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地说，传统的科学方法可能是言论矫正架的理想形式。除了对偏见提供必要的限制外（包括可证伪性、可重复性、严格的客观公正），该方法还对参与者提出了准入限制。如果你不接受游戏规则，就无法成为游戏玩家。如果你试图伪造研究或歪曲规则，那么你将会被驱逐出游戏（成绩也将被清零）。你既不能钻游戏规则的空子，也不能立于规则之上，这是因为，哪怕这些行为（短期内）不会令你被取消资格，但实质上也无异于是你自行放弃了游戏资格。腐败交易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你无法花钱买玩家身份，也无法光凭财力称霸游戏。

但在其他话语形式中，这些破坏行为都是有可能的。现在和过去一样，在公共话语的大富翁游戏中，落败的一方总会试图用真实世界的金钱而非游戏中的虚拟货币来压倒对手。此外，公共话语中也没有明确的准入机制：任何人想玩都可以玩。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但肯定也会引发虚假交易、诈骗、寄生性破坏，以及所有其他常见的公共领域“病原体”。最可怕的一点是——也正是令我们的讨论进行至此的最初原因——针对这样的话语，只有凤毛麟角般的外界限制。事实性声明和逻辑有效性确实具有规范性力量，往好了说是脆弱多变，往坏了说就是危险的误导。

现在，这种对比很容易被夸大。我们知道，科学论述就如所有的人类事业一样，充斥着社会和心理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影响削弱了“纯粹的”理性结果。众所周知，在科学的分支学科中一直存在着分歧。如果结果正如我们所愿，是方法驱动的，那我们可能就不希望看到这种分歧。当然，这只是言论实践复杂性的本质。在逻辑学上虽然没有这样的争论，但在法律领域却有很多，在文学批评或艺术理论领域更甚。好的解读才是关键，而非一味纠正。当然，在解读领域中什么算“好”，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解读的问题。但有了好的解读，我们便别无他求了，这一点意义重大。但是，即使是在这样多重争论的状态中，我们在一起进行比较和辩论时，也至少要向对话者表现出一些诚意。

如果说公共领域话语的这种最后的标准曾经存在的话，那么如今我们不能再做此假设了。社会和科技因素只会使这个自打人类社会初始就存在的问题变得更加难解，而且这个问题无处不在——大到政治，小到兄弟姐妹之间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对人们理性行为的科学研究才是理解其原因的关键。

有两个调查结果颇引人注目。第一个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一系列研究，为上文中提出的观点提供了证据，即事实并不具有可以改变思想的明确原动力。该研究进行了几项具有迷惑性的实验，要求实验对象做出某种判断（例如对消防员能力进行判断），接着向实验对象展示研究者认可的事实陈述来推翻他们最初的判断。然而，尽管已经知道自己先前做出的判断是错误的，但实验对象仍固执地坚持。这或许就属于我们熟知的“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指个人无论合乎事实与否，都偏好支持自己的成见、猜想的倾向。]概念，相比自己原先的判断被证实而得到的快乐，这种偏向在实践中明显更具影响。（其他研究表明，当我们所重视的观念被“证明正确”时，大脑内的内啡肽会明显增加。）在这类案例中，人们还未对判断进行证实，就对其产生了偏好。心理学家更喜欢用“我侧偏见”（myside bias）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明显难以扭转的倾向，即一旦做出任何判断，不管错得多么离谱，都不会轻易改变。

第二个相关的科学观点与理性的本质有关。尽管我们将理性奉为人类的最高品质——至少从柏拉图时代开始，它便始终是衡量我们精神经济的尺度，也是实际上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础——但事实上，我们的理性能力有点低下。理性不仅会受到无从推理、不循逻辑的情感、心理和生理力量的影响，而且事实表明，理性本身也是一种致幻剂。我们的理性能力是在人类高度社会化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合作成为一种社会之善的时代，它能够游刃有余地解决问题并分配劳动力。但理性同时会让我们求胜心切，例如在辩论或战术上总想着比对手智高一筹。

这种急于求胜的倾向或许能够满足合作的需求，例如当两个群体开战时——我们能想到的由战争需求激发出智慧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过，总的来说，这意味着我们非常善于发现对话者立场上的弱点，却很难发现自己观点中的弱点。我们也一直在寻找破坏群体内部合作的行为——比如搭便车。根据一位言语尖刻的评论家的说法，最后一个特征“反映了理性演化至今得以执行的任务，那就是防止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搞砸我们的事情。我们的祖先生活在狩猎者和采集者组成的小群体中，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并确保所有人在洞穴里无所事事时，自己不用做那个冒着生命危险出去狩猎的人。理性思考几乎没有什么好处，却对在争辩中获胜大有裨益”[Elizabeth Kolbert，“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汇总了Mercier和Sperber的观点。]。或者，用某位精神病学家［杰克·戈尔曼（Jack Gorman）］和某位公共卫生专家［杰克·戈尔曼的女儿萨拉·戈尔曼（Sara Gorman）］尖锐的话来说：“即使我们错了，‘坚持立场’的感觉也很好。”[Jack Gorman和Sara Gorman，Denying the Grave：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Kolbert对此有引用：“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同样，另外两名研究人员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利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表示：“通常，对问题的强烈感受并不源于对问题的深刻理解。[Steven Sloman和Philip Fernbach，The Knowledge Illusion：Why We Never Think Alone（New York：Riverhead，2017），Kolbert对此有引用：“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此外，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研究结果还表明，“理性的个体行为者”这一基本概念，即在完全隔离且头脑清晰的情况下权衡各项选择和各种论点的人，是一种哲学上的妄想。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一些心理学家建议，我们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到自己无知的程度，尤其是对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经了解的事情。如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部分人都无法正确描述普通抽水马桶的运作方式。现在，这种无知并不可耻。事实上，使用别人设计的工具和技术，而不能够复制甚至描述它们，便是一个完美的关于建立理性矫正架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用在每次需要时各自发明可调扳手，或抽水马桶、内燃机、语法和议会民主制，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完成更多的事情。

由此理应可以推断出，面对这种情况时，人类个体应是谦虚的，并且在拥有人类合作造就的工具时，愿意稍稍发挥自己的能力。然而，愿意承认自己对如何镀锌或蒸馏酒精一无所知的人比比皆是，但愿意承认自己对《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ACA）、移民政策、比较宗教学和全球经济运行并不了解的人就少得多了。更多的谦逊和更多的学习是对我们信念的磨炼。

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监管就是当自我激励和个人自制力不奏效时能够发挥作用的矫正架。理性本身与其说是通往真理的坦途，不如说是确保（最低限度的）合作的矫正架。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并进一步接受理性只有在有社会惯例和机制支撑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就能实现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我们将看到后真相崩溃所带来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可以补救——理性仍然可以获胜；其二，对这种情况的发生方式以及信念的简单表达在理性范围内所起的作用，我们仍需要保持适当的警惕。

我们声称要让当权者明白真理，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如今权力会插手并限制真理。“理性中的理性”算不上能与康德的“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比肩的战斗口号，但它有两个优点，而这两个优点正是大胆的理性自我引导的笼统性呼吁明显缺乏的。一个优点是，它假定而不是否定任何理性事业的社会特性。我们不是理性的个人英雄，也不是思想市场上精明的购物者。另一个优点是，它坚定而必然地坚持这一点——理性是对公共领域的谎言、半真半假的陈述、挑衅和欺骗的唯一可能的反应。

这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事实。但我敢相信这种信念是真实的，而且我更敢相信我的信念将有助于实现它。一个多世纪前，威廉·詹姆斯曾说：“很多人认为他们在思考，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新整理自己的偏见。”我们都必须努力不沦为他们中的一员。

那么，我就用一句讽刺来结束本书中这个以背景为主题的章节。请注意这个小小的事实性知识：没日没夜工作的文选编辑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认为，上文那段引述源自威廉·詹姆斯，但至今仍未得到证实。当然不可能得到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