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初步分类的基础上，现在我们不妨在下文阐明无聊或无聊的本源和功能的精确分类。但凡要进一步阐释关于无聊的论述，或更准确地说，让无聊回归到政治问题这个我眼中的正确属性上来，都有必要对无聊进行这样的分类。也就是说，我想要将新自由主义无聊这一当代特殊现象与其他形式区别开来，而后探讨这种形式的无聊与当代自我和忧愁状态的错综复杂的联系。其他形式的无聊，特别是所谓的创造性模式的无聊，将在后文的探究中被不断提及。诚然，以下概念类别并不像严谨的哲学分析所推崇的那样一成不变或滴水不漏。作为类别，它们照例能够回溯性地发掘恰当的证据来支持随之产生的概念框架。然而，新自由主义无聊的形成既有意识形态性又具有概念性，因此，如果它的存在没有这样明显，其深层影响很容易被忽视。综上所述，在我们继续讨论无聊之前，有必要将无聊总体结构中的这些线索梳理清楚。在我看来，无聊可以划分为五种不同的形式或样态。

（1）作为哲学起源的无聊

上文的探究都是集中在这一类无聊或者对无聊的理解上。因此，在简单地总结这一类无聊后，我将详细阐述我想要另行探讨的其他四类无聊。侧重各异的对于无聊的标准哲学解释，都普遍具有一种轻微自我陶醉的腔调。说到这儿，我们知道，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都认为主观上不悦的无聊体验具有哲学启示性。简言之，这个概念的意思是，感到无聊的体验引发了存在主义危机，严重到足以让一个随和的人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我的欲望像一团乱麻，我连一个清晰连贯的想法都挤不出来，只能跌跌撞撞地不断面对僵局？有一种说法颇有道理，无聊这种状态只有在现代才会出现——人们的欲求不必目标明确，也可以意图模糊地打发时光。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无聊或许是当代人生活的基本特征，因为它标志着自我因如何得到满足而困惑的状态。

值得强调的是，无聊的这种概念不仅意味着无聊具有哲学源头的属性，而且与之完美对应，这种哲学概念也恰恰解释了无聊的由来。也就是说，这些哲学家把无聊理解为一种我们必须接受的自我和欲望的危机，这应该算作看待无聊的“标准视角”，与之对立的其他（尤其是相对当代的）观念则较为标新立异。就当下探究的主题而言，这一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回归哲学性无聊是我现下提出的关键论点的一部分，这与那些试图消除无聊或改变无聊的概念不同。我还将为这次回归增加政治层面的含义，其中的部分内容基于阿多诺对无聊的描述（见下文），但包含一些现代的变形。

（2）精神分析式无聊

克尔凯郭尔对于无聊的论述和传统哲学中关于无聊的讨论最为接近，而这里的重点是我们所谓的“欲望缠结”——一阶欲望和二阶欲望相互冲突或无法匹配，因为麻木而缺乏明确的欲望等类似状况。在所有可能存在的对无聊的解释中，那些专注于分析欲望，尤其是分析欲望缠结的解释，与日常生活的真正利害关系最为接近。然而，对欲望缠结的社会层面和结构层面的分析往往存在空白，尤其是在涉及当今资本和技术条件的领域。

亚当·菲利普斯所说的“对于欲望的渴望”强调了一个真实的悖论，而非创造性无聊的那种纯工具主义的悖论。对欲望不再渴求是无聊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因此，无聊阐明了欲望、意识和对意义的追求。我们的欲望被其自身的磨齿机制困阻不前，我们也阻塞于此；或者，继续用机械打比方，我们好比不自觉地踩下离合器踏板，油门踩到底，然而由于发动机没有正常啮合，所以不可能有牵引力。对于这个问题，艾略特至少算是有所了解，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心烦意乱不得安宁/充满幻想和空洞的意义/神情木然而冷漠异常”[T. S. Eliot，“Burnt Norton”，摘自Four Quartets（London：Faber and Faber，1944），99-103。可对比阅读Marina Van Zuylen的The Plenitude of Distraction（New York：Sequence，2017）。Van Zuylen的书推崇无计划的思绪和飘忽不定的想法，书中的主角是那些创造性的思绪游移的人：蒙田、尼采、普鲁斯特、柏格森之类的人物。作为一个身心漫游的忠实拥趸，同时也是一个专注于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人，我必须称赞一下这种任性的思维方式。不过，购物、玩手机、玩俄罗斯方块很难算得上富有成效，尤其是当你本应在听讲座时。真正的分心是一种自律，其余的只是一种非临床形式的注意力缺陷障碍。]。欲望变成了狂躁的主人、精神失常的父母，不断地索取关注，却不容许我们明确地表达关注，这便使我们进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好比一个绳结掉落在串钩鱼线中，怎么做都是错，只会让缠结更紧。

在传统的精神分析术语中，可以说，就无聊而言，我们并非通过神经症的方式或借由神经症的表征来抑制无意识欲望；相反，欲望的全面瘫痪是神经阻滞的综合表现。因此，无聊产生了烦躁不安和若有若无的不满情绪：我心中连一个清晰的欲望都没有，这让我隐约感到恼火，但还不足以促使我摆脱这种麻痹状态。就像电视上有那么多频道，却什么节目都没有！因此，菲利普斯认为，在混乱状态和欲望不明的情况下，无聊起着一种精神预防的作用。他写道：“我认为，无聊保护了在未知中等待着的个体，让他可以忍受难熬的等待过程。因此，在无聊中，等待的矛盾在于，直到结局显现，个体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而他往往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在等待。[Phillips，“On Being Bored”。]”这反过来又与研究无聊的历史学家彼得·图希（Peter Toohey）的判断相呼应：“从达尔文主义来看，无聊是一种适应性情绪。它的目的可能是帮助一个人茁壮成长。[Peter Toohey，Boredom：A Lively Histor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2）。]”这里的重点是，身为古典学者的图希选择了“成长”这个动词，其中必然暗指所谓的“eudaimonia”（幸福），即亚里士多德描述的良好德行和深层次幸福，也就是这位古代哲学家口中的“活得好，做得好”（living and faring well）。但现在，我们大概会逐渐过渡到通常所说的“创造性”无聊（见下文第四小节），或者回归到哲学无聊（见第一小节）。

菲利普斯在这篇文章中说，无聊“类似于漫无边际的神思缥缈”，顺推之，创造性无聊则似乎能带来卓有成效的“神游”。他认为，“无聊是人们从容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尤其当起因是精神的阻塞或停滞时，也许便会浮现新的快乐选择，达成新的突破。这一切约莫如此。但“飘忽”的状态并不稳定，用符号学来说，自由飘浮的能指只会造成混乱无序。比方说，“自由”“正义”这类词可指示的对象是开放性的，以至于可以完全脱离其约定俗成的意义，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所谓的“词壳”（word-casings）就是其中一例：生命有机体或真正的指示对象的意义一旦被剥离，两者便脱离了语义场景，蜕落的背甲或外皮就是词壳[Jennifer Egan，“Pure Language”，出自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New York：Anchor，2010）。Rebecca是Egan将要出版的小说（2021年）中年迈主人公的妻子，也是这一概念的来源。作者告诉我们，Rebecca“是个学术明星。她的新书是关于词壳现象的，这个词是她发明的，指的是那些脱离了引号便失去任何意义的词。英语中充斥着‘朋友’‘真实’‘故事’和‘改变’这些空洞的词——这些词的意义被剥除后，只余空壳。而有些词，如‘身份’‘搜索’和‘云’，显然已经因为网络使用而失去了灵魂。至于其他词，原因则更为复杂：‘美国人’为何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词？‘民主’怎么会被用来嘲讽呢？”]。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认为，在注意力和语言同样自由飘浮的情况下，意义的意义丧失、欲望的对象不再固定，哪怕是“回溯性设定”（retroactively posited）的对象都没有[例如Slavoj Žižek的Looking Awry：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Cambridge，MA：MIT Press，1991）。]。据他们描述，精神的过度投入本身是无所不在且无差别的，试图寻求组织却因意义结构的缺位而无法觅得。因此，正如我们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欲望的对象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才出现，诞生于我们的需求之中，尤其是想得到某物的需求、某种痴迷。反之，这种痴迷也属于回溯性自我设定。

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揭示，目前“真相”（truth）就是这样的词壳，致使我在本章所说的无聊的状况颇具复杂性。我在早期作品中就曾指出，“词壳”这一概念可能会导致更加广泛的影响。莫非我们现在实则是“人壳”，仅仅是我们幻想中强壮形象的残留躯壳吗？我们一度自以为强健坚韧，甚至现在也时不时有这样的幻想[Mark Kingwell，Unruly Voices（Windsor：Biblioasis，2012），16。]。然而，所谓的“人壳”并非意味着欲望受阻的状态；恰恰相反，它居于欲望过盛的世界里，其中的各种欲望纷繁复杂以至相互抵消，有效的信号也淹没在嘈杂的噪声里。结果是，即使是回溯性自我设定也变成一桩傻事，如同囚犯的自我处罚。这座低级炼狱隐藏在虚幻的个体化乐土中，以别样的方式展现出在当前政治、科技环境下行尸走肉般的自我。再次强调，如果我们愿意竭力进行自我剖析，无聊便是我们要关注的重中之重。

（3）政治性无聊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闲暇时光”或“自由时间”是存在危险的，阿多诺对此所做的阐述是本部分研究的核心文本。从这一点来说，目前专门从政治角度探讨无聊和科技问题的论述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哪怕是把提出电视时间和闲暇时光等阐述的阿多诺算在内，也只有少之又少的人在尝试对当今世界非比寻常、前所未有的状态提出新的批判性思考。毕竟，收视习惯已不同以往，休闲时间也不再局限于与工作时间泾渭分明的晚间和周末，并且还使自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工作时间。针对当前的主体性状态及其与媒体的关系，我们必须充分考虑问题的紧迫性再做评判——不是愈加绝望或指责更甚，而是以细致入微的结构分析来应对。无聊不仅仅是一种惹人微怒的日常体验，但也不仅仅是一种无法进一步研究的存在状态，而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吹响的战斗号角。

阿多诺对政治性无聊的点评，与其对工作和休闲这两个概念融合之处的常规性批判紧密相连。休闲时间要么被同化为工作时间，呈现为工作场所里的“娱乐”元素（放映室、游乐室、休闲的着装规范、宠物收容处等），要么本身已成为劳作和竞争的场所。有时，这两种形式还会同时上演。因此，现代工作一族习以为常的一轮接一轮的周末狂欢表明，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工作的全面束缚。因此，当代休闲时间的无聊感是更深层次的精神萎靡的外现。当个体切换至工作自我时，这种萎靡感就会下降。根据这种分析，无聊是政治性的，因其投射出在劳动和自我的配置中一切都不顺利之感，个体无望地拘滞于罗网——我在其他作品中称为“工作理念”（the work idea）——之中。工作理念本身并不是有偿的工作，更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带有职业使命感光环的崇高劳动，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且几乎毋庸置疑的理念，即生而为人，工作乃立身于世之本。阿多诺的分析如今仍然适用，但是需要有所更新。核心工作场所的侵蚀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普及标志着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及边缘化。在零工经济下，工人们通过拼命地做些短期且往往无人监管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

传统意义上，劳动者和劳动行为的异化表现为，将其劳动产品商业化并售得利润，却不与其共享利润。而零工工人和其劳动行为的异化方式不同于此。相反，零工经济带来了一种层次更深、危害更大的异化，即工人与其自身之间的异化，他们受困于被他人随心所欲支配的工作中不能自拔。与此同时，工作的常规任务，即培养敬业精神与自主精神，日益明确地提醒着人们，对个人来说，再怎么努力工作都不为过。关于零工工作者勤奋过人的“励志”故事比比皆是，例如，怀有身孕的来福车（Lyft）司机即使在即将临盆时仍坚持接送乘客。评论家贾·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写道：“一家公司若是大肆颂扬员工们为谋生计必须多么努力工作、不得停歇，那它一定是有颇为反乌托邦的双重思考能力，毕竟这些条款是公司自己提出来的。然而近来，这种虚假的励志故事无论是在企业宣传还是在新闻报道中，都出现得愈加频繁了。”[Jia Tolentino，“The Gig Economy Celebrates Working Yourself to Death”，New Yorker，2017年3月22日，大部分关于零工经济的评价其实是正面的：有一本书歌颂零工经济为“创业梦想”，还有些书提供了有创造力的方法以获得报酬更丰厚的零工工作。]

举个例子，零工网站Fiverr[“fiver”意为5美元钞票]自诩为“自由职业者服务的在线交易市场”，网站上部分服务的售价低至5美元。该网站在2017年发起了一场名为“我们信赖实干家”（In Doers We Trust）的广告宣传活动。正如新闻稿所言：“Fiverr利用这场运动紧紧把握当今灵活创业、果断尝试、以少挣多的新时代精神。Fiverr反对官僚主义的瞻前顾后、分析瘫痪和没完没了的讨论会。”这听上去……怎么说呢，有些令人费解，尽管它的目标直指“革命性地”避开乏味的中层管理者的官僚作风。不过，正如托伦蒂诺所言：“零工经济啃食同胞的本质正是经由这套说辞被包装成一种美学。”批判地分析零工现象究竟有何必要非但不是过度思考，甚至可以说，将其作为新的经济现实欣然接受恰恰是不可饶恕的轻虑浅谋。

零工工人们总是在不确定中等待下一份零工，因此他们的无聊不同于案板厨师、打更老头或车间工人的无聊。在打零工时，“快点过来等着”的指令和出现在其他场合令人沮丧的命令如出一辙，比如说，让步兵备受煎熬的无聊感，所以“快点过来等着”这个表述指不定就是他们发明的。人们可以认同Fiverr运动中振奋人心的“实干家”精神，以此来对抗这种无聊，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疯狂的状态。这些工人如同电影《射马记》（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中疯狂的马拉松舞者。该影片是一个讲述了大萧条时期绝望情绪的凄凉寓言，在一场徇私舞弊的角逐中，永无止境的攀爬让人心生厌倦。

在更稳定的工作形式中，情况并不会更加乐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毫不客气地将有些职业称为“扯淡的工作”（毫无意义或价值的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同样落入了资本主义幻想的陷阱，即工作虽然无聊，但还是有点必要的[David Graeber，Bullshit Jobs：A Theor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8）；Graeber最初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推广了这个工人们自己使用已久的术语：“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A Work Rant”，Strike！Magazine（2013年8月）]。格雷伯还生动地描绘了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结构：债务周期。他抨击了以白领工作为主的一系列职业毫无用处，并且从业者也深谙这一点：比如人力资源顾问、通信协调员、电话销售市场调研员、公司律师。他给各种各样的扯淡工作贴上标签（打手、奴才、自动收报机、管道胶带工和工头），而这些工作难免物以类聚，融合成他口中的“多元扯淡工作综合体”。这便是一份看起来好像应该很有趣的工作，因为它丰富多彩但又稳定可靠，既非一成不变也不虚无缥缈。然而，这只不过是替扯淡工作说的蠢言蠢语罢了。

并非所有扯淡的工作都是无聊的工作，但是，因为这种工作明显毫无意义，所以它们太容易带来无聊感了。因此，尽管商业杂志为无聊的上班族准备的自我激励的建议通俗易懂——例如提倡撤走时钟、浏览动物图片、使用太阳灯、远离易使人妒火中烧的社交媒体——但笑脸对策对于零工工人和扯淡工作从业者都不适用[Drew Hendricks，“12 Tips for Being Happy at a Boring Job”，Inc.（2015年1月26日），不得不指出，在这篇明快的文章中，离开无聊工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猜这大概是第13条建议。]。对无聊的传统政治评判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对我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无聊（见下文第五小节）进行批判性研究，以做补充。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到另一种形式的无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无聊意识形态——在无聊深入人心的“痛苦的折磨”形象里，找寻一抹积极的色彩。

（4）“创造性”无聊

新近涌现的心理学文献可以说是第一小节中一系列观点的一种更科学但也更驯化的呈现，也就是说，此处我们同样认为无聊会让主体厌烦，但它也具有生产潜力。与此同时，抨击无聊损害认知甚至破坏健康的对立派心理学著作往往也应运而生。这两种对立的论述时常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主导着关于无聊的日常讨论，并在谈及科技、建筑环境和工作场所时尤甚。

举个例子，最近有人为无聊辩解，认为归根结底它可以让人变得精神焕发，而从长远来看，轻微的无聊感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有趣。罗斯克兰斯·鲍德温（Rosecrans Baldwin）写道：“人们通常认为无聊是一种欲有所成却力不从心的恼人经历。但这种转瞬即逝的情绪在机场、人行道和午后树林这些场景中恰到好处。也许两分钟后我的注意力就被什么有趣的东西吸引了。”他继续道：“无聊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但凡想要变得聪明，得先愚蠢一阵子。静谧的时光伴随着狗吠声、车流声和邻居们看老电影时的低声呢喃。为自己的无精打采、心不在焉留出时间，不仅能重新激发我对事物好奇的欲望，还能赋予我动力，成为（或者至少努力成为）有趣的人。”[Rosecrans Baldwin，“Throw Away Your Earbuds，Boredom Is Good”，Los Angeles Times，2016年2月7日]

鲍德温接着回忆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无聊经历。比如在政府服务机构排队等待的经历反而使他意识到，不经意间得知在同样情境下的旁人会有些情绪失控，倒也是件乐事。最有意思的一次寻常的无聊，使他结识了一个瘾君子编剧。当然，这种无聊是否算得上“创造性”就见仁见智了。

心理学文献的研究结果虽更为精确，但对于何谓创造性没有给出更多的启示。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心理学文献，确实可以发现为无聊正名的补救方案。这种方法将无聊深入人心的消极特征重新定位为产生创造性思维的契机，从而有效地将无聊重新定义为（也无害化为）白日做梦、放飞思维、头脑风暴和其他“跳出桎梏”或“横向思维”的策略。这种对无聊的驾驭或驯化策略与哲学意义上的无聊恰恰相反，它并不能给未来带来解脱，只会徒增新的焦虑。所谓的创造性无聊其实就是漫不经心地对待无聊。

（5）新自由主义无聊

对新自由主义无聊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迫切需要，一部分的原因是，人们认识到了其他文献在这一点上的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在这种逐步发展的经历中，活跃着的理应稳定的主体性面临着不易察觉的挑战。

所有关于无聊的论述都一致认定，一段普通甚至是极为寻常的人类经历，往往能让我们见微知著。至于我们可知何“著”，众说纷纭，其中便包括我此处的论证。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有太多文献分析的关注点可能存在偏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为何变得无聊”或“‘我感到无聊’究竟是什么意思”，而是“被视为无聊主体的这个‘我’是谁”，以及“为何‘我’被推至这一种存在形式”。

为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无聊”？我们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用来描述某种新型资本主义恰到好处。绝对自由主义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允许道德或宗教信仰的差异在彼此认同度极低的情况下共存。我们在分歧之上勉强达成一致：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每个人的利益，可以求同存异。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对国家组织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和推崇中央集权的政府模式的反驳，但也可能会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另一种选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产生了对自由市场、资本集中和撤销行业管制的强烈偏好。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让很多人意识到这种经济、政治组织形式的局限性，但在那之后，对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认同仍然是主流，并且没有显著减弱的迹象。实际上，可悲的是，我们已经见识到更具创造性的规制俘虏的新形式——至少在美国，我们见证了最高法院做出了一项极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即根据宪法第二修正案授予财阀们资金赠予、言论自由的保护，这同时意味着赋予他们巨大的政治影响。[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558 US 310（2010）。我在Unruly Voices的导论中对这一决定的政治意味进行了一些分析，并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再次对这一例子进行了讨论。]

可这与无聊又有何干系呢？在我看来，与科技、经济现实息息相关的日常文化生活如今已经受到这种特殊的无聊形式的支配。它实际上是新秩序下的一场政治危机。此外，我认为对于这场危机的爆发，20世纪的资本主义背景难辞其咎。当前，无聊是经济领域不安情绪自然延伸的产物：人们千方百计地升级，疯狂追求速度和满足感；最糟糕的是，对那种似乎总是存在于别处、为他人所享、远在天边遥不可及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没完没了的妒忌心理，内心的幸福感被摧毁。这些现象四处蔓延，让问题加剧。

这与人们对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个半世纪演变历程的普遍认知不谋而合。古典资本主义（1860—1930）关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财富的积累，并表现为炫耀性消费和刻意显露的特权式休闲的浪费行为。欲望借由财富的支持不断滋生，在培养品位的表象下，为自我意识的统一提供了契机。托斯丹·凡勃伦[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作为一个辛辣的社会批评家而为一般公众所知，这一风格的代表作是《有闲阶级论》。]对“有闲阶层”的剖析和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都对此解读得鞭辟入里[Thorste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1899）；Edith Wharton，The House of Mirth（1905）；Wharton，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1913）；Wharton，The Age of Innocence（1920）。（在本条和下一条引用中，我未给出具体版本信息，因为原文传播甚广。）]。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核心问题在于：彰显地位的商品，如凡勃伦提到的优质葡萄酒、独家工艺制品、艺术品收藏，都具有标示地位的特性，因此不能与那些普通商品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些商品现在往往被贴上“凡勃伦商品”的标签，不断攀升的需求曲线和价格曲线彰显了它们的奢侈品地位，这与公认的经济预期背道而驰。这种广受追捧而原则上又无可替代的商品，必然会造成阶级之间的紧张态势，最终导致社会变革，其形式包括累进所得税或广泛的社会改革，如美国罗斯福新政（1933—1936）便推行了更为严格的监管、再分配措施以及国家工程项目。

下一个独立阶段便是晚期资本主义（1930—1980），这一时期的核心是通过将“奢侈”商品大众化的形式制造消费。不满和嫉妒情绪在消费和债务负担的攻势下消失殆尽。欲望不再仅仅是少数人精心培养的良好品位，而是广告投入和流行文化的产物。因此，资本并非仅凭积累，更需要再生产：赚钱的意义就在于花钱。这种情况下的自我是破碎的，无非是通过这种炫耀性的消费，打着幸福的旗号寻求一种迷惘的自我意识的统一。这个时期的文本类、小说类标杆式作品包括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文化产业”的分析，以及菲茨杰拉德的悲剧讽刺小说[Max Horkheimer和Theodor Adorno的“The Culture Industry：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出自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John Cumming译（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F. Scott Fitzgerald，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Fitzgerald，The Great Gatsby（1925）；此处尤其重要的是Fitzgerald的Tender Is the Night（1934）。]。此时的核心问题是，所谓的民主进程在社会变革中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且逐渐与文化产业本身难以分辨。政治变成了一种娱乐形式，政治斗争变成了财力竞赛。

我认为，我们目前正处在第三个独立阶段，由于没有更好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阶段，我们不妨称其为“后现代”（1980年至今）。在这个阶段，不满情绪全面滋生，欲望四处蔓延。资本如同情欲一般刺激着人们以各种方式予取予求，而其自身却并不真实。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炫耀性博学、炫耀性尝鲜或炫耀性时髦，在科技领域尤甚。自我不仅支离破碎，而且如我们所见，还会同类相残、行如鬼魅。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支配下，自我意识的统一仍具有假定可能性，而如今已经无望了。同样，一些作品值得一提，例如齐泽克的文化干预理论，或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小说[例如，Slavoj Žlavo的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London：Verso，2008）；David Foster Wallace，Infinite Jest（Boston：Little，Brown/Back Bay Books，1996）。]。我们不再直截了当地生产商品和服务，甚至不再产生消费；相反，我们以消费者——或许更应该说是“用户”“追随者”“朋友”之类——的身份表象来生产和消费自己。是的，这些起着着重强调作用的引号仿佛在恶狠狠地强调词壳的存在。

欲望机器的肆意扩散非但没有让人感到兴奋和满足，反而更多地让人感到无聊——意识到这一点得有多沮丧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简单——这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是：第一，它表现出不可避免、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形象；第二，更为糟糕的是，它产生了一系列无穷无尽的零和游戏，同时还有我们对可供选择的美妙事物的权利意识牵涉其中。残酷又讽刺的是，在这种零和竞争中，有时对手正是当下的自我，而对抗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未来的自我[关于第一点，可参见Mark Fisher的Capitalist Realism：Is There No Alternative？（London [？]：Zero Books，2009），该书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非但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危机，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我们自己隐约意识到专注于自我是徒劳无用的——这种初现的认知就是新自由主义无聊的根源。为了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现在将探究一些我称为界面的案例，与此同时我会谨记，这些技术领域的实例无法详尽无遗地探讨所有界面的冲突，也不能涵盖当前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所有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