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十六日，北宋的右谏议大夫杨时上了一道弹劾姚古的奏折，弹劾的主题是“姚古不救太原”。

他在奏折里说，太原被围已经有几个月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论是弹尽粮绝被金军攻破，还是张孝纯别起异心开门投降，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救太原。一旦太原丢失，则大势去矣！但是受命解救太原的姚古至今依然在威胜军观望，没有一人一骑进过太原地界，除了不受姚古管理的范琼领兵稍稍突进之外，其他将领全在姚古的授意之下避战不前。在奏折的最后，他建议宋钦宗将姚古斩首示众，同时另外派遣得力将领带兵迅速解太原之围。[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六。]

收到奏折的宋钦宗并没有因此责罚姚古，他也知道这只是文人的牢骚而已。大敌当前怎么可能杀武将，杀了姚古让杨时去领兵解救太原吗？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宋钦宗心里其实非常明白，宋军没能突进到太原城下的主要责任人并不是姚古。一方面，他率领孤军的确无法突破险峻的南北关；另一方面，周边的策应部队因为没有得到命令，也不敢贸然进兵。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宋钦宗本人没能腾出手来，或者说他并没有把太原放到最优先的等级上去。

与此同时，张孝纯从太原城内派出求援的士兵也零零星星抵达了宋军驻扎的晋州、绛州等地。这一批士兵已经瘦得“枯瘠如鬼”，根据他们的描述，太原城内的粮食早已吃完，现在已经开始煮弓弩和铠甲上的牛筋、牛皮当食物[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三收录的《宣和录》。]，朝廷再不派兵救援的话，太原就真的守不住了。

其实不仅仅是金军围困的太原情况比较危急，西北的宋夏边境也开始出现了危机。进入四月以后，得知宋钦宗在金国这里吃了一个大亏的西夏趁机进攻震威城（今陕西府谷县西北一百五十千米处）。夏军指挥官在城下对知城朱昭喊话，说此次军事行动是跟金国约好的两面夹攻，今后两国将瓜分宋国的土地，黄河以北归金国所有，黄河以西归西夏所有。现在麟州、府州已经被西夏攻占，太原朝夕也要被金国攻下，朱昭应该认清现状赶紧投降。朱昭拒绝了招降，但是挡不住西夏的进攻，最终城陷殉国。[《宋史·朱昭传》。]

这些消息汇总以后，宋钦宗终于认识到，当前的局面并没有缓和到可以松懈的地步。西北能征善战的精兵驻扎在宋夏之间广阔的边境线上，为了防止西夏的趁火打劫，不敢抽出主力部队驰援太原。要解决太原的问题，还是得靠现有的力量。四月十八日，宋钦宗下了一道“以虎符起兵”的诏书告诉臣民，秋高马肥之际，金军极有可能再度南下，所以朝廷要求全国各路所管州军遴选将佐、训练士兵、修缮器甲、储备粮草，随时准备应对金军的入侵。

随后，宋钦宗一声令下，朝廷援救太原的行动正式开始了：种师中率领九万大军从真定向西过井陉，经寿阳直奔太原城下，姚古率领六万大军，从威胜军北上，辅以鄜延路兵马使黄迪的西北部队，以及张孝纯的儿子张灏率领的辽州（治今山西左权）兵马，以两路夹击的姿势向太原进发。

宋钦宗的这个部署从战略上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一次的目的是解太原之围，而不是歼灭金军。趁着粘罕回到大同避暑的机会，集合两路大军进逼太原，以达到驱赶金军北逃的目的。金军一退，太原之围就解开了。

四路兵马在方圆几百里的河东地区作战，必须由枢密院来统一指挥。这时候，朝廷里有两位枢密使，一位是种师道，一位是许翰。

宋钦宗让经验丰富、在军队中极有威望的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兼河东河北宣抚使，去滑州担任前敌总指挥，许翰在开封负责总揽全局。但非常不巧的是，已经七十五岁的种师道从二月中旬起就生病了，病得非常严重，已经到了影响工作的地步，这次去滑州都是勉力支撑，所以负责指挥这场关键战役的主要任务就落到了许翰的身上。

许翰，元祐三年（1088年）进士，作为这场战役的总指挥，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军队。这一点，他和李纲非常相似，二人以文官的身份第一次带兵，面临的就是这么重要的战役。宦海沉浮三十八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正直，史书上也留下了他刚直不阿的记载。

宣和七年（1125年），高丽入贡，为了运送他们的贡品，宋徽宗调集民夫新开了一段运河，搞得民怨沸腾。中书舍人孙傅上书反对，得罪了宰相被罢职。时任给事中的许翰无所畏惧，继续上书替孙傅申冤，也被罢职。宋钦宗登基以后，才将许翰重新召回来，他也从给事中一直做到了御史中丞。

虽然没有打过仗，但许翰也算是知道哪些人能打仗，并且也不害怕打仗。斡离不拿到了天价犒师费退兵以后，主和派占据了上风，将主战的种师道罢职。许翰非常清晰地看明白了当时的局势，立刻上书请求宋钦宗将种师道复职，带兵追击斡离不，即便不能全歼，也要给予重创，这样才能保全中原，否则“将来再举，必有不救之忧”[《宋史·许翰传》。]。宋钦宗虽然没有同意他的建议，但是依然看中了他的军事眼光，于靖康元年（1126年）三月初三将他提拔为同知枢密院事。

宋钦宗也是没办法，登基以来，除了种师道之外，他先后任命了李棁、唐恪、耿南仲、宇文虚中等人为枢密使，但是发现这些文官都不太适合这个岗位，在处理军事问题上简直是一塌糊涂。

让文官担任指挥军队的枢密使是大宋的传统，目的就是让文官来遏制武官。北宋的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就是武将造反起家的，他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武将长期带兵，在军中的威望已经很高了，如果再让他们来指挥整个国家的军队，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当年宋仁宗朝任命了王德用、狄青、郭逵等武将担任枢密使，就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抗议，一代名将狄青甚至因为被文官围攻郁郁而终。而用文官来担任枢密使，哪怕是业务生疏一点，军事反应慢一点，最多也不过是战场上打几次败仗，断然不会直接威胁到皇位。

因此，不管种师道如何忠心耿耿，宋钦宗都必须任命一个懂军事的文官来分种师道的权。而这个人，他千挑万选之后就选中了许翰。

由于战场联络和通信的先天性缺陷，奉命救援太原的四支部队并没有能够在统一的时间抵达战场。最先进入战斗位置的，是从陕西过来的黄迪。

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二十八日，黄迪带着陕西兵抵达了汾州。但是这时候姚古的军队还没有突破灵石县的南北关进入太原盆地，黄迪不敢冒“孤军突进”的大风险，于是就在城东北的上贤等待友军的到来。黄迪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九队，各自在上贤的北岗下寨，每个寨子之间都间隔了几里的距离，对敌可以分割包围，于己可以互相救援。稍晚，斥候传来消息，说在前方三十里外发现金军的营寨。黄迪没有贸然出击，下令士兵们生火做饭，所有士兵器甲不得离身，做好战斗准备，如果金军前来逼寨，严密防守，不得出战。

四月二十九日凌晨，金军装甲骑兵上千人从太原方向直奔上贤而来，在北岗附近侦察了许久，确定了黄迪所在的指挥部的位置，然后绕去汾州方向堵住了宋军可能南逃的线路，大有将黄迪部全歼的架势。稍后，增援的金军来到上贤，分成九路，各自与一寨宋军对垒，最先负责侦察的那一队金军开始撤回来进攻黄迪的指挥部营寨。

黄迪派出三队神臂弓手出寨，占据一处高岭射金军的马匹，很快就遭到金军弓弩手的还击。不久之后，宋军的箭矢告罄，但金军的攻势依然不减，黄迪再派三队神臂弓手出去增援。金军趁着寨门打开的时候，冒着寨内的矢石拼死猛冲，终于攻破辕门，黄迪指挥部沦陷。随后，金军各部开始对剩余的八个宋军寨子发起猛攻。失去指挥官的宋军军心大乱，一天之内全部陷落，士兵和民夫死伤无数，幸存者也都仓皇奔溃。[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一。]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根据《金史·银术可传》里面的记载，金军这一仗的指挥官，就是在石岭关投降的义胜军副帅耿守忠。从他的现场指挥、战斗意志来看，他不是不会打仗，只是不愿意替北宋打仗而已。

黄迪惨败之后，北宋的四支援军，先去其一。

姚古带兵从威胜军进逼南关，在这里遭到金军的据险死守，一直无法突破防线，硬生生地被堵在了威胜军到南关一线[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六：“敌谍知以轻兵拒险，使古不得进。”]。姚古无奈，只能放弃走南关，改从威胜军北上，翻越太岳山，从险峻狭窄的隆州谷口（今山西晋中祁县峪口乡北团柏村一带）进入太原盆地。虽然慢一点，但是总比困在南关强。

至于张孝纯的儿子张灏，如同神秘消失了一般，整场战役都没见过他的身影，只在史料中留下了“不至”的记载。[鉴于此战之后张灏并没有被处分，以及他在两个月之后的解救太原战役中出现在汾阳，所以本书作者推断他并没有畏战，极有可能在南北关受阻以后，选择继续向西经隰县去交口到汾阳一带。由于路途遥远，种师中的战斗结束以后他也没能抵达指定位置。]

剩下的援军，只有东路真定的种师中一支。

种师中接到命令之后，一直在抓紧时间征集民夫跟随部队一起运送辎重和赏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北宋士兵的收入，主要来自四个部分：日常的俸禄，征戍调发的特支，重要节庆的福利，打胜仗的赏金[《宋史·兵志·廪禄之制》。]。而其中的赏金尤其重要，因为宋军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打下一座城市之后是不能像金军那样抢劫的，只能依靠赏金来刺激。在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中，辎重可以跟随大车一起前进，但是井陉狭窄而险阻，太大的车辆无法通过[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五收录的李若水《靖康大金山西军前和议日录》。]。以往通过井陉调兵的时候，真定、阳泉、寿阳都在北宋手里，可以沿途进行补给，但是现在属于战乱年代，再加上宣和六年（1124年）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歉收，仅存的粮食也被义胜军吃空了，所以沿途补给的方案根本不现实，只能通过数量庞大的民夫来进行人力搬运，效率降低，并且损耗增大。

种师中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的时候，枢密使许翰催促他迅速进兵的命令来了。

许翰如此急切，是因为河东的斥候回报，称金军的主将粘罕已经离开太原回大同去了，留在太原的金军也都在就近放牧，没有什么作战的意图。现在已经进入夏季，金军极不适应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作战，很快就要全线撤回山后地区[《宋史·种师中传》。]。上次斡离不撤军的时候，朝廷没能抓住追袭的机会，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了。

种师中给许翰回信解释说还没准备好，许翰生气了。这个极其正直的人，认为种师中在避战，想要等金军撤走以后再出兵，不费一兵一卒解围太原，到时候好跟朝廷冒领军功。他一旦认定的事情，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何况自己的下级，于是连续派人去真定催促种师中出战，并且以“战场逗挠”的死罪来威胁他。

种师中刚成年就参军，打了几十年的仗，一直以勇猛著称，从来没有被人责骂过“逗挠”。看到许翰这么说自己，他一赌气，决定马上出发，大不了一死报国而已[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收录的《靖康小雅》。]。于是，种师中派人与姚古和张灏约定了进军时间，在辎重和赏钱都没跟上的情况下，仓促带兵从井陉出发直奔太原而去。

既然都已经出发，那就顾不得许多了，种师中的心里只剩下“去太原作战”这样一个选项。于是，西北种家和姚家争功的老传统又出现了。种师中知道部队日常行军速度是每天四十里，但是他为了抢在姚古之前抵达太原，命令士兵每天走八十里。如此一来，负责后勤的民夫更是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种师中用这种急行军的走法，很快就到了距离太原只有一百余里的寿阳县。让人诧异的是，在此之前一路畅通，完全没有遇到金军的任何抵抗。

金军之所以没有考虑到井陉的防守，是因为他们也收到了大车无法通过井陉的情报，认为宋军不可能在辎重没跟上的情况下派出大部队来河东，所以只安排了很小的两支部队在东线的寿阳县和榆次县作为警卫之用。

这样的情况给了种师中很大的一个错觉，以为金军果然开始了大规模撤退，于是下令抓紧时间向太原突进。很快，种师中在寿阳境内的石坑碰上了数量不多的金军，宋军集中优势兵力与金军野战，五战三胜之后占领了寿阳。种师中继续派部将黄友带兵三千人攻下了榆次，自己亲率大军于五月十一日进入榆次城内休整。

在此之前，种师中的军队已经连续三天不能保证口粮了，士兵每天的食物只是一勺豆子，人人都面露饥色。好在榆次城里有此前粘罕储存的用来攻打太原的粮食，宋军总算是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榆次，就是此前宋太宗烧毁晋阳城之后用来过渡的“临时并州城”，距离太原城只有五六十里，种师中随时可以发起对太原的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