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与萨穆埃尔：横越中欧地带的一段小小旅程》为一本平行书写的旅游日记，由一对性格截然不同的朋友共同撰写。

萨穆埃尔是个见多识广的年轻男子，他认真严肃，见解独到，对人生百态有正确的判断，并致力于艺术之熏陶，却从不胆怯，也没有变成迂腐学究。理查没有参加社团，他让自己听凭谜一样的感觉，更多是自己的软弱，然而在他窄窄的、偶然的圈子里，却有许多强烈的情感与天真的自主，以至于他永远不会沦为古怪的人物。萨穆埃尔的职业是某艺术协会的秘书，理查是银行主管。理查有财产，他工作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忍受不了无事可做的日子。萨穆埃尔则要靠（成功且非常珍贵的）工作维生。

两位虽是学生时代的同学，却是在下述这趟旅行中第一次与对方单独相处。尽管他们互觉对方不可捉摸，却仍珍视彼此。在各方面都可以感受到二人之间的吸引与碰撞。旅游日记描述了在旅行中两人持续升温的亲密关系，在米兰去往巴黎的危险路途上所经历的事情也使得两人惺惺相惜，成为莫逆之交。旅行结束后，这对好友合力开创了一项新颖独特的艺术事业。

这部旅游日记展现了男性友谊的诸多细微之处，它不落俗套，不是一味地描绘异国风情，而是透过充满矛盾的双重视角来审视所游历的国度，清新而富有意义。

初次的长途火车之旅（布拉格—苏黎世）

萨穆埃尔：1911年8月26日午后一时二分启程。

理查：看着萨穆埃尔在他著名且迷你的口袋行事历上写下一些短短的记事，我又有了一个古老的妙点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趟旅程写本日记。我把这个点子告诉他。起先他拒绝，然后又同意了，他为两者说明理由，我只是片面地了解两种理由，但这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写日记。现在他又开始嘲笑我的笔记本，它的封皮用的是黑色亚麻布，精装，全新，大开本，正方形，很像学生的作业簿。我预料在整趟旅途中，书包里放着这个笔记本，无论如何都会沉重且令人讨厌。况且我也可以在苏黎世跟他一起买本实用些的。他还有一支钢笔。我会时不时向他借。

萨穆埃尔：某一站，我们窗户对面有个车厢满是农妇。其中一个农妇在笑，她怀里有个小女孩在睡觉。醒来后，女孩对我们眨眼，在半梦半醒中不正经地说：“过来。”她像是在嘲弄我们，因为我们没法过去。在隔壁车厢则有一位肤色较深、看起来英勇的农妇，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她的头深深地靠在椅背上，目光则顺着玻璃窗看出去，像一位神秘的希腊女巫。

理查：可是，萨穆埃尔早就准备好跟那些农妇谄媚地打招呼，当中夹带着一种渴望联系的虚假的信任感，对此我并不喜欢。现在火车都要开始动了，萨穆埃尔依然在咧嘴微笑，摇帽招呼。——我说得不夸张吧？——萨穆埃尔将他的第一条评语读给我听，那评语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多注意注意那些农妇。——检票员前来询问，口齿非常不清，仿佛他询问的人都是搭乘这条路线的常客，无论是谁都要点杯皮尔森[皮尔森（Pilsen，捷克语为Plzeň），捷克西部地名。]咖啡。若有人点，他就按照份数在车厢窗户上贴上细长的绿色纸条，就像从前在缅济兹德罗耶[缅济兹德罗耶（Misdroy，波兰文为Międzyzdroje）为波兰北部波罗的海岸边小城，位于德波边境。]，只要不见码头栈桥，远方的蒸汽船便通过三角信号旗显示要登岸的船只数。萨穆埃尔对缅济兹德罗耶一无所知。可惜我当时没有和他一起在那里。那时候非常美丽。这回也会美得令人惊叹。这趟旅程太快，时间急速流逝，我现在多么渴望遥远的旅行！——前面的描述真是个有些年代感的比较，因为缅济兹德罗耶的轮船码头自五年前就在那里了。咖啡在皮尔森市的月台上，一定要带着纸条才能换到。

萨穆埃尔：从月台望过去，我们看见一个陌生女孩向我们的车厢望过来，她是迟到的朵拉·李裴特。漂亮，鼻子圆挺，一小截脖子从白色蕾丝上衣里露出来。火车继续开着，我们共同经历的第一件事情，是在行李网那边，她的帽子从纸袋中飘了下来，轻轻地落在我头上。——我们得知她是一名被调派到因斯布鲁克[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位于今日奥地利西部，奥匈帝国（1867—1918）时期则为其西部行省蒂罗尔州（Tirol）的首府。]的官员之女，她要去已经久未见面的父母亲那里。他们在皮尔森的一间技术局工作，整天有非常多事情要做，但他们觉得这样很快乐，对自己的人生也非常满意。在局里，她叫作——我们家的小妮子，我们的小燕子。在那里，她周围全是男人，她是当中最年轻的。哦，在局里多有趣！有人在衣帽间拿错帽子，有人用指尖夹住小面包，有人用阿拉伯胶将蘸水笔粘在公文夹中。我们自己有机会制造这些“无可指摘”的玩笑。她正在给她局里的同事写卡片，上面写着：“很不幸，之前所说的事都发生了。我上错了火车，现在在苏黎世。诚挚问候。”我们应该在苏黎世将这张卡片投递出去。她则期待我们是“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不在上面写任何字。局里的人当然会担心了，他们会打电报，天知道还会有什么。她是瓦格纳迷，从不错过任何一场瓦格纳作品演出，“近来只有伊索尔德[“伊索尔德”（Isolde）指瓦格纳改编自中世纪爱情传说的歌剧作品《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中的女主角。该剧于1865年经由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Ludwig II.）促成，于慕尼黑皇家宫廷与国家剧院首演。其剧情为瓦格纳与其赞助人奥图·维森东克（Otto Wesendonck）之妻马蒂尔德·维森东克（Mathilde Wesendonck，1828—1902）的爱情写照。]”，她也在读瓦格纳与维森东克的来往书信[瓦格纳于1852年流亡瑞士苏黎世，结识赞助者奥图·维森东克夫妇，他们提供自己的别墅给瓦格纳创作至1858年，在此期间，已婚的瓦格纳与维森东克之妻马蒂尔德陷入爱河，并激发创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在此的书信应指于1904年在柏林出版的书信集《瓦格纳致马蒂尔德·维森东克：日记与书信，一八五三至一八七一》。]，她甚至将它带往因斯布鲁克，有个为她演奏钢琴曲的先生替她准备了这本书。可惜她自己少有演奏钢琴的才华，这一点，自从听过她哼唱的几个曲子后，我们就明白了。——她收集巧克力包装纸，将它揉成一个史坦尼奥小球[史坦尼奥小球（Staniolkugel）是一种桌上游戏所需要的迷你小球。]，然后带在身上。这个小球是要给一个女友的，其他目的还不清楚。她也收集烟草包装条，准是要全部放在一个托盘上。——第一位巴伐利亚的检票员出现了。肤色黝黑的朵拉·李裴特，尽管外表与官员之女的形象大相径庭，但她仍简短而坚定地表达了对奥地利军队的意见。她认为不只是奥地利的军队很松散，其实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军队也一样。然而，假如听到军队伴着音乐声经过，难道她不会从办公室跑到窗边去看吗？她才不会，那不是军队。对，她的妹妹说，那音乐是别的。她在因斯布鲁克的官员赌场中尽情地跳舞。官员制服一点儿也不令她折服，官员于她而言就是空气。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原因显然是那位借给她钢琴谱的先生的错，一部分也要怪我们在菲尔特[菲尔特（Fürth）位于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境内，距离捷克、奥地利不远。当时该城属于德意志第二帝国（Deutsches Kaiserreich，1871—1918），与奥匈帝国为邻。]火车站的月台上来回散步，因为她在车程之后，觉得走路非常舒畅，还用手掌抚摩着自己的臀部。理查却非常严肃地捍卫军队——以他们最爱的口头禅：“无可指摘。”——军队用0.5的加速度敏捷地走出来，然后又变得松散。

理查：朵拉·李裴特有圆圆的脸颊，上面布满了金色的细毛，却毫无血色，要双手用力压，它才会发红。她的胸衣很差，衬衣在胸部周围起皱了，这一点应该要避免才对。

我很高兴自己坐在她对面，而非旁边，我就是没办法跟坐在我旁边的人交谈。像萨穆埃尔老是喜欢坐在我旁边，他也喜欢坐在朵拉旁边。我不喜欢这样，如果有人坐在我身旁，我会感觉自己的隐私被探听了。毕竟这样的人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你肯定会对他们透露些什么。不过，在行车当中，我坐在朵拉与萨穆埃尔对面。看他们笑闹久了，我有时会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人啊，不能什么好处都要。我也会看见他们默默地比肩而坐，尽管只是沉默了片刻，当然，那不是因为我。

我对她感到惊叹，她真有音乐感啊。当她在萨穆埃尔面前轻声歌唱时，萨穆埃尔总是带着嘲弄微笑着。也许是那歌唱得有哪里不对，可是一个在大城市独自生活的女孩，对音乐这么有兴趣，难道不值得惊叹吗？她甚至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她仅是租来的房间里。我们只需要想象——像搬钢琴（还是旧的平台式钢琴！）这样一件麻烦事，会给全家人还有这个弱小的女孩带来多少困难！这需要怎样的自主与坚定！

我询问她家的情况。她跟两个女朋友住在一起，晚上其中一位会去一家食品店买晚餐，她们聊得很愉快，时常大笑起来。听见她描述的生活细节都在煤油灯的照明之下，我觉得很奇特，但我不会告诉她。显然，这样低劣的照明对她来说没什么，否则像她这么能量充沛的人，若她想的话，一定会强迫房东给她换好一点儿的灯。

由于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老是想让我们看她的小包包里有什么，我们也就看见了一个药瓶，里面有些可怕的黄色液体。现在我们才知道，她并不是个完全健康的人，甚至病了好久。病好之后她还是非常虚弱。当时老板亲自建议她上半天班就好（人们待她如此礼貌）。现在她好多了，但她必须喝下这富有铁质的药剂。我建议她把药倒到窗外。虽然她一口同意了（因为那东西的味道很恐怖），却不认真当回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弯下腰，比先前更靠近她，想跟她解说我对人体自然疗法的透彻见解，好帮她的忙，或者至少保护这位没有人劝的女孩，避免她深受其害。至少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女孩的幸运星。——当她笑个不停的时候，我就停下来。萨穆埃尔在我说话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地摇头，这让我很受伤。我是了解他的。他相信医生，并且认为自然疗法很可笑。我很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从来不需要医生，所以对这种事情，他没有严肃独立的思想，譬如这恶心的药剂，他完全无法把它跟自己联想在一起。——要是我单独跟这位小姐在一起的话，我早就说服她了。因为要是这件事情我都说得没有道理，那么其他事情就更别说了！

关于她贫血的原因，我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是办公室。人们当然可以像看待一切那样去看待办公室生涯，用有些幽默的方式去感受（这个女孩那么认真地看待工作，完全是被蒙蔽了），然而本质上呢？遇到不幸的后果时该怎么办？——我知道我大概要讲到哪里。而现在，这女孩竟然要坐在办公室，她的裙子根本就不适合那种地方，为什么得让它始终紧束在办公室，在僵硬的椅子上不断来回滑动？这样一来，还会压到那圆润的臀，同时胸部还要抵在办公桌前缘。——夸张吗？——每每想起一个女孩坐在办公室的画面，我总悲伤不已。

萨穆埃尔已经和她熟起来了。我真是怎么也想不到，他甚至带着她跟我们一同向餐车走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满是陌生乘客的车厢里，我们三人恰恰成为一体，充满归属感地踏进餐车。那时人们会意识到，为了增进彼此的友谊，应该去找一个新环境。现在我甚至坐在她身旁，我们喝红酒，我们的臂膀互相碰触着，我们一同拥有的欢乐的度假气息，让我们真的成了一家人。

萨穆埃尔正在说服她，趁着在慕尼黑停留的半个小时去乘车兜风，尽管外面大雨倾盆，打湿了她充满活力的头发。就在他拦汽车时，她在火车站的拱廊下拉着我的手臂说：“拜托，我请您阻止他。我不可以一起去。绝对不行。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我信任您。您的朋友听不进去别人的话。他疯了！”——我们上了车，整件事情使我尴尬，这也恰恰让我想到电影《白色女奴》[《白色女奴》（Die weiße Sklavin，1911）为丹麦电影演员维戈·拉森（Viggo Larsen，1880—1957）在柏林自编、自导、自演的默片。维戈·拉森是默片诞生时代的先锋者之一。]里面那位无辜的女主角，在幽暗的火车站出口，被几个陌生男人推进轿车带走了。萨穆埃尔正相反，他心情好得很。由于轿车的敞篷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因此我们至多只看得见每幢建筑的第二层。那是夜晚时分。映入眼帘的是带地下室的房屋。萨穆埃尔由此开始幻想城堡与教堂的高度。由于朵拉始终在黑暗的后座沉默不语，我开始害怕这沉默若是被打破，萨穆埃尔肯定会感到诧异，然后用我认为有点儿老派的方式问：“小姐，您不是在生我的气吧？我对您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诸如此类。她则会回应：“我来都来了，不想扰了您的游玩兴致。但您不该逼迫我的。若我说‘不’，那并非没有原因。我就是不可以乘车。”“为什么？”他问。“这我不能告诉您。您必须自己看出来，一个女孩在夜里跟男士们共乘汽车四处晃荡，这样是不得体的。此外还有别的原因。您试想，若我已有归属——”我们会不约而同直接猜到，这件事应该跟瓦格纳先生有关联。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自我责备，只想逗她开心。而一直轻待她的萨穆埃尔也显得后悔，只想把话题转到乘车兜风上面来。我们雇的司机一一喊出那些看不见的名胜古迹的名字。引擎在潮湿的沥青路上呼啸而过，就像电影里的机器一般。又是《白色女奴》里的场景。这条经过雨水冲刷的黑色长街空荡荡的。最清晰不过的就是“四季”餐厅那没有窗帘遮挡的大窗户，我们都知道，这家餐厅的名字是最高贵的名字之一。穿着制服的侍者在一桌宾客面前鞠躬行礼。我们经过一座纪念碑，高兴地说那是著名的瓦格纳纪念碑，这时她才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们只在自由纪念碑和在雨中啪啪作响的喷泉旁多待了一会儿。桥下流过的大抵是伊萨尔河[伊萨尔河（Isar），多瑙河的支流，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与奥地利蒂罗尔州之间，源于阿尔卑斯山，向北流至奥地利，汇入多瑙河，最后入黑海。]了。华丽体面的别墅群沿着英国花园而建。路德维希大街[路德维希大街（Ludwigstraße），德国慕尼黑的四条皇家大道之一，由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一世（Ludwig I，Ludwig Karl August，1786—1868）建造，1830年完工。]，铁阿提纳教堂[铁阿提纳教堂（Theatinerkirche），慕尼黑著名的巴洛克教堂，建于17世纪。1659年，巴伐利亚选帝侯费迪南·马利亚（Ferdinand Maria，1636—1679）之妻亨丽埃特（Henriette Adelaide of Savoy，1636—1676）发愿，若得子，将建一座最美最宝贵的教堂，1662年王子诞生，选帝侯夫妇为还愿，翌年聘请意大利建筑师阿戈斯蒂托·巴雷利（Agostino Barelli，1627—1687）规划教堂设计，建造过程历经人事更迭，历时近30年才完工，因而选帝侯夫妇生前未能参加教堂落成仪式。]，统帅堂[统帅堂（Feldherrnhalle），慕尼黑著名古典主义凉廊，由路易一世令建筑师模仿佛罗伦萨佣兵凉廊于1841年至1844年建造。]，赫佰仕啤酒厅[赫佰仕啤酒厅为慕尼黑有数百年历史的赫佰仕啤酒厂（Hacker-Pschorr， 1417—）所建的庆典用大厅，自1901年开始成为慕尼黑十月啤酒节（Oktoberfest）的主要大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明明到过慕尼黑多次，却已经不认得这些。还有森德灵门[森德灵门（Sendlinger Tor）为慕尼黑老城最南侧的城门，是巴伐利亚国王路易四世（Ludwig IV. der Bayer，1282—1347）于1285年到1337年扩建慕尼黑的建筑之一。1319年首见于文献中，实际存在应更早。]。我担心（特别是因为朵拉）没法及时抵达火车站。我们像羽毛那般在城市里整整穿梭了二十分钟——计程器是这么显示的。

我们帮朵拉在直达因斯布鲁克的车厢中找到了一个位子，把她安顿好，仿佛我们是她在慕尼黑的亲戚，那里有个身穿黑衣的女士——她看起来比我们还担心——可以整夜保护朵拉。此时我才发现，原来人们可以这样安心地将一个女孩托付给我们。

萨穆埃尔：朵拉的事情真是彻底失败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我想中止旅行，在慕尼黑过夜。直到晚餐时间，约莫到了雷根斯堡[雷根斯堡（Regensburg），德国南部城市，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邻近奥地利边境。]站，我觉得该走了。我试着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几句话，借此跟理查交换意见。他好像看也没看，只想把它藏起来。最后无人搭理，我也对那沉闷无聊的女人世界没有半点儿兴趣。只有理查开始逗她，殷勤地与她谈天说地。女孩的媚态有些愚蠢，她被他的话鼓舞着，那媚态仿佛在轿车里忍耐多时，终于倾泻出来。道别时，她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格蕾琴，理查自然是帮她提行李了，仿佛他配不上她带给他的幸福，而我在一旁只觉尴尬。直白地说，凡是想独自旅行或者无论如何希望被视为独立存在的女性，根本不会沦落到像今天这样卖弄过时的风骚，一下子吸引人，一下子又使人厌恶，然后在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寻找自己的优势。因为人们会看穿她，并且很快在消遣之中更加厌恶她，那会是她始料未及的。

在这场洗漱不便的旅途中的结识之后，还有一项特别的娱乐：在火车站寻找一个可以盥洗的地方。有人会为我们打开一个“小房间”，人们大可以想着更美好的盥洗环境，而我们只能在短暂而有限的时间内顶着一身装束，在两个盥洗台间狭窄的通道里来回转动，不过我们仍然一致认为，这样的文化习惯取决于德意志帝国[本文的写作与发表，时值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设施。在布拉格，人们可能要在火车站花好长的时间四处寻觅，才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我们上车，来到车厢，在理查满心期待之下放好行李。理查开始进行他著名的铺床准备，他将小毛毯折成枕头，垫在头底下，再将挂在墙上的男士斗篷像床帐一般展开来，遮住自己的脸。为了睡觉，他会无所顾忌，我欣赏他这点，譬如他会问都不问一声就将灯光调暗，尽管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没法睡觉。他在他的椅凳上伸展四肢，俨然一副他在其他同行者面前拥有特权的样子。他能很快自在地入睡。同时身边总有人在抱怨失眠。

在车厢里还坐着两个年轻的法国人（日内瓦高中生）。其中一个，黑发，笑个不停，甚至笑理查让他几乎没有位子坐（理查的四肢伸展着），还笑自己趁理查醒来拜托大家不要抽烟的空当占掉一点儿他睡觉的空间。这些小小的争端因双方语言不通而悄无声息地进行着，因此非常轻松，没有道歉也没有责备。——法国人把夜晚缩短了，他们将一个饼干锡罐互相递来递去，或者卷烟，或者一直走到外面的通道上，喊着对方，接着又走进来。在林道[林道（Lindau）是德国南端的边界城市，位于博登湖东岸的小岛上，属巴伐利亚州的施瓦本行政区，位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交界处。]（他们说“莲多”[此处指法国人讲德语地名的口音差异。]），他们发自内心地笑着，一整晚都因为奥地利的火车检票员而惊讶不已。一个陌生国家的检票员，看来真是无可抗拒的奇怪，像菲尔特的巴伐利亚检票员一样，于我们而言是非常奇怪的，他身上垂到大腿侧面的红色大肩包摆动着。——眼前的博登湖[博登湖（Bodensee），德国南部著名的湖泊，位于德、奥、瑞三国交界处，由三国共同管理，为德语区当中最大的淡水湖，属莱茵河系。]景致久久不变，它被火车的灯光照着，湖面光滑，再远一点儿，可以看到彼岸船坞上的点点灯火，被幽暗的夜雾笼罩着。我想起了小学时教的一首诗——《博登湖上的骑士》[《博登湖上的骑士》为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 1792—1850）于19世纪初写的诗，后出版同名诗集。施瓦布为“施瓦本诗派”（Schwäbischen Dichterschule）的代表人物，为虔敬的牧师、教授与作家，并着迷于希腊英雄故事，著有《希腊古典神话》（Sagen des klassischen Altertums，1838—1840），流传后世。]。我度过了一段美丽的时光，将它从我的记忆深处再度挖掘出来。——三个瑞士人闯了进来，其中一个抽着烟，另一个在其他两人下车之后留了下来。起初他显得阴沉低调，接近黎明时却精神了起来。他终结了理查与黑头发法国人之间的争执，并且觉得双方都有错，在接下来的夜晚，他直挺挺地坐在两人中间，并把登山杖夹着放在两腿间。理查表示他也能坐着睡觉。

瑞士令人惊叹，铁路沿线的村庄和每个小城里都坐落着独栋的房屋。圣加仑(48)没有车道规划。也许这其中展现的每个单一个体所拥有的德式独立性，是由区域划分的困境导致的。每个房子的窗户都有墨绿色的木头百叶扇，房屋构架的颜色则更鲜绿，屋舍外围的栏杆带有乡间别墅的风格。尽管如此，一幢房屋就是一间商行，仅有一间，家庭与事业显得无法分别。在别墅区经营企业的制度，使我清楚地想起了罗伯特·瓦尔泽的小说《助手》。[《助手》（Der Gehilfe/Der Gehülfe，1908）为罗伯特·瓦尔泽早期的小说作品，具写实主义风格。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为瑞士德语作家，自小家境贫寒，十四岁辍学，开始银行学徒生涯。瓦尔泽热爱文学，曾在柏林度过人生黄金时期（1905—1913），在此期间出版多部作品并获奖，但默默无闻，少有知音，仅受评论界小众喜爱，卡夫卡、本雅明、黑塞皆推崇他的作品。在流行长篇巨著的时代，他多写袖珍散文，擅写边缘人、漫游者、艺术家。回国后入住精神疗养院直至终老，长达三十年，1933年停止写作，代表作为《散步》（Der Spaziergang，1917）。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瓦尔泽在德语文学圈被重新发现，并影响了许多当代著名的德语作家。1978年，瑞士设立了“罗伯特·瓦尔泽文学奖”，目前瑞士国铁也有一列火车以他的名字命名。]

现在是8月27日星期天的清晨五点钟。所有窗户仍然紧闭，一切都在沉睡。我总觉得我们被困在这火车里，只能呼吸那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空气，而外面的土地却以自然的方式揭开它的面纱——只有从一辆夜行火车里出来，站在一盏持续燃烧的油灯下，才能够真正察觉。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窄窄的山谷，在黑色山峦与我们的列车之间，然后，穿越晨雾就像穿越天窗那般，被白光照亮，草原渐渐变得鲜绿，像没有人触碰过那般，这使我感到惊异，之后太阳缓慢升起，草地终于褪去了颜色。树木沉甸甸的枝丫沿着整个树干垂到了地上。

这样的形象时常可以在瑞士画家的作品中见到，而我到今天都认为那只是艺术效果，并不写实。

一个母亲与她的孩子们在干净的街道上开始星期天的散步。这使我想起被母亲养大的戈特弗里德·凯勒[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瑞士德语作家，生于苏黎世工人家庭，五岁丧父，家境贫寒，中学被迫离校自学绘画，1842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与德国政治流亡者接触，书写大量政治诗，参加革命。1846年，《凯勒诗歌集》（Gedichte）在海德堡出版。1848年，瑞士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统一国家，同年，凯勒获奖学金赴海德堡留学，接触无神论与唯物主义思想，1861年后开始从政。代表作为长篇自传小说《绿衣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1879—1880）。]。

在草原的国度，处处都有精心架设的围篱，有些围篱由树干筑成，它们的颜色铁灰如铅笔，顶部削尖，往往被削成对半使用。我们因此像小孩一般，分享这些铅笔，好从中得到石墨。这样的围篱，我还不曾见过。每个国家的日常生活各有新意，而人们则要警醒自己，在对这些风景印象感到欣喜之余，慎勿拘泥于殊异的小节。

理查：瑞士在破晓时刻，是超凡脱俗的。萨穆埃尔把我叫醒，兴许是看见了一座值得看的桥，然而就在我抬头张望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也许通过这样一个动作，便得以收获对瑞士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外面一片晨光，许久，我全神贯注地望着那远去的桥。

我在夜里睡得出奇的好，在搭火车的时候几乎总是这样。于我而言，在火车上睡觉简直就像例行公事。我躺下，把头靠在最后面，起初试着调整几种姿势，然后与外界隔绝，要是他们还想从四面八方看我，我就用大衣或旅行帽遮住脸，然后用刚刚调整好的舒适睡姿惬意地入眠。起初，周围的黑暗当然对入睡有很大的帮助，然而入睡之后，它就变得多余了。人们当然也可以一如往常地持续交谈，不过，旁边的人往往会警告坐在远处喋喋不休的人，要他们注意这里有个酣睡的人，而他们也不能反驳。因为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让两种极具对比的生活状态如此接近地存在，他们突然而又意外地在车厢里比邻而坐，然后持续不断地观察彼此，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始相互影响对方。

要是有个睡觉的人没法让其他人也一起入睡，那么他不是让其他人安静些，就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让他们考虑考虑抽烟，就像我们现在这趟车程中发生的那样——我在不扰人的清梦里，呼吸着缭绕的烟雾。

在此我解释一下在火车上的美好睡眠。由于嘈杂声直入我心，使我不由自主地神经紧张，无法入睡，思及大房屋与街道在夜里偶然的声响，每阵从远方驶近的车轮声，每个酒鬼的叫骂声，每段楼梯上的脚步声，它们使我更加烦躁，让我对外面的噪声更加气愤并归咎于此；同时，在火车里，行进的声响均匀稳定——车厢的避震器运行的声响，轮子的摩擦声，轨道的碰撞声，由木头、玻璃与铁制成的整个火车体颤动的声音，它们创造了一种全然的和谐，如此我才得以像个健康的人一样入睡。这样的光景在某些时刻当然会旋即消逝，让位于譬如行进中的火车头的一阵鸣笛声，转换车速的时刻，或者火车进站时的景象，那景象像穿过火车一般，不断地穿过我一切的睡梦，直到我醒来。然后，我不惊不喜地听见那些意想不到的地名被报出来，像这次的林道、康斯坦茨[康斯坦茨（Konstanz），位于德国南部瑞士边境，博登湖西端，是一个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城。]，我相信我还听见了罗曼斯霍恩[罗曼斯霍恩（Romanshorn）为瑞士东北部城镇。]，但我由此得到的益处还不如梦见它们得到的益处多。相反，那宣布地名的声音只会扰人清梦。我若在行车途中醒来，那么这种清醒会来得更加强烈，就像与在火车上睡觉的本质对抗一般。我睁开眼睛，瞥向窗外。我看不见太多窗外的景物，我所看见的，是由做梦者稀疏的记忆所组构出来的。但是我想说，我发誓，我在半夜两点的时候，不知在符腾堡[符腾堡（Würtemberg）为一历史地名，位于今德国西南的施瓦本地区，为今巴登—符腾堡州的一部分，东与巴伐利亚接壤，南与奥地利、瑞士共享博登湖。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为一领地，1495年成为公国，1806年升为王国，1871年以自治王国加入德意志帝国，“一战”后成为魏玛共和国的一部分。“二战”后，1952年与巴登被一同并为巴登—符腾堡州，是德国第三大州。]的何处——仿佛我明确地认出符腾堡这个地方——看见了一个男人，那男人站在他乡间小屋外的走廊，倚着栏杆弯下腰去。在他身后，亮着灯的书房门半开着，仿佛他只是走出来，想在睡前出来让脑袋稍微冷静一下……在林道，车站里回荡着一首首旋律，夜间火车进出站时也有，因为人们在周六到周日的夜里毕竟还得继续转车，度过许多夜生活，只在睡觉时能够稍稍分心，人在火车上似乎睡得特别深沉，外面的喧扰不安则显得特别吵闹。铁路乘务员——我时常看见他们从模糊的玻璃窗前跑过，他们不忍吵醒任何人，只是想履行自己的职责——在空荡荡的火车站，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大声喊着火车站的名字。这吸引了我的旅伴们，他们开始把音节串成名字，或者干脆坐起来，透过那被反复擦拭的玻璃窗看车站的名字；而我则把头靠在了木墙上。

萨穆埃尔说，他一整夜都没合眼——要是有谁能在行车之中像我那样好睡，那么他也会在抵达时才醒来，在苏醒之际发现自己蜷在车厢一角，经历一夜充足的睡眠，脸庞显得饱满，身体有些潮湿，头发被压得乱七八糟，身上的内衣外衣一天二十四小时下来没有清洗、没有通风，处在火车厢里的灰尘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得继续旅途。如果这时他还有力气，便会开始诅咒睡眠，但他也只是默默地嫉妒像萨穆埃尔那样的人——他大抵只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因此也能更加注意自己，几乎整趟旅程都清醒着，扛住睡眠的压迫，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智。早晨的时候，我随萨穆埃尔的意思行事。

我们并肩站在窗边，我只是因为他而站在那里。他指着窗外，告诉我瑞士有哪些可看的，我听他叙述那些我睡着时错过的景物，并如他所愿，不住地点头赞叹。所幸他并没有对我这样的状态有所察觉或指责，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我不像平常那般精明，他对我反而更加亲切。说真的，当时我只想到了李裴特。与人这样短暂相识，特别是跟女人，我实在难以形成准确的判断。在这段时间里，相识的过往自然浮现，我宁可专注于自身，因为许多记忆让我无法分心，关于她可笑的一面，也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在记忆中，这段相识的过程很快以值得崇拜的形态显现出来，因为她在其中是那么静默，只忙于自身的事情，然后全然忘了我们，以此显示对这场相识的蔑视。然而，还有另一个原因使我如此渴望朵拉，我记忆中唯一的女孩。这个早晨，光有萨穆埃尔是不够的。他想以好友的身份与我一起旅行，但这对于我来说意义不那么大。这只意味着在这次旅行的每一天，有位穿着得体的男人在我身旁；我看着他，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只有在游泳时才可能看见他的身体。萨穆埃尔想当然地会容忍我把头埋在他的胸前，若我想在那里哭的话。然而，当我看见他那张男人味十足的脸庞，看见他密而卷的山羊胡，看见他紧闭的双唇——我便忍住了——我怎能面对着他流下救赎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