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到了矿上，就是入夜以后了。

路上倒不辛苦，并未像杜湘东宣称过的那样，先坐长途车再靠两条腿翻山越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停在宾馆门口的一辆奔驰车，在那个年代被称为“虎头奔”。戴眼镜的男人没去，开车的是他的司机，也即诸多黑西装汉子中的一名。既然答应了刘春粟的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对方也必须配合他“到矿上看看”的要求，这是杜湘东和那位“很讲道理”的煤矿老板达成的协议。此时杜湘东知道，此刘春粟非彼刘春粟，一个刘春粟两个月前就死了，另一个多半是用了死人的身份证去汇款，这才变成了刘春粟。他所关心的故事还能讲下去。

大虾米般的警察与杜湘东并排坐在车里。自从事情谈妥，此人几乎一言不发，仿佛突然没了精神，上车以后一直看着窗外。其实他也可以不去的，而非要跟着，大概是为了履行那句“帮人帮到底”的承诺。杜湘东本想对他表示感谢，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杜湘东还想，也许这人也有个故事。

出城以后，前一半路程都是国道，几乎一掠而过。经过一片稀疏的灯火，大虾米般的警察这才蹦出一句：“就是那个镇了。”车子随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高耸的盘山路，速度也慢了下来。路况变得很差，布满深坑，不时有托底的危险，碰到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还得小心翼翼地歪到道路外侧，才能勉强腾出会车的空间。有两次，“虎头奔”的半边车身几乎悬到了山体之外，杜湘东感到屁股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好在司机很老练，把车开得有惊无险，他只是抱怨，就连老板也是轻易不愿意夜里去矿上的。

直到这时，杜湘东才体会到了远行的味道——那味道是苍凉的，还有几分豪壮。他按下车窗，呼吸了几口因为海拔升高而凛冽起来的空气。不多时，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便在更高远处望见了灯火。密密麻麻的白光闪烁，如同在半空之中扎了一座营盘。司机告诉他，“矿上”到了。杜湘东回望来路，估摸着从矿上到镇上的距离。这段山路，车开了一个小时有余，如果换成人走，恐怕一天一夜都不够用。虽然明知来往于两地之间必须得靠搭车，但他还是想象着一个孤零零的人影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景象。当然，这个景象有没有真实发生过，还取决于许文革是否就在矿上，变成了一名矿工。

一定是事先打过招呼，当车子爬上最后一段坡路，矿厂门口已经有人迎接了。那是个留着寸头的中年人，倒是传统印象里淳朴干练的工人阶级模样。车一停下，他就上前与杜湘东他们热烈握手，还专门说：“北京同志，您辛苦了。”

接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副矿长，负责这片矿区的日常管理。带领来宾穿过铁门，副矿长又相当熟练地说出一番套话，大意是，本地在历史上就是煤炭主产区，可是老国企观念旧、负担重，经营举步维艰，因而市里的领导痛定思痛，锐意改革，引入了民营企业承包矿厂、自负盈亏的新机制，使这个老大难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像他自己，就是从国企干部的身份上转轨过来的，刚开始有些“想不通”“不适应”，但很快就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干劲可比过去大多了”。场面倒像应付上级机关的视察。

杜湘东引开话头：“那么工人呢，都是从外面雇的？”

“基本替换成了农民工……当然，对于原来那些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养老问题和就医问题，我们相信组织上一定能……”

“农民工又是从哪儿招的？”

副矿长终于脱离了套话的节奏：“天南地北，什么地方都有。刚开始是到火车站招工，后来又有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中国人多，开得出工资就不怕招不上来。”

“工人一般会在矿上干多久？”

“流动性很大，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所以管理上难度很大。”

说话间就进了厂区。对于一个私营煤矿而言，这里也算是规模不小了。四下灯光耀眼，照着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平地。平地一端的暗处，模模糊糊地立着一幢二层小楼，周围排列着若干简易工棚；另一端的亮处，则屹立着山包似的煤堆，还有两辆大卡车正停在山下，大约是等待上货。都知道煤是黑的，但在强烈的光照之下，那煤山却像覆了层雪一般通体银白。而杜湘东的心不由得往上提了提。他有两个忧虑：其一是怕许文革已然不在矿上，身为一名逃犯，在一个地方赚够了钱，很可能继续流窜；其二却是怕许文革就在矿上，自己这么大摇大摆地游逛，要是恰好被他看见怎么办？在这个猫与鼠的游戏中，先被发现的那一方就算输了。因此杜湘东下意识地躲着灯走，还故意把背佝偻得更弯。好在一路上没碰到人，副矿长又把他们引向那栋办公小楼，提议“先歇歇，慢慢谈”。

屋里居然设了宴，桌上还摆了一瓶汾酒。俩警察也不客气，径自坐下，吧唧吧唧开动起来，副矿长陪在一边，不住夹菜倒酒。正吃着，却听见远处——具体说是来自地底——传来了两声巨响，让人脚下一颤，仿佛站在了随时可能腾身跃起的巨兽的脊背上。一时间屋里灯影摇动，连斟满的酒都晃出了半杯。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趣道：“不用搞得这么郑重，放什么礼炮呀。”

副矿长笑道：“我们这里需要爆破开采，响动是常有的，但从没出过事。”

杜湘东本想噎他一句：那么刘春粟是怎么死的？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但又一想，既然说好了不再过问刘春粟，跑题也没必要。再说往后还得需要这位“管事儿的人”配合呢。因此他只是问：“工人现在还在井下？”

副矿长坦然回答：“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十六小时工作制。向时间要效益嘛。”

私营煤矿都是按年限承包的，只有昼夜不停地开采，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这个账别说开矿的人，就连杜湘东也算得过来。怪不得办公楼旁边的工棚都是黑的，一点儿人声没有。他又看了看表，目前还不到十一点半，假如早上八点上班，那么离下工的凌晨时分还有些工夫。他索性踏实下来，细嚼慢咽地吃起了饭。其间本想问副矿长要个花名册来看看，但又觉得多此一举。许文革要是用本名来应聘，那他可真是个弱智了。

终于又熬过半个小时，杜湘东便拍了拍手站起来，宣布：“到矿里看看吧。”

这时，副矿长就有点儿不情愿了。他愣了愣，嘀咕道：“不是说好了来看看，打个转就走吗？您二位到底要干什么？”

事到如今，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杜湘东直言以告，他怀疑矿上有个逃犯，因此需要副矿长做的，是以下两件事情：第一，把他带到矿工从井下返回地面的通道附近，再提供一个隐秘的观察场所，保证他可以辨认每一张经过的人脸而不被发现；第二，严格保密，切勿声张。本来还可以责令副矿长把工人们集中起来，一一点名排查的，但之所以没有选择那个方案，还是害怕打草惊蛇。说实话，他压根儿不信任这位连死了人都敢瞒报的煤矿管理者。而对方听完，并未露出多么意外的神色，只是响亮地嘬了几声牙花子，好像在害牙疼。对于运营一所煤矿有可能面对的各种麻烦，这位副矿长仿佛早已习以为常。他考虑的是如何渡过麻烦，或者暂时压住麻烦，哪怕是把眼前的麻烦变成以后的麻烦也行。

杜湘东则直视对方，一手横伏桌上，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这副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公权力的姿态终于令对方屈服，或者说，对方已经完成了他的权衡。副矿长的脸上再次绽放了笑容，回答道：“您早说呀，多大个事。”

然后话锋一转，又说到这家煤矿是政府的重点扶持项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投资煤矿的老板本人也刚刚当选为政协委员。作为煤炭行业的改革标杆，又岂能容忍流窜作案的坏分子破坏抹黑？因此对于“北京同志”千里迢迢地赶来清理工人队伍，他们肯定是热烈欢迎，大力配合的。这时套话就不是套话了，甚而套话从来不是套话。杜湘东明白，副矿长这是在向他讲明利害呢，意思和戴眼镜的男人说过的话大同小异：警察执行任务，没人敢妨碍，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万一闹大了，谁怕谁还不好说。

而他也只能表态：“职责之内的事我一定要做，但仅限职责之内。”

双方再次谈妥，分别起身。副矿长率先走到门口，颇具表演性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俩警察往矿厂的核心部位，也就是矿井的方向而去。踩着一地咯吱作响的煤渣子，沿一条干道穿过空地，又穿过另一道围墙铁门，远远就望见了巷道入口。四下也是灯火通明，衬托得那个大洞的内部更加黑暗，一条狭窄的铁轨从洞里通出来，也传出了大地深处机械作业的震颤与共鸣。越往近走，回声就越发浩大，好像地壳已被挖穿。砰砰又是两声炮响，比刚才听到的更加骇人，连山顶上的碎石都往下滚了几块。

洞口却有一个铁皮搭建的岗亭，大概是清点人数和存放物品所用，副矿长走了过去，对亭子里的监工说了几句，那人便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麻布口袋。随后，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便钻了进去，灭了灯，坐下来，透过黑黝黝的窗子看着洞口。这是个适于观察的有利位置，里面的人能将外面一览无余，外面的人却无法看清里面，就连大虾米般的警察那身脏兮兮的警服也不会暴露身份，更何况外面还有俩人为他们吸引注意力。黑夜像一个谜，山岭像一个谜，洞口更像含着个谜。在等待谜底揭晓的那段时间里，杜湘东的心态竟然出奇的平静，反倒是大虾米般的警察呼吸沉重，似乎比他还要紧张。

外面的副矿长和监工也被悬念感染，刚开始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后来就干瞪眼望着铁轨。非常准时，刚过十二点，洞里传出了隆隆轰鸣，好像一个消化不良又喝了过多碳酸饮料的人正在没完没了地打嗝。接着，一列矿车开了上来，车头亮着一盏独眼似的灯光。前几节车斗里却没有人，而是满载着今天的最后一批，或者是明天的第一批矿产，随后的几节才坐着矿工。矿车在洞口之内停下，人先下车，排着松散的队列走出来。副矿长示意监工往更亮堂的地方站了站，又迎着来人吆喝一声，那条队列便朝他们所在的方向移动过去。一切不露形迹，也可见这位敬业的领导亲自查岗是经常的事。

在杜湘东的注视下，矿工们纷纷从劳动布上衣兜里掏出一枚塑料牌，投进监工手里敞开的口袋。这是一支面目模糊、好像由影子组成的队伍，人人沉默不语，脸上黝黑一片，只有摘下安全帽时簇簇抖落的煤渣才提醒外人他们也是实际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但即使如此，杜湘东仍对自己的辨别能力充满信心。他相信许文革的身体轮廓、脸部线条乃至走路时的姿态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如果不是印得那么深，他也不会在多年以来如此憋屈。而现在，摆脱憋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一个不是，太矮。第二个不是，太胖。第三个虽然身高体型相仿，但脸又太宽太圆，几乎像一张饼。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都不是。被杜湘东否定掉的人们用原始的方式记上考勤，却不离开，又折回矿车开始卸货。因为捎了半车煤，第一趟矿车的乘客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这趟毫无发现，就只能寄希望于矿车倒回去再开出来的第二趟了。但一转瞬，杜湘东的视线锁定了在队尾的一个男人身上。一米八多，肩宽腿长，面部棱角令人联想到西方雕塑。与记忆中的许文革不同，那男人的背驼得厉害，弯成了一条夸张的弧线，但考虑到他所经历的日复一日的逃亡和劳累，这点儿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于是杜湘东叫了一声。怎么叫也是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老道的逃犯想必早已练就了听到真名也无动于衷的定力，因此他叫的是：“姚斌彬。”

那个名字在暗夜的山岭破空而出，锐利得像一支响箭。不远处的黑影果然一愣，茫然地回过了头。几乎没有停顿，杜湘东就从岗亭里冲了出去，也几乎没有停顿，他的抓捕目标也开始奔跑。两人绕着目瞪口呆的人群各自划了一条弧线，与此同时观察、预判着对方的步伐轨迹，随后一前一后跑进了巷道洞口。在不久之后，当杜湘东反复纠结于这次行动的种种细节时，才会疑惑于这样一个问题：许文革为什么没往开阔的、更有利于躲避的方向逃跑，而是一头扎进了矿井深处？这是他在情急之下出现了判断失误，还是另有什么企图，比如说打算把杜湘东引进去再下毒手？但在那个刹那，杜湘东和当年追捕持枪逃犯姚斌彬时一样，脑子里除了抓人以外什么都没想。他只知道时隔数年，许文革再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并且自己占据着绝对优势的位置，只要一鼓作气，就能瓮中捉鳖。

也许恰因为此，杜湘东没有留意周边的变化。他盯着前方那个背影，沿着越发黑暗也越发幽深的洞穴向地下冲刺。二十米，十五米，距离的缩短是逐渐的、稳步的，这也和当年追捕姚斌彬时如出一辙。身后投来了长长短短的人影，那是一干矿工，他们的大呼小叫在巷道里冲撞反弹，乱糟糟地听不清喊些什么。岩壁发出了几声脆响，像颌骨挨了一拳时脑子里的回音，大概是前不久放炮的余波导致的，应该也是“常有的事”。十米，五米，借着头顶间隔悬挂的矿灯，他看清了逃犯一头乱发之下那苍白的侧脸。而直到两块比酸菜坛子还要粗壮的碎石从斜上方坠下来，落在离杜湘东不到半米的跟前，他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咔然开裂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包括脚下传来，越发密集，震耳欲聋，整条巷道都在扭曲变形，像把人吞进了一段蠕动不休的肠子之中。

然后杜湘东听到了喊声：“塌了——”

然后是更多的人在喊：“塌了塌了塌了——”

然后他的胳膊被人拽住，往反方向拉着。直到此刻，杜湘东的身体还在前冲，甚至想要甩脱抓住他的那人。很遗憾或者很幸运，他没做到。对方使出了擒拿手法，并且比他所掌握的更加娴熟：一手扣住上臂，一手夹住头颅，拖扯着他往洞外跑出去。

五米，十米，十五米，二十米，他与许文革的距离重新拉大。回头再望，那个黑影在巷道深处拐了个弯，令人绝望地消失不见。而当一个鱼跃沉重地摔在洞口之外，他才看清了强行把自己挟持出来的人。是大虾米般的警察。俩人躺在地上喘气，像两条离了水的鱼。然后杜湘东又想跳起来，却被一个扫腿撂倒。

对方吼道：“你他妈想立功想疯啦？”

杜湘东吼了回去：“我他妈不是为了立功，你懂个屁。”

对方再吼：“甭管为什么，搭上条命就是不值。”

吼完，大虾米般的警察却不再看杜湘东，而是站起身来，走向一旁的副矿长。后者呆若木鸡地瞪着洞口，两眼凸了出来，肩膀打着哆嗦。大虾米般的警察推了他一把：

“打电话去。”

“现在不能。”副矿长摇头。

大虾米般的警察扬手抽了他一个嘴巴：“你们还想瞒几回？”

出人意料，副矿长也抬起手，抽了自己一个更加响亮的嘴巴，随后道：“你要打电话尽可以去打，没人拦你，不过打也没用。这矿随时会塌，如果真塌了，等外面的救援赶到，井底下的人早埋了。所以现在只能按我们矿上的办法来，你们警察帮不上忙。”

这时在俩警察眼里，副矿长好像换了个人，绝非不久前那个只会说套话的工头了。他阴沉着脸，转身去向几个老矿工询问情况，三言两语，可以得知：煤矿采用皮带传送和矿车运载两种方法结合，井下的最底层用皮带，将爆破开采的煤块运送到深约一千米的中转站再装进矿车；此时矿里还有二十多人，恰好正在那个中转站等车；因为离地面并不太远，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沿着轨道爬上来的，但现在还没人影，估计是被震落的石块挡住了去路。综上所述，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有几个人带着工具下去，在矿井全面塌方之前开出一条生路。如果赶得及，井下的人或许还有救，如果赶不及，那么很可能连救人的也被压在底下。因此再开口时，副矿长的哑嗓子里好像含了块滚烫的铁，他环视那一圈黑黝黝的、只看得清两眼反光的矿工，问：“谁没老婆孩子？”

沉默之中，便有两个人站了出来。片刻又出来两个。又有一人呜呜干号两声，也往前迈了一步。副矿长拍拍那人肩膀，脱了上衣往地上一摔，顺手抄起一柄钢钎：

“我也下过井，鬼门关上走过都是兄弟。出发吧。”

几条没家没业的汉子发一声喊，跟着他往矿井深处走去。留下的七八个人各自找好岗位，准备接应工作。等那支敢死队消失在矿灯照射不到的角落，巷道变得出奇的安静，它空洞、深远、寒冷，只有偶尔飘出的细小的断裂声提示着人们悬念还在继续。而原本压在杜湘东心头的那个悬念则被囊括进了一个更大、更紧迫的悬念之中，那是千钧一发，那是生死攸关。他连重新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像狗一样伏在地上望着洞口，手指抠进混着煤渣的泥土，似乎指尖所能感受到的最微小的震动都能让他肝胆俱裂。

大概过去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杜湘东腕上手表的秒针均匀地数着格儿，每一格所代表的时间流逝都像包含了人的一辈子那样漫长。大约在某一秒即将结束、新的一秒即将开始之际，他仿佛看到秒针顿了一顿，好像时间本身也犹豫了、踯躅了。随后他才意识到那是地壳震颤导致的视觉错乱，在接踵而至的轰鸣中，他看到巷道里尘土飞扬，寥寥几盏矿灯像暴雨里的萤火虫一样坠落陨灭。石块无规则地落下，转眼埋住了洞口。身边的矿工纷纷跪了下来，捶胸拍腿地痛哭或者指天对地地怨骂。没救了，这是从常识以及人们的表现中得出的判断。这将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矿难，一口气吞噬了三十多条人命，其中包括原本被困的二十余人和六名前往营救的敢死队员，以及一名逃犯。

直到次日清晨，上述事实在杜湘东的头脑之中还是事实，就像他疯了似的扒着抬着、把他的两手磨得鲜血淋漓的石块一样笃定、坚硬。大虾米般的警察终于还是跑回办公楼打了电话，救援部队是在凌晨五点赶到的。来了两个连，一个连是工兵，就地开始挖掘，另一个连是武警，负责封锁现场。煤矿老板始终没露面，听说连夜去了北京，至于是去躲风声还是找门路，那就不得而知了。副厂长以外的几个工头被迅速“控制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也被带到一个单独房间里接受问讯。从“有关部门”的口中，杜湘东也得知，本次矿难像许多追悔莫及的灾祸一样并非偶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为增快开采进度，该煤矿在爆破中使用了高爆炸药，且装药量远远超标，每个工作面上的炮眼数量也超标；第二，为节省成本，该煤矿在建设过程中使用的钢梁规格却不达标；第三，该煤矿于两个月前曾发生过一次塌方，还死了人，本该停业整改，但不知为何没有执行。矿上的人竹筒倒豆子，交代的内容几乎可以立刻形成材料上报，相比之下，来自警察的侧面印证倒显得无足轻重了。

一个工作人员这才想起来问：“你一个北京警察，到矿上来干什么？”

杜湘东正待回答，却见一个军人急匆匆跑进来，对那人耳语两句。一瞬之间，在那张僵硬得平板一块的脸上，浮现出了也许是这个小官僚所能传递的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表情：狂喜、惊讶、庆幸、难以置信、迷惑不解……而当对方把消息转告给他之后，同样的表情也在杜湘东脸上重演了一遍。没过多久，隔壁和走廊里各种身份的人们爆发出了连锁式的欢呼，尤其是那些矿工，他们再次号啕大哭起来。

然后全体集合，急行军赶往这座不高不矮的山的中段。昨天夜里坐车上来时，杜湘东并未看到上山的路还分出了一条岔路，更无从得知海拔位置比山顶煤矿低了几百米的地方，还有一处废弃已久的老矿。废矿入口早被堵上，好在只是堆了一层砖石，并未再浇水泥封堵，又好在工具设备一应俱全，井下的人就从那里破壳而出了。有人是自己爬出来的，有人浑身是血，是被同伴拖出来的。最惨烈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深度昏迷，左腿膝盖以下全成了一摊烂肉。这些从鬼变回人的矿工被阳光晒愣了，捂了半晌眼睛，这才开始呼喊，于是被高处的武警发现。当杜湘东跟着队伍赶到现场，第一眼认出的是副矿长。问明身份后，这人立刻被调查人员缉拿在案，但即使是亮晃晃的手铐也无法打消他那疯癫的狂喜。

而当政府的人一边送上食物和水，一边清点人数的时候，杜湘东也凑了上去。他近距离地打量着每一张沾满煤污或血迹的脸，遇到低着头的就摇晃肩膀，直到人家不得不把脸抬起来。几个伤员在被抬上救护车之前也早就辨认过了。共三十二人，反复点了几遍都是这个数字。而来之前，他已经知道被困在矿里的人数是三十三个。还有一个去哪儿了？难道死了吗？如果死了，为什么死的偏偏是他？杜湘东头晕眼花，被窒息感扼住了喉咙，像魔怔了一样念念有词，反复穿梭着逡巡着。终于，他的行为让人们觉得碍事了，他遍复一遍打搅幸存者的做法也显得不近人情。那个询问过他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试图把他拉开。

杜湘东就是在这时失控的。他一抡膀子，把对方甩了个踉跄。人们齐刷刷打量着他，而那位工作人员还想缓和气氛，谨慎地再次靠近杜湘东：“这位同志，您别激动……”

杜湘东却失魂落魄地溜开，又在人群里乱窜起来，还粗鲁地碰翻了几个工人头顶的安全帽。这时，他就开始询问每一个幸免于难的矿工，有没有在井下见到这样一个人了——一米八几，肩宽腿长，棱角分明。见过？这人叫姚文林？妈的，怎么取了这么个名字，不过也对，“文林”就是从“斌彬”里拆出来的嘛。那么这个姚文林现在怎么样？还活着？我就知道他不会死，没死又去哪儿了？跟你们一起出来的？出来以后就不见了？你们干嘛不看着他？干嘛不问他一句？矿工们被他搞得惶惑不已，疲倦不堪，大虾米般的警察抄到他身后，依然使出擒拿手法，把杜湘东的两臂牢牢箍住。但他仍然跳跃着、后仰着，嗓子眼儿里还含含糊糊地挤出两个字来：“搜山。”

“你说什么？”工作人员勉强笑了一笑，问。

“搜山，搜山搜山搜山。”杜湘东重复。

对方就从讪笑变成了冷笑。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面？还有伤员等着救治呢，还有现场等着勘察呢，还有情况等着汇报呢，哪儿腾得出人手搜山。不就是少了个人吗，比起活下来的几十个，少了的那个算得了什么。你不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警察吗，就算真是北京什么重要部门的领导，也得考虑地方上的现实困难吧。

于是众人便散开，没人再理他，各忙各的去。杜湘东被晾在当地，仍被大虾米般的警察擒抱着。大虾米般的警察在他耳边劝道：“兄弟，你冷静点儿，人跑了还能再找。”

杜湘东终于停止挣扎，后背蹭着对方的肚子和腿，缓缓坐在了地上，头却仰望着四周的山峦。屎壳郎碰上拉稀的——白来一趟。事到如今，北京人这句粗俗的歇后语真是再贴切不过，至于一路上的执念、辛苦、惊心动魄，都变得不值一提。这个念头让杜湘东古怪地笑出了声，格格，格格，好像一只丢了蛋的母鸡。

那也是许文革在逃期间，杜湘东最接近于将其抓捕归案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