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在他最优秀的一篇论文的开头这样写道：“在繁杂的记忆中，每个成年人都还记得童年那些百无聊赖的时刻，每一个孩子的生活都不时穿插着一个又一个无聊的阶段：身处悬而未决的状态中，事情虽开始了，却没有任何进展，到处弥漫着不安的情绪，同时还夹杂着极为荒谬、矛盾的渴望——对于欲望的渴望。[Adam Phillips，“On Being Bored”，收录于On Kissing，Tickling，and Being Bored：Psychoanalytic Essays on the Unexamined Lif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68。]”“对于欲望的渴望”（the wish for a desire）是以异曲同工的方式致敬托尔斯泰对于无聊的双重定义——“对欲望的欲求”（the desire for desires）。这种扭曲的状态不仅限于儿童，尽管看似荒谬、矛盾，却事实上随处可见，亟待解决。欲望用其停滞来对抗自身，这是无聊的开始，而非终结。因此，从欲望的角度来理解无聊，是研究无聊可以引发哲学反思的特殊能力的第一条线索，但其实，还有进一步的线索和更复杂的解决方案来解读意识之谜。

叔本华是研究无聊的鼻祖，是西方传统中第一个认真研究这一状态的哲学家。他意识到，无聊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常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生活的物质条件为其提供了土壤：新兴资产阶级成了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生活必需品已有了可靠的保障。于是，“想要什么”和“要做什么”的问题已经无法直截了当甚至不假思索地回答出来了。如前文所述，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曾仔细剖析了“accidie”或萎靡不振这类情绪上与无聊颇有共同之处的恶习。这种晦暗的状态同样存在于希腊和基督教的道德行为观念中，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人对其社会和文化处境做出的完全合理的反应，是一种情感和存在状态，而是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的衰竭，因为它会妨碍人们履行义务的决心。

20世纪中期，埃里希·弗洛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美籍德裔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注意到，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的地方不在于直立的站姿、对工具的使用抑或是笑的能力，准确来说，不同在于人类是唯一能够质疑自己的意图的生命形式，这是幸运也是不幸。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这样写道：“人类是唯一一种将自身存在视为问题的动物，而且这个问题他必须解决、无从规避。”这呼应了早期存在主义的洞见，直面了他所认为的“生产力瘫痪”（paralysis of our productive powers）。这种“生产力瘫痪”源自无聊的经历，是这个问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Erich Fromm，Man for Himself：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New York：Routledge，1999），40。]。弗洛姆认为，无聊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遭遇。他写道：“我深以为无聊是最恐怖的折磨之一……在我看来，人若久困无聊，便是身处地狱。”[Erich Fromm，The Dogma of Christ（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55），181。]

这一切都在叔本华开创性的研究中有所预示，他先于后人一个多世纪预测了弗洛姆所代表的那种对舒适的工业化社会存在的剖析。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来回摆动，而这两者实际上也是它最终的组成部分。”无聊“绝不是一种可以轻视的罪恶：它最终刻画了绝望真正的面容”[Arthur Schopenhauer，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1，1844），1：313。]。一旦一个无聊的人开始阅读，他就会经历某种精神上的冲突，一种“停滞”。为了从痛苦中寻求解脱，人们转而去寻求刺激。然而，由于没有特别想要去支持或主动反对其他任何一方的欲望，人们又陷入了一场无望的自我斗争：徒有决心无处施展，空有能量却无原料。无聊，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是一种自我矛盾的欲望形式，会导致人们无法做出任何带有目的性的或快乐的行为。无聊所传递出的炼狱般的感觉和真正的绝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平淡乏味的环境造成的。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想要些什么呢？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能都非常熟悉这种经历：面对书架上各种各样的书，却没什么想看的；身在长途汽车旅行中，却陷入了一种静止的状态，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把目光从窗外连绵不绝的景色中移开；在排队的人群中，在医生办公室或候机室的等待中，消耗时光；吃完一顿孤独的晚餐后，度过无所事事、闷闷不乐的漫漫长夜。无聊有时如同经历一种时间的深渊，是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意识；它是单纯的持续时间的存在性变体，能够将这种稀松平常的经历深化为一种仿若永无休止的徒劳等待，而这种等待弥漫于大脑之中并且主导着意识[详细内容参见Lars Svendsen的A Philosophy of Boredom（New York：Reaktion Books，2005）；更多关于无聊与工作和休闲的关系分析请见Joshua Glenn和Mark Kingwell的The Idler's Glossary（Windsor：Biblioasis，2008），还有Glenn和Kingwell的The Wage Slave's Glossary（Windsor：Biblioasis，2011）。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克尔凯郭尔对此的观点：“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把人类分成两大阶级，可以说，一个阶级为谋生而工作，另一个则不用如此。但是，为生活奔波并不是生活的意义；为获得良好的生活条件所做的不懈努力反过来又成了这些条件所创造出的生活的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按照这个逻辑，另一个阶级的生命意义也仅限于消耗这些生活条件罢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如果说生命的意义就是死亡，似乎也是自相矛盾的。”Søren Kierkegaard，Either/Or：A Fragment of Life，Alastair Hannay译（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2004），49。后来，他又补充说：“无所事事绝不是罪恶的根源；恰恰相反，只要不感到无聊，才是真正绝妙的生活。”（230）。]。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某些方面，无聊具有成瘾的特征，特别是在社会条件的积极滋养中，这些条件可以从持续发作的无聊和刺激中获取利益。危险之处在于，这样的无聊经历会降低主体的抵抗力，增加存在的风险。与古典作家描述的平静、绝望的时刻迥然不同，我们可能会认为成瘾的人过得很舒服：即使他无力解决，至少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把这些和欲望及时间性有关的线索分开，因为无聊的经历，特别是在探讨其触发哲学思考的能力时，既不简单也不统一。无聊确实提供了一个进行深刻自我反思的机会，更广泛地说，也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机会。在这里，“反讽”有充足的发挥空间，这可能是体验哲学式的无聊所必不可少的能力。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一书中，以A的口吻说道：“有经验的人认为，以原则作为出发点是非常明智的。我赞同这一点，而我作为出发点的原则是：所有人都是无聊的。[Kierkegaard，Either/Or，227。]”书中接着提出了一个全球性的无聊理论，与叔本华十五年前的哀叹遥相呼应：

世界正在倒退，邪恶越发猖獗，那么这些又有何奇怪的呢？毕竟无聊势头正盛，而无聊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一点可以追溯至世界的起源。众神很无聊，所以他们创造了人类；亚当孤身一人觉得无聊，所以夏娃诞生了。自此，无聊来到世上，并且随着人口增长，成比例地递增。先是亚当一个人无聊，然后是亚当和夏娃一起无聊，接着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一家人都无聊，再然后人口增加，人们陷入了集体无聊。[Kierkegaard，Either/Or，228。]

很少有人能够将形而上学如此生动全面地呈现出来。

A所说的话进一步表明，鉴于这种状况无法摆脱，那么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克尔凯郭尔著名的“轮作”（crop rotation）概念——随意地做出决定，以戏弄敏感的人“为乐”，以及其他类似的消遣。A在这里犯了双重错误。

其一，他没有认识到，虽然确实有无聊的人，但是无聊的定义或许也因人而异。可能每个人都在某个时刻被母亲训诫过：只有精神穷困或懒散怠惰的人才会经常感到无聊。这里化用贝里曼诗歌的核心内涵作为警句：承认自己感到无聊是一种自我控诉，即自己本身很无聊。事实虽并非如此，但它包含了一种深刻的见解：有时真正的问题在于自身，而非外物。

其二，更严重的是，针对这种觉得所有人都很无聊的状态，A提议用随机的或反复无常的欲望来代替他们实际缺失的欲望或兴趣。我认为，将无聊描述为“本质上十分可怕”，犯了根本性错误：这就等同于认为，对缺乏具体欲望的停滞状态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某种欲望，或者说随便什么欲望，来填补最表面的空白。但是，这样被发掘或炮制出来的欲望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武断或虚假的一面，带有它试图掩盖的绝望的污点。此外，这种伪造的欲望往往无法真正满足欲望和行为有意义的背景要求，因此也无法带来心灵和谐的快乐。相反，正如经验所示，无聊的躁动只会通过其他方式继续；我们在各种欲望中辗转，却无法满足于其中任何一个，总是欲求不满。无聊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

在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一书中，法官威廉（Judge William）对A的回答，正是对过于简单的无聊反对论的一种抨击。他指出，只有具体的道德行动才足以克服无聊的停滞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克尔凯郭尔长期以来对黑格尔派辩证唯心主义的反感造成的。这意味着，所有精神或思维中的冲突状态都会被分解成新的无效的综合体。但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也是克尔凯郭尔反讽概念的一个特征。事实上，我们在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中发现了一个关于无聊的复杂见解，也就是以他本人名义（而不是用他的各种化名之一）发表的作品《论反讽概念》。在文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断：“无聊是反讽家唯一贯穿始终的特性。是的，无聊是一种永恒的空虚，一种没有享受的幸福，一种浮于表面的深奥，一种饥饿的饱腹感。[Søren Kierkegaard，The Concept of Irony：With Continual Reference to Socrates，Howard V. Hong和Edna H. Hong译（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302。]”这或许会被视为《非此即彼》中那篇“万恶之源”论述的前身，但我更喜欢以一种积极正面的方式来阅读它。反讽家们冒着无聊的风险，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无聊、一种激进的反讽。不同于纯粹的消极反讽所带来的空虚、无聊，这可能会带来行动。[对此颇有见地的探讨参见Gregor Malantschuk的Kierkegaards Thought，Howard V. Hong和Edna H. Hong译（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205。]

生活下去的任务真的是所有任务中最艰巨的吗？何苦呢？请注意，幸福感太少或太多都有可能导致这种绝望感。如果生活是一个乌托邦，在那里，“烤熟的鸽子飞来飞去……人们会因无聊而死或者上吊自杀”[Arthur Schopenhauer，Parerga and Paralipomena（1851），2:293。]——叔本华写这个主题时，援引了《安乐乡》（Land of Cockaigne）里的一个标准景象。反讽家的回答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身处“安乐乡”，在那里，几乎所有的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欲望也因此在不安的虚无中与流逝的时间相纠缠。有趣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世俗的绝望状态是否会导致一场哈姆雷特口中的可悲结局——试图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终结欲望和时间。

更有趣的是一种明显不合常理的事实：更多人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会继续忍受无聊，即便它会破坏一种连贯的自我意识以及自我与世界的重要联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线索——虽然是一个黑暗且相当令人生畏的线索——它证明，相较于我们自己的恐惧，无聊更加意味深长。哲学在此诞生，因为日常欲望的深渊体验恰恰是在这里直面意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