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了解界面在我们目前的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单独分析“后真相”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因其既触发了我们的孤立感，又在我们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来克服这种孤立感时，激发了不为人知的绝望。简单地把后真相时代的衰退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混为一谈是大错特错，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引人深思的联系。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中，所有的资本都是平等的，它们涵盖甚至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甚至让看似顽固的政治信仰都俯首称臣。这一明明是通过放松管制和竞争而在所谓的“自由”市场中繁荣起来的体系，却在公共信托、公共话语和公共物品领域造成了一连串接踵而至的社会异常。正如某个笑话讽刺的那样，事实不仅是我们拥有一个“市面上”最好的政府，从更深层来说，往往被视为正义化身的“自由民主”机制被金钱利益一步步蛀空，取而代之的是装腔作势的辩论、对所谓“假新闻”的谴责、赤裸裸的谎言，以及失智般地颠倒黑白。尽管在我撰写这部书时，这种现象已经格外严重，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此刻它更是已渗透到政治体系的各个角落。

1758年，塞缪尔·约翰逊在《闲散者》（Idler）期刊中写道：“战争带来的灾难难以估量，其中就包括人们因利益驱使、轻信蛊惑而选择去真存伪。”1918年，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将塞缪尔·约翰逊这段内容简化了，于是有了更广为人知的版本：“真相是战争的首要牺牲品。”二位约翰逊都认为，战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其所带来的高代价和高风险会致使原本健全的社会和政治规范恶化。但是，如果战争状态一直存续——不仅仅是实际上自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以来，就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同盟国——又会如何呢？此外，自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以来，战时措施、紧急状态和特殊状态以及广泛存在的监视已然正常化。而且，我们还目睹了这一时期政客们的诚信标准一落千丈，一个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笃定却虚伪地核实声明的发布方式和速度早已与如今无休止的新闻周期、推特上的慷慨陈词格格不入了。本应是一种指导性规范的真相陷于崩溃，这与界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它将一切都置于无须负责的灰色地带。当谎言浮出水面，我们已经在这个循环中辗转折腾了几个回合，而这个循环永远不会停歇。

这和我所描述的牵涉到界面的无聊有什么联系呢？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即使我们被自己错误的或病态的欲望残忍蹂躏，或是被外力扭曲了自我，真理也能解救我们。这确实是哲学思考长久以来给人们的期待——它能让事情变得豁然开朗，如此一来，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将一切烦忧（错误的观念、糊涂的思想、不公平的制度、不道德的做法）改变或抛诸之脑后。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真理的规范，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幻想着从无聊及其根源的哲学分析中获得疗愈？真理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所遭受的侵蚀与新自由主义无聊的体验并非泾渭分明，但它们之间的网络联系清晰可见。无休止的压抑的政治谎言使公民陷于悲惨的、被孤立的境地；我们无数次看到，人们甚至受其鼓动，以暴力的方式互相攻击。对事件可信度的判断取决于你看的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NSBC）还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还有你关注了谁的推特，你在脸书上和谁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孤独和凄凉，真理的救生圈已经消失在波涛之下。正如我之前所说，这种孤立感所产生的无聊与其他的无聊形态截然不同：它是焦躁不安、灰心丧气的，有时还是愤怒的；它的受害者并不是刺激不足，而是刺激过度。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受挫后产生的愤怒会恶化为沮丧。这显然不是海德格尔和叔本华该解决的问题！

举个小例子。众所周知，野营地的纠纷有时会升级，如果纠纷跟酒有关就更不得了了。但是2016年发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布罗克维尔（Brockville）小镇附近的一场骚乱，让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野营者也觉得有点……嗯……愚蠢。一场关于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争论促使一名愤怒的男子将一堆露营物品扔进了火堆，其中包括一个丙烷气罐。消防员赶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现场。原来那个相信“地平说”的户外活动爱好者是“气罐投手”的儿子的女朋友——所以，你知道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然而，尽管像她这样的人脑子里存在着一个异想天开的社会，但我们毕竟不希望其他头脑清醒的人会对上千年来建立在毕达哥拉斯、伽利略和乔尔丹诺·布鲁诺的可靠研究基础上的科学知识提出质疑。又或者我们希望？事实、真理和证据不再一如既往地发挥它们的理性感染力。我们的景观中充斥着假新闻网站、垃圾科学、对事实核查不屑一顾的政客，以及似乎让我们变得更加蠢笨的谷歌搜索，这些都让真理变得多余。我们在充满混乱、分歧、错误的目标和模因的黑暗海洋中迷失了方向。

当然，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只是可能没有如今这样无孔不入。在人类事务中，错误的信息、花言巧语的欺骗、虚假的信仰体系和明显的无知皆属常态，而非例外。但在过去的大多数时代，人们都认为这是需要积极应对的坏事。柏拉图承认了这一可悲的事实：“信念关系”（doxa）在日常生活中占有支配地位。他用对知识（episteme）的有力辩护进行反击，而这些真知只有哲学家才能辨别。如今，连哲学家们自己也不再相信像柏拉图这样的哲学家了。我们转而提出的那些不再朴素的——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可证伪的——真理见解都不可遏制地走向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如果真理既非神定，也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可靠性，那么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烂笑话或一场权力争夺，一个知识上的空头支票骗局。本丢·彼拉多曾反问“真理是什么”以表讽刺，他甚至并不指望能得到答案，或许他是对的。

但放弃真理的代价是惨重的。2016年盛夏，当某一事件发生时，如果不提及有望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唐纳德·特朗普，人们很难对任何公共生活问题发表评论，而随后当选总统的特朗普也确实代表了后理性竞选方式的新阶段。乔治·W. 布什的那些愤世嫉俗、拥护政治现实主义的助手曾称，他们是利用权力创造了现实。这个段位可是博士级的，尤其是和如今混乱随性、口无遮拦的新共和党政权相比。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特朗普竞选期间还是如今在其总统任期内，对这种危险的胡言乱语的理性回击，几乎无济于事。言行被纠正，往往会让人感到羞耻和困惑，而现在，这只会激发对方的加倍回击：大家都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在这场愚不可及的闹剧中，许多重要议题，例如气候变化、外交政策等，都被拉着做了陪衬。要郑重声明的是，没错，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活动中也同样谎话连篇，只不过谎撒得比较圆而已。

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几年里，他脱口而出的半真半假的话和赤裸裸的谎言，就像蘑菇在装满肥料的地窖里一样肆意疯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新的无聊——沮丧的选民们麻木不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被一个喷子破坏，而这个喷子还打着“美国优先”和“美国复兴”的幌子[David Remnick，“The Unwinding of Donald Trump”，New Yorker，2018年7月17日]。2016年，当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时，一个名叫埃里克·哈格曼（Erik Hagerman）的人决定戒掉所有媒体——不使用社交媒体、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用互联网。哈格曼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自己的养猪场践行着这样的生活。他这一明智决定是如此独树一帜，吸引《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描写他的人物小传[Sam Dolnick，“The Man Who Knew Too Little”，New York Times，2018年3月10日]。哈格曼谈到他的决定时说：“这是个残酷而彻底的决定，并不是我想避开特朗普或转移话题那么简单，而是仿佛我是个吸血鬼，特朗普的哪怕一丝光线都会把我化为尘土。”颇感震惊的《泰晤士报》记者这样写道：“这是美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而他竟然做到了让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他的无知程度已经达到了当代公民的极限。”

现年53岁且独居的哈格曼说：“我只看天气预报，但只是为了消遣。”他随后说的这句话正中我们此刻的讨论目的。“我很无聊，”他说道，“但这并没有困扰到我。”《泰晤士报》的作家萨姆·多尔尼克（Sam Dolnick）发现了其中真正的利害关系，他写道：“要找到无聊，需要精心地策划。哈格曼像一个体验派演员一样全身心投入，他强加于自我的生活方式——听着咖啡店的白噪声磁带、忍受朋友们令人难堪的责骂、全面抵制社交媒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他的生活。”这是当然。但这是有钱人的奢侈生活方式吗？哈格曼曾是耐克公司的高管，他能够承受其他人可能根本无法承受的媒体真空状态。他的无聊是一种绝大多数消费者都买不起的凡勃伦式的商品。如前所述，它与创造性无聊有一定联系，但也具备当前将负担变成快乐的特殊新自由主义环境的要素。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无聊思维。简言之，它是一种将外部世界无效化的刻意的龟缩行为。真理对于躲在外壳里的人不再重要；同样，谎言和胡扯也不再重要，尽管它们的累积效应是对理性本身的侵蚀。

唉，哲学一直追求理性权威的地位，却总是徒有希望，无法持久。我们想表达的是，在做出任何哪怕是离奇或未经证实的断言时，都应持有一种对真理的基本尊重。当我们观看晚间节目里专家的夸夸其谈或者翻阅屏幕上厚颜无耻的固执己见时，我们有理由心生疑窦。这是理性的外壳，一个由巧舌如簧的话语和“这即是话语”的集体错觉共同构成的外壳。我们必须像马丁·路德那样，将理性一分为二（尽管他把重要性顺序搞错了）。侍奉性的理性运用论证形式来服务于现有的信念，使他人相信我的立场坚定不移。相比之下，权威性的理性是自主的：它公开参与辩论以追求真理，哪怕求而不得。如果证据和论点与我先前的认知相悖，理性就会要求我做出改变。

而与此同时，那些跟踪这些数据的公司，比如谷歌、脸书及亚马逊，正日益智能化。它们的高级算法可以跟踪并收集用户的搜索记录、好友请求或购物偏好等数据，并生成最新结果，使其对用户的刻画准确到出人意料，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在某种意义上说，算法对我的了解比我对自己的了解更深——据德勒兹对“可被分割的个体”的洞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逐渐淡忘了我们珍视的独特内在自我远不止这些搜索、请求和偏好。先进至此的算法构成了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形式，它利用我们对技术的沉溺来对付我们。面对这类企业，唯一的选择似乎是彻底拒绝，尽管它们看起来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即使是特权人士也都离不开它们。你无法选择将哪些数据提供给亚马逊：你购买的每一件商品都是一个数据点，用以与你以前和将来买的商品以及所有其他人以前和将来买的商品进行进一步分析比对。

也许有人会遵循拒绝原则，但亚马逊一心要让自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提供的在售商品越来越多，有时在短短数小时内便可送达，甚至在你出门在外时（经你许可）将商品安全送入你的家中。亚马逊公司的标志看起来像一个调皮的微笑。当人们习惯了标志上那个从字母A指向Z的弧形箭头时，这种拒绝就变得像极了惨遭遗弃。截至2018年，这些各式各样的服务为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赚得了1431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净值。当然，这个数据是我用谷歌搜索到的。当今时代，做研究不用谷歌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即使是我这样的传统主义者也不例外。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一边写着这篇文章，一边在同一块电脑屏幕上调出浏览器窗口，检查拼写、核对事实或确认我记不清的一些参考文件。同样，我没法限制或筛选我的数据。（我可以清除浏览器历史记录，但搜索痕迹早已被记录在别处。）

外部的搜索和请求被监控，并被纳入到选择决定程序中，与此同时，同属一家公司的技术也正走进我们家中。最初笨重的智能电视和内带食物新鲜度监视器的冰箱，已被改造成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声控个人助理，而与此相应的代价是你的每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亚马逊Echo（又名Alexa）、谷歌助手，以及苹果公司成功在望的Siri已经让各地消费者翘首以盼，它们可以响应用户发出的播放音乐、接打电话、切换频道、买电影票、查询天气、预订晚餐等各种口头指令。在撰写本文时，这些仍然是相对稀有的奢侈品，而且对这些乐享其中的用户来说，隐私泄露和垂直整合的边际成本似乎不值一提。最近，此类系统的一则宣传广告中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一栋灯火通明的现代化住宅在山腰上安居一隅，像是直接从《建筑文摘》（Architectural Digest）杂志上搬下来的。这个极其富有的家庭，依靠着有求必应的用人、监控、管家三合一的隐形科技，生活得其乐融融。头发见白的父亲已是知天命之年，仍风度翩翩、笑声爽朗。作为一种幸福的愿景，这则广告所传达的信息再清晰不过：家庭亲密、物质舒适、欲望满足和心情愉悦的无缝结合，这一切能够实现，都得益于记录你的对话、跟踪你的选择的系统。显然，没有在家中配备这种神奇设施的人都是失败的。

当然，正如我们所知，技术一旦投入使用，新颖奇妙的光环就会迅速黯淡下来，今日奇迹很快便成明日黄花。屏幕的无孔不入也算是尽人皆知：它们（挑一个令你毛骨悚然的比喻）是吸血鬼，是致幻剂贩子，是僵尸病毒。美国人平均每天用在看手机上的时间为3～4小时，而每天花在各类屏幕前的时间更是长达11个小时。因此，在下一场革命中，我们一定会从面对屏幕转为彻底融入其中。如此一来，可以说我们在2018年达到了“屏幕顶峰”时刻，也由此进入了互联网技术覆盖家庭、街道和办公室的近未来时代。如今，界面存在于我们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它真真切切地存在于空气中。不，更准确地说，它就是空气，是我们每天呼吸的能让人瞬时满足的空气。法尔哈德·曼约奥（Farhad Manjoo）就是这个即将来临的转变的拥护者之一。他提到，无屏幕的个人助理可以带来“新的体验：摆脱了巨大屏幕的移动电脑，可以让你在四处奔走时也能把事情搞定，而不用担心注意力被屏幕转移。想象一下如果不用在应用软件上没完没了地点来点去，只需告诉你的无线耳机：‘帮我预订7点的晚餐’或‘查看我妻子的日程，看看周几晚上我俩有时间约个会’”[参见Farhad Manjoo，“We Have Reached Peak Screen，Now Revolution Is in the Air”，New York Times，2018年6月27日]。没错，想想看吧！

力挺完全沉浸式的技术环境的花言巧语，在明智的警告中，掺杂了界面支配下看似无害的新动作，这一招着实引人注目。曼约奥主张：“屏幕是贪得无厌的。在认知层面，它们是贪噬你注意力的吸血鬼。一旦目光在屏幕上停留，你八成难逃虎口。”的确，研究表明，只要在一名习惯性用户近旁摆放一部智能手机，就会导致其认知能力下降。许多科技评论家已经开始严肃地探讨屏幕时间所具有的成瘾特质，以及用户自愿成为有史以来几家最富有公司的人质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及个人成本。曼约奥警告说：“你的手机如此令你难以抗拒，以至于你一看到它就把持不住，光是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看它，就要花费大量额外的宝贵精力。”这套说辞现在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他认为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在用意志力抵制手机的同时，或许可以借助能够限制你使用手机的元技术。例如，屏幕使用时间这项功能可以显示你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甚至可以阻止你访问某些应用。其他限制访问的应用包括Freedom、Self-control、AppDetox、Cold Turkey、Block Site、StayFocusd。还有更多新近出现的自我控制应用软件，例如：Moment也可以计算屏幕时间；Forest是一款图形应用软件，当你不使用手机时，其界面上会生长出一棵健康的树，而只要你一碰手机，这棵树会立刻枯萎死亡化为灰烬。

我们当然知道人的精神很脆弱，所以仅凭意志力恐怕无法打破人们的上瘾循环。在2018年的一篇报刊文章中，一位匿名心理学教授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善与恶的斗争：我们希望通过抑制短期快感以谋长远。在手机应用出现之前，就曾存在（并且现在也存在）自我控制机制，例如：一次只买一支香烟以抑制连续吸烟行为；将闹钟放在卧室隔壁的房间，强迫自己清醒起身。我们甚至会选择封锁诱惑或采取自残等暴力行为。与成瘾本身一样，以上所有机制的弊端在于其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耐受性：自控机制变得如此舒适以致失去效用。当记者问她本人是如何克服手机瘾时，这位教授坦言：“我的做法可能不值得效仿。当我有一大篇论文待完成时，我会将所有密码改成我记不住的一组随机数字。”她稍作停顿，“然后把密码藏在抽屉里。”又一次长久停顿，“我把它藏在家里的抽屉中，这样一来，即使我在工作时想查看消息也无计可施。我就是不相信自己或者说不相信自己的自控力，所以干脆决定直面这一现实。”[William Wan，“I Had a Bit of an App Addiction. Until These Apps Saved Me”，Washington Post，2018年6月29日]

这种自我信任的缺失在轻度和重度上瘾者中都很常见，它让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这样精通科技的怀疑论者的忠告显得力不从心。拉尼尔是计算机领域的先驱，最近成了社交媒体的狂热批评者。他出版于2018年的著作《立刻删除你的社交媒体账号的十个论证》（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Now），书如其名，就是一系列论证[Jaron Lanier，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Now（New York：Henry Holt，2018）。]。也就是说，这些理性主张针对的是理性行为者，他们的动机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是贴心的理性分析本身，但他们仍愿意广纳谏言。任何基于论证的自控指令若要生效，前提是代理人已经接受了规避媒体的观点，并且具有足够的自控力来执行相应的策略。与此同时，人们对在线“联系”的渴望继续滋生着异化和两极分化、错误的流行观念，以及为了实现私人利益而进行的大规模数据收集——而这些私人利益实际上明显控制着公共交流形式。正如拉尼尔所说，即使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看似有益，但其会导致人类“尊严、幸福和自由”的净损失。或许仅仅意识到这一点已经足够了（但剧透一下：这还不够）。拉尼尔未曾提及的是，社交媒体对各类人群造成的危害并不一致，在某些方面——例如对社会地位永无止境的焦虑——年轻女性所受的影响比年轻男性更大。[Alice G. Walton，“Social Media May Be More Harmful to Girls Than Boys，Study Finds”，Forbes Magazine，2018年3月20日]

因此，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还有第二种解决方案：换一种致幻剂。曼约奥兴奋地说：“一个可以降低用眼需求的数字生态系统或许对所有人来说都更有益，它可以减轻沉浸感、上瘾感，更有利于多任务处理，减少社交尴尬，甚至可以改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但这些好高骛远的说辞难以让人信服：我们凭什么认为解决技术过剩的办法就是运用更多的技术？声控个人助理技术究竟是如何做到“快速精准”搜索的？相较于让人流连忘返的屏幕，他又打算如何“减轻沉浸感、上瘾感”？诚然，视觉刺激可能确实是我们体验的最强刺激，但有屏幕的存在，至少你还可以认清自己其实是嗜瘾的奴隶，是导致你成瘾的注意力经济型企业的利益的奴隶。当这类公司派出的间谍顺理成章地进入你的家庭生活，成为你无处不在、和蔼可亲的数字管家时，人类精神与软件的融合也就水到渠成了。尽管这篇分析文章的口吻中带有革命的热忱，标题中也提及了“革命”一词（参见尾注3），却几乎没有具体提及全新层面的无处不在的联系将如何“改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毫无疑问，如今技术借由社交媒体的形式已经对这两种关系造成了破坏。无屏幕网络究竟将如何力挽狂澜呢？Alexa是会为我们投票，还是会替我们四处游说疏通？人们完全有理由悲观地断定，如今唯一正在进行的革命，正是那些已占据支配地位的科技巨头给我们的一个新玩具——换汤不换药罢了。

我们还是坦白说吧：即使我把所有的杂活都丢给Alexa或Siri，游戏和那些毫无意义却又让人乐不思蜀的应用程序仍然会毁坏我那不堪一击的认知能力。屏幕使用的顶峰还没有到来。瘾嗜仍会通过我们的眼睛，偷偷潜入我们肉质鲜美的大脑。（更多有关上瘾的内容，我将在第三部分讨论。）

当然，并非所有使用这些工具的人都会感到孤独、无聊，社交媒体用户也不是都会发布恶意挑衅的帖子。但科技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它的倾向和偏见往往会随着易用性和熟悉程度的提高而被淡化，却在事实上影响着我们的反应和态度，甚至塑造了我们不安定主体性的基础。我们日复一日地在网站上花费的时间和键入的内容似乎是有意义、有关联的——用界面最热门名词的动词化形式来表达，我们是在“交友”。键盘理应传达意义，就像是艺术理应带来快乐一样，但是要想实现，恐怕遥遥无期[此处参考I Feel Better after I Type to You（Superbunker，2006），这是一部未刊行的文献，共254页，记录了用户23187425自2006年5月以来，使用美国在线（AOL）的搜索查询功能所访问的所有网页。这份被发现的记录，充满了诗意甚至宛如哀歌一般，表达着无尽的悲伤。23187425在网页上搜寻意义所在，却被草率地诠释为纯粹的搜索行为，互联网本身成了诡异的第二人称对象（“你”），甚至这位网民在大众眼中也只是一串用户编号。我要感谢Khadija Coxon，因为是她指出了这一交互空间强烈作用下令人心酸的实例。]。有时我们因无聊而去翻阅屏幕，但往往发现自己只会收获滚动屏幕本身所带来的永无止境的无聊。我们又一次在一个接一个无谓的消遣中辗转，即使我们的方式从按键和滑屏升级到了语音命令，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对于这些技术的主动关注，以及想要与外界产生联结的可悲需求（哪怕仅仅是在亚马逊购物或随便发一篇推文），造就了如今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它在这些不完全的人的生活中几乎畅行无阻。既然无法通过更多的刺激来缓解已经过度饱和的ennui精神状态，我们便索性让更有目的性和连贯性的实体占些先机。毕竟，我们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囚禁。在这让人翘首以盼又扑朔迷离的联结中，孤独孕育出了孤独。

这时候，人们总会说这种担忧是杞人忧天，甚至是在散布无端的恐惧。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要对监视大惊小怪呢？让跟踪我们一举一动的算法给我们一些购物建议，有什么问题呢？或许我们不该再担惊受怕，而是应该对我们的新购物网站和搜索引擎巨头们表示欢迎！或者与之相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理性思维的真正含义：承诺永远尽可能做到彼此重视，而当自我似乎进入一种不堪一击、转瞬即逝的状态，并沦为应用程序、点击数、数据库管理系统（DMS）和搜索关键词的堆砌时，尤其需要如此。无意间沦为标题党的点击率贡献者的自我，对真理的需求并未减弱，而是更加强烈了。在信仰“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和后真相的时代——信仰无须任何依据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致力于真理的规范化，借此对抗任何形式的界面所带来的广泛影响。但是，为了适应当前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身处这一背景中的我们的消费者公民地位，我们必须改变对哲学批评的通行认知，即哲学批评从根本上是具有启示性的。这可能会很困难，但我保证，绝不会无聊。

铺天盖地24小时循环播放的新闻让人心力交瘁，人们觉得这实在太无聊了，于是一步步增强自己的信念，好让政治更符合自己的口味——这一说法尽管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准确。我认为更准确的描述是，公民这一公共身份的可持续意义逐渐消耗殆尽，迫使我们返回自身，压榨我们自己常常很是贫瘠的内在精神资源。与无聊的关系应该趋于明了。当文字和表达的意义不同以往，或只有随具体情况任意更换的“另类”意义时，我们就陷入了意义危机——政治理论家迈克尔·E. 加德纳（Michael E. Gardiner）称为“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虽然传统的晚期现代资本主义批评家会“探讨关于诸如焦虑、抑郁、冷漠或恐慌的情感状态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缺陷性主体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公认的最常见的情绪或情感——无聊——他们并没有提供持久有效的解决方案”[Michael E. Gardiner，“The Multitude Strikes Back？Boredom in an Age of Semiocapitalism”，New Formations 82（2014）：29。]。无聊“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好坏参半式（以及包围式）的特性，却实实在在可感的情绪或情感状态，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特定的关系”，我们必须以新的方式加以应对。具体来说，加德纳的观点与我一致，即21世纪的新型无聊与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其中就包括了媒体循环中无休止的内容播送。在这种循环中，不仅辩论成了荒诞的双方斗法，连某个原本严肃庄重的国家的首脑都可以对其所有民众进行全面的无理洗脑。2018年，特朗普总统曾在7月的一次退伍军人集会上对支持者们叮嘱道：“跟紧我们就行了。不要相信从他们那里听到的胡言乱语和虚假新闻。你只需要记住一点：你所看到的、读到的，都不是真的。”

因此，我们怎么能说真理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诠释，却不会陷入符号资本主义的混乱呢？一种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的正统观点认为，真理总是取决于语境。某个说辞的合理性大致取决于特定的解释框架或方法，这些框架或方法会产生在特定话语中可以被视为合理的等同于真理的说辞。这种时常被指责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高度现代的，并在真理领域常常被人们抨击为“相对主义”或“主观主义”。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语境决定论禁止将不同语境下得出的真理进行比较，否则这些真理便是相互之间全都同等重要了（亦即大部分人所说的相对主义）；另外，把世界归于完全单一观点的描述（即大部分人所说的主观主义）也被筛除了。与此同时，保守派政府官员肆无忌惮地打着所谓后现代理念的旗号，但这种行为向来不是坦诚开放的，而是见利忘义、一心谋私。当然，这并非激进派批评家的责任，尽管最初正是他们使用了这些思想来探究权力和信仰的具体化结构。[这一虚伪指控的新近愚昧支持者，是前New York Times的书评人Michiko Kakutani，其作品The Deathof Truth：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New York：Tim Duggan Books，2018）试图用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观念阐释唐纳德·特朗普的行为（顺便说一句，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哲学课题，尽管经常被知识浅薄的人混淆）。她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一场艺术运动，她在这场运动中“坚持阅读和写作四十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在这场转变中显然麻木已久，因为她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就是一种粗鄙的夸张讽刺，这与Jean-François Lyotard倡导的细致入微地“对元叙述的怀疑”几乎没有关系（详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Geoff Bennington和Brian Massumi译（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对这种浅薄的展示，人们只能同意Jonathan Franzen在2008年做出的犀利判断：Kakutani是“纽约市最愚蠢的人”。]

早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认识论争议的道德和政治意味。是否存在衡量合理行为和判断的统一标准？还是说仅仅存在不同文化各自的惯例？我们能否根据可靠的客观标准来决定有关行为和评价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只能永远陷在无休止的无法解决的争端之中？如此说来，这是一个关于标准化评价的错误分歧。确实可能存在具有行为指导意义的可靠的评价标准，即使这些标准不会自诩其普适性或超人类地位。我们不需要以委身于客观主义立场为代价，来换取合乎道德的生活。语境主义提供了一条颇有希望的途径来摆脱这种可能造成恶果的分歧，我将在下文探讨其中一个角度，并为之辩护。主客观的束缚事实上是一种自我强加的禁锢，我们可以从中解放自己，而压根儿不会引起混乱。

然而，当下更加有趣的是语境决定论的政治意味。如果我们谴责“后现代”激进派以一种公开的意识形态的方式让真相屈从于政治目的，那么，坐享其成的实际上是保守派分子。这种渔翁得利现象的重点在一段佚名语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多数人居住在“所谓的基于现实的社区里”，这些人被描绘为“相信事实清晰可辨，只要做些审慎的研究，答案自然会浮出水面……当今世界已经不按这一套运作了。我们如今是一个帝国，只要我们出手，就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你正研究着这个现实——用你自认为审慎的方式——我们已经再次出手，又创造了新的现实。你当然可以继续研究新的现实，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我们是历史的演员……而你们，你们所有人，只能跟在我们的行动之后亦步亦趋地研究”[由Ron Suskind援引，“Faith，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04年10月17日]。现在，有可靠证据表明这段语录正是来自乔治·W. 布什的战略规划师和幕僚长卡尔·罗夫（Karl Rove）。后现代保守派实用政治就是这样创造了“现实”“事实”，以及（关键的）为追求特定政治意图而对所谓的“谎言”提出不当指控。或许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最令人惊讶的事情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绝不是特朗普——这位出人意料当选的美国第45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