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劣的政治与不良的治理阻碍了东南亚的发展，但在背后像个可靠的内燃机一样驱动着这一切的，是受贿与贪污的恶性文化。东南亚国家经常高居全球评比贪腐与透明度不足的排行榜。根据监察反贪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的统计，2015年的全球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柬埔寨在168个国家中排名第150位，泰国位居第76位，印度尼西亚第88位，越南则居第112位。新加坡排名第8位，而奇怪的是，马来西亚虽处境艰困，排名竟然高居五十多位。在一个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与投资中心的区域，如此严重的贪腐现象令人担忧。

1990年代，人们自我安慰地期待，社会发展与投资日益增长，保护利益的责任感也将随之增加。东南亚经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近百亿国内生产总值后，人们对于廉洁抱持更高的期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提供400亿美元的纾困金以稳定亚洲货币，当时，有一张照片捕捉到令人难忘的景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像个殖民官员般双手交叉在胸前，看着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签署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协议。但是，正如经济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指出的，尽管金融危机使储备金的管理获得改善，避险基金经理人与拥有秘密账户的富有精英之间的冲突仍旧存在。金融危机后的那几年，无论到东南亚哪里，我都未能看到社会真正学到教训的一丝迹象：资金肆意流动且大多未经审查，有钱人因而变得更加富裕。

贪婪的腐败不仅威胁着商业环境与社会稳定，也危害区域安全。牵涉政府及国家领袖的贪腐丑闻不仅使相关人士面临国际诉讼，扰乱了有助于平衡中国与美国等强大势力之争的双边关系，最终甚至引起亚洲战略优势之争。此外，贪腐也妨碍了政治改革，诱使腐败的高层领袖维持高压措施以保卫自身权力。贪腐不只是棘手的问题；它也正在削弱东南亚的发展。

现代东南亚处于贪腐荼毒着社会各阶层的世界。享有盛名的《远东经济评论》在1970年代中期报道，“茶水费”（台面下购买商品与服务的费用）是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惜的是，随着时光流逝，改革推行了数十年，某些国家打造了更透明、更具代表性的政府，现代媒体科技也有先进的突破，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进展，唯一的例外或许是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明显。除了过去三十年来的多起惊人丑闻外，小额贪污与日常寻租行为继续折磨着平民百姓。

任何在马来西亚或泰国因为超速而被拦下，在印度尼西亚申请过驾照或建筑许可，或是生活在菲律宾的人，都知道就连基本的执法与公共部门服务也包含了贿赂：奉交不经解释的现金。这些事情虽有例行程序，但从未有人遵循正规途径处理。一名雅加达的警察曾经拦下我，坚称我超速。他说我可以选择到警局缴纳罚款，并滔滔不绝地详述这样会花多少时间、要填多少表格等等。接着，他又提供另一个选择：付给他一笔低于罚单金额的罚款。他收下贿赂之后，甚至还开了一张收据！我在马来西亚与泰国也有过类似经验。贪腐根源于体制的薄弱：警察为了钱可以对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监察机关收受贿赂后，对违法情事睁只眼闭只眼；行政官员与政府人员要收到额外献金才愿意行使义务。然而，考虑到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除外）政府资金短缺的程度，这种现象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从印度尼西亚说起，当地低阶公务员平均月薪约300美元，视情况会有额外的差旅津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在2004年取得总统办公室的工作，超过一年没领到薪水，部分薪资甚至还以一袋米的形式抵付。相比之下，私企的初级秘书也许能领到比我的好友高一倍的薪水。印度尼西亚军队共有40万人，他们领取的80亿美元预算只够支付半数实际开销。印度尼西亚的国防支出（为东南亚最低的国家之一）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但原因是许多开销均由预算外的企业所负担。中央允许地方指挥官“搜索粮草”以支付自己的运作成本。因此，印度尼西亚民众对官员贪污已见怪不怪。少数不贪污的廉洁官员会迅速成为英雄，而且通常会在民选中胜出，例如现任总统佐科·维多多，以及继其之后出任雅加达首长、人称“阿学”的钟万学。

在泰国，反贪腐既是口号，也是现实。2015年，泰国的肃贪委员会成立了一个贪污博物馆，里面展示了著名贪污丑闻的官员雕像与事件情景。每届新任政府，无论由军方或平民领导，都郑重承诺会根除贪污。2016年，政府甚至有意将贪污定为死罪。为了强调贪污的严重性，或者是因为在泰文中找不到对应的字词，政治人士发明了专有词汇“caw-rapshan”——这其实是英文“corruption”的拙劣模仿。然而，泰国公仆领的薪水比印度尼西亚公务员高，而其官僚拥有谨慎与诚实的传统，这种传统根植于21世纪到来之际在皇室监督下所推行的第一次现代改革。我曾多次接触泰国官员，他们以公平、诚实且带有道德理想的态度执行公务。一天，我因为护照里少了适当的戳章，被困在泰国与老挝之间的边哨站。困窘又担心的我，用含糊不清的泰语请他们加快处理速度，但心情愉悦的移民官员充耳不闻：他坐在老旧的旋转椅上，椅子上方挂着随处可见的国王与王后画像，他盖着一个个官方印章，翻阅一页页公文，精湛地表现出坚持依照程序解决问题的态度。佛教教义（就其限制泰国背景下的个人行为而言）将贪婪视为造成压力与罪业的主要原因。因此无论如何，贪污都必须在隐匿与暗中进行。然而，现代的泰国佛教团体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也涉嫌贪污。2013年，有段视频揭露，一位备受尊崇的僧侣手拿LV包，慵懒地坐在私人飞机的座椅上。警方以欺诈与洗钱的罪名指控他，并对他展开追捕，但他最后逃往美国。

支持贪腐的文化驱动力（尤其是赡徇制占优势）至今尚未被取代。赡徇体制下，资历（run phi）较长的人利用金钱确保他们的下属（luk nong）得到照顾，因此在某些方面得以维持下属的忠诚。赡徇文化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在泰国，有人若想进入警校就读，就必须缴纳金额庞大的预付款，但是没关系，他们往后可以通过非法收入收回这些钱。

在范围更广的区域中，比较现代的国家已设法控制贪腐态势。例如，新加坡很早便成立了有力的相关独立组织，就算无法根除，至少也能应对贪污——之前（至今依然）盛行于华人宗亲会或三合会（Triads）的地下活动。在新加坡，高得惊人的公务员薪资被视为防止贪污的合理做法：总理月薪170万美元，高于其他各国领袖。但是，新加坡的人口不到500万人，税基也偏高。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税基小到几乎无法识别。印度尼西亚人口2.5亿，申报纳税的人数只有3000万。印度尼西亚政府希望借由免税措施，鼓励人民将估计高达2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多存在新加坡的银行里）带回国内。既然如此，为何东南亚其他国家即使清楚泛滥的贪污现象会抑制政经发展、导致冲突，仍然深受其苦？

追根究底，造成东南亚社会弊病的原因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根深蒂固的精英生存机制，也就是贿赂（成为社会区分的标准）的驱使。有钱贿赂的人能确保自己获得服务或资源。假如没有贿赂与贪腐，便能促成社会平衡，而这个现象将损害与侵蚀现有的阶级制度，并意味着需要与更多人共享稀少的资源。此外，为了获得服务而支付额外费用，可以确保规则有利于付费者。因此，受贿的缓冲支持着精英的自私行为。如此一来，如泰国专栏作家空·李狄（Kong Rithdee）[《曼谷邮报》（Bangkok Post）生活版编辑，兼影评人。]所巧妙叙述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入顶尖学校而行贿；有钱人为了避税而在账务上动手脚；政府官员为了让妻小分派到最好的工作而买通高层。“这个体制让官员得以收取回扣并且对我们进行洗脑，让我们相信如果找对了人，就能解决任何事情。”我在东南亚工作期间，人们都觉得我是疯了才会想自己申请签证或工作许可，而不找“能人”——这个人知道要找谁协商，以及为了取得所需服务必须私下付多少钱。在东南亚多数区域里，人们不缴所得税，而是用少许金钱贿赂。这种机制有点类似课税：你越有钱，就得拿越多的钱来贿赂。

贪污除了可帮助精英维持优渥的财富，对有意控制精英的人士而言，也是实用的政治工具。印度尼西亚苏哈托等独裁主义领袖，通过大规模的贪污推动有助于自己掌权三十年的赡徇制度。在位者借由核发商业执照或垄断商品的进出口，来获得并保有下位者的忠诚。这种行为萌生自1950年代荷属资产的国有化（大多分配给军队成员与政治精英），而印度尼西亚最初的固有财产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苏哈托有别于其他国家领袖，大幅缩减经济基础。他三名最年长的孩子握有利润最丰厚的垄断事业，控制塑料与石油化学制品等工业基本必要资源的进口。外国投资者向政府施压、要求开放制造业时，苏哈托家族干脆调整方式并取得控股权，因此不再需要曾经拥有的进口垄断权（无论上游或下游）。等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国际透明组织宣布，苏哈托是现代史上最腐败的领袖，他在位32年间，据估侵吞了高达300亿美元的公款。

在印度尼西亚，普遍的贪腐现象成了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强大阻力。过去二十年的民主过渡期中，主要的障碍是公权力与司法（在现代民主体制中适当守护法律与秩序）的改革。在人民看来，这两项制度都未能胜任其现代角色。根据盖洛普（Gallup）民调公司调查，2010年，印度尼西亚只有40%的都市民众对司法有信心。同一份调查也指出，90%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认为，政府内部的贪污无所不在。肃贪委员会于2002年成立，拥有调查甚至逮捕嫌犯的强大权力，民意的潮流开始转向。在开始运作的头几年，肃贪委员会达到惊人的100%定罪率。印度尼西亚各地的监狱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势官员，当中包含多位盗用公款的部会首长。雅加达破旧不堪的西皮南监狱（Cipinang）从前关着面容枯槁的政治异议与反对人士，如今全是脑满肠肥、每天都有家仆或亲人送餐点来的精英成员。即便是在当时，刑罚的轻重程度也受到贪腐情势左右：一些资源较多的囚犯可在周末到购物中心逛街与回家休息，等到星期一再回监狱。

肃贪委员会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不靠恶名昭彰的贪腐警察即可调查嫌犯。这个委员会的成效实在好到令人难以置信：当中的官员抱怨政府与警方不够配合；而踊跃检举不法的民众带来超过1.6万起待查案件。到了2009年，委员会开始调查某位资深警官，与警方陷入苦战。一名高级警官形容，肃贪委员是“尝试与鳄鱼对抗的壁虎”。近年，这个广受欢迎且成效可彰的委员会因为政治交易而遭到阉割。总统佐科·维多多上任的第一年，行政机构认为有必要考虑逐步废除肃贪委员会，好让自己有足够运作的政治空间。

贿赂通常是在东南亚经商的固定成本。在国营领域中，这意味着抬高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以弥补低廉的薪资。2014年，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的调查发现，竟然有64%的民众表示，商人必须行贿才有办法做生意。就私有领域而言，贿赂经常是隔绝政府督查与干涉或是避税的成本。外界普遍认为，支配东南亚贸易领域的华人最容易贪污。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公正。这项指控源自华侨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事实，身为外来族群的他们，仰赖政府官员通融以获取通商必要的执照与许可。这样的依赖转而使他们私下进行贿赂，以确保能顺利取得必要的许可，而这种行为通常是受到意图趁机剥削华人以赚取额外收入的官员所指示。

大众普遍默认，贿赂以加速服务与商品递送的行为，促进了东南亚的经济，使得商业活动更有效率，而且通常能省去官僚体制的繁杂手续。因此，企业界充斥着回扣与贿赂的勾当，情况严重到这几乎已成了家常便饭。关于商业逐渐与政治密不可分、为现代企业和政治高层的大规模勾结与贪污打下基础的现象，马来西亚是个突出的例子。

马来西亚在1957年脱离英国独立，承续了西敏寺建筑风格的议会、采用英国普通法系（British Common Law）的法院，还有在为数众多的马来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华人和印度人共同生活的社会中，局限族群与宗教自由的宪法。独立最初的二十年里，这个国家在法治之下，向平等与繁荣踏出了令人赞赏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旨在针对贫困的马来族群重新分配财富的政策，消除了极端贫穷的现象，并且培养出一群在州属槟城引领东南亚地区科技热潮的技术劳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70年到2000年，当地的总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到7%，而贫穷人口从1970年的一半人口下降至2008年的不到4%。1990年代初期，我住在马来西亚时，当地是最先进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英语广泛通行，另外，虽然当地实施防止族群冲突的严格措施，政治领域中依然存在活跃开放的辩论。这种现象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政治竞争文化活跃，政府一直受到成员全是马来人与穆斯林的“巫统”所控制，“巫统”更与服从的少数族群政党组成执政联盟，直到近年一直保有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马来西亚学者特伦斯·戈麦斯（Terence Gomez）指出，贪腐问题的根源在于马来西亚独立时继承了非常大量的外资所有权。规模庞大、多数来自英国的企业集团，拥有自然资源生产的大部分资产。更糟的是，次等规模的企业所有权又落在华人手中，而如今绝对执政的多数马来族群却几乎一无所有。如同在印度尼西亚，国有化蔚然成风。1970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非但未将财富平均分配给马来西亚各个族群，反倒将目标定为在1990年之前，建立一个可望成功并占有30%企业所有权的马来商业界。这进而催生了大量旨在攫取企业资产并将其收归马来人所有的公营企业，同时也促使“巫统”搜刮资产并建立令人畏惧的专属企业帝国。

1980年代期间，一个兼任党司库与财政部部长、狡猾难测的人物，主导着“巫统”的商业利益。达耶姆·扎因丁（Daim Zainuddin）与他的上司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来自马来半岛北部的吉打州（Kedah）。达耶姆原本是在英国受训的律师，后来放弃法律事业，投入商界。他起初从事小本的盐业生意，之后转职房地产开发，辗转踏入政治圈。身材矮小、穿着一向朴素的达耶姆，出了名地难以约束。他不喜欢受到瞩目，以低调外表掩饰万贯家财，经常穿着褪色的旧蜡染衬衫与磨破的凉鞋出门。1990年代时，我每次造访他位于吉隆坡国道旁不起眼的低矮建筑里的办公室时，他总是打扮随兴，坐在一排屏幕前监看股市动态。当时，他的声势如日中天，但接受访问时总是含糊其词，很少直接回答问题，让人得费心捉摸他闪烁的眼神与抽动的胡须背后蕴藏的意涵。然而，达耶姆是“巫统”企业帝国幕后的主要操盘手，他在一群忠心的企业高层的协助下，利用复杂的股份交易与反向收购，在经济关键区域中建立错综交织的控股网络。

到了1990年代初，据估计，“巫统”的企业资产总值已超过10亿美元。在马哈蒂尔统治下的马来西亚，许多与“巫统”有关的企业都是垄断经营，尤其是在企业金融领域。当中运作的概念是，当权者指派密友领导这种企业，并找来聪明的年轻人经营。这些交易与赚得的收益，纯粹作为选举经费。这些钱除了让“巫统”大亨口袋满满并确保他们的忠诚外，也用来影响摇摆不定的选民或动员拉票的说客，另外还可资助本地的经济提案，塑造政府关心民生的形象。

在偏袒政府的法院支持的有关煽动叛乱的严法之下，当地媒体害怕遭到审查与起诉，不敢报道这些获利丰厚的法人操作及政商勾结之事。但是，立场坚定的区域记者，如《亚洲华尔街日报》（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巴里·韦恩（Barry Wain）与拉斐尔·普拉（Raphael Pura），竭尽所能地揭露“巫统”的两大摇钱树——玲珑（Renong）与马来西亚联合工程（United Engineers of Malaysia，UEM）等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盘根错节的交易网络。韦恩与普拉揭穿了“巫统”相关企业因为融资与资产负债杠杆倍数而摇摇欲坠，以及马来西亚经济实际上正沦为国内政治精英的人质，无论选举的频率有多高，这些精英都希望能够永久确保权力。韦恩如此评论达耶姆：“达耶姆的行为已经清楚展现了，他不会让利益冲突的传统想法，干涉他经营私有企业帝国、马来西亚经济或‘巫统’财务的方式。这三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达耶姆一直拒绝为任何企业渎职行为负责，也不曾被控以任何罪名。多年后，我在仰光机场的值机柜台遇到达耶姆，那时他七十几岁了。他身穿破旧的蜡染衬衫与招牌凉鞋，头上的红色棒球帽几乎遮住他表情丰富、淘气搞怪的脸孔。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他以一贯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当初在位多年与掌管“巫统”企业帝国所留下的影响一笑置之。如今，大众比较知道的是，他在经营艺术赞助事业。

达耶姆留下的是政治与商业密不可分的企业生态。而这种生态，为东南亚最惊人的贪腐丑闻之一提供了舞台，这桩贪污案件令马来西亚人闻之色变，牵涉的金额及贪腐的踪迹与其后造成的毁灭更创下新的纪录。

自马科斯在1986年遭到罢黜后，大众还没有如此关注过领袖的财富来源。年薪少于15000美元的马科斯，被控侵吞高达100亿美元公款，这个金额足以替贫穷的菲律宾偿还一半的国债。这些钱大多存在海外银行账户里。三十年后，这些非法财富只由1980年代成立以追踪赃款的政府组织寻回了一小部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惊人的政治抢劫案之一。

2015年，数篇报告陆续出现，暗指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据称的大胆阴谋中盗用政府监管的投资基金。最主要的指控是，纳吉布从基金转汇近10亿美元到他的个人账户，而他予以否认。政府的调查坚称这些钱全部来自合法捐献，依官方规定，马来西亚总统月领大约6000美元的薪资。在东南亚历经两次金融危机，并承受数十年改革与民主变迁的压力后，对那些希望透明与开放的政府文化能够因此在该区域盛行的人而言，这也许是最令人灰心的时刻之一。

2013年，首度有人质疑总理纳吉布以财政部部长职权管理的国有投资基金公司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 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1MDB）的财务正当性。这家基金公司旨在扩展并建立全球合作关系，以吸引更多外资，其中的一些交易规模庞大。2009年，1MDB宣布与沙特石油国际有限公司（Petro Saudi International）合资15亿美元，一年后更与阿布扎比一家能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1MDB与中国及卡塔尔的国有企业也签订了类似交易，而一连串的债券发行使其贷款累计达110亿美元。2015年初，新闻报道指出这些债券可能不会如期偿还，反对党质疑其运作明显缺乏透明度。尽管政府声称大批款项是从海外募得，外界仍旧怀疑政府将资金注入1MDB以维持营运。所有资金都去了哪里？在1MDB发出一连串声明，指出债券、法定审计与需要更多时间解释交易细节等问题后，种种疑虑更明显了。最终，政府逐渐失去公信力，所提出的纾困请求也遭拒绝——这对国营机构而言并不寻常。

后来，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设于英国、由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弟媳所经营的小型博客[这个名为“砂拉越报告”的博客乃是由克莱尔·鲁卡斯尔·布朗（Clare Rewcastle）所开设，她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英国记者，并为自由砂拉越电台创办人。其创办的电台以揭露砂拉越政治丑闻著称，在推动媒体自由上获得了国际组织的肯定。]，开始刊登有关1MDB运作内幕的详细报道。这个博客显然有渠道可取得据称有关交易的关键文件，还发布了扫描文件复本。博客报道，一位心怀不满的前沙特石油职员哈维尔·胡斯托（Xavier Justo）将相关档案交给马来西亚媒体，后来因为疑似勒索前东家而在泰国被捕入狱。这个名为“砂拉越报告”（Sarawak Report）的博客与《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在2015年初披露，曾就读英国公立学校的年轻华商刘德祖（Low Taek Jho），与纳吉布继子里扎·阿齐兹（Riza Aziz）过从甚密，疑似协助1MDB与沙特石油成立的合资企业从1MDB吸走近7亿美元，而这笔钱不知为何流入纳吉布某个私人账户：

总计681,999,976美元的款项，于2013年3月从阿布扎比投资公司Aabar[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子公司。]旗下的瑞士私人银行Falcon的新加坡分行，分批电汇至纳吉布在吉隆坡大马银行（AmBank）的私人账户，时间点正是大选前夕。

纳吉布否认任何不法作为，宣称这些钱是一名沙特皇室成员为了帮助他赢得2013年大选所提供的“捐款”，其中大部分在选举后已归还。沙特外交部部长在2016年初与马来西亚外交部部长会谈后表示，就他所知，这些资金的确是捐款没错。1MDB坚称从未私下交付纳吉布任何金钱；然而，爆料接连而来。2016年3月，《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海外调查员认为有超过10亿美元流向纳吉布的个人账户，其中大多来自1MDB。《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揭发，这些资金是经由一家事关（或刻意让它显得有关）1MDB和中东利益投资案的企业汇入纳吉布账户的。

马来西亚当局调查高层的初步举动，使这些指控变得更加敏感。检察总长阿卜杜勒·加尼·帕泰尔（Abdul Gani Patail）遭到纳吉布撤职之前，据称已准备起诉总理，不过其继任者展开另一起调查，并证明总理并未涉及不法，强烈反对予以起诉。纳吉布与马来西亚政府至今都没有控告《亚洲华尔街日报》或其他任何海外出版物，以反驳日益详细与来源显然可靠的爆料。然而，马来西亚的商业周刊The Edge的发行执照遭暂缓核准，在当地，一直以来对此贪腐丑闻表示关切的数名政治家与激进人士也遭控叛乱罪。

尽管马来西亚政府一贯否认，但随着瑞士、新加坡与美国当局开始调查1MDB涉嫌贪污的踪迹，这起丑闻有如雪球般越滚越大。马来西亚有数名外商银行高层遭到解雇或自行辞职。至少有一家瑞士银行与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遭点名，成为可能的调查对象。2016年7月，美国司法部提出诉讼，指出1MDB有35亿美元遭不法挪用于购买与刘德祖及纳吉布继子里扎·阿齐兹有关的资产，此二人都在起诉名单之中。里扎·阿齐兹的发言人向《亚洲华尔街日报》表示，其商业交易并无不当之处。刘德祖一直未对媒体发表关于指控的声明，但他的家人目前正极力阻止其名下财产遭到扣押。美国司法部部长洛蕾塔·林奇（Loretta Lynch）在一次公开声明中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曾将1MDB作为“私人银行账户”，但不会透露任何官员的身份。然而，她提到某位名为“大马一号官员”（Malaysian Official One）的人士。随后，马来西亚总理署（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一位首长在BBC的访谈中坦承，纳吉布就是“大马一号官员”，但他强调总理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然而，马来西亚政府意图保护1MDB，并开除曾经批评贪污案处理方式的政治人物与官员。多人受到波及，包括一名部长、一名国家正部长，以及身兼执政党“巫统”副党魁的副总理。所谓的独立调查小组成员，无预警晋升至低阶内阁职位。尽管“巫统”内部有所不满，但大多数人不敢出声。经验老到的观察家推论，牵涉巨额现金的古老赡徇方式，必定足以使党内人员噤声。但在台面下，马来西亚民众群情激愤，对于法律或政治机构无力解决大众眼中再明显不过的贪污案件感到沮丧。2015年年中，数以万计的群众走上吉隆坡的街道抗议时，当局利用新修订的叛乱法案（几乎任何对政府不利的言论都可能受到起诉）威胁逮捕他们。我曾在反对党控制的槟榔屿参加的乔治城（Georgetown）文学节开幕典礼，会上马来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兹米·沙隆（Azmi Sharom）怒斥：“这个国家充斥着不公的现象，政府开始失去理智。”2015年年末的同一个活动中，知名马来西亚漫画家朱基夫里·安瓦尔·乌尔豪克（Zulkifli Anwar Ulhaque，人称“祖纳”［Zunar］）豪迈地展示嘲讽这起贪污案的多幅画作。在画中，他描绘总理及其夫人手上抓着好几袋钱，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由破旧街屋改造而成的临时画廊里，他站在一群画迷前方，挑衅地挥舞着自己创作的两本禁书，里面有多幅讽刺贪腐的漫画。“你可以禁我的书和漫画，”他告诉警方，“但你不能限制我的心灵。”之后，祖纳很快遭到逮捕并被控叛乱。

除了揭露1MDB可疑贪腐网络的惊人规模之外，这起案件也凸显政府贪污与官商勾结的严重程度，这在任何政府，或任何像马来西亚一样社会结构脆弱的国家都是如此。尽管马来西亚在独立之际表面上继承了现代的民主政府，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个国家如今依然是多个分裂族群的总和。因此，当贪腐丑闻曝光威胁到纳吉布的总理地位时，政府便以马来族群失去支配优势作为恐吓，打出种族这张牌。

根据官方统计，马来人与原住民，占了马来西亚联邦2800万人口的60%以上。今日，华人约占总人口的25%，印度人则低于8%。这些年来，马来人的人口持续增长，预计在下一个十年将超过70%。同时，华人族群的人口自该国独立时的40%不断下降。马来西亚的种族炼金术支持着政府的所有政策，并且驱动着一切政治盘算；虽然官方提出一体化愿景——“一个马来西亚”，事实上还是存在实质性的种族与宗教隔离。每个族群拥有自己的政党，譬如“巫统”即专属于马来人与穆斯林。另外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与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党（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两者皆属于执政联盟。反对党试图组织跨种族联盟的努力，最后只能屈服于内部种族间的猜忌与纷争。人们严格遵守种族与宗教的界线，即使政府不再规定企业应该雇用或晋升多少马来人，企业内部依旧会设定限额。

因此，政府在回应与1MDB勾结的消息时，选择引发马来族群的恐慌，指称反对党正利用这起丑闻威胁马来人的特权与伊斯兰教的地位。一味恐惧伊斯兰教所面临的威胁，加深了马来西亚社会的分裂，分裂的程度严重到穆斯林要求超市提供专属购物推车，以免接触到非清真认证食物，这样的事件引发的关注甚至大于政府高层贪腐等其他议题。负责为马来西亚境内所有清真寺撰写主麻日聚礼（Friday Prayer）布道词的政府部门，在2016年3月发表一篇文稿，坚称：“对国家领袖忠诚的谕令不是来自领袖本身，而是真主。因此，倘若民众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真主。”可见曾被誉为自由改革力量与温和伊斯兰拥护者的纳吉布，已准备好反驳种种指控。在信仰与族群的藩篱互相冲突的国家中，这种将宗教与世俗混为一谈的言辞，蕴含危险的言外之意。一位马来学者兼准政府发言人认为应该忽视指称1MDB腐败的报告，因为这些资料来自“卡菲尔”（kafir）[阿拉伯文音译。穆斯林对不信伊斯兰教者的蔑称。]。这向多数族群马来穆斯林传达了清楚的讯息，即纳吉布的名声遭到马来西亚华人的玷污。一名执政党官员甚至宣称，过去几年来在伊拉克杀害穆斯林的美国政府，现在以马来穆斯林为目标。

纳吉布借由承诺改革国家不公的种族偏袒政策和过时的国内安全法，在2009年上台掌权。他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敦·阿卜杜勒·拉札克（Tun Abdul Razak）之子，曾在英国受教育，执政至今已有三十年，而他在1990年代担任国防部部长、后任教育部部长时，我熟知他是称职的首长与政治人物。迷人又讨喜的纳吉布，在许多方面是领导风格较为圆融的马哈蒂尔，他总是在挑拨性的雄辩言论中，无意间透露自己的深刻偏见与对权力的执着。纳吉布实际上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或宗教煽动人士；他的英语口音极其矫揉造作，连马来语口音听来都带有贵族鄙视平民百姓的感觉。然而，他却是胆小之人。我记得有次与他前往马来西亚东部沙巴造势，当时是1990年代中期，“巫统”在当地面临反对派的压力。我们搭乘马来西亚军用运输机从吉隆坡出发，然后改搭直升机前往当地参加政治集会。直升机接近看似丛林空地的区域时，纳吉布的表情显得紧张。他问一位随从：“人呢？”我看到下方有一小群民众，但没有看见任何欢迎的旗帜。“拜托，”我说，“你是政治人物，不会担心那么一点骚动吧？”纳吉布恐惧地瞪着我，然后命令直升机返回基地。

纳吉布上位时承诺改革，目标是修改妨碍言论自由的无理安全法律，以及改善扶持马来人与排挤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族群的政策。他也允诺让马来西亚的伊斯兰信仰稳稳踏上通往宽容与温和的道路。他甚至发起了全球中庸运动（Global Movement of Moderates），不仅受到西方赞赏，东盟的领袖们也将其视为区域性的倡议。然而，1MDB的丑闻迫使他逆转政策，巩固权力基础并阻挡反对派制裁他的行动。自2014年起，纳吉布恢复了更具压迫性的国家安全法案，借由旧时的叛乱法来抑制批评声浪。他非但未提倡温和的宗教改革，反而为了分裂反对势力与维持马来穆斯林的支持，而对宗数强硬分子逢迎谄媚。实行伊斯兰“惩戒法”（Hudud，施以鞭刑、刖刑及其他严酷刑罚）的提案，一直以来在州议会都没有动静，但是在1MDB丑闻爆发之后，瞬间就排入了联邦议会议程。此外，也不见新经济政策的任何改革迹象，因为纳吉布害怕激怒忠诚党员而不敢胡乱修改章则。

纳吉布也许会在2018年5月底前举行的下一届大选中获胜[2018年5月9日，纳吉布领导的“国阵”（“国民阵线”的简称）败选，马哈蒂尔再次成为马来西亚总理。5月12日，纳吉布宣布辞去“巫统”主席及“国阵”主席职务，即日起生效。]，但如果执政的巫统未能成功赢得三分之二的多数选票，他就会被1MDB丑闻拖垮，因为他与家人的长期贪污，以及据说他们为了自保而容忍的暴力事件将遭到揭发。黑暗龌龊的恐吓与谋杀内幕，伴随令人咋舌的贪污报道而来：美貌的蒙古女模特沙里布·阿丹杜雅（Shaariibuugiin Altantuyaa）与纳吉布的一名亲信有染（后来他获判无罪，但纳吉布的两名贴身侍卫因谋杀而被定罪），之后遭人掳走并以C4炸弹炸死；来自巴林的大马银行（AMMB Holdings Berhad，简称AmBank，纳吉布在那里设有账户）创办人侯赛因·纳佳迪（Hussain Najadi），于2013年某晚在停车场遭到离奇暗杀；而参与1MDB贪腐案调查的副检察官凯文·莫莱斯（Kevin Morais）遭到谋杀，尸体被肢解并藏在灌满石灰的油桶里，共有七人被控与这起谋杀案有关，其中包含一名资深军医。以上案件均未牵涉纳吉布或其家人，但一些人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一些潜在的告发者不是无耻地接受收买，就是遭到威胁。其中一位是私家侦探的遗孀，她拿到的收买金额少到像是在开玩笑；另一位是纳吉布的安保人员，他先是遭判必须为蒙古女模的谋杀负责，再获判无罪，而后又被判处死刑，后来他在保释期间潜逃国外，目前待在澳大利亚一家由“巫统”律师团掌控的拘留所，据说他们给了他一大笔钱，要他保持沉默。

马来西亚是这起丑闻的最大受害者：它的币值，连同身为享有海外援助与非洲投资的中等收入老虎经济体的国家声誉，一落千丈。难怪许多马来西亚人（拥有足够财富的族群）选择移民或到外地投资。不动产顾问公司莱坊（Knight Frank）估计，2014年，马来西亚人花费近50亿美元投资海外房地产。2016年初，马来西亚政府透露，自2010年起，已有5万人放弃本国公民身份。前政府经济顾问、现为海外学者的柯成兴（Danny Quah）感叹：“马来西亚当前的政治领袖不再明确有力地表达符合人民利益的愿景，不再受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推崇。”到了2016年末，纳吉布依旧极具权势，成功避开了任何形式的国内政治谴责；目前为止，唯一的受害者是那些试图揭露高官违法作为的人士，包含国会反对党的杰出议员拉菲兹·南利（Rafizi Ramli），他因为公布政府审计1MDB的机密报告复本，遭判18个月徒刑。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影响了范围更广的区域。2016年初，中国国有企业正式为1MDB的能源生产资金注入23亿美元，在马来西亚能源产业占有一席之地，并大幅协助清偿1MDB累积约9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坚称，这项交易出于充分的商业理由。先前，另一家中国企业拿出17亿美元投资1MDB拥有的房地产发展公司。这两项交易使中国在20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投资者，也确保了其将能参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兴建工程案。2016年11月，纳吉布访问中国，并借由这次参访警告西方殖民势力，不要指导它们曾经剥削过的国家如何管理内政。结束访问后，他带着340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合约及订购4艘中国造海军战舰的合约返国。然而一年前，总理纳吉布才被媒体拍到在夏威夷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打高尔夫球，而当时，马来西亚还支持华盛顿寄望可防堵中国在亚太经济势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马来西亚政府可说非常容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它的领袖处于困境、暴露在大规模的贪腐丑闻之下，之后，美国当局并未选择忽视这起丑闻，而是在司法部进行的调查中对其加以扩大凸显。

贪污的领袖与政府倍受西方监视，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是友好的。柬埔寨总理洪森的案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2011年声明，自己的年薪为13800美元，遭到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质疑。2016年夏季，“全球见证”指出，洪森的财产约达5亿至10亿美元，而其广大的家族成员更操纵了巨大的法人与公营企业版图。这份报告表示：“与洪森家族有关的企业占据了柬埔寨最有利可图的产业，包含贸易、金融、能源与观光业。他们也涉足一些因贪污而声名狼藉的产业，例如博彩产业、建造业、农业与矿业。”对此，洪森本人并未正式响应，但他的女儿洪马娜（Hun Mana）在脸书上发布讯息，指控“全球见证”在选举前夕利用“谎言与欺诈手段误导大众”，败坏父亲的名誉。

起初，1990年代中期在金边握有权势的保皇派，例如西哈努克亲王便与中国关系密切，直到去世前都保留在北京的房子。但身为东南亚传统君王的西哈努克与其子诺罗敦·拉那烈王子（Prince Norodom Ranariddh）都善于取得良好平衡。因此，从1990年代晚期起，中国政府开始与洪森交往，而他最终摆脱了保皇党[奉辛比克党（Front uni national pour un Cambodge indépendant, neutre, pacifique et coopératif，FUNCINPEC），是柬埔寨的保皇派政党，由前国王西哈努克于1981年创建。摆脱保皇党是指洪森于1997年发动政变，并摧毁奉辛比克党总部。]，他在联盟中担任第二总理直到1998年。到了2006年，随着洪森稳居上位，中国承诺提供6亿美元的补助与贷款，协助修复吴哥窟（Angkor Wat）、兴建横跨湄公河的桥梁，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截至2012年，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总额接近百亿美元。

柬埔寨前商业部部长孙占托（Sun Chanthol）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表示，这些投资没有附带条件。“这全是因为我们需要迅速开发基础建设。你问，中国有对柬埔寨开出任何条件吗？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没有。没有任何条件。”然而，西方因为洪森的治理方式而逐渐减弱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洪森选择成为对中国满怀感激与显而易见的盟友。因此，当东盟部长级会议2012年在柬埔寨召开时，作为东道主的洪森便可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中国。

贪腐的规模与其遍及许多东南亚国家政府各阶层的程度，是当地人民所担心的问题与重大的策略隐忧。领袖圈中持续存在贪污受贿，也严重阻碍了政治改革与变动。这种现象在马来西亚与柬埔寨最为明显。一直以来，人们都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尽管结果有好有坏。历来，泰国的军事统治者将对抗贪污作为获得长期掌权支持的主要筹码之一，虽然他们在位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变得腐败。平民主义的改革者，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佐科·维多多与较近的菲律宾的杜特尔特，都将打击贪腐视为主要政见。2016年7月总统就职日当天，杜特尔特在典礼上特别发布第一道行政命令。他在开场致辞时严厉警告：“我下令，所有部会与局处首长不得更动与放宽已经核准、即将执行的政府合约、交易和计划。”这些话说来好听，未来付诸实行将会面临极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