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人物

说故事的老人

听故事的女记者

威廉·克肖（疑似受害人）

他的妻子弗朗西斯·梅瑟斯特（疑似凶手）

卡尔·穆勒（克肖的朋友）

1

角落里的老人把杯子推到一边，靠在桌子上。

“谜案！”他评价道，“如果调查时都用用脑筋的话，任何案子都无‘谜’可言。”

我大吃一惊，透过报纸的上沿瞟着他。对让我这么入迷的观点，我曾经说出过我的想法吗？很难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坐在那里的老人所说的话正是我所想的。

无论如何，他的样子足够让我好奇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苍白、消瘦，还顶着一头很滑稽的浅色头发，整整齐齐地从一边梳到另一边，盖着他很明显的秃顶。我朝他善意地笑了笑。他看上去很神经质，坐立不安，并总摆弄着一根绳子。他那修长、纤细并一直发抖的手指不停地给绳子打结，各种精巧又复杂的结，然后又解开。

“不过，”我不动声色地说，“这份权威报纸里的报道会告诉你，就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六件案子让警察局束手无策，作案的那些人至今还逍遥法外。”

“对不起，”他心平气和地说，“我可从来不敢说，对于警察来说也没有谜案可言。我只是说，如果有人用脑子去调查的话，什么都不是谜案。”

“所以，芬丘奇街谜案也不算什么喽。”我讽刺他说。

“芬丘奇街谜案是最不值一提的。”他平静地回答道。

我敢说，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这个被称作芬丘奇街谜案的离奇案件已经把喜欢推理的男男女女搞得个个思维混乱。所以，这个角落里的羞涩老人的态度实在让人着恼。我反唇相讥，想打击一下这个家伙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

“这样的话，如果你不去给那些找错了门路的警察们提点宝贵的建议，那真是可惜了。”

“真的吗？”他还能风趣地答话呢，“不过，你要明白一点，我很怀疑警察会不会接受这些建议。而且，如果让我去做一个侦探，我的个人倾向总会和我的责任相冲突。我的情感往往会站在罪犯那一边，因为他们如此机智精明，足以牵着整个警察局的鼻子走。

“我不知道对于这件案子你记得多少，”他继续不动声色地讲，“起初，这个案子也让我很困惑。去年的十二月十二号，一个衣着窘困，但看上去曾经富足过的女人去苏格兰场报案，说她的丈夫威廉·克肖失踪了。她丈夫这个人没有工作，似乎也居无定所。当时一个朋友陪着她，是个满面油光的德国胖子。警察听了他们的描述，立刻就采取了行动。

“那是在十二月十号，大概下午三点钟左右，那个德国人卡尔·穆勒去找他的朋友威廉·克肖，想去要回克肖欠他的一笔小债。大概也就是十英镑左右。克肖的住所在菲茨罗伊广场的夏洛特大街，很是破旧。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发现威廉·克肖兴奋得发狂，而他的妻子却在哭。穆勒把这次的来意说明后，克肖大手一挥。然后，用穆勒自己的话说，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克肖直截了当地要向他再借两镑，并宣称这钱马上就能帮他，以及这位雪中送炭的朋友带来财富。

“经过十五分钟的软磨硬泡之后，克肖发现他的这位德国朋友谨慎又固执，于是决定让他加入这个秘密计划，并断言这个计划能赚到成千上万英镑。”

我已经不自觉地放下了报纸。这个神经质的、有着清澈眼睛的和善陌生人，讲起故事来有种特殊的吸引力，让我不知不觉就入迷了。

“我不知道，”他接着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德国人对警察的证词，还有那个妻子，说不定已经是寡妇了，她提供了更多的细节。简单地说，三十几年前，克肖还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一个伦敦什么医院的学生。他有个名叫贝克的好友。当时他们俩和另外一个人住在一起。

“后来有天晚上，那个和他们合住的家伙带回去一笔巨款，说是在赌马场上赢回来的。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在他的床上被谋杀了。幸运的是，克肖有不在场的确凿证明：他那天晚上在医院里值班。但贝克却失踪了。对于警察来说，贝克失踪了；可是对于善于观察的克肖来说，却不是这一回事，至少他说他不这么想。贝克聪明地设法逃到海外，经过辗转周折，最后在东西伯利亚的海参崴定居。他化名为梅瑟斯特，通过从事皮草生意积累了很可观的财富。

“现在请注意，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梅瑟斯特，知道他是个西伯利亚的百万富翁。在克肖的故事里，他以前叫贝克，并被指认三十年前曾是个杀人凶手，但却未经证实，对不对？我现在跟你说的只不过是，十二月十号那个重要的下午，克肖对他的老婆以及他的德国朋友所说的故事。

“根据克肖所说的，梅瑟斯特在他聪慧狡黠的生涯里，也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曾经给老朋友威廉·克肖写过四次信。其中有两封信跟案子无关，那都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而且，克肖说，他很久之前就丢了这两封信。据他讲，在第一封信里梅瑟斯特（那时还叫贝克）写道，他花光了所有那次偷来的钱，现在在纽约一贫如洗。

“那时的克肖经济状况看来还不错，看在旧交情的面上给他寄了十英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克肖渐渐走下坡步，已经化名为梅瑟斯特的贝克给老朋友寄了五十英镑。在这之后，就跟穆勒推测的一样，克肖变着花样地向梅瑟斯特要钱，并且还加以要挟。其实，这位百万富翁住得那么遥远，这些要挟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过现在，故事的高潮到了。经过反复思量，克肖最终决定把最后两封梅瑟斯特的来信给穆勒看。不知你还记不记得，这两封信对这件离奇的谜案来说非同小可。我这里有这两封信的复本。”说着，角落里的老人从破损不堪的皮夹里摸出一张纸，小心翼翼地打开它，读了起来：

“第二封信是从南安普顿寄来的，”他一如既往地从容，“奇怪的是，这是梅瑟斯特的来信里，唯一一封还保存着信封和日期的。那封信很简短。”他说着又再一次读起那张纸条：

“就是这最后一封信引起了威廉·克肖的狂喜和他妻子的眼泪。用那位德国朋友的话来形容，他在屋子里就像只困兽一样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手舞足蹈、胡言乱语。然而克肖夫人却忧心忡忡。她不相信这个国外的家伙。何况她丈夫说，这个家伙还曾经昧着良心杀过人。她害怕这个家伙为了永绝后患，会再次铤而走险。女人嘛，她还觉得这个所谓的机会很不光彩，因为她知道在法律上，敲诈勒索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这可能是个阴险的骗局，最起码有些古怪，不然为什么梅瑟斯特不在次日与克肖在宾馆会面，她争辩说。一千个疑惑让她焦虑不安。但德国胖子还是被克肖说动了，数不清的金子仿佛就在他眼前半遮半掩地勾引着他。他借给克肖两英镑，让他简单打扮一下自己，好去见那个百万富翁朋友。半个小时之后，克肖离开了家，这是那个可怜女人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丈夫，也是德国朋友的最后一次。

“他妻子焦躁不安地等了一个晚上，但他并没有回来。第二天，她在芬丘奇街附近徒劳又漫无头绪地找寻。十二号，她去苏格兰场报了案，详述了她所知道的细节，还把两封梅瑟斯特写的信交给了警察。”

2

角落里的老人喝完了他的牛奶。他那清澈的蓝眼睛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一眼就看穿了我溢于言表的期盼和激动。

“那是在三十一号，”停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两个船夫在一个废弃的船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已经腐烂得无法辨认。这条船停在一排黑暗的阶梯下面，这些阶梯从一个仓库一直通向伦敦东部的河里。我有这个地方的照片。”他说着从他的口袋里翻出一张照片拿给我看。

“你看，我拍照片的时候，那条船已经被挪走了。不过你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绝佳的杀人地点，让凶手能从容自在地割开别人的咽喉，丝毫不用担心被发觉。我已经说过，那具尸体已经腐烂得无法辨认，很可能已经在那里放了十一天之久。报纸上众说纷纭，有的说克肖夫人根据的是她丈夫的银戒指，也有的说是根据领带夹辨认出来的。

“她当然激烈地指认凶手就是那个梅瑟斯特，警方对此也并无异议。就在发现尸体的两天后，这个西伯利亚的百万富翁（他已经常常被报刊这么叫了）就在塞西尔酒店的豪华套间里被逮捕了。

“坦白地说，我对这一点非常费解。克肖夫人说的故事和梅瑟斯特的信件后来都被登在报纸上。请你理解，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完全是兴趣使然，才想把原因找出来。即便警察已经断定这就是梅瑟斯特干的，我的兴趣只在于找出作案动机。合情合理的说法是，他想摆脱威胁和敲诈。呵呵，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不堪一击？”

我必须得承认，我连想都没这么想过。

“毫无疑问，一个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创下这么大财富的人，他能蠢到这个地步吗？会相信克肖这种人也能威胁到他？他肯定知道克肖手中没有半点对他不利的证据，不至于把他送上绞刑架。你见过梅瑟斯特吗？”他问道，又伸出手在他的皮夹里摸索。

我说我在一个刊登图片的报纸上看到过梅瑟斯特的照片。他把照片递到我面前，又问：

“这张脸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嗯，是照片上又诧异又惊讶的表情，大概是因为眉毛都没了。那个外国发型也很好笑。”

“都贴着头皮了，像是被剃刀剃过。完全正确！我那天早晨挤进法庭，第一眼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位百万富翁，正是这一点让我记忆犹新。他很高，看上去像个大兵，站得笔直。他的脸是古铜色的，也没有胡子。他的头发剃得平平的，紧贴着头皮，像个法国人。当然，最醒目的还要算他光秃秃的眉毛，甚至连睫毛都没有。这让他的脸看上去很特别，就像你说的，总是一副吃惊的样子。

“不过，他看上去很镇定，坐在被告席的椅子上，很有百万富翁的派头。在向原告证人取证的空当儿，他还兴致勃勃地跟他的律师亚瑟·英格尔伍德交谈。在这些证人接受询问的时候，他用手托着头，很安静地坐着。

“穆勒和克肖夫人重述了他们和警察说过的那些情况。我记得你说过你的兴趣不大，那天没去法庭听这个案子。你是不是对克肖夫人没有什么印象？没有？呵呵，我拍过她一张照片。这就是她。她就站在证人席上，很郑重其事地穿了一身精致的黑纱，带着一顶原本应该镶着粉玫瑰的帽子，一些玫瑰花瓣还零零星星地粘在黑纱上，在一片深黑色里若隐若现。

“她不愿意正眼看凶手，所以把头扭到法官这边。我猜测，她一定很爱她那个无赖丈夫吧。证据如下：她的手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结婚戒指，还把自己全身裹进黑色。她坚信那个在被告席上的人就是杀死克肖的凶手，并在他的面前悲悲切切的，好不凄惨。

“我为她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难过。同样的，对穆勒也是，他只不过是胖了一点，油光可鉴了一点，爱吹牛了一点。他把出庭作证当成一件天大的事，用套着好几只铜戒指的胖手抓着两封涉案的信件——这都是经他辨认过真伪的。这些信件可都曾经被他看做是通往显赫（不如说是声名狼藉）之地的通行证啊。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让他很失望，律师先生说没有任何问题要问他。可惜了穆勒那一肚子完美无瑕的说辞，他本准备了全套无与伦比的控诉，说那个混蛋百万富翁是如何如何布下圈套加害他的朋友克肖；又是如何如何把他杀死在东部一个鬼都找不到的地方。

“然而，此后的事就很戏剧化了。穆勒从证人席上下来，和已经完全崩溃的克肖夫人一起离开了法庭。

“编号为D21的警察开始叙述当时逮捕的情况。他说，当时犯人似乎完全搞不懂为什么要逮捕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听了一遍来龙去脉，他意识到抵抗也是徒劳无用的，就乖乖跟着警察走了。豪华辉煌、熙熙攘攘的塞西尔酒店里，甚至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

“然后观众席上发出了如愿以偿的唏嘘声。这时‘好戏’才刚刚开始上演。芬丘奇街火车站的服务生詹姆斯·巴克兰德先是发誓他说的都是真的云云。这倒没什么。他说十二月十号下午六点钟，那天的雾可是记忆中罕见的大雾，五点零五分从蒂尔伯里来的火车整整晚点了一个小时。他那时在进站的站台上，有一个头等厢的乘客向他致意。他几乎看不到那个人的脸，因为他整个人都裹在一件黑色的皮毛大衣里，又戴了一顶皮毛的旅行帽。”

“那个人有不少行李，行李上都有‘F·S’的标志。他让詹姆斯·巴克兰德把这些行李都搬到一辆四轮马车上，只有一个小提包他自己拿着。看到他的东西都安置妥当了，这个穿皮毛大衣的陌生人付了服务生小费，告诉他就在这里等他回来。然后，他往休息室的方向走去，还拿着那个小提包。

“‘我在那儿等了一会儿，’詹姆斯·巴克兰德说，‘跟司机谈论了一下大雾天气，后来看见南部列车进站的信号，就去干我的事了。’法庭强烈要求他确认那个穿皮毛大衣的陌生人放好行李、走进等候厅的时间。服务生很肯定地说，‘绝对不可能迟于六点。’

“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还是没有问题要问，下一个出庭的证人是那个马车车夫。

“他确认了詹姆斯·巴克兰德说得没错，那个穿皮毛大衣的绅士的确是那个时间找的他。行李把他的马车塞得满满当当的，然后这位绅士告诉他就在那里等着。车夫的确等了他，在漫天大雾里等到不耐烦，甚至正经想过要把这些行李寄存在失物招领处，出去再拉一趟活儿。最后，直到八点四十五，那个裹着皮毛大衣和帽子的绅士急匆匆地走来，又急匆匆地上了车，告诉他马上把他拉到塞西尔酒店去。这个车夫声称，发生此事的时间就是八点四十五。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还是没发表任何看法。而弗朗西斯·梅瑟斯特呢，竟在拥挤又憋闷的法庭里镇定地打起了瞌睡。

“下一个证人是警察托马斯·特洛伊，他在十二月十号那天下午看到一个衣着不讲究，头发和胡须都蓬松凌乱的人在车站和等候厅里晃来晃去。他仿佛一直在张望着从蒂尔伯里以及伦敦南部来的抵达站台的列车。

“机灵的警察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干的证人，他们都在十二月十号星期三下午六点十五左右看到了这个衣着不讲究的人在头等候车厅里闲逛，然后等那个身着皮草大衣和帽子的绅士一进等候厅，他便迎了上去。他们两个人交谈了一会儿，没有人听见他们说了什么，然后他们就一起走了，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

“弗朗西斯·梅瑟斯特从迷迷糊糊中惊醒，和他的律师小声嘀咕了些什么。只见律师一边点头，一边微笑以示鼓励。塞西尔酒店的工作人员出面证实梅瑟斯特先生大约于十二月十号星期三晚九点三十分左右到达酒店，他当时乘坐一辆马车，并且带了许多行李。这个案子的起诉到此为止。

“所有的人仿佛都已经看到了梅瑟斯特被吊上绞刑架。这些自以为是的观众带着那么一点无所谓的好奇心来等着听听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有什么要说的。他，那当然是当今法律界最时髦的人物。他那懒洋洋的态度，漫不经心的语调，着实风靡一时，惹得许多富家公子哥儿竞相模仿。

“不管就事实而言还是在人们的想象之中，这位西伯利亚富翁的脖子，都差不多已经悬在绞刑架上了。甚至就在这危急关头，亚瑟先生还是舒展了一下他修长的双臂，又慵懒地靠在桌子上。不出所料，这个动作引起了观众们一阵窃笑。他就在等着这个效果——亚瑟先生天生就是个演员——毫无疑问，他达到了他的目的。然后他用他散漫的语调，极为平和缓慢地说：

‘所谓遇害者威廉·克肖，据说是在十二月十号星期三下午六点十五到八点四十五遇害的。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现在要传召两位证人，这两个人都于十二月十六号星期二下午亲眼见到了这个威廉·克肖，他还活着。他要真的已经被杀的话，都死了六天了。’

“这几句话像炸弹一样在法庭里炸开了。甚至连法官大人都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旁边的那位女士好不容易克服了她的震惊，她得缓过神来，考虑考虑是不是要把晚宴给推掉。”

“对于我来说，”角落里的老人说道，他的表情混杂着神经质和洋洋得意。我从来没见过这两种神态还能够和平共处，“哈，跟你说，我早就知道这个案件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我一点儿也没像旁人那样大惊失色。

“你大概还记得，这个案件离奇的过程把警察们彻底搞糊涂了——可以说，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被搞得稀里糊涂。商业街一个酒店里的老板特里尼纳和一个服务生都信誓旦旦地说，十二月十号下午三点半左右，他们都看到一个衣着不怎么样的人懒洋洋地坐在咖啡屋里，要了一些茶。他看上去很激动，说了许多话。他告诉服务生他的名字叫威廉·克肖，很快全伦敦城的人就会都谈论起他，还说他的好运气就要来了，马上就要发一笔意外横财，翻身成富人了。诸如此类，没完没了的废话。

“他喝完茶以后又晃荡了出去。还没等他从街角处消失，服务生发现这个衣衫不整又喋喋不休的家伙丢了一把旧伞。根据这家颇具声誉的饭店的惯例，特里尼纳小心翼翼地把伞收好，等着说不定哪天这位顾客发现自己丢失了东西，上门来取。就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十六号星期二的下午一点钟，那个衣衫不整的家伙来要回了他的雨伞。他吃了一点午饭，又和服务生闲谈了一会儿。特里尼纳和服务生描述的威廉·克肖的长相，和克肖夫人对她丈夫的描述完全一致。

“奇怪的是，他似乎非常粗心大意，这回又把一个皮夹丢在了咖啡室，服务生在桌子底下发现了它。皮夹里有各种各样的信件和账单，都是给威廉·克肖的。这个皮夹被当场出示，重回法庭的卡尔·穆勒一眼就认出，这属于他亲爱的可怜朋友‘威廉’。

“这是第一件不利于原告的事实。你得承认，这事确实挺难应付的。原本的推测已然如同纸屋一样摇摇欲坠、不堪一击了。不过，梅瑟斯特和克肖曾经会过面这已经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了。那个雾天夜晚里的两个半小时还存在着，这一点还让人有稍许安慰。

角落里的老人停顿了好大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干着急。他神经质地玩着他的那根绳子，打着那些复杂、精细到极点的结，直到上面没有一寸空余的地方可供他发挥。

“我向你保证，”他终于开口了，“就在那一刻，整个谜案对于我来说，就跟暴露在日光下一样清楚明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法官会浪费他和我的时间，去问和梅瑟斯特的过去相关的一些事。他认为那是问题之所在吧。弗朗西斯·梅瑟斯特已经完全从他的睡意里清醒了，讲话带着奇怪的鼻音，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外国口音。他平静地否认了克肖对他过去的描述，申明他从来没叫过贝克，也绝对没在三十年前卷入什么谋杀案中。

“‘不过，你认识这个叫克肖的人，对不对？’法官固执地问道，‘毕竟你曾给他写过信。’

“‘对不起，尊敬的法官大人，’被告人平静地说，‘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叫克肖的人，我可以发誓我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

“‘从来没给他写过信？’法官提醒式地反驳他，‘这倒是个新鲜的辩词。要知道我现在手上就有两封你写给他的信。’

“‘我从来没写过这些信，尊敬的法官大人，’被告坚持说，‘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用他那漫不经心的语调说着，向法官递交了一个小盒，‘这里是我的委托人来这里之后写的一些信件，其中的一些还是在我眼皮底下写的。’

“就像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所说的，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在法官的要求下，嫌疑犯在一张便笺纸上写了几行字，又写了好几遍他的签名。书记员的惊讶跃然脸上，两种字迹完全没椠有丝毫相似之处。

“案子突然又扑朔迷离起来。那个在芬丘奇街火车站和威廉·克肖会面的人究竟是谁呢？嫌犯对他在英国上岸后的行程给出了十分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是搭乘特斯科·瑟罗号来的，’他说，‘这是我朋友的游艇。当我们到达泰晤士河河口的时候，正下着漫天大雾。一直到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通知可以安全上岸。我的俄国朋友不愿意上岸，因为他一直很害怕这个总是大雾弥漫的城市，所以当即就转道去了马德拉。

“‘我实际上是在十号，也就是星期二登陆的。立刻就搭乘火车去了市里。我的确有许多行李，也找了一辆马车，就像服务员和马车车夫跟您说的一样，我尊敬的法官大人。然后我很累，就去找了一个休息室，想去要杯酒喝。我到了等候厅，有一个衣着破旧的人过来跟我打招呼，跟我说了一个令人同情的故事。这个人我从来就不认识。他说他是一名老兵，曾经为他的国家鞠躬尽瘁，现在却被抛弃，要忍饥挨饿。他求我陪他去他的住所，去看看他的妻子和饥饿的孩子们，以验证他所说的悲惨的故事是真实可信的。

“‘是这样的，尊敬的法官大人，’嫌疑犯的语气带着一副高贵的坦诚，‘这是我重回故土的第一天。三十年后我衣锦还乡，这是我听到的头一个不幸的故事。但我是个商人，不愿意轻易相信他人。所以我跟着那个人，顶着大雾，走过了一条条街道。他一直走在我身边，一言不发。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

“‘突然，我转向他想问几个问题。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位先生已经溜走了。他可能是明白了，我不见到他挨饿的妻小是不会给他钱的。所以他放过了我，继续寻找更有善心的冤大头去了。

“‘我发现我在一个很萧条的地方，四周没有车马的影子。我折返回头，想试着找到回火车站的路，但却发现自己走过的地方越来越破败。我在大雾中绝望地迷路了。就这样，我在又黑又荒凉的街上晃来荡去，两个半小时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唯一让我惊讶的是，我那天晚上竟然找回了车站，事实上是遇到了一个警察，他跟我讲了怎么走。

“‘但克肖知道你所有的行踪，这一点你怎么解释？’法官还穷追不舍，‘而且他知道你到达英国的确切时间。这可在两封信里明明白白写着的。’

“‘我无法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法官大人，’嫌疑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已经向你证实了吗？我没有，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信。那个人——嗯——是不是叫克肖来着？——他不是我杀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国外，有没有任何人可能知道你的行程，以及你到达的确切时间？’

“‘我在海参崴的雇员们肯定知道，但他们都不可能写这些信，因为他们一个英文字都不认识。’

“‘所以你对于这些神秘的信件没有线索喽？也无法帮我们把这件奇怪的事搞清楚？’

“‘这件事对我来说也很蹊跷，就如同您和警方感受的一样。’

“当然，弗朗西斯·梅瑟斯特被无罪释放了，没有证据能让他受到审判。他的辩护中有两点无懈可击，把诉讼方打败得哑口无言：其一，他证明了他从来就没写过那封约定会面的信；其二，他又摆出了事实证明那个据说十号就被杀掉的家伙，一直到十六号还好好地活着。但究竟是哪个神秘人物把百万富翁梅瑟斯特的行程告诉了克肖呢？”

3

角落里的老人那滑稽的瘦脑袋歪向一边，看着我；然后他拿起他心爱的绳子，谨慎地把他打的结一一解开。当绳子恢复平展时，他把它放在桌子上。

“如果你愿意，我会带你一环接一环地梳理一下当时我推理的过程。这肯定会引领着你，就像曾经引领着我一样，挖出这个谜案中唯一可能的结论。

“首先，”他紧张地好动起来，再一次拿起他的绳子，每分析出一个环节就编出一系列的结，让航海教练也会自愧不如，“很显然，既然克肖通过两封信清楚地知晓梅瑟斯特的到达日，说他们两个毫不相识是不可能的。现在对我来说很清楚的是，除了梅瑟斯特以外，没有人能写这两封信。你可能要跟我争执，说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已经证明了信不是他写的。一点没错，记住，克肖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他弄丢了信封。对他来说，信封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从来就没什么能证明，这信不是梅瑟斯特写的。”

“但是——”我想说点儿什么。

“等一下，”他打断了我，就在这时第二个结出现在绳子上，“有人证实谋杀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威廉·克肖还活着，还去了特里尼纳酒店。这个地方的人已经认识他了，他还那么凑巧，把皮夹丢在酒店，这样别人就不会把他的身份搞错。但却没有人问过，弗朗西斯·梅瑟斯特先生，那个百万富翁，那个下午又碰巧在干什么呢？”

“当然，你的意思不会是——？”我急切地说。

“请再等一下，”他得意地说，“特里尼纳酒店的老板，他是怎么被带上法庭的？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或者说他的委托人，怎么会知道威廉·克肖曾在两个如此至关重要的时刻光临过这家酒店？而且还知道这家酒店的老板可以带来如此雪中送炭的证词，足以让百万富翁先生免除灭顶之灾？”

“的确，”我很想加入讨论，“通常的方法，警察——”

“直到在塞西尔酒店逮捕嫌犯之前，警方一直没有公开此事。他们并没有向通常一样在报纸上写，‘如果任何人知情……’诸如此类的话。如果酒店老板通过往常的渠道知晓克肖的失踪案，他会跟警方联络。但却是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把他传进来。亚瑟·英格尔伍德先生怎么会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当然，你的意思不会是——？”

“第四点，”他继续得意地说，“没有人向克肖夫人索要她丈夫的笔迹样本。为什么？因为，呵呵，警察就跟你想象得那么聪明，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们相信威廉·克肖已经被谋杀了；于是一直在寻找威廉·克肖。

“十二月三十一号，两个船夫找到了那具被认为是威廉·克肖的尸体。我给你看了发现尸体的那个地方的照片。凭良心讲，那里又黑又凄凉，是不是？那种地方，正是那些只会欺负弱小的胆小鬼作案的地方。他们会把不设防的陌生人骗去那里，先杀了他，再把他洗劫一空，包括值钱的东西、文件和身份证明，然后把他扔在那里任其腐烂。尸体在一个停在岸边多时的废船上，在这些台阶下面。尸体已经腐烂到不能再腐烂了，当然是不可能被辨认出来的。但警察却能做到——这尸体是威廉·克肖的。

“他们从来想都没想过，这是弗朗西斯·梅瑟斯特的尸体，而威廉·克肖恰恰是谋杀他的凶手。

“啊！这是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构想。克肖是一个天才。想一想啊，他的乔装打扮！克肖的胡子和头发都很蓬松凌乱。他却剃光了他的眉毛！在法庭上，连他的妻子也无法认出他来。而且别忘了，他在被告席里，她没有怎么看见他的脸。要知道克肖那个人，可是衣衫不整，成天无精打采，还佝偻着腰。

“梅瑟斯特，那个百万富翁，他似乎曾经效力于普鲁士军队。然后，关于他重返特里尼纳酒店，这可真是可爱啊。他拖了时间才去，因为他得买个和剃掉的那个一模一样的胡子和假发。把自己打扮回自己原来的样子！天衣无缝！那丢失的皮夹！他！他！他！克肖根本没有死！当然没有死，他在谋杀案发生六天之后在特里尼纳酒店被人看到，而此时百万富翁梅瑟斯特先生却长眠在公园之下，与公爵夫人的鬼魂做伴。吊死这个家伙！呸！”

他哆哆嗦嗦地找他的帽子，从桌子边站起来。有些激动地用他颤抖的手指毕恭毕敬地拿着帽子。我看他大步走向吧台，付了他那杯牛奶和小圆面包的两个便士，很快就从店里消失了。而我依然对着那些照片，迷茫着、困惑着；依然盯着那条长长的绳子，绳子被密密麻麻的结覆盖着，从这头到那头，像是在困惑，又像是在懊恼，仿佛角落里谜一般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