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名年约二十的男子的照片，他穿着士兵的工作服，头戴垂边帽，胸前佩了把老旧冲锋枪，对镜头露出微笑。我在1982年横越泰缅边界的秘密旅程中拍下这张照片，当时，我正要前往对抗缅甸军队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众多营区之一。这名年轻男子负责看守勃欧民族解放军（Pa O National Army）的一个偏远营区，那里距离缅甸边界只有几公里远。勃欧族为缅甸第七大种族，分布于今日毗邻泰国边境东岸、名为掸邦的缅甸地区。这座营区搭建在赭色的光秃山腰上，坡边矗立着高耸的龙脑香树。四周围有脆弱竹制军戒护栏的营地，由堆满沙袋的中央地下碉堡负责守卫，里面配备了一把二战时用的布伦枪（Bren Gun）与老旧生锈的闹钟，据说是为了警示守卫。照片里那位面露微笑的年轻士兵，在我拍摄的当下紧张地扣着扳机：这幅影像捕捉了东南亚动乱的本质，年轻人发现自己困在边远地区难以实现的奋斗中，靠着仅剩的尊严——身份认同——过活。

东南亚有段辉煌的内斗历史：世界上一些为时最久的内战发生在被人遗忘的遥远领土上。这些小规模战争也许不会侵犯生活在现代、发达程度较高的首都市民，也不会影响外国游客与观光客，只有少数几次例外。但是，它们确实会夺走数以万计的人命。它们危害经济繁荣、干扰民众生活，因而导致更多潜在的成本并阻碍发展。近年来证据显示，某些区域中，如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长期种族冲突影响极其惊人，这些动乱正激起国际恐怖主义。缅甸若开邦的北方区域是东南亚境内最偏远的地方。主要城镇孟都（Maundgaw）与布迪当（Bhutidaung）紧邻缅甸与孟加拉国的边界，多数地区住着无国籍的罗兴亚人。2016年10月初，由数百名罗兴亚人组成的团体攻击警察与军队哨站，来自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情报指称，这群人受到在印度发动攻击的巴基斯坦宗教激进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东南亚规模最大、最活跃的宗教恐怖组织。]的支持，但罗兴亚族否认此事。在东南亚边境的一些穆斯林地区里，不受当局重视且逐渐恶化的种族民族主义自治或独立抗争，已经引起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注意。2015年，菲律宾南部以绑架勒索外国人而恶名昭彰的武装团体，发布了一个制作专业的视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他们斩首两名西方人质并录下整起暴行。正当人们担心肆虐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充斥北非与西非大部分地区的内乱，会在国际间引发新一波激进主义暴力浪潮，东南亚悬而未解的冲突又为更加野蛮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有利环境。大多数冲突爆发的六十年后，这些对立依然存在，主要是因为数个世代以来，政府持续忽视它们、利用它们，并且阻挡外界为了终止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估计，自1947年以来，亚洲各地的次国家冲突已夺走大约160万条人命。1999至2008年间，死于亚洲次国家冲突的人数，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各种动乱（包括阿富汗等地）牺牲的人命还要多。这个数据令人咋舌，因为近年来在东亚的战争死亡人数比例，整体上已大幅下滑。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研究机构东亚和平计划（East Asia Peace）的资料，从1947年至1979年，东亚占了全球总战死人口的80%，但自1979年来，东亚的战争死亡人口比例不到4%。虽然亚洲的次国家冲突只影响整体人口的少数（约7%），但这部分的人数大约有1.3亿。某些事件的暴力程度惊人：泰国南部一个人口300万的地区，十几年来的战争已造成6500人死亡与4万人受伤。

泰国南部的叛军发起暴力运动，偶尔会避开三个有争议的省份与受外国观光客欢迎的地区。然而，东南亚多数的次国家冲突均发生于边境，例如缅甸的高地、泰国的最南部地区、菲律宾最南端的岛屿民答那峨、印度尼西亚极东边的巴布亚省及越南与老挝的小范围高地区域，这些全都距离喧嚣的大城市、壅塞的车流与豪华气派的购物中心非常遥远，通常也不会危及观光客，游客们很少踏足冲突区域，有时却会发现自己受到冲突影响。

除了菲律宾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全是种族民族主义导致的冲突，亦即少数民族为了获得一定程度有意义的自治甚至独立，所发动的抗争。领导这些抗争的反抗团体拥有足够的军火与资金，并且获得所在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就缅甸与民答那峨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而言，他们掌控广阔的据点，并且拥有组织良好、结构正规的武装部队。之前我访问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总部时曾大吃一惊。它位于民答那峨哥打巴托市（Cotabato City）郊区的达拉巴南营区（Camp Darapanan），不但占据距省会郊区仅数分钟车程的区域，还获准在当地以自有军队部署武力防御。从整齐的草坪与外观平凡的办公建筑可见，营区已自成一国。军营甚至还有脸书主页。这个地区有许多武装团体会交易毒品和违禁品，或是出口珍贵的宝石与木材，刚好可以利用自由抗争来掩饰营利的犯罪行为。在缅甸北部的克钦丘陵（Kachin Hills），挖掘翡翠矿石（华人视为珍宝的冷色绿宝石）的利润，一年据估超过300亿美元。这些利益落入克钦独立军（Kachin Independence Army）和与其对抗数十年的缅甸陆军（Myanmar Army）手里。然而，除了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主义者的特殊例子以外，光凭军事行动，向来无法击败这些动乱。

进一步检视，武装运动并不是从远处看到的那样。在发达城市社会边缘的险恶环境里进行地下抗争长达数十年，这些斗士显得疲累又憔悴。他们抛弃家庭，带着贫乏的干粮抗战。相形之下，他们偶尔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领袖，经常出国或流亡海外，生活在满是友好解放运动的神秘世界，游说容易动摇的自由政府，向他们寻求支持、庇护与福利，或向同样易受影响但名气较小的政府寻求武器与资金，另外也参加海牙的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由多个没有联合国席位的国家或政治实体组成的非政府组织，1991年2月11日成立，但2004年以后，该组织实际运作停滞。——编者注]及吉达（Jeddah）的伊斯兰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是一个伊斯兰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是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其成员国遍及中东、中亚、西非、北非和印度，共计有57个国家。]的会议。这些领袖之中，有些人过着平凡朴实的生活，在瑞典或挪威的荒凉郊区当公交车司机或邮差。一位我认识近十年、自称曾领导解放运动的领袖，目前在瑞典郊区小镇光明正大地生活与工作。他拥有脸书主页，喜欢云游四海；参加会议时总是穿着时髦西装、打扮利落。不过，有次我到泰国南部主持会议，所在地点隔壁的饭店发生爆炸案，而他正是疑似主导这起炸弹攻击的组织领袖。幸好，那起爆炸事件只造成几人受伤。

我跟他一起吃过无数次的午餐与晚餐，每次都是他请客。然而，他是受过训练的游击战士，在1970年代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利比亚训练营中锻炼出作战技能。每次我见到他的亲信，他们总是满脸笑容，激动地拥抱我，而我总是思考着他们因为痛失亲人而犯下的暴行及自找的受害者情结。我认识的另一位前斗士，他的儿子起初被认定命丧维安部队在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某处发动的攻击。满怀愤怒的他寄给我一个档案，里头是他儿子残缺尸体的照片。后来发现，他的儿子其实是死于出了差错的毒品交易。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耸了耸肩说：“我还有其他儿子。”

人们被迫采取暴力。他们逐渐习惯暴力。这成了一项事业、一种生活方式。

东南亚次国家冲突的种子在现代的建国过程中埋下，其中包含前殖民时期自治公国的瓦解，以及团结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今日东南亚的内部冲突大多发生在殖民时期之前就已独立的边境王国。其中一些公国历史悠长。位处今日泰国南部的北大年苏丹国（Pattani Sultanate）[明代张燮《东西洋考》（成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中称之为“大泥”。]，15世纪就与中国及阿拉伯海岸有直接贸易往来，直到1786年被征服并成为暹罗国王的属国。位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苏丹国（Acehnese Sultanate），则是支持16世纪荷兰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的三个国家之一。

武装反抗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高举叛乱旗帜，成员们利用褪色的主权回忆来合理化这些武力抗争。民族主义抗争首度爆发于1940年代时，泰国南部北大年当地的历史学者易卜拉欣·苏克里（Ibrahim Syukri）正在写作，叙述北大年王国如何在17世纪前发展为富庶的交易中心，并指出“当地经常可见从外地载运货物而来的船只”。除了阿拉伯人与一些华人，这个蕞尔小国也陆续吸引葡萄牙、荷兰与英国商人前来，在多泥的北大年河（Pattani River）河口兴建工厂。到了16世纪末，北大年苏丹国的“拉惹”（Raja）[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对国王或土邦君主、酋长的称呼。]派遣贸易使节团到日本。这位历史学者大胆声称：“当时作为暹罗政府中心的阿育陀耶，在商业发展上比不上北大年王国。北大年的繁荣，激起了暹罗王室强烈的征服欲。”虽然这段话明显夸大了此地在众多小型港口之中作为外国船只粮食补给站或雨季避难所的重要性，但其中关于北大年在四处掠夺的强大王国之外蓬勃发展自治的叙述，却为东南亚现代民族统一主义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固基础。

亚齐反抗军领袖亟欲重申17世纪古苏丹国与欧洲势力签署的条约。他们与北大年的马来穆斯林一样，看到这些原始条约的复本时，一直心怀感激，它们虽然黯然失色、遭人淡忘已久，却被珍视为另一个年代的主权记忆。另一个例子是，今日分布于缅甸东岸说孟语（Monspeaking）[南亚语系，主要是生活在泰国和缅甸的孟族所说的语言。]的种族，直到16世纪才建立强盛王国。第一批来到当地的欧洲商人，在古孟族商港马达班（Martaban）建仓库，并在勃固王国（Pegu）[据传，勃固王国是由两位孟族公主于公元573年建立。]首都兴建大使馆。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独立，孟族要求自治，但是遭到拒绝。从那时起，孟族解放军（Mo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今日最多有1000名武装士兵）不断为独立而战。殖民时期之前，弹性的自治形式是东南亚的常态。遥远的王国拥有属国的拥戴与忠诚，但军队行动力受限，意味着这些效忠大多只聊备一格。这些曾在全球贸易与外交领域崭露头角的地区，自豪感始终萦绕不去。人们怀念消逝已久的荣耀与地位，而这些回忆是东南亚暴力叛乱运动宣示国家地位与要求独立的重要支柱。

殖民势力带来了领土集权的手段与机制，范围从电报、铁路以至地方官员。引进有效的行政权力与职权，破坏了强制管理与放任之间的平衡，让边陲地区直到19世纪后期甚至更晚，才享有自治权。欧洲与美洲的入侵者破坏了东南亚大陆与世隔绝的山地社会；这些人不是一丝不苟的殖民行政官员，就是原为苏格兰人所有的孟买缅甸贸易公司（Bombay Burmah Trading Company）的伐木工人，以及来自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跋涉东南亚大陆的山林，找寻柚木与无所依归的灵魂，在这两方面皆大有斩获。基督教传教士是第一批记录高地民族语言的人，经常教授当地人拉丁字母，好让他们与避之唯恐不及的低地王国有所区别。陆军中校亚历山大·拉克斯顿·麦克马洪（Alexander Ruxton McMahon）是这股破坏力量的前锋。身为英属缅甸副首长的麦克马洪在19世纪最后三个月走访缅甸偏远山区，区分、记载与收服（虽然并非有意）几世纪以来未臣服于任何类型统治与治理的人们。他在1876年出版的《黄金半岛上的克伦人》（The Karens of the Golden Chersonese）序言中写道：“游历此区途中与人们的亲密沟通，有时甚至去到从未有白人到过的丛林……让我得以搜罗早前观察家未注意到的许多事物。”

1980年代早期在泰国北部求学时，我专门研究居住在边境高地、偶尔为了寻找商业机会而移居城市的少数民族。阿卡族（Akha）、克伦族、拉祜族（Lahu）、傈僳族（Lisu）与赫蒙族（Hmong）等特殊族群，起初便已从中国西部迁居缅甸、老挝与泰国人口稀少的山区。经常造访清迈与清莱（Chiang Rai）山区部落的旅程中，我享用当地人用气味强烈的森林药草炖煮的山猪肉，配上几碗粉色山稻米饭以及平底无脚瓷杯盛装的米酒。之后，大家围绕在营火旁，说着一群灵魂奔放的人的古老传说。我们聊到大半夜，之后我总是瘫躺在劈竹拼成的地板上，在黎明来临前，被松木燃烧的甜香与女人们晨起打水的脚步声唤醒。他们的独立感根深蒂固，无视现代政府与当权者的侵入，让我印象深刻。

殖民时代末期，统一中央集权的粗暴武力取代了较为宽容的分而治之的权宜策略。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在四海皆兄弟与统一的野心理想之上。“让我们共同庆祝今日到来的独立”，掸邦土司[缅甸土司是受中国土司制度影响形成，主要推行于掸人地区。东吁王朝征服掸人地区后，沿用明朝土司制度的基础，结合掸人社会的特点，并融入缅甸政治制度，建立了缅甸的土司制度。这项制度在贡榜王朝时期更加确立，是近代英国在缅甸实施分治政策的基础之一，对缅甸联邦的构建与缅甸民族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苏瑞泰（Sao Shwe Thaike）[首任缅甸总统，末代永贵（Yawnghwe）土司。]在1948年1月以缅甸联邦（Union Of Burma）第一任总统的身份首次公开演说时表示：

有很长一段时间，缅甸的主要民族——克钦族（Kachin）与钦族（Chin）——倾向把自己视为独立的国家单位。近来，一个更崇高、属于缅甸联邦的愿景，撼动了我们，今天我们团结一心，决定共同促进缅甸的利益，并且尽快实现这个国家作为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使我们为了独立所做的努力有了初步成果的，正是统一，但愿今后成为缅甸联邦的主权独立共和国的每一位成员，仍会继续喊着统一的口号。

但是，这种统一的薄弱基础建立在充斥着殖民迫切需求与历史偏见的行政架构上。残缺的整合与被迫同化成为不满的导火线，最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引发了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广大区域的暴力冲突。随着新国家艰辛立基，模糊不清的边界与社会种族分裂的断层线也爆发叛乱。当中许多民族（如缅甸的克伦族与克钦族）觉得遭到抛弃与背叛，因为他们一直是分权治理殖民游戏的棋子。其他民族，譬如菲律宾南部的摩洛穆斯林，以及某种程度上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都逃过了被征服的命运，也不会只因为现代的国家地位就改变他们的独立心态。摩洛穆斯林与亚齐人是西方帝国势力最难征服的民族。美国占领军为了进攻菲律宾民答那峨的丛林地带，研发了0.45口径的自动手枪，以击退会手持剑矛从树林里猛冲而出的摩洛匪徒。摩洛人由于誓死奋战，因此伤亡惨重。印度尼西亚作家穆赫塔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印度尼西亚记者、作家，也是《印尼拉亚报》（Indonesia Raya Newspaper）的创办人。作品《雅加达的黄昏》（Senja di Jakarta）是印度尼西亚首部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他反对印度尼西亚建国领袖及首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并因此遭到监禁。2000年被国际新闻学会选为过去五十年的50位国际新闻自由英雄之一。]告诉我，1940年代他还小的时候听过亚齐人的故事，他们出于极度憎恨会在街上刺杀荷兰人。受到现代“圣战士”的民族主义理想激励，亚齐人会采取与他们类似的自杀手段。经过历时三十年、牺牲六万条人命的战争，荷兰人直到1904年才降伏亚齐人。七十年后，亚齐人对加入现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后未得到好处感到失望，因而爆发剧烈的内部冲突。

去殖民化过程的散漫管理，解释了今日东南亚多数致命内部冲突形成的原因，在这方面，过去十年里我因为工作关系而有近距离的观察。人口多为马来人与穆斯林的北大年苏丹国，直到18世纪后期都是独立或至少是半独立状态，到了1786年才臣服于暹罗王国。当时的历史记载证实，暹罗军队以暴力手段镇压反抗势力，用绳索将男人、女人与小孩绑在一起，然后让大象踩死他们；当代的报道指出，至少有五万名难民往南逃到邻近的马来邦国。如今，一座17世纪建造的苏丹国巨型铜炮矗立在曼谷市中心的国防部大楼外，看起来就像个草坪艺术品。

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旧时的北大年苏丹国请求盟军帮助他们脱离泰国独立。依照《英国—暹罗条约》（Anglo-Siam Treaty），今日北大年、那拉提瓦府（Narathiwat）、也拉府（Yala）、沙敦府（Satun）与宋卡府（Songkhla）的马来穆斯林地区割让予暹罗王国。即便如此，由于泰国拒绝向日本宣战，让日本轻轻松松就侵门踏户，北大年的马来人还是希望能召开对他们有利的听证会。然而，英国可能是因为忙于管理南边的马来邦国，忽视了他们的请求。太平洋战争落幕不久后，出身北大年皇室、受英国教育的马来王子东古·马哈茂德（Tengku Mahmud），开始向泰国最南部的三府[即也拉府、北大年府和那拉提瓦府。]输送枪支，为刚起步的反抗运动备战，革命就此展开。

到了1960年代中期，暴力内战在缅甸多数地区、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与印度尼西亚酝酿，被越来越具压迫性的强制统一所刺激，并且配备有稳定供给的现代武器，其中一些是从印度支那战争（Indochina War）[指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又称“越南战争”，是美国等民主国家支持“越南共和国”（俗称“南越”）政权，对抗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与“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战争，从196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1975年西贡（现胡志明市）沦陷。]外流而来，一些是购自黑市。这些冲突到后来变得致命又漫长，因为中央政府坚拒响应反抗军的需求，不愿准许其自治。然而，政府至今仍无法击败这些叛乱的武装运动。英军在1940年代晚期发展出最早的现代平叛策略，在马来半岛丛林奋战以牵制马来亚共产党。他们的主要策略是，不承认俘虏拥有任何法律权利，并否认虐待被控藏匿当时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本地居民。东南亚国家平定叛乱的方式，延续了前任殖民者某些不经司法程序的特性，包括凌虐与未经审讯的拘留等手段。这些战斗大多不为人知，东南亚的维安部队留下了惊人的残暴压制叛乱纪录。常见的镇压方式，包括惩罚性杀害被认定为支持反抗势力的平民，摧毁居民的住所与生计，以及滥用私刑与未经司法审判的杀戮。尽管如此，维安部队仍持续进行一塌糊涂且冗长耗时的军事行动，目的是浮报军事预算，而不是赢得胜利。

在当代的缅甸、泰国与菲律宾，长久以来对抗分离主义游击部队的维安行动，在没有明显外来威胁的情况下，有助于提升军队的威望与合理化其扮演国家守卫者角色的需求。就缅甸内战而言，军方发展出有利可图的生意，与控制邻近印度和中国的边境广大区域的少数民族打交道。在泰国南部，过去十年来充满敌意的内部冲突，解释了泰国军队的整体国防预算为何大幅增加，以及为何发放额外津贴给驻守南部区域（众所周知也是走私品的主要转运站）的士兵。知情官员透露，关于这个冲突，军方认为继续维持暴力状态才是“成功”，但必须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解决冲突不是目标，因为这代表退让。

2007年完成、尘封已久的泰南调停报告中，序言引述了20世纪初前泰国国王拉玛六世（Rama VI）的话，指出管理南部的关键是“派遣合适的人去治理”，但文中并未提到融合。负责编写报告的一位委员会高层成员告诉我：“目标不是人民的福祉。”同样地，反对派压迫当地居民，经常提高税赋以资助武装抗争，或是对贸易课以重税。他们的暴行杀害了无辜平民，像是2016年10月28日，监视器拍下两名年轻摩托车骑士枪杀一名泰国女教师。他们在现场留了纸条，上头写道：“献给你们这些杀害马来人的混蛋。”在泰国南部，对立双方均针对性地枪击平民。

政府发现这些冲突难以压制，或因太多利益可图而不想压制的同时，以主权受威胁为由，延迟召开和平会谈。这或许是这些旧时冲突持续牺牲众多人命的最大原因：政府根本无意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直到最近二十年，政府才开始与反抗军对谈。苏门答腊北部亚齐省爆发的冲突，在短暂的对话与谈判后告终，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05年同意给予该省大幅度的自治权，并允许武装反抗势力自由组织政党，以求地方选举的胜利。这项单纯的妥协方案终止了为期三十年的低强度动乱，其间约有五万名无辜村民在小规模冲突与军队报复行动中丧生。

经过17年的谈判，2014年3月，菲律宾南部的冲突终于弭平，也高调签订了全面和平协议。而在缅甸，政府谈判代表与民族武装团体联盟经过短短两年的协商，在2015年3月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nationwide ceasefire agreement，NCA），为国家级的政治对话铺路，未来可望承认约占全国三分之一领土与人口的非缅族区域的联邦权利。

尽管有如此充满希望、得来不易的协议，和平却依然脆弱且难以实现。在缅甸，21个民族武装团体中，只有8个最后正式签署了全国停火协议。与此同时，军队继续在停火协议范围以外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加深人民的不信任。2015年2月，在菲律宾的民答那峨追捕可疑恐怖分子的突袭行动失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因为政府违反长期停火协议而回以防卫反击，造成44名菲律宾警察突击队员丧命，在此之后，涵盖民答那峨邦萨摩洛自治区（Bangsamoro）[菲律宾自治区，取代旧有的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区（ARMM），并拥有更大的自治权。2014年3月，菲律宾政府在马尼拉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邦萨摩洛全面协议，该协议将以“邦萨摩洛”政治实体取代民答那峨穆斯林自治区，标志着菲律宾政府与南部伊斯兰分离运动之间长达17年的和平谈判宣告完结。]的全面协议变得颓弱无力。更大的问题是，随着总统大选逐渐逼近，没有人准备好要捍卫和平进程。通常，每次政府做出改变，就会出现解决内部冲突的新方法。不只内战有利可图，草率促进和平也能获得政治资本。这十年来，我在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菲律宾研究内部冲突时发现，每个新上任的政府都有效破坏了前任统治者的成就，并且采取全新的手段，让武装团体怀疑政府的和平承诺，不信任对方派来的特使。时间回到2005年，民族和解委员会（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ouncil）在泰国南部成立，旨在找出与讨论加深冲突的当地民怨。我参加过许多次和解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一些泰国官员非常乐于倾听民意，也有意拟定政策来解决冲突的根源。后来，会议中提出的建议并未受到重视，并在2006年军事政变之后遭到尘封。

此外，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倾向对边境冲突视而不见。不同于非洲与中东地区许多造成死亡与摧毁首都的小型战争，这里的小规模冲突大多局限在某些地区。尽管如此，经济的危害不容忽视：据世界银行估计，长达三十年的亚齐动乱使印度尼西亚损失了一百亿美元，金额是2004年夺走近二十万条人命的大海啸的两倍；泰国南部持续十二年的冲突，大约造成了三十多亿美元的损失。动乱之后，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教育中断或受阻，不再有社会服务与正义，这些无可估算的人力成本一代传一代。

我在菲律宾南部的迷人岛屿苏禄省清楚见识到这一点，此地以14世纪在阿拉伯商人引进下首先接纳伊斯兰教而闻名。苏禄省虽然富有魅力、景色优美，却是东南亚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深受与传统部落冲突有关的特有暴力所苦，这些冲突中的暴民誓死奋战，直到恢复荣耀为止。即便是男人无意间“瞄到”有夫之妇之类的小事，也会引发出动重型迫击炮与机关枪的小规模战争。

当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偏远岛屿稳定发展成获利甚丰的观光景点时，苏禄省的地方动乱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在丛林密布、俯瞰首府霍洛（Jolo）的山丘上，坐落着一个居高临下的菲律宾军营。1970年代，菲律宾军队入侵霍洛岛，在摧毁具有历史意义的市中心的血腥战役中，试图从摩洛穆斯林反抗军手中夺回失土。从约瑟夫·康拉德驾着纵帆船，缓缓驶过苏禄海，遭遇好几群武力强大的陶苏格族（Tausug）海盗之后，这里没有太多变化。康拉德在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里，形容陶苏格海盗是“细致讲究又野蛮原始的一群人……看来坦率大胆的男人们赤脚行走，装备齐全，悄然无声”。今日，同样的男人在丛林间穿梭自如。几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著名恐怖分子在这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设立训练营区，练习制作炸弹的技巧。近年来，以“伊斯兰国”的名号招募士兵的证据逐渐浮现。摩洛叛乱结合大量武器与低劣或不存在的律法和秩序，酿成更加暴力的部落冲突，使数千人生活在贫穷与恐惧之中。

我造访苏禄省时，由因为身负沉重自动武器与额外弹药而快要跌倒的警官随行护送。如康拉德所述，陶苏格人随身携带武器，吹嘘自己把枪看得比女人还重要。以小型武器展开黑社会式枪战的影像，未能忠实呈现苏禄岛部族使用重型迫击炮与0.5口径机关枪猛攻的战事。此外，菲律宾政府对于要求马来西亚归还沙巴（苏禄苏丹[苏禄在被并入菲律宾之前，是一个独立的苏丹国。]的继承人主张其所有权）一事的安排，以及自治要求始终未竟的问题，使苏禄省人民抱持久久不去的憎恨，难怪驻扎该区的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会害怕得窝在山顶营区，吹嘘那里是岛上唯一能喝到星巴克咖啡的地方。

那么，这些冲突为何如此难以解决？为什么菲律宾摩洛人从1960年代起就不断挣扎？为何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从1940年代以来就一直抗拒泰国的统治？而克伦族（如同孟族）又为何从缅甸独立两年后的1949年起，开始向中央政府发动内战？

岌岌可危的主权是最明显的原因之一。解决次国家冲突最简单的方式之一，显然是允许某种形式的自治。但是对大部分的东南亚政府而言，主权依然是高度敏感的议题，一方面是因为多数的民族国家相对年轻，民族主义抗争的记忆犹新。就群岛国家而言，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允许地处偏远的岛屿自治，被视作鼓励它们独立。因此，出于对分裂或丧失领土的偏执恐惧，政府紧抓着州属不放，持续大力推行强势统治，并将人民当作臣属，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公民般以诚相待。这凸显了惊人程度的短视近利：什么样的国家领袖或官员会算计，为了保有主权，一天死三个人（泰国南部冲突平均一天的丧命人数）也在所不惜？同时，许多觉得受到压迫或被迫臣属的社会都坚决保有民族认同与某种程度的自治，甚至宁可选择削弱人心的战争，舍弃和平。

这种双重性深深根植于自1948年以来不断困扰缅甸的种族冲突之中，而这些对抗共同形成了从印度边界延伸至中国边境、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部战争之一。非缅人的民族构成缅甸三分之一人口，并占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从刚独立不久的联邦政府得到名为《邦隆条约》（Panglong Agreement）的早期承诺。不过，这个承诺可谓含混不明。一开始，民族领袖们相信缅甸第一任总理吴努根据宪法授予部分选举权的善意。他们这么做，是希望改革会接踵而来。然而，在独立不久后对抗边境地区反叛的种族军阀与共产主义动乱的过程中，缅甸军队提升了战斗力，并在强人奈温将军的率领下，获得平民政治圈中无可匹敌的向心力。1962年军方干政并夺权，联邦体制的希望完全破灭。军队将边境地区的民族团体视为极力寻求独立的从属人民，需要动用武力加以镇压。受军方骚扰与虐待而加深的失望，是驱使民族团体公然叛乱的关键因素。

1980年代初在清迈求学时，我住在掸族民族主义运动（Shan Nationalist Movement）一位领袖的隔壁。生于掸邦永贵的赵赞永贵（Chao Tzang Yaunghwe）[赵赞永贵（1939—2004），著有《缅甸的掸族：一个流亡掸人的回忆录》（The Shan of Burma: Memoirs of a Shan Exiled，1987年初版）。]，是在英国统治下获得行政权力的诸多掸族土司之中一位的儿子。如之前提过的，他的父亲苏瑞泰是担任缅甸联邦第一任总统的掸邦贵族。赵赞永贵与他的母亲[召婻哏罕（Sao Nang Hearn Kham），木邦土司之女。苏瑞泰过世之后，她携子前往泰国进行掸族独立运动。]——人称“尊母”（Mahadewi），即永贵的“伟大女王”（Great Queen）——同住在靠近城市西北边屏障的简朴房子里。我们都叫他尤金（Eugene），这可能是他小时候就读于天主教神学院时取的名字。在漫长的夜晚与优雅、气度非凡（而且厨艺过人）的“尊母”准备的美味掸族晚餐中，我得知了尤金的过去。他本人与反叛军领袖的形象有些不同。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快50岁，是个身材瘦削、书生气质浓厚、戴着眼镜并受先天性心脏病折磨的男人。他勉为其难、平铺直叙地述说自己的战争经历，而我从中了解到，他在1962年军事政变不久后掸邦起而反抗政府时，放弃学业加入掸邦军（Shan State Army），之后屡屡经历考验与失望。后来，他写了一本震撼人心的暴动回忆录，描述掸族领袖（包括之后在狱中去世的父亲）试图在缅甸联邦制度下为掸邦人民争取公平与正义，却徒劳无功、希望幻灭并遭到背叛的故事。

虽然“尊母”从未提及丈夫的命运或是儿子对民族主义抗争的醒悟，但她曾经激发我研究种族渊源的兴趣。“你得小心点，”她以骄傲的语调说着，眼神中带着戏谑，“身份只是方便的工具而已。你看，我不再拥有任何身份：我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尤金与他的母亲都在流亡加拿大期间过世。

缅甸军方牺牲了理想主义与受过教育的政治人物（如失势的吴努与苏瑞泰）之后，变得更加强大。建立联邦国家、不同种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且以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骄傲的愿景，也随着这些人物的死亡而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重拾前殖民时代缅甸国王荣耀的空想。这些历代国王当中，最成功的君主在统治期间征服边境地区，宝库里全是打胜仗掠夺来的战利品，宫殿里全是俘虏来的奴隶。缅甸军队受辉煌军国主义的镀金愿景蒙蔽，让民族地区沦为战场，士兵们犯下强制劳动、强暴妇女与屠杀民众等暴行。当地军阀趁着权力真空，强制推行以鸦片为基础的经济，强制劳动与课税，并处决遭控背叛民族目标的人。尤金描述自己担任掸邦军第一军区指挥官的经历时向我透露，最大的挑战是避免部队骚扰他们捍卫的人民。他在1986年，也就是1970年代中期离开战场的十年后，反思道：“未来不太乐观，因为就目前的仰光而言，可能会继续将种族叛乱视为一般的土匪行动，并试图用武力来消灭它们，如同1949年以来的这段日子一贯的做法那样。”尽管和平努力一直存在，但这种状况在2016年依然如此，而到了2017年初，政府意图振兴正规和平进程的努力，显然还是为持续的斗争所阻碍。

数十年的战乱期间，不时出现薄弱的停火协议带来的半和平时期，加深东南亚社会武装冲突的社会经济问题，程度或许比世界上其他受战争摧残的区域都还要严重。索马里、莫桑比克与苏丹等国家虽然也经历数十年的内战与冲突，现代却享有统一与相对和平的时期。此外，尽管恐怖记忆历历在目，黎巴嫩内战持续的时间相对短暂（1970年代中到1980年代末）。在一些非洲与中东地区的内战中，至今已有大批人口遭到杀害，当地的军事侵略行动拥有更优良的装备，也比较不受山区丛林地势所妨碍。

这些东南亚武装冲突的持久性造成了惊人的差别。以冗长的消耗战而言，和平与安全不过是年迈亲人的遥远记忆，在现代世界里几乎找不到类似的事物。害怕失去领土，使东南亚政府拒绝承认或处理由不断拖延的内部冲突导致的根本性不满。例如印度尼西亚最东部的省份巴布亚省，涵盖约一半面积的新几内亚岛，清楚呈现了政府在处理引发冲突的长期不满时有多么愚蠢。各届雅加达政府一直拒绝针对印度尼西亚在1969年以不当方式并吞这块土地的事件，给予巴布亚人任何赔偿。巴布亚人要求政府承认联合背书的公投有欠妥当，因为多数选民都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的人，在人身自由或安全受威胁下投票。这种未能解决单一历史恩怨的失败，强烈推动着如今助长暴力的民怨。

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坚持，激烈武力镇压才是解决之道。数十年来以严格安全措施响应巴布亚地区小型抗争的做法，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仇恨。住在巴布亚首府查亚普拉（Jayapura）的阿普丽拉·瓦扬（Aprila Wayan），之前担任记者时曾目睹一些朋友遭到逮捕甚至杀害，心中留下创伤，至今依然背负着沉重的痛苦。我建议，与政府对话也许行得通，她咒骂：“对话都是狗屁。”当我在本尼·文达（自称是巴布亚反抗运动的流亡领袖）与他的妻子玛丽亚（Maria）位于牛津郊区的廉价市建住宅里和他碰面时，也面临不信任与憎恨所形成的阻碍。文达之前逃出了印度尼西亚监狱，他说自己差点受虐而死；他年轻时曾目睹印度尼西亚军队对高地部落的叛乱分子开火。不出所料，文达认为与雅加达当局进行对话没有帮助。相反地，他将信任投注于发展迅速的独立激进人士联盟——西巴布亚联合解放运动（United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West Papua），其中有许多成员旅居海外。2016年年中，这个团体差一点就成为南太平洋国家组织之一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Melanesian Spearhead Group）[1986年由美拉尼西亚四国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共和国，以及新喀里多尼亚的卡奈克社会主义民族解放阵线（Kanak and Socialist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LNKS）组成的跨政府组织，目的在促进美拉尼西亚群岛的经济。2015年，印度尼西亚成为联合会员。]的正式成员。

尽管印度尼西亚过去二十年来逐步卸下了独裁主义统治的重担，以真正当责的民选政府取代例行公事的民主体制，并且遵奉人权的“普世”价值，但自1998年之后，没有一个政府能有效解决巴布亚人的不平。年复一年，巴布亚人成为家园土地上的少数族群，因为非巴布亚移民不断从印度尼西亚其他区域流入此地。2014年当选总统的佐科·维多多承诺调查人权侵犯案件时，超越了许多领袖。正当这个目标有些进展时，他却任命一位保守派的前军队司令担任巴布亚省首长。

东南亚政府未能解决内部冲突，使暴力变成当地大部分区域的家常便饭，并通过施行戒严法与军事占领来限制民主自由，甚至放任司法不公与侵犯人权的情事持续存在，鉴于该区多数国家如今已达中等收入水平，这些都是不该发生的情形。这也让许多边境冲突地区暴露在缓冲国政策与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之中，如同缅甸与中国边界的局势。以社会经济与地缘政治而言，这些冲突是东南亚的致命弱点。我想起自己过去任BBC菜鸟记者时报道北爱尔兰新闻的悖论，在那里，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由遭到扼制，而《防止恐怖主义法》（Prevention of Terrorism Act）合理化了压制言论自由的行动。正当英国政府计划继续忍受往后数十年伦敦市中心的致命恐怖攻击，以捍卫英国统治的正当性与少数北爱尔兰亲英派新教徒（Loyalist Protestant）[这里是指赞成北爱尔兰与英国统一的人。]的利益时，泰国政府似乎也准备好面对两倍于北爱抗争受害者的人数与更严重的日常暴力。在泰国南部，长期冲突曾在一个月内造成50—80人死伤，其中约有四分之一是泰国维安部队成员。然而，这些受害者——无论是国军、平民教师，抑或是佛教僧侣——几乎不曾被人提起；政府仿佛想用沉默来掩盖过往的苦难，而不去正视冲突的根源，或是做出可能危及主权的艰难抉择。

多数造访泰南冲突区的游客都和我一样，经由合艾机场（Hat Yai，邻近的宋卡府的区域性机场）来到此地。从商业多为华人经营、繁荣发达的合艾，沿着状况良好、贯通泰国南北主要干线的双向车道开车横越大陆到北大年，大约需要90分钟。自2004年以来，连接泰国与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峡，每天都有枪击事件，每周都有炸弹攻击，至今已造成近7000人死亡。然而，在我2005年首度来到此地的几趟旅程中，除了设置凌乱的军事检查哨与装备轻巧的悍马军用车（Humvee）的突兀巡逻外，起初很难在平坦无奇、一望无际的橡胶园与沙滩景色中，察觉暴力冲突的踪迹。我发现了一场不可思议的伪装战争。用泰语与当地人交谈，尤其是政府官员或安全人员在场时，只会得到他们忽视战争与满足于现状的响应。但是，如果在路边隐蔽的茶店用当地马来语与人闲聊，便会听到截然不同的故事。我早年的一位向导与信息提供者是个名叫易卜拉欣的年轻小伙子，他先是在泰国的大学念书，后来拿到伊斯兰奖学金前往喀土穆（Khartoum）的苏丹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Sudan）深造。易卜拉欣个性温和、笑容开朗迷人，但他很难得一笑。他在老旧的澳大利亚轿车前座置物箱里放了一把9毫米自动步枪，出于从未对我透露的原因，而且他有一条腿是假肢。

我在2004年中泰国南部再次爆发冲突的六个月后抵达此地，当时，一群训练有素的暴民动用数百支自动武器与弹药，突袭北大年南边那拉提瓦府的一座军营。对此，政府启动安全镇压行动，引发激烈反抗。2004年10月25日，好几千名青年在边境城镇达拜（Tak Bai）示威，许多人遭到逮捕，双手被捆绑着押上平板卡车，载往监狱。途中有85人死去。社会大众并未强烈抗议；虽然老一辈的退休叛乱领袖出来解释，但并没有任何人遭到究责或惩处。达拜事件标志了无止境丑陋冲突的再现，并导致东南亚近期历史上一些极其混乱的时刻。

泰国政府坚称马来穆斯林乐于继续作为泰国的一部分，强调他们享有宗教自由，譬如可以成立提供马来语课程的专属宗教学校。政府高层官员宣称，反抗军与示威者是罪犯，或者可说是行为像小孩般无理取闹的少年犯。不过，易卜拉欣与他的朋友们提到了马来穆斯林青年逐渐增长的挫折感，他们觉得自己在泰国社会中没有地位，也没有主张自我身份认同的空间。“泰国政府一直认为这是民族同化的问题，”旺·卡迪尔·则·曼（Wan Kadir Che Man，慈祥和蔼的北大年马来领袖，如今在马来西亚过着舒适的流放生活）表示，“他们认为马来人必须被同化、被融入到制度里，以及‘成为泰国人’……但是，北大年的马来人明白自己不是外国人，也知道他们的领土其实一直被原本是外国势力的泰国人所占据。”

同时，卷土重来的暴动由一群不表明领袖身份、也不为自身暴力行为负责的神秘革命分子带领，他们一直给新一代战士洗脑，让他们愿意为了从“暹罗压迫者”手中独立而牺牲自己。易卜拉欣与其他人一样，年少时在当地伊斯兰学校求学以及后来到海外留学期间，都被灌输过这种教义。2004年的暴动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它发生在基地组织策划的“9·11事件”仅四年后，距离其东南亚分支宗教极端组织之前在巴厘岛发起、牺牲了数百条人命的爆炸事件也只有两年。如今，泰国的穆斯林少数族群对佛教徒多数族群发动小规模战争。这是意图在东南亚建立哈里发国家吗？人脉广阔的向导易卜拉欣想起自己曾在喀土穆与本·拉登一起参加晚祷会，不久后，这位鼎鼎大名的沙特百万富翁成了“圣战士”，并成立了基地组织。据他表示，本·拉登讲话轻声细语，也没有发表太多激励人心的言论，他对本·拉登没什么印象。

正是在这种暴力、恐惧与困惑的背景下，考虑和平谈判的泰国政府请求人道主义对话中心（HDC）找来叛军代表。由于我身为学生与记者在泰国长期累积的经验与人脉，人道主义对话中心指派我联系相关人士。那是在2006年，冲突再起的两年后，而我没有什么头绪。叛乱分子声称他们不是凶手，他们越来越少在路边埋伏突袭，也未发布任何狂妄声明。我倒是知道有一群住在马来西亚边境、年事已高的前反叛人士，以及从前亚齐叛军那儿得知了几位流亡于瑞典的领袖。于是，我们从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簿着手。

经过许多个月的寻找，并排除了几个错误的线索，我有了一些进展。2006年，我在埃及的秘密会议中联络到第一位相关人士。我成功说服革命民族主义阵线（Revolutionary Nationalist Front，在马来文里简称BRN）的代表团前往开罗。我们在尼罗河岸一间两星级饭店的咖啡厅里，弓着背享用了好几碗橄榄与鹰嘴豆泥，喝着装在烫手玻璃杯里热气腾腾的甜薄荷茶。代表团的团长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而其他团员大多四十几岁，胡子刮得干净整齐。他们的外貌充满书卷气，与其说是革命代表团，倒更像是学术访问团——正如他们在埃及政府面前表现出的模样。他们坚称，“圣战”不是他们玩弄的手段；他们是受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的左派革命思想所启蒙。他们本性不信任所有外国人与局外人，包括我在内。我们用马来语交谈，但有时，我们的会面感觉更像是审问。他们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甚至拒绝下榻同一间饭店。他们告诉我，保密是必要的。就像他们说的，每次他们表明身份并与另一方交涉时，领袖不是遭到杀害就是被拘留。一位团员形容：“这就像在修剪草皮。”的确，据称泰国当局在1954年谋杀了德高望重的哈吉·苏龙（Haji Sulong）——启蒙这起革命运动的男人。他们的保密起了作用，因为泰国军队固然耗费数十亿美元增强防卫武力，拥有近40万名常备军以及用金钱就能买到的现代监测科技，还是无法击退叛军。

阿苏登（Azuddin）说：“我们抗争的基础越来越强大，因为人民开始意识到个别历史的重要性。”年迈的他曾是北大年早期的分离主义运动成员，而我是在调停冲突双方的过程中认识他的。我们通常都在哥打巴鲁（Kota Bharu）佩达纳饭店（Perdana Hotel）霉味弥漫的大厅碰面，这家年久失修的饭店建于1970年代，就位于马来西亚边界附近。阿苏登感叹：“还有泰国人对待我们的方式，警察与军队对待人民的方式，以及他们看待我们的眼神。”十年了，日复一日的爆炸与枪响夺走数千条人命后，泰国高层官员挑衅地坚称，南部省份的动乱可以通过建立“泰国人的身份认同”来解决，“这将能说服人们为国家做好事，而且效忠国王”。在精心维护的南北高速公路沿途的检查哨，当地的马来穆斯林孩童愤怒地瞪着身穿凯夫拉（Kevlar）[一种高强度纤维，多用于制作军用防护配备。]盔甲、头戴尺寸过大钢盔而汗流浃背的年轻农兵。那些士兵不会说马来话，难以与当地人沟通。对于这些神经兮兮的泰国士兵而言，每个人都很可疑；而对于那些孩子来说，每个泰国人都是侵略者，也是理所当然的攻击目标。

暴力局势因此持续恶化。我沿着通往泰国与马来西亚边界的道路，经过好几处结构脆弱、匆忙搭建的检查哨，它们看起来像是后来才加盖的设施，作为坐镇其中士兵的简略庇护所，与外头隔着铁丝网，目的是阻挡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经过时猛力丢掷的手榴弹。暴民是从不暴露身份的鬼魅。他们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在一次为了报复军方突袭伊斯兰寄宿学校的致命行动中杀害了数名泰国佛教僧侣。在邻近边界的农村寄宿学校，某个炎热下午，一位上了年纪的伊斯兰教长告诉我：“每个人都害怕被捕，我们不敢在晚上离开自己的家园。即便是身为阿訇[对伊斯兰教学者或教师的尊称。]的我们，要这么做也是困难的。我们很难履行教学的义务。”我问他们害怕谁，或者害怕什么。他回答：“大部分人害怕的是政府，而不是反抗运动。失踪的人越来越多。”我问有多少人？他说：“好几千人。村民说他们在河边与森林里看到一些尸体。”

我问他反叛运动的事情。教长小声地提到革命民族主义阵线及旗下神秘的青年组织，据政府估计有五百多名成员。他说：“他们的势力遍及每一个村落。”独立运动源自伊斯兰宗教教学社群，但他们却奇妙地采用世俗手段来争取自由。没有人祈求“圣战”，或是提到可能被解读成宗教所驱使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们谈论北大年民众遭遇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政府的彻底失望。由于这场冲突是在后2001年时期宗教极端主义兴起之际展开，因此了解这个看似违反直觉的动机有其必要。我在战区或在马来西亚边境的秘密会议中遇到的一些战士，说起话来就像率领人民抗争的游击战司令，与秉持教义或仇恨意识形态的人们相去甚远。他们为了以马来人而非穆斯林为主的文化自由与生活方式发起抗争，尽管这两个族群密不可分。在2004年冲突再起的两年后从军的一名战士表示：“北大年的人民仍然十分恐惧，觉得受到很深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服他们妥协。”

备受尊崇的前泰国外交部部长素林指出：“政府完全不知道叛乱者的需求是什么。”他本身是来自冲突区以外偏北部省份的穆斯林。在他看来，北大年的马来人受集体民怨而生的共同助力所驱动：“这种情况就像基地组织，不需要统合的指挥架构，每个人早就蓄势待发……（大部分时候是）为了复仇。”政府也发动报复性的攻击：建立皇室组织以支持信奉佛教的村民，鼓励受伤住院的士兵回到战场上寻仇。

在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暴力无情、充满误解与仇恨日益加剧的灰暗背景下，我努力居中促成和平对谈。最初的几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中心的河畔别墅召开。反叛者——北大年联合解放阵线（Pa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的成员——是我在好几个漆黑的夜晚到路边咖啡厅会面的同一群人；只不过这次他们身穿素净套装，像是亚洲版的“MIB星际战警”。其中一位曾在瑞典工作与生活了二十年，担任警方与法庭的翻译官，他的外表犹如民间武装部队联盟的领袖。“我们的联盟里有许多团体，其中有些默默无闻。”他带着令人胆怯的自信，叙述过去反抗军如何依照公开作战的策略对抗泰国军队，并在经历惨重死伤（部分是因为遭敌军渗透）之后，改采地下行动。1990年代中期在大马士革和开罗有过几次谈判，他表示：“但泰国人并非真心想要和解，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从内部摧毁我们。”

叛军有备而来，他们拿出备忘录，要求即将命名为“北大年”（Patani Darussalam）的、由四个南部省份与宋卡府数个行政区组成的区域，享有自治权。他们愿意考虑有限的停火以换取豁免权。泰国政府的唯一代表是个表情严肃的将军，短暂担任过议员，而且还是总理亲信，他并未展现丝毫的同情心。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也没做太多表示，只和当过泰国航空空乘员的妻子说了几句话。这个轻蔑的举动激怒了叛军：“我们被对方当作殖民对象一样对待……他们还尽量避免称我们是马来人。为什么我们非得被叫作泰国人？”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持续在泰国与马来西亚以外的中立国家召开秘密会议。慢慢地，冲突的两方展开对话，逐渐建立互信。一些泰国安全官员与叛军发展出尴尬的往来关系，与他们在敌对的沉默中对立而坐、尽说些死板与强硬的声明的那些日子天差地别。令人沮丧的是，双方代表团都只是各自领袖的代理人。他们无法替领袖发言，也没有执行或改变政策的职权。叛军那方的代理人通常是过去在战场上打仗的战士，获得高层授予的薄弱且可轻易中止的权力。

经过多次乏味的冗长会议，双方对僵局开始有了某种共识，泰国人承认叛军要求独立的严肃意图，而叛军意识到对方永远不会对主权妥协。在这当中，双方看来都只是敷衍了事，将优渥的每日津贴占为己有，尽情享受奢侈的饭店自助飨宴。然而在一点一滴构筑的互信与互重中，进展出现了。双方都承认自己为真正的伤亡所苦。他们以渺小却具象征意义的方式协助彼此前进——无论是更新通关文件或短暂停火，以加速信任的建立。

就沙场上的年轻战士看来，这种对话是对斗志与勇气的威胁。他们认为与国家交涉只会导致投降与背叛。更确切地说，交易哪会有什么好处？到了2016年中，对话不断受曼谷政治僵局所干扰，而在泰国政府执意推行以安全为基础的措施下，国内南部的武装运动将暴力行动扩散到古北大年苏丹国边界以外的地区。2016年8月，泰国有数个观光景点遭到突如其来的炮轰与纵火，造成四人死亡与多人受伤。虽然曼谷当局试图不将国家层级的暴力归咎于边境的分离主义冲突，但后来证实，革命民族主义阵线是幕后凶手。曼谷警方发言人纠正先前报道，指称现场的炸弹全都类似南部叛军使用的炸药，表示“这与恐怖主义不同”。他还荒谬地夸耀：“假如这是恐怖攻击，我们的情报单位就会指出是哪个组织做的。”事实上，革命民族主义阵线从未承认自己的暴力行为，而且就这场运动而言，曼谷敌对的政治派系相互指控，正好满足了它削弱泰国的意图。

近年来，基于一定程度的民主进展，东南亚政府面临越来越多与非国家武装组织展开对话的压力：不论是像民答那峨那样，军事解决方案失败；或是如同亚齐的局势，情况变得令人无法接受地残暴。尽管如此，对话与谈判并未获得有效利用，持续存在的民怨也蠢蠢欲动，即便是在冲突看似平息的地方，如亚齐，也是如此。双方都有面子与自尊问题。泰南地区冲突再起之后，政府花了宝贵的六年时间制定政策，合法化官员与武装叛乱成员面对面谈判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形容反叛分子是“与国家意见不合的人们”。

亚齐冲突落幕十年后，反叛运动的遗军沉浸在权力中，安于允许他们建立专属政党的特殊自治安排，也安于雅加达当局默许他们为了胜利而使用强制手段与恐吓。2016年之前处于自治下的亚齐省，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政体，支持严格执行对违法者处以公开鞭刑的伊斯兰律法。这是国际间期望的和平利益吗？我参加了亚齐和平协议的十周年纪念会，发现所有旧时的反叛领袖不是意见不合，就是抱怨这份协议的执行缺乏诚意。一位亚齐议员激动地表示：“我们曾经拥有‘麦加的前廊’（Verandah of Mecca）之美名，这是因为亚齐地理位置朝西北面向沙特阿拉伯而获得的传统标签。后来，大家称我们是和平的前廊。但是今天，我们变成失去机会的前廊。”

东南亚冲突中的正式谈判一向牵涉许多装腔作势与僵化的立场表态，造成极度不信任与缺乏诚意的态度，因而无法达致实时或可行的结果。遇到这类问题的国家一般会寻求第三方的协助，但就我的经验来看，东南亚国家通常不愿意接受外部调解。岌岌可危的主权、边陲地区的重要性与贫乏的对话，说明了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部分地区为何会持续发生次国家冲突。就如菲律宾南部的民答那峨，即使达成协议与签订和平条约，引发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1996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印度尼西亚居中牵线，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达成“最终”和平协议的同时，该阵线的一个派系愤而投效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于1972年。1977年，哈希姆·萨拉马特（Hashim Salamat）脱离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看来，菲律宾政府2014年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的邦萨摩洛共和国全面和平协议，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于是，如此循环往复，暴力冲突的悲剧曼陀罗，让军官们摸着口袋里的津贴与回扣眉开眼笑，让军火走私商赚得不亦乐乎，也让政客们靠着佣兵与军火得以在每五年一次的选举中无往不利。

有鉴于东南亚的经济与战略重要性，忽视这些旷日持久的次国家冲突，或者拒绝寻求和平的处理方式，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罪愆。随着经济发展与基础建设扩大到以前位处边陲的地区，这种行为变得更具毁灭性，影响也更加深远。当中，许多冲突地区横跨战略性的边境特区与贸易管道，譬如泰国南部或中缅边界；当东南亚十个国家一致宣示大家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这些冲突区偶尔也会出现暴动。过去十年来，循着地方冲突与暴力的路径，我试着劝说人们握手言和，尽管进展不多，却一直给我启示。这份工作使我更实际地去看待这个区域，程度远比之前身为对争取自由抱持空想的记者时来得深。显然，无论有无外在的激励或干扰，今日解决这些冲突最合理的方式，会是各国对地方分权与自治的要求，采取与时俱进且宽容的态度。许多宣称基于主权理想的抗争动机，不过是为了掩饰自私的个人利益——保有官位或有利可图的非法收入来源，有时甚至还替军事支出寻找合理借口。和平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其中包含了妥协，但是，东南亚地区至今依然将让步看成是示弱、丢脸。为了保住颜面，人们采取极端立场，坚持己见。暴力接踵而来，然后去满足其他更加功利的欲望。

我办公室墙上的照片中，那名手持生锈冲锋枪的年轻男子，想必是泰缅边境内战时期出生的第二代。当时带领我跨越边境的男人，是“勃欧民族解放军”一位名为奥凯尔（Okker）的年轻上校，如今他加入了与缅甸政府协商实行联邦体制的组织。至于照片里的小伙子，他的孩子与现在的士兵也很有可能全装备着由中国制造的更现代化的武器和新制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们的挣扎永远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