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借命而生  作者:石一枫

那天到了矿上,就是入夜以后了。

路上倒不辛苦,并未像杜湘东宣称过的那样,先坐长途车再靠两条腿翻山越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停在宾馆门口的一辆奔驰车,在那个年代被称为“虎头奔”。戴眼镜的男人没去,开车的是他的司机,也即诸多黑西装汉子中的一名。既然答应了刘春粟的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对方也必须配合他“到矿上看看”的要求,这是杜湘东和那位“很讲道理”的煤矿老板达成的协议。此时杜湘东知道,此刘春粟非彼刘春粟,一个刘春粟两个月前就死了,另一个多半是用了死人的身份证去汇款,这才变成了刘春粟。他所关心的故事还能讲下去。

大虾米般的警察与杜湘东并排坐在车里。自从事情谈妥,此人几乎一言不发,仿佛突然没了精神,上车以后一直看着窗外。其实他也可以不去的,而非要跟着,大概是为了履行那句“帮人帮到底”的承诺。杜湘东本想对他表示感谢,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杜湘东还想,也许这人也有个故事。

出城以后,前一半路程都是国道,几乎一掠而过。经过一片稀疏的灯火,大虾米般的警察这才蹦出一句:“就是那个镇了。”车子随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高耸的盘山路,速度也慢了下来。路况变得很差,布满深坑,不时有托底的危险,碰到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还得小心翼翼地歪到道路外侧,才能勉强腾出会车的空间。有两次,“虎头奔”的半边车身几乎悬到了山体之外,杜湘东感到屁股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好在司机很老练,把车开得有惊无险,他只是抱怨,就连老板也是轻易不愿意夜里去矿上的。

直到这时,杜湘东才体会到了远行的味道——那味道是苍凉的,还有几分豪壮。他按下车窗,呼吸了几口因为海拔升高而凛冽起来的空气。不多时,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便在更高远处望见了灯火。密密麻麻的白光闪烁,如同在半空之中扎了一座营盘。司机告诉他,“矿上”到了。杜湘东回望来路,估摸着从矿上到镇上的距离。这段山路,车开了一个小时有余,如果换成人走,恐怕一天一夜都不够用。虽然明知来往于两地之间必须得靠搭车,但他还是想象着一个孤零零的人影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景象。当然,这个景象有没有真实发生过,还取决于许文革是否就在矿上,变成了一名矿工。

一定是事先打过招呼,当车子爬上最后一段坡路,矿厂门口已经有人迎接了。那是个留着寸头的中年人,倒是传统印象里淳朴干练的工人阶级模样。车一停下,他就上前与杜湘东他们热烈握手,还专门说:“北京同志,您辛苦了。”

接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副矿长,负责这片矿区的日常管理。带领来宾穿过铁门,副矿长又相当熟练地说出一番套话,大意是,本地在历史上就是煤炭主产区,可是老国企观念旧、负担重,经营举步维艰,因而市里的领导痛定思痛,锐意改革,引入了民营企业承包矿厂、自负盈亏的新机制,使这个老大难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像他自己,就是从国企干部的身份上转轨过来的,刚开始有些“想不通”“不适应”,但很快就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干劲可比过去大多了”。场面倒像应付上级机关的视察。

杜湘东引开话头:“那么工人呢,都是从外面雇的?”

“基本替换成了农民工……当然,对于原来那些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养老问题和就医问题,我们相信组织上一定能……”

“农民工又是从哪儿招的?”

副矿长终于脱离了套话的节奏:“天南地北,什么地方都有。刚开始是到火车站招工,后来又有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中国人多,开得出工资就不怕招不上来。”

“工人一般会在矿上干多久?”

“流动性很大,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所以管理上难度很大。”

说话间就进了厂区。对于一个私营煤矿而言,这里也算是规模不小了。四下灯光耀眼,照着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平地。平地一端的暗处,模模糊糊地立着一幢二层小楼,周围排列着若干简易工棚;另一端的亮处,则屹立着山包似的煤堆,还有两辆大卡车正停在山下,大约是等待上货。都知道煤是黑的,但在强烈的光照之下,那煤山却像覆了层雪一般通体银白。而杜湘东的心不由得往上提了提。他有两个忧虑:其一是怕许文革已然不在矿上,身为一名逃犯,在一个地方赚够了钱,很可能继续流窜;其二却是怕许文革就在矿上,自己这么大摇大摆地游逛,要是恰好被他看见怎么办?在这个猫与鼠的游戏中,先被发现的那一方就算输了。因此杜湘东下意识地躲着灯走,还故意把背佝偻得更弯。好在一路上没碰到人,副矿长又把他们引向那栋办公小楼,提议“先歇歇,慢慢谈”。

屋里居然设了宴,桌上还摆了一瓶汾酒。俩警察也不客气,径自坐下,吧唧吧唧开动起来,副矿长陪在一边,不住夹菜倒酒。正吃着,却听见远处——具体说是来自地底——传来了两声巨响,让人脚下一颤,仿佛站在了随时可能腾身跃起的巨兽的脊背上。一时间屋里灯影摇动,连斟满的酒都晃出了半杯。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趣道:“不用搞得这么郑重,放什么礼炮呀。”

副矿长笑道:“我们这里需要爆破开采,响动是常有的,但从没出过事。”

杜湘东本想噎他一句:那么刘春粟是怎么死的?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但又一想,既然说好了不再过问刘春粟,跑题也没必要。再说往后还得需要这位“管事儿的人”配合呢。因此他只是问:“工人现在还在井下?”

副矿长坦然回答:“我们这里实行的是十六小时工作制。向时间要效益嘛。”

私营煤矿都是按年限承包的,只有昼夜不停地开采,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这个账别说开矿的人,就连杜湘东也算得过来。怪不得办公楼旁边的工棚都是黑的,一点儿人声没有。他又看了看表,目前还不到十一点半,假如早上八点上班,那么离下工的凌晨时分还有些工夫。他索性踏实下来,细嚼慢咽地吃起了饭。其间本想问副矿长要个花名册来看看,但又觉得多此一举。许文革要是用本名来应聘,那他可真是个弱智了。

终于又熬过半个小时,杜湘东便拍了拍手站起来,宣布:“到矿里看看吧。”

这时,副矿长就有点儿不情愿了。他愣了愣,嘀咕道:“不是说好了来看看,打个转就走吗?您二位到底要干什么?”

事到如今,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杜湘东直言以告,他怀疑矿上有个逃犯,因此需要副矿长做的,是以下两件事情:第一,把他带到矿工从井下返回地面的通道附近,再提供一个隐秘的观察场所,保证他可以辨认每一张经过的人脸而不被发现;第二,严格保密,切勿声张。本来还可以责令副矿长把工人们集中起来,一一点名排查的,但之所以没有选择那个方案,还是害怕打草惊蛇。说实话,他压根儿不信任这位连死了人都敢瞒报的煤矿管理者。而对方听完,并未露出多么意外的神色,只是响亮地嘬了几声牙花子,好像在害牙疼。对于运营一所煤矿有可能面对的各种麻烦,这位副矿长仿佛早已习以为常。他考虑的是如何渡过麻烦,或者暂时压住麻烦,哪怕是把眼前的麻烦变成以后的麻烦也行。

杜湘东则直视对方,一手横伏桌上,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这副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公权力的姿态终于令对方屈服,或者说,对方已经完成了他的权衡。副矿长的脸上再次绽放了笑容,回答道:“您早说呀,多大个事。”

然后话锋一转,又说到这家煤矿是政府的重点扶持项目,受到了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投资煤矿的老板本人也刚刚当选为政协委员。作为煤炭行业的改革标杆,又岂能容忍流窜作案的坏分子破坏抹黑?因此对于“北京同志”千里迢迢地赶来清理工人队伍,他们肯定是热烈欢迎,大力配合的。这时套话就不是套话了,甚而套话从来不是套话。杜湘东明白,副矿长这是在向他讲明利害呢,意思和戴眼镜的男人说过的话大同小异:警察执行任务,没人敢妨碍,但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万一闹大了,谁怕谁还不好说。

而他也只能表态:“职责之内的事我一定要做,但仅限职责之内。”

双方再次谈妥,分别起身。副矿长率先走到门口,颇具表演性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俩警察往矿厂的核心部位,也就是矿井的方向而去。踩着一地咯吱作响的煤渣子,沿一条干道穿过空地,又穿过另一道围墙铁门,远远就望见了巷道入口。四下也是灯火通明,衬托得那个大洞的内部更加黑暗,一条狭窄的铁轨从洞里通出来,也传出了大地深处机械作业的震颤与共鸣。越往近走,回声就越发浩大,好像地壳已被挖穿。砰砰又是两声炮响,比刚才听到的更加骇人,连山顶上的碎石都往下滚了几块。

洞口却有一个铁皮搭建的岗亭,大概是清点人数和存放物品所用,副矿长走了过去,对亭子里的监工说了几句,那人便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麻布口袋。随后,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便钻了进去,灭了灯,坐下来,透过黑黝黝的窗子看着洞口。这是个适于观察的有利位置,里面的人能将外面一览无余,外面的人却无法看清里面,就连大虾米般的警察那身脏兮兮的警服也不会暴露身份,更何况外面还有俩人为他们吸引注意力。黑夜像一个谜,山岭像一个谜,洞口更像含着个谜。在等待谜底揭晓的那段时间里,杜湘东的心态竟然出奇的平静,反倒是大虾米般的警察呼吸沉重,似乎比他还要紧张。

外面的副矿长和监工也被悬念感染,刚开始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后来就干瞪眼望着铁轨。非常准时,刚过十二点,洞里传出了隆隆轰鸣,好像一个消化不良又喝了过多碳酸饮料的人正在没完没了地打嗝。接着,一列矿车开了上来,车头亮着一盏独眼似的灯光。前几节车斗里却没有人,而是满载着今天的最后一批,或者是明天的第一批矿产,随后的几节才坐着矿工。矿车在洞口之内停下,人先下车,排着松散的队列走出来。副矿长示意监工往更亮堂的地方站了站,又迎着来人吆喝一声,那条队列便朝他们所在的方向移动过去。一切不露形迹,也可见这位敬业的领导亲自查岗是经常的事。

在杜湘东的注视下,矿工们纷纷从劳动布上衣兜里掏出一枚塑料牌,投进监工手里敞开的口袋。这是一支面目模糊、好像由影子组成的队伍,人人沉默不语,脸上黝黑一片,只有摘下安全帽时簇簇抖落的煤渣才提醒外人他们也是实际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但即使如此,杜湘东仍对自己的辨别能力充满信心。他相信许文革的身体轮廓、脸部线条乃至走路时的姿态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如果不是印得那么深,他也不会在多年以来如此憋屈。而现在,摆脱憋屈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一个不是,太矮。第二个不是,太胖。第三个虽然身高体型相仿,但脸又太宽太圆,几乎像一张饼。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都不是。被杜湘东否定掉的人们用原始的方式记上考勤,却不离开,又折回矿车开始卸货。因为捎了半车煤,第一趟矿车的乘客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这趟毫无发现,就只能寄希望于矿车倒回去再开出来的第二趟了。但一转瞬,杜湘东的视线锁定了在队尾的一个男人身上。一米八多,肩宽腿长,面部棱角令人联想到西方雕塑。与记忆中的许文革不同,那男人的背驼得厉害,弯成了一条夸张的弧线,但考虑到他所经历的日复一日的逃亡和劳累,这点儿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于是杜湘东叫了一声。怎么叫也是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老道的逃犯想必早已练就了听到真名也无动于衷的定力,因此他叫的是:“姚斌彬。”

那个名字在暗夜的山岭破空而出,锐利得像一支响箭。不远处的黑影果然一愣,茫然地回过了头。几乎没有停顿,杜湘东就从岗亭里冲了出去,也几乎没有停顿,他的抓捕目标也开始奔跑。两人绕着目瞪口呆的人群各自划了一条弧线,与此同时观察、预判着对方的步伐轨迹,随后一前一后跑进了巷道洞口。在不久之后,当杜湘东反复纠结于这次行动的种种细节时,才会疑惑于这样一个问题:许文革为什么没往开阔的、更有利于躲避的方向逃跑,而是一头扎进了矿井深处?这是他在情急之下出现了判断失误,还是另有什么企图,比如说打算把杜湘东引进去再下毒手?但在那个刹那,杜湘东和当年追捕持枪逃犯姚斌彬时一样,脑子里除了抓人以外什么都没想。他只知道时隔数年,许文革再次出现在了他的眼前,并且自己占据着绝对优势的位置,只要一鼓作气,就能瓮中捉鳖。

也许恰因为此,杜湘东没有留意周边的变化。他盯着前方那个背影,沿着越发黑暗也越发幽深的洞穴向地下冲刺。二十米,十五米,距离的缩短是逐渐的、稳步的,这也和当年追捕姚斌彬时如出一辙。身后投来了长长短短的人影,那是一干矿工,他们的大呼小叫在巷道里冲撞反弹,乱糟糟地听不清喊些什么。岩壁发出了几声脆响,像颌骨挨了一拳时脑子里的回音,大概是前不久放炮的余波导致的,应该也是“常有的事”。十米,五米,借着头顶间隔悬挂的矿灯,他看清了逃犯一头乱发之下那苍白的侧脸。而直到两块比酸菜坛子还要粗壮的碎石从斜上方坠下来,落在离杜湘东不到半米的跟前,他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咔然开裂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包括脚下传来,越发密集,震耳欲聋,整条巷道都在扭曲变形,像把人吞进了一段蠕动不休的肠子之中。

然后杜湘东听到了喊声:“塌了——”

然后是更多的人在喊:“塌了塌了塌了——”

然后他的胳膊被人拽住,往反方向拉着。直到此刻,杜湘东的身体还在前冲,甚至想要甩脱抓住他的那人。很遗憾或者很幸运,他没做到。对方使出了擒拿手法,并且比他所掌握的更加娴熟:一手扣住上臂,一手夹住头颅,拖扯着他往洞外跑出去。

五米,十米,十五米,二十米,他与许文革的距离重新拉大。回头再望,那个黑影在巷道深处拐了个弯,令人绝望地消失不见。而当一个鱼跃沉重地摔在洞口之外,他才看清了强行把自己挟持出来的人。是大虾米般的警察。俩人躺在地上喘气,像两条离了水的鱼。然后杜湘东又想跳起来,却被一个扫腿撂倒。

对方吼道:“你他妈想立功想疯啦?”

杜湘东吼了回去:“我他妈不是为了立功,你懂个屁。”

对方再吼:“甭管为什么,搭上条命就是不值。”

吼完,大虾米般的警察却不再看杜湘东,而是站起身来,走向一旁的副矿长。后者呆若木鸡地瞪着洞口,两眼凸了出来,肩膀打着哆嗦。大虾米般的警察推了他一把:

“打电话去。”

“现在不能。”副矿长摇头。

大虾米般的警察扬手抽了他一个嘴巴:“你们还想瞒几回?”

出人意料,副矿长也抬起手,抽了自己一个更加响亮的嘴巴,随后道:“你要打电话尽可以去打,没人拦你,不过打也没用。这矿随时会塌,如果真塌了,等外面的救援赶到,井底下的人早埋了。所以现在只能按我们矿上的办法来,你们警察帮不上忙。”

这时在俩警察眼里,副矿长好像换了个人,绝非不久前那个只会说套话的工头了。他阴沉着脸,转身去向几个老矿工询问情况,三言两语,可以得知:煤矿采用皮带传送和矿车运载两种方法结合,井下的最底层用皮带,将爆破开采的煤块运送到深约一千米的中转站再装进矿车;此时矿里还有二十多人,恰好正在那个中转站等车;因为离地面并不太远,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沿着轨道爬上来的,但现在还没人影,估计是被震落的石块挡住了去路。综上所述,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有几个人带着工具下去,在矿井全面塌方之前开出一条生路。如果赶得及,井下的人或许还有救,如果赶不及,那么很可能连救人的也被压在底下。因此再开口时,副矿长的哑嗓子里好像含了块滚烫的铁,他环视那一圈黑黝黝的、只看得清两眼反光的矿工,问:“谁没老婆孩子?”

沉默之中,便有两个人站了出来。片刻又出来两个。又有一人呜呜干号两声,也往前迈了一步。副矿长拍拍那人肩膀,脱了上衣往地上一摔,顺手抄起一柄钢钎:

“我也下过井,鬼门关上走过都是兄弟。出发吧。”

几条没家没业的汉子发一声喊,跟着他往矿井深处走去。留下的七八个人各自找好岗位,准备接应工作。等那支敢死队消失在矿灯照射不到的角落,巷道变得出奇的安静,它空洞、深远、寒冷,只有偶尔飘出的细小的断裂声提示着人们悬念还在继续。而原本压在杜湘东心头的那个悬念则被囊括进了一个更大、更紧迫的悬念之中,那是千钧一发,那是生死攸关。他连重新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像狗一样伏在地上望着洞口,手指抠进混着煤渣的泥土,似乎指尖所能感受到的最微小的震动都能让他肝胆俱裂。

大概过去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杜湘东腕上手表的秒针均匀地数着格儿,每一格所代表的时间流逝都像包含了人的一辈子那样漫长。大约在某一秒即将结束、新的一秒即将开始之际,他仿佛看到秒针顿了一顿,好像时间本身也犹豫了、踯躅了。随后他才意识到那是地壳震颤导致的视觉错乱,在接踵而至的轰鸣中,他看到巷道里尘土飞扬,寥寥几盏矿灯像暴雨里的萤火虫一样坠落陨灭。石块无规则地落下,转眼埋住了洞口。身边的矿工纷纷跪了下来,捶胸拍腿地痛哭或者指天对地地怨骂。没救了,这是从常识以及人们的表现中得出的判断。这将是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矿难,一口气吞噬了三十多条人命,其中包括原本被困的二十余人和六名前往营救的敢死队员,以及一名逃犯。

直到次日清晨,上述事实在杜湘东的头脑之中还是事实,就像他疯了似的扒着抬着、把他的两手磨得鲜血淋漓的石块一样笃定、坚硬。大虾米般的警察终于还是跑回办公楼打了电话,救援部队是在凌晨五点赶到的。来了两个连,一个连是工兵,就地开始挖掘,另一个连是武警,负责封锁现场。煤矿老板始终没露面,听说连夜去了北京,至于是去躲风声还是找门路,那就不得而知了。副厂长以外的几个工头被迅速“控制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也被带到一个单独房间里接受问讯。从“有关部门”的口中,杜湘东也得知,本次矿难像许多追悔莫及的灾祸一样并非偶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为增快开采进度,该煤矿在爆破中使用了高爆炸药,且装药量远远超标,每个工作面上的炮眼数量也超标;第二,为节省成本,该煤矿在建设过程中使用的钢梁规格却不达标;第三,该煤矿于两个月前曾发生过一次塌方,还死了人,本该停业整改,但不知为何没有执行。矿上的人竹筒倒豆子,交代的内容几乎可以立刻形成材料上报,相比之下,来自警察的侧面印证倒显得无足轻重了。

一个工作人员这才想起来问:“你一个北京警察,到矿上来干什么?”

杜湘东正待回答,却见一个军人急匆匆跑进来,对那人耳语两句。一瞬之间,在那张僵硬得平板一块的脸上,浮现出了也许是这个小官僚所能传递的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表情:狂喜、惊讶、庆幸、难以置信、迷惑不解……而当对方把消息转告给他之后,同样的表情也在杜湘东脸上重演了一遍。没过多久,隔壁和走廊里各种身份的人们爆发出了连锁式的欢呼,尤其是那些矿工,他们再次号啕大哭起来。

然后全体集合,急行军赶往这座不高不矮的山的中段。昨天夜里坐车上来时,杜湘东并未看到上山的路还分出了一条岔路,更无从得知海拔位置比山顶煤矿低了几百米的地方,还有一处废弃已久的老矿。废矿入口早被堵上,好在只是堆了一层砖石,并未再浇水泥封堵,又好在工具设备一应俱全,井下的人就从那里破壳而出了。有人是自己爬出来的,有人浑身是血,是被同伴拖出来的。最惨烈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已经深度昏迷,左腿膝盖以下全成了一摊烂肉。这些从鬼变回人的矿工被阳光晒愣了,捂了半晌眼睛,这才开始呼喊,于是被高处的武警发现。当杜湘东跟着队伍赶到现场,第一眼认出的是副矿长。问明身份后,这人立刻被调查人员缉拿在案,但即使是亮晃晃的手铐也无法打消他那疯癫的狂喜。

而当政府的人一边送上食物和水,一边清点人数的时候,杜湘东也凑了上去。他近距离地打量着每一张沾满煤污或血迹的脸,遇到低着头的就摇晃肩膀,直到人家不得不把脸抬起来。几个伤员在被抬上救护车之前也早就辨认过了。共三十二人,反复点了几遍都是这个数字。而来之前,他已经知道被困在矿里的人数是三十三个。还有一个去哪儿了?难道死了吗?如果死了,为什么死的偏偏是他?杜湘东头晕眼花,被窒息感扼住了喉咙,像魔怔了一样念念有词,反复穿梭着逡巡着。终于,他的行为让人们觉得碍事了,他遍复一遍打搅幸存者的做法也显得不近人情。那个询问过他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试图把他拉开。

杜湘东就是在这时失控的。他一抡膀子,把对方甩了个踉跄。人们齐刷刷打量着他,而那位工作人员还想缓和气氛,谨慎地再次靠近杜湘东:“这位同志,您别激动……”

杜湘东却失魂落魄地溜开,又在人群里乱窜起来,还粗鲁地碰翻了几个工人头顶的安全帽。这时,他就开始询问每一个幸免于难的矿工,有没有在井下见到这样一个人了——一米八几,肩宽腿长,棱角分明。见过?这人叫姚文林?妈的,怎么取了这么个名字,不过也对,“文林”就是从“斌彬”里拆出来的嘛。那么这个姚文林现在怎么样?还活着?我就知道他不会死,没死又去哪儿了?跟你们一起出来的?出来以后就不见了?你们干嘛不看着他?干嘛不问他一句?矿工们被他搞得惶惑不已,疲倦不堪,大虾米般的警察抄到他身后,依然使出擒拿手法,把杜湘东的两臂牢牢箍住。但他仍然跳跃着、后仰着,嗓子眼儿里还含含糊糊地挤出两个字来:“搜山。”

“你说什么?”工作人员勉强笑了一笑,问。

“搜山,搜山搜山搜山。”杜湘东重复。

对方就从讪笑变成了冷笑。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面?还有伤员等着救治呢,还有现场等着勘察呢,还有情况等着汇报呢,哪儿腾得出人手搜山。不就是少了个人吗,比起活下来的几十个,少了的那个算得了什么。你不就是个来路不明的警察吗,就算真是北京什么重要部门的领导,也得考虑地方上的现实困难吧。

于是众人便散开,没人再理他,各忙各的去。杜湘东被晾在当地,仍被大虾米般的警察擒抱着。大虾米般的警察在他耳边劝道:“兄弟,你冷静点儿,人跑了还能再找。”

杜湘东终于停止挣扎,后背蹭着对方的肚子和腿,缓缓坐在了地上,头却仰望着四周的山峦。屎壳郎碰上拉稀的——白来一趟。事到如今,北京人这句粗俗的歇后语真是再贴切不过,至于一路上的执念、辛苦、惊心动魄,都变得不值一提。这个念头让杜湘东古怪地笑出了声,格格,格格,好像一只丢了蛋的母鸡。

那也是许文革在逃期间,杜湘东最接近于将其抓捕归案的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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