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卡斯蒂略·阿马斯率领的自由军从三个方向突破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边境线，艾森豪威尔任命的美国驻危地马拉新任大使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已在任上七个月。毫不夸张地说，这位精力充沛的外交官没有一天不在努力执行其上司、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交办的任务：颠覆哈科沃·阿本斯政权。

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当时四十六岁，有着大猩猩般强壮的体魄，吃过很多苦，完成了许多任务，才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一九〇七年，他出生在南卡罗来纳州小镇沃尔特伯勒，年轻时父母双亡，只好寄宿在亲戚家。为了生存，他当时干过各种异常卑微的工作。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入伍当兵，梦想着被西点军校录取，可是因为身体原因，他很早就不再上学了。他在华盛顿做过电梯服务员。一九三六年，他与贝蒂·简·科克斯结婚，不久便在政府里谋得了一个不起眼的职位。他野心勃勃又坚韧不拔，逐渐从最底层干到了美国驻希腊大使一职。当时希腊共产党使得那个国家到处是武装斗争，眼看就要推翻希腊政府，掌控大权。他在希腊待了三年。

那是他最荣光的一段时期。他能力非凡，见识卓绝，重视实践，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勇气。他靠这些品质成功重建了受希腊官方支持的军队，美国和英国为之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正是这支军队击溃了共产党人，在希腊建立起专制的高压政权。他因此赢得了“希腊屠夫”这一绰号。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弟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既然已经决心明里暗里地颠覆哈科沃·阿本斯政府，那么美国就需要一位像他这样的外交官赴危地马拉上任。事实上，自从他戴着那顶标志性的饰有羽毛的小帽子来到危地马拉，就毫不关心“阿本斯政府背后有共产主义力量支持”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尽管他的副手曾斗胆建议他调查清楚），而是立即全身心投入颠覆危地马拉政权的行动。

来到危地马拉城中那座巨大、庄严的总统府递交国书的当天，他就让阿本斯总统明白了和这位新任美国大使打交道有多么艰难。仪式结束后，总统把大使请进了一间小型私人会客室。还没等总统举起由小伙子端来的香槟和大使碰杯，普里弗伊就先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四十个人的名字。

“这是什么意思？”阿本斯总统十分高大，衣着得体，举止优雅，却不通英语，因此他的身边总会跟着一名翻译。普里弗伊也带着翻译。

“这是您政府里的四十个共产主义分子，”普里弗伊的口气十分蛮横，全无外交官该有的样子，“我谨代表美国政府请求您立即撤销这些人的职务，因为他们正在为外国势力效劳，危害危地马拉的国家利益。”

阿本斯回答前先看了一眼那份名单，上面除了一些所谓的左派人士，还有他的朋友和伙伴。许多人和他一样，跟共产党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太愚蠢了！但他还是微微一笑，对客人说道：

“大使先生，咱们的交往开始得并不顺利。您的情报有误。这份名单里有四位危地马拉劳动党议员，只有他们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共产党人，但实际上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大部分领导和加入该党的军人压根就不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名单上的其他人和您一样反对共产主义，”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保持和善的语气继续说道，“另外，难道您忘了危地马拉是主权国家，您只不过是大使，而非殖民地总督？”

普里弗伊大笑一声，嘴巴时开时合，咽了口唾沫。为了便于两位翻译开展工作，他把语速放得很慢。大使高大、强壮，肤色很白，眼神深邃，具有侵略性；他的眉毛很浓，翘起的胡须中夹杂着几根白须，这种情况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而言有些提早了；他的额头被汗水浸得发亮，从那一刻起，阿本斯总统每次望向大使都觉得他浑身散发着热气，好像随时会爆炸。

“我一直觉得自己从第一天和您打交道起就得对您开诚布公，总统先生，您不是说您的政府里满是共产主义分子的说法只是美国人的幻觉吗？这份名单证明那并非幻觉。”

“我能知道是哪个想象力丰富的人列了这份名单吗？”

“是美国中情局，”大使挑衅地笑了笑，然后解释道，“这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机构，纳粹已经在战争中领教过它的厉害。感谢麦卡锡参议员，美国中情局如今正在肃清美国政府内部的敌对分子，很多赤色分子被揪了出来。这种人在您的政府里也为数不少。这样看来，您是不会对他们采取措施了，是吗？”

“不止如此，您的建议还帮了我的忙，”总统也反过来嘲讽道，“既然美国中情局认为他们是敌人，就意味着我可以信任这些人。感谢您的无礼举动，大使先生。”

“咱们还真是相处融洽啊，总统先生。”普里弗伊又笑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阿本斯总统对妻子玛利亚·维拉诺瓦说道：

“美国派了只大猩猩来当大使。”

“这很合理，”她回答道，“美国人不是一向把咱们这里看成动物园嘛？”

在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看来，自由军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发起的早期军事行动收效甚微。从洪都拉斯出发的军队由一百二十二人组成，前往萨卡帕、经过瓜兰时，他们与塞萨尔·奥古斯托·席尔瓦·希隆少校率领的一支三十人卫队不期而遇。这位少校虽然年轻，但智勇非凡，早就作好了战斗准备。他的士兵全副武装，在瓜兰附近的山地设下埋伏，然后出其不意地对自由军发起攻势，迫使自由军节节败退；还打死了十几名自由军士兵，包括胡安·查洪·楚亚上校，也就是那支自由军部队的统帅；此外还造成了多名自由军士兵负伤，大约三十人被俘。

米格尔·安赫尔·门多萨上校领导的自由军从新奥科特佩克出发，“斧子脸”也在其列。这支队伍在黎明时分穿越边境线，直逼埃斯基普拉斯。他们在那里遭遇的敌军拥有比他们想象中更优良的装备，而且和瓜兰战事一样，那里的政府军同样士气高涨，作好了迎头痛击叛军的准备。自由军能够在那样一场屈辱的惨败中幸存，还得感谢布罗德福斯特上校从尼加拉瓜紧急派遣的几架战斗机，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杰瑞·弗雷德·德拉姆驾驶的战斗机扔下两枚炸弹，准确地击中了埃斯基普拉斯的政府军军营，不知是他技术高超还是运气太好，其中一枚炸弹恰好炸中了两门大炮，造成政府军伤亡惨重。

从洪都拉斯境内马库埃利索出发的一路人马人数最众，共计一百九十八人，他们兵分两路逼近巴里奥斯港。一路水军，军中有两栖坦克，还有轻便船，都是元首特鲁希略派出的，这一路的领头人是阿尔贝托·阿尔蒂加；另一路则是陆军。他们的计划是一举歼灭布防在危地马拉濒临加勒比海大港军区的守军。但是两路人马都遭遇了火力猛烈的压制，甚至有民兵协助政府军的守卫工作。除了士兵，巴里奥斯港的军事设施里还有许多码头工人协助作战，他们是几天前刚刚被工会和政府武装起来的。这是在整个危地马拉境内唯一一次出现所谓“人民武装力量”，反对派曾经多次警告它的存在，但在那之前它从未现身。自由军只得仓皇逃窜，把死者和伤者抛弃于战场或港口周边。巴里奥斯港的驻军受到了广泛支持，普通民众拿起猎枪、石块和小刀帮助军官和士兵在那场战斗结束数个小时后再次击退了来犯之敌。自由军再次败退，政府军则俘虏了不少败军，许多俘虏后来被杀死了。第一次正面交锋，自由军可以说是全面溃败。

另一方面，从萨尔瓦多的圣塔安娜出发的叛军还没到达危地马拉国境线就先被萨尔瓦多军队悉数逮捕，他们的武器尽数被收缴，理由是没有拿到持械许可。两天后，在美国大使馆的积极斡旋下，被捕的人被移交给了洪都拉斯，因为萨尔瓦多总统奥斯卡·奥索里奥反对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追随者在他的土地上发起反对危地马拉政府的军事行动。

然而，在入侵行动开始的最初两天，对卡斯蒂略·阿马斯叛军打击最大的是自由军空军为前线叛军输送武器弹药的所有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空军当时得到的情报是叛军已经在危地马拉国土上展开了有效的军事行动。但那只不过是吹嘘。按照约定，布罗德福斯特上校会派遣数架道格拉斯C-124C运输机前往运送战斗物资，其中包括食物和药品，这些物资将以伞包的形式被投放到战场上，可实际上接应物资的人压根就没有出现在指定地点。美国飞行员在空中盘旋多时，直至接到放弃投送物资、返回马那瓜的指令，因为如果继续等待，可能他们最后只能把物资扔到海里。本来他们共有三架道格拉斯C124-C运输机，后来中情局局长艾伦·杜拉斯亲自授权并拨款，增派了一架前来支援。空军的实力不断壮大，到战争爆发前夕，他们已经拥有六架C-47（DC-3）运输机、六架F-47雷电战斗机、一架P-38闪电式战斗机、一架塞斯纳180和一架塞斯纳140。所有飞行员都是美军，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两千美元，顺利完成一次任务还可以再拿额外的奖金。

接下来，普里弗伊大使在危地马拉度过的将近八个月里，阿本斯总统几乎每次与他见面都会努力向他解释这个国家的真正状况。阿本斯总统坚持认为自己的政府主导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都是为了把危地马拉变成像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难道他们在这个国家搞过集体农场之类的东西吗？难道有哪家私人企业被国有化了吗？政府把闲置土地收归国有再分发给穷苦农民，土地就归农民个人所有了，这都是为了发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啊！“对，您没听错，大使先生，资——本——主——义——”总统把这个词说得很清楚，翻译也模仿他的口气译成了英语。如果政府向联合果品公司征税，那么危地马拉所有的农民也都要缴税，政府会利用这些税款兴建学校、公路和桥梁，给教师提高工资，吸引有能力的人来当公务员，拨款给印第安人聚居区进行公共建设——印第安人占了三百万危地马拉人口的大多数，却生活在穷乡僻壤，饱受贫困折磨。即使阿本斯总统很快发现普里弗伊大使压根不听任何事实及道理也依然坚持自己的说法。可大使甚至不愿听总统讲话，只是像个口技演员那样不断重复地称共产主义已经在整个危地马拉蔓延开来。马里亚诺·罗塞尔·伊阿雷亚诺主教在他著名的宣教书中不就是这么写的吗？自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时代起，政府就允许成立工会组织，难道不是这样？在煽动分子的鼓动下，农民和工人越发难以管束了，这也是假的？他们侵占农场主和企业家土地和庄园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农场主和企业家没有感受到威胁？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不是逃到国外去了？报纸和电台每天都在报道这种事，不是吗？

“难道美国没有工会组织？”阿本斯反驳道，“没有自由独立的工会组织的地方恰恰是苏联啊。”

但是大使压根不予理睬，只是一次又一次重复地宣称美国绝不允许在加利福尼亚和巴拿马运河之间出现苏联的卫星国。他的语气时而严肃，时而威胁，还说“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威胁”，海军陆战队已经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两个方向包围了危地马拉。

“您知道此时此刻在危地马拉有几个苏联人吗？”阿本斯说道，“一个都没有，大使先生。在这个国家里，一个苏联人都没有，请问苏联打算怎么把危地马拉变成殖民地？”

由美国报纸打头阵，继而全球的报纸都开始炮制假消息，阿本斯总统对这些媒体的抗议完全徒劳。《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芝加哥论坛报》之类的权威媒体怎么会众口一词地发布如此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蔓延？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在抹黑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解决贫困、不公和不平等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才是把危地马拉人民推向共产主义的黑手。那位外交官只会回答说美国是民主国家，倡导言论自由，政府不会干涉媒体发布的消息。阿本斯事无巨细地向他解释土地改革不会把“水果摊”也就是联合果品公司手中的任何一块土地收归国有，对危地马拉本国的大庄园主也是一样。政府只收回那些无人耕种的闲置土地，而且如果收归国有的土地是有主的，政府还会根据他们的纳税情况估算土地价值，予以经济补偿。

总统表示，大使与其和军人时常见面、煽动他们发动颠覆政府的政变——即使听到这类细节，大使也显得无所忌惮——倒不如在这个国家多走走，亲眼看看五十万印第安人是怎样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为有产者。对，大使先生，有——产——者——他们会越来越富有，危地马拉也将会变成没有饥饿、没有剥削、没有贫穷的国家。这都得益于他的政府是以美国为模板的。普里弗伊大使不为所动，依然专注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他从没走出危地马拉城去看看这个国家。每次和总统会面，他只是不断重复同一个问题：

“为何您的政府要对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美国企业如此残酷，总统先生？”

“‘水果摊’来到危地马拉半个多世纪了，却没缴过一分钱的税，您认为这合理吗，大使先生？”阿本斯回答道，“没错，您没听错：没缴过一分钱，从来没有。这是事实，它贿赂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和乌维科，和他们签订协议，免除税款。可是现在它贿赂不了我。它必须纳税，就像所有在美国、在西方民主国家经营的企业都要纳税一样。在您的国家，公司难道不必缴税？事实是，这边的缴税金额只是在您国家的一半。”

总统知道说什么都是白费唇舌。事实上，他很清楚普里弗伊大使会继续设法煽动军队发动政变，颠覆他的政府。他曾经询问过部长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应该把他驱逐出这个国家，但是总理吉列莫·托里埃略反对说那样一来势必激怒美国，激化矛盾。美国甚至可能以此为借口，下令海军陆战队登陆危地马拉。这种入侵威胁一直是他们担心的核心问题之一。阿本斯很清楚，军方对此异常恐惧，他们很担心美国真的会武力入侵危地马拉。政府通过私下调查了解到，如果美国真的武力入侵危地马拉，那么至少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危地马拉政府军会叛变投敌。这也是总统本人最大的担忧。直到目前为止，他尚能压制住那些军人伙伴，但他很清楚，一旦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危地马拉本土，军队内部势必会出现投敌大潮。在这段紧张时期，他的身体起了反应，经常渴望喝上一口威士忌或朗姆酒，但他从不曾在利诱面前低头。

阿本斯指出普里弗伊是危地马拉头号反共人士时看到对方嘲讽地笑了笑。阿本斯还说自己的国家里一个苏联人都没有，又怎么可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如此，他的国家既没有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双方也没有经贸上的往来，危地马拉宪法还禁止组建国际性政党。大使只听着，从不作回应。总统保证说，虽然危地马拉劳动党被认为是共产党，可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型政党。此时大使的脸上往往会露出一抹疑虑的神情。有时，普里弗伊大使反驳说危地马拉劳动党虽然只有四位议员，却掌控着所有的工会组织，这件事千真万确，这就给危地马拉的农场主和企业家带来了极大恐惧，迫使他们不得不逃往国外。“真是对牛弹琴，”阿本斯想道，“美国派了个蠢蛋来。”

然而约翰·埃米尔·普里弗伊并非蠢蛋。毫无疑问，他是狂热分子，是种族主义者，也是极端的麦卡锡主义者，接受不同看法的速度很迟缓。对于这一点，阿本斯的夫人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自从见过这位大使之后就不断地向别人这样形容他。不过他确实很有效率，会闷头直冲，扫清达成目标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甚至胆敢设法收买军队司令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绰号“小阿本斯”）。在上校前往加拉加斯的旅途中，一名美国中情局特工来找他，提出可以给他二十万美元的酬劳，换取他“与美国合作”。迪亚斯上校不为所动，从委内瑞拉回国后，将此事报告给了阿本斯总统。上校承认那次经历着实让他“胆战心惊”，还以为找上门的那人是自己老婆派去的，因为上校是和情人一起去加拉加斯旅行的。

普里弗伊大使制定的策略与其当年在希腊实施的方针很像：说服军队高官，让他们相信阿本斯的政策不仅会损害国家利益，而且会伤害军队，因为共产主义分子首先要荡平的就是军队，然后用自己的民兵来替代职业军人，苏联及其在二战后扶持的那些国家都是这样做的。美国大使干这些勾当时丝毫不加掩饰，因此阿本斯总统及其政府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总统认为这是“激将法”，是想诱使他把普里弗伊驱逐出危地马拉，这样美国就有借口发动军事入侵了。普里弗伊不断邀请上校和军队指挥官到美国大使馆去，从军队司令迪亚斯上校开始，然后是其他上校，例如埃尔菲戈·H.蒙松上校、治安部门长官罗赫里奥·克鲁斯·威尔上校、法警队长海梅·罗森博格将军等。大使有时也会在军人俱乐部或某人的私宅里和他们见面，提供见面地点的主要是那些反对各类改革尤其是反对《900号法案》和土地改革的企业家及庄园主，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这辈子从不纳税。大使提醒这些军人，说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下去，美国很快就会别无他法，只能选择武力干预。难道他们想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作战？此外，他还提醒这些军人，自一九五一年以来，也就是自被阿本斯称为“社会团体”的共产主义组织首次在这个国家出现以来，美国就被迫限制危地马拉从西方国家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了，许多欧洲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封锁措施，这极大地损害了危地马拉军队。他们对此难道不是都心知肚明？难道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让他们采取行动颠覆现政府？

然而大使发现，当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于六月十八日越过边境线的时候，那些定期和他会面的军队高官大多对此叛变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这种“背叛行为”是“难以容忍的”。那个不起眼的军人、那个卑微的好事之徒竟敢集结一支绝大多数是外国雇佣兵的队伍来攻击自己的祖国。官员们的这种反应迫使普里弗伊改变了策略。他紧急联系美国国会和中情局，希望美国不要把它对军事政变的支持表现得过于明显，同时建议美国政府支持他早前提出的“制度政变”策略。

另一方面，普里弗伊大使通过努力，在危地马拉政府内部成功安插了间谍。“那些人的要价比希腊人低多了。”这是他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写下的文字。不是所有人都像迪亚斯上校那么多疑。普里弗伊大使每天都会向华盛顿通报他所搜集到的情报，十分轻视卡斯蒂略·阿马斯在流亡时期的所作所为，坚持认为让政府军背叛阿本斯将比自由军的军事行动更快地颠覆危地马拉现政府。他总结道，政府军的内部叛乱要比自由军的入侵行动更有效率。入侵行动不会立刻收效，拖延得越久，政府军那些人发动叛乱的决心就越动摇。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和十九日，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普里弗伊习惯称之为“团伙”）越过边境线后，他的看法得以证实。如果没有空军支援，自由军的行动将一败涂地，是空军使得在瓜兰和巴里奥斯港作战的自由军免遭被全歼的命运，还奇迹般地拯救了那支试图攻占萨卡帕的队伍。阿本斯政府的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可能只拥有五架比奇AT-11型战斗机，其中一架在入侵行动爆发首日就投敌了，飞行员把它开去了洪都拉斯，加入了叛军。阿本斯不敢让余下的四架战斗机参战，因为害怕其他飞行员也投敌。布罗德福斯特上校指挥的自由军空军因此可以横行无忌。

美国飞行员大大利用了这种空中优势，尤其是在奇基穆拉，以杰瑞·弗雷德·德拉姆为首的叛军空军机队对政府军造成了极大破坏。杰瑞·弗雷德·德拉姆自杀式地闯入驻军军营，成功抛下了一枚炸弹，不仅造成了重大伤亡，还摧毁了军火库，迫使其余官兵在六月二十三日缴械投降。自由军占领了该地。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几路入侵者，那些人在最初两日遭受重创，差点儿就要退回洪都拉斯境内了。自由电台把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对埃斯基普拉斯和奇基穆拉的占领形容为阿本斯政府“终结的序幕”。

此时，普里弗伊大使致函美国国务院和自由军战略指挥部（由美国中情局官员罗伯特森和威斯纳指挥）要求轰炸危地马拉城。只有让城内军民人心惶惶，军队才会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多位政府高官曾详细地给大使解释了这一策略，其中包括蒙松上校和军队司令迪亚斯上校：“必须造成平民伤亡，要在民众当中散播恐怖情绪。这是能够使得我们借机插手颠覆阿本斯的唯一手段。”埃尔菲戈·H.蒙松上校在何塞·路易斯·克鲁斯·萨拉萨尔上校和毛里西奥·杜博斯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大使馆，他们明白无误地指出自由军应该轰炸的地点是马塔莫罗斯军营，它位于危地马拉首都的中心。

六月二十五日傍晚，轰炸开始了。自由军空军当时更加壮大了，由威廉姆斯和德拉姆驾驶的两架雷电战斗机飞往首都前先在奇基穆拉和萨卡帕上空盘旋，炸毁了一列运载支援前线的官兵的火车，又摧毁了一座桥梁。幸存官兵选择继续步行前进，这让他们更加步履艰难。

两架战斗机在凌晨两点二十分飞抵首都。率先在马塔莫罗斯军营上空盘旋的是威廉姆斯驾驶的战斗机，它携带的二百七十五磅炸弹被卡住了，没能发射成功。跟在后边的德拉姆则成功地用五百五十五磅炸弹击中了军火库，直接把它炸成了一片废墟。这次轰炸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爆炸，造成军营内外无数军民伤亡。两架战斗机还收到命令，对幸存者进行了低空扫射。撤退前，威廉姆斯又在城里投下了两枚较小的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了军校的荣誉广场。这次，以军队司令迪亚斯上校和埃尔菲戈·H.蒙松上校为首的政府军高官终于满意了：平民死伤无数，成千上万的家庭出于恐惧已经开始逃离这座陷入火海的城市，他们背着大包小包，有的抱着摇篮，还有的带着爱犬，大家都很怕自由军会进行新一轮轰炸。

马塔莫罗斯军营遭遇袭击二十四小时后，整座城市依然弥漫着袭击造成的恐慌，死者和伤者依然躺在路边，还有大批居民正试图逃往乡间。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阿本斯总统收到了军队司令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以军方的名义”发来的请求信，信中称，“由于昨天发生的那起重大事件即敌方战斗机对马塔莫罗斯军营及周边地区的轰炸”，他请求与总统及军队其他要员召开紧急会议。迪亚斯、蒙松和军方的其他官员都是阿本斯在军校的同学，也是他的私交好友。在迪亚斯荣升军队司令的进程中，阿本斯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收到那封请求信，阿本斯就知道迪亚斯上校已经不再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人了，也不再是自年轻时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好友和伙伴了。直到两天前为止，他还一直在向自己汇报普里弗伊与军队高官见面、试图说服他们发动政变的情况。政变真的要爆发了？他也被敌人收买了？在回信中，他约迪亚斯和其他军方要员于当日下午在总统办公室见面。

回信后，他招来了三位密友，也是他的谋士：卡洛斯·曼努埃尔·佩耶赛尔、农民和工人工会总秘书长维克托·曼努埃尔·古铁雷斯和危地马拉劳动党（共产党）党魁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他们都曾在制定土地改革法和推动国会通过该法案的过程中与阿本斯通力合作。此外，这最后一位密友在一九五四年年中还曾肩负赴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购置军火的任务，当时美军将会入侵的威胁令军方十分紧张，于是阿本斯决意早作准备。福图尼顺利完成了任务，阿本斯也成功地通过瑞典的阿尔芬姆号货船把军火运抵巴里奥斯港而没有引起美方察觉。苏联对危地马拉发生的事情压根没有半点儿兴趣，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阿本斯无数次这样想过，他的政府只能吃哑巴亏，以很高的价格购入那批武器，半点儿折扣都要不到。美国媒体后来把那次购置军火事件描述成了一桩丑闻。实际上，军方永远不会同意用那批军火来武装民兵力量，况且所谓的民兵压根就不存在。

阿本斯没有向他们提及迪亚斯的请求，只是询问他们招募和训练士兵的情况如何。三人带来的数据十分糟糕，尤其是福图尼那边的数据：进展缓慢；不是所有的农民工会都愿意让其成员应征入伍；其他的工会尽管愿意合作，可是内部有不少反对意见。那些人刚刚分得小块田地，现在只想好好种地，不愿卷入战争，更不愿当兵。福图尼在当年大选之前就是哈科沃和玛利亚·阿本斯的好友了，他对总统坦陈，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负责训练新兵的老兵消极怠工，他们害怕那支“民兵”，以为那些新兵将来会成为军队的威胁；又或许他们收到了上层的命令，才不好好训练新兵。在首都奥林匹克城的体育场里，来到募兵点报名的只有几十个人，他们原以为会有成千上万人前来。负责管理新兵的官员还无故缺席，根本就没出现在训练地点，还百般推辞，不把武器交给新兵。事情已经很明白：危地马拉军方不希望吸收新兵来保卫革命成果。普里弗伊大使说服了他们，让那些之前尚在迟疑的官员相信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民兵”就会取代政府军。打仗、参战，这些都是军队的事，不是工会和农民该做的。由于持类似观点，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后来被危地马拉劳动党（他担任该党总书记）中央委员会指责“个人行为与所担任职务不相称”，还说他发表了“错误且糟糕的政治言论”。后来他受到了“纪律处分”，被踢出了该党的领导层。

阿本斯没有告知这三人他下午要和军方高层见面，但是从他们那里收到的情报让他感到很悲观。他早就怀疑他们所说的情况了：军队不愿意训练新兵。负责管理新兵的官员很可能收到了更上层的指示而找理由拖延，也有可能是他们个人想消极怠工。尽管这些人都曾支持土地改革，但他们毫无疑问更看重个人得失。总统一直都很清楚，军方不愿意和美国作战。尽管他们十分轻视卡斯蒂略·阿马斯，但如果要跟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就是另一回事了。谁又能说他们的顾虑是错的呢？

从晚上八点开始，总统办公室就被大约二十位军方首脑挤满了，其中有一些是管理首都驻军的。所有人都身穿军服，胸前挂满勋章。总统立刻让军队司令发言。

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刚开始演讲时还有些紧张，比较克制，在演讲的全过程都使用了充满敬意的“总统先生”这一称呼。尽管如此，哈科沃·阿本斯也猜到了他接下来会说些什么。他会捍卫“十月革命”、改革措施和土地改革法，会赞扬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措施。就是这样。当然了，迪亚斯坚持说道，当然了，总统先生，军队理解并支持这些改革，危地马拉军方自然也不会容忍卡斯蒂略·阿马斯这样的叛徒发起叛乱，而且这场叛乱背后还有外国势力支持，美国已经公开表达对我国政策的不理解和敌视态度。从洪都拉斯入侵的叛军在瓜兰和巴里奥斯港都受到了重挫，我们必须打败他们。这一点毫无疑问。对此，危地马拉军队中的八千名官兵十分坚定。但是危地马拉军队是无力和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对抗的；另一方面，美国对“总统先生”的敌意（“是对危地马拉的敌意。”阿本斯纠正他），对，对危地马拉的敌意，迪亚斯修正了说法，对我国军方造成了损害：封锁，限制购买武器、弹药和储备品。多年前，美国就说服了其他西方国家站队效仿，使得我国军力大伤，从这几天我军和卡斯蒂略·阿马斯领导的叛国者及叛军的交战情况就看得出来，很明显，在武器供应方面，东方国家是无法替代美国的。几个月前，我方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武器的行为最终成了国际丑闻，这就是一个例证，这几乎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我国的口实。而且那批武器中的很多品种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弹药和后期维护跟不上。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所有人一动不动，大气也不敢喘。“要发难了。”阿本斯想道。的确如此，迪亚斯开始发难了。

“因此，总统先生，出于保护革命成果、尽快击溃卡斯蒂略·阿马斯叛军的需要，军方高层请求您做出爱国且慷慨的举动：辞去总统一职。军方将接管这个国家。我们承诺一定会拯救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我们也承诺会把卡斯蒂略及其同党彻底打败。”

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闭了嘴，现场又陷入了漫长的沉默。最后，阿本斯总统问道：

“在场的所有官员都同意军队司令的建议？”

“这是我们共同的建议，总统先生，”迪亚斯上校答道，“首先是作战部队的决定，然后得到了各分军区和驻首都部队的支持。”

又是一阵沉默。这次，哈科沃·阿本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坚定地说道：

“尽管我是通过干干净净的选举被绝大多数危地马拉人投票选出来的总统，但我不会贪恋权力。人民支持我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改变数百年来折磨我国农民的不公状况。如果我的辞职能够挽救这些改革，我又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呢？尤其是，如果这样做还有助于军队击溃、惩罚叛徒卡斯蒂略·阿马斯，那么我更是义不容辞。”

“我们以军人的名誉担保，总统先生。”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行着军礼说道。

“请军队司令留一下，”总统说道，“其他官员可以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了。迪亚斯上校将转达我的决定。”

官员们陆续离开了。所有人离开前都向总统行了军礼。

办公室里只剩下了他们俩，这时阿本斯向脸色苍白的迪亚斯提了个问题：

“你认为我的辞职可以安抚美国？”

“美国会怎么样，我不清楚，”迪亚斯上校答道，“但是军队会稳定下来，哈科沃，军人们眼看就要暴动了。我向你发誓。我能暂时阻止他们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普里弗伊大使对我保证，说只要你主动辞职，美国就会尊重我们的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华盛顿只是不希望由共产主义分子掌权罢了。”

“他们有没有要求你把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枪决？”

“暂时只是把他们关进监狱，并立刻撤销公职。他们有一份很齐全的名单。”

“卡斯蒂略·阿马斯会怎样？”

“那算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迪亚斯上校说道，“但是在这方面我很坚定，连一毫米都不会退让。不能和叛徒妥协。普里弗伊大使向我保证过，只要军方掌权，把共产主义分子都抓进监狱，宣布危地马拉劳动党为非法政党，美国就会放弃卡斯蒂略·阿马斯。我已经对大使说过无数次了，那个叛徒必须被消灭。我们必须以叛国、叛军的罪名让他接受审判。”

“很好，卡洛斯，”总统说道，“我相信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希望你至少能保全我们在社会经济方面所做的改革，并阻止那个混蛋当上总统。”

“我发誓，哈科沃。”军队司令又行了个军礼说道。

阿本斯看着军队司令走出办公室，还顺手关上了门。他浑身战抖起来，只得闭上眼睛，做着深呼吸，借此平静下来。他即将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如果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上校和军队遵守承诺，不和叛徒及叛军妥协，他的决定就是正确的。但是他并不能确定军队一定会听从迪亚斯的命令。如果所有的官员都是忠诚的，那么即便敌军拥有空军优势，即便能对政府军造成重大杀伤，叛乱也肯定能被镇压下去。他最近收到的消息显示，叛军对香蕉工人进行了可怕的屠杀。尽管他相信卡洛斯·恩里克的承诺，也依然担心在自己辞去总统职务之后，那些官员又会背叛卡洛斯·恩里克，进而夺走权力。

他给福图尼打电话，告诉他自己要辞职的决定。福图尼既迷惘又担心，他试图说服阿本斯，但是总统提高声量表示自己已经作出了最终决定，因为这是挽救改革成果、阻止卡斯蒂略·阿马斯获得权力的唯一方法，福图尼便不再多言了。另一方面，这也是唯一可以阻止美国入侵的办法，毕竟要是打起仗来，他们的军人能以一敌十。挂断电话前，总统对福图尼说，和其他演讲不同，辞职演讲稿要由他亲自来写。他还提醒福图尼，在他辞职后，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共产党人都会像女巫被猎杀一样被追捕，所以福图尼最好早作打算。总统随即挂断了电话。

他下令国家电台在两小时后对全国直播他的讲话。然后他给墨西哥大使普里莫·比利亚·米歇尔打去电话，两人最近往来甚密。总统对大使说，当天晚上做完辞职演讲，如果墨西哥政府同意，他和家人将立刻到大使馆去寻求庇护。大使保证说墨西哥方面不会有问题，但他还是表示会在演讲前一小时回复阿本斯确定的消息。总统接着给妻子打了电话，只对她说了七个字：“收拾行李，玛利亚。”短暂的沉默过后，玛利亚·克里斯蒂娜·维拉诺瓦回答道：“都收拾好了，亲爱的，什么时候出发？”“今天晚上。”他答道。

总统请助手们不要来打扰他。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往手提箱内塞着需要带走的物品，然后毁掉那些带不走的文件。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三年多滴酒不沾了，于是倒了半杯威士忌。他闭上眼睛，一口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