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发生了一场极为危险的纳粹主义散播仇恨的集会，这一活动除了暴露出当前美国政府的严重道德空白，还表明在处理基本意识形态分歧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相关专家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上发表演说，谈论如何认识那些容易产生右翼愤怒情绪的人的心理创伤；学校开设了一些策略课程，让那些在政治辩论中持“另一方”立场的人参与进来。虽然说这些努力和情感是高尚的，但注定要失败。哪怕只是泛泛了解理查德·斯潘塞（Richard Spencer）或戴维·杜克（David Duke）的观点（更不用说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推文），我们也会明白：在美国，理性地对抗是不可能的。纳粹主义是不可原谅的，这是我们的道德底线。同样，作为公共话语的创造者和潜在受益者，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大多数人实际上往往顽固不化。即使是较优论点的非暴力的说服力——借用典型哈贝马斯式的语言——也总是与实际论点相冲突，因其只是一种哲学幻想。如果我们因为自己和他人未能达到理想中高层次的言语境界而进行非难，抑或是把宣传手段想象成一根缓解政治冲突的魔杖，那就成了约迪·迪安（Jodi Dean）所说的“媒体自我吞噬行为中的哈贝马斯式受虐倾向”[详见Jodi Dean的“Publicity's Secret”，Political Theory 29，no. 5（October 2001）：624-50。]。不，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批判式干预策略。

正因如此，在公开的辩论中，我们需要的绝不是加倍努力地理解对方——这样说让我很不好受，而理论上拥护理性规则的人一定也深有同感。理性公共领域的乌托邦只是一种空想，以美国式的核心价值观、加拿大式的忍耐力或其他政治幻想的形式鼓励人们去发现它，只会无功而返。相反，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科学家所说的“矫正架”（scaffolding）。这个词的意义有点类似于实施空中交通管制、建造公路环岛、竖立出口路牌和履行排队惯例等措施。当个人利益可能导致混乱时，这些小机制可以让人们调节自己的行为。在更微妙的情况下，例如前文提及的屏幕时间诱惑，我们可能会试图通过应用程序来克制自己的欲望，这些应用程序会封锁社交媒体的访问权限（美国的“首席赋能者”不妨用一用）。界面特有的抗成瘾矫正架可能会包括严格的媒体禁断、沉思冥想和运动管理的计划，并且运用技术将这种注定会促使我们追求无止境刺激的新自由主义无聊转变为哲学思考。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我们甚至会对那些遭受伤害性身体成瘾折磨的人实施自由管制。瘾君子虽然可以试着去接受治疗或自我控制，但公认更加有效的方法是不接触致幻剂，甚至进行良性的行为矫正。所有这些都是瘾嗜的矫正架。当然，与此同时，界面本身也是一种矫正架，它或轻或重地将人类的行为推向特定的方向，如果这些方向可以强化支配着整个媒体界公司的资本家利益，那么情况更是如此。矫正架本身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可能是本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搭建的：创造更多利润丰厚的市场，并树立信念来维持这些市场，与更有益于社会和个人的行动一样，都是可行的行为。

在这一点上，我们为什么不承认政治信念也是人类行为中需要外部控制的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信念上瘾（conviction addiction），这种上瘾与滥用药物所带来的痛苦有相似之处，但当然更类似于对媒介使用的那种上瘾。事实上，这两者经常是形影相随的，因为某些特定的平台，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推特，都允许和鼓励人们去表达坚定的甚至耸人听闻的观点。这种观点表达的形式是刻意简短的，几乎是电报式的：你必须提出你的“论点”，然后迅速退出，由不得人字斟句酌，而是鼓励人们使用强烈、热切的语言。不然，你如何能获得让平台坐收其利的“赞”和“转发”呢？这里所体现出的界面特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用户为一种感觉所欺骗，认为表达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是一种话语参与，因而会有多种动机来略微夸大自己的观点。而具体的回应和一般意义上的持续争论反过来又鼓励了这种棘轮效应[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难于向下调整。]。信念变成了自己的致幻剂。诚然，有些人可以像没有酒瘾的社交饮酒者一样，懂得控制自己观点的表达，整天都能保持头脑清醒。而另一些人则会陷入一种行为粗鲁和随意发泄的模式，他们无法控制自己。这种“入门致幻剂”会打断你的思绪，迫使你提高音量以盖过反对的声音，故意曲解对话者们的言论——所有这些都是CNN新闻时段里的惯用伎俩，即使存在公认的事实，也能在瞬间掩盖任何关于解读的有益道德准则。渐渐地，信念瘾君子们开始对着隐秘力量大吼大叫，将种族群体妖魔化，吹起狗哨[指政客以某种方式说一些取悦特定群体的话，掩盖真实意图。]——所有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媒体Rebel Media或福克斯主持人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的招牌手段。最后，如果不加控制，他们会做一个法西斯式发型，穿上白色polo衫，点燃一支提基火炬。像“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这样的口号毫无意义，但此时这不是一个缺陷，反而是一个有利的标志。

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用更多更好的言语来应对糟糕的言论，认为思想的市场能做空行情不佳的股票，并将投资回报给绩优股。唉，可惜事实并非如此。精神的市场远没有管理财富的市场理性，后者会根据谣言、政策的微妙变化和胡乱的推文而上下浮动。因此市场监管、反垄断立法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是必要的。这些都是交易这块硬地板上的矫正架，旨在打击过高的利润率。由此，你可以想想看，哪怕是最贪婪的公司也比个人意识理智得多，而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能够在思想的世界里建立一个有限公司。这多可怕！辩证法在这里可行不通。仇恨者永远是仇恨者。

研究表明，正如我们在后真相条件下可能预料的那样，事实即使得到充分论证，对我们的信念状态也没有多大影响[心理学家Hugo Mercier和Dan Sperber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基于事实的论点在影响人们心理状态方面的不足之处。具体参见其作品The Enigma of Reas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该书反驳了很多更倾向于理性的研究。Elizabeth Kolbert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见“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New Yorker，2017年2月27日]。对于那些致力于思维的理性转变的人来说，这实在让人痛心。但是，如果我们想不再犯自欺的述行错误，那么只有接受理性的局限性才是切实可行的。这并不是抨击理性，而是强调理性在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对理性的诉求往往力量微薄，尤其是在坚定的信念层面上（其中政治信念尤为突出）。可能会有一些虚怀若谷的人，在辩论中或大学课堂上受到哲学的影响后，发现自己的核心信念开始部分瓦解。这是奇妙、可敬又可怕的，当然也是极其罕见的。这种事会发生吗？当然，任何教师都会对此有沉重的责任感。毕竟，有时候做一个理性的骗子很容易，做一个理性骗子忠实的“助产士”同样容易。有些人曾认为苏格拉底是神一般的存在，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狡猾的戏法大师。

因此，我们要同样认识到所有人都有信念上瘾的特质，不要再幻想公共言论自由会在没有监管和其他形式的话语限制的情况下向理性倾斜。在某些情况下，言论限制和严格的互动规则可能是正确的选择，例如：禁止打断、禁止喊口号、禁止话题讨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已经禁止发布制造仇恨的言论。我们要再接再厉，笃行参与者可接受的话语规范，对无益的公众愤怒进行惩罚，并且对社交媒体进行积极监管。我们甚至可以禁止媒体的专家组讨论！（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不过事实证明，每次这种建议出现，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齐声响应。）在这些条件下，我们仍将以康德口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恶魔的共和国”的形式共存，不过统治者换作了不安分的利己主义。但我们维持妥协状态的方式不是通过谈判，更不是大方接受，而是不沉溺于信念之中，多约束，少交谈。当我们不能在事实或真相上达成一致时，我们至少可以在坚持己见、追求我们各自的人生计划上达成一致。朋友们，这就是你们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方法就是不要试图成为朋友。

毫无疑问，许多人会认为这些温和的措施建议总体而言过于严苛和可疑。于是，在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支持观点后，我不出所料地遭遇了一场猛烈的网络暴力[“矫正架”的概念源于Global and Mail的一篇评论文章“Don't Bother Trying to Understand‘the Other Side’”，Globe and Mail，2017年8月29日。该文着眼于我的哲学同人Juan Pablo BermudèzRey和Joseph Heath等人的论点。尤其值得参阅的是Heath的Enlightenment 2.0（New York：Harper，2014），其对理性的看法比我乐观得多。我在“Boredom，Subjectivity，and the Interface”，Social Media and Your Brain，Carlos Prado主编，3-25（Santa Barbara，CA：Praeger，2016）中探究了上瘾和社交媒体之间的部分关系；本书对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当然，现在已经有对社交媒体的监管了；扩大矫正架监管范围的建议与我们控制自身成瘾行为的其他任何机制并无不同。]。这些评论分别来自推特、博客、Reddit的帖子、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和一封编辑的来信——这并非巧合，长期以来，这位编辑一直在发表支持信念上瘾矫正架的言论。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我没有看发布这一论点的网站上的数百条评论，所以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对于那些仍然清醒的人来说，他们认为支持搭建矫正架的论点等于放弃了对话——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请允许我沿着以下的理性路线对这个论点展开论述。首先，放弃作为公共理性慰藉的同理心认同并不意味着对政府高压统治、审查制度、“官方”言论或所谓的言论自由运动所针对的其他社会难题的认可——更不用说这种所谓的言论自由运动实际上是新式右派的化身。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轰轰烈烈的“言论自由周”就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例子。不知情者可能会以为这一活动是颂扬这所伟大学府中允许自由发表异议的优良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教授和学生抵制了这个活动，其中大多数是有色人种。他们认为，事实将证明，这一活动不过是一个平台，为史蒂文·班农（Steven Bannon）和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这类持鲜明观点的演讲者服务。

与此同时，确实已有人提议建立审查制度，提及此，我们不难联想到特朗普在2017年9月伦敦发生恐怖袭击后发布的推文。他先是指责伦敦警察厅未能阻止此事，六分钟后又表示，需要对这些“恐怖分子窝囊废”采取“更强硬”的策略：“互联网是他们的主要招募工具，我们必须将其切断并更好地利用！”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切断互联网？怎么做？为了谁？宪法是否禁止这种行为？总统似乎没有时间细细考虑这些细节，因为六分钟过后，他又在推特上写道：‘进入美国的旅行禁令应该扩大范围、加大强度、增加针对性——但愚蠢的是，这不符合政治正确！’[Amy Davidson Sorkin，“The Anatomy of a Trump Twitter Rant：From Scotland Yard to‘Chain Migration’”，New Yorker，2017年9月15日]”根本没人管这意味着什么。

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同理心在公共领域的局限性，丝毫不意味着放弃真正的言论自由。限制不是强制——概念上的省略本身就极其危险。与美国最高法院的观点相反，对仇恨的限制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所有的言论都以某种方式受到约束；不存在伊甸园式的完全的言论自由，就像不存在由盲目的力量来执行理性经济结果的理想化自由市场一样。所有市场，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思想市场，都同样受到有利于某一方的监管。我对此的建议是，所谓的思想市场——这个表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可疑的隐喻，可能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幻想——应该受到对务实共存有利的监管，而不是追求所谓的理性合法性，因为即使有着世上最完美的意图，这种理性合法性也几乎不可能出现。[可参看Stanley Fish的There's No Such Thing as Free Speech ... And It's a Good Thing，Too（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Fish认为：“当有人认为（必然会有人认为），反骚扰法规会阻止言论自由时，我们可以回答：因为语言只有在半吐半吞间，在被压制言论的衬托下，才能被理解，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政治层面的法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毕竟从各方面考虑，禁止人们说类似于‘黑鬼’‘屄’‘犹太佬’和‘基佬’这样的词是对的。如果对方继续道：‘那言论自由的原则怎么办？’我们就可以说……言论自由原则只存在于糟糕的论点中，因为这些论点需要言论自由的原则来掩饰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动机。”关于最近的，特别是在大学校园的争议的概述，参见Ira Wells，“The Age of Offence”，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April 2017）]

同时，应澄清对同理心这一概念的系统性误用或误解。据我所知，同理心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情感认同形式。尽管另一位更具魅力的美国总统（在此声明，我是指比尔·克林顿）曾为政治目的巧言——“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但事实上，人并不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人们的情感依附受到人类皮囊的影响；我们栖身于独立的肉体中，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无法摆脱这一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会因他人之痛苦而痛苦，这是政治和道德洞察力的一个重要杠杆。但确切地说，这是同情，而非同理心。休谟和亚当·斯密明智地认定这是社会的关键，即我们的个人利益感如此之强，以至于有时（休谟说过如此令人难忘的话）我们可能把半个世界的毁灭视为像我们自己的小手指的一阵刺痛一样的小事。休谟嘲讽地说，考虑到大多数人都极度自恋，这种立场根本不算“违背理性”。休谟和斯密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和霍布斯一样接受人类原本的样子，接受法律可能的样子。

这一要点绝不能忘，那就是当涉及同感时，理性是极其有限和不可预料的，甚而所获得的同感也是如此。尽管许多心理学实验都以此为目的，但要想对其进行估量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在实际中，当人们躲藏到利己的甚至自恋的自我特权的虚幻泡影中时，同理心的缺陷就足够明显了，而众所周知，这种泡影往往正是由各种屏幕催生的，而且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进一步来说，那些认为同情心在某种程度上相比同理心的标准更次要和可疑的人，应该抑制自己的特权。另外，目前一些“同理心机制”，比如脸书的“反应”功能（可以用不同的表情符号对帖子进行反馈的功能）无法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事实上，“反应”功能只不过是管理者的又一个傀儡，也算不上多心，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把同理心反应简化为点击动作，来获取用户的心理测量数据。

我认为，由此产生的有关同理心的语言与概念的混淆问题，是广义的疗愈文化所带来的，它设想情感认同是可实现的、可取的，并且认为单纯的同情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过于超然和不足[在心理学话语中推广同理心作用的心理学家Edwin G. Boring的名字中就有一个Boring，这太讽刺了。参见Khadija Coxon，“Reality for the People”，收录于America's Post-Truth Phenomenon：When Feelings and Opinions Trump Facts and Arguments，Carlos Prado主编，117-20（Santa Barbara，CA：Praeger，2018）。]。然而，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同情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非常有益。相比之下，事实证明，同理心是捉摸不定的，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意识到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即寻求某种想象中的同理心联系，会让完美成为优秀之敌。

其次，在这些支持搭建矫正架的温和提议中，没有任何违背理性的成分，更没有在理性可能产生牵引力的情况下，贬低其力量。我完全赞成思维的理性转变！当然，除了理性转换之外，对话还有其他用途，例如创造亲密感、扩展个人叙述、传播八卦等实际上类似于猿类或猫科动物相互梳毛行为的所有交流形式。但是，与启蒙运动的理念相反，理性和缺乏理性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这是因为我们的认知要复杂得多。是的，理性说服是可能的，正如一个机敏尖锐的对话者所引发的真正具有推动力的自我反省也是可能的（最不可能的当然是我们自己）。但是，人类不太可能通过可靠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同样，我们也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我们可能曾经认为相比于改变别人的想法，这会更容易一些，或者至少更好控制一些。再次强调，思想通常没有那么容易改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探讨了转变他人思想的渺茫希望，参见“‘It's Not Just a Good Idea，It's Law’：Rationality，Force，and Changing Minds”，收录于Legal Violence and the Limits of Law，Joshua Nichols和Amy Swiffen主编，1-16（New York：Routledge，2016）。这是基于我在以下这篇文章中的一个初步尝试：“Changing Minds：The Labyrinth of Decision”，Primer Stories 4，no. 1（2016年8月29日），同时，人们所追求的那个可以自由表达的“思想市场”，其实与其他任何一个市场一样，都极易失败。1984年，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法律学者Stanley Ingber称其为“合法化的神话”。参见“The Marketplace of Ideas：A Legitimizing Myth”，Duke Law Journal，1984年2月，1-91；最近，评论人士注意到，这个隐喻重视的是挑衅，而不是理性话语，这使得Cass Sunstein所称的“两极分化的企业家”取代了诚实的商人。有一份粗略的调查，可以参见Aaron R. Hanlon的“The Myth of the‘Marketplace of Ideas’on Campus”，New Republic，2017年3月6日。最近David Shih同样针对这个比喻的空洞性进行了研究调查，“Hate Speech and the Misnomer of the‘Marketplace of Ideas’”，NPR，2017年5月3日]。如果对这一点有异议，是极端傲慢且违反道德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健忘的知识精英们屡教不改的恶习之一。

在理应理性的高等学术生涯中，我丰富的个人经历里大多是令人不快的体验，据此我想补充一点——支持理性的人几乎得不到什么慰藉。即便在此书中的论点得到高度评价，一致性和非矛盾性也获得了一般讨论无法企及的重视程度，但任何可能的理性思想交流都会烟消云散。悲哀却真实。事实上，这种交流由自我、社会和职业地位、设定的性别标记、年龄歧视以及许多其他因素主导，而这些因素是无法与理性达成共识的——当然，有时也会因理性而有所缓和。对于我提出的言论限制理念的批评者来说，他们不应如此乐观地看待广义理性作为现实世界对话宗旨的实践前景——因为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必须强调，我的提议在意识形态层面没有任何倾向性。只有以实现更强大、更有效的公共话语为最终目的，支持言论矫正架的论点才是有效的，支持界面限制的论点就更不用说了。这样的矫正架该如何放置呢？尽管它的前景始终渺茫，但一些措施可能会通过自我监管有组织地出现。其他如全民医疗保险和交通法规这样的措施，则需要政府的支持。然而，即便如此，理想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利己主义，比如（在约定俗成的交通习惯中）对限制的强制执行可能会让位于自愿服从。尽管批评者们可能会试图从对网络活动和目前一片混乱的其他形式言论的些微监管中，嗅出什么更大的社会管控策略，但实际上，这个提议在古典意义上是完全自由的。那就是：你爱想什么就想什么，但要为普遍的和平而配合，这样其他人也会和你一样做。这一观点认为，可能不存在能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信念，甚至也不存在一些含糊的构想，如“共同的行为准则”（最受欢迎的提议）；当然也不存在本质上具有争议性的立场，如仁慈的神圣造物主（一个信奉者寥寥但依然颇受欢迎的观点）。我们应该还记得，目前社交媒体交流的边界是由私营企业所创造和拥有的。他们的产品是你，他们的客户是想获得你数据的广告商。社交媒体喜欢伪装成一种公共产品，一个话语上的平民百姓，而实际绝非如此。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都不足以支持监管，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例子才可以。

许多评论家认为，改变思维的方式比我所认为的要多得多——毕竟，人们很容易被说服，只要我们循循善诱，他们就能领悟。但这带有一种过时的智力优越感，伴随着一种浓厚的屈尊俯就的意味：我觉得你的政治观点冒犯了我，我猜想它们来自糟糕的、错误的或丑陋的基本信念。这些是可以改变的！让我把你放入我的话语疗法程序中，在这个程序里，我们会用善意、同理心和同情心对你的基本世界观进行批判，从而打破你的底层（双关）思维结构，最终你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更善良、更宽容的人！

无论你怎么看待矫正架的搭建，称其为社会控制也好，“高压政治”也罢，它实际上比这种精神控制计划更重视个人和思想的独立性，而且在政治信念的分歧上也不会俗气地自命清高。承认自己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也不想改变别人的想法，应该被视为一种称赞，而不是一种侮辱。要想摆脱这种认识论野心，得抱有这样的心态：我不在乎你怎么想，也无意理解你这样想的理由，这仅仅是民主的结果。有人说过我必须对那些与我比邻而居的人抱以理解和同理心吗？当然没有，这对我们要求太高了。人们有时会连室友或相伴多年的配偶都难以理解，要求我们理解完全陌生的公民同胞太匪夷所思了。

最后一点，矫正架意味着，当我们追求各种各样的，甚至可能是不兼容的个人目标时，帮助我们进行合作与共存的外部指导方针。这与我早先对文明的辩白完全一致，比如，我将文明看作公共生活的一种美德[Kingwell，Civil Tongue]。早期，我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概念——美德是行为倾向，并遵循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中心论点，强调模仿和习惯是培养社会积极性格特质的关键。作为一种目标，这仍是合理的，但正如我们会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一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美德培养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其他更多的推崇文明的霍布斯式论点，使整个程序运行下去。因此，我们可以将不文明认定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并附带一些利己主义的理由，以便必要时能力挽狂澜；因此，当前的论证也支持散漫论述的外部机制。文明可以用规则来表达，但这些规则的意义在于，当我们进入“游戏空间”时，我们会接受这些规则并且准备好公平、诚实地参与。

当然，这样一来也存在局限。监管的成本会很高，而且总有动力不足、脑力欠缺的人，想不出变通之法，只好钻空子。尽管我有些私欲，但我也相当肯定，政治讨论节目和推特很快将遇到瓶颈，界面的其他上瘾机制也一样。但是，无论矫正架采用什么形式，这一概念的引入，实际上都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不能继续幻想着我们具有同理心的公民会受到理性的驱使。

总而言之，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对搭建言论矫正架这一提议的反对本身几乎总是意识形态上的，有时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它们源自反对者的信念，但他们的视野如坐井观天。在那些认为政府的高压统治无处不在的人眼中，“约束”这一概念必然意味着中央集权，尽管这压根儿不合逻辑：比如，排队的惯例就不需要任何政府和法律的干预。那些担忧监管会带来侵犯的人的想法也相差无几。法律催生法律这样的结果（柏拉图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即使不会招致灾难，也会导致社会的瘫痪。但我所提议的计划并非如此：大多数对言论的约束都是自我强加的。所谓言论自由的威胁，它们全都伪装成了理性的互动，借着选择性的误读和对语境的刻意删减，像野兽一般从沉睡中被唤醒。讽刺的是，这些伎俩也正是我的立场理应驳斥的。[例如，可以参见对该论点最初发表版本的两种愤怒的回应。两篇文章都着眼于一篇700字的蓄意挑起争端的文章中的一个短语，详见Ezra Levant的“‘We Could Even Ban Media Panel Discussions’：Globe ＆ Mail Columnist Calls for Censorship”，Rebel，2017年9月1日，还有Gerry Bowler的“Putting a Muzzle on Those You Disagree With”，Troy Media，2017年9月1日，这些媒体评论员似乎特别惊恐于媒体上的讨论类节目中可能存在的由民众（而非政府）执行的理性约束——仿佛他们的讨论能代表理性辩论似的。“他们厌恶你，我的朋友，”Levant的文章总结道，“他们想让你闭嘴。”朋友们，离哲学家远一点！他手里拿着口套！一个看似经过深思熟虑的发布在Alternative Right网站（被列为“另类右翼奠基地”并引以为豪）上的一篇回答非常努力地在运用一些哲学论证，但本质上还是侮辱而非辩论：“骗子” “过分简单、虚无”“不成熟”“小聪明”以及（恰恰相反的）“热衷哈利·波特的爱猫女性写出来的网络杂志文”，差不多这类意思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中都提到了小聪明。他们的长篇大论还包括现在已为人所熟知的对原始论点的蓄意误解，以及自作多情地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围攻产生的不满。还有对我在道德（我不是客观主义者）、意识形态（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不变的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和欲望（当然它经常是非理性的——这就是我的全部观点）方面立场的系统性误读。总之，所谓的底线其实就像我说的：是这些人自己无法控制自己。如果你愿意，可以参阅Ryan Andrews的“Free Speech Is Violence，and Its Might Makes Right”，Alternative Right，2017年9月5日]

的确，在后真相世界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言论自由绝对论企图表达的观点中的一系列典型矛盾：一方面，那些自认为受到威胁的观点通常会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成为“政治正确”纠正的对象；而另一方面，这类观点却会因被大多数人深信不疑而受到追捧，比如绝对的性别二元主义、对自由市场的真正信仰、拥护警察，等等。如果这些观点确实占多数，当然无须特殊保护；但如果它们占少数，也应得到与其他少数派信仰同等的法律保护。但这只是一个基于自由民主的国家的设想，而如果这些观点是传播仇恨的、有害的，国家自然可以批评它们甚至限制它们的传播。在崇尚自由的大学校园里提出不受欢迎的狭隘观点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在晚宴或社区集会上提出令人不快（但受法律保护）的狭隘观点就严重得多了。言论自由绝不，也从不意味着可以信口开河而不用承担后果。

即便是明确保护言论的权利制度，也无法提供某些人设想的全面保护。例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适用于私营企业或私立大学，这些机构可以大张旗鼓地限制言论自由，只要愿意承担这样做对其名誉造成的后果[可参看A. J. Willingham的“The First Amendment Doesn't Guarantee You the Rights You Think It Does”，CNN.com，2017年8月8日]。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个人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权利赞誉有加，却将支持集体主义、进步主义或社会主义议题的个人决定贬低为幼稚、不健全、不成熟。

基于相同的扭曲诉苦逻辑，思想的自由表达也被奉为一种基本且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尽管那些批评某些政策和行动的人，经常会遭到个人侮辱、人身攻击、挖苦讽刺，但人们攻击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观点持有者的身份：他们被称为“冒牌教授”“伪哲学家”“江湖骗子”“自命不凡的人”……当然还有更糟的，我就不再列举了。在一个尊重事实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哲学教授，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都应不去理会外界那些叫喊着什么“冒牌”的嘘声。至于“自命不凡”，那自然都是别人的判断。无论如何，这样诋毁诽谤的人，只是因为无法针锋相对地以论点反击，只好本能地诉诸人身攻击。我们不禁要问，这下，关于市场的比喻该何去何从？

对于这一切是否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极大改变，我们要保持适度的悲观。任何个体，即使是现任美国总统，都无法为如此大范围的混乱和非理性的纠葛负责。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会说出自己都知道是（或认为是）不真实的话，即便其他人出于某种重要原因并不相信，却假意把它奉若真理，因为即使他们不相信，这也符合他们的政治目的和愤怒感。最后问题就变成了——理性到底有什么好处？

现在，搭建矫正架的提议的优势就极为明显了。重要的是，它将希求式理性主义（假设我们的公民足够理性，能够看到矫正架系统的好处）和实用现实主义（我们不认为公民比这或有必要比这更理性）进行了原则性结合。此处没有道德或政治观点上的优越感假设，但肯定要比单纯发放自由抨击许可证更好地诠释了言论自由。社会凝聚力是一个既合理又可行的目标，这一深刻的推定表明，我们在试图改变别人想法时要保持谦逊，既要保持尊重，又要现实地看待人们对是非曲直达成一致的未来可能性。简言之，这是对后真相时代自由主义的适当修正。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新自由主义。[就当我是异想天开吧，但我还是会不禁想起1999年的动作惊悚片《黑客帝国》，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在片中饰演打破幻象的幽灵般的救世主尼奥（Neo）。我甚至想以“吞下红色药丸”来给这一部分画上句号。然而有一个可悲的事实——这张照片被Reddit网站上一些愤怒的男权人士所利用和传播。这些性别理论天才认为，女人嘴上说着想要尊重和体贴（蓝色药丸理论），可她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统治和服从（红色药丸理论）。Rebecca Reid对此有一个很好的批判性概述：“Welcome to the Red Pill：The Angry Men's Rights Group That‘Knows What Women Want”，Telegraph，2015年11月13日，最近，不论是在“incel”（非自愿独身）运动中，还是心理学家Jordan Peterson及其追随者等人，都在继续争论着这一问题。好吧，我已经说得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