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陶（Aung Thaw）准将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前倾，在符合这个场合的礼节下，尽可能地强调：“缅甸跟其他东南亚国家完全不一样。”黝黑的肤色与精壮的身材呈现出典型的军官形象，掩饰了这位国防部副部长的出色才智与开放立场。“你看，”他接着说，“我们周围都是强大的邻国。印度尼西亚很幸运，它由数个群岛组成，不会受到陆路的威胁。”

这位将军极力表明，缅甸以东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2185公里，以西与印度接壤的边境线为1463公里。

我们在缅甸毫无生气的现代化首都内比都（建于国家的中心位置，据说是为了保护政府不受侵略）见面仅几个月后，这位将军的战略顾虑成真了。2015年头几个月，主要由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MNDAA）羽翼下的华裔所组成的致命叛乱势力，攻击驻守中缅边界果敢（Kokang）地区的缅甸军队。战争因此爆发，之后的几个月里，有近千名缅甸军人牺牲，缅甸军方表示，其中大约有200名军官被叛军的狙击手以据称是中国制造的精密来复枪杀害。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宣称拥有5000名兵力。他们拥有的大部分现代武器由中国制造。短短几个月后，印度特种部队攻击小队在2015年6月初偕同直升机部队跨越缅甸西部边界，拦截疑似在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Manipur）多次突袭印度军队的叛乱分子。对于毗邻两大强国的缅甸而言，光是担心两国的影响都来不及，还得面临武装冲突与入侵威胁。

我在本书开头描述了东南亚介于“季风吹拂下”的繁忙贸易路线之间的机缘巧合。历史上，这种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对东南亚地区相当有利，确保大量的贸易机会，以及流通的商业往来所带来的科技与文化副产品。交通的便利性也让东南亚地区容易遭受侵扰。现代东南亚从最近的两次入侵中复原，已经花了快一个世纪的时间：一次是欧洲人向东持续约400年的侵略；另一次是日本在1941年至1945年间的南进。这两次的帝国入侵都开创了新时代。阅读任何有关东南亚的当代观点或分析，不难察觉中国带来的新影响。在这一章，我将探讨现代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动态，以及这个区域面对世界上最大与日益强大的国家所迎来的挑战。除了人口稀少的中亚、同样罕有人居、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东部省份、印度，或巴基斯坦与尼泊尔的高海拔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区，世界上没有任何区域比东南亚更靠近中国，更容易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此外，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可说是今日世界超级强权的较量戏码中最重要的一条支线，在美国试图摆脱长达20年的中东纠葛之际，中国的崛起，驱使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战场，建立战略“枢纽”。几乎如同19与20世纪的巴尔干半岛，东南亚位于逐渐受强权争夺的地缘政治板块边缘。西边的印度虽然倾向不结盟与追求和次大陆密切相关的利益，却因为与中国的边界问题而不得不与美国交好。某位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指出，东边的中国“意图重拾它在东亚的中心地位”。对于以地缘政治炼金术为生的众多学者与战略思想家而言，亚洲的大博弈（Great Game）[源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战略冲突。“大博弈”一词一般认为是由英国探险家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所提出，后因英国小说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的小说《基姆》（Kim）而流传开来。]蓄势待发。

在人口结构和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有数百年的时间，人们从现今的中国云南省沿着湍急河流，跨越平缓起伏的山丘，来到并居住在东南亚大陆。蒙古人在13世纪为当时的中国打下云南的江山，该省随后成为蒙古入侵缅甸的据点。今日，云南拥有4500万人口与2000亿美元的经济产值，是中国经由东南亚将沟通渠道延伸到海域的军事重地。如英国知名汉学家费子智（C. P. Fitzgerald）提到的：“中国的影响、文化与势力，自人类最初拥有可靠的历史影响力的时代以来，便不断向南推进。”

中文词汇“南洋”，指称涵盖中国与东南亚海洋与陆地交界的温暖南方地带。看似与太平洋有关的这个词汇，也用来指涉数世纪以来移民东南亚并建立成功商业社群的华人（南洋人）。对面临各式地缘影响的东南亚而言，中国不只带来军事上的压力，也牵涉人口统计的逻辑思维——意即东南亚必须知道，隔壁住了13亿人口。另一个问题是，假如中国对移民东南亚且握有该区大部分财富的3000多万华人有任何想法，又会发生什么事？正是这种潜意识里对大量中国移民的恐惧，以及中国对该区华裔族群先入为主的域外主张，而非经由军事力量实际侵略海陆的威胁，让许多东南亚政府时刻都在担心自身的主权。

自1960年代起，东南亚各国间不曾出现真枪实弹的战争。先前描述的有害内部冲突隐藏在孤立与漠视的帘幕之后，而且鲜少跨越国界。似乎没有人希望通过外在军事力量威胁东南亚，而美国尽管在越战后留下负面形象，仍然充当这个地区守卫者的角色。美国空军出动B-52轰炸机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与“北越”的记忆已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以“地方而非基地”的观点来看待东南亚的友好的暂时性表现。美国水陆两用的船舰与直升机运送粮食与用水给2004年亚齐省海啸难民的情景，取代了美军在冷战时期对东南亚的威胁形象。这个和善的安全形象对东南亚大有帮助，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为止。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于河内发表有意挑战中国的演说后，情势开始有了变化。根据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需要更强硬地主张在东南亚战略地位的看法，国务卿希拉里将矛头指向中国对南海的主张。“我们认为，声索国[指声明索取某地区领土主权的国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如果一个地区被一个国家和平、公然地占有50年，其他国家没异议，那么该地区就在法律上成为其领土。因此，为了宣示本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就必须发出声音，索取该领土的主权，即为“声索国”；没有发出声音主张主权的，就是“非声索国”。然而，中国未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因为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所谓的“南海主权声索”就是一个西方的话语陷阱。]在追求领土主张与连队及海域权利时，应该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希拉里表示，“依照国际法惯例，南海海域的合法主权应完全衍生自对于自然地貌的正当主权。”这段言论直接针对中国坚称拥有整片南海海域主权的主张，以及中国地图和护照上所绘的著名的九段线主张[九段线是中国对南海海域权益边界的主张，九段线内的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都是中国固有领土。]。

对此，中国坚决主张其南海主权。到了2016年年中，中国已在处于亚洲几处最繁忙航线中的小型珊瑚礁地貌上，打造出数条能够承载现代战斗机与巨型运输机的跑道。这些岛屿也部署了高频雷达与高海拔导弹连。在这些岛屿周围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军船舰或飞机，都收到中国强硬要求它们离开的消息。

中国对东南亚的军事影响一直难以估量。尽管外界对于中国从一个被孤立与贫穷的国家跃升为全球大国感到极度恐慌，但这个国家从1970年代以来，并未真正与任何国家发生过战争。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军队的能力与实力大幅提升。目前，中国的军事预算在全世界的排名仅次于美国。然而，中国直接的军事干预并不是困扰东南亚的因素。东南亚政府面临的更大挑战，是与身为经济强权进而成为政治大国的中国打交道。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法国军事家、政治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自由法国运动，战后短暂出任临时总统，后由于左派政党反对他要求加强总统权力的宪法而被迫辞职。1958年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出任第一任总统。]将军说过，亚洲没有任何政治现实是中国没有兴趣或不关心的。如今，中国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与10兆经济产值，这番话似乎比以往都还要真实。

中国于1978年宣布实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开始起飞，得以为东南亚的商品与服务提供近距离的市场。某些人指出，邓小平受新加坡等华人占多数的繁荣国家的成功启发，意识到以华人为主的海外社会所能带来的机遇，而且预见了这些社会将对中国由农民驱动的农业经济带来革命性影响。同样地，对中国投资与贸易的机会，也被视为东南亚发展与蓬勃的重要驱动因素，相较于2000年的320亿美元，现今东盟十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值高达50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只位居第四。东南亚一度担忧中国的低人力成本会吸走他国对东南亚的投资，但现在就中国境内的工资增长（目前平均月薪超过1670美元，而2015年的印度尼西亚、缅甸与菲律宾平均月薪约1100美元）来看，这似乎不太是个问题。今日，一些低端制造业甚至从中国移往印度尼西亚等收入较低的国家。

当然，假如中国经济崩盘，必会重挫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稻米进口国，过去两年来由于中国增长放缓而减少的稻米需求，早已打击泰国与越南等东南亚主要稻米出口国。假使衰退演变成危机，东南亚未言明的恐惧便会是涌入的中国移民，情况就类似19世纪末、清朝于1911年灭亡不久前，数十万中国穷人从旧时通商口岸争相进入东南亚，也正如同17世纪中叶明朝衰亡后规模较小的中国移民潮。中国的朝代变迁在历史上一直是驱使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主要因素。中国投资东南亚港口与高速铁路等大型基础建设计划，再次引发最近一波的华人移民潮。中国劳工争先抢夺加入建设计划，并且经由东南亚边境地区的经济特区渗入该区，而这些东南亚经济特区已初具唐人街的风貌。

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东南亚与中国有过各种交涉经验。如之前所提，蒙古人在13世纪曾经侵略缅甸。他们好高骛远，因此没能成功入侵。之后，明朝在15世纪初至中叶再次尝试掠取越南，依旧失败了。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统治下的清朝对缅甸贡榜王朝发动了四次侵略——起初可能是追捕寻求缅甸朝廷庇护与支持的明朝难民的惩罚性征战。这些入侵行动全都失败了，不是因为中国军队过度扩张，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平原、纪律良好的部队，在东南亚环境恶劣的丛林里陷入困境、为热带疾病所扰。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首度尝试攻取缅甸失败，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东南亚。

中国似乎也并未全心致力于发展为海上霸权。亚洲最为学识渊博、成就出众的华裔学者之一王赓武主张，中国在历代的不同时间点，尤其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统治着华东与南海。15世纪初，身为穆斯林与太监的著名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人数众多的舰队从中国沿岸启程，甚至试图入侵爪哇。王赓武指出：“但是他们放弃了，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他们认为没有真正的威胁……因此何必浪费资源？”

除却这些短暂且并不太成功的扩张事件，“天朝上国”（Middle Kingdom）通常与东南亚诸国维持着良性正向的关系。中国朝廷将外在世界视为充斥着野蛮人的禁地，乐于接受南方幅员广大的领土上各邦属所奉献的臣服象征。纳贡任务包括到帝国首都正式觐见，对皇帝行叩头礼，表示承认皇帝为世界之王，以及呈递贡品以示忠诚。这些一年或两年一次的进贡，为刚开始发展的邦属换来了通常利润可观的贸易权利。如1725年某位船长所记载：“三年前，我们代表暹罗王向大清皇朝进贡。当时，有人建议我们，因为稻米在暹罗非常便宜，所以4200吨的稻米要出口到广东、福建与宁波……”与世隔绝的、被封闭在紫禁城内的中国士大夫，似乎从不担心这样的安排让他们处于输面，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位居世界中心这种令人宽慰的自负。这是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所称的古代中国“理性和平主义”的基础。

近期，就中国历史而言，东南亚不见明显威胁也是因为充分的内在原因：曾是前殖民时期亚洲重心的中国，两百年来一直处于沉寂状态，或因朝代衰亡与混乱而苦恼。清朝的长期衰微在鸦片战争后尽显，紧接在后的是数十年的斗争，各地方沦为军阀领地，而后遭到日本帝国侵掠。二战结束与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战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随之而来的是将近三十年的冷战孤立时期。这段为时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中国被有效隔绝于东南亚之外。直到1950年代冷战开始，中国对东南亚安全的影响才开始浮现。1960年代初，印尼共产党有机会接管印度尼西亚，中国表示支持，却未提供实际援助。

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亚洲多数地区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它纯粹是在利用谨慎的策略性影响以牵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存有争议。中国与苏联两大共产主义势力在1960年代因为党派分歧与更重要的领土问题而决裂。到了1978年，邓小平破天荒前往东南亚访问，与该区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崭新关系。中国政府的主要意图是继续将重要大国，特别是苏联挡在邻近地区之外。

无论如何，紧接在印度支那战争后抵抗美国势力并不是太难，因为美国政府为了疗伤止痛，在1975年之后从越南与柬埔寨撤军。到了1990年代，美国忙着在中东从事军事冒险行动，此后一直努力从中脱身。然而，或许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与划清势力范围，在缅甸共产党与缅甸军方直到1989年才结束的漫长内战中，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同年，逃到泰国南部丛林的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投降。1980年代末，中国宣布不再支持东南亚共产势力发动的武装抗争。

对于人口众多的海外华人，中国起初以不同方式对待拥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与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晚期声明，外籍华人不算海外华人。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有越来越多的活动试图吸引华侨援助。19世纪人口外移的中国南部有许多地区都设立侨务委员会，吸引华侨后代回国并且／或者帮助建设家乡。事实上，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十年里，大部分流入中国大陆的投资都来自港澳台同胞与东南亚的华侨。到了1989年，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金额总计约达300亿美元，其中将近10%来自东南亚华侨。

1990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新加坡宣布，中国已准备好共同开发南沙群岛地区，并且暂时搁置主权问题。王赓武认为中国是因为20世纪中叶被日本帝国侵略的记忆，而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之所以积极主张对一小群珊瑚礁岛（中国已在这些岛周边部署固定航空母舰）的主权，是为了拒绝给予讽刺地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U.S. Pacific Fleet）自由进出此区的权利。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认为，东南亚不论能否接受，“都将从南海议题中，厘清美国的决心与中国的意图”。比尔·海顿（Bill Hayton）在其详细描述南海主权争夺史的著作[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中，更加尖锐地主张：“在我们的时代，南海的情势将定义未来。”在菲律宾政府认可中国的行动后，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于2016年7月做出“判决”[此指南海仲裁案。]。中国怒斥这项“判决”，局势依旧没有改变。

作为调停者，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并从2015年开始研究如何缓和或许将成为“战争起因”（casus belli）的情势。中国政府国防官员接受我的访谈时表示，比起有效控制坐拥海域资源的经济开发区域，他们认为在珊瑚礁岛上插上国旗与部署军事设施才是当务之急。汉学家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cobson）说：“今日中国人觉得是时候开展斗争与停止过多让步于外人，尤其是日本与美国。许多中国人认为政府在外交事务上‘优柔寡断’。”对我而言，这反倒意味着情感上告急：这是一场无法通过传统的谈判与仲裁手段轻易解决的关键权力游戏，而东南亚成为两大地缘政治势力亟欲争夺的大饼。

在东南亚陆地上，中国一直坚称并未支持共产叛乱。就在最近，中国的东南亚政策更向前倾，带着更大的兴趣和参与度，小心谨慎地在互不干涉的指导原则之下发挥影响。先前提到在中缅边界果敢邦的激烈战争，看似得到邻近云南省的幽灵企业支持，然而中国政府并未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印度指控中国通过私人贸易公司与地下情报组织为印度东北各州叛军提供武器。中国军方对人们臆测中国官方支持这些跨边境行动的想法严辞反驳，不过他们承认，当位于边境的华人族群要求提供援助时，会感受到“舆论压力”。

为了抵抗来自强大邻国无论真实或潜在的威胁，东南亚长久以来亟欲发展强而有力且具凝聚力的区域认同，以保障国土安全及发展成为共同市场。因此，旨在对抗共产激进行动、受西方支持的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的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瓦解后，东南亚国家联盟在1967年于曼谷诞生。东盟在成立的最初四十年里，大多致力于共同安全与经济问题的国家群体发展。自由贸易的政权树立，而在2015年，东盟成员国宣示其为经济共同体，开放边界让资金与劳动力自由流动。事实上，至今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关税壁垒与人力流动的障碍依然存在。共同承担安全责任与享受5亿人口市场利益的团结区域承诺并未真正实现，充分说明之前强调的东南亚区域主权岌岌可危，并且凸显了势力庞大的邻国所造成的威胁。

东盟倍受其他国家误解，他们以为，整合的东南亚国家群体正迈向团结。这个看法大错特错。正如比拉哈里·考斯甘所说：“在东南亚，主权是相当新潮的概念，而且往往脆弱；人们尚未遗忘历史仇恨，这个区域也受到各大强权垂涎。”东盟为了维持整体性，所有决策都在共识之下达成，这表示它在政策上无法有太多作为，而且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做出任何实质决定。

尽管缺乏实质效力，东盟至少还是得以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大国对话；其中多数已签署作为此组织基础的友好合作条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预见中国崛起的西方势力与日本的强烈要求之下，东盟发起规模更大的安全论坛，一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共同安全议题，当中成员甚至包含朝鲜。过去三十年来身为区域安全讨论核心人物的新加坡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认为，东盟区域论坛（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RF）成立后，“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合理或令人信服地主张，世界大国对东南亚的安全事务不具合法利益？”

然而，虽然东盟在这个安全机制的网络中占据所谓的中心地位，但过去十年里，所有围绕东盟的大国——中国、美国及（比起另外两国介入程度较少的）印度，其实一直都在努力争取更多往来权利。从许多方面看来，小规模的冷战已经开打，目的在于取得支配地位，或者至少避免有任何国家独占如今仍是全世界重要贸易廊道的地区。东南亚的问题在于，该区国家向来都倾向平衡外部势力，而不是从中选择其一。冷战初期，美国原本尝试拿东南亚公约组织实验，在东南亚建立与北约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可惜运气不佳。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中期，东盟才正式与中国展开对话。多数的东南亚大国其实都在1990年代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其中泰国与马来西亚由于华人族群庞大，早在1970年代已大胆踏出这一步。

随着越战结束及日益专注处理中东问题，美国已逐渐丧失在东南亚的势力和影响力，因此中国开始根据其外交官员喜欢称之为“共赢关系”或共同利益的原则，来建立崭新的关系框架。一开始，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老挝与柬埔寨等软目标（soft targets）[指那些通常缺乏适当安全保护或难以防护的设施和资源。]上。老挝拥有共产党政府和与中国接壤的绵长边界，一直在中国发展战略性基础建设上占重要地位，它在道路、铁路与水坝建设计划中让步，让中国享有后勤通道与水资源，自己却面临华人移民大量涌入与自然资源衰竭的问题。耗资60亿美元建造铁路连通中国与老挝的标志性计划，使得资金短缺的老挝政府抱怨，自己被迫吃下30%的股份。对于这项建设，中国在人口不到700万的国家中投入50亿美元，并且动员30万名中国工人，势力逐渐扩大。靠近中国采矿计划区的老挝偏远地区中，人民不满情绪高涨，不断出现攻击华人的零星暴力事件。

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深厚的原因有二：其一，它需要可以牵制邻国越南的势力，而柬埔寨对越南尤具敌意，部分原因是柬共政权从越共衍生而来；其二，不结盟运动的早期倡导者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领导人的历史关系。由洪森（他摆脱了柬共政权以防被清洗）领导的内战后新秩序，在他于1990年代晚期摆脱保皇党后，迅速与中国建立起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套用一句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的话，在许多方面，正是中国在1980年代晚期协助重建柬埔寨的成功国际与区域外交，使外界最初感到逐渐崛起的中国会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然而今日，柬埔寨充分示范了过度亲中的隐忧，中国政府则将其形容为“全面的战略合作关系”。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已经向柬埔寨提供高达150亿美元的援助。在这个人口仅1500万的国家，来自中国的大量军事支持（包含装备与训练）逼近2000万美元并持续攀升，中国移民估计也已达50万名，而且人数不断增加。金边市中心兴建的大型购物商场与公寓住宅的复合式建筑（离建于1960年代的地标金宝殿饭店［Cambodiana Hotel］仅一箭之遥），象征着中国在柬埔寨日益重要的角色。大批中国劳工进驻神州长城（Sino Great Wall）公司工地，工地上方高挂大型横幅，写着“为柬埔寨人民建造的神州长城”。

东南亚地区逐渐感受到中国对经济的影响。身为东南亚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尽管自1978年起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0%，但在1990年代经济繁荣期间对该区域的投资仍只有缓慢增加。最初，东南亚人投资中国是主流趋势，至少直到1990年代晚期金融危机前都是如此。成立于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如泰国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集团（Robert Kuok）与印度尼西亚的力宝集团（Lippo），尽管面临来自中国当地竞争者的抵抗，但全都从首度进军中国市场的尝试中获取了可观利益。不过，自2005年起，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每年可见50%的惊人成长，预期不久后将超越日美两国。单就柬埔寨而言，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已投入约100亿美元的资金。

东南亚部分地区令人不快的统治或动荡，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肥沃的投资环境。过去二十年里，大部分时间，西方国家都对缅甸军政府实施制裁，禁止西方企业进驻，让中国国有企业得以自由发展。这些投资大多着眼手笔重大的基础建设，例如管线、铁路、港口及水力发电设施。孟加拉湾的港口与云南之间兴建了两条管线以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建设业龙头中信集团（CITIC）等中国国有企业涌入柬埔寨，在一系列政治评论家认为太过仓促，而且需要交由昂山素季带领的新民选政府重新权衡的交易中，于管线终端的邻近地区建造水坝、港口与开发房地产。

这些投资或许能帮助中国打造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并让各国政府获利，但它们的目的在于开发低廉的能源，以及开拓从中国内陆贯穿东南亚到海洋的可靠陆路。这些交易有其必要，以便中国的能源供应不会完全仰赖马六甲海峡——在任何与中国的重大权力冲突中容易遭到扼制与封锁的主要东西向海道。如美国战略思想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提出：“中国为了养活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能源、金属与战略矿产资源需求的推动下，走向国外。”东南亚也许不是原材料的最佳源头，但这个地区确实提供了进入海域的安全路径，经由这个管道，原材料可以从远地运来，进而用于基础建设。王赓武指出，长久以来，中国与其战略路线上的人民建立密切友好的关系，以满足自身需求。一如古代从中国延伸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凭借中亚游牧部落的安定而确保了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设想的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也必须通过与沿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来获得保障。

现代形式的资本运作，已经取代传统模式的效忠与进贡。中国提议借贷东南亚100亿美元，以加速这些交易的进行并建立一系列的资金与投资机制，也承诺在初期挹注400亿美元给2014年建立的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同年，中国还成立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又称“亚投行”），意图与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1944年7月至1973年期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加入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货币体系。]概念的借贷机构相抗衡，例如在中国眼中专门为西方捐赠国谋利的世界银行。通过亚投行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泰国发放的资金，中国也可倚赖海外华人族群的狂热兴趣来与中国企业合作。但伴随争夺交易与基础建设计划而来的，是取得土地的需求，或中国进口劳工的契约条款。令人吃惊的是，2015年，印度尼西亚几乎有四分之一的新移民劳工来自中国，其中多数效力于中国赞助的基础建设工程。

自此，“共赢”的概念面临压力。因为，假如中国设法建造深海港口及道路和铁路，以连接北上到中国的陆上路线，同时坚持派出成千上万名中国工人来执行这些计划，东南亚又有什么好处？过往阴暗的记忆依旧挥散不去。

中国在东南亚的庞大势力，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Myitkyina）最为明显。这座位于克钦山以北、距离中国边界约100公里远的山城，是翡翠（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高度价值的半宝石）的主要贸易中心。从仰光搭飞机到密支那需时近两个小时，到了当地，我发现坐落在寂静伊洛瓦底江畔的城镇弥漫着边境氛围。我下榻的简陋旅馆里，处处可见邻近小镇帕敢（Hpakant）露天矿产丰厚的照片。在那里，工人们在危险环境下（经常在晚上）艰苦地开采翡翠，挖出的矿石再由缅甸或克钦族人士挂名营运的中国企业出口，据英国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估计，这个产业在2014年的年利润超过3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财富，在我受邀参加多道菜式晚宴的偌大中式宴会厅尤其明显，席间供应的美食可见以高价买来的异国风味中式佳肴。我在2014年造访当地时，唯一可靠的手机信号是从中国发送过来的。许多日本品牌的SUV以缅甸车牌覆盖原本的中国车牌。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于2011年决定对中国发出警告，地点也在密支那。登盛向克钦平民社会组织持续数个月的抗争低头，无预警中止耗资近40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Myitsone Dam）工程。中国原本指望能靠这项建设，以低廉成本向云南供电。

新的缅甸政府在国内寻求急需的人民支持的同时，或许也在向西方献殷勤，因为他们决定停建水电站时，正值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迈出解除制裁与开放对缅甸投资的第一步。缅甸人民显然渴望表明，他们已准备好迎接一段更加平衡的外交关系。而尽管登盛的大胆举动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个警钟，中国在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建立相似的基础建设投资模式的后续行动，意味着停建决定没有太大影响。目前中国是印度尼西亚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主要通过新加坡等地方进行操作。这些投资大多着重于采矿与电力工程，带来许多类似之前对于密松水电站周围克钦族赖以维生的平原所造成的环境隐忧。

除了作为密松水电站灾害关键的环境考虑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有可能在东南亚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西方评论家激动地警告，中国的终极目标是将自身经济与邻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只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也意图扩张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连带强化影响力与势力”。马明汉（Michael Mazza）[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研究员。该研究所为设于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主要研究政府、政治、经济与社会福利议题。]在《国家利益》双月刊（The National Interest）如此指出。许多东南亚政府担心的是，中国借由兴建道路、铁路与港口（通常与海外华人经营的当地企业合作），已在区域经济中建立稳固基础，不久的将来便会开始要求海外华人合作（假如不是效忠的话）。在与遥远冷漠、看似毫无兴趣直接干预东南亚事务的中国往来数百年后，如今双方更为错综复杂的经济与人口关系，是否会将双方的关系转变为控制与依赖的模式？

1998年5月，苏哈托政权奄奄一息的最后几个月里，抗议的怒火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城市蔓延，愤怒的暴民开始攻击华人经营的商行。原因为何？表面上，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度尼西亚货币大幅贬值，造成粮食与生活用品短缺。印度尼西亚的富裕华裔族群（人口接近800万）在新加坡或中国香港持有房产与银行账户，长期反复遭到攻击。当中有许多人住在门禁森严的小区，但上一次攻击华人的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1965年，起因是当时政府的反共杀戮行动。不同的是，1998年的暴动中，中国与全球的华裔族群抗议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电视播放暴民焚烧与洗劫华人商店的画面，新闻报道华人女性遭强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保护当地华人。更早之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已清楚且慎重地表示：“印度尼西亚华人不只关系到……印度尼西亚的长期稳定，也有助于印度尼西亚与邻国顺利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同样地，港澳台地区民众与全球各地的华人也表达关注，不过，东南亚各国政府全都选择相信中国政府表示他们对海外华人福祉负有责任的声明。这情形与几年前形成了强烈对比。如今，一名中国资深外交官员在排华暴动正值高峰之际，匆忙赶往雅加达监督撤离持有中国护照的民众，过去的刻意划界突然间没那么重要了。

华人在东南亚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力。从最早在9世纪来此寻求贸易的早期旅居人士，到13世纪被带来此地的数万名契约劳工，或是20世纪只带着“枕头与草席”来此打拼的人，华人一直是东南亚社会为人所知且值得注意的族群。今日，居住在东南亚十个国家的华人约有3000万人。其中多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或福建，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从厦门与广州港口出发的定期航路建立后，大举移民东南亚。现今新加坡绝大多数的人口为华人，他们的祖先是英国人引进到港区工作的苦力。在马来西亚，华人近年已占该国人口三分之一（600万），当初他们是为了挖掘锡矿或到茶园与橡胶园工作而来到此地。在泰国，华人移民来此寻求更好的生活与更多的财富，占泰国总人口（约7000万）的10%以上，并为曼谷人口多数。

这些华人主要从商并居住在都市地区，基于财富与锲而不舍地与权势者培养关系，在社群中拥有分外重要的影响力。除了他信，过去二十年的泰国总理当中，至少有6位是华人后代。虽然他们大多使用本地姓名并与当地人通婚，所经营的企业仍多属家族所有且为私人控股。对漫不经心的观察者而言，华人族群似乎非常团结，而且长久以来一直朝同化的方向前进（此观点也恰巧符合学界长久以来的假设）。然而，依我过去三十年来的观察，却并非如此。或许是因为我具备多种族背景，所以对此特别敏感：如果任何社会有一个面向是流动且可被操纵的，那便是身份认同了。

民族认同与同化，在本质上是可交易的，它们既是机会的产物，也是世系血统的事实。我有一位泰国朋友是华人，出生在泰国南部的合艾镇，毕业于学生以华人为主的槟榔屿大英义中学（Penang Free School）及英国一所声望崇高的大学。他成年时正值冷战巅峰，当时，他为了成为货真价实的泰国人，隐瞒（或曾经隐瞒）自己的华人文化认同和语言能力。他掩饰得很好，还在几家泰国华人经营的企业集团工作，最后担任一家泰国华人银行的资深主管。不过，虽然长期浸濡在泰语与英语的世界，他仍鼓励儿女学习中文，并支持儿子到中国工作与生活的决定。到了1990年代后期，泰国重新开放人民学习中文的权利。过去，基于对共产党“第五纵队”（Communist Fifth Column）[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的恐惧，泰国政府下令禁止人民学习中文；1980年代初期我在泰国求学时，唯一能学到中文的地方可能是泰国北部的山顶村落，奉行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孤军在1949年从中国撤退后，便在那里落脚。二十年后，泰国北部大城清迈到处是受到在当地拍摄的卖座中国爱情电影吸引的中国观光客，还有一些宣传中文学校的广告。

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预言，如同其他地方，泰国的华人将会消失。当时，这是合理的预测：对许多泰国华人而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中国的亲人了。我在曼谷担任通讯记者时，有一位内勤助理透露，她的父母曾经抱怨这情形对他们造成了负担：中国在二战结束后比以往穷得多，而许多华南村落欠缺物资，因此华南人民会拜托他们的泰国表亲探访时带各种东西回来，从摩托车到冰箱不一而足。“文化大革命”那段糟糕的日子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族群鲜少或根本从未与中国的亲人联系。当他们再次能够回乡探亲，已是整整一个世代后的1980年代。这个时期，中国是可以赚钱与寻找新机会的地方。随着北京、上海与毗邻香港的深圳盖起一栋又一栋的办公大楼与购物商场，许多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几乎已经同化的那一代人的子女——逐渐回归祖国，开始说起中文，并且以中国人的身份找工作。

起初，中国不确定该如何面对海外华人及他们对祖国产生的新情感。当印度迅速将国内的华人正式定义为“暂居本地的印度人”（non-resident Indians），中国政府采取了综合性的做法。他们对富可敌国的大亨及大型企业的所有人敞开大门，譬如泰国的正大集团与盘谷银行、马来西亚的凯瑞集团（Kerry Ingredients）及印度尼西亚的力宝集团，并批准这些企业的合资交易，以利用他们的资本与技术。盘谷银行创办人陈弼臣（Chin Sophonpanich）很快便在家乡苏州附近成立分行。但是，政府并未替无法带来资本的回乡华人提供什么便利。虽然中国的永久居留法规较其他国家宽松，但政府仍刻意不去主张这些人是本国公民。不认同政府看法的当地中国企业家，甚至认为这些南洋入侵者除了竞争，什么也贡献不了。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其与海外华人的经济与文化联结也随之加深。

邻近中国的东南亚，使这次的返乡潮成为卓越的归乡典范。在马来西亚发迹的糖业大亨郭鹤年，靠着自己在中国成立的多家企业赚得盆丰钵满，其中以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最为突出。2015年，《财富》估计，郭鹤年的资产约达100亿美元，使他以92岁高龄成为马来西亚首富。许多像他这样饮水思源的巨擘为了报恩，帮助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理与外界的关系。举例来说，郭鹤年入股的中信集团，为中国的龙头贸易集团。他们协助兴建迫切需要的基础建设与物流网络，并促进中国与本国的外交关系；此外也帮忙应付野蛮的外在世界。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些现代大班（Tai-Pan）[源自广东方言，为过去广东人对外国商船船长的称呼；今日多指拥有庞大权势的商业巨子。]俨然是中国在详细计划崛起之际的媒介。他们有多少财富重新投入东南亚仍是个问号。同时，2015年年中，中国启动一项计划，让海外华人能够取得可在中国使用的身份证明，并可获得五年多次入境的签证。

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东南亚的影响与日俱增，尽管提出了一个多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战略”，但仍有声音质疑这种亲密关系在未来将如何发展。对中国而言，现在的风险明显更高。今日，中国认为美国、日本以及（程度没那么高的）印度都在极力牵制它。为了因应这样的局势，中国学者正设法合理化更积极参与东南亚的政策。他们提出“建设性参与”及“和平干预”的说法。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7年12月向中国学者强调，要“积极研究热点问题”，并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答案，从而在“世界稳定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分心处理中东问题近二十年后，美国政府发现中国正在添购军火以挑战他们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并意识到中国主张南海主权的挑战。与中国发生东海领土纠纷的日本，正努力摆脱战争对自身军事力量的角色与实力的限制。印度对东南亚并未实行前瞻性的政策，但近年来已在亚洲最远至越南外海的地区部署数艘军舰。

尽管可能不会持续太久，目前美国海军在南海仍拥有战略优势，南海紧张局势的形成，使中国更急于打造贯穿东南亚的陆路，以满足能源及其他资源需求。此外，随着中国的国内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到7%以下，是十年来最低），国有企业更加重视在关系友好的东南亚邻国的海外投资。

2014年5月军事政变后，泰国实际上遭到签约同盟近两百年的美国排挤。华盛顿要求泰国尽快回归民主政体，否则不恢复以往的通商关系。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Danny Russell）在2015年1月表示：“泰国未能及时终止戒严，恢复公民权，并且确保会制定新宪法与办理选举，因此在国际盟友的眼中益发不可靠。”面对美国的态度，泰国愤而增强军事实力，而中国政府迅即提供支持。起初，泰国看似正坚定走向中国阵营，与中国进行会谈，讨论缩短曼谷及其东北部城市与中国边境致命距离的高速铁路兴建计划。

泰国近年来与中国的交往经验，与196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冒险主义并无太大分别——据称，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30年代曾如此评论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他是婊子养的，但他是我们的婊子养的。”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可憎的南越独裁者，对过去五十年来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屠杀事件视而不见。的确，中国看起来像在模仿过去处于地缘战略扩张时代的美国。这传达了什么信息？中国已经崛起，是当今的全球强权，有更广泛的利益要维护。

泰国愿意调整与强国维持平衡关系的传统模式，让东南亚地区胆战心惊。马来西亚是下一个目标：总理纳吉布因被控盗用投资基金而走投无路的处境非常棘手，中国在2016年初提出援助方案。通过正常的招标渠道，中国国有企业支付近40亿美元，向以总理纳吉布为首、负债累累并深陷困境的1MDB基金，购买能源与房地产的资产。令人惊讶的是，2015年9月，在支持政府的集会指控反对党遭到中国与印度少数民族控制，因此不再具有重要地位之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现身吉隆坡市区唐人街的茨厂街（Petaling Street），公开呼吁抗议人士保持冷静。新闻报道，大使在发送月饼后表示：“这里商业繁荣，观光客人潮不断。看到中国商人与马来西亚及印度商人和谐地为这个地区的发展付出，我感到骄傲。”近二十年前，印度尼西亚华人遭攻击时，这里的人曾经有魄力地声援华人。

一切种种让东南亚清楚意识到，中国逐渐提升的地位与经济力量所带来的风险与机会。中国对于新“区域秩序”的主张，呼应了19世纪美国用以合理主张其有权干涉美洲大陆事务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政策。一些东南亚国家试图平衡与中国的关系，甚至质疑中国在本地的一些主张。缅甸总统登盛暂缓密松水电站工程后，菲律宾在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上挑衅中国对于南海（菲律宾政府偏好称之为西菲律宾海［West Philippine Sea］）主权的主张。此外，中国在新加坡兴建中华文化中心之后，新加坡政府马上兴建了一座新加坡文化中心。单就贸易层面而言，东南亚似乎不太可能找到取代依赖中国的可行方案。美国政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最初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多边关系自由贸易协议，旨在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正式退出该协议。美国退出后，该协议冻结约20项条文，并改组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旨在向所有亚洲合作伙伴（中国除外）提供有利的贸易条款——是勇敢的一步，但也是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的首批受害者之一。特朗普政府明显在2017年放弃了TPP，与多边主义及自由贸易的口号渐行渐远。然而，随着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前美国亲密盟友如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等国家中扩大势力，美国继续通过军事手段实践其前瞻性策略，包括派军舰到南海巡航，这种被视为侵犯主权的行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

新加坡蓬勃发展，拒绝亲中以防范中国日渐增长的企业重要性与地缘政治势力。这解释了这座渺小的岛国为何一直对美国维持其在东南亚区域的经济与军事优势的需求，秉持如此尖刻与坚决的态度。新加坡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主要支持者；它允许美国军舰经常性巡防，并且与美方签订基础协议，供美国海军在亚洲海域部署新的沿海战舰。但是，持续成长的中国资本与投资，威胁到新加坡作为“非中国”的地位。马云是中国最大的数字交易与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身价近300亿美元的马云，带领阿里巴巴在中国庞大消费市场里占据了优越地位。阿里巴巴旗下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支付宝在中国拥有超过7亿名用户，他们用支付宝支付各种服务费用，从出租车车费到一碗面的饭钱，几乎无所不包。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争相延揽马云担任数字经济顾问，最后马来西亚赢了。泰国正努力说服马云建立全球电子贸易中心。东南亚似乎准备好成为马云手中早已傲视中国市场、利润甚丰的数字支付与购物平台的下一个市场。同时，亟欲巩固不亲中形象的新加坡，也正在制定与推行国家专有的全面电子支付计划，以便保持国家银行体系的独立性。但这一步也许来得太晚了些。

这个选择一目了然：与作为分界线的东南亚展开新冷战，或者同意中国的条件，接受一种全新的、迄今未能预见的经济与文化支配形式。这是西方战略家长久以来所持的观点，如同记者布赖恩·克罗泽（Brian Crozier）在1960年代中期提出的看法，他将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视为“冷战‘激烈’开场的战地……强权互斗的战场”。

然而，全面冷战的局面不太可能发生。对于在南海发生的棘手冲突，不论是中国或美国都不希望引发热战，也都认为当前的紧张局势会威胁到商业与贸易的发展。每年约有6兆美元的贸易资金经由南海转移，其中大多流向中国。

2015年至2016年期间，我近距离观察这个局势，试图为南海设想合适的危机管理行动。我曾与一位中国外交部高层官员并肩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依循中国人偏好在正式会议上表现的礼仪交谈，他说：“你们拥有地区专业化的所有优势及接触广泛学术研究的渠道；而我们仍只处于发现新事物的阶段。我请你们外国人来商谈，你们却指控我们是操弄南太平洋等遥远地区的要角，但是，这些地方有一半我们连它们在哪儿都不知道，还得上谷歌搜寻！”

相形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自己身为世界上的主要军事力量拥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在北京，一位人民解放军高阶军官对我说：“你知道，祖国的下一场战争不会在海上开打，而是在陆地。”我问他，真的吗？不是在南海？近年来，中国海军现代化的速度明显。“不是，”这位人民解放军官员断然说道，“我们和美国一样都对非洲与中东地区极感兴趣。这些地方在未来都会遭到攻击，而我们跟美国一样，料想到时必定得去保卫他们。”无知曾是在冷战初期策划政变与反政变、身穿棉质军服并顶着平头的美国军人的标志。然而，中国的超级强权策略与美国并不相同。

早在1992年，东南亚国家首度对中国的南海主权主张表达担忧，并在勉强同意《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f Conduct）后，又于2013年针对更为正式的《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进行磋商。到2017年年中，框架草案基本成型，但没有看到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内容。大家并不指望这一准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中国指出分歧将依靠双边协商来解决。同时，中国加速推动在一连串的小型地貌上兴建飞机起降跑道的计划。最常被提及的岩礁之一永暑岛（Fiery Cross Reef）上，目前建有中国民航机与军机使用的三公里长飞机跑道。这些是引起美国高度担忧的不沉航空母舰。被西方称为“十字火礁”[中国填海造陆，让原本的永暑“礁”扩大成为永暑岛。]的永暑岛毗邻国际间最繁忙的航线之一。中国宣称拥有这座岩礁及其防空区的主权，各国又该怎么办？

为了减轻压力及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向区域中友善的国家提议联合演习及其他信心建立措施。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些互动，会惊讶地发现，中国擅长利用非正式的“第二轨道”（Track II）[政府间或官方间的国际交流被称为“一轨外交”（Track I diplomacy），“二轨外交”就是非政府间、非官方的互动交流。最先提出第二轨道理论的是美国前外交官蒙特维尔（Montville）。在第一轨道官方交流，双方代表国家立场，具有强硬、排他性和防范对方的心理阻碍。第二轨道方式在没有第一轨道所背负压力之下，可较灵活、广泛地互动，发展相互信任，有利于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并可减缓政府间紧张关系，更易促使政府就某方面合作达成共识。]对话来缓和他国的恐惧。面对所有关于欠缺管理安全的正式安排的担忧，中国似乎乐于充分利用名为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CSCAP）的非正式安全论坛。中国官员与学者（一般也是政府官员）可在其中不拘礼节地与来自东南亚地区二十个国家的同侪与同事互动，讨论共同的安全挑战，而无须做出任何改变官方政策的承诺。涉及国防官员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与其他非正式论坛，可随时作为缓冲，让各国通过参与论坛来缓和紧张，并且为中国争取增强军事力量所需的时间。

记录中华帝国过去与他国接触的历史记载中，充满了许多难以捉摸的士大夫为了避免做出可能被解读为有损帝王与国格的决定，所采取的阴谋与拖延策略。面子就是一切。莫里斯·柯利斯在20世纪中冷战开始的二十年前出版、现已被人遗忘的图书《大内》（The Great Within）中写道：“保住面子的价值观，贯穿了中国人的一生与治国手腕。即使那些表象明显荒谬，他们也认为值得继续维持。”不过，阻挠手段与妄想有其限制。中国的问题在于，最晚从2010年起，基于美国的鼓励（如果不是压力），东盟便已开始向中国要求除了舒适会议与五星级饭店宴会厅里的私下闲聊以外更多的保证。但中国不擅长与不按其条件来走的集体讨价还价。这正是危险之处。

现今中国的势力可说正值该国历史的巅峰。因为尽管满族人以其游牧根源远征中亚大草原，明朝皇帝怀抱远大外交梦想，中国的势力范围始终受到限制。然而，随着中国拥抱现代科技与参与国际经济，这些限制正逐渐消失。今日，有将近一亿名中国公民遍布中国以外的全球地区。很快地，大部分东南亚地区也将会像依赖谷歌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脸书一样，深受马云的网络理财平台影响。涌入泰国佛寺的大批中国观光客，迫使寺庙架设安全护栏。而这些中国人日益呈现机会主义移民的形象：他们身上带的不再是枕头与草席，而是iPhone、信用卡与现金，还有贪婪的胃口。巴黎的路易·威登奥特莱斯外也架起了安全护栏。人们必须记得的是，19世纪中期中国人从沿海地区大举外移时，如非因官方商务之需离开帝国疆界的中国人必判死罪。

中国目前有方法软硬兼施地展示实力：发展中的蓝水海军（blue-water navy）[指能将海上力量扩展到远洋及深海地区、具备远征作战能力的海军形态。蓝水海军要具有能在外洋长时间执行任务，并在宽广的大洋中保护本国及海外国土利益和安全的能力。]可在南海以外的海域妥善部署，以及撤离利比亚与也门战争区域的中国公民。其重装海巡船（基本上是改装的海军驱逐舰）可在中国主张南海的九段线范围以外的印度尼西亚海域，抵御比以往更具侵略性的渔船。目前一家新的基础建设银行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作为东南亚各地建造港口与道路之用，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大倡议，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整个亚洲连接起来并直通欧洲。那么，扩大保护居住在东南亚数世纪之久的海外华人的作为呢？显然，“理性反战主义”的旧时模式在现代有其限制。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已展开强势的主权捍卫行动，展示身为新超级大国的实力。中国期待东南亚冷静地接受这个全新的权力方程式，并且持续声明美军在该区的部署将对亚洲和平造成威胁。

今日，中国不再掩藏自己的实力或权力。如今，美国正在阻止中国的崛起，在此情况下，战争恐会爆发，而东南亚将会是战场。然而，展望东南亚的未来，我们必定可以假设，西方除了华丽的辞藻，它们抵制中国崛起的力量与兴趣也正逐渐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