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9日，晚餐后接近10点，我在曼谷的旅馆房间里看着电视上的新闻画面。BBC报道，坦克开上曼谷街道，军事政变正在进行。身为经验丰富的泰国观察家，经常有人问我，看似民主的泰国，有没有可能再度爆发军事政变。这种可能性很容易令人质疑；毕竟，上一次政变发生在15年前，而且从那之后，历届选举都回归正常，并在没有军方介入干涉的情况下，屡次推翻平民领导的政府。循序开放的基本政治逻辑占了上风。我早该料到这一点。

军事政变不需要混乱与无法预测的民主过程，便能重新设定政治方向。泰国拥有漫长的军事政变史，大多为时短暂、未造成伤亡，军队的例行公事是进驻城市，等到愿意配合的新政府成立之后才撤兵，而且一开始就已安排好一切，让自己在政变结束后自动得到特赦。他们甚至还有年代久远的美制M41s特种坦克，政变期间常见于各大街道。在那个宜人的9月夜晚，这样的情景看起来是如此无害，以致一些外国游客悠闲地穿梭于坦克之间，还与它们自拍。这场政变尽管没有流血场面，但在2006年并未解决任何事情；只促成草率拟定旨在限制从政者权力的宪法，然后开放公投，并在略过半数的选民支持下拍板定案。八年后，分裂的政治势力瘫痪，血腥僵局持续了数个月，泰国军方于2014年5月22日再度介入，这是82年内第18次。同样地，受约制的宪法起草并送交公投。虽然投票人数不多，宪章还是再次通过了，其中赞成票占61%，比半数略多了一些。军方禁止宣传活动，也未积极确认选民已读过冗长的宪法草案，让非民选的上议会占尽利益，并且准备好推派一位非民选的总理。

无论我们多想替民主治理形式与人民主权的发展喝彩，武力从未真正远离东南亚的政治圈。对于一个社会与物质大幅进步、经常在经济成长与投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区域而言，为何会有这么多国家在衡量自由与良好治理的国际指标中垫底？为什么这个地区至今仍为了民主过渡而挣扎？不可否认，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牺牲自由与权利以掌控法律与秩序、蛊惑民心的民粹派政客相比，缅甸的昂山素季与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堪称新兴民主国家的模范领袖。然而，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两位领袖均显露出对人权议题令人忧心的迟钝，以及通融既得利益的倾向。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拒绝特赦死刑毒犯的所有请求；国际社会对于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在缅甸若开邦的困境表示担忧，但在人权主义者眼里，昂山素季一直闷不吭声。然而，两位领袖却都对强大军队势力的威胁反应敏捷。限制权力与政治空间的硬实力（hard power）[硬实力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 Jr.）提出。根据他的说法，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利用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时代来临。

如果说1990年代是东南亚改革与政治变迁的时期，那么21世纪最初二十年所见的成果可说令人大失所望。摆脱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东南亚各国，解决了国内政治问题，享受发展与投资的急速复苏，让人们对稳定与繁荣抱持高度期望。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军方停止干政；在缅甸，军方面临越来越多服从平民政府的压力。到了21世纪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地区大致由人民选出的政府，学会了响应人民的需求，并开始探究不平等与贪腐盛行的根本原因。

可惜的是，这种建设性的改革大多为时短暂。原因在于，多数的东南亚国家，精英内部恶斗导致政治对立，贪腐恶习无所不在，贫富差距更跃升至警戒层级，进而引发暴力冲突。民选政府未能解决已急遽恶化的不平等问题，使选民偏向承诺牺牲自由与人权以采取坚决行动的民粹领袖。同时，军方在泰国重拾权力，在缅甸的民选政府治下持续握有政治权势，在印度尼西亚奋力夺回维护国家安全的角色。在人民力量革命推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东南亚掀起抗争与革命浪潮的三十年后，一位允诺大规模扫除罪犯、必要时将废除国会的强硬市长，在总统大选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而马科斯之子邦邦·马科斯（Bong Bong Marcos），差一点就登上副总统的位子。

21世纪前二十年，刚好是我的记者生涯后期，其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先后担任主编与总编辑。之后，我住在港口景观有如风景明信片般美丽的香港，已经不再是新闻界的记者。然而，编辑的职务引领我走过东南亚的权力走廊，在这当中，我与印度尼西亚总统分食可颂面包，与马来西亚总理共进午餐，还与泰国总理进行激烈的司法角力。到了2004年，随着短视的美国东家决定关闭杂志社且投入调停工作，我开始长年经营政治人脉，并面临到无限权力的残酷现实与矛盾限制。

这段时间里，我心中反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民主政体及其有益于社会的所有表象，为何在东南亚如此难以建立？真的是因为社会改革实在跟不上政治变迁的脚步吗？我想不是，因为东南亚人民的教育水平、见识素养与经济状况，比我在1970年代晚期初次来此所见到的还要进步。不同于长期受冲突所苦的非洲与中东地区，东南亚在过去三十年里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缅甸或许是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根据官方资料，当地的识字率接近93%；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的识字率也在同一水平。然而，东南亚虽然达到这些显著的进步指标，却也存在着严重的时间扭曲。通常，社会与政治阶级越高，思想就越落后。在这个区域，当权者似乎把政治改革视为一种威胁。

举个例子，在泰国，保守势力，即支持君主制的僵化官僚与军队精英，在整个1990年代都与政府维持不稳定的同盟关系，并满足于这样的局势，其间没有一位民选领袖有能力赢得明显多数的支持并挑战现状。但是，以企业家身份转战政坛的他信在2001年打造一党执政的政府，并开始履行对强大民意所做的承诺时，他非但未接受主权在民的清楚表征，反而出于本能地去破坏它。在马来西亚，占多数的马来族群始终意图保有经济特权，因此当以都市为据点的多元种族反对势力在1990年代晚期崛起、挑战他们的垄断权力时，他们竭尽所能地利用刑法与王室权力诋毁对方的领袖。马来西亚则在近年通过刑事起诉与不可理喻的《国内安全法》，极有效地抑制了主权在民的言论。2016年8月，政府更是通过新的《国内安全法》，让警察可以不经上级指令就合法拘留任何人，而当局也可在任何地区宣布戒严，并以对抗恐怖主义为由，暂时取消所有公民权。总理还成立专属的准军事部队，加强执行新立的国内安全法。2016年，安瓦尔在吉隆坡郊区的监狱牢房中，哀悼着他口中的“灾难性失败——这个以穆斯林为多数的国家拥有多元宗教，原本应该要成为多元民主的耀眼典范，如今却沦为独裁的盗贼政体”。

硬实力会得到强化，是因为民主改革的制度薄弱。东南亚的政治精英随时处于变动状态，总是企图以低廉代价取得更高的地位与更长的掌权时间；他们多半在变化无常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在这当中，体制薄弱，操作空间宽阔。政治改革与其他渐进的改变形式一旦真的实现，倾向受人格力量推动，而非经由持久的制度变迁来巩固。2003年，在强人总理马哈蒂尔之后继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选择不使用司法力量来处置批评人士。他释放安瓦尔，并允许其率领的反对党继续发展。马来西亚似乎暂时脱离了独裁主义的枷锁。但是，“巫统”逐渐失去民心，政府也在2007年的选举中大输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不久后，阿卜杜拉在2009年被迫下台，此后，当权者便不断利用司法来压制反对党。2015年，安瓦尔被控犯下鸡奸罪且证据确凿，再度入狱。

像这样政治体制有欠严谨的例子也可见于菲律宾。当地的民选总统任期为六年，往往现任总统促成首波的开创性改变与改革后，寡头政治的现状便展开反扑，停滞期紧接而来，而下一届总统大位的潜在竞争者争相破坏现任总统的政绩，又开启了漫长、缓慢且具破坏性的衰退过渡期。继位者一上任，前任当权者便要面临各式各样的侵吞窃取罪名指控，而被送入监牢。

相较于世界上其他连年经历政治纷乱与人民抗争的地区，东南亚由于体制异常欠缺连贯性，进步的速度敬陪末座。在拉丁美洲，除了少数知名例外，暴力政变与反政变盛行的迷失年代在1980年代告终，留下了持久的稳定民主统治。尼日利亚、加纳甚至卢旺达等西非国家，尽管著名的部落或宗教内战频发，但血腥杀戮已被脆弱却值得尊敬的民主政府所取代。有别于地处偏远且经济自给自足的拉丁美洲，或是对全球供应链不甚重要的西非地区，东南亚的存在举足轻重。这个区域在全球投资与制造产能方面占有可观比重，也横跨贸易与交通往来的重要航线。那么，又是什么使它沦为世界政治发展最落后与终年动荡的地区？

在可说是议会民主高峰时期的1990年代，我住在泰国。当时，羸弱的联合政府成立，经历过屡屡受到控制、架构松散但大致还算公正的选举，塑造出统治者由人民决定的假象。自警察转为电信业大亨的他信在2005年连任后，在议会赢得绝大多数的支持，组成至今健在的人的记忆里第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府，让许多人认为泰国民主已臻成熟。在大家眼中，他是替多数人发声、承诺低利率贷款与全民健保制度的领袖。对于像泰国这种没有公办保险保障的国家，他信提出民众每次就医花费不到一美元的卫生保健补助政策，实属创举。

他信利用他自创的、名为“他信经济学”（Thaksinomics）的民粹主义品牌，在范围更广的邻里街坊中建立起形象。他信是客家人后裔，是在清迈开设巴士公司的本地政治家之子。他亲和力十足，外表年轻，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令许多同人印象深刻。他在新加坡特别受欢迎，而同为客家人的李光耀也对他极有好感。我在2000年与继任李光耀新加坡总理大位的吴作栋见面时，他谈到了许多事情，还暗指他信可能成为东南亚的新领袖。“我认为，他信会是一位能干的东盟领袖，”他说，“我支持他，当然，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行动主义者。”

正因为他信是冲动的行动主义分子，他并未成为贤明的东南亚新领袖。保守势力的憎恨逐渐加深，使他倍感威胁。“时事评论家轻蔑地谴责我们的政策，将它称为民粹主义政策。”2003年，他信在马尼拉向一群企业高层如此表示，“我必须坦承，我很困惑。民粹主义政策，顾名思义一定是深受人民欢迎的政策。人们喜欢它，因为他们认为它可以带来好处。所以如果他们喜欢这个政策，又从中获益，那这项政策哪里错了？”

保守派对于他信的魅力可能使国王光环黯然失色感到不安。2005年，我在他信顺利连任前夕拜访其党部时意识到这件事。我在那里发现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中，他信弯腰让年长的农妇替他挂上编织花圈。其实，这幅景象是在模仿普密蓬国王著名的照片。当时与我同行的一位泰国记者看到照片后脸色发白，直说大事不妙。之后，他信滥用权力，操纵企业图利家族，他宣称被控逃税是遭人陷害，却屡次在法庭上遭到起诉与定罪。这一切在抗争不断、民主体制遭到扰乱与军事统治强行运作的迷失年代里达到最高点。如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曾数度出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传媒大亨和银行家，因为多种罪名（泄密、召妓、逃税）与不良行为（裸照、性爱派对）倍受争议，曾被起诉与取消参议员资格。]，他信利用选民的授权为所欲为，在商场上名利双收。早在第一任总理任期内的2002年，他就拒绝听从任何指出施政不当的建议。在例行参加的广播节目上，他抱怨造谣者的行为，还担心出租车司机与顾客的八卦闲聊会影响舆论；也直言不讳地推崇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与新加坡李光耀的软性独裁作风。他信将我的两位朋友，也是《远东经济评论》的通讯记者罗德尼·塔斯克（Rodney Tasker）与肖恩·克里斯平（Shawn Crispin）驱逐出境不久后，接受我的访问时表示：“强而有力的领导地位很重要。我知道这对民主有好也有坏，但我需要采取激烈手段，否则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必须强势。”

将近十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信，这次情况与之前颇为不同。在乡野农民组成的红衫军于2010年5月占领曼谷市区不久后，他在位于黑山（Montenegro）的豪华欧洲藏身处休息。数杯冰白酒与几盘开胃菜下肚后，他告诉我，他很难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把过错推给体弱多病的普密蓬国王身边的保守分子。从2010年开始协助泰国社会两大对立势力（一个保守与一成不变，另一个提倡新社会主义、总是引起混乱）开启对话空间与调停纷争以来，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操纵着权力斗争并宣称是在为多数人发声的自私和狭隘利益。

2010年5月，我坐在设于曼谷市区的冷冻海运货柜里，距离我经常与朋友和熟人碰面的五星级饭店餐厅或酒吧的饭店大门只有几步路。这里是临时搭建的会议室，专供率领数万名抗议军政府追随者的红衫军领袖与威胁以武力袭击红衫军阵营的军队进行谈判。这个临时营区外围布有竹子与橡胶轮胎搭起的屏障，仿佛好莱坞片厂搭设的中世纪战争场景，绵延在一连串的市区十字路口。突然，有人开枪了。一位以前是军官的红衫军领袖在光天化日下遭到枪击，一名狙击手在他与外国记者谈话时瞄准他的头部开枪。我穿梭在抗争现场，对群众的热情与坚持感到惊讶，他们对接连站上抗议台的演讲者反应非常热烈。这些民众都由有组织且资金充足的抗争机构供应饮食，他信及支持者想必为此花了不少钱。武装分子酝酿叛乱的谣言四起，评论家也口沫横飞地谈论国家内战。

在一名红衫军支持者的协助下（他的父亲之前担任警察，当时帮忙维护他们的安全），我试着帮他们起草停火协议。然而，我们从未达成共识。我注意到，所有与我同桌的领袖都畏惧激进且武断的红衫军头号领袖提达·塞佛恩塞斯（Thida Thavornseth，逃到丛林加入地下共产党的1970年代前学生社运分子）。身为游击队员的她，靠着担任管理武器与手榴弹的干部闯出名号。她气冲冲地闯进货柜会议室，拍桌质问：“你们现在要放弃？那我们奋斗是为了什么？”

几天后，装甲车碾过红衫军的阵线。我入住附近一家旅馆，员工们在窗户外架起大型木板作为防护；尽管如此，焚烧橡胶轮胎的刺鼻气味还是飘了进来。这是泰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模样。当我看到蜷缩在耀眼广告招牌后的抗议群众遭到枪杀，心中所有的乐观期待全消失无踪，从饭店露台上，我看到五光十色的市中心升起阵阵黑烟，突如其来的蛮横暴力让东南亚的购物天堂全变了样。

一直以来，趋势都不是单向发展的。东南亚的多元性也反映在政治进步与倒退的不同步调上，而且往往呈现令人困惑的分歧。正当泰国在21世纪头十年缓慢陷入压迫性的军事统治时，缅甸正蹒跚地脱离其中。经过冗长的审议，新宪法最终保留了军方的特权与权力，并在2010年举行了受严格管控的选举，组成混合的公民政府。其中多数的领导人为军人，他们脱去深绿色制服，换上缅甸男性穿的编织纱笼“笼基”（longyis），用不流利的英语低声说着“逐步”改革的承诺。

昂山素季带领全国民主联盟党抵制不公正的2010年选举，象征着民主反对势力。然而，该党在支持人士劝说下参加了2012年补选，赢得令人信服的胜利。顽强坚决的昂山素季坐镇国会，军队继续实行迟疑不定的“逐步改革”政策。他们将重点放在改革上，以活化窒碍难行、曾经奉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好吸引迫切需要的外国资本，但也同时谨慎护住军方在政治上的角色。就巩固民主而言，这些只是微小的进展，有时还会后退几步。政府赋予媒体自由，之后又以新法规抑制自由；一些政治犯获释，只是为了有空间囚禁新来的罪犯。

2015年选举日下午4点投票截止不久后，仰光市区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鸽子成群栖息在旧殖民建筑发霉的屋檐上。在其中一栋为选举委员会开票中心的建筑里，人员庄严沉默地从塑料盒中取出第一批选票，将它们分成一叠又一叠。所有人静默不语，眼睛直盯着棕色小信封。选举人员缓慢而恭敬地打开每张选票，再依序传向一排跟厨房用浅碟不同的塑料浅盘。这个景象在全国上下不断上演，弥漫着一股忧心忡忡的氛围。人们不敢相信能有机会选择统治自己的人。第一批投票结果公布，显然，缅甸选择了彻底的改变。昂山素季反抗军事统治的代表性，让她成为国际间的自由象征，但是，对她的支持并不是当天许多接受我采访的选民投票的主要动力；他们出来投票，是因为想要终结军事统治。我在昂山素季党部外遇到的支持者当中，有些是从海外返国投票的人。直到当天傍晚暂时性的选举结果公布，群众（多数身穿红色T恤或系着红色头带——红色是全国民主联盟党的图腾颜色）才敢放声欢呼。之后，天空下起倾盆大雨。

当竞争激烈的人民选举能够决定领导者的更替时，例如缅甸大选，自由世界欢欣庆祝。身为那场选举的旁观者，我赞叹缅甸民众在选举中的纪律与耐心，因为他们在11月8日当天一早就排队等着投票。即使比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近年我报道的定期选举的泰国，缅甸的这场选举不但顺利，而且出乎意料地开放。尽管2006年在曼谷的记忆，有如那个暴雨下午的乌云般步步逼近，我还是很难不替缅甸的光明未来感到喜悦与乐观。

看到这么多缅甸流亡青年归来、经历数十年的黑暗与孤立生活后开始为国家重建贡献心力，着实鼓舞人心，但军方未显露任何放弃权力的迹象，仍旧令人沮丧。误解有一部分被2015年11月的选举结果消除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观察家原本预期，强权的军队会设法推翻这个结果。即便他们试图指使作风强硬的佛教民族主义者威胁民众不得加入全国民主联盟党，结果依然一清二楚。受军方支持的政府派系在选举中溃不成军。套用缅甸语的说法，人民的渴望，已经像水晶一样清晰透了。2016年3月，全国民主联盟党执政，昂山素季碍于宪法规定，无法参选总统。她被任命为国务资政与外交部部长，掌握有效的行政权力，因为当我访问几位同党的部会首长，请他们针对2016年中的棘手议题发表意见时，他们全都将昂山素季的决定视为最终依归。同时，军方坚持宪法不容侵犯，现任缅甸国防军司令敏昂莱（Min Aung Hlaing）誓言坚守岗位直到2020年。无论昂山素季的部会首长们怎么说，显而易见，军方依然保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缅甸争取自由的壮烈奋斗借由昂山素季英勇、坚忍的作为而鲜明呈现，让东南亚最现代先进的区域长期遭束缚的民主相形失色。新加坡是东南亚公认最进步的经济体：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最佳医疗指标，以及全球最高的智能手机密度。然而，这个经济繁荣的城市国家违背了所有关于长期发展的预测，并未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依然严格管控媒体言论与大众异议。2015年李光耀逝世时，少年博主余澎杉（Amos Yee）决定不加入绝大多数同胞的哀悼行列，上网发布羞辱李光耀的影像与评论，结果被控淫秽与骚扰罪，遭判入狱四个星期。比起东南亚其他国家，新加坡较高的生活与教育水平，意味着经济情况较好的异议人士拥有足够财力离开国家。果然，2016年，余澎杉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但有更多人干脆选择保持沉默。或许这是因为新加坡不同于马来西亚，其强势的一党专政并未导致经济挥霍与贪腐，也未造成暴力的社会冲突。新加坡藐视所有退化与毁灭的预言，这些推测经常使外国媒体付出极大代价，被控诽谤罪（《远东经济评论》也多次遭提告）。

然而，过去十年来我居住的新加坡也有所改变，程度远比当地自鸣得意的官僚所承认的还要高。随着专业人士与不具专业技能的劳工涌入此地，享受高薪低税经济的好处，移民人口也在飙升。近年来多由中国与旅外印度富人所买下的摩天大楼，工地里全是一辆辆往返于拥挤宿舍载运中国或孟加拉国工人的卡车。来自菲律宾或缅甸的年轻大学毕业生，英语通常比本地人流利，也更乐于笑脸迎人，如今在当地的手机服务中心里，新加坡的社会新人已被他们取代。

大量外来者的涌入带有政治意味。2011年，从未失势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PAP）仅赢得60%的选票，是他们自新加坡独立以来最差的表现。势力薄弱且组织不佳的反对党赢得六个国会席次，是独立以来最好的成绩。新加坡媒体专家与学者切里安·乔治（Cherian George）[因为批评新加坡政府而未获其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续聘，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传理学院新闻系。]如此评论这次选举：“数十年的去政治化——期间技术官僚施政取代了正常政治，似乎已屈服于明显具争议性的文化。”为何会如此？原因在于移民。新加坡人民开始抗拒工作竞争、基本物价上涨与社会服务供不应求的压力。这算是民主带来的压力，却不见任何革命。五年后，人民行动党重新找回大部分失落的选票，证明他们聆听了选民的心声。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2015年初以91岁高龄辞世，但局势并不如某些人预测的那样变得动荡与混乱。不过，紧张的迹象至今依然存在：沉默的大众越来越担心存款如大胆无畏的博主所说被“gahmen”（新加坡英语，意指政府）拿去投资；因外来移民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初期征兆，导致巴士司机短暂罢工；数量可观的移民劳动人口出现波动，如2013年新加坡小印度区在某个夜晚发生的暴动所呈现的那样。如同所有成功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发展优异，但就一个资源如此丰富、教育投资如此惊人的国家而言，它缺乏灵魂。这种情况不会有任何改变，除非它开放更多的言论自由，而开放言论自由也代表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2016年，数名孟加拉国移民劳工疑似参与宗教激进主义活动，而遭拘禁与驱逐出境。

我在1979年第一次造访新加坡，对于前一年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翻拍保罗·泰鲁（Paul Theroux）小说《圣杰克》（Saint Jack）的经典电影中，背景里的破旧灰泥店屋与小贩船仍然印象深刻。由于当时新加坡仍有发禁，我记得自己当时似在担心头发太长、不合乎当地规范。樟宜机场尚未启用。新开张的华侨银行（OCBC）大楼在当时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物，在我眼中有如巨型的电动刮胡刀。过了十几年，随着经济日益繁荣，我迁居吉隆坡，那儿看起来比新加坡更有活力，而且饶富国际性。今日，电动刮胡刀大楼的光芒，对比林立的钢铁与玻璃大厦而相形失色。外来移民改变了这座城市，而相较于当代的吉隆坡，新加坡如其总理李显龙2015年在五十周年国庆演说中所恰当强调的，正设法成为一个真正种族多元的社会。我赞同他的言论，但我坚信，新加坡若是去除对言论自由与媒体的控制，必能不仅于此。亚洲需要一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自由城市，现在更是如此。

对那些乐观主张东南亚民主效益的人而言，印度尼西亚过去二十年的民主过渡发展，乍看之下似乎足以信服。然而，这段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尽管还未结束，仍旧凸显东南亚长期而普遍的文化与社会特色，在促成有效人民主权的道路上形成了哪些阻碍。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点燃了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使印度尼西亚在下一年得以摆脱独裁统治的枷锁。自那时起，印度尼西亚便一直努力维持在民主的轨道上。从2004年起，每逢总统大选期间，我都会走访当地人口最多的爪哇岛；我见证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自由选举领袖，以及与缅甸一样为了期盼的改变而投票的决心。2014年总统大选时，民意倾向佐科·维多多，这位身材如芦苇般瘦小、商人出身的市长，不但未遵循精英主导的赡循传统，也没有任意指派职位，反而不时突袭政府部门，确保官员尽忠职守。在爪哇中部梭罗市的主要市场（维多多当市长闻名的地方），我遇到一些商人，他们在维多多来此巡视枯萎恶臭的果菜田、驻足视察物价或卫生水平的几次巡访中，与他建立起私交。他们说，这是政府应该具备的要素；有了这些人的选票，佐科·维多多将会建立廉洁担责的政府，并让这种操守风行整个国家。几乎没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改变。

虽然如此，我不断发现，同样是这些人，对于良好民主政体的某些基本元素（譬如国会议员的身份）丝毫不感兴趣。在这些人心中，人民主权只有在每五年选举总统时才用得到。我在2004、2009及2014年大选期间遇到的民众，没有一个人在乎本地议员是谁，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客全是经内部遴选、再根据财力与赡徇制选出的官员，一旦这些政客到了雅加达坐进国会，就会开始交易手中握有的投票权。印度尼西亚的民主经历了一段漫长崎岖的路程；这个新兴国家建立在现代自由与民主的原则之上，却花了半个多世纪才了解自己的根基所在。虽然自1998年推翻苏哈托总统的独裁政府以来，民主之路已没有任何退路，但许多印度尼西亚平民都怀疑这段路程能否带来帮助。他们看到政党由前民主时代的人物所主导：这些人物的政见缺乏有意义的政策；国会不制定有利于人民的法规；行政院与内阁极度缺乏决断力，以致忽视了对宪法的义务。尽管如此，大家对民主的热情毋庸置疑。

沿着爪哇岛北岸穿行的，是与赤道平行的印度尼西亚最古老的道路之一。荷兰殖民者于19世纪修筑大驿路，以便在旧殖民首都巴达维亚与东部港口城市泗水（Surabaya）之间运送邮件及其他货物。如之前所述，大驿路兴建期间，数万名工人丧生，其中许多死于疾病与虐待。两百年后，大驿路依然是横跨这座有着一亿人口的拥挤岛屿的主要交通路径。这条路的双车道上满是车身不稳、危险行驶的货车与巴士，连接着爪哇前殖民苏丹领地的各个首府，以及15世纪著名的统称为“九圣徒”的早期穆斯林墓园。

2014年6月的第一周，我在总统大选造势活动初期沿着大驿路走了四天，与挚友也是前同事约翰·麦克贝斯一起在选战激烈的爪哇中部及东部地区采访当地居民。我们从南岸的日惹启程，途经梭罗与普沃达迪（Purwodadi）一路往北，最后抵达印度尼西亚最古老清真寺所在的淡目（Demak）。之前在2004与2009年总统直选期间，我们也走过同样的旅程，虽然路线略微不同。我们遇到了农民、工厂工人和渔民。之前的行程中，人们告诉我们总统选举有多么重要。这次，我们察觉到，印度尼西亚人民不但投票，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初期征兆。

小镇拉森（Lasem）距离旧港口南望（Rembang）数公里，至今，当地人仍以本地柚木手工建造五十多米长的坚固渔船。在那里，一群义工在桥上拉起长长的白布条，看起来像是新颖先进的政治宣传手法。他们全是佐科·维多多的支持者。佐科当了两任梭罗市长，2012年又当选雅加达首长，人气逐渐攀升，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短短两年内，他从首府的首长成为许多人看好当选下一届印度尼西亚总统的人物。那些人的看法是对的，但这场大选斗得难解难分，而群众社会运动使一切有了改变。

悬挂白布条，为的是让支持佐科的当地人可以在上面署名。一位党代表告诉我：“他们都是义工，没人拿钱做事。”在有组织的活动大多是受某种形式的赞助推动的国家中，他亟欲消除这种疑虑。他还说：“而且，很多义工还捐钱帮佐科·维多多造势。”

虽然这种支持行为在既有的民主体制中不足为奇，但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却显示出自苏哈托总统军事独裁政权垮台起进入民主过渡期的15年后，选民行为出现重大改变。往年，各政党一直试图通过营销手段拉拢民众赞助，就连穷人也资助佐科竞选，不过金额往往只有一二美元，而且大多通过当地银行汇款。来自日惹的导游汉多科（Handoko）是我们这趟旅程的司机，他骄傲地宣称自己通过当地银行转账捐了75000印度尼西亚盾，是他每月可用收入的10%。据媒体报道，高达300万美元的选举资金皆通过这种方式募得。拉森当地民众表示，现金捐款会在本地记者的见证下转交给佐科的竞选活动人员。

政治学家主张，唯有在民众参与的情况下，民主才算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然而在东南亚许多地区，政治更像是精英的权力游戏与买票活动。传统上，印度尼西亚人认为选票都会卖给出价最高的候选人，因此对参与选举过程不抱太多期望。尽管佐科·维多多备受人民爱戴，但我找到了买票的证据：我们在小型港口路坤（Lukung）遇到的一群渔民坚持至少要拿到5万印度尼西亚盾，才会在选举当天去投票（主要是为了弥补他们一天损失的收入）。印度尼西亚人民得到直接选举总统的机会时，事情开始有了转变。在2004年与2009年，我遇到拒绝拉票或买票的印度尼西亚选民。他们认真看待自己的责任。这次的差别在于，选民热切期盼其中一位候选人当选，在投票前积极参与并展现支持。

我与麦克贝斯在大选前一个月走访爪哇岛时，佐科·维多多的民调领先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前陆军特种部队总司令普拉博沃十个百分点。不过，竞选前夕，佐科的领先幅度逐渐缩小。他与竞选搭档尤素夫·卡拉（曾任丰田汽车业务员，2004年至2009年为当时总统苏希诺的副手），表现出设身处地为民服务的形象；同时，普拉博沃与搭档哈达·拉亚萨（Hatta Rajasa，前总统苏希洛的另一位副手），则将自己塑造成能力强、富有远见的领袖。拉森的选民，以及我们在大驿路沿途停靠的几乎每一站的当地民众，眼睛是雪亮的：佐科威（人们通常如此称呼佐科）关心人民的利益；普拉博沃则代表奉行“我们说了算”的由上而下治理原则的旧时代精英分子。

基于这个原因，佐科的政见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在途经的另一个城镇古突士（Kudus），我们遇到一群男人围坐在市场边的一角观看斗鸡。在附近的针记（Djarum）烟草工厂（镇上的主要雇主）担任警卫的努鲁，看着瘦巴巴的鸟互相攻击，斗得羽毛四散，爪子血肉模糊。“我们只在乎佐科威是我们的一分子。他廉洁正直，而且不贪污。”他一边说着，一边抽着Kretek甜丁香烟，直盯着斗鸡看。讽刺的是，这群着迷于好战斗鸡的男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推崇普拉博沃投射的男子汉形象。普拉博沃的支持者虽然声量较弱，而且经常羞于表达，但他们全都赞扬这位前将军强势果断的性格与担任总司令的作战经验。在往拉蒙岸（Lamongan，因为2002年巴厘岛夜店爆炸案的嫌犯出身于此而蒙上阴影）的路上、位于萨朗（Sarang）的一座小型造船厂里，我们在柚木和铁木堆里见到了造船工人穆斯里（Musli），这些木料是用来搭造可供往返周围水域的坚固宽舷渔船。他告诉我们，他会投给普拉博沃，“因为他出身军人，做事坚定又果决”。另外还说，佐科威或许廉洁诚实，但他只是个“凡人”。即便是与佐科威同乡的支持者，也承认普拉博沃的长处。“他绝对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拥有从政经验。”梭罗市区克勒韦尔市场（Klewer Market）的小吃摊贩卡尔诺（Karno）说。

这使得1.8亿名印度尼西亚选民在2014年7月左右为难。佐科威讨人喜欢、谦虚又诚实，但普拉博沃看起来更像个领袖。一位来自拉蒙岸、面容沧桑的稻农坚称：“印度尼西亚没有拥有一位公民领袖的本钱。”印度尼西亚国内外的自由派评论家担心，所谓的军队统治黑暗势力的代表是多么受选民欢迎，并指责影射爪哇籍穆斯林的佐科威是华人基督徒的抹黑行动。与此同时，我们采访的大多数选民期望并不高，他们虽然热情捐款赞助，对这场选举却意外地冷漠。这或许反映了一个事实：比起十年前，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政治变迁抱持更多的安全感与更少的忧虑。但是，这也凸显出长久以来的现实，国家政治无论带给首都雅加达人民多少希望，抢占多少媒体版面，对普通百姓而言依然无关紧要。那么，从佐科威竞选活动中人民的社会运动与投入里，能悟出什么道理呢？旅程最后，我们到了东部的工业城市泗水，在支持佐科威的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党部外，遇到了激进党员胡尔约诺（Huljono），他一头灰发，戴着有污渍的贝雷帽。他指着街角印有普拉博沃与竞选搭档哈达·拉亚萨照片的大型广告牌：“两天前还没有那个东西。那里之前摆着佐科威的广告牌。这就是金钱政治的力量。”

在精英阶层之中与爪哇乡间，选举活动的关键是佐科威代表着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新面貌：廉洁、透明与诚实，为民服务。贪污无疑是选举的试金石。佐科威激发了印度尼西亚下层社会少见的信任与期望。很多人担心，为了建立足以支撑现状的强大基础，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旧时局势、官僚与政治机制的牵制，以及种族和宗教间的原始紧密联系，可能会再度盛行。遗憾地，佐科威目前为止的施政表现似乎证明了这样的恐惧是合理的。到了2016年初，佐科威被迫有效废除让许多官员与政治家入狱的国家反贪腐委员会，以交换急需开放更多外资的经济改革。同年稍晚，他重新指派内阁成员，许多技术官僚被资助过他竞选的政治盟友所取代。佐科威的助手与拥护者辩驳，这纯粹是基于半根植于旧时赡循文化体制中的政治强权现实；他们坚称，总统在打一场需要短期交易的转型持久战。

这号人物被忽视的特质之一，或许是天生的保守倾向；他在社会强烈倾向军队的时期成年，当时军队的地方司令官被视为稳定的守护者，也是有益的商业伙伴。有了军方的支持，佐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商人才不会被商业规范压得喘不过气。这么一想，他身边围绕着明确支持守旧理念的前任军官，该令人感到惊讶吗？印度尼西亚国军总司令加托·努尔曼蒂（Gatot Nurmantyo）于2013年宣称，民主政体可能不是最适合印度尼西亚的制度，令许多人吃惊。他说：“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因此，原本以为佐科威是新改革浪潮领袖的人们恍然大悟。“那些认为佐科威是真心倾向改革，努力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总统的看法，再也站不住脚。”澳大利亚观察家汤姆·鲍尔（Tom Power）表示：“虽然他指派的官员阵容不一定反映政党忠诚度，但他们就像历届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任的内阁一样特殊且政治化。”

尽管如此，佐科威打了一张王牌。他不熟悉雅加达社会，在这个2012年他当选首长的地方，他举目无亲，甚至连家都没有，却凭着当年任梭罗市长时赢得民心的憨笑，顺利登上总统大位。人民高度期待佐科威会打破传统，永远打破精英对利益的垄断。这样的寄望大错特错：形象良好的新任总统很快就受到控制。他一上任，军方的保守势力及之前高举旗帜帮助他竞选的民族主义政党便掌握了政府。因此，他承诺的一些大胆政见，如原本有意开放外国媒体视察位处偏远的巴布亚省，最终只能收回。而执政团队中权力最大的成员——前陆军特种部队总司令卢胡特·潘佳坦（Luhut Panjaitan）[曾任印度尼西亚安全部部长，现任海洋统筹部部长。]，在朋友佐科威当选不到一年便于新加坡发表公开演说，直言军方在稳定印度尼西亚政局上依然扮演关键角色。1990年代从军中退休的他嘲讽地说：“我不习惯穿西装和打领带。”

军方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扩大自己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影响力，主张在当下的后改革时代介入国土安全的国家警察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曾在苏哈托手下做事的前印度尼西亚国军总司令威兰多反驳，印度尼西亚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可说是“武装的分离主义团体、激进人士与恐怖分子、自然资源窃贼、毒虫、人口贩子与跨国罪犯”。到了2016年年中，威兰多受命为新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印度尼西亚人民发自内心担忧社会与经济动荡会影响国家安全。面对造成分裂与贪腐的公民政客，以及担保实行多元主义、履行政府承诺的强大军事领袖之间的抉择，印度尼西亚人并不反对政治强权，只要它穿着民主政体外衣，而且不是盗贼当政就好。

民主进程看似较为稳定，也因此较为成熟的菲律宾，其政治系统最接近美国（菲律宾受其殖民直到1930年代）。然而，当菲律宾的两院制议会、总统职务的体制包装以及下至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的政治活动言论，全都指向真正的民主精神时，表面的迹象引人误解。因为这个国家的稳定，仰赖有效巩固精英利益与他们对政党政治中权力的紧密把持。

控制菲律宾政治的各个家族会在选举时互相为敌，但他们在维护财富与特权的核心问题上并无太大差别。菲律宾国会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来自170个政治家族，其国内近亿人口自1986年起便享有开放民主选举的投票权。2001年当选的阿罗约总统的父亲也曾当过总统；在她之后，阿基诺三世继任总统，其母亲为已故总统科拉松。他的父亲阿基诺二世是参议员，1985年在马尼拉机场遭到暗杀，引发了导致马科斯总统下台的人民抗议运动。尽管马科斯的统治令人痛苦，但高调炫富、花费无度，并以收藏3000双高跟鞋出名的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仍厚颜寻求连任议员，目前是家族所在地北伊罗戈省的众议院议员。他的儿子小马科斯（小名“邦邦”）获选为参议员，在2016年差点成为副总统；女儿艾梅·马科斯（Imee Marcos）现为北伊罗戈省省长，掌管家族本营的胁腹。

菲律宾政治文化始终不变的本质，可追溯至深受天主教修士封建制度压迫的原住民部族结构，在长达五个世纪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天主教修士是菲律宾社会的主要影响力。为了凸显西班牙统治的不公不义，知名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何塞·黎刹在19世纪晚期写下著名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这本书带动了独立运动，也使得黎刹在1896年被处死。可悲的是，现在阅读这本小说，还会令人不禁纳闷菲律宾社会至今有何改变。西班牙贵族与天主教修士的压迫，已为现代庄园地主与政治氏族所取代。如同过去的西班牙殖民时期，富者益富，贫者恒贫。“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寡头政治，某些少数人，有钱收买任何当权成功的人。我们正处于封建的国家。”前达沃市（Davao）[又译“纳卯”，菲律宾民答那峨岛达沃区首府，是岛上主要的港口和贸易城市。]市长杜特尔特从众多当权人士中脱颖而出，于2016年在菲律宾总统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时，如此抨击他要对付的体制。

尽管有民主体制作为掩饰，当代菲律宾极其引人注目的，是少数精英与多数大众之间显著的贫富差距。举个例子，自2010年起，菲律宾十大首富的财产，从2010年的140亿美元，到2015年约450亿美元，成长了3倍。当时，12位菲律宾亿万富翁跻身《财富》（Forbes）年度全球富豪榜，当中以Shoemart零售帝国老板施至成（Henry Sy）表现最为突出，从2014年第97名，攀升至2015年的73名。同一时期，民众真正领到的平均日薪增加不到1美元。所有产业的平均基本日薪涨幅也只有8.8%。2012年，菲律宾25位首富的财产净值相当于国内7000万贫穷族群的收入总和。这么看来，无怪乎菲律宾是世界上少数仅存的共产暴动（一年残害数百人的暴力冲突）本营。有趣的是，杜特尔特上任后推行的其中一个政策，是赦免共产主义囚犯，并且延揽数名共产分子加入政府。

在根除贪腐与确保公平竞争的企图下，东南亚的民主发展承诺带来平等与透明度。然而，试图颠覆或推翻民主成果的权力斗争，反倒在东南亚领土较大的内陆国家引发冲突并使官僚系统瘫痪；在民主体制运作较顺利的岛屿国家则导致社会紧张与周期性动荡。尽管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威极受人民爱戴，上任的头两年仍被自己竭力钳制的保守派利益所牵绊。这重挫了使他当选的打击贪腐、提升经济等政见，迫使他通融不合时宜的利益。这样的困境在2016年11月展露无遗，当时，组织紊乱的伊斯兰强硬势力占领雅加达市区，要求佐科威的亲信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华裔基督徒，首都特区首长）下台并受死。这位人称“阿学”（Ahok）的首长，被控亵渎伊斯兰教。佐科威并未与暴民正面冲突，而是采取避免严重暴力的兼容低调做法，却让钟万学处境更加艰难，或许也同时帮助了其他非穆斯林占得政府要职。佐科威巧妙地两面讨好——准许保守势力的利益、包容宗教与种族压力及应付精英分子的顾虑，得以维持稳定的局面与投资者的信心。虽然当时没人预料到佐科威或世界第四大国家的例行领袖直选制度濒临被推翻的危机，大众却越来越担忧，失控的种族与宗教势力会扭曲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结构。我将在后续章节探讨这个主题。

随着民主选举开始重新排列权力中心的配置与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动态，这种紧张的局势看上去将逐渐成为往后十多年的常态。过去五年来，在曼谷、吉隆坡与金边经常出现暴力抗争的群众事件，警示了那些将票匦视为民主基底的人们。这些在首都示威的抗议民众，要求民主选举的赢家放弃权力，就泰国而言，还得将主权交给非民选的人民议会。尽管出现群众的积极行动与政治参与等令人鼓舞的征兆，东南亚的民主体制正面临严峻挑战：人民主权越来越受关注，一般选民开始能决定统治者，而传统的权力合纵与社会阶级（既有的派系与圈子）将会瓦解；面对不可预料、威胁着自身利益的投票结果，保守势力正抵抗着选举变迁，且挑战民主进程的法律基础，而手段通常是牵制群众抗争与暴力要挟，如同泰国与更近期的印度尼西亚。既有体制赢得胜利时，反对派大呼不公，再次利用暴民的力量试图推翻结果。因此，该区域为了让民主表述成为政府根基而长期奋斗后，选举过程逐渐转变成暴力与冲突的引爆点。真正的民主政体依然是幻影。

2014年5月某个周五晚上，在人口800万的曼谷，狗吠声清晰可辨。通常，这座城市充满生命力，尤其是在星期五的夜晚。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人们在派对上饮酒作乐，夜店里乐团演奏着刺耳的音乐，种种嘈杂声划破了闷热的空气。但是，因为军方才刚在十年内第二次夺得权力，于是全面实施宵禁。这种时候，记者会在报道里写着：“不安定的平静到来。”就泰国而言，这个陈腔滥调会造成误解。原因是，这次不同于2006年的政变，我没有看见任何士兵，也没听到有人因不见武力而嘲讽地表达失望。这起政变出动了好几辆卡车的士兵，他们围绕在一家陆军俱乐部门外，门里面，所有政治领袖受邀进行会谈，讨论该如何突破僵局。这个局势绝对不平静，因为在悄然、强抑的静默之下，潜藏着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忧心，也看不到身穿笔挺绿色制服的新任执政者达成一致计划的可能。

经过六个月的抗争与停顿，泰国回到将近十年前的状态。当然，军方干政终止了致使数十人死亡与七百多人受伤的小规模夜间冲突，许多泰国人当然也勉为其难地心存感激。电视与广播里也听不到冲突双方在抗争台上夸张与羞辱的言辞，因为所有独立电台与电视节目都被勒令停播。出租车司机跟着电台播放的爱国歌曲哼唱。他上一次听到这个旋律是小时候。他说：“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政治归政治，我们老百姓才是投票决定总理的人。”

此刻，这样的可能性似乎非常遥远。人们得知，军方介入为的是重新恢复和谐与“帮人民找回幸福”，也听说遭到监禁的囚犯感到“开心与感激”；军方以宜人的极权措辞表示他们“正在调整态度”。全世界发出抗议并要求立即恢复民主体制，但大多数的泰国人却意外地不为外界的影响与压力所动。他们从小就被教育，眼前这种情况能够帮助国家维持数世纪的独立。或许事实真是如此。不过，今日的世界并未展现对主权的可见威胁，却提供繁荣的机会。泰国经济有近一成的比例建立在每年涌入当地佛寺与海滩的3000万名外国观光客之上。那么，又何必背离这一切呢？阿尔巴尼亚（Albania）在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的统治下了无生趣。谁会在索马里内战的几十年后，还造访摩加迪沙（Mogadishu）[索马里第一大城市。]的海滩？这是泰国选择的道路吗？答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然而，这个国家在之后陷入僵局，因为社会、经济与某种程度牵涉文化的分歧而停滞不前，如此的分歧使得盛行老挝语的北部和东北部区域与中央发生争执，同时，以马来语为主的最南部依旧陷于争取自治权的暴力抗争。负责指挥的军官们，除了借由荒谬的民族主义行动来抑制这个两极化的国家与打压异议之外，并没有实质计划。

照理说，这个残局可以通过对话与调解技巧和平解决。但根据我的朋友泰国外交部部长素林的观察，泰国政治同时也是突发事件的无助囚犯。在泰国，政府与政治运作的方式有种随兴的倾向。泰国人倾向以权衡影响力与职责高低的方式来控制个人，而不是建立共同的咨议机制或委员会来解决问题。这种现象有碍于制定具连贯性的解决策略，留下广大的模糊空间。因此，我又重回了2006年遭遇的场景：又一起政变，再一个不合时宜的倒退步伐。军方强势镇压政治与群众抗议。政治人物不得聚会或碰面，他们的资金也遭冻结。政变第二天，一小群学生聚集在曼谷市中心，拉起布条痛斥政变。他们与士兵扭打成团，一两名学生被逮捕。同样的事情在政变满一年时再度发生。我想起印度尼西亚朋友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对祖国从苏哈托时代以来政治瘫痪的形容：达利画中融化的时钟。两年后，我写作本书时，军方势力显然已全面掌权，并且做好长期执政的准备。这个时期，位于军方镇压前线的要员包含差徒龙·猜（Chaturon Chaisaeng），他是泰国最懂得变通的官员之一。

心力交瘁、精疲力尽的差徒龙瘫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装了薄荷茶的马克杯。“我们失败了，”他告诉我，“现在我们可以预见未来十年都会是军方统治。”当时是2016年8月7日公投的数周后，多数泰国人都投票赞成只有很少数人读过、替非民选国家领袖地位铺路的保守宪法，而我正与前教育部部长兼为泰党副党魁他信谈话。“人民想要安全感；他们似乎很幸福，”他语带嘲讽地表示，“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件事？我们显然不知道自己的人民在想什么。”对于1970年代中期的政治战将与左翼政治学运老手差徒龙而言，这是苦涩的领悟。难道人民想要的其实不是民主？

现实是，这些社会中，许多人渴望的是安全感。人民当然想自己选择政体与统治者，但就如今日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发达程度较高的区域所见，一旦生活受到威胁，民主便成为次要考虑。接下来，我将检视阻碍政治进展的安全问题的一些潜在因素，并解释为何东南亚地区许多民众的心中还会有其他优先考虑。这种长期不安定的情况主要有利于当权者。东南亚地区的退化政府可以仰赖阶级、种族与宗教分裂的社会。濒临极限的冲突，使当局得以理直气壮地实施戒严，操纵粗野的民族主义与侵略主义以牵制国际社会。马来西亚政府告诉忧心权力滥用的人民，在丑闻背后，西方正策谋暗中破坏马来穆斯林的优越地位；泰国政府告诉设法抵抗军事统治的人民，外来者居心叵测。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而言，真正的答案是掌握先机，提倡人民运动，联合弱势而思想先进的公民社会团体与知识开化的政治行动者。希望是存在的，但是代价高昂，因为那些掌握硬实力的人物不会轻易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