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转折点之一，是1970年代中期兴起的政治改革浪潮。受到1974年在葡萄牙推翻军事统治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的激励，这股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Third Wave of Democratisation）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don）所述，在拉丁美洲地区获得最大回响，并且见证了智利与阿根廷强大军事政权的瓦解。很快地，东南亚地区也受到影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的学生开始反抗暴政与贪腐。这些民怨大多遭到有效压制，而且往往通过暴力镇压手段。如先前所述，1976年10月，泰国军队在校园内对学生开火，允许右翼激进分子以私刑处决学生领袖，将他们吊死在树上，然后焚烧尸体；在印度尼西亚，政府限制校园自由，并古怪地将此举解释为“正常化”的过程；在菲律宾，政府佣兵追捕共产主义支持者，一抓到人就立刻处决。为了保命，数千名受到威胁与镇压的学生从曼谷与马尼拉的校园逃到丛林，加入共产分子的武装暴动。

共产暴动的影响，加上共产党在越南获得胜利，使西方明显对东南亚逐渐向共产主义集团靠拢感到恐惧。大约在1975年，美、澳两国对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的举动视而不见，想必是因为葡萄牙撤军后恐惧左派政权会接管东帝汶。这些左派学生运动深深影响1980年代在东南亚爆发的现代自由运动。但是，这些改革运动改变政治局势和为快速经济成长与发展奠定基础的具体方式，几乎说明了传统权力态势的惯性与革命政治的限制。

最先实行政治改革的是菲律宾：1969年，马科斯连任总统。起初，他巧妙操纵权力，将重大开发计划委交关系友好的寡头政客，而他们再协助他中饱私囊。到了1970年代早期，贪腐与任用亲信的现象猖獗，凸显了逐渐加深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并引发人民的愤怒与憎恨。面对农村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与因此快速发展的共产主义暴动，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戒严。接着“刺客部队”以“抢救行动”为名，展开大规模的拘捕与暗杀行动，以镇压异议分子与反抗人士。美国及其他西方势力选择忽视这些行为，因为据说马科斯将会消灭可疑的共产分子。到了1980年代初期，马科斯法定任期届满已久却依然在位，独揽所有政权并废除民选国会。多数反对者不是在牢里，就是遭到流放。其中，参议员贝尼格诺·阿基诺（昵称“尼诺”［Ninoy］）尽管背负着死罪，仍然决定在1983年回到马尼拉。“我一直在仔细衡量菲律宾人民的美德与过错，得到的结论是他们值得我牺牲。”阿基诺1980年在美国演讲时如此表示，之后这段话也成为他的名言。

他确实这么做了。阿基诺从流亡地美国飞回马尼拉，在走下飞机时遭到暗杀，使得大众起而反抗马科斯，最终迫使美国不得不关注此事。美国劝服马科斯在1986年2月召开临时选举，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也在角逐之列。马科斯迅速宣布胜选。然而，在将选举视为盖章了事的东南亚各地，首次有由公民社会发起的选举监督组织质疑官方投票记录，他们提出可信的证据，指出科拉松的确小幅领先，赢了近一百万张选票。马科斯的顽强抵抗，起初引发军队中的不满分子发动政变，但后来以失败告终。假使当初政变成功，充其量也只会重启独裁镇压行动。不过，反对马科斯的主要军方人士胡安·庞塞·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与菲德尔·拉莫斯（Fidel Ramos），或许是因为不确定自己在军中有多少支持者，因此转而投靠权势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进而通过全国广播号召大规模抗争行动。随着数万名菲律宾人涌入马尼拉主要干道（以混凝土建成、脏乱的桑托斯大道），并包围军事基地（里头叛变的军官正伙同低阶士兵大胆违抗军队统帅），马科斯的垮台似乎无可避免。在伦敦BBC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我与口沫横飞的评论家及情绪激动的相关人士联机时，从充满噪音的电话中感受到另一端期待解放的兴奋之情。2月25日，马科斯终于下台，他、妻子伊梅尔达及仅剩的随员，在菲律宾的美国军事航空基地搭上军用直升机，前往夏威夷。

从外界的角度看来，马尼拉境内发生的事件代表了人民力量的胜利。大规模抗争行动的场面激发世界各地发起争取自由的运动，影响力远播南非。经过CNN的报道，这样的影响扩散得更加快速。CNN利用全新卫星技术，在事件爆发时提供现场报道，并持续更新现况。人民终于得以发声。全世界都乐见这场人民力量革命：无论是否出于刻意，象征这场革命的黄色缎带，与共产主义联盟做了清楚划分。美国疏远马科斯与最终拥抱人民力量的作为，有效改善了亚洲与其他地区长期支持独裁政权的情形。不出几个星期，新任菲律宾总统，即阿基诺的遗孀科拉松，便在华盛顿特区对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在越南战败的十年后，美国得以支持民主的胜利典范——长久以来，美国决策者害怕共产主义者会成为最终赢家，因而设法从中作梗。这是东南亚的重要时刻。不幸的是，这场民主革命的影响未能均匀扩散，并且很快就失去力量。

与2011年在阿拉伯世界“燃起自由希望”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十分类似，人民力量为1980年代东南亚其他区域带来程度不一的影响，徒留一连串断续、落空且遭遇更多政治阻碍的改革运动。1980年代晚期反抗军事统治的缅甸青年，远不如同时代的菲律宾人那样幸运。人民力量席卷菲律宾三年后，数千名缅甸人在发起抗争时遭到射杀、囚禁与凌虐。缅甸军政府利用半吊子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国家实行严格的国有化政策，并且根据出身战前时代的经济学家与预言家的看法制定怪异的经济政策。1985年，正当多个邻国经济起飞时，缅甸却停用本国货币，以便让印有强人统治者奈温幸运数字的钞票广泛流通。[1985年，缅甸突然废除50元和100元纸钞。1987年9月5日，缅甸政府又发出一纸命令，决定废止缅甸银行联盟（1990年后更名缅甸中央银行）发行的25元、35元与75元纸钞。政府停用上述钞票后，接着发行新的45元与90元纸钞，但政府却没打算让人民兑换旧钞。新钞上都有“9”这个数字，这是政府领导人奈温将军的幸运数字，纸钞上也印有两位殖民时期革命分子萨亚尔·山（Sayar San）及塔钦·菲勒·拉吉（Thakhin Phoe Hla Gyi）的肖像，而遭废止的三种旧钞上，则印有昂山将军的肖像。]

三年后，在原本应为吉日的1988年8月8日（东亚及东南亚多数地区将8视为幸运数字），数千名学生与佛教僧侣聚集在街道上疾呼改革，有意模仿两年前在马尼拉推翻马科斯的人民力量革命。然而，不同于菲律宾，缅甸军队并未站在人民那边；军队以蛮横武力回应，用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扫射街上的抗议民众，造成数千人死亡。军队势力大获全胜，但或许是意识到奈温将军拥护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名声败坏、不得人心，他们重新替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名称：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1988年9月18日成立，为缅甸军政府时期最高权力机构。1997年11月15日，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令人意外地，新任的军政府宣称不会紧握权力不放，并允诺在1990年举行多党制选举。军方一定自以为得到人民真心爱戴，因为他们开放了一场比以往自由的选举，让遭到杀害的民族主义领袖昂山将军之女昂山素季带领新成立的全国民主联盟党（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获得压倒性选票。昂山素季原本默默无闻，嫁给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阿里斯（Michael Aris）并定居英格兰，之后开始踏上民主奋斗之路。国家法律与秩序重建委员会起初看似会遵守选举结果，并顺从人民的渴望，却在两个月后宣告选举无效，新的军事独裁时代也渐露端倪。昂山素季被软禁在家中，至于顺利逃到泰缅边境的人，则自立阵营或展开新生活，无法向家乡的目标群众传达主张。

民主的种子也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萌芽。1989年，我目睹印度尼西亚学生在雅加达街头游行、呼吁改革。他们身穿牛仔裤与T恤，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成群坐在路旁，整夜高歌革命旋律。他们说着关于苏哈托的笑话，提心吊胆地笑着，害怕被别人听到。他们不会一味批评政府，而是针对土地争议与人民福祉的问题抗议。同样地，苏哈托总统得知菲律宾不久前爆发的事件，行事小心翼翼。开始感到孤立与被排除在权力斗争之外的军方，倾向温和地对待学生，迫使苏哈托体认到需要容忍更高的开放性。

马来西亚政府依殖民时期的《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所行使的全面权力，早已限制自1970年代中期便开始酝酿的学生激进主义。因此，1987年某些社会与民族问题引发抗争时，政府很快便采取行动。10月27日晚上，106名激进人士、学生、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因《国内安全法》遭围捕与拘禁。同年，新加坡政府也发起规模较小的类似行动，据称是为了揭露“马克思主义者的阴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没有任何抗议事件达到与1970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之初席卷东南亚的示威运动一样的规模，也并未对国家体制造成显著影响。事实上，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这样的现象意味着更加稳固、独裁的统治风格。

1980年代末期，柏林墙倒塌与冷战结束，预示了自由市场价值与确保资本主义顺利运作所需的政治自由之胜利，让民主的种子更有希望在东南亚开花结果。学术界与全球决策者坚信，作为治理体制的民主必将普及，而遗留在东南亚的独裁体系不久便会消失。克拉克·内尔（Clark Neher）[北伊利诺伊大学（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曾任美国东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主任。]于1991年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与苏联之间较量的对立世界的转变，揭开了变革的序幕，而在“经济而非安全考虑”居主导地位的世界，民主化成为受人欢迎的副产品。然而，很快地，人们看好东南亚赶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尾端的期待逐渐落空。东南亚的强势领袖在有效击垮争取政策发言权的早期人民力量运动后，进一步巩固自身权力。

这些人运用了谨慎而精明的软硬兼施策略。1990年代是东南亚地区经济飞快成长的开端，同时，获得解放、行情看涨的西方经济体，在这个地区投入大量资本与时间，以期从经济改革中获利。1980年代晚期，印度尼西亚实行全面的金融与经济改革，吸引大批外国投资者与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时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面对高涨的批评声浪，宣布实行经过审慎评估的开放措施（如我在1990年代关于苏哈托及其政治的研究中所述），这意味着政府能容忍有限的礼貌性批评，稍微松绑大众媒体的限制。虽然如此，却不见政府有任何从根本上改革体制的意图，苏哈托看来也尚未准备好放弃权力。此外，市场的自由化与银行体系均经过权衡，使绝大部分的资本与利润落入苏哈托的家族与密友手中。

1990年代中期，美国在印度支那惨遭滑铁卢并撤军的二十年后，越南与美国恢复正常关系。随着贸易壁垒瓦解，越南尽管坚持奉行共产主义原则，仍被视为有经济增长潜力与值得投资的新领域。1987年实施的外国投资法，宣告外商直接投资洪流的来临。1992年，越南政府修订其共产主义宪法，承认私有企业；股票市场在进入21世纪之际开始运作。越南务实派领袖的成功治理，让直到1980年代中期仍仰赖苏联专业技术的稳定共产国家，转变成十年后最受欢迎的老虎经济体。越南的劳动人口遵守纪律、生产力旺盛，加上部分在战后远走他乡的百万名流亡者陆续带着知识、技能与资本回到国内，许多人期待，越南能够崛起成为东南亚多个老虎经济体中的小龙。尽管如此，越南迟迟不见政治改革的迹象，有的只是经过仔细忖度的对外开放。即便是饱受战火摧残的柬埔寨，也显现了新生的征兆，联合国在1992年后协助该国重建，动用15亿美元、约2万名人力，为其建立议会民主的根基。

这样的逐步开放，虽然对经济影响深远，却只为东南亚地区的社会与政治现状带来表面的改变。可想而知，改革促进了资本的流动，而非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越南继续由封闭的共产党派系所统治；苏哈托依然是印度尼西亚的独裁总统。当时，乐观主义者将这个“经济第一”的方法视为非破坏性转型的理想形式，认为它有助于建立经济繁荣的基础，以便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间阶层可在未来展开有秩序的改革。然而，正如新兴中产阶级警觉到社会进步与民主变革的需求，收入与消费的大幅提升也危及国家现状，使得维持社会稳定必须付出更大代价，进而阻碍有意义的改革与变化。

投资的程度提升，对政治自由限制的担忧也随之降低。更多自信的领袖（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利用流利的英语提倡他们称之为“亚洲价值”的领袖风格，他们主张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适用于自身国家，并坚称人民愿意用不受限制的自由换取温和且能保护人民的专制政府。李光耀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发展自身特有的代议政府风格”，意指西方的民主模式需要加以修正。而马哈蒂尔在当时则作风强硬，痛斥西方害他在打造亚洲贸易联盟这件事上徒劳无功，并且纳闷这是否与“我们的脸孔是黄褐色”有关。事后看来，政治改革的步调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当中蓄积了过去十年来爆发的剧烈冲突。然而，鉴于今日东南亚的大部分社会与经济结构都是在1980年代晚期到21世纪初奠定基础，这段时期值得我们仔细回顾。

我在1990年代居住的曼谷与吉隆坡，被视为东南亚蓬勃经济的缩影，它们是受到看似宽容、倾向改革的国家所监督的适度自由市场。实际上，这正是带有恶性独裁主义特色的半民主状态的诱人之处。马来西亚经济逐渐起飞、投资者蜂拥而入的同时，政府也囚禁异议人士，钳制媒体言论。如果外国媒体（也就是我这一方）提出一点批评，谄媚政府的人士便会反驳，这是西方人“嫉妒马来西亚的成功”的表现。记者的报道必须经过审查，每个星期我都紧张地等待，不知道《远东经济评论》能否获准在马来西亚发行。我记得这段时期，马哈蒂尔总理曾在吉隆坡举办的投资研讨会上被问到，为什么自认可以在国家经济如此倚赖外国投资的时刻藐视西方。他一边怒视台下西装革履的银行家，一边反驳：“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还是会来投资我的国家。”

东南亚的经济成长有目共睹。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5年至1995年期间，泰国是全球发展最快速的经济体，平均一年增长8.4%（如今一年要达到2%都十分困难）。如泰国经济学者巴素·蓬拜集（Pasuk Pongpaichit）指出，这个成就大多得力于为了避开日元升值而流入此地、将近500亿美元的日商资金。此外，还有守纪律与成本低的充足劳力（除了泰国，也来自邻近的缅甸），以及规模可观且富裕的中—泰商界所展现的强大创业才能与资本。

财富与活力显而易见。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正值经济发展巅峰的曼谷，我汗流浃背地坐在公交车上，车子在庞大车阵中寸步难行，却见暴发户坐在全新的奔驰或宝马轿车后座，舒服地看着影片。我遇过一些商业大亨，例如泰国最大企业正大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的总裁、讲话轻声细语的谢易初（Dhanin Chearavanont）。谢易初以农产品公司起家，在二十个国家经营高科技公司，并从事多样化的国际投资组合。他的父亲和其他数百万名逃离末代帝国的贫穷同胞一样，在1920年代从中国迁居此地，并以曼谷的唐人街为据点，做起农作物种苗的生意。到了1990年代中期，正大集团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私人企业之一，在中国、东南亚地区与美国都有开创性投资。今日，正大集团的年收益超过450亿美元，而谢易初及其三个兄弟更是泰国首富，身价逼近200亿美元。我在1994年初次见到谢易初，当时他刚从农业转战电信业，而我和他一同前往上海参加一家合资银行的开幕典礼。我们漫步在上海著名的外滩时，他称自己是中国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最先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到了1990年代，他成为中国资金最雄厚的单一外国投资人。媒体惊叹，以泰国农商企业巨擘出名的谢易初，如何买下中国的一家摩托车公司、获取来自日本的新科技，并在十年内攻占15%的中国摩托车市场。在总是使用自家食材的宴会上，大圆桌上的中式菜肴摆放合宜，我认识了几位他特别从商业发达的上海聘雇的高级经理。这位在泰国成功掌握7-11便利店特许经销权（店数仅次于美国与日本）的正大集团董事长，除了其他诸多成就外，也是一位古老棋盘游戏围棋的冠军棋手。

1990年代，东南亚华侨企业集团在全球法人舞台上赢得胜利；它们大量借贷与投资，并从世界各地获取资产。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委托的研究在1995年曾有统计，东南亚地区约有3000万名华人，贡献约达45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当时与中国大约50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如此惊人的企业活力让全球金融界的目光为之一亮，吸引投资银行家与证券经纪人来到东南亚地区。他们穿着起皱的深色西装走下飞机，不断邀请像我一样的记者一起享用饭店的奢华自助午宴，以便探询实用的见解，评估是否值得花费数百万美元投资由深不可测的家族王朝所经营的陌生企业。他们只想听到好消息；当我开始一一列举信贷过度、事业独占与收入差距极端化的风险时，只见他们盯着桌上的卡布奇诺发呆。印度尼西亚股市于1988年首度开放外国投资时，有人以数百万美元资金买下雅加达一间鲜为人知的酒店企业股份。这是在甫获解放的市场上唯一可供交易的股票。尽管如此，这对想在欧洲与美国的萧条市场与触底利率之外寻找替代选择的投资者而言，依然有利可图。

在诸如《亚洲崛起》（Asia Rising）、《竹网：流亡中国企业家如何在亚洲建立新经济超级强权》（The Bamboo Network: 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这类有着震撼书名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家庭工业。东南亚社会潜藏着恐惧，就像几年前美国人对日本可能接管美国国内企业感到恐慌一样。然而，这未能阻止资金的流动。东南亚华侨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向来追求小心谨慎的成长与发展方式。他们以保留所有权与从消费者及制造商身上获取利润为优先，牺牲前瞻性的工业发展，最终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卖空这个区域。随着新世纪来临，中国与韩国在技术与工业上的造诣与潜力，已远远超越东南亚。

对于趁势从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利的人而言，政治没有太多变化，似乎无关紧要。当然，就当权者的家族和密友而言，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他们并不真的渴望政治改革。他们合理化自身特权，作为让原住民（马来西亚称“bumiputera”，印度尼西亚称“pribumi”）赶上华侨的一种手段。到了1990年代早期，东南亚地区资金泛滥，激起企业集团的野心与贪婪：1993年，行事高调的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商人塞蒂亚万·佐迪（Setiawan Djody）与马来西亚的原住民合作伙伴，一同收购当时经营惨淡的意大利汽车品牌兰博基尼。他的梦想是替亚洲暴发户制造一款平价的奢华轿车。1980年代晚期，我受邀参观他在雅加达豪华气派的住宅，欣赏他担任主音吉他手的摇滚乐团的即兴演奏。佐迪坦承，自己是靠着与苏哈托家族的关系才能在商场上出人头地的，掩饰了他起初身为音乐家，并以亚洲顶尖吉他手的殊荣登上《滚石》杂志的过往。我在雅加达占地广大的格罗拉（Gelora）体育场欣赏由他重金安排的Kantata Takwa现场演出，这场表演传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活力，没错，还有自由。然而，佐迪的生活并不顺遂；十多年后，他年逾六十，必须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自手术后便回归表演舞台。至于兰博基尼，则在1998年卖给大众汽车。

还有许多像这样从东南亚的繁荣崛起的故事：拥有裙带关系的人士与人脉广泛的官员，投资后来转型成庞大企业帝国的公司，其中很多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崩溃瓦解。即便如此，这个时期所创造的财富十分惊人；其影响能从所有东南亚国家首都均可见的由钢铁与玻璃构成的天际线，以及至今仍造成诸多苦难的可怕贫富差距中看出。1992年，泰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达0.536[基尼系数在0与1之间，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较易引起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在全球国家中排名靠前；此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的基准，数值越高，代表分配越不平均。

随着资金流动，教育程度较高、生活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蓬勃发展，东南亚的政治似乎也该有所改变了。人民力量的声势已过，在押注东南亚会长期稳定而非动乱的众多外国投资者心中，或许还是一段令人不安的回忆。随着外国资金的注入与本地经济体的开放，透明化与问责制的需求也变得无可避免。如此一来，蓬勃的股市与晶亮的办公大楼便成为民主的指标，即使通常只有精英阶级与都市地区才感受得到它们的影响。

变革的氛围千真万确。我曾与当时被视为改革派的政治人物有过谈话，包括曼谷民主党的阿披实及时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部长的安瓦尔，听他们谈论亚洲政治的新解放思潮。

在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求学的医生后代阿披实，是我见过最年轻的政治人物之一。当时他30岁，体格略瘦，拥有一般只在艺术家身上看得到的温柔善感。他深邃睿智的眼神与不时挂在脸上的笑容深受曼谷选民喜爱，尤其是家庭主妇。在改革泰国过度集中与不当的教育体制上，他早已身经百战。官僚警告教师们，阿披实建议成立的独立学校董事会将不会发给他们薪水，使他的改革终告失败。昵称为马克（Mark）的阿披实，注定发挥自己所受的西方教育与素养，根据透明的规章与程序，发展有效的议会民主。他运用从牛津大学辩论社学来的各种辩论技巧及泰国上流社会的话术，与国会议员争论；讲英语时，他能言善辩，从不认输。他在泰国媒体上的形象显得高傲且有些自大，但我注意到，他一向听从当权者的命令。他的家族世系可追溯至任职法庭的中—越移民；行医的父亲也是贵族一员。如同许多有幸出国留学的精英分子，阿披实展现了双重形象：一面是拥有新奇点子、处事圆滑的西方人；另一面是尚未走出封建时代、效忠政府的官员。一开始，他还能轻松游走于两种形象之间，但他忠于精英与体制现状的行为越明显，他的良好形象在渴求获得权力的下层社会里就越衰败。

在马来西亚，我曾报道过安瓦尔于1990年代初期在政坛迅速成名的事迹。安瓦尔以领导穆斯林学生青年运动闯出名号，磨炼出激进分子的才能。他是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受惠者，这项政策在1971年制定，旨在帮助本地马来人脱离极端贫穷的处境，并通过各种教育及财产的优惠措施给予其公民权利。安瓦尔的父亲原本是地位卑贱的医院清洁工，后来力争上游成为议员与掌管卫生事务的高级官员。安瓦尔年轻时就读位于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仿英国公学精英体制的马来学院（Malay College）。在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求学期间，他积极参与学生政治，为贫穷与不公发声，还在1970年代中期吃了近两年的牢饭。身为辩才无碍的天生政治家，安瓦尔在1980年代初期加入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UMNO，简称“巫统”）。他带着赋予公民社会权利及让高学历青年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新颖观点，踏入主流政治。许多前途看好的马来西亚知识青年都相当爱戴他。

我在1991年初次与安瓦尔见面时，他已经当上财政部部长，而且被外界认为很快将会登上总理大位。优雅的山羊胡、时髦的方框眼镜与对高级订制西装的爱好，凸显他十足的摩登形象。不过，安瓦尔一向反应机灵，往往能迎合大众口味。1990年代初的政治集会中，他在一个仇视非马来族群的马来农村里发表的演说，深深打动了我。演讲结束后，安瓦尔看到我和当时替外国媒体工作的马来西亚同事卡利穆拉·哈桑（Kalimullah Hassan），很是惊讶。他把我们带到一旁，狡猾地笑着请我们不要报道他刚才说的话。

阿披实与安瓦尔尽管各有缺点，但都以独特的方式与背景，尝试以崭新的方法提倡民主政治。他们没有试图煽动人民的力量，而是深入体制；他们致力于讨论想法，吸引有才能的年轻人支持他们努力的成果。他们采用先进且逐步对外开放的做法。他们两人都不是革命分子，也都有一半的立场支持权势阵营。然而，他们带给许多人希望，同时拉拢拥有现代观的从众分子与反对势力。他们因为擅长沟通以及将西方自由价值融入东方背景的能力，而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八面玲珑的安瓦尔从《外交事务》季刊搜集最新的国际关系观点，借此赢得外国访客好感。阿披实则以伦敦周围各郡（UK Home Counties）的国会议员（此外还是他出生地球队纽卡斯尔联队［Newcastle United］的死忠球迷）身份脱颖而出。遗憾的是，他们的政治生涯轨迹，清楚呈现了他们按部就班、较不具破坏性的策略是多么无能，以及过去三十年来东南亚政治的进展多么有限。在泰国，阿披实带领非民选政府，并在2010年主导一起军队杀害近百名抗议人士的镇压行动；在马来西亚，安瓦尔被控贪腐而入狱，出狱后又在2013年几乎赢得大选后，因鸡奸罪名再度坐牢。这当中究竟哪里出了错？

1986年，菲律宾爆发的人民力量革命，仅开启东南亚其他国家严格管制的改革步调；十年后，1997年7月泰铢重挫，激起了更灾难性的效应。这场危机源自市场引导对泰国货币的不信任，因为1990年代经济起飞时，企业大量举债，当时认为泰铢投机交易的时机已然成熟。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因为泰国政府看似谨慎的财政政策，稳定了通膨率（介于3%—5%），也让泰铢币值持稳，大量外资因而流入，泰国政府还夸耀国库拥有适度盈余。高储蓄利率与8%的国内生产总值，使泰国看起来就像典型的亚洲小虎经济体。虽然如此，一切的浮华魅影终究无法长久。经济成长加上资金快速流动，银行业像气球般迅速扩张，变得越来越难以监督。银行与金融企业大肆向国外借贷。股市仿佛一个起伏剧烈的赌场，尤其是房地产业。整个市场是投机者的淘金宝地。市场自由化让资产暴露在寻求快速收益的投资交易下。高利率与热钱流抬高了资产价格，包含计划不周、资金不足的投机事业，以及规模过大、低价抛售的房地产。一切在1997年7月2日崩盘，当时泰国政府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短短一夜，泰铢兑美元汇率狂跌一半，菲律宾比索面临同样下场，印度尼西亚盾兑美元汇率则从约3000：1骤降至14000：1。

社会不安与动荡紧接而来。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协助纾困，同时执行严格的财政改革。坏账银行倒闭，利润飙升，过多的补助遭到删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针对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掌控的垄断企业下手，但是，治病的同时也几乎害死人。因此，基金组织为了对症下药费尽心思。银行挤兑与补助的大幅削减，使印度尼西亚平民权益受损。一夕之间，新兴都市中产阶级的存款净空，消费力受到重挫。金字塔底端的贫穷人口，无法再靠着在路边摆面摊、卖肥皂及其他日常用品的小本生意维持生计；经济状况较佳的民众，也被迫让孩子退出学费瞬间飙涨的学校与海外大学。苏哈托在1998年确保自动连任，并全面指派亲信与贪污官员（包含他的家族成员）组成内阁时，严峻的经济与社会困境更加沸腾，进而引发激烈民怨。

1997年爆发经济危机时，人们深感本国的强大领袖不再履行以有限自由换取繁荣发展的社会契约。苏哈托在1998年戏剧性下台，为印度尼西亚带来关键的转折点。如同世界上不计其数的独裁者，苏哈托未能察觉自己时间已尽，还亟欲结合武力威胁与怀柔政策保有权力。最后，属下的背叛终结了他32年的统治，新任内阁成员变节，公开支持在国民大会屋顶上挥舞革命旗帜的学生。

从1998年5月开始，剧烈的变迁戏码在雅加达街头上演了好几个月。面对印度尼西亚陷入混乱的货币、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及飙涨的物价，或许是受到年纪增长与轻度中风的影响，苏哈托向来准确的直觉失灵了。随着反对势力以学运形式逐渐壮大，他选择提高汽油价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取消物价补贴，使消费者面临更艰难的困境。之后，他决定飞到海外参加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会议，点燃了更多抗争的导火线。这两个决定都错估了情势。他一离开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紧张冲突便在雅加达街头爆发；人们烧毁店家，大肆掠夺，店主沦为暴徒以私刑泄愤的受害者。遭城市抛弃的愤怒暴民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砸毁商店玻璃，洗劫百货公司与抢劫银行。在苏哈托家族兴建的收费道路旁，多群盗匪拦下外观看来价值不菲的名车，并把主人拖下车，看到华人脸孔就狠揍一顿。军队畏缩不前，拿不定主意，也可能是因为不愿意背上屠杀的罪名。我从香港搭机到印度尼西亚，加入同事《远东经济评论》雅加达分社社长约翰·麦克贝恩的采访行列。我们对苏哈托下台做了全面报道，大部分内容聚焦于市中心商业区所爆发的动乱，此区曾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繁荣的中心，如今却因为骇人的血腥事件而停摆。

每座城市都有一颗心脏；雅加达的核心是名为赛曼吉（Semanggi，“立交桥”的印度尼西亚文）的水泥高架桥。这座多线道的交叉道路疏通各方向的车流，但这个功用没能在印度尼西亚史上派上太大用场。1998年在赛曼吉高架桥上，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抗军队，抗议独裁统治，遥想十年前标志菲律宾民众起义的聚焦点的马尼拉桑托斯大道。1998年11月中旬的某个傍晚，学生们抗议政府通过军队紧急权力的新法令，矛头对准自苏哈托独裁政权终止后数个月以来未能意识到民主时代来临的一位政治精英。改革请求（使苏哈托在5月下台）已变成狂暴的革命欲望。军队朝抗议学生开火时，我正在雅加达南北向的要道苏迪尔曼将军大道上，朝赛曼吉高架桥的方向走去。

我前方站着列成方阵的部队。未被水泥高架桥的阴影完全遮盖的士兵，他们身上的盔甲就像甲虫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就在他们前面，数组凌乱的学生坚定地挥舞拳头与旗帜。我听不清楚他们在喊什么，应该是“不成功，便成仁”（revolution or death）之类的口号。我旁边站着来自附近的上班族、店员和居民，每个人都想知道这场冲突最后的结果。突然间窜出几声枪响，听来就像有人冷不防点燃一串鞭炮。学生们一开始群起围攻，之后仓皇四散，接着又冒出更多枪响。周遭的人们跌倒在地，我躲在花岗岩柱后头，这根梁柱属于一栋看来格外具现代感的办公大楼，而印度尼西亚才刚在历史上后退了一大步。

如今，在估计有16名学生丧命的地方，不见任何纪念碑或标牌，唯一留存的是当地人的回忆。艾哈迈德（Ahmad）在距离抗议地点只有一小段路的本敦甘希利尔（Bendungan Hilir）卖叻沙（laksa）。他与几位朋友在一间露天咖啡摊回想士兵突击的那天时说：“他们应该要用塑料子弹，但我看到人们身上有弹孔。”他描述士兵们四处搜索、逮捕并鞭打抗议者时，学生们如何逃到他们躲藏的市场里。那是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的混乱年代。学生们系着头巾，身穿代表学校或科系的彩色夹克，成群结队在街上漫行叫嚣；他们搭着强行夺来的城市巴士涌入雅加达；赛曼吉桥上似乎总会有朝某个方向前进的游行队伍或车队。很快地，“示威”（Demo）一词逐渐变成大众流行语。国会就坐落于高架桥附近，是一幢形似宇宙飞船的庞大建筑，由苏加诺在1965年下令建造，以安置一群意图与美国对抗、派系各异的国民。1998年5月苏哈托辞职之前，约有8万名学生占领布满灰尘的国会大厅，将泡沫塑料便当盒与塑料水瓶丢得满地都是——这些物品全是由看好局势转变的富有商业集团捐赠的。阿德玛加雅大学（Atma Jaya University）离国会仅一箭之遥，11月13日晚上，军队在校园内丢掷催泪瓦斯，对学生开枪。第二年，更多冲突爆发，学生们同样齐聚在交叉高架桥的立拱处，抗议哈比比成为总统提名候选人。军队再次对他们开火。10名学生丧命。后人将这些意外称为“赛曼吉桥事件一”与“赛曼吉桥事件二”。

印度尼西亚社会始终企图制裁军队。2001年，印度尼西亚的人权委员会展开调查，证人指称许多士兵与警察在两起赛曼吉桥事件中滥用武力，而5月12日在特里萨克蒂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的开火，更造成4名学生死亡。军方否认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辩称部队的行动是为了避免群众动乱扩大；国会表示赞同，这起案件遭到驳回。

今日的赛曼吉桥一如既往地繁忙，疏运川流不息的雅加达交通，每天早晨与傍晚都壅塞难行，同一时间，警察疯狂挥动手臂和吹哨鸣笛，努力纾解车流。现在，当我坐在有空调的汽车里从桥上或桥下经过时，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这里，我正赶着去阿德玛加雅大学拍摄抗议学生，途中一名士兵用枪指着我；在这里，身体瘫软、失去生命迹象的学生倒卧在暗红色血泊中。在这里，就在这块毫无特别之处、纯粹供车辆行驶的柏油路面上，独裁政权垮台，民主体制诞生，这样的改变让我感到一阵骄傲。叻沙小贩艾哈迈德透露，这几年的情况好了一点。“士兵不见了，”但他接着笑说，“现在只有警察会骚扰我们。”

在1991年首度出版、1998年多起暴动后发行第三版的《苏哈托治下的印度尼西亚政治》（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中，我广泛撰写苏哈托的生平，以及他依附权力的手段。仔细想想，我们全都对短暂的民主过渡期抱持太多期望，现实的情况，其实是缓慢渐进、蜿蜒迂回的改革道路，沿途充满许多障碍与挫折。此外，暴力冲突也层出不穷。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紧接而来的是一阵阵失望的浪潮，引起更多学生领袖与公民社会团体的暴力抗争。他们看穿了苏哈托辞职后的政权实际上落在之前的幕僚手中，而这些人不急于解放他们能从中获利的制度。之后，军方在政治上又保持了五年的重要地位。不满的保守势力在边陲地区发起动乱，在马鲁古省（Maluku）东部群岛上，至少有5000人死于自1999年持续至2001年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宗教战争中。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部分地区，也爆发了种族与宗教的对立冲突。

今日，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虽然已有显著进步，民主过渡仍受对传统父权领导形式的顽固坚持的羁绊，为了适应与推翻不受拘束的自由和平等的趋势，这种体制展现了高度的创造力。政府利用无理的法律与赤裸的暴力，假稳定之名强制要求人民遵守法纪，给予人民的自由说收回就收回。在我写作本书期间，自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各城市的贫民窟中已有6000名毒品嫌疑人命丧蒙面暴徒手下。许多人认为这个可怕现象与马科斯时代的“抢救行动”没有两样，而杜特尔特要全世界别多管闲事。在其他地方，政府越趋开放，表面上越民主，社会分歧也越明显。某些情况下，这种现象导致了暴力冲突。印度尼西亚至今已举行过连续三次顺利过渡的总统大选，但宗教的偏执（经常引起暴力）使这个国家饱受折磨，而且日渐严重——我将在后续章节里深入探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领袖大谈多元主义的美名，却在官僚与激进分子联合拆毁基督教堂，或威胁以私刑处死任何被控污蔑伊斯兰教的人时，袖手旁观。曾被东南亚各国视为自由民主改革典范的泰国，或许是今日如此分裂趋势的最佳范例。名义上民主的环境下，政治人物彼此近二十年的开放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是掌权者与未掌权者（或捍卫理想的精英团体）的社会两极化；农村选民首度感觉获得选举权与公民权，享有特权的都市权势集团则倍感威胁。

在东南亚，人们经常根据18或19世纪欧洲创建与流传下来的社会与政治理论，去推论政府的行为与社会的响应。政治多元主义的发展，被视为和谐与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诞生的基础。然而，在现代马来西亚，宗教多元性受法律以及以多元主义为基础的宪法的保护，基督徒不得使用“阿拉”（Allah，“真主”的阿拉伯文）一词，穆斯林若吃培根或在斋月（Ramadhan）期间不禁食，会遭到逮捕；在民主进展甚丰的印度尼西亚，议员们讨论是否要重新实行禁止污辱总统的法规；而在1980年代中期率先公开摒弃独裁统治的菲律宾，犯罪者依然逍遥法外。

如今，当我走在曼谷与雅加达的壅塞街道上，依旧能够看到那股丰沛的财富与活力，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些资源仍旧只有些微或丝毫没有向下渗透到社会基层。精英分子开着有空调的豪华轿车，周围却是拼命要脱离债务与依赖困境的平民百姓。在泰国，约有7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集中在曼谷或其邻近地区。虽然官方统计雅加达1000万人口当中只有4%属于贫困人群，但市长在不久前表示，他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接近40%。在东南亚地区，都市更新与兴建能够吸引投资的基础建设和生活空间的压力，正迫使铁皮屋的居民无家可归；自2015年以来，雅加达大约已有一万户居民遭到驱离。这些由惊人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困境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诱发了强烈不满，尽管该区经济在全球财富中的比重逐渐上升，这些不满仍阻碍东南亚的发展，并种下社会动荡的危机。2012年，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拥有全球60%的中产阶级人口。然而除了印度，目前这些中产阶级人口大多仍由狭隘的寡头政治利益所支撑的独裁主义者，或称不上民主的政府所统治。这种矛盾的现象不会长久持续下去。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深入检视东南亚政治的当代动态，在当地，冲突大多是围绕着自私精英的顽固守旧，以及为了根除贪腐与建立公正透明的治理形式而起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