阿拉纳上校交接完武器的回程中将其逮捕。

武装部队的首长被堵在了米恰托亚湖的“光荣之桥”上，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阿拉纳和布兰科总参谋长都死在了那次冲突中。后来政敌们将阿拉纳之死归罪于阿本斯上校，事发之时，阿本斯在联合国公园内一座山丘最高处的瞭望台上目睹了事发经过。历史学家们至今依然为此事的真相而争执不休，它成了危地马拉政治史上的又一谜团。不管是意外也好，有预谋也罢，阿拉纳之死成了此后阿本斯上校政治生涯中的污点，他的政敌都指责说是他一手策划了那起铲除异己的行动。这也成了自诩阿拉纳门徒的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发起颠覆阿雷瓦洛政府行动的最主要口实，为了达成目的，他还指控阿雷瓦洛政府与共产主义组织私下勾结。

事实上，就在阿拉纳命丧黄泉的同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晚，还爆发了一场在数小时内几乎颠覆阿雷瓦洛政权的军人叛乱。名为“荣誉卫队”的组织、航空军和第四营的军人在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的带领下对政府掌控的主要设施发动了袭击。其他军营和武装力量则效忠于国防部长哈科沃·阿本斯，在他的带领下，这些军人开始抵抗武装叛乱。枪战爆发后，双方互有伤亡，在当晚大部分时间里，战事走向都很不明朗。时任阿雷瓦洛政府文化流动团团长的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耶赛尔组织起一些民兵，与阿拉纳的支持者们作战，后者的领头人物是马里奥·门德斯·蒙特内格罗。天亮时，叛军投降了，最主要的叛乱分子都逃进了外国使馆，政变失败了。

那一切结束后，他也像此时一样把自己锁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喝酒。他还记得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疲惫：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感觉头皮发痒。那次痒得比平时厉害，突然，他的胃起了痉挛，不得不冲进洗手间呕吐。此刻的他已经把酒杯举到了嘴边，他的嘴唇湿润了，不过这次他连一滴酒都没喝。他感到十分厌恶自己。

在阿雷瓦洛执政时期，阿本斯和律师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建立起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后者领导的革命行动党一手促成了阿本斯在大选中获胜，而且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在学生时代就投入到推翻乌维科政权的斗争中去了，后来他成了阿本斯身边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那时的福图尼退出了革命行动党，加入了危地马拉劳动党，该政党从未成为重要大党，也没有证据显示它得到过苏联的支持或经济援助，尽管如此，它却成了该国及外国媒体指责阿本斯投向共产主义的最有力例证。实际上，阿本斯的共产主义倾向从未被证实。多年之后，在回忆录中，福图尼本人讲述道，在那个时代，危地马拉劳动党的领导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包括他本人在内。尽管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分歧，阿本斯和福图尼在前者担任总统期间却合作得亲密无间，尤其是在涉及土地改革法（《900号法案》）的相关问题上。福图尼自称撰写了阿本斯所有的演讲稿，包括宣布辞职的那篇，尽管最后这份发言稿由谁执笔至今存疑。异见媒体抨击阿本斯的另一个要点是阿本斯政府幕僚中有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耶赛尔和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两人都以革命思想而闻名，曾竭力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工会或联盟活动。

一九五〇年，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任期结束后，哈科沃·阿本斯获得所有曾支持阿雷瓦洛政府的政党及社会团体的一致支持，希望他能成为阿雷瓦洛的继任者。他在竞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在九名候选人中，他获得了百分之六十五的选票。阿本斯的执政方略主要包含五个要点：修建一条终点至大西洋沿岸的铁路，在加勒比海沿岸修建圣托马斯港，建立胡伦-马里纳拉水力发电体系，建设进口初级原油提炼厂，而重中之重是土地改革。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阿本斯的手中握着威士忌酒杯。总统府外的中央公园里，成千上万危地马拉人依然在欢庆他的胜选。他不能辜负他们。他站起身子，走向卫生间，把威士忌倒进马桶，冲了水。他暗下决心，只要他还是危地马拉总统，就一定滴酒不沾。他严格地遵守自己定下的这条规矩，直到辞职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