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看待成功的方式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

唯才是举并没有错，通常这样做很合理。假如我需要水管工来修理马桶，或者需要牙医治疗牙齿，我会努力找到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当然，也许我找的不是技术最好的，我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去找最好的那个人，但我当然想要个相当合适的人。

在填补职位空缺时，才能很重要，原因至少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效率，相比找个能力差的水管工或牙医，若我找的是个能干的水管工或牙医，那我必然受益；另一个原因是公平，因种族、宗教或性别偏见而歧视最合格的申请人，雇用不太合格的人，这显然不对。即使出于自己的偏见，我愿意接受劣质的管道维修或牙齿根管治疗，这种歧视也仍然不公平。更有资格的候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损害。

如果唯才是举是正确且明智的做法，那么优绩至上又有什么错呢？像优绩至上这样良善的原则，怎么会激起如此强烈的怨恨洪流，从而改变世界各地民主社会的政治？优绩至上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得有害的，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优绩为什么重要

社会应该根据优绩分配经济回报和工作岗位的想法，有几个吸引人的原因，其中两个原因是将招聘中对才能的看法推而广之形成的，即效率和公平。奖励努力、主动性和才能的经济体系，可能比无视贡献大小而给每个人相同报酬，或者根据喜好分配社会地位的经济体系更有生产力。严格论功行赏相对公平，只考虑取得了多少成效，不存在任何歧视。

奖励优绩的社会在是否让人向往的考虑上也是有吸引力的，这种社会不仅促进效率、摒弃歧视，也与某种自由观契合。这种自由观相信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成功不受制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环境的受害者，而是命运的主人，只要我们努力、有天分、有梦想，我们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

这是人类能动性令人振奋的愿景，与之相伴而生的是道德上令人欣慰的结论：我们获得的正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假如我的成功是我自己争取的，是我凭借天分和努力获得的，那我就可以为此感到自豪，相信我的成就带来的回报都是我应该得到的。因此，优绩至上的社会在两方面都令人向往：一方面与强大的自由观契合，另一方面也给予人们他们因为自身努力而应得的东西。

尽管鼓舞人心，但优绩至上原则可能会发生转变，走向暴虐。这不仅发生在社会没能践行这项原则的时候，更可能发生在社会遵从该原则的时候。优绩至上理想的阴暗面植根于其最诱人的承诺，即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的承诺。自我掌控与自我实现的承诺伴随着令人难以承受的负担。优绩至上的理想非常重视个人责任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是件好事。这尊重了人们作为道德主体和公民为自己着想和自我行动的能力。但让人们对道德行为负责是一回事，假定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部责任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连“人生际遇”这一短语也借鉴了道德词语，暗示了无限责任也有一定限度。说到某人的际遇（lot），也就是在说他抽的签，抽签的结果是由命运、财富或天意决定的，而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lot,n.”OED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June 2019]。它超出了成就和选择的范围，指向了运气和机会的范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指向了天赐。这提醒我们，在历史早期，关于优绩最重要的辩论不是关于收入和工作，而是涉及上帝的恩典：优绩究竟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的，还是上天将其作为礼物赐予我们的？

优绩至上的宇宙

“自己的作为决定命运”，这种观念在西方文化的道德直觉中根深蒂固。《圣经》神学教导说，万事皆有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对良好行为的神圣奖赏；干旱和瘟疫是对罪恶的惩罚。当远航的船只遭遇暴风雨时，人们会问：是哪个船员激怒了上帝？[例如，《约拿书》1:4–16]

从当今科学时代回望遥远的过去，这种思维方式可能显得天真，甚至有些孩子气，但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么遥远。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优绩至上思维的起源，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道德世界的法则是“美德带来成功，恶行必致苦难”。这与人们熟悉的当代观点相差不远，即财富标示着天分和勤劳，而贫穷意味着懒惰。

《圣经》的世界观有两个方面与现代优绩至上主义非常相似：一方面是对人的能动性的宣扬，另一方面是对遭受不幸者的冷酷。当代优绩制似乎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意志，《圣经》的世界观则将所有权力归于上帝，毕竟是上帝在施以惩罚和奖赏——洪水、干旱、拯救农作物的降雨。

事实上，这是一幅高度以人类为中心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上帝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应人类的行为：奖励人们的善良，惩罚人们的罪恶。矛盾的是，上帝变得受制于我们，他只要是公正的，就不得不给我们应得的回报。虽然上帝掌管赏罚，但他是根据人们的所作所为来赏罚，而不是任意施行。因此，即使在上帝面前，人类也是在争取——因此也可被视作在赢得——他们的命运。

而且，这种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对遭遇不幸的人抱持苛刻的态度。痛苦越剧烈，人们就越怀疑受害者是自作自受。不妨回想一下《约伯记》，约伯正直贤良，却遭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折磨，他的儿女也在风暴中丧生。约伯始终真心信仰上帝，他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苦难会降临在自己身上。（约伯不知道自己是上帝与撒旦赌约的受害者，上帝与撒旦打赌，无论约伯遭受什么苦难，他的信仰都不会动摇。）

在约伯悼念逝去的家人时，他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称他们为朋友）坚持认为他一定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们逼迫约伯去回想自己可能造了什么孽[《约伯记》4:7。关于本处及随后对约伯的讨论，我都深深受益于Moshe Halbertal’s fine essay“Job,the Mourner,”in Leora Batnitzky and Ilana Pardes,eds.,The Book of Job:Aesthetics,Ethics,and Hermeneutics(Berlin:de Gruyter,2015),pp.37–46。]。这是优绩至上暴政的最早例证。约伯的朋友们坚信苦难暗示着罪孽，必定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罪过，约伯必须为儿女的死负责，这样进一步残酷地加剧了约伯的痛苦。虽然约伯知道自己实属无辜，但他与朋友对才能、品行的神学观念完全一样，因此他向上帝哭诉，询问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正直的人遭受这么多苦难。

当上帝终于对约伯做出回应时，上帝抛弃了罪人才会受到惩罚的残酷逻辑，上帝否认了约伯和他的朋友共同信奉的品行决定命运的假设。上帝在旋风中宣告，并非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人类行为的奖赏或惩罚。降雨未必是为了浇灌义人的庄稼，干旱也未必是为了惩罚恶人，毕竟雨也会下在荒无人烟的旷野。创造世界不只是为了人类，与以人类为中心的图景相比，宇宙更为广阔，上帝行事的方式也更加神秘而不可揣度。[Ibid.,pp.39,44–45.哈伯塔尔把对约伯的这一理解归因于迈蒙尼德。关于荒无人烟之地的降雨，参见《约伯记》38:25–26。]

上帝承认约伯是正直的，但责备他擅自揣摩上帝的道德准则[Ibid.,pp.39,45.]。这大大背离了《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体现的按照功过进行奖惩的观念。通过否认自己建立的是优绩至上的宇宙，上帝宣告了他无限的力量，并教导约伯学会谦卑。信仰上帝意味着接受创世本身的伟大和神秘，而不是指望上帝根据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及是否应得来施以奖惩。

救赎和自救

个人的作为有多大作用，这个问题在基督教关于救赎的辩论中再次出现：信徒能否凭借遵守教义和善行主动求得救赎？或者，上帝只是在完全自由地决定拯救的对象，而不管人们选择如何生活吗[关于此处及随后段落的详细讨论，我受益于Anthony T.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16),esp.pp.88–98,240–71,363–93。]？第一个选项似乎更公正，因为它主张奖励善行并惩罚恶行，但在神学上，它引出了一个问题——这导致人们质疑上帝的全能。如果救赎是我们可以努力赢得的东西，那么就可以说上帝必然要认可我们所做的一切，救赎也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自救，这意味着上帝的无限力量有其有限之处。

第二个选项将救赎看作无法凭努力获得的天赐恩典，这个观点肯定了上帝的全能，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上帝对世间的一切都负有责任，那么上帝也必须为恶的存在负责。如果上帝是正义的，那么他怎么会允许他本可以杜绝的苦难和邪恶存在呢？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么邪恶的存在似乎暗示着他是不正义的。从神学上讲，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同时认可以下三种看法：上帝是正义的，上帝是全能的，以及世间存在邪恶。[Halbertal,“Job,the Mourner,”p.37.]

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赋予人类自由意志。这就将邪恶存在的责任从上帝转移到了人类自己身上。如果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选择是否遵从正义法则的自由，人们无须被迫臣服于它，那么当我们选择作恶而不是行善时，我们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作恶之人无论在今生还是死后都应该接受上帝的惩罚，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恶，而是对他们不义之举的公正惩罚。[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pp.240–59;J.B.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9–30.]

最早支持这个解决方案的是公元5世纪的一位英国修道士，名叫伯拉纠（Pelagius）。尽管他声名不彰，但最近有评论家认为，作为早期基督教神学中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的倡导者，伯拉纠其实是自由主义的先驱。[Eric Nelson,The Theology of Liberalism: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Justice of Go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Michael Axworthy,“The Revenge of Pelagius,”New Statesman,December 7,2018,p.18;Joshua Hawley,“The Age of Pelagius,”Christianity Today,June 2019]

然而，在伯拉纠那个时代，他提出的解决方案遭到了以当时最令人敬畏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为代表之人的强烈反对。对奥古斯丁来说，承认人类的自由意志意味着否定上帝的全能，并削弱上帝的最终恩赐——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的重要意义。如果人们凭借善行和圣礼就可以实现自我救赎，那么道成肉身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上帝恩典的谦卑将让位于对自我努力的骄傲。[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pp.256–71;Schneewind,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p.272.]

尽管奥古斯丁坚持认为获得救赎仅有凭借上帝恩典这一条路，但教会在实践中又将根据所作所为进行奖惩这一观念带了回来。诸如洗礼、祈祷、做弥撒、行圣礼之类的仪式和典礼，除非让参与者产生足够的效用感，否则并不能长久坚持下去。倘若认为虔诚的宗教仪式和良好的行为并不会赢得上帝的青睐，在上帝眼中这些并无价值，信仰就很难维系下去。而当信仰需要体现在对仪式的外在遵守中，需要借助一系列复杂的教会行为来调解和加强时，关于感恩和恩典的神学将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傲和自救的神学。以上至少是马丁·路德对他那个时代的罗马教会的看法，距奥古斯丁抨击可以凭借自我作为实现救赎这一观点已经过去了十一个世纪。

新教改革之初衷，就是要批驳自我作为决定奖惩的观点。马丁·路德对那个时代天主教会的反抗只有部分与出售赎罪券的腐败行为有关，当时富人试图购买赎罪券以实现救赎。（严格来说，人们认为这种购买行为可以加速忏悔进度，并缩短人在炼狱停留的时间。）马丁·路德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并将其拓展为更广泛的观点：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会受任何试图取悦上帝的行为影响，无论是善行还是举行仪式。我们既不能祈求进入天堂，也不能花钱买一条路进去。对路德来说，蒙获上帝选中是与个人努力完全无关的恩赐。想要通过参与圣餐、弥撒或其他途径来说服上帝认可我们，进而增加进入天堂的机会的行为，是对上帝的放肆亵渎。[Kronman,Confessions of a Born-Again Pagan,pp.363–81.]

严格的路德派恩典教义坚决反对优绩至上论，路德否定凭借善行实现救赎的可能，不给人类的自由或自我实现留下任何空间。然而，矛盾的是，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却导致日后新教教徒及其后继者为美国带去了强大的优绩至上主义工作伦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orig inal ly published 1904–1905),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58).]

像路德一样，约翰·加尔文认为救赎纯粹是上帝的恩典，而与人类的功过或是否应得无关，他的这一神学见解是对新教教徒的启发。谁将获得拯救，谁又将遭受诅咒，这早已是命中注定，不会因人们选择如何生活而改变，即使做圣礼也无济于事。虽然必须尊重这些仪式以增进上帝的荣耀，但“它们不是借以获得恩典的方法”。[Ibid.,p.104.]

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引发了人们难以忍受的焦虑。个中原因不难看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死后的处境比今生你关心的所有事物都重要，那你会拼命想知道自己究竟是蒙获选中的还是遭受诅咒的，但上帝并不会提前告知人们这一点。我们不能靠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判断他蒙获上帝选中与否。这种选择发生在“上帝无形的教会”中。[Ibid.,pp.109–10.]

正如韦伯所说：“自己是否蒙获上帝选中这个问题迟早会出现在每个信徒的脑海中，并将占据脑海中的所有位置，他们将会思索：我究竟怎样才能确定自己是否得到了恩典？”这个问题的持久性和紧迫性将加尔文主义者引向某种形式的工作伦理。既然每个人都听从上帝的召唤而去从事某一职业，那么尽力做好工作以回应这种召唤就是救赎的标志。[Ibid.,pp.110–15.]

这样一来，工作的意义不在于享受它带来的财富，而在于颂扬上帝，若为个人的奢侈享受而去工作，则是对这一目标的背离，陷于腐败。加尔文主义把艰苦的工作和禁欲主义结合在了一起。韦伯指出，努力工作但又很少消费，这种工作方式要求严苛，促进了资本积累，并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即使后来这种最初的宗教动机消失了，新教的工作伦理和禁欲主义也为资本主义的积累提供了文化基础。

对本书写作的目的而言，此事的意义在于人类行为和上帝恩典之间存在的张力。一生勤勉工作以回应上帝的召唤，这诚然不是获得救赎的捷径，而是确认自己是否（已经）蒙获上帝选中的方式。勤勉工作是获得救赎的标志，而不是其原因。

事实证明，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让人们把这种世俗活动仅看作救赎的标志，而不是其来源。从心理上讲，人们很难忍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上帝会无视增加他的荣耀的虔诚努力。所以我一旦根据自己的勤勉工作推断出自己是蒙获选中的人，就很难抗拒这样的想法：我的良好表现或多或少促使了自己蒙获选中。从神学上看，凭借良好表现获得救赎这一优绩至上的理念早已出现，无论是在天主教对仪式和圣礼的强调中，还是在犹太人认为需要遵守律法和维护十诫以获得上帝青睐的观念中。

随着加尔文主义响应上帝召唤而工作的理念转变为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人们很难再抗拒其中的优绩至上主义内涵，即救赎是人们自己赢得的，工作不再仅是获得救赎的标志，而且是获得救赎的原因。韦伯通过观察提出：“实际上，这意味着上帝帮助自救的人，因此有人说加尔文主义者实现了自我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实现了对自我救赎的确认。”一些路德教徒抗议说，这种观点相当于“回归到了工作实现救赎这一学说”，而路德恰恰认为这一教义是对上帝恩典的冒犯。[Ibid.,p.115.]

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与人们必须依靠在受召唤的工作中证明自己蒙获选中的观点相结合，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世俗概念上的成功将很好地体现谁注定要获得救赎。韦伯解释说：“上帝为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召唤，人们应该接受这份召唤并为之努力工作。”这赋予了劳动分工神圣的认可，并支持了“对经济秩序所做的神意论解释”。[Ibid.,p.160.]

依据人们的世俗活动证明其是否蒙受上帝恩典，这导致优绩至上主义卷土重来。中世纪的修道士秉持着“精神贵族”的理念，他们远离对世俗的追求，并追寻着苦行的召唤。但随着加尔文主义的出现，基督教禁欲主义“大步迈入了世俗的集市”并“关上了身后修道院的门”。所有基督徒都响应召唤努力工作，并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通过在预定论教义基础上构建的理论体系”，加尔文主义将“世俗之外与世俗之上修道士秉持的精神贵族理念”替换为“尘世中预定论教义下上帝所选圣徒秉持的精神贵族理念”。[Ibid.,pp.154,121.]

由于坚信自己是蒙获选中的人，这些蒙获选中的精神贵族带着轻蔑俯视显然注定要受到诅咒的人。在这里，韦伯瞥见了我所认为的优绩至上傲慢的早期版本。“坚信自己蒙获选中的人自诩圣洁，认为自己蒙受了神圣的恩典，这让他们在看待周围人的罪恶时居高临下：他们不仅未能因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而对他人的恶产生同情式的理解，反而对这些注定承受永恒诅咒的上帝之敌深怀仇恨与鄙视。”[Ibid.,pp.121–22.]

因此，新教伦理不仅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也在提倡自救和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道德观，而这种道德观符合优绩至上主义的思维。它让社会迸发了一股急切地、卖力地奋斗的热情，并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同时揭露了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阴暗面。在上帝恩典面前因无助而形成的谦卑，将让位于相信自我努力所带来的傲慢。

天命论思维：过去和现在

对路德、加尔文和清教徒来说，关于人类自我作为的辩论，本质上是关于救赎的问题：蒙获选中的人究竟是自己赢得救赎的，并因此理应获得这份救赎，还是说这份救赎只是人类无从控制的、来自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来说，关于自我作为的辩论本质上是针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问题：成功者究竟是自己赢得成功的，并因此理应获得这份成功，还是说他们的成就只是出于我们无从控制的外在因素？

乍一看，这两个辩论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个是宗教领域的，另一个着眼于世俗领域。但我们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在我们当今时代的优绩至上主义背后，有着神学辩论的深深烙印，正是那些神学辩论产生了如今这一思想。新教的工作伦理最初是恩典与自我作为、无助与自救的紧张辩证关系。而到最后，自我作为战胜了上帝恩典，自我掌控和自我实现的道德压倒了对上帝的感激和谦卑。这时人们放弃了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不再焦虑地寻找救赎实现与否的标志，努力工作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

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关于自我掌控和自我作为的思想归因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倾向。随着对上帝信仰的消退，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信心逐渐增强。我们越认为自己可以自我实现、自给自足，就越没理由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愧疚或感恩。

但即使在今天，我们对成功的态度也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与天命论毫不相关。我们是自由的主体，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发迹、成功，这种想法只是优绩至上主义的一个方面。确信“成功的人理应成功”这一观念同样重要。优绩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理念让成功者变得傲慢，而让失败者感到屈辱。这反映了残存的天命论信念，而这种信念其实长存于世俗社会的道德话语中。

马克斯·韦伯观察到：“幸运的人很少对自己拥有好运的事实感到满足，除此之外，他还想确认他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好运，他想要确信自己理应获得这份成功。最重要的是，他想要确认，与其他人相比，他更配得上这份好运。他还想要确认，不那么幸运的人所经历的不幸都只是他们自己应得的。”[Max Weber,“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in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271.原文是斜体字。]

优绩至上原则的暴政就来自（或者至少部分来自）上述这份冲动。如今的世俗优绩至上体系正在以呼应早期天赐神授的方式为成功披上道德的外衣，尽管成功者并不把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归因于上帝的干预（他们认为这更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他们仍认为这份成功反映了他们高人一等的美德，他们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配得上这些。

优绩至上主义中成王败寇的观念其实是去除了上帝的天命论，至少在这种思想中，上帝并不会干预人类事务。成功者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但这份成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这种思维方式提高了经济竞争的道德风险，它将成功者神圣化，同时也丑化了失败者。

文化历史学家杰克逊·李尔斯解释说，尽管加尔文主义者关于预定论和人性本恶的思想消失了，但天命论思想仍然无处不在。对加尔文和清教徒来说，“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没人是理应获得救赎的，救赎只能靠上帝的恩赐。[Jackson Lears,Something for Nothing:Luck in America(New York:Viking,2003),p.34.]

但是当自由主义神学家开始强调人类自救的能力时，人们开始把成功视为个人努力和天赐安排融合的结果。这个转变过程可能发展缓慢，甚至断断续续，但方向始终没变，新教教徒对天命论的信念变成了为经济地位现状提供精神上的合理化解释的方式，天命甚至默默地为财富不平等背书。[Ibid.]

李尔斯认为，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天命论和一种更强的关于自我掌控的伦理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对抗。天命论强调生活中人们无法理解和掌握的维度，它认为世间人们的所作所为和回报并不一定要匹配，它允许神秘、悲剧和谦卑存在。这就是《传道书》所传递的情感：“我回来了，并且清晰地看到，跑快的未必得赢，力强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明哲的未必得财，技高的未必得喜，时机和际遇会左右众人。”[Ibid.,pp.57–62.Ecclesiastes 9:11–12,cited at p.59.]

相比之下，自我掌控的伦理认为“人类的选择才是精神世界的中心”[Lears,Something for Nothing,p.60.]。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上帝，而是重塑了上帝在天命论中扮演的角色。李尔斯证明，掌控和控制自我的道德观发源于福音派新教，并最终占据了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这种道德观带来了“从恩典之约到路德所批判的奋斗之约”的转变。18世纪中叶，“人们关注的不再是神圣的仪式（比如传统天主教仪式），而是世俗的奋斗”[Ibid.,p.76.]。但这些世俗的奋斗仍然将天命安排视作其道德正确性的依据。

在新教的信仰体系中，天意仍然主导着一切，但人类可以自由选择如何参与实施上帝的计划，并可以用某种方式迎合上帝的目的。福音派的这种理性在对至高无上天意的信仰和对人类努力的空前颂扬之间实现了平衡。[Ibid.]

将人类的自我努力和天意的奖惩结合起来的做法为优绩至上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土壤。这样就摒弃了天命论，并将世俗的成功与道德上的正当性联系起来。李尔斯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退步，他说：“反过来说，如果某种文化能够不那么强调个人自己掌控命运的责任，那么它会更宏大、更宽容，也会更亲切。”更敏锐地认识到运气和命运是多么难以预测，“可能会促使幸运的人想象自己不幸的样子，从而克服优绩至上主义的傲慢，并促使他们承认人们得到自己所应得的这种事是多么偶然、多么难以预测”。[Ibid.,p.22.]

李尔斯用非常直接的语言对道德和公民所受的损害做出了评价：

自我掌控的文化继续支撑着自鸣得意、世俗化的基督教天命论，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这种观点一直在塑造着美国的道德体系，尽管现在流行的词语是技术官僚而不是宗教。天命论的傲慢在于其倾向于把世俗神圣化，不仅武断地认定我们都是神意安排或“逐步演变”计划的一部分，还将现实中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分配，乃至全球权力斗争的结果都视为这个计划的体现。[Ibid.]

天命论思想认为人们得到的是他们应得的，这在现代公共舆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当前的天命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傲慢式的，另一个是惩罚性的。两种版本都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傲慢式天命论的显例。华尔街银行冒险和贪婪的行为把全球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而这需要大量纳税人的援助。就在家庭和小微企业艰难复苏之际，华尔街的上层银行家很快给自己开出了数百亿美元的奖金。面对公众的怒火，当有人问高盛CEO（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何以获取如此丰厚的薪酬时，他回答说，他和银行家同事们是在“做上帝的工作”。[John Arlidge and Philip Beresford,“Inside the Goldmine,”The Sunday Times(London),November 8,2009.]

在致命的飓风和其他灾难过后，一些基督教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惩罚性版本的天命论。当卡特里娜飓风在2005年摧毁新奥尔良市时，牧师富兰克林·格雷厄姆宣称这场风暴是对这样一个以马尔迪·格拉音乐狂欢节、性变态、狂欢和其他罪恶活动闻名的“邪恶之城”的神圣报复[Graham quoted in“Hurricane Katrina:Wrath of God?,”Morning Joe on NBC News,October 5,2005]。2009年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超过20万人的生命，而电视福音传道者帕特·罗伯逊把这场灾难归咎于海地奴隶在1804年反抗法国时与魔鬼签订的契约。[Robertson quoted in Dan Fletcher,“Why Is Pat Robertson Blaming Haiti?”Time,Jan.14,2010.]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几天，牧师杰里·福尔韦尔出现在罗伯逊的基督教电视节目中，他把这场袭击解释为对美国罪恶的神圣惩罚：

堕胎者必须为此事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上帝绝不允许遭受嘲弄。当我们杀死4000万名无辜婴儿时，我们惹恼了上帝。我坚定地认为，这些试图让不生育成为生活方式的人——异教徒、堕胎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些想要把美国世俗化的人，我要用手指着他们的脸说：是你们促使了灾难降临。[Falwell quoted in Laurie Goodstein,“After the Attacks:Finding Fault,”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5,2001.]

将史诗般的灾难解释为神罚并不是基督教天命论的“专利”。2011年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袭击日本并引起核电站熔毁，东京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官员石原慎太郎认为这场灾难是对日本物质主义的神罚，他说：“我们需要这样一场灾难来消灭利己主义，利己主义思想长期以来已经腐蚀了日本人的心灵。”[Devin Dwyer,“Divine Retribution?Japan Quake,Tsunami Resurface God Debate,”ABC News,March 18,2011]

健康和财富

最近几十年，美国基督教产生了一种乐观的天命论信仰的新变体，叫成功神学。该教派的领导者是美国最大的几个教堂的电视福音传道者和传教士，教义是上帝赐予财富和健康来奖励人们的信仰。成功神学并不是把上帝的恩典视为神秘的、可以不劳而获的礼物，而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20世纪早期的福音传道者E.W.凯尼恩为这场运动奠定了基础，他竭力让基督徒们相信：“上帝的能力是我的，上帝的力量是我的，上帝的成功也是我的，我就是胜利者，我就是征服者。”[Kenyon quoted in Kate 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3,2016.See also Kate Bowler,Blessed: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rosperity Gospe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研究成功神学的历史学者凯特·鲍勒写道，该教派的教义完全可以用“我得到了上帝的祝福”这句话来概括，在这句话中，受上帝祝福的证据体现在健康和富有中[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乔尔·奥斯廷是成功神学的著名传道者，他在休斯敦的教堂是美国最大的教堂。他曾告诉奥普拉·温弗瑞：“耶稣的死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Osteen quoted in Bowler,Ibid.]”他的畅销书里有大量其凭借信仰获得上帝祝福的例子，包括他住的豪宅和他在乘坐某次航班时获得了升舱。[David Van Biema and Jeff Chu,“Does God Want You to Be Rich?”Time,September 10,2006.]

看起来，关于上帝祝福的教义会让人们在好运面前保持谦卑，而不会像优绩至上主义那样，认为财富和健康都是自我美德的标志。但正如鲍勒所观察到的，“blessed”（受上帝祝福）这个词语其实模糊了恩赐和回报之间的界限。

一方面，这个词可以表达纯粹的感激：“谢谢你，上帝，没有你，我仅靠自己是不可能获得这些的。”另一方面，通过这个词也可以推出人们应得这些事物：“谢谢你——我自己，感谢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对美国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词，因为美国梦基于努力工作，而不是运气。[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

虽然大约有100万名美国人参加了宣扬成功神学的大型教堂活动，但成功神学更广泛的影响在于其与美国人对奋斗和自救的信念的共鸣。《时代周刊》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1/3的美国基督徒同意，如果你把钱交给上帝，上帝就会保佑你获得更多的钱；61%的信徒相信“上帝想让人们成功”。[Bowler,Blessed,p.181;polling data in Biema and Chu,“Does God Want You to Be Rich?”]

到21世纪初，成功神学因其推崇努力工作、阶层跃升、乐观思维，变得很难与美国梦本身区分开。鲍勒写道：“成功神学运动不仅带来了美国人要实现自我创造的启示，更肯定了个体赖以生存的基本经济结构。”而且，它深化了成功是美德带来的结果这一信念。像早期的成功神学一样，它相信市场“会在人们幸运或失败时给予奖励或惩罚，善良的人将得到丰厚的报酬，而邪恶的人将会倒下”。[Bowler,Blessed,p.226.]

成功神学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对“个体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强调[Ibid.]，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令人振奋的想法。从神学角度来说，成功神学认为救赎是我们自己获得的成就；从世俗角度来说，成功神学给人们充足的信心，让人们相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拥有足够的信念，他们就能获得健康和财富。这是彻底的优绩至上主义，与所有优绩至上的道德观一样，当事情进展顺利时，这种关于个人责任的高尚理解可以令人满意，但当事情进展不顺时，这种道德观又非常令人沮丧，甚至带有惩罚性。

以健康为例，还有什么能比相信健康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可以凭借祈祷治愈疾病，能够凭借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对上帝的热爱避免疾病更有力量呢？但是这种对积极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当疾病来临时，这不仅是一种不幸，更是对我们美德有亏的批判，死亡甚至可谓雪上加霜。鲍勒写道：“如果一个信徒得病去世，其余人的羞愧会加重悲伤。他们会认为他们所爱之人的去世是因为其在信仰的考验中失败了。”[Bowler,“Death,the Prosperity Gospel and Me.”]

成功神学思想残酷的一面在关于医保的辩论中可见一斑[Vann R.Newkirk II,“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Act’s Prosperity Gospel,”The Atlantic,May 5,2017.]。当特朗普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想要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时，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更愿意选择市场化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案能够增加竞争度并因此降低成本，同时可以使用先前存在的医保条款保护人们。但是来自亚拉巴马州的保守派共和党议员莫·布鲁克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共和党的方案会使在医疗方面有更多需求的人付出更多金钱。但这是优点，而不是弊端，因为这会奖励选择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允许保险公司向需要更多医疗护理的人收取更高的保费不仅在经济上有效，在道德上也是合理的。收取病人更高的保费会减少身体健康者的生活成本，而健康的人“过着良好而健康的生活，他们会做很多事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现在，这些正确行事的人反而面对生活成本的飙升”。[Brooks quoted in Newkirk,ibid.,and in Jonathan Chait,“Republican Blurts Out That Sick People Don’t Deserve Affordable Care,”New York,May 1,2017.]

国会议员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案例，重申了从清教徒到成功神学所信奉的优绩至上主义冷酷的一面：如果生活富足是获得救赎的标志，那么遭受苦难就是罪恶的象征。这个逻辑不一定与宗教观念挂钩，这其实是一些伦理价值观的共同特征，这些伦理统统认为人类自由就是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使意志，并且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责。

2009年，奥巴马医改方案首次得到公开讨论时，全食公司（Whole Foods）的创始人约翰·麦基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公开反对获得医保的权利，他的论点主要基于自由主义而不是宗教观念。然而，像成功神学教派的传道者一样，他极力主张个人责任，认为良好的健康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的许多医疗健康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如今美国有2/3的人超重，1/3的人肥胖。致命的疾病，比如心脏病、癌症、中风、糖尿病和肥胖，占据了所有医疗支出的70%，而这些疾病大多可以通过适当的饮食、锻炼、不吸烟、少量饮酒和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预防。[John Mackey,“The Whole Foods Alternative to ObamaCare,”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1,2009.See also Chait,ibid.]

他认为，如今许多人健康状况不佳，只能怨他们自己，怨不得别人。这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上帝的信仰，而在于他们不重视科学和医学研究，而这些研究表明以植物为基础的低脂肪饮食“有助于预防甚至能够治愈大多数致命且医疗费用高昂的退行性疾病，我们本可以在90岁甚至100岁之前都过着几乎不被疾病困扰的生活”。尽管他没有明确声称患病者活该，但他始终坚持认为这些人至少不应该期望从同胞那里得到帮助。“我们都要对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健康负责。”[Mackey,Ibid.]

对麦基来说，就像对成功神学教派的传道士来说一样，健康是美德的标志——无论人们是坐在大教堂的长椅上获得它的，还是在全食的有机食品区域的过道里获得它的。

自由主义的天命论

将财富和健康看作上帝的赞扬或批评，这是优绩至上主义看待生活的方式。优绩至上主义不承认运气，也不承认恩典，想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全权负责，认为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奖励或惩罚。这种思维方式颂扬了绝对的关于掌控和支配的道德，并最终助长了精英的傲慢。优绩至上主义让成功人士相信他们自己是在“做上帝的工作”，并瞧不起不幸的受害者，认为遭遇飓风、海啸、疾病是他们自己罪有应得。

这种傲慢不仅存在于成功神学教派的保守主义者及福利制度的自由主义批评者当中，也是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政治的显著特征。例如，美国人经常用天命论来形容美国的巨大力量和繁荣来源于其神授的或正义的地位。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民主党2016年总统选举提名的演讲中宣称：“归根结底，这是特朗普永远不会明白的事情。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践行善德。[Hillary Clinton,“Address Accepting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the Democratic Convention in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July 28,2016]”在竞选期间，她经常使用这句话，因为她想要说服选民，特朗普自相矛盾，他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却又行事狠毒、唯利是图。

但其实践行善德和伟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国家和个人来说，正义是一回事，权力和财富则是另一回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强大的力量并不一定是正义的，而道德上令人钦佩的国度也并不都强大。

对于“美国因践行善德而伟大”这句话，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结果却忘了这句话背后的天命论前提。这句话呼应了一个持久的信念，即美国在世界上背负着神圣的使命，这个清晰的使命就是征服一片大陆或维护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但即使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消退了，政治家们仍在重申美国的伟大源于美国践行善德。

这句口号本身是最近才被提出的。第一位使用它的总统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误以为这句话是托克维尔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所写的。在1953年的演讲中，艾森豪威尔提到了“到美国来的一位有智慧的法国访客”，这位访客在寻找美国成功的源泉。艾森豪威尔引用这位访客的话如下：“直到我走进美国的教堂，看到布道坛上正义的火焰，我才明白美国天赋和力量的秘密。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践行善德，美国如果不再践行善德，那也就不再伟大。”[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Address at the New England'Forward to’54’Dinner,”Boston,Massachusetts,September 21,1953]

尽管这些句子没有出现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John Pitney,“The Tocqueville Fraud,”The Weekly Standard,November 12,1995]，但事实证明这些话很受后来的总统（尤其是共和党人）的欢迎。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W.布什都在鼓舞人心的场合说过这些话，通常是在对教徒听众演讲时[算上这句话的变体，杰拉尔德·R.福特在担任总统期间用了6次，罗纳德·里根用了10次，老布什用了6次。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1984年，里根总统在一次基督教福音派大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这句口号的天命论基础：

我们所有的物质财富和所有的影响力都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和这种信仰所带来的基本价值观之上。据说，150年前，伟大的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就发现，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践行善德，美国如果不再践行善德，那也就不再伟大。[President Ronald Reagan,“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Columbus,Ohio,”March 6,1984]

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人为了让宣传言论引发人们的精神共鸣，开始采用这一口号。在总统任职期间，克林顿共用了9次。约翰·克里和希拉里·克林顿也都在总统竞选期间说过这句话。[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at presidency.ucsb.edu/advanced-search.该档案包括所有总统演讲和言论，以及一些不是在任总统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讲。一项档案搜索显示，约翰·克里在2004年竞选期间至少使用了1次这个短语，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竞选期间至少使用了7次。]

历史正确的一边

声称美国因践行善德而伟大，是认为暴风雨的目的在于惩罚罪孽这种天命论观点光明、积极的一面。这是优绩至上信念应用于一个国家的结果。根据历史悠久的天命论传统，通常意义上的成功是获得救赎的象征，或从世俗角度来讲，是善行的象征。但是，如此诠释美国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对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挑战：如果富裕和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源于其美德，难道对有权、有钱的公民就不能这么说吗？

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尤其是其中重视平等的人，他们反对一种观点：富人有钱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配得上。他们认为这是反对向富人征税以帮助弱势群体的自私的、道貌岸然的理由。比起主张富裕意味着道德上的优越，平等自由主义者更强调财富的偶然性。他们指出，市场经济社会下的成败与品格和美德有关，但受运气和环境影响也很大。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决定胜负的许多因素都是随机的。

但是，很难一方面同意一种道德化的天命论观念，即国家的伟大是因其践行善德，另一方面又否定另一种道德化的、优绩至上主义的观念，即富人的财富源自其美德。如果对国家而言，伟大意味着正义，那么对财富排名前1%的人也可以这样说。在道德和神学上，国际层面的天命论和国内的优绩至上主义要么同存，要么俱亡。

尽管最近几十年的政治家没有明确承认这种观点，但他们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逐渐展现了优绩至上主义的思维倾向。“因践行善德而伟大”的天命论中隐含的优绩至上主义观点，在美国国内关于团结、责任和福利制度的讨论中逐渐表达了出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自由主义者逐渐接受了保守主义者对福利制度的批评，包括他们对个人责任的苛刻要求。尽管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和英国的托尼·布莱尔等政客并没有将所有健康和财富的获得都归因于个人善行，但他们在努力将能否获取福利援助与受助人的个人责任和资质挂钩。[Yascha Mounk,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Luck,Choice,a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当代自由主义中隐含的天命论思想，也可以在涉及美国国内外政策的言辞的转变中窥见。政府发言人不断坚称自己的政策或政治盟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批评对手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或许有人认为，关于历史“正确的一边”和“错误的一边”的辩论在冷战时期达到了顶峰，那时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相互对立，声称自己的体系终将获胜。然而，让人惊讶的是，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在冷战背景下的辩论中使用过这样的表述。[第一位使用这个短语的总统是罗纳德·里根，他是在1988年谈到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时说的，见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american-coalition-for-trade expansion-with-canada。但几个月后，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他批评“历史正确的一边”是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想要接受苏联统治东欧的人所使用的“令人不快的马克思主义短语”]

直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或“错误的一边”这样的表述才在政治表述中成为主流，主要是民主党人在用。小布什总统只用过一次这样的表述，他在2005年告诉美国陆军士兵，中东恐怖分子“会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补充说，多亏美国入侵伊拉克，“自由的浪潮”才席卷了整个中东。一年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在航空母舰上讲话，为伊拉克战争辩护，向美国部队保证：“我们的事业是必要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President George W.Bush,“Remarks to Military Personnel at Fort Hood,Texas,”April 12,2005]

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必胜主义的言辞来自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用了25次，巴拉克·奥巴马用了32次[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有时奥巴马会像小布什和切尼那样，用这句话来描述与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斗争。他在西点军校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都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的小人物。”他在美国空军学院发表讲话时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永远不可能“有能力摧毁美国人或我们的生活方式”，部分原因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President Barack Obama,“Commencement Address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in West Point,New York,”May 22,2010]

克林顿和奥巴马在其他情况下也曾采用这种必胜主义言辞。这反映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相信历史正不可避免地朝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方向前进。1994年，克林顿对俄罗斯第一位民选总统叶利钦的前景表示乐观，克林顿说：“他相信民主。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为了回应伊斯兰世界的民主运动，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向暴君和独裁者发出严厉的警告：“靠腐败、欺骗与压制异议的手段执政的人要知道，你们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President William J.Clinton,“Interview with Larry King,”January 20,1994]

2009年，当伊朗人在街头向压迫式的政权抗议时，奥巴马称赞他们说：“为正义抗争的人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当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让民主政治有希望取代北非和中东的专制统治时，奥巴马也援引了这句历史的裁决。他说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位于历史错误的一边”，并支持把卡扎菲赶下台。在有人质疑他对埃及解放广场民主抗议者的支持不足时，奥巴马回应：“我认为历史终将记录一切，在埃及局势的每个时间节点，我们都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President Barack Obama,“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June 23,2009]

在历史真正形成之前就宣称自己和它站在一边，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对事情如何发展加以预测其实非常棘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没有给中东带来自由和民主。即使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希望也很快被接下来的专制与镇压取代。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叶利钦的民主时刻现在显得有些短暂。

其次，即使可以预见历史的进程，也无法为道德判断提供任何依据。事实证明，普京对俄罗斯的专制统治已经难以撼动，至少从这一点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人是普京，而不是叶利钦。在叙利亚，暴君巴沙尔·阿萨德在残酷的内战中幸免于难，从这个意义来讲，他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权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道德宇宙进步之路曲折

坚信自己的事业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的人可能会回答说他们指的是更长远的历史，但这种说法依赖于进一步的假设：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即便步履蹒跚，历史也终会走向正义。这一假设揭露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种论调下隐含的天命论思想。这种论证基于一种信念，即历史的进程由上帝指引，或在世俗中会朝着道德上进步、完善的方向发展。

奥巴马就持有这种观点并经常谈起它，他常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说：“道德宇宙进步之路总是很曲折，但定会通向正义。”奥巴马非常喜欢这句话，并在总统演讲和声明中33次引用它，还将其织进总统办公室的地毯。[使用率是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文件档案计算得出的]

这种天命论的信仰为历史“正确的一边”和“错误的一边”的论调提供了道德依据，还支持如此主张：美国（或任何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践行善德。因为只有国家在替天行道，或在历史上不断迈向自由与正义，国家的伟大才标志着其道德上的优越。

相信自己的计划及目的与上帝一致，或者与历史迈向自由和正义的进程吻合，可以带来巨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为不公而奋斗的人们来说。马丁·路德·金相信道德虽走弯路，但终将“通向正义”，这一教导鼓舞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主义者，他们不顾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继续游行。马丁·路德·金那句令人难忘的话借鉴了19世纪马萨诸塞州废奴主义牧师西奥多·帕克的一次布道，帕克的版本比马丁·路德·金的复杂一些，他的话表明了天命论神学如何成为被压迫者希望的源泉：

看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正义在不断进步与取得胜利。我不会装作理解道德宇宙，道德进步之路是曲折的，我的目光所能看到的不远。我无法凭视觉来计算这条弯路的弧度并预测它的走向，但我可以凭着良心感知。站在我的角度，我坚信这个世界会走向正义。乱象不会持续太久。当年杰斐逊一想到奴隶制，想起上帝是正义的，他就会颤抖。用不了多久，整个美国都会颤抖。[Theodore Parker,Ten Sermons of Religion,2nd ed.(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55),pp.84–85]

就像帕克一样，在马丁·路德·金看来，道德宇宙进步之路虽然曲折，但必定趋向正义的信念，是在鼓舞性地、预言性地呼吁人们站出来反对不公。但是，天命论信念可以为无权无势者带来希望，也可能使强者变得傲慢。这可以从近几十年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中看出，民权时代的道德紧迫感让位于自负的胜利者心态，这正是冷战的后果。

苏联的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让西方许多人认为，历史证明了他们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模式是对的。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他们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全球化，其中包括自由贸易协定、放宽金融管制及其他促进货物、资本和人力跨国界流动的措施。他们满怀信心地预测，全球市场的扩张将增强全球相互依存的关系，减少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缓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全球贸易和新兴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甚至可能动摇专制政权的统治，并引导这些国家走向自由民主。

事情并没有如是发生。全球化在2008年引发金融危机，并在8年后导致激烈的政治后果。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没有消失，反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发展势头，并成为对民主社会的自由制度和规范的威胁。

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有利于市场运作的全球化得到发展，推进全球化的精英们对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再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8年，在谷歌收录的书籍中，“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一短语的使用频率增加了8倍以上。

全球化的支持者对历史站在自己这一边充满信心。比尔·克林顿在1993年敦促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努力缓解人们对这一协议会威胁工人就业前景的担忧，但他最大的担忧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倘若失败，将给全球化带来打击：“我最担心的是，随着我们迈向21世纪，协议倘若失败，将置美国于历史错误的一边……这压倒了其他所有担忧。”1998年，克林顿在柏林发表讲话时，赞扬德国“向全球化经济过渡的艰难过程”。他说，尽管许多德国公民“可能尚未感受到好处”，但德国对全球化的拥护让德国“显然处于历史正确的一边”。[President William J.Clinton,“Media Roundtable I nterview on NAFTA,”November 12,1993]

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不意味着拥抱无限制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这意味着在国外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在国内消除歧视并为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在不同时期，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将自己的政策确定为“历史正确的一边”，其中包括医疗保险改革、《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MLA）、大学学费税收抵免及禁止歧视性少数群体雇员的行政命令。2008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奥巴马的演讲中，克林顿回忆起尽管当年共和党指责他太年轻，缺乏经验，不适合担任政府首脑，但他仍赢得了总统职位的历程：“在1992年，这些批评没有用，因为我们当时处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这在2008年也不会有用，因为巴拉克·奥巴马正处在历史正确的一边。”[President William J.Clinton,“Remarks at a Campaign Concert for Senator John F.Kerry in Boston,”September 28,1996]

反对歧视和为人们提供更多平等机会是有价值的事业，希拉里·克林顿也把这些作为她2016年竞选总统的中心议题。但在那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来了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经济体系受金融力量支配，金钱在政治制度中比公民发挥了更大影响，愤怒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日益高涨，促进机会平等的计划似乎不合时宜，沦为天命论理想的苍白表达。

当奥巴马谈到道德宇宙进步之路虽曲折但必定趋向正义时，他补充了一项马丁·路德·金没有做出的保证：“最终，美国总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President Barack Obama,“Remarks at a Reception Celebrating Lesbian,Gay,Bisexual,and Transgender Pride Month,”June 13,2013]”但这扭曲了马丁·路德·金所说的话中包含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流逝，奥巴马的天命论不再是对变革的呼吁，而变成停下改革脚步的正当理由和对美国例外主义安慰式的重申。“进步不总是走直线的。”2012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比弗利山庄举行的一次筹款活动中解释道，“进步之路是一条‘之’字形曲线。有时候政治走错了路，有时候有些人被落下了。但是让美国与众不同的是，最终，我们必将做出正确的选择。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道德的曲折之路必将趋向正义，就是让美国与众不同的原因。这就是美国特殊的原因。”[President Barack Obama,“Remarks at an Obama Victory Fund 2012 Fundraiser in Beverly Hills,California,”June 6,2012]

1895年，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兼社会运动家凯瑟琳·李·贝茨发表了一首爱国主义诗歌《美丽的美国》。15年后，一位教堂风琴师为其配乐。这首歌颂扬美国的良善，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爱国歌曲之一，许多人希望选它为国歌。[Eric Westervelt,“Greatness Is Not a Given:'America The Beautiful'Asks How We Can Do Better,”National Public Radio,April 4,2019]

与美国的官方国歌《星条旗》不同，《美丽的美国》是和平圣歌。这首歌赞美了美国的“紫色高山式的威严”，而不是“火箭的红色闪光，炸弹在空中爆炸”。这首歌的副歌是祈求上帝恩典的祈祷：

美利坚！美利坚！

上帝赐予你荣光，

并会冠你以手足之情，

直至彼岸闪烁的海洋！[Katharine Lee Bates,America the Beautiful and Other Poems(New York:Thomas Y.Crowell Co.,1911),pp.3–4.]

但是关于“上帝赐予你荣光”那句歌词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可以将其解读为表达了对将来的愿望——“（愿）上帝赐予你荣光”，或者可以用过去时来解读它，作为对事实的陈述——“上帝（已）赐予你荣光”。[Mark Krikorian,“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National Review,July 6,2011.]

从歌词的其余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诗人的初衷是祈祷未来被上帝赐予荣光，诗的下一行清楚说明了这一点。它并不是说“（上帝已）冠你以手足之情”，诗人表达的是对上帝这样做的希望。

不可避免地，许多美国人以第二种方式解释“上帝赐予你荣光”这句歌词，把这看作既成事实。这反映了美国的天命论是信念，而不是志向。上帝的荣光不是无法赢得的礼物，而是美国人应得的，并且是实际上已经得到的东西。“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美国践行善德。”

在建功立业与上帝的荣光之间维持平衡并不容易。从清教徒到成功神学的传教士，倡导赚钱和有所成就的行为准则都几乎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似乎快要压倒更谦卑的关于希望和祈祷、感恩和赏赐的道德准则。建功立业排挤掉了上帝的荣光，或者说优绩论以自己的理念重铸了上帝的荣光，把这种恩典变成了我们应得的东西。

2001年10月28日，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周后，自小就失明的传奇非裔美国灵魂乐歌手和音乐家雷·查尔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第二场比赛开赛前演唱了一首激动人心的《美丽的美国》。查尔斯以演唱这首歌闻名，他能表现出其他演唱者无法展现的悲伤和救赎式的喜悦。那天晚上，查尔斯像往常一样添加了一段即兴演唱，观众从中可以听出这样一种论调——美国的荣光并不是希望和祈祷，而是既成事实：

美利坚！美利坚！

上帝确实赐予了你荣光。哦，是的。

并冠你以——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手足之情，

直至彼岸闪烁的海洋。[A video of Ray Charles’s performance of“America the Beautiful”at the 2001 World Series is available at youtube.com/watch?v=HlHMQEegpFs.]

当最后的和弦在体育场内回荡时，四架F-16战斗机在体育场上空飞过。查尔斯所演唱的歌曲的凄美与感伤让位于某些更有威力的、更不会宽恕的事物，这就是现代天命论信念带来的绝对自信。道德宇宙进步的曲折之路可能通向正义，但上帝会救赎的是自救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