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送走刘芬芳以后，杜湘东出了趟远门。

他对单位编造的理由是“姨病危甥速归”，所长批得很痛快，就连他妈到底有没有姐妹都并未深究。揣着假条回办公室，他本想找老吴交代几句，可是老吴不在，大概溜到哪儿去闲逛了，要不又在偷着喝酒。杜湘东只好在工作日志上留了个言，然后拎起行李准备动身。还没出门，电话响了。这两年看守所的通信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门都装了座机，不用大喇叭喊人了。杜湘东拿起听筒，打来电话的是他的刑警同学。听到那个略显傲慢又略显疲惫的声音，杜湘东却并不感到意外，好像早料到同学会唱上这么一出似的。

同学劈头就问：“杜湘东，你还在北京呀？”

杜湘东就笑了，告诉同学：“正准备出门。”

“去大同？”

“对。”

同学“哼”了一声，仿佛也早料到了杜湘东要唱哪一出，接着道：“幸亏这个电话打得及时……我只问一句，你非得去吗？”

杜湘东继续笑道：“假都开好了，也不能浪费呀。”

同学又“哼”一声：“你要不是这个脾气，咱们当初也不会较劲。那行，就看在较过劲的份上儿上，我索性再为你犯一回忌。你到了地方，先去找个人，这人办案子也是老手，以前查一起跨省抢劫案的时候，我跟他共过事儿。”

说着强令杜湘东拿出纸笔，记录要找的人的地址电话。杜湘东听完，先诧异了一下：怎么就是个交管局收发室的接待员？在警察的序列里，这种身份简直比看守所管教还不如。同学解释，其实此人过去也是刑警，只不过前两年“摊上点儿事”，就被冷处理了，“再说你又不是领了钦命出京暗访，难道还得给你找俩特警当跟班儿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总之有个地头蛇带着，要比一个人瞎跑乱撞强得多。”

同学气呼呼的，充满了不耐烦。但听着他夹枪带棒的贬损，杜湘东心里却是一暖。有时越是关系别扭的人，反而越比朋友懂得自己。带着对刑警同学的感念，以及对那位并不存在的姨的内疚，他在郊县的车站上了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充斥着霉味儿、屁味儿和烧鸡味儿，颠簸了半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凌晨才抵达大同。杜湘东几乎一夜没睡，但也不敢歇脚，立刻去给同学介绍的人打电话。和所有单位的传达室一样，那里值班的也是一个老头儿。而此地人虽然也说北方话，口音却含混不清，说不明白就反问：

“咋？”

人家“咋”，他也“咋”，好容易讲清来意，老头儿说他要找的人还没上班，让他等着。杜湘东便再三强调自己就在火车站的钟楼下，然后撂下背包，盘腿一坐。这一坐，困劲儿便泛滥上来，令人支撑不住，不知不觉迷糊了一觉。睡也睡不踏实，如同被吊在了钟摆上，一会儿滑到亮的地方，一会儿滑到暗的地方。他能够清晰地听见候车厅里有人大喊大叫，大概是丢了东西；断断续续地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才是逃犯，正在慌不择路地躲避追捕。将这两种意象拼在一处，却又衍生出了新的意象——那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捕快押着犯了事的和尚去见官，路上和尚跑了，临走前还把捕快剃了个光头。捕快醒来，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摸摸行李棍棒牒文都在，那么和尚呢？一摸脑袋，原来和尚在这里。可他又想：既然和尚在，“我”又去哪儿了？

哦，原来“我”就是和尚。捕快想。

这得是个多笨的捕快啊。警察杜湘东想。

最后，他居然是被这个念头给笑醒的。睁开眼，心下若有所失，几乎下意识地想摸一摸自己的头。再仰望头顶的大钟，已经过了中午十一点，要等的人却还没有出现，杜湘东就急躁起来。难道同学托付的人并不靠谱？正在嘬牙花子，面前就晃出一个人来，长得瘦而高，红脸驼背，一身警服脏兮兮的，好像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大虾米般的警察不紧不慢地与杜湘东核对身份，然后绽开了一个热情的笑容，脸像干旱的土地咔然开裂：

“北京同志，您不用到得那么早，坐下午那趟车也是一样的。”

杜湘东按捺不住愠怒：“你们几点上班？”

大虾米般的警察坦然地回答：“他们八点，我不固定。”

说完就带杜湘东去吃饭，吃的是一种名叫“栲栳栳”的面食：将莜面盘成细密的卷儿，放在笼屉上蒸熟，再佐以三四种汤料蘸着吃。从早上就水米没打牙，杜湘东已经饿坏了，狼吞虎咽地送下去几笼。然后他略喘几口气，催着赶紧动身。

大虾米般的警察问：“去哪儿？”

杜湘东说：“当然是镇上。我看过地图，那里离城里还有二百多公里……”

大虾米般的警察又问：“到镇上干嘛？”

杜湘东差点儿又急了：“我手里有个汇款单，汇款地址是……”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断他：“你要找个刘春粟对吧？这我知道，另一个北京同志已经讲过了。既然有汇款单，就得先到邮局核查一下，不过你以为乡下的邮局说查就给你查？你有介绍信吗？你有搜查证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规范，或者说，只要人家嫌麻烦，就可以拿这些规范把你挡回去。所以这事还得在城里办。”

“那就办呀。”杜湘东说。

“你还真急。”大虾米般的警察又是一笑。

杜湘东坚持付账，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推辞，片刻领他出了饭铺，前往市中心的邮电局。坐在出租车上看着街景，杜湘东总结出了这座城市的两个特征：其一是几乎没有树，大街上光秃秃的，袒露着赤裸的地面；其二是洗澡的地方多，大小澡堂遥相呼应，掩藏着赤裸的男女。不多时进了邮局，径直去办事大厅后面的办公室，由大虾米般的警察出面和一个干部交涉。双方明显认识，口音都像舌头底下压了个鸡蛋，只有一个“咂”说得清晰而嘹亮。啧啧有声半晌，干部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给镇邮电所打了个电话，请那边的办事员协助“处理一下”。在电话里，镇上的邮政人员表示，底单倒是有，查也能查，只不过查起来颇费时间。杜湘东他们只好等着，大虾米般的警察便熟门熟路地沏茶倒水，和干部聊天扯淡。耗了一会儿，他又转头问杜湘东，反正等着也是等着，要不要找个洗澡的地方搓一搓去。

干部也附和：“是呀，越往下面效率越低，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回音。”

杜湘东坚决地说：“我是来办事的，又不是来洗澡的。”

这种态度几乎是故意做给大虾米般的警察看的。后者只好又让干部给镇邮电所打电话，再次敦促，以示郑重。杜湘东几乎能想象那个倒霉的办事员叫苦不迭的模样，但却又怀疑人家压根儿没理他们这茬儿。就这样，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有余，电话总算响了。抢在邮政干部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之前，杜湘东一把抓过电话。

果然是镇邮政所的办事员：“找着了，还真有个刘春粟。”

杜湘东心头一亮，问：“身份证显示是哪里人？”

办事员说：“河南新乡。”

杜湘东又问：“这个刘春粟长什么样，是不是大高个儿，有棱有角的？”

办事员苦笑道：“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是管寄信的，又不是管相面的。自从私营老板到我们这里开了煤矿，来汇款的矿工特别多，我怎么可能每个都记清楚。”

“你确定他是矿工？”

“我们这地方鸟不拉屎，除了矿上，哪还有别处招工。”

“煤矿离镇上远吗？”

“说远也不远，望山跑死马，而且不通车。”

杜湘东不厌其烦，接着打听煤矿的基本情况，诸如老板是谁、雇了多少人和作息时间等等。办事员的耐心终于被耗尽，大概又有人过来办事，浮皮潦草地搪塞两句，咣的一声就挂了电话。带着几分踌躇满志的神色，杜湘东转过头来，把大虾米般的警察拉到屋外。他宣布立刻动身，前往矿上，而对方如果嫌远嫌累，那就大可不必跟他同行了。反正帮他找到这条线索，也算履行了同学所托。

大虾米般的警察却又笑了：“北京同志，你怎么去？”

“当然是坐长途车……到了镇上再想办法，找不到车就走着去。”

“真有劲头。那么到了矿上，你又打算怎么办？”

这就让杜湘东含糊了。如果前往的是国营煤矿，他可以像当初在六机厂一样联系保卫科，再对矿上的工人展开排查，但私营煤矿却是另一套架构，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中，下面的人只对老板负责，跟他这种“吃官儿饭的”并不在同一条战线。又早就听说开矿的人常和“黑道儿”有瓜葛，万一有了摩擦，他可没有三言两语唬住对方的把握。

于是他只好说：“走一步算一步。”

大虾米般的警察挤了挤眼：“走一步算一步，那就是没计划。咱们都是当警察的，你的水平肯定比我高，应该知道行动之前最怕没计划。你着急我理解，但万一出了差池，事情办得成办不成另说，要是让你这个北京同志面临危险，我们地方上的可担不起责任。”

话说得虽然软，却像个老警察在教诲后辈。杜湘东反问：“这么说你有计划？”

“帮人总得帮到底嘛。”

“你打算怎么办？”

“据我所知，开矿的老板平时不去矿上，他们不是在大同就是在省里，就连住在北京的都有。所以咱们还是先洗澡吧，边洗边找人聊聊。”

几乎连哄带诳，杜湘东被对方拉上了出租车，三拐两拐，不多时开进一家不仅在大同，就是在北京也称得上豪华的宾馆院内。主楼侧面开着一家洗浴城，车停在旋转门前，早有服务员上前鞠躬。跟着大虾米般的警察走进大堂，杜湘东看了一眼价目表，正在暗自掂量身上的现金够不够支付两张门票，大虾米般的警察却相当轻浮地对一个黑西装、经理模样的女人吹了声口哨，那女人就笑着迎上来，打了个哈哈又亲自对后面喊：“贵宾两位。”

可见大虾米般的警察对这里熟门熟路，熟到了穿着警服进来也大摇大摆的地步。而他不避讳，人家却避讳，里面的服务员送了浴衣过来：“您赶紧换上，要不都不方便。”

大虾米般的警察一瞪眼：“我今天又不是来扫黄的。”

说完笑嘻嘻地脱了个精光，喊杜湘东一起进去。杜湘东却摇头，径自坐在了长条沙发里。他也不是恪守“一针一线”之类的原则，而是想着既然来这儿也和行动有关，既然行动就有出现突发状况的可能，那么他可不愿意赤裸着应对状况。难道线人跑了，他也得光着追到街上去吗？而大虾米般的警察也不多劝，似乎嗤笑两声，搭了条毛巾就进去了。休息室隔壁的浴池哗哗流水，还伴随着噼里啪啦的敲背声，几个男人舒服得直哼哼。杜湘东穿着便服坐在弥漫的蒸汽里，越发感到坐了一夜火车的脏、累和浑身别扭。但他也只能坐着。

片刻，就有一个满胳膊刺青、挂了个金链子的汉子急匆匆地从里往外跑，后面传来了大虾米般的警察的暴喝：“敢跑就别让我再见着你。”

吼得声如洪钟，四面八方都是回音。杜湘东条件反射地跳起来，却见金链汉子原地定住，脸上浮现出半哭半笑的表情，慢慢转身，夹着屁股走了回去。浴池仍然哗哗流水，噼里啪啦乱响，几个男人直哼哼。一会儿，大虾米般的警察走出来，腰间扎条浴巾，手里还拿着一部砖头似的大哥大。他已经被搓得浑身又红又亮，这时就不像是一只在土里蹦跶的大虾米，而像是一只刚出锅的大虾米了。他对杜湘东说：“问清煤矿是谁开的了。也挺巧，那人就在大同，晚上还要到这里招待客人，咱们等着就行。”

说完穿上裤衩，披上浴衣，招呼服务员到楼上开个房间。楼上又是另一番天地：灯光是粉红的，窄小的走廊铺着地毯，两侧排列着十几个紧闭的房门，门里也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但就不只是男人在哼哼了。身处这样的环境，杜湘东自然觉得不自在，不自在却又来自于某种难言的躁动，于是只好用加倍的刻板和严肃来对抗躁动。好在服务员也算识相，进屋以后并没给他们推荐什么“服务”，只是端来了满满一托盘啤酒、饮料和点心。大虾米般的警察开吃开喝，间或耳朵贴墙，听隔壁房间的动静，还给人加油：“使劲，使劲。”然后又拿起大哥大，开始打电话，拨的都是长途，不是陕西战友就是内蒙古的同行，通话内容主要是感谢人家的帮忙，说他虽然被“靠边站”，但托大家的福，总算没有丢掉公职；又说老婆在太原过得挺好，女儿还进了省里的重点学校。碎碎叨叨，颠三倒四。

聊够了，递给杜湘东：“你也给家打一个？免费的。”

杜湘东又摇头。他并没有告诉刘芬芳自己出门了，所以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更不知道该在这种地方和她说什么。枯坐着更加难受，只好打开房间里的电视。却没有中央台和地方台，只有宾馆的闭路，放的香港三级片，大概是助兴之用。今天这部偏巧是破案题材，讲的是一皇家警察正在调查一起连环强奸案，查得非常卖力，每遇到一个女证人就跟人家干一把，干爽了才能得到线索；另一边，那个强奸犯也在卖力地干着，干爽了就留下一条线索；俩人从铜锣湾干到尖沙咀，从叶玉卿干到叶子楣，最后终归是邪不压正：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杜湘东惊异于自己居然把这部片子看完了。刚开始，他本来是想立刻把电视关掉的，但又不愿让大虾米般的警察嘲笑自己“太嫩”，于是只好开着；然而瞥了几眼，就被情不自禁地吸引了，甚而身体还有了比较强烈的反应，暴露了他确实“太嫩”。他只好侧了侧身子，扯过被角盖住大腿。而俩男人分坐在双人床的两端，沉默地、目不转睛地看着黄色录像，这个景象实在有些荒谬。好在没过一会儿，电话响了，大哥大的主人，就是那个带金链的线人通知他们，煤矿老板已经洗浴完毕，上三楼了。

大虾米般的警察立刻弹起来，杜湘东也起身，一对临时结成的搭档挺着硬邦邦的下体，气宇轩昂地展开行动。他们穿过走廊，对楼梯口的服务员做了个“封口”的手势，然后三步并作两步爬了上去。三楼与二楼又有不同：一个宽阔的、空空荡荡的大厅灯火辉煌，中间有张八仙桌，已经摆了几样凉菜；大厅尽头紧闭着一扇雕花仿古双开木门。无疑，要找的人就在里面。走到门前，大虾米般的警察低声说：

“该下狠手就下狠手，那是个老油条，先得把他镇住。”

说这话时，全没了方才的懒散，眼里还流出一丝杀气。这神态令杜湘东心里一惊，接着就见大虾米般的警察退后两步，道袍似的浴衣底下伸出一条白腿，一脚踹脱了门锁。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杜湘东还在预估着里面的景象，他以为那会是一副由大块厚实的肉罗列叠加而成的抽象画，五个六个八个十个赤裸的女人正在跳舞、蠕动和打滚。为什么想象得这样真切？大约是刚才那部录像还在影响着他的潜意识。然而豁然开朗之后，场面却是如此安静、雅致、悠闲：一间大得像个会议室的包间，装修得古香古色，还焚着一炉幽幽的檀香；居中的硬木条案上摆着一套工夫茶具，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正给一个秃顶男人斟茶。

看见杜湘东他们进来，屋里的两个男人并不惊慌。秃顶男人把屁股往边上挪了挪，两手在胸前一抱，抬头看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戴眼镜的男人低喝了一声：“人呢。”

人就从大门里侧的一扇小门里拥了出来，五六条汉子，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西服。凭着听声辨位的本能，杜湘东拧了下身子，让朝他来的那条汉子扑了个空，然后是一系列更加本能的技术运用：脚下使绊儿将其放倒，凌空扣住对方手腕，顺势一掰一扭，猪腿般粗壮的胳膊就脱了臼。这种人身上都是带着凶器的吧，往腰间一摸，果然搜出一柄匕首——他反手握住，却不顾及身边的其他人，几步冲过包间，一个腾跃跨过条案，一把按住戴眼镜的男人的肩膀，刀尖顶在他脖颈的大动脉上。

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五秒钟。此时的形势就变成了：一条汉子趴在地板上疼得直抽搐，围拢在门口的另几条汉子投鼠忌器地望着杜湘东，动也不敢再动。痛快，说不出的痛快。多年过去，他依然是一身本事一身胆量，只可惜实战的机会来得太晚。杜湘东几乎想要照搬警匪片里的那句台词了：你有权……呈堂证供。

但话却轮不着他说。大虾米般的警察吼出一句更加俗套的台词：“都他妈别动，警察。”说完像周润发整理风衣一样抖了抖肉隐肉现的浴衣，过去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伸手揽住戴眼镜的男人的肩膀。后者长得斯斯文文的，看起来像个中学教师，身处刀锋之下却连眼都不眨，还从桌上抽了几张餐巾纸，仔细把溅出来的茶水擦干净了。可见类似的场面，人家司空见惯。当然，茶是没必要再喝了，他僵着脖子，朝秃顶男人拱了拱手：

“王局，对不住，咱们改天再谈。”

秃顶男人不动，征询地望向大虾米般的警察：“真是警察？我什么也没干，就喝了口茶。”

大虾米般的警察说：“您茶都没喝。我们不是找您的，也没看见您。”

秃顶男人这才起身，对戴眼镜的男人撇下一句：“再有这种事，我可不敢跟你谈了。”

说完不看人，迈着方步往外就走。这又是哪个级别哪个机关的领导呢？杜湘东却明白，还是别管那么多的好。他来，是为了许文革，没必要再生枝节。而秃顶男人留下的话却让戴眼镜的男人脸上挂不住了，他相当有气魄地拍了下大腿，对大虾米般的警察说：“你们是市局的还是省厅的？别管是哪的，我都认识……”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断他：“不是我找你。这位是北京的。”

戴眼镜的男人这才看向杜湘东，唔了一声，挥了挥手，让黑西服汉子们退出去，把地上的那个也拖了出去。然后用两根手指敲敲刀背：“有事说事吧。”

杜湘东便放下刀，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一左一右夹着这人，先问清镇上的煤矿确实是他开的，然后表示他们只是想到矿上寻个人。戴眼镜的男人问找什么人，杜湘东略微迟疑，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出了“刘春粟”三个字。

戴眼镜的男人一愣：“他们家人把事情捅到北京了？还有完没完？我不是给钱了吗？”

说得杜湘东也一愣：“你知道有个刘春粟？”

戴眼镜的男人说：“当然知道，这人死了。不死我哪里记得他。”

杜湘东又一哆嗦：“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戴眼镜的男人说：“两个月以前。塌方了，压在井下了。”

然后这人的表情反而坦然了，轻松了。他站起来，舒活了一下筋骨，接着侧过身去，从沙发背后拿出一只皮包来，又从里面掏出两捆钱，敦敦实实地摔在桌面上。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钱，纸条还封着呢，每捆一万。

杜湘东问：“你要干嘛？”

戴眼镜的男人歪头想了想，又扔了一捆，然后说：“北京同志，还有这位警察大哥，这是个私密地方，咱们也把话说敞亮了吧。你们领了什么人的指示来找刘春粟，找刘春粟又是为了干什么，我一概不知，也不想多问。不过有人盯着我，想‘坏’我的生意，这我是清楚的。人命关天，我也不敢和警察胡说八道，那个刘春粟确实死了，当初我看过尸体，还亲自和他家里人签了赔偿协议。从法律上说，这桩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也希望别的事情能在你们这里结束。这些钱是小意思，等到北京同志离开大同，我还可以如数再给你们一份。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但你们也不要以为我怕事。要是真撕破脸，不只你们，恐怕你们上面的人也麻烦。谁要让我头疼，我也会让他头疼。”

说完不再看人，摘了眼镜往沙发上一靠，仿佛闭目养神。剩下两个警察看着三捆钱发了会儿呆，又隔着戴眼镜的男人对视一眼。说起来都是奔着刘春粟来的，但对于杜湘东和煤矿老板，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故事。屋里静默片刻，大虾米般的警察又把目光从杜湘东的脸上挪开，重新滑向了桌面，在那三捆钱上蜻蜓点水般地跳了几跳。

随后，三尊人像都活动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身上劲道一松，分别靠向了椅背，还一左一右地跷起了二郎腿。戴眼镜的男人反而坐直了，两手撑在膝盖上，往左看看，又往右看看。他的脸上浮出了笑，大概认为已经给了两位警察充分考虑的时间，接下来就可以进入谈生意的氛围了。他不紧不慢地拎起茶壶，给二人倒茶，同时问：“怎么样？”

大虾米般的警察先开口：“要不是北京同志在，我这警察不干了也得废了你。”

话音不大，杀气毕露。戴眼镜的男人一哆嗦，茶水又溅了一桌子。他刚撑起来的气势转瞬被打了下去，扭脸去寻杜湘东。

杜湘东的回答却温和得多：“你的意思我理解。”

戴眼镜的男人赶紧说：“理解万岁。”

杜湘东却又说：“不过也请给我们行个方便，毕竟要对上面交代。”

戴眼镜的男人唯唯应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然后，他探身将钱摞成一块方砖，往出送也不是，往回拿也不是。杜湘东突然意识到，自己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现钱。他还在心里做了个简单的换算：此时他的工资奖金加在一起，每月不到八百，这还是上面提出“从优待警”之后的收入，那么这三捆钱就相当于他干三年的，而且后面还有三捆。自己的六年，也就是人家的甩手之间。感慨完，杜湘东便把手放在钱上，慢慢往戴眼镜的男人身前推了推：

“我们也得对自己有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