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话语，尤其是在政治话语的无知论述中，最为基础且错误的臆断，是认为“事实”或者说“事件的真相”与针对这些事实众说纷纭的诠释迥然不同。这种假设体现出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误：一是认为，诠释随附于一种基本现实，一种我们通过努力和方法，或者通过相互矛盾的诠释之间的三角关系有望辨明的现实；二是认为，基本现实一旦明朗，将对我们手头的任何事情都产生决定性作用。比如，回忆一下观看黑泽明1950年的经典电影《罗生门》的经历。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近乎重复的片段中，我们看到了围绕一则日本乡野的强暴和谋杀事件展开的“同一”系列事件的几个对立和矛盾版本。但是最终我们发现，这四种依次呈现的故事版本都是利己的、怪异的、无定论的。 我们对此该怎样理解呢？这是不是说，事情的真相与任何一种叙述都不完全相符，但每一种说法中都包含了真实成分？或者说，是否存在任何单独的个体都无法描述的另一种原始的故事版本，但从上帝视角（或观众、导演的视角）可以推断出来？最令人不安的是，如果真相意味着一系列稳定的行为与反应、动机与后果，那么真相也许根本不存在。最后一种情况当然是可能性最大也最重要的：人类的事，尤其是极端事件，并不会受我们对“事实真相”的“合理”假设左右。这部电影既强调又否定了这一假设，它的批判逻辑与我们所谓的现代批判理论的揭示功能异曲同工。它揭示出来的不是真相，而是我们炽热、强烈却注定要落空的愿望——我们企盼一种能让所有对立的叙述无立足之地的客观真相。这种愿望可以说颇有柏拉图-笛卡尔式遗风，是一种可以理解但无法实现的欲望——试图把自己的信仰和行动的责任转移给某种更高的力量。就其本身而言，我们长久以来对不折不扣的真理的渴望，像极了意欲戒瘾的人强烈渴望能有人把他从自己的责任中解救出来。可惜事情没那么简单。认识论是不可能解救我们的。

因此，我将电影美学的介入与同时代的批评理论相结合，是有多重理由的。首先，我们可以探究在20世纪中期，针对所谓的揭露义务，拥有共同冲动的尼采哲学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学派的怀疑主义解释学是如何达成思想共识的：从非常广义的角度来说，思想从来都不是无辜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无处不在，我们会压抑自己的压抑意识。于是批判性干预便表现为将不为人知的隐情——安抚性的社会习俗、政治自欺和心理压抑——一一揭露。社会和心理学每天都在奋力维持那些安抚人心、为当前安排铺路的幻象。而这种揭露义务，充分利用了人们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于“一切理所当然”的窠臼的抗拒心理，来对付这种虚伪的骗局。

我之所以赋予这种冲动“高度现代”的特点，是因为它从根本上牵涉后期启蒙运动这个更宏大的主题。但事实上，这一联系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在政治和哲学领域。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追溯到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What Is Enlightenment?）中著名的训诫：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sapere aude）。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费些周折、上下求索，着眼于更古老的苏格拉底式的诡辩，以及在日常生活的用语和概念中对虚假意识的揭露。简言之，即哲学的基本批判方式。

但这一立论尚不够扎实，这也在意料之中。于是我们又有理由把“罗生门效应”与我们对“后真相”的描述联系在一起。传播学理论家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的著作使“罗生门效应”一词广为人知。“罗生门效应不仅是关于视角的差异。当视角差异出现的同时，恰好缺乏能够证明或驳斥任何版本的真相的证据，再加上社会压力要求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结，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罗生门效应就会出现。[Robert Anderson，“The Rashomon Effect and Communication”，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no. 2（2016）：250-65。]”最后一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表明对事件的多重诠释会引起动荡，但同时也会由此被驱使进入新的稳定状态。这种“了结”无法再打着基本现实的旗号，因为后者牵涉了对“事实真相”无知或天真的认知，但它仍然具有一种共识秩序的规范性力量。

这种冲动迫使我们正视自己的潜在臆断和思想上的预先承诺，而正是这种冲动，必然迟早会认识到其自身臆断和预先承诺的二阶问题。最明显的是，反身性不足的批评理论产生了一种述行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因此，对于隐情的揭露导致揭露行为本身具体化了。大致来说，对“真实情况”的揭示只是落入了保守的本体论信念陷阱。我们摒弃了对于世界原本面貌的质朴的现实主义认知，转而采用一种“开明”的自欺欺人的世界观。但后者与前者一样，都坚定地遵从基本现实的理念。

容易被忽视的是，揭露行为的重要性可能并不明朗：毕竟，让迄今隐藏的想法和承诺浮出水面，我们能得到什么？（当然，水面和深度的意象在文学作品中很普遍；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洛伊德提出的著名的冰山比喻，其中提出人约有85%“在水下”的潜意识。）

因此，随着对这些缠结的认识需求越来越刻不容缓，理论家们开始真正转向后现代主义。此处我指的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cois Lyotard）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的传统的“对元叙事的怀疑”，同时也包括对标准批判理论方法的信任危机引发的模拟逻辑的回归。这一问题在阿多诺的后期作品中，甚至在罗兰·巴特的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尽管不那么生动）：如果理论工作是通过去自然化的手段来揭示假定和权力关系，那么，我们如何避免理所当然地把所揭示的内容认定为更真实的情况呢[在阿多诺的Culture Industry收录的作品中，既包括对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里程碑式的合作——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944）——的原初分析，也包括后来专门的——同时也非常犀利苛刻的——对电视喜剧、日光浴、广播和休闲这一概念的抨击。]？阿多诺认为这是一种“看穿”的基本方法，他有理由为它潜在的混乱和结局感到不安。也就是说，揭露的逻辑似乎伴随着一种对（现在）所见的、不可规避的事物暗含的具体化。只有坚定地拒绝这种逻辑，才能保持批判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的功能现在必须转变，因为我们不可能再要求诠释具有权威性，也不会再要求诠释与被诠释对象具有假定的等级关系。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说，诠释将会畅行无阻。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知识和信仰的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它都突显了批判的要点。正如我将在第四部分中总结的那样，我们只能通过不断进行哲学批评的方式来应对界面的不断刺激：这是新自由主义无聊向哲学无聊过渡时揭示出的一个关键见解。

当然，尼采本人也曾在那篇被广泛引用的关于事实与诠释的文章——《没有事实，只有诠释》——中窥见了认识论的局限性。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他自己的洞察力，或许是因为尼采太过于沉溺探索知识所带来的快乐，以至于不能完全投入其中。在其后一个世纪的中叶，巴特等人已经把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装置”放入到了他们的文化批判“工具包”里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对透彻的洞察力的追求。1957年，巴特在极具开创性的流行文化研究著作《神话修辞术》中写道：“这本书有两个关键性因素：其一，对所谓的大众文化的语言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其二，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这种语言进行解读：我新近读完了索绪尔的书，开始确信，把‘集体表象’当作符号系统来处理，有望比装模作样地谴责更进一步，进而能详细地解释将小资产阶级文化转变为一种普遍文化的神秘把戏。[Roland Barthes，Mythologies，Annette Lavers译（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1972），“序言”部分。]”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对揭露行为标准的（也更有说服力的）描述。巴特一直希望我们能发现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神秘把戏”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因此，“去神秘化”的计划预期，通过精确地展现二者的利益起源、局限性和政治倾向，它将逆转特殊（小资产阶级）利益向普遍（自然）规范的转化。我们仍然活在受苏格拉底影响的世界里。

阿多诺当然也曾在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但就避免“装模作样地谴责”这一方面，巴特要比他持之以恒得多，因为在巴特看来，这无益于此部分的研究。阿多诺明白，他对露营、日光浴、电视、广播、爵士乐和电影等项目的消极评价都是保守的。尽管不情愿，但他也逐渐意识到，这些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巴特意识到谴责不是重点，理解才是重点，阿多诺就没什么站得住脚的立论了，那么他就只能像个偏执狂一样，不合时宜地叫嚣着：“滚出我的草坪。”

在我看来，只有居伊·德波和让·鲍德里亚才真正体会到了其中的艰难[对照了Jean Baudrillard的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heila Faria Glaser译（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和Debord的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我们必须重视一种观点：事实真相并不存在，文化也不是一个旨在支撑诉求清晰的中产阶级利益的骗局，而是由空洞的符号和随机场景组成的自由游戏，这些符号和场景确实会强化当前的利益，但并不是以隐藏可发掘的真相的方式。相反，基本事实有目共睹：游戏中没有决定性的真相！事实上，只存在对真相的解读和文化内容的半随机配置在旁敲侧击、循循善诱，却绝不会（也不能）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才会理解这一点，他们不会下意识地回到试图揭示真相的解放逻辑中去，而是会接受现实和幻象之间的区别是不稳定的，甚至根本不存在。

当然，这在政治层面意味着，尽管景观理应在媒体的不断刺激中将所有无聊都消除殆尽，但其全面胜利会使所有其他评价尺度黯然失色。如今这位“电视真人秀”风格的美国总统的出现，预示着真伪难辨的认识论体系即将现身。人们可能会在造成这些消弭的结构条件上徘徊不前，例如对传统权威的侵蚀、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对“现实生活”现象学的侵犯，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我们再也无法辨明真伪，无法分清现实和表象。这个旷日持久的西方哲学命题已是行将就木，其结局就是：不仅所有人都能畅所欲言，而且任何一个畅所欲言的人都有可能当选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元首。欢迎来到后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