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存在以下两种常见的荒诞行为，尤其流行于那些指望用Tinder、Match或OkCupid[这三个都是国外的交友软件。]等应用软件来约会或恋爱的单身年轻人中。在FX电视台制作的喜剧《男追女》（Man Seeking Woman）的一则广告中，乔希·格林伯格（Josh Greenberg）扮演的男主角经常以日常生活为场景出现在镜头前，比如坐在沙发上吃东西、坐在办公室的小隔间里工作、上厕所或者在流动餐车前排队。突然他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然后我们看到他整个人撞到墙上、冲进隔壁公寓、撞到卡车上。然后镜头转到两个女人的画面，她们一边对着智能手机咯咯笑着，一边不无欣快地在手机屏幕上把他的个人资料滑到一边。镜头切回到餐车前的画面，那个倒霉蛋的朋友悲伤地摇着头说：“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也没能幸免。”

第二个例子，来自仍然时不时玩玩恶作剧的《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节目。这个例子的讽刺更加黑暗，也正符合节目需要。在该节目的一个代表性的恶搞广告中，一群女人正在使用一款名为Settl的约会软件。一帮姑娘讨论了她们经历过的“无数次不错的约会”，觉得“Settl上的男人没什么问题。他们只是普通人，不过身上有一些特质让我愿意仔细看一看”。这些男子的照片仅限于护照上的照片或他们站在比萨斜塔旁的景点照，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没法把焦点放在他们的长相上了”。最有趣的大概是这个恶搞广告的结束语，提醒人们Settl不同于Tinder，没有左滑拒绝功能：“记住，恋爱能成，不能靠轻言放弃，而要靠解决问题[恶搞广告用了文字游戏，在英语中，该软件名“Settl”和“settle”（解决纷争）同音。]。”

这两则恶搞事件之间的联系就在于“左滑拒绝”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行为看起来太过容易——原本不为人知的遭拒的情绪体验被直接投射到脆弱的人类个体身上；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做法又似乎受到了限制，因为左滑屏幕所显示的资料传递了一种似乎选择丰富的错觉，而实际上，其中藏着大量糟糕的匹配对象、徒有其表的蠢蛋、潜在的受虐危险，以及再常见不过的无礼行为和失望结果。前文提到的这部喜剧具有某种认知功能：我们都知道，即使我们自己并没有在寻找约会对象，但我们都了解了在无孔不入的智能手机的介入下，当下婚配程序的无情规则。毕竟，对于像人类性别二态性这类古老的问题，我们不应过于依赖一些转瞬即逝的社会评论，但在我看来，左滑操作的功能和地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更多关于约会模式的近期报道表明，已经有人开始反对在线约会，尤其是基于应用软件的约会。但重要的是，我在下文中仍将把滑动屏幕作为理解界面概念的一个例子。当然，“界面”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远非仅仅意味着与当代计算机和手机技术相关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我想以一种颇为狭义而精确的方式使用这个术语。我对界面的简短定义是：它是在平台、内容和用户的彼此交互中发挥接合和支持功能的流动空间。界面促进了各种各样“门槛”（threshold）功能的产生，人们却像对待真正的门槛一样，对其重要性视而不见或者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可以说人们对界面知之甚少。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

回想一下，瓦尔特·本雅明在他那篇描写卡夫卡的著名短文开头是如何用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的作品来描述身处卡夫卡构建的虚拟世界的感觉的。爱丁顿在他的畅销书《物理世界的本质》中写道：“我正站在房间的门槛上准备进去。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Eddington的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London：Macmillan）根据他1926—1927年的吉福德演讲改编。在书中，他为自己备受争议的“唯心主义”观点辩护，即“世界之物是精神之物”。Benjamin详细地引用了Eddington的话，在书里写道：“这实际上是卡夫卡说的”；请参见“Some Reflections on Kafka”，出自Illuminations，Hannah Arendt主编，Harry Zohn译（New York：Schocken），141-2。]”为什么？好吧，对于这位细心的物理学家来说，这种普通人在任何一天都要毫无意识地做几十次的日常行为，其复杂性涉及这种稀里糊涂的成功背后让人难以置信的自然法则。宇宙大部分熵的属性必须精确地组织起来，才能使一个人顺利地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分子的内部空间大部分是空的，它们必须整齐排列，这样牢固的地板和墙壁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对重力和有限空间的操控是基于奇特的两足直立姿势的顶部视角，必须做到准确无误。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移动中，在追求目标和刺激时，面临着思维的挑战。（爱丁顿是泛心论宇宙的坚定信徒，他根本不相信我们会毫无理由地四处走动。）的确，这最后一项成就可能是最值得瞩目的。一项可靠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一个人跨出门槛的时候，会出现明显的认知障碍——我们会忘记要去拿什么，或者忘记我们要记下什么好点子。

本雅明认为，卡夫卡的门槛论就是对爱丁顿物理之谜的黑暗存在主义推论。我们总是试图打开紧闭的门，爬上狭窄的楼梯，或者在一间间办公室之间穿梭。在卡夫卡看来，世俗的物质生活里的平凡挫折变成了类似于我们的社会焦虑和精神焦虑的幽闭恐惧症，变成了我们在充斥着门道、办公室、庭院和城堡的世界中，对内心安宁和归属感的无能为力。卡夫卡笔下的主角总是不安地前往下一扇门寻找答案或做出判断，若不行就再前往下一扇，这既滑稽又可怕——答案和判断永远遥不可及；那些打开的门并不能通向我们的向往之地，而那些紧闭的门则由古怪的看门人和爱出谜题的精灵守卫着。这便是人类的处境。

我们看似已经从约会软件的话题上跑偏了，但那两个恶搞事件所体现出的滑稽场景里的黑暗面，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往往无须刻意努力就可以体验和利用的门槛功能暴露了狂暴的特性，或者更糟的是，当它遇阻时，会发出一个极度绝望的信息。你可以肆意滑动屏幕，但你无处遁形，因为滑动功能一边为你服务，一边其消亡的对象正是你和你的欲望。在这里，用户认为他/她正在与平台（具有收集和展示信息能力的站点）上显示的内容（约会对象的简介）互动；他/她还认为，这种互动过程最重要的特征是拒绝或（有时）追求一个潜在的约会对象时，要进行判断和选择。尽管如此，事实上，整个场景最重要的特征并不是用户、内容或平台，而是无数次手指的滑动。这个场景的本质就是用户通过这种焦躁不安的特定“选择”机制体验自我的狭隘方式。这种机制和用户与其进行的互动就是我所说的界面。

这种互动可能与让用户沉溺的媒介截然不同，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区别：媒体的寓意与界面的寓意有所不同。例如，2017年年末，人们发现了以下趋势：播客听众就像快速浏览杂志文章或博客一样，以1.5倍、2.0倍，甚至2.5倍的速度播放着音频文件或流媒体。这一类被称作“播客倍速听众”的群体，实质上是通过加快收听的速度来适应他们感兴趣的内容的庞大体量[Doree Shafir，“Meet the People Who Listen to Podcasts Crazy-Fast”，Buzzfeed，2017年11月12日]。其中的关键不是快进跳过比较没劲的部分、直接听更有意思的片段——就像用类似功能跳过广告或枯燥的对话场景，直接观看更加生动的内容一样。相反，这是为了改变收听体验，这样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听到更多内容——尽管这往往和播客创作者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因为他们可能会运用音乐或精心设计的节奏来营造他们预期的绚丽效果或思想影响。不过他们不走运，掌控着界面的是用户们——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而媒体的终端传送工具实实在在地掌控在他们手中，显示在他们的手机屏幕或平板电脑上。事实上，我们将会明白，或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对体验的掌控感只是一种幻象。如果制作者、媒体和用户都不是界面掌控者，那么背后究竟是何人或何物在操控？

且让我提出我的设想。我们所谓的这种滑动－倍速机制仿佛拥有生命力一般会自行运转：换言之，很快，用户对这一情景的体验将逐渐不再是看着一份份个人资料评头论足、挑挑拣拣，而是会投入到刷屏或狼吞虎咽地摄取信息的过程中。因此，人们会攒三聚五一起享受这项活动，而根本不会察觉到他们无忧无虑的游戏可能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并不是真实的痛苦，因为从真正意义上来说，这些个人资料无论如何都无法等同于真实的人类。可以说，这些个人资料之所以存在，完全是为了给滑动机制的利益服务。说白了，这既不是这些网站的既定目标，也不是大多数人参与此类互动的原因。我认为，界面会影响主体性设定——这样的选择和判断的假定发生场所，会导致用户的主体性在其自身不知不觉中慢慢发生改变。

我们还可以用上瘾来类比，但只是部分相似。成瘾者从其一阶欲望的满足中获得短暂的快乐。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一阶欲望与不愿再被致幻剂折磨或被刺激物诱惑的二阶欲望是相冲突的。不过也有一些自愿成瘾的案例。更重要的是，成瘾经历中包含着显著的暂时性因素。这种时间维度远比对上瘾的粗略分析中常见的短期/长期框架要复杂得多。在一个人真正被旁人认定为瘾君子之前（无论这种“认定”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他对某种致幻剂的渴望可能会起起伏伏，他也可能无数次微妙地摇摆于为这种渴望寻找托词和对这种渴望心生怨恨之间。

例如，尼尔·利维[尼尔·利维（Neil Levy），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现就职于麦考瑞大学哲学系。]有一个论点颇有道理：高度自律的人也有可能成瘾。他写道：“那么瘾君子们究竟为什么会上瘾呢？答案很简短，不过略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他们想吸。成瘾者并不像亚里士多德的非自愿性论述中被疾风吹着走的人一般，因自身的欲望而失控。此处重点不在于行为人是否受到内在力量的强迫，而在于，无论是否存在强迫性心理力量，成瘾性欲望都不在其中。”[Neil Levy，“Autonomy and Addiction”。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6，no. 3（September 2006）：432，431。]

虽然利维承认毒瘾往往身不由己且贻害无穷，而且确实会损害人们全然高度的自律，但是，他认为毒瘾应该是“以成瘾者不断摇摆的内心倾向为特征的。大多数时候，瘾君子由衷地抗拒成瘾，但他们经常会动摇；一旦想法动摇，发自内心的欲望又战胜了自我克制”[Neil Levy，“Autonomy and Addiction”。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433。]。人们往往会忽略成瘾的暂时性，仿佛这种状况是不良欲望对健康欲望的稳态侵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更容易导致瘾君子出现健康欲望缺失的是时间的推移，随之而来的是全面自我意识的削弱，这也就是利维口中的“延长作用”（extended agency）。尽管这是对上瘾的合理描述，但该论点与其说是强调了瘾君子未能长期保持意志力的事实，倒不如说是突显了要实现最根本的全面健康自我有多么困难。

即使基于这种自律-兼容（autonomy-compatible）的认知，界面也不见得会使人上瘾，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欲望-满足的延迟，其机制被替换，取而代之的是能将人代入情境的原始欲望。当我们用其他界面做比较时，这一点尤为明显，例如云音乐或计算机软件中提供的推送功能。在这里，我们同样会发现和约会软件上类似的焦躁不安和难以抉择的状态。我不停地翻页，试图找点东西听，但我从不在任何内容上稍作停留；不久，我忙于翻页这一行为本身，并深感愉悦。类似的例子还有在线新闻资讯、博客和（众所周知的）脸书的不间断翻页功能或网飞的“若干秒后自动播放下一集”功能。这种体验没有尽头，永远都有新料（多么诱人的字眼）推送给你。因此，即使是瘾君子也没有机会体验到哪怕是片刻的满足感，更不用说那些与自己欲望的关系没那么复杂的人。

在界面的日常体验中，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尽管人们看着手机嘻嘻哈哈，但是他们感觉不到哪怕片刻的满足，甚至以透支未来幸福为代价都不行。翻页、滑动操作的连续性似乎让欲望的满足成了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脱挡的欲望，这不同于拖延症发作时那种仿佛走进死胡同或熄火抛锚的经历，倒更像是挂着空挡的发动机不产生丝毫牵引力还能开足马力全速行驶。18世纪的诗人爱德华·扬（Edward Young）曾说，拖延是“偷光阴的贼”。这句话后来成了一句谚语。当我们拖延时，便错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良机，即使穷尽凡俗的一生也于事无补。另一句谚语则截然相反，认为无聊时“度日如年”。我看着时钟，在未知中沉迷，等待着发生些什么。用当代作词家哈尔·戴维（Hal David）的话来说，在这种状态下，“我就是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光阴时而如白驹过隙，时而如蜗行牛步。但事实上，拖延和无聊在结构上有共通之处：无论是拖延也好无聊也罢，身处其中，欲望似乎都无法集中在任何特定的物体或行为上。这两者都是影响我们时间观念的某种心理冲突。不得不提的是，这一生动表达出自扬创作于18世纪中期的诗集《夜思录》（Night-Thoughts），它的全名为《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The Complaint: or, Night-Thoughts on Life, Death, ＆ Immortality）。在该诗集的其他诗篇中，扬还写道：“在诸种事务中，唯希冀最为糟糕。”当你希望得到的是欲望本身时，这一严酷的评价无疑更加真实。

当人们试图通过进一步的刺激，而非思忖内心矛盾的本质来摆脱无聊的钳制时，界面技术里的滑动和滚动的重复性动作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它们几乎能将被裹挟于无目的欲望的低级狂欢中的用户催眠。随后，这种经历给用户所带来的危害就变得难以辨明。不过，有一点倒是显而易见，就连用户本人也心知肚明，那就是她/他花费在界面上的时间本可以用在其他更合理的地方。毫无疑问，这种互动所带来的愉悦感通常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我指的不仅仅是那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始欲望——想要约会、想要听音乐、想要在网上读一篇文章或帖子——都被抹杀了，而是界面体验的潜在不安同时也掩盖了世界存在的问题、每个学生司空见惯的无聊的意义以及它与幸福的关系。无聊这一欲望缠结的新特质已经算是人类体验过的状态中最普遍、最痛苦的了。饱受折磨的灵魂就在这样的希冀和欲望中崩溃了。

如今，界面的结构已取代了内容本身曾扮演的角色，如此一来，我们的主要消费态度不再与目标物有关（目标物的延误甚至缺失曾是我们无聊体验的缘由），而是与传递机制有关。无聊如今并不像菲利普斯所说的那样，存在于“对欲望的矛盾渴求”，而在于一种压根儿不再寻求特定欲望的永续状态。界面的内容已经为平台所淘汰。评论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认为，我们对平台的沉迷成了一种新的消费形式。卡尔这样写道：“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引人入胜的界面便是一件绝好的消费品。它将消费行为本身包装成产品。我们所消费的正是自己的消费行为本身。”这话说得没错，只是表述尚有欠缺。这件完美的消费品不仅包括界面，甚至也不仅是我们身处其中对消费行为的消费，而是这种沉迷本身的自我吞噬行为。这便是完美消费者的完美自我消费。

后一说法如今才开始逐渐显现其更重要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关乎自我和主体性的影响。在当今时代，科技（尤其是媒体）与人类主体的融合是如此重要——后者更准确地说，也就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口中的“可被分割的个体”（dividuals），即分裂的自我——以至于如若我们对此浑然不觉，如鱼游不知水，便要陷入对自己的存在状态视而不见的危险境地了。与多个平台的界面的关系，成了自我与自身可能境况的关系的总和，但人们也因此对这些境况视而不见。此处，我们最好不要将无聊理解为应当被忘却的不悦感受，而应理解为一种轻微不适的症状，其背后是一种深深的隐忧。我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与界面难舍难分，而且界面给人们造成的期待，亦即那些口口声声说由平台提供的内容，其实是一种诡诈的诱饵。界面如黑云压城，其势头已然盖过内容本身，同时也隐没了我们（自以为）追求内容时的自我。

由于新自由主义无聊的诸多特征受制于界面的支配，所以对其进行分析能够揭示一种新的利害关系。我认为，借助这一关系，人们也许会对容易长时间停留于界面的“自我”的各种不稳定性和鬼魅般的特质有更深入的了解。新自由主义无聊，不仅意指取代内容成为消费品的界面所特有的无聊，还意味着在消费界面的过程中主体定位的独特体验——结果证明，它是一种禁锢，一种潜伏的上瘾症状，更是一种疯狂的自我消费。

在手机上滑动手指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科技和消费政治都试图掩盖的。这种掩人耳目的行为坐享有利的政治条件，是目前批判性研究的主要对象。下文中我们将谈谈赋予无聊的境况以紧迫性的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