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后，我打开了浴室的淋浴头，然后脱去衣裤——还是我到达这里时穿的那一身——浑身赤裸地站在冰冷的地板上。我修过了水管，流出来的水已经不再是红色的了。

我的面前是一面镜子，里面正映照出一具不知名的男性躯体，胸口处文着一朵雪白色的莲花，仿佛是绣在白纱上的一个标志。我已经有很多年不看镜子里的自己了——至少没有看过完整的自己。我以前这么做过吗？公寓里那些镜子从来不是为一个身高一米八五的男人设计的。我看向洗手台上的镜子是为了刮胡子，而不是为了观看自己。

我瘦了——这是妈妈说的。

我无所遮蔽。这真是荒唐可笑。

我摸了摸自己手臂和腹部的肌肉，但我很难说清楚自己是不是镜子里那个人，或者其他什么人。

我的头发还很浓密，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它们就像刷子上的毛，直挺挺地朝着天。但头发几乎全白了。

这一边是我，另一边则是我的躯体。两者都是陌生的。

我们读过同一所学校吗？他是我在马路上工作时见过的那个人吗？我们认识吗？这会是那个曾经醉心于思索星空的年轻人吗？

阳光已经有些时间没照过这副身躯了，至少没有完全地照过它。我的上一次日光浴要回溯到十七年前。那是6月一个反常的温暖日子，阴影之处也有17摄氏度。我穿着泳裤，正在给居德伦钉一个箱子，用来种她那十株草莓苗。我不让自己躺下，因为我是个直立人，就应该始终站立着，去做该做的事情。

居德伦躺在种满草莓的花坛旁，沐浴在阳光中，海风吹拂过她红棕色的头发和粉色的脸颊，雀斑正一点一点变得明显。她时不时用手肘撑起自己，给身上各处再抹一些防晒霜。她拿着一本书，读了几行，闭上了眼睛。一株小灌木的影子在延伸，很快她就需要带着毛巾换个地方了，离草地更远一些，到阳光中去。

我打开新房间里的灯，所有的灯泡都亮了。黑暗迅速在城里蔓延，像一条羊毛毯子，凉意也随之降临。有一条狗在吠——是那条只有三条腿的狗吗？——随后吠叫声消散了。

睡觉前我该做什么呢？

我去拿出其中一本日记，然后坐到床上。它是中间的那一本，我们都在这里了，曾经的我和现在的我，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已届中年的人。

是什么促使一个二十岁的男孩动笔写下这些：感谢生命，妈妈。为什么不是爸爸？我感谢妈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我也感谢那些和我睡过觉的女孩子。我是个懂得表达感激的男人。

我继续往下读。

我也是，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个姐妹。我有女朋友，她们取代了她。我和她们睡觉。一个星期就和四个女孩睡了，如果日记里已经全部把她们记录下来的话。

除此之外，这个在日记里描绘了云朵和女孩身体的男孩形象就模糊不清了。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我们——他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他并不比我更了解他是谁。

在10月24日那天的日记里，他清楚地写下了：我还不存在。

往后翻了几页，有一句话被划掉了，但它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我该如何成为我？

N这个字母经常出现，还有其他的一些字母，K、A、L、S和G，我读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这个N并不是某个和我睡过觉的女孩名字的缩写，因为在某个地方，N被完整地写出来了，那是尼采（Nietzsche）。顺着那些日期，还有时不时出现的摘抄，我发现自己花了一年的时间读完《善恶的彼岸》，正是我读大学的那年。我的日记本仿佛也是个笔记本。

让我惊讶的是，死亡无处不在，每隔三页就出现一次，比如这里写的关于痛苦的美妙体验。

爸爸去世后两天，我写道：人会死。其他的人。有人会死。当我说“有人”的时候，我就是在说自己。我会死。因为生命是万物之中最脆弱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有孩子了，他们也会死去。当这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我无法抓住他们的手，给他们安慰。

隔年的4月14日，我写的是：在我们这个纬度上，人们会在春天的时候自杀。他们无法接受世界正在复苏的事实，一切将从头来过，除了他们。

写下这些的人不是个坏家伙。他天真而充满善意。我注意到行文之中对季节和云彩的描述逐渐被其他的一些关于自然环境的担忧所取代，他写到了臭氧层的破洞、二氧化碳的排放污染，还有全球变暖。冰川在缩小，最终将会消失。再过个几十年，这块巨大的冰冻水库将会消失无踪。

眼下，我会和这个男孩说什么？如果他是我儿子呢？

我翻过纸页。

这一页的最上边写着：我不再信神了，恐怕他也已经不再信我了。

我很快翻完了整本日记。

在倒数第二页的地方，我发现这个曾经的我去献了血。

去了趟献血中心。然后另起一行，下面写着四个字：我眩晕了。这趟献血中心之旅似乎引来了最后一页留下的两段有趣报告。

然后下面又写道：

我合上日记本，关了灯。当我完全沉入黑暗中之时，该想些什么？我正坐在一个旋转木马上，手里挽着居德伦·莲——她选了一头独角兽——而她的妈妈，我的妻子，正在朝我们挥手。那时，一切都在旋转，世界正在以光速膨胀。我们也朝她挥手。随后世界放慢了速度，开始缩小，直到变成一只微小的瞳眸，直到它熄灭那一刻，直到我熄灭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