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经历了短暂的心情黯淡与惶然，在一日千里和一拥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人们又迅速亢奋了起来。似乎只有杜湘东还在漫长地憋闷着。

憋闷遥无止境，然而有时反思，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假如一定要说出不同在哪儿，大约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恰好杜湘东现在又不是个单身汉了，一切问题都必须要进行务实的考虑，因此他对于看守所管教这份儿职业的衡量，也从它能否能在价值上实现自己，转移到了它能否能在价钱上养活自己。但那些期望都落了空。所里的车间倒是一直在创收，经营状况却比以前差了许多。象棋子和冰棍棍儿的市场早被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瓜分殆尽，再想上新项目，又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经过所长的推荐，杜湘东本人一度也曾被列为提拔对象，但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总会有人想起他的“污点”。由于他的失误，俩犯人越狱，如今一个被枪毙了，另一个依然在逃。

杜湘东和刘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说不上幸福。过去想得没错，刘芬芳嫁给他，说到底是受到了那种八十年代情绪的蛊惑——嫁给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这烘托了她心里的浪漫。但几年过去，英雄永无翻身之日，浪漫成了一时糊涂，因此她的忧愁也像时代一样落地了，还原了。由于交通不便和家里事儿多，现在刘芬芳仍然城里乡下两头跑，平时住在宣武门内，到了周日才坐上公共汽车来找一趟杜湘东。周末夫妻，小别重逢，按说是应该如胶似漆的，但刘芬芳往往一进门就冷着脸，略喝一口水，就开始抱怨。抱怨的内容包括她妈脑子糊涂，她爸是个甩手掌柜，她弟弟都是惹祸精，以及领导挑刺儿同事使绊儿单位的待遇越来越差，总之是抱怨自己命苦；还抱怨谁家买了吸尘器，谁家都快买车了，而她奔波几十里路却连黄“面的”都舍不得打，总之是抱怨杜湘东无能；乃至于以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也成了她抱怨的素材，比如杜湘东为什么吃饭要就辣椒酱，杜湘东为什么洗衣裳总是懒得搓干净，杜湘东为什么当初没挑靠操场的宿舍的而是挑了靠农田的，所以晚上蚊子这么多——最后又都会形散神不散地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刘芬芳的抱怨无异于对生活的再发现，让她认识了另一个杜湘东，也让杜湘东认识了另一个刘芬芳。

有时听着抱怨，杜湘东就会怀疑：这还是那个爱看席慕蓉和三毛、正脸像红苹果侧脸像吉永小百合的刘芬芳吗？还是那个能说出“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样”的刘芬芳吗？她当然还是，或者说，现在的刘芬芳也许才是真实的刘芬芳，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杜湘东却又无法确定地感受到刘芬芳的真实。刘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就没有了和杜湘东过性生活的兴致，又或者刘芬芳虽然还愿意履行那点儿责任，但杜湘东却被她抱怨得心灰意冷，从社会性的无能进入了生物性的无能，只好放弃了和刘芬芳过性生活的机会。一个难得能挨上肉的老婆，其真实性当然大打折扣。

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几年都没怀上孩子。对于这个情况，身边的人都直接或隐晦地表示过关心。比如所长就提醒过他，系统内将来还是有可能再分一次房的，到时候有孩子的职工能够“加两分”；再比如老吴还怂恿他到医院挂个号，揣着本《大众电影》“到显微镜底下撸一管”。刘芬芳自然也把孩子问题列为抱怨的保留项目。但杜湘东却对此不甚上心，不仅不上心，有时还暗自感到几分庆幸。说来也是，以目前的条件，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养、在哪儿养呢？再者，没有孩子尚且如此，一旦因为孩子而疼过累过，天知道刘芬芳还会生发出多少绵延不绝的抱怨，那样的话，杜湘东的脑袋就别想清静了，心情也别想踏实了。他现在觉得脑袋清静和心情踏实也成了一种奢侈。

在如今，他能够获得清净与踏实的地方，只有姚斌彬家。

隔一阵子就去看看姚斌彬他妈，这个习惯居然坚持了下来。本来杜湘东以为，通报了死刑的结果，他就没必要也没脸再登门了，但把他拽回去的却是一些琐事：姚斌彬他妈还能从医院里拿出药吗？家属区统一不让生炉子了，谁给她把煤气罐扛上楼呢？邻居们忙活的越来越忙活，闲下来的越来越气儿不顺，还能找到人帮她买菜、换衣服和上厕所吗？这些琐事意义重大，假如得不到解决，姚斌彬他妈就有可能病死、饿死、臭死。

于是杜湘东就去。去了先干活儿，俩人再说会儿话。这时也不说姚斌彬了，更不说许文革，聊的都是身边的近况。厂里也开始推行“厂内待业”和“两不找”了，厂长和书记家的窗户都被工人砸了，砸了再装，再装再砸，到最后索性不装了，全家裹了大衣敞着睡。还有些脑袋活络的人，不知怎么就富了起来，从郊外搬到了城里的新房。《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口音没变吧？如今怎么广播里都是港台腔，哇哇哇，听取“哇”声一片。直说到太阳偏西，日光倾斜，姚斌彬他妈还在榫卯结构的木桌前静坐着，一条右腿无知无觉地抵着桌腿。她面色漠然，声音缓慢，眼神里却含着一丝不知从何而来的温柔。有时杜湘东觉得，这是一个孤立于时间之外的女人，屋外的那些事儿都与她无关，也就是个谈资罢了。然而时间到底还是给这女人留下了印记：她的头发大片地灰白了，远看像野火燎过的枯草；她的皱纹愈发深刻，从眼角蔓延到了额头；她的两腮凹陷，牙齿岌岌可危，随时有自行脱落的风险。但还有时，杜湘东会恍惚觉得对面坐的是姚斌彬。这对母子太相像了，从长相到性格都像，如果姚斌彬能活到老，大概也是这般模样。

几年来，时不时有通缉犯落网的新闻，有些听起来简直像是传奇。比如有个悍匪改名更姓又和一个女警察结了婚，最后是被老婆在床上铐起来的。再比如有个贼头儿到外国整了容，又偷渡回来想看一眼孩子，结果孩子也不认识他，大喊家里有小偷，就被街坊四邻逮了个正着。而在一次又一次“清网”之后，许文革仍然音信全无。对于逃犯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传奇。他是怎么躲过那些“雪亮的眼睛”的？他如果离开了北京，又辗转去过哪些地方？难道他已经死了吗？这些悬念的谜底露出一角，还是经由姚斌彬他妈。

时间是在越狱事件之后的第六年，也是一个春天。礼拜六的晚上，杜湘东回到宿舍，还没进屋就见灯亮着。打开门，刘芬芳已经坐在屋里。当时还没改成“双休日”，所以刘芬芳来找他，大都是在周日白天，再加上安顿她父母以及坐车倒车，赶到郊县往往是下午了。今天怎么提前了？杜湘东心里一紧，他想，刘芬芳该不会也被分流待岗了吧。食品公司的效益这两年同样不好，好多冷库都转包给了外企。然而再一细看，刘芬芳的情绪似乎还不错，不仅挂着笑模样，而且做好了饭。桌上摆了一只砂锅，砂锅里热腾腾地漂浮着猪下水——大概又是从单位里“顺”的。这也是她一直保持的好习惯，只不过以前不大好意思明目张胆，觉得与席慕蓉和三毛的意境不太吻合，而这两年就理直气壮了起来。

刘芬芳朝他一笑：“先吃，吃完有事儿跟你商量。”

杜湘东还含糊着：“要不先商量吧。”

刘芬芳说：“不吃就凉了。你急什么，反正不是坏事。”

说完抄起勺子，给他盛下水。俩人就吃，吃时刘芬芳也没开展抱怨，笑吟吟地继续卖关子。等吃完，都有些肉醉，进而又有了肉欲，于是早早上床，先过了一回性生活。过时刘芬芳侧着脸，用仍然还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那个角度朝向杜湘东，所以杜湘东就很激动，他觉得刘芬芳终究还是恋着他的。

并排躺了会儿，杜湘东才问：“到底商量什么？”

刘芬芳就说：“我二姐从南方回来了。她们那个德国公司在北京设了办事处，让她来当人事的头儿。在外面漂了些年，她好歹还算有点儿人心，想补偿家里，尤其是想补偿我，所以就问到了你。她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可以干个物流部的小组长，工作也简单，带着人到码头点货收货，再把东西送到北京的二级代理商就行。她还说你有学历，人也踏实，他们公司又在扩大规模，过不了几年保证升职。”

杜湘东又含糊了：“你说是让我辞职？”

刘芬芳说：“我已经替你——替咱们算计过了，你在看守所待着，什么时候是头儿啊？再熬几年就真熬老了，老了再后悔就晚了。还不如趁早过去，工资翻番儿不说，他们还给租城里的公寓。当初没解决的问题，这不就全不是问题了吗？”

杜湘东更含糊了：“辞职不就得脱警服吗？”

刘芬芳进而咯咯笑了：“铁饭碗不如金饭碗，何况你这还是个破饭碗。脱就脱呗。”

她说得既果断又轻松，而杜湘东实在没法儿反驳她。这些年来，可以说是他拖累了刘芬芳，把她拖累成了一个爱抱怨的妇女，现在是人家刘芬芳给他指了条明道儿，他好像只有感恩戴德的资格。但他也明白，刘芬芳嘴里的脱警服，和他所说的脱警服内涵又不相同。对于刘芬芳，那就是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简单，对于杜湘东，却还意味着别的东西。

所以杜湘东说：“让我琢磨琢磨？”

“有什么可琢磨的，你在这地方的气还没受够啊？”

“还是得琢磨。”

打着琢磨的名义拖过一夜，第二天，刘芬芳的脸色就变了。她的决策没有得到杜湘东的热烈响应，这让她感到他不识好歹，于是重新回到了抱怨的轨道上。抱怨的内容则紧紧围绕着杜湘东在看守所的穷、远和得不到提拔这一系列现状。说的都是事实，所以杜湘东理亏，不能回嘴。而刘芬芳又变本加厉，摔摔打打起来，最后指着杜湘东的鼻子逼问：

“给句话行不行，你还是男的么？”

杜湘东不但给不了一句话，甚而披上一件便装逃了出去。老婆一个礼拜才来一次，他却落荒而走，这要让所里的同事看见，谁知道他们会联想到什么。所以杜湘东贴着墙根儿，像尿急似的一路小跑出了看守所，来到那条荒凉的土路上。脑子还乱着，他只想清静一点儿，踏实一点儿。哪里才有清静和踏实呢？于是便坐上车，往姚斌彬家里来。

进门打声招呼，照旧扫地做饭。杜湘东从不在周末来，但姚斌彬他妈几乎连楼也不下，时间概念早已淡漠，所以也没多问。刚把粥摆上桌，却听见楼下嘀嘀按喇叭，还有人喊：“各家取信取包裹了啊。”然后嚷嚷一串人名。原来是邮局的车来了。如今郊区的邮政条件也有所改善，不用邮递员骑着“二八”自行车走村串巷了，换成了韭菜绿的微型面包车；不过仍是每周才来一趟，并且不管送信上门，只能下去自领。早先调查许文革的行踪时，刑警方面还专门问过邮局，得到的答复是姚斌彬家与外界并无信件往来。但此时正喝着粥，就听见邮递员扯着嗓子又喊：“崔丽珍，崔丽珍在不在？不在我可走啦。”

楼下还有人对邮递员解释：“您再等会儿，她腿脚不灵便。”

杜湘东抬头和女人对视一眼，说：“您歇着，我去。”

说着拉开书桌抽屉，拿了证件。平时姚斌彬他妈上医院取药和到厂里领补助，只要赶上杜湘东在，也常由他代劳，所以放证件的地方他也熟。杜湘东三步两步下楼，对已经很不耐烦的邮递员出示了两人的身份证，说明“代领”，便从人家手里接过了一张汇款单。汇款人写着叫“刘春粟”，汇款地址是山西某县某乡邮局，汇款金额是3000块钱。

杜湘东的脑子便“嗡”了一声。他竭力平复呼吸，掏出警察证，在对方眼前一晃：“特殊情况，崔丽珍有汇款这事儿，别再告诉别人，明白了吗？”

对方的脸就白了，忙不迭地点头。杜湘东转身回去，以镇定的姿态上楼，来到姚斌彬家门前，听见自己的心跳似乎过于响亮，又闭眼喘了两口长气，这才推门进屋。

然后，他对姚斌彬他妈笑道：“他们看错了，不是找您的。厂子里还有别人姓崔吧？”

女人似乎凝视了他片刻，又似乎随口应道：“哦。”

也不知这个谎话编得圆不圆，但杜湘东背上已经冒出了冷汗。他还得装得没事儿人似的，继续吃饭、洗碗、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这个中午仿佛比任何一个中午都要缓慢，直熬到两点多钟，姚斌彬他妈要午睡了，他才起身告辞。

出了筒子楼，杜湘东两腿裹风，奔向最近的公用电话。他是要打给刑警队的同学。以前来姚斌彬家，契机是同学交代了一个任务，所以那时候，他总得时不常地就这个任务的进展情况做一下汇报。过了这么久，案子成了悬案，同学也从警员升了探长，双方汇报和听取汇报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了下去，尤其这两年，几乎音信不通。说到底，他们的性格还是有点儿“犯冲”，交流时说不出的别扭。然而今天这张汇款单却让杜湘东重新想起了那个任务，他必须得找人商量对策了。

刑警队周末也有人值班，但电话打到办公室，同学却不在。杜湘东便又打同学的传呼，号码还是刚普及BP机的时候对方给的。挂了电话就蹲在马路牙子上，那幅样子像个焦急地等着领工资的农民工。来来往往又有人打电话，一旦占用得稍微长点儿，杜湘东就心急，却又不好催人家。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电话才响起来。

同学还是傲慢的语调，和当年一样：“你找我？少见呀。”

杜湘东没顾得上客气，低声说：“那事儿有消息了。”

“哪事儿？”

“还能哪事儿，许文革呀。”

“哦哦，许文革。”同学俨然已经忘了，在杜湘东的提醒下才想起来，却又显得不大相信，“一直没消息，怎么会突然就有了呢？”

杜湘东便把情况说了。他分析，姚斌彬他妈常年独居，除了和他自己，并未与机械厂以外的人有过联系，那么有谁会专门给她汇款，而且还不是一笔小钱呢？极有可能是在逃的许文革。又从汇款的时间和地点上推测，如果真是许文革，那么他目前八成还流窜在山西省大同地区，定位具体到乡镇一级。说这话时，杜湘东嗓音颤抖，伴随着咳嗽，仿佛被“逃犯”、“流窜”等等字眼儿呛着了。

没等他理顺调门儿，同学就截断了他：“知道了。”

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杜湘东有点儿犯蒙。他追问：“你们准备怎么办？”

“照章办。我会把你的线索转到‘追逃办’，再由他们那边联系当地公安局。”

杜湘东叫起来：“那怎么行？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许文革比一般逃犯有脑子，反侦察能力极强，所以才会通缉了这么多年都没抓到。而且基层的警力、装备都和北京比不了，说句不好听的，办案也没那么专业，如果这事儿还走常规程序，没准儿又会让犯人跑掉。跑了再抓可就难了。”

同学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杜湘东说：“当然是从北京派人，最好你带队，立即去。到了地方先暗中排查，如果许文革还没来得及往别处流窜，应该能摸清他的踪迹。到那时候也不能急，得慢慢收网，还得多做几种预案，必要的时候再要求其他部门配合……”

“哟，你也知道人跑了就难抓了呀。”同学不满于杜湘东越俎代庖的态度，阴阳怪气地“刺儿”了一句。随后叹了一声，话竟说得难得地诚恳了起来，“可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多大的事儿？就拿眼巴前的来说，前两天的报纸你也看了吧？七个外地女孩儿住在一套单元房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血都流到楼下邻居家里了，肠子绞在一块儿都分不清楚哪段儿是哪个人的了。为了这案子，我已经带人在大兴蹲了半个月，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我们哪儿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哪儿有功夫兴师动众地对付一个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你不也只说了‘可能是’吗？”

“那这陈年旧案就没人管了？”

同学嗫嚅了一下：“我要再说什么‘天网恢恢’那是糊弄你，咱们警察跟警察之间，就别来那一套了。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时过境迁，这世道变得太快。姚斌彬和许文革那案子，主管领导早调走了，案子的意义也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有当年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对吧？”

“……对。”

“那我先忙，有事儿再联系。”

杜湘东挂了电话，木然半晌，突然朝面前的砖墙擂了一拳。墙纹丝不动，手却戳得生疼。

然后，他脸色阴沉地坐车回家，到家时已近傍晚，宿舍楼都亮着灯，只有他家黑着。他本以为刘芬芳负气走了，“回北京”了，但开门进去，却见她还在，只是歪在床上不理人。俩人也没了做饭的兴致，到食堂随便打一口吃了，又发了会子闷，说声“睡吧”，就铺床躺了上去。躺着什么也不干，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发呆很久，刘芬芳才开了口：

“琢磨得怎么样了？”

说的还是辞职的事儿。杜湘东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怎么琢磨。”

刘芬芳说：“那你想什么去了？这都一天了。”

杜湘东说：“想个案子。”

刘芬芳说：“什么案子？”

杜湘东说：“好多年前，那俩犯人逃跑的案子。”

刘芬芳便沉默。片刻又说：“那案子我记得。跑了俩，你追回来一个带枪的。你当时知不知道他带着枪？”

杜湘东说：“知道。枪丢了，我只能先追那个带枪的。”

刘芬芳说：“你没想过可能会牺牲？”

杜湘东说：“当时那么急，哪儿想得到这个。”

刘芬芳说：“那你就没想到我？”

杜湘东说：“那时你不都要跟我掰了嘛。”

刘芬芳就扑哧一笑。她已经很久没扑哧一笑了，在黑暗中，杜湘东仿佛看到了她的正脸像红苹果、侧脸有几分像吉永小百合。笑完她又说：“你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辞不辞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我二姐说了，他们那边急，时间不等人。”

杜湘东便也沉默。片刻道：“不去了。我干不了别的。”

说这话时，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然而话刚出口，心里还是一痛：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也意味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地穷着、分居着。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教育他。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而“现在”又是一个飞驰的、稍纵即逝的概念，一旦被甩下，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它了。这个道理同学懂，刘芬芳懂，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

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杜湘东的思绪漂浮，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在那天，姚斌彬入土为安。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装在最便宜的骨灰盒里。盒儿上没镶照片，连名字都刻得浮皮潦草的，墓地也不是正经公墓，而是厂里找旁边村子说了说，在田埂之间起了个坟头。街坊四邻帮着挖了个坑，搀扶着姚彬彬他妈把骨灰盒放进去，七手八脚地填满土，再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姚斌彬 生于一九六八，死于一九八九，年二十一。安顿停当，众人便散去，只留下杜湘东站在女人身后。

母亲呆看着儿子的新坟。刚入土的人，按理是该祭一祭的，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她半趴半跪，在坟前伏了片刻，然后从怀里摸出一叠纸来，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杜湘东往前跨了半步，这才发现那些纸他曾经见过。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都盖着大红章。但他却像被慑住了似的，只是静默旁观，并未上前阻止。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现在把欠条烧给他，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念头却让杜湘东心惊胆战：把旧账一笔勾销，这是否也说明姚斌彬他妈不想活了？

杜湘东想叫女人一声，却张不开嘴。

姚斌彬他妈倒像猜到了他的心思，回头笑了：“杜管教，你放心，姚彬斌是为我死的，我就算是为了他也得活着。”

于是她活到了今天。想到这里，杜湘东的心便安宁下来，像深不见底的夜空。愧疚感还是存在的，说一千道一万，只是苦了刘芬芳。而令他纳闷的是，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芳的抱怨乃至咒骂时，刘芬芳偏又不作声了。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她睡着了吗？当然没有。她正在和他一样睁眼看天。

俩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天快亮了，刘芬芳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她说：“杜湘东，你还不如那俩犯人。犯人还知道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借着东方既白的微亮，杜湘东瞥向刘芬芳。她的枕巾湿了一片，眼肿得像个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