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炉周围炕着两箩板栗，是昨天红林和爸爸去后山顶打的，要走一两小时的山路。一夜的烘烤脱尽了湿气，露出微红的颜色。

小雨一直下到今天没停，红林说山上露水大，出去一身透湿，掉下来的毛苞打中头背，扎得生疼。打回来自己不吃，留着奶奶上街去卖点钱，回头还要去拣点。

火炉另一边墙上炕的木料，也是从那处遥远的山顶上砍伐，由红林和爸爸一起拖回家里。从上次在八仙镇街坎下土屋里见面，时隔小半年，红林手心仍有淡淡的印记，是那次拖树留下的挫伤。

似乎在伯伯王多权瘫痪的床榻前，一切都变慢了，从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间土屋，窗外随节令飘落的细雨或雪粒，屋内的零碎陈设和床上僵卧的病人，都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靠着手里十字绣的针脚，一丝丝编织与维系。只有红林的身个没有遭遇延宕，她按照生命该有的样式，由最初那个胆怯女孩，一步步长成了眼下接近成人的少女，倒像是身上某种东西被加速了。

使床榻上的时光停滞下来，和床前的时间加速的，是同一种东西。自从二十三年前伯伯在山西煤矿里遭遇塌方，砸坏了腰椎之后，一切就按部就班开始了，尽管红林当时并未出世。

一岁时母亲离开了，爸爸长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在地里操劳。襁褓中的红林被放到了伯伯的床上，由他尚能活动的上肢拂弄照料。从那一刻开始，病人和婴孩，伯伯和侄女的命运被牢固捆缚在一起，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

这像是两人之间的约定，像是第一次来到这间溪沟尽头的土屋，墙上叔侄俩合作的一幅水彩透露的：墨水勾画的菖蒲带来了唯有的湿润，旁边歪歪扭扭的签名也不显落单。八年后红林在作业本上的一首诗里写道：

叔侄相依

四个月前我见到红林，是在狮坪街坎下的土房子里，贴着车辆往来的马路。叔侄两人租住在这里，两张床中间隔个帘子。放学归来的红林烧好开水，让伯伯倚在床边下面条。我第一次有了红林差不多长大了的感觉，和上次在石水沟口炒茶的厨房里不同。

那间屋子的光线暗淡，中间占据一个很大的熏黑了的烟囱，连带架着两口大锅的灶台，残留炒茶的焦糊气息。床铺挤在一个角落里，和灶台的案板之间有一条尺把宽的缝，王多权说可以在床头够着切菜，红林的身量差不多平齐灶台。小便用瓶子接，四五天一次的大便，王多权自己在床上拾掇好，扔在垃圾桶里，红林回来提出去倒。我想一个瘫痪矿工和九岁女孩的生活，在缝隙里如何维持下去。

以前是奶奶带着红林在这屋里陪读，王多权和父亲留在豹溪沟里，家计难以为继，王多权提出自己留下来，和红林互相照顾。床头悬挂和枕边铺叠的十字绣，是这里独有又绝望的掩饰。

但日子却绵延下来，到了公路坎下土屋里。叔侄两人的日程是，清早六点王多权喊醒小床上的红林，起床洗漱和扫地，换过小炉子中的煤，坐上一茶壶水，还要淘好米，搁到伯伯的床铺边，之后才去上学。到十一点多，王多权在床上够着煮米下锅，等着红林回家洗菜炒菜。学校有营养午餐，但只有一个人的份，也不能带出食堂，红林因此不在学校吃。午饭的时间刚好一个小时，十二点五十红林赶回学校，走前再把下午的米淘好。

下午四点半红林放学，回家重复上午的日程。如果是下面条，则只需烧好了炉子上的水，面条放置在手边，王多权自己会弄。和在炒茶的灶屋里不一样，做菜完全成了红林的事，一般是土豆丝、土豆片或白菜青椒，“刀工超过了伯伯，切得细”。

炒菜是两人轮流。“伯伯嫌我炒菜盐放得多，但他自己炒时放盐更多。”红林说。伯伯炒菜时，红林抽空洗掉中午的碗。

晚饭后红林再次去学校上晚自习。因为时间过于紧张，红林请求班主任把原为五点半的时间延迟了十分钟，比中午多出了五分钟的洗碗时间。

晚上九点四十下晚自习，回家后不能马上歇息，红林需要给伯伯擦洗换药。伯伯长期卧床生了褥疮，需要先清洗疮口，用酒精棉条擦拭，消毒两次后搽药膏，每天要搽洗两到三次，白天也要抽空进行。眼下伯伯的褥疮已经收缩到指头大小，在类似瘫痪病人中少见，也很少感冒。

今年上半年，换药时出现了一次意外。煤炉上的水烧开了，站在床前的红林占着手，趴着的伯伯顺手去提，一不小心泼了，开水顺着红林的腿淌下来，一直到脚上，赶忙脱袜子，皮烫松离了，“有生没遭过这样的罪”，开始伯伯说抹鸡蛋清，又不敢抹，红林在地上坐了十几分钟，腿杆起了一溜燎煎泡，伯伯在床上手足无措。后来红林勉强出门上厕所，被房东老太太看到，才拿酒来洗，也没上医院，躺在床上一夜没睡着，到了早晨腿上都是鸡蛋大的泡，泡又破裂流水，钻心疼痛。红林挣扎着去上学，上体育课向老师请假，老师才发现。疤子烂了两个多月，有处化脓一直不好，后来自生桥下一户人家找了陈年的黑子（熊）油来搽，用了三次搽好了，这一劫才算过去。

十一点左右，忙完了的红林睡去，隔着帘子的床上，王多权仍在做十字绣，整晚整晚地绣，一个是图安静，另外是因为睡不着。到了白天红林去上学了，坎上车路的嘈杂传下来，王多权反倒能睡着。

自从八年前红林的爷爷去世，王多权总是夜里睡不好，有段时间染上了酒瘾，喜欢喝两块钱一小瓶的“锤锤酒”，红林劝他也不听。红林当时年纪小，看到伯伯喝醉酒心里害怕，会想起爷爷去世的情形，不敢在炒茶叶的厨房里多待。每到周五放学，红林给伯伯做好了菜，一大锅洋芋片或者白菜，够伯伯就着方便面吃两天，自己就赶快逃回豹溪沟里的老家，跟奶奶待在一起。

后来红林胆子大了一点，伯伯也终于戒掉了酒瘾，只是眼下还喜欢抽烟，一天要抽掉一包。红林闻到烟味想呕，心里晕，“说他他不听，害自己又害别人”。伯伯则是打发时间，“心里有时焦虑，想动动不了，想拿啥拿不动”。

前一段土屋对门的房东老奶奶去世了，红林出门总是有些害怕。以前上小学，住在石水沟口的炒茶厨房里，几家都是豹溪沟里下去的，小娃儿也多，和红林相处得好。现在土房子里只有伯侄两人，伯伯又下不了床，老鼠成了屋里另外的主人。红林的课本都咬出了洞，王多权放在桌子上的十几个核桃，晚上也被老鼠拖走，专心刺绣的王多权没有注意，早上发现都移到了床下的老鼠洞口。每次离开土屋回沟里，要把绣品收拾好，叠放在桌子上，恐怕压在床头被老鼠咬坏了。

周围的土房子都改建成了楼房，红林和伯伯租住的老屋，成了狮坪街上唯一的一间。就像红林和伯伯相依的情形，是狮坪街上唯有的一户。

漏雨的房子

每到周五放学，红林把叔叔抱上轮椅，扶上公路，跟着慢慢地走回沟里去。

以前的轮椅是红林推着，要走一个多小时，现在总算有了辆电动的。从前道路没有硬化，是坐摩托车，把伯伯架起来坐在中间，伯伯抱住摩托车手的腰，红林在后面扶着。

到了自生桥头院子里，还要爬一截坡，把轮椅寄在人家屋里，红林把伯伯背上去。或许是因为需要，红林的身体越长越壮实了，自己觉得是“往横里长”。下肢枯干了水气的伯伯，似乎在渐渐变轻，慢慢也就背上去了。

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爷爷去世之后，家中只有奶奶，住在村子顶上头的陡岩下，往上没有人户。但爬坡快到头，院子会变得很热闹，四条狗一齐叫起来欢迎，平时它们只在苞谷成熟时节拴在地头，看见野猪来啃棒子时有这样的表示，鸡受了惊吓，圈里的猪也跟着躁动起来。奶奶颤颤地迎出来，灰扑扑又带着潮气的土屋地面，有了人气和体温，似乎重新活过来一次。

这一段时间爸爸难得地在家，忙着在坡下公路旁边起房子。红林和爸爸从山上拖回来的木料，就是用于房子的门窗。

砍木头趁着冬天，少生虫，红林总是跟着爸爸去，整棒棒拖回家。木头沉重，绳子勒得手上起泡，和腿杆的烫伤一样留下疤痕。山路崎岖溜滑，木头在后面梭下来，红林来不及躲避，把脚撞崴了。爸爸说红林拖回来的木料有四五十根。

这次砌房子搬砖，红林又把腿肉夹乌了一大块。水泥砖沉重，两块合在一起抱上二楼，不大搬得起。请人工太贵，尽量省一点，除了必不得已的工序，大部分是自己在干。除了抱水泥砖，红林还要往二层扛板子椽子，出土方。

老房子已经难以为继，单薄的石板屋顶不能再庇护其下一家人。二十多年以前，它就险些遭遇过灭顶之灾，屋顶崖壁的悬岩坠落下来，脸盆大的石头砸烂了几处屋顶，檩子都被砸断了，幸好当时全家在地里干活。以后请生产队派人用几天清除了那处悬岩，重新盖了屋顶，房子才安然到现在。但地处高寒，长年风霜的剥蚀已让它破敝，逢到下雨天，屋内下的雨比屋外小不了多少，只能四处用盆子接漏。

这会儿雨势又添了一层，爸爸在楼上喊红林送大盆子上去。爬上楼梯，一眼瞧见爸爸睡房屋顶，顺屋脊下方一溜十来个大小盆子，加上半截隔开的大号可乐瓶子和油桶，每一个里面都盛着半截雨水，有两个瓶子快满了，坠落的雨水发出嘀嗒的响声，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周边的楼板。爸爸把两个小瓶里快溢出的雨水倒入红林送上去的盆子里，重新接好，雨滴又噗噗地坠入瓶中。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难以想象一个风雨之夜，需要上上下下倒水多少次。

昨天也在下雨，红林上楼把一个小盆里的水倒入大盆里，不小心倒翻了，雨水泼下楼板，把楼下爸爸的床铺泼湿了一大块。端水下楼梯也是个力气活，一步踩滑更是难以收拾，只能一步一步搁在楼梯级上下去，一次也不能端一满盆。

红林睡房的屋顶也接了几只桶，正在枕头的上方位置有一个盆子，床脚位置又有另一只小盆，接了半盆泛黄的雨水，屋顶正在滴沥。只有伯伯的房间屋顶比较完好，似乎专意为病人让出了这间。

新房子总算换了瓦顶。造房子几经周折，也吃了不小的亏。最初村镇通知精准扶贫搬迁，在川道里的肖家坪集中建安置房，大家叫“钥匙房”，爸爸担心下去了没田没地，老房子也保不住，没有答应。后来又有政策下来，伯伯王多权可以单独享受一套福利房，自己掏一万块，但只有伯伯和奶奶的产权，因两人的户口在一边，地址在三星村，离镇街有几公里。伯伯不敢下去，怕生活不便，不能继续陪红林上学，轮椅充一次电也骑不回沟里。

后来钥匙房的政策取消了，各家可以就近在公路边起房子。但那些先前签了搬迁合同的人受到奖励，可以领取几万元的国家补助。没有签约的爸爸，好歹批下了地基，但得不到这笔补助，只能四处赊账，加上自己卖工。

周五回沟里，奶奶刚刚掰下了几背篓苞谷，红林去后坡地里背了回家。背篓很大，在茬口又竖着插了一层，红林跪下去几乎站不起来。奶奶说等爸爸来背，红林心疼爸爸造房子辛苦。

看着爸爸一人在工地忙活，红林会想到埋在新房地基旁边的爷爷。当年爷爷一个人从河里挑沙背石头，造起了屋旁的水井。眼下村里的自来水龙头不出水，爷爷砌的水井一直很好用，爷爷却不在了。

爷爷去世那个清晨的情形，像一块无法挪动抱起的石头，永远压在红林心头。爷爷以前患有胃溃疡，前两天又有些感冒，头天还做了一整天的重活，把水井砌严了，晚上还给从学校回来的奶奶和红林做好了饭。早上奶奶出门干活，爷爷起来，到王多权房间说自己不舒服，随后又挣回了睡房，伯伯喊红林过去，一看板凳上有血，是爷爷刚才吐的，伯伯让红林去睡房，过去一看爷爷躺在床上，胸前铺上地下都是血。

红林喊他，爷爷就哼，说不出话。红林回去喊伯伯，伯伯又过不来，只能在那边喊爷爷。爷爷哼的声气一声比一声小，等到奶奶从地里回来，爷爷已经断气过世了。断气之前的时光，只有红林在跟前，“摇着爷爷，摇不转来”。脑子里是空白的，手上身上，都沾了爷爷的血。

红林觉得爷爷是累死的。以后看到家里人做活路过于劳累，“就会想到爷爷，宁愿自己多做一点”。

奶奶是眼下红林最担心的人。她有晕病，爸爸不在家的日子，一个人在沟里干活，常常在地头昏倒，要个把钟头才醒过来。从前严重到时候，一个月要倒几回，眼下一年中还会倒一两回。

一个月前，奶奶还晕了一次。当时正在打猪草，心里一炸，人就倒了，眼前冒金星，山上都是亮灿灿的。过一会儿自己醒了，心里很不好过，下蛮活动手脚，把猪草背回家。

红林记得，小时候奶奶带她去狮坪街诊所看病，红林检查的时候奶奶忽然晕倒了，几分钟后才醒过来，“可能是为我操心，诊所人又多”。

红林读六年级那年，奶奶有天上坡砍树枝烧火粪，才拣了两三把肚子痛，坐在那儿觉得不行，站起来走两步就晕了，一路摸爬到自家地坝，疼痛仍旧不减，捱到下昼太阳要过河了，一双手撑在腰上，到自生桥梁子上给红林打电话，问她今天回不回来。那天不是周五，平常奶奶不说这样的话，红林赶忙请假回来，奶奶在床上疼得连声哭，红林赶忙给奶奶换衣服找车，送到镇医院。看了两天不好，又托一个亲戚家的侄女送下安康，确诊是胆结石，没敢做手术，吃了八百多块钱的药才缓解了。

问起当时心里紧张与否，红林说想不起来了。或许在爷爷去世的情形之后，一切猝然的意外都变得平淡。

但在她还未成人的心里，仍旧有畏惧的形象。上初中以来，周日学校补课，伯伯回了沟里，红林下了晚自习要一个人赶回沟里，到家已经十点半，几年前沿路装了路灯，后来袁家坪下面一截灯坏了，最近靠近自生桥这截又没了，走到自生桥吊岩下面一段觉得阴森，心里发瘆。靠路边有座坟是红林曾祖父的，不怕，怕的是大古树下河滩上埋的孤坟。早晨五点四十下去，天是黑的，又没有路灯，看到偶尔出现的房子是刷白的，门又都关着，像人失去血色的脸。

几个同样一早上学的沟里孩子，家里都有摩托接送，或者自己骑踏板车，红林落单了。有次早晨走到自生桥下面，一回头看到一个东西蓝幽幽的，吓得赶紧跑，后来告诉伯伯，伯伯说是木头腐烂了发荧光，红林始终不能全信。

只要奶奶还在沟里，家里没有搬下川道，这段落单的路程就还要继续。

离家出走

搭手建房子的经历，让红林和爸爸比以往亲近了起来。以往父女在一起的时间，远远不如伯侄多，爸爸只是过年回来十几天。

前几年爸爸在安康开了一个夏天的小吃店，红林下去待了半个暑假，帮着爸爸收盘子洗碗，是出生后和爸爸在一起最久的一段，后来却意外地中断了。

那一年，我在清晨忽然接到红林打来的公用电话，急促的声音带着哭腔，背景是嘈杂的车声人语，听起来她是离家出走了。大致听清她是和爸爸闹了矛盾，自己离开小吃店坐车回家乡，老家没有装电话，她联系不上伯伯和奶奶，心里害怕因此打给我。我劝她回去找爸爸，红林怎么也不肯，因为她把爸爸锁在门外了，怕回去挨打。她身上有五十块车钱，是背着爸爸拿的。后来我接到了她下车打来的电话，说是回到了八仙，才稍许放心。那年的红林只有九岁，从安康到八仙有五个小时车程。

这次见面，红林详细讲述了那个夏天出走的原委。小餐馆是一楼一底的开间，父女在阁楼上睡，楼下做面条和锅巴饭。头天晚上爸爸喝醉了酒，在餐馆里掀翻了桌椅，红林害怕，从餐厅外面锁上了防盗门，爸爸只好在餐厅里过了一夜。早上红林下楼开了餐馆门，爸爸上楼睡觉了，红林把钥匙放在餐桌上，出门时一不小心带上了防盗门。红林和爸爸生疏，加上晚上锁门的事，怕爸爸发火打她。恰好一个客人来找爸爸还了五十块钱，红林拿上钱就去了车站，坐车回了八仙。

没有了帮手，爸爸也回了八仙，小餐馆没多久就关门了。

爸爸在外打工的轨迹，从弹棉花跨业到卖化妆品开店，从下煤矿到填海，再到打油井，地点从山西到深圳到陕北，再远赴新疆，一直走到国门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些遥远的地名，红林只能在地图上想象。

八岁那年，因为伯父的事迹受到一些关注，红林参加了芒果台举办的“变形计”节目，对调去江西南昌的一个家庭，第一次坐了飞机，见识了富裕生活的样式。

在节目的中途，摄制组安排了妈妈来见面，这事完全出于红林意料。事先节目组和王多权商量，王多权没同意，说要孩子自愿。红林不愿意见面，摄制组说不见面不让回家。设置的会面情节是红林转身跑开，妈妈在后面追，追上了两人拥抱在一起，算是母女相认。红林不想抱妈妈，妈妈哭了，说我是你亲妈，怎么就不肯相认。妈妈给红林买了香蕉，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红林完全没印象。

提起这事，躺在床上的伯伯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岁把子就跑了，喜欢吃香蕉，她喜欢吃妈妈（奶水）”。

伯伯是妈妈最初嫁来王家的渊源，却也是她最终出走的理由。王多权没有受伤之前，红林妈妈本来是他的未婚妻，瘫痪后婚约取消，几年反复后王多权介绍她嫁给了弟弟。红林出生一年多，妈妈嫌负担大开始闹着要分家，爸爸不同意，妈妈就自己出门打工，出门时拿走了大部分家里熬麻糖和卖腊肉的钱，红林记得自己的压岁钱妈妈说她保管，回头也没下文了。以后妈妈只有逢年过节回来几天，没给家里支持过钱。

红林五岁那年妈妈和爸爸离婚，爸爸得知，离婚前妈妈已在相邻的岚皋县花里乡找好了人家，这边一离那边就结了。眼下妈妈在那边也有了两个子女。

红林不愿意和妈妈见面的原因是，妈妈的娘家就在自生桥，她每年都会回娘家，却从来没来看过红林。遇到的时候，红林喊她妈妈，她也不回答。红林有时在街上碰到外婆，过后外婆对人说红林不喊她，又说伯伯和奶奶教红林不喊她，其实红林是小声喊了。

去年红林过生日那天，妈妈带着她在另一家生的两个孩子，到家里来了一趟，大约是让红林和弟妹认识一下的意思。但红林觉得她并非专程前来，是在豹溪沟里买洋芋种，顺便来看一下，也没有带礼物什么的。见面时妈妈哭了起来，说自己有苦衷。

妈妈离家之后，爸爸曾经谈了一个对象，因为家境原因作罢。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又认识了一个汉中的女朋友，也由于女方家里的反对，多年一直没能结婚。爸爸回家的时候，女朋友会过来玩，有两次我到自生桥，听到红林爸爸睡房里有人的动静，却始终没有出来过。眼下在公路边起楼房，也多少是为爸爸成家创造条件。

红林有时觉得，自己单单一个，在世上太孤单，巴不得爸爸再次成家，给自己生个弟妹。“我自己也大了，正好照顾。”小时候有伙伴说红林，你家里真可怜，红林当时觉得郁闷，现在已经不在意。

班上的同学中，红林见过好多破裂的家庭，并没有遭遇像伯伯这样的伤残事故，父母却莫名地离婚了。一个父母都是教师的女孩，常向红林倾诉，父亲喝醉了如何殴打母亲，另一个女生父母离异，成天在街上游荡，和男生同居，被学校开除，早早就开始混社会。

相比之下，红林觉得“自家挺不错的，至少家人都在一起，感情好”。

十字绣和诗

前一段时间红林告诉伯伯，不想干学校的公共卫生监督员了。

卫生监督员的职责集中在食堂吃饭时间，制止带零食进食堂和把剩饭菜拿出去，不准乱扔垃圾，还兼顾食堂内的不文明行为，譬如打架和骂脏话。红林和另两个伙伴三人一组，这学期逮了五六个现行，处罚是扫厕所。那一次红林看见两个男生带食物出食堂，便和一个伙伴去追，两个男生想跑，被捉住后开始骂人，摔了东西，还说想打人，“狠狠地瞅我们”，红林和伙伴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另一个组员是男生班上的，怕影响班级分数，又请求红林不记，但交班的人还是记下来了，后来学校给两个男生班级降了文明分，罚他们扫公共厕所。

经过了这一件事，红林也觉得麻烦。她还是班上的宣传委员，要办墙报；又是语文课代表，要收作业。长得慈眉善目的红林，得到大多数年纪小的同学喜欢，但也有几个同龄女生因此讨厌她。一个留级女生拿冷眼瞅红林，让红林想到那两个男生的眼光，“浪费时间又得罪人”。

伯伯劝她，初中最后一年了，坚持到底。

红林知道，伯伯是世界上最懂坚持的人。脊椎被打坏以来，他在床上坚持了二十三年，除了最初两年，都是手上拿着绣针，一点一点把断裂的时间逐渐缝缀起来的。手指上定期长出的老茧，是拈针的证据，需要抠掉，不然奇痒难耐。大拇指肚子深深凹陷下去，是年复一年抽线的勒痕。

同时磨损的是视力。红林知道伯伯的视力一直在退化，“拿东西给他看，很模糊。电脑上的字好近，他都看不清”。伯伯整晚整晚地绣，只靠着床头台灯的光线，“劝伯伯，他不听”。

王多权说，现在刺绣主要是靠手感。

王多权是五保户，但没有纳入驻村卫生室签约对象，吃药看病仍需要自己花钱，一年要好几千块，住院才能报销，又不能去住院，“在夹缝中生存”。他也没有残疾人补助，当初的赔偿只有几千块钱，十字绣售卖的收入，也算是给家里的一笔回报。每过一段，他能够卖出一两幅作品，价格在几百块到两三千元之间，虽然按照动辄成年累月的工时来看并不划算，但瘫痪在床上的时光，本来就可能是廉价的，像八仙镇多数默默消失的残疾矿工。前年一幅《清明上河图》，王多权想要卖一万块以上，但一个做水果生意的老板找到母亲，以五千块钱买走，挂在他新落成的楼房里。

他没有打算停下或放慢十字绣，倒有一种和时间赛跑的意思。“这东西做一针在一针。哪怕销不出去，过世了，做义卖也行。”前年10月10号他送给镇政府一幅《沁园春·雪》，纪念重庆谈判，他还想送给狮坪村同样的一幅，希望他们支持身后的义卖，做一个筑梦基金，资助像红林这样家庭贫寒的学生。仅仅是《沁园春·雪》一个题材，他绣了四幅，“坚持到2019年，说不定能送到中央去”。眼下他的床头悬挂着一副未完成的孔雀，公路坎下土屋里还有几幅刚开头的大幅绣品：《金陵十二钗》《清明上河图》《八骏图》，都是未来两年等待完成的。

对于红林的学习，王多权管得很严，像刺绣那样一丝不苟，有的同学觉得红林活得太累，红林自己觉得“不是至亲的人，还不会这样管你”。她从来不和别的女生逛大街，即使是关系很好的同学，觉得“人家有资本，我逛不起”。下课了喊朋友一块上个厕所，“算是共同的活动”。

红林的学习原来属于中等，比较偏科，数学物理差，英文好一些，语文则是全班前三名。初三分班，她好不容易努力到了第一考场，也就是前四十名，新换的班主任让大家并不满意，只是一味让大家练习，很多同学跟不上。要求又过于严厉，有些女生又想要调到别的班。红林觉得管得严其实挺好，“对我也好”。

红林的作文在班上很突出，老师经常拿来当范文。前一阵她写了一首叫作“致自己的一封信”的诗，老师开始问红林是不是自己写的，在班上朗读，又拿到别班去念。

我在坎下土屋里见过红林写的诗：

那次之后，我给她买过北岛编的《给孩子的诗》，眼下这本书和柴静的《看见》一起，插在她枕边的窗台上。

班上有个从小要好的同学，觉得新班主任太严厉，因为上课说话打了他耳光，最近闹着要休学。红林给他写了一首诗：

写诗难免带来某种向往，一个最要好的表妹却让红林别做梦，“你的性格，将来当个医生就可以了”。

再过一年，红林需要下县城上高中。这也意味着伯伯和侄女的分别。王多权下县城继续租房，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事。在街上一个人也无法坚持下去，看起来他需要回到沟里，依赖于年迈的母亲的照顾，这也使他眼下有一种难言的心情。

“身体一旦炎症控制不好，也就几个月的光景”。这也是他想要多留下一些绣品的原因。红林中考前的二十几天，王多权在微信上告诉我，等到侄女参加完考试，他就会回到沟里，“其他都不现实”。弟弟已经出门去江苏打工，眼下母亲大体能照顾他，“以后会怎样现在很难说”。从小侄女出生到上学，从沟里下到街上，两人相伴的时光缓慢又似永无穷尽，却终究走到了需要说告别的一天。

以前，红林从来没有想到过，有天会和伯伯分离。但在爷爷过世之后，她只能“不往那个方面去想”。眼下对于她来说，不论如何，需要“先把高中上出来，再把大学上出来”，或许将来再次有能耐照顾伯伯的一天。

自然还有多病的奶奶，和有天终究会老去的父亲，纵然她只有一副尚显单薄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