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如今，我们看待成功就像清教徒看待救赎一样，我们认为成功不是靠运气或恩典，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这是优绩至上理念的核心。优绩至上主义颂扬自由——凭努力工作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和应得的权利。如果我要为积累可观的世俗财富——收入和财产、权力和声望——负责，那么我必须配得上这些世俗财富。成功是美德的标志。我发的财是我应得的。

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力量，鼓励人们这样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在过去40年里，优绩至上的预设加深了对民主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尽管不平等已经扩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但公共文化强化了这样的观念：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似乎全球化的赢家需要说服他们自己和其他所有人，那些处于顶端和底层的人已经到达属于他们的位置。即便不是这样，只要我们能够消除通往机会的不公平障碍，他们就会回到属于他们的位置。近几十年来，主流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之间的政治争论主要关于如何解释机会平等及如何实施机会平等，来让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奋斗与应得

我最早是从与学生的交流中注意到优绩至上情绪的高涨的。1980年以来，我一直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哲学，有时会有人问及这些年来学生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通常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课堂上就我所教的主题——公正、市场和道德、新技术的伦理——开展辩论，学生们总是会表达各种各样的道德和政治观点。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决定性的趋势，但有个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我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成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取得的。在我教的学生中，这种优绩至上的信念得到了强化。

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他们成长于罗纳德·里根时代，吸收了当时的个人主义哲学。但这些学生大多不是政治上保守的学生，信奉优绩至上的学生涵盖了各个政治派别。在关于大学招生的平权法案是否公正的争论中，他们的态度表现得尤为激烈。无论学生支持还是反对平权法案，大多数人都坚信他们努力学习才有资格进入哈佛大学，因此他们在哈佛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至于他们被录取是因为运气或其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的说法，都会遇到哈佛学生的强烈抵制。

在精英大学学生中，优绩至上的看法日益强烈，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录取到精英大学的路变得越来越难走，越来越令人畏惧。就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录取了近1/3的申请人。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录取了大约1/5的申请人；2019年，这两所大学只录取了不到1/20的申请人。随着入学竞争的加剧，渴望进入一流大学（或被父母期望进入一流大学）的孩子们的青春期已成为激烈奋斗的战场——为了给大学招生委员会留下深刻印象，大学预修课程、私人升学辅导、SAT培训、体育和其他课外活动、实习和在遥远国度的志愿活动都安排得很紧，压力很大，让人感到紧张，所有这些都是在为孩子寻求最好前程的超级父母的督导下进行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能凭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工作获得成功，你就很难从这种压力和奋斗的挑战中走出来。这并不会让学生变得自私或不负责任，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大量时间投入公共服务和其他公益活动，这段经历确实让他们成为坚定的精英。就像他们的清教徒先人一样，这些学生相信他们通过努力工作所取得的成功是他们应得的。

我注意到，大学生中的精英意识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2012年，我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演讲主题是“市场的道德限度”。近期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一名中国少年为了买iPhone（苹果手机）和iPad（苹果平板电脑）而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Evan Osnos,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Truth,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4),pp.308–10.]，我问学生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随后的辩论中，许多学生持自由主义观点：如果该少年在没有压力或胁迫的情况下自愿同意卖肾，那他有权这样做。也有一些学生不同意，认为富人可以通过从穷人那里购买肾脏延长自己的寿命，这是不公平的。大厅后面的一位学生提出：有钱人赚了钱，就是有功劳，所以应该活得更久。

我被这种厚颜无耻的优绩至上思维吓了一跳。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在道德上类似于成功神学信仰，即健康和财富是上帝青睐的标志。当然，说出这句话的中国学生可能并没有沉浸在清教徒或天命论的传统中，但他和他的同学们是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在过去10年里，我在访问中国多所大学时遇到许多学生，他们的道德直觉中深深地存在这样一种观念：那些成功的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这些中国学生就像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一样，是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高度竞争的录取过程中的赢家，难怪他们会抵制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的成功另有原因，他们更容易被另一种想法吸引：我们赢得了成功，无论制度对我们的努力与天分给予什么样的回报，那都是我们理应得到的。

市场与优绩至上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启动中国的市场改革时，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都在寻求让他们的社会更多地依赖市场。这一时期对市场的信仰为随后几十年优绩至上价值观及其实践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并不一定依赖于优绩至上的假设。支持市场机制最常见的论点与效用和自由有关。第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创造了刺激GDP增长和总体福利最大化的激励机制；第二种观点认为，市场让人们自由选择他们所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必胜论促使人们提出了第三个理由，即优绩至上论：只要在机会均等的公平体系中运作，市场就会让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只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市场结果就会奖励优秀的人。

在撒切尔和里根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中，优绩至上伦理有时是隐而不现的，但这一观念在他们的继任中左翼人物的政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左翼政治争论的显著特征：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等政治人物没有质疑撒切尔和里根的市场信念，而是接受了这套信念，并想要软化其最苛刻的特征。

他们接受了里根—撒切尔的观点，即市场机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首要工具，但他们希望确保市场在公平的条件下运行。所有公民，无论其种族或阶级、宗教或民族、性别或性取向如何，都应该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竞争，以获取市场给予的回报。对中左翼自由主义者来说，机会平等不仅仅需要消除歧视，还要求获得教育、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其他服务，让人们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效竞争。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6年，亲市场的中左翼自由主义主张如下：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这不仅符合市场社会的要求，也是实现市场机制基本原则的方式。其中两个原则是公平和生产力。消除歧视和扩大机会将促进市场变得更加公平，吸纳更广泛的人才进入市场会让市场更具生产力。（比尔·克林顿经常在生产力论的掩护下提出关于公平的论点，比如他会说：“我们不能浪费一个人。”[作为总统，比尔·克林顿用过此短语21次。例如“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来确保没有一个孩子被剥夺了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碰巧是穷人，或者他们碰巧出生在一个没有很多经济机会的地区，或者他们碰巧是少数族裔的一员，或者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而被抛在后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浪费的人。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世界，它依靠人的力量运行，我们需要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人。”]）

除了公平和生产力，自由派的观点还指向了第三个更有力的理想，即隐含在市场中的理想：让人们能够完全基于努力和天赋进行竞争，会实现市场结果与才能的一致性。在机会真正平等的社会里，市场会给予人们应得的东西。

在过去的40年里，关于价值和应得的表述，已经成为公共话语的核心。向优绩至上的转变一方面显示了英才统治冷酷的一面，其冷酷性体现在对个人责任的严格要求上，这种要求伴随着对福利制度的控制和把风险从政府和公司转移到个人身上的努力[Yascha Mounk,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Luck,Choice,a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and Jacob S.Hacker,The Great Risk Shif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这种转变另一方面则更有抱负。优绩至上观念体现在所谓的阶层跃升的话语中，保证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站在他们的才能和梦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近几十年来，关于个人责任和阶层跃升的话语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最终导致了民粹主义对精英统治的强烈抑制。

责任的言辞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关责任的言论在针对福利制度的辩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针对福利制度的争论都是有关团结的争论，以及关于我们作为公民应该为彼此承担什么。一些人对团结的观念有更高的要求，另一些人的观念则有更多的限制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福利制度的辩论与其说是关于团结的，不如说是关于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要对他们的不幸负责的。一些人主张更严格的个人责任观念，另一些人则主张有限个人责任。

个人责任的拓展观念是一条线索，表明优绩至上的预设正在准备实施。我们对命运负责得越彻底，我们的生活就越值得赞扬或责备。

里根、撒切尔对福利制度的批评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福祉负责，而国家与社群只应帮助那些不幸并非由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人。“我们永远不会抛弃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必须得到我们帮助的人，”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宣称，“但是，让我们努力看看有多少人能够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实现自力更生吧。[Ronald Reagan,“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7,1987,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这句话发人深省，一开始是慷慨的比喻：“那些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需要帮助的人有权要求社群的帮助。但是，就像所有的责任归属一样，这一条件也有冷酷的一面。如果说环境的受害者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那么可以说与自己的不幸有关系的人不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

在总统辞令中，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首次使用了“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这意味着严格的个人责任概念：那些由错误的选择导致贫困或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不应得到政府的帮助，而应该自己照顾自己。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谈论由大萧条导致失业的人不应该受到责难时，不时地采用这句话。[柯立芝、胡佛和罗斯福都用过这个短语，在美国总统项目中可以查到]

罗纳德·里根想要削弱政府的作用，他比此前任何一任总统都更频繁地使用“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但在里根之后的每一位民主党继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采用它的频率都达到了里根的两倍[作为总统，里根用过26次“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这句话，克林顿用了72次，奥巴马用了56次。作者用美国总统项目的可搜索档案做的计算]。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像里根一样，含蓄地区分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那些由于无法控制的力量而挣扎的人应该得到政府的援助，那些对自己的不幸负有责任的人则可能不应得到援助。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保证“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福利”。作为总统，他把责任的言辞与阶层跃升的话语联系在一起，让人同时想起了精英统治冰冷严酷的一面和抱负宏大的一面。“我们必须做美国最擅长的事情，”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布，“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机会，要求所有人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在是时候戒除从我们的政府或彼此那里不劳而获的坏习惯了。”[William J.Clinton,“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199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责任的言辞和阶层跃升的话语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指向自力更生和自我创造的理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责任意味着摆脱福利，找到一份工作，机会意味着获得能够在劳动力市场有效竞争的教育和技能。如果机会是平等的，那么人们能凭借他们的努力和才能向上跃升，他们的成功会是其所作所为的衡量标准。“所有美国人不仅有权利，而且有庄严的责任，向上攀登到各自的天赋与毅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克林顿宣称，“机遇和责任这二者相辅相成，我们不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William J.Clinton,“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January 24,1995,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克林顿赞同里根的观点，即福利发放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并非因自身过错而需要帮助的人”。克林顿说：“政府的作用是创造经济机会，帮助那些并非由于自身过错而承受经济负担的人。[William J.Clinton,“Remarks on Arrival at McClellan Air Force Base,Sacramento,California,”April 7,1995,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1996年，他签署了一项福利改革法案，该法案要求个人承担更大责任，要求福利领取者工作，并限制他们享受福利的时间，但这一法案遭到了许多民主党同僚的反对。[William J.Clinton,“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August 22,1996,at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对责任及其优绩至上的内涵的重新强调，跨越了大西洋两岸。当克林顿以个人责任的名义实施福利改革时，即将成为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也发出了类似的信息：“我们需要为新时代的福利问题达成新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新时代，机会与责任并存。”布莱尔明确表示，他的政治目标是追求优绩至上。“新工党致力于实现优绩至上，”他写道，“我们认为，人们应该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出身或特权优势实现阶层跃升。”[Tony Blair,New Britain:My Vision of a Young Country(London:Fourth Estate,1996),pp.19,173.See also pp.273,292.]

几年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用类似的措辞为福利改革辩护：

我们的福利国家正在经受全球化风暴的考验，采取这些措施，我们才能平稳承受风暴的考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增加责任：为我们自己承担更多的个人责任，为我们孩子的机会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就社会政策而言，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责任抓住机会。[Gerhard Schröder,December 31,2002,quoted in Yascha Mounk,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Luck,Choice,and the Welfare Stat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220–21.Translated by Mounk.See also pp.1–6.]

到目前为止，责任的言辞还是大家熟悉的面貌，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责任一词在近几十年来的独特含义，以及责任与优绩至上原则对成功的解释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政治领导人一直在谈论责任，通常指的是公民对国家和同胞的义务。正如亚沙·芒克所指出的，责任现在指的是“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自己——我们如果不这样做就得承担后果”。福利国家少了“责任缓冲”，而多了“责任跟踪”。把福利资格限制在那些因运气不好而不是不良行为而陷入困境的人身上就是例子，这是想要根据人们的所作所为来对待他们。[Mounk,Ibid.,quote at p.30;see generally pp.28–37.]

尽你所能，达所当止

阶层跃升的话语很新颖，也很容易遭人忽视。机会平等和阶层跃升的理想一直是美国梦的一部分。这些理想也激励了许多其他社会。人们应该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实现跃升，这一观念已是老生常谈，几乎没有争议。主流政治家经常援引这句话，没有人反对这一点。

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口号其实挺新的。在过去40年里，这句话才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变得突出。罗纳德·里根是第一位将其作为政治理论支柱的美国总统。在白宫为政府的黑人成员举行的简报会上，他明确指出了优绩和晋升权利之间的联系。“所有美国人都有权仅仅依据个人的成就来得到评判。”他说，“梦想有多远，勤奋工作就能让每个人走多远！”对里根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不仅仅关于消除歧视。它有很多用处，包括主张减税。降低税收会“扫除通往成功之路的障碍，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技能、想象力和创造力走得更远”。[Ronald Reagan,“Remarks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for Black Administration Appointees,”June 25,1984,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presidency.ucsb.edu/node/260916;Ronald Reagan,“Radio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ax Reform,”May 25,1985,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比尔·克林顿采用了里根的口号，并经常使用。“我们从小就有简明而强大的美国梦：只要你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就应该有机会在上帝赋予你的能力范围内走得更远。”到21世纪初，阶层跃升的话语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同的言论。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约翰·麦凯恩和马尔科·鲁比奥都援引了这一点。但没有哪个美国总统比巴拉克·奥巴马更热衷于这一口号，他用这一口号的次数超过了历届总统的总和。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他总统任期的中心主题。[奥巴马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用了50次，里根15次，克林顿14次，小布什3次，老布什2次，福特1次，尼克松1次。这句话出现在尼克松的三份书面声明和林登·约翰逊的两份书面声明中，而在约翰逊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口头或书面声明中都没有出现过。作者用可搜索的总统演讲档案计算出的频率]

“谈到高等教育时，”奥巴马在白宫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说，“最重要的就是确保聪明上进的年轻人……有机会利用他们的才能、职业道德和梦想走得更远。”他认为大学教育是阶层跃升的主要机制。“现在，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承诺平等的结果，但我们国家得以创建的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成功机会。无论你是谁，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来自哪里，你都能成功。这是美国的基本承诺。你的起点不应该决定你的终点。所以我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想上大学。”[Barack Obama,“Remarks at the White House College Opportunity Summit,”December 4,2014,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在另一个场合，奥巴马举了他的妻子米歇尔的例子。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但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并得以实现阶层跃升。“米歇尔和她的兄弟能够接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教育，并在他们的梦想中行以致远。”这支持了奥巴马的信念：“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与众不同？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特别？是这项基本契约：在这个国家，无论你长什么样，来自哪里，姓什么，经历了什么挫折，只要你努力工作，只要你愿意承担责任，你就能成功。你可以出人头地。”[Barack Obama,“Remarks at a Campaign Rally in Austin,Texas,”July 17,201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与里根和克林顿相呼应的是，奥巴马的阶层跃升话语指向了优绩至上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不歧视（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来自哪里），坚持努力工作，并告诫公民对自己负责。这就是阶层跃升话语和优绩至上伦理之间的联系：如果机会是真正平等的，那么不仅人们会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努力而实现提升，而且他们的成功将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将得到他们应得到的回报。

得到你应得到的

随着阶层跃升话语的日益突出，优绩和应得的语言在整个公共文化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表达。回想一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处不在的麦当劳广告口号（和顺口溜）：“你今天值得休息一下。”或者看看书和报纸。谷歌的Ngram功能可以跟踪单词和短语在书中出现的频率，根据谷歌的Ngram检索，1970—2008年，“你值得拥有”（youdeserve）这个短语的使用次数增加了两倍多。在《纽约时报》上，“你值得拥有”在2018年出现的次数是罗纳德·里根上任那年的4倍多。[根据《纽约时报》可搜索的线上档案，“你值得拥有”在1981年出现了14次，在2018年出现了69次。档案还显示了该数据每十年的稳步增长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的111次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的175次、20世纪90年代的228次、21世纪头十年的480次和2010年至2019年7月31日的475次。]

一些对应得的引用明确地与优绩至上思维有关。例如，1988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描述道，录有伴随海浪声、带催眠效应、在潜意识层面有激励信息的轻言低语的录音磁带，其销量不断增长。其中一条信息是：“我应该比爸爸做得更好。我应该成功。我应该达到我的目标。我应该富有。”但随着应得的表述注入流行文化，这句话变成了令人宽慰的、万能的成功承诺，就像《纽约时报》近期一份食谱的标题：“你值得吃到更多汁的鸡肉。”（吃到你想要的嫩鸡肉的秘诀是什么？不要煮过头。）[John Lofflin,“What’s New in Subliminal Messages:‘I Deserve to Succeed.I Deserve to Reach My Goals.I Deserve to Be Rich,’”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0,1988]

随着优绩和应得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学院哲学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的英美哲学家反对优绩至上，理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收入取决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偶然性，比如对一个人的才能的需求，以及一个人的才能是普通的还是罕见的。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或许反映了当时政治中盛行的责任言辞——重新开始为优绩辩护。他们被称为运气平等主义者，他们认为，社会帮助失利者的义务取决于找出穷人中谁应该为他们的不幸负责，以及谁是坏运气的受害者。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对自己的困境不负责任的人才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参见第3章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翰·罗尔斯和运气平等主义者的讨论。]

在政客中，优绩和应得的表述与阶层跃升的话语相伴而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很少想要通过告诉听众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来左右听众。约翰·F.肯尼迪从未用过“你值得拥有”这个短语。里根改变了这一点，他采用“你值得拥有”的次数比他的五位前任加起来还要多[根据美国总统项目可搜索的总统演讲档案，里根用了31次“你值得拥有”，而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总统总共使用了27次]。例如，他在1983年对一群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说：“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人应该得到奖励。”

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嫉妒和怨恨的基础上的。我一直坚信的梦想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你努力工作，振作起来并取得成功，那么，天哪，你就应该得到人生的奖赏。人人努力争取这种奖赏，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Ronald Reagan,“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with Members of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 in San Francisco,”March 4,198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在里根之后，“你值得拥有”成为总统演讲中所有党派的固定用语。克林顿使用这个短语的次数是里根的两倍，奥巴马的频率是里根的三倍，讲话场合包括从日常谈话到各种重要场合。国防部在一座城市新设了行政中心，增加了不少工作岗位，克林顿在该市发表讲话：“你们得到它，是因为你们值得拥有它。”奥巴马在向一群仓库工人发表讲话时宣称：“如果你辛苦工作了一天，那你应该得到体面的报酬。”在俄亥俄州的一所社区学院演讲时，他为中产阶级的减税政策辩护说：“你们应该休息一下，你们应该得到一些帮助。”[根据美国总统项目的总统演讲可搜索档案，里根用了31次“你值得拥有”，克林顿用了68次，奥巴马用了104次]

在英国，托尼·布莱尔在20世纪90年代所表达的对优绩至上的信念继续影响着英国政治，甚至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也是如此。2016年，特蕾莎·梅在成为英国首相后不久就发表了对英国的愿景——“真正优绩至上的不列颠”。谈到普通的工人阶级，梅宣称：“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特蕾莎·梅提出的所谓更好待遇要靠遵守优绩至上的原则来获得。[Theresa May,“Britain,the Great Meritocracy:Prime Minister’s Speech,”September 9,2016]

我希望大不列颠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优绩至上国家：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在他们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允许的范围内走得更远……我希望大不列颠成为优势是建立在优绩而不是特权基础上的地方。重要的是你的天赋和努力，而不是你出生在哪里、你的父母是谁，或者你的口音是什么。[Ibid.]

尽管谈到了阶层跃升和应得，但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并没有明确谈到优绩至上，奥巴马是个例外。例如，在接受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体育评论员的采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体育吸引人们的是“这是少数几个真正实行优绩至上原则的地方之一。没有太多废话。最终，谁赢了，谁输了，谁在表演，谁没有——一切都摆在那里”[Barack Obama,Interview with Bill Simmons of ESPN,March 1,201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经常采用阶层跃升与应得的言辞：“我们的竞选活动就是重申我们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在美国，每个人，不管你长什么样，你是谁，你爱谁，你都应该有机会走得更远，只要你的努力和梦想能带你走得更远。”希拉里发誓，如果她当选，“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就会成为可能”。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她宣称：“我希望这是真正的优绩至上。我厌倦了不平等。我想让人们感受到，他们如果为之努力，就能获得成功。”[Hillary Clinton,“Remarks at the Frontline Outreach Center in Orlando,Florida,”September 21,201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民粹主义的强烈抵制

不幸的是，到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的阶层跃升话语已经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击败她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没有谈到阶层跃升，也没有谈到美国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工作取得更大进步的信念。据我所知，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从未使用过这一口号，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也从未使用过。相反，他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赢家和输家，并保证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的伟大愿景与实现优绩至上这一主题毫无关系，尽管后者在过去40年里一直活跃在美国的公共话语中。

事实上，有理由认为民粹主义对自命不凡的精英的反感在特朗普当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年早些时候，英国举行了一场令人惊讶的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也与这种反感有关。选举是复杂的事件，很难确切地说出是什么促使选民在投票时做出选择。但许多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支持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这些工人阶级选民似乎对阶层跃升的承诺不太感兴趣，而对重申国家主权、身份和自豪感更感兴趣。他们憎恨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专家和专业人士阶层，这些家伙颂扬市场驱动的全球化，从中获益，迫使劳动人民接受外国竞争的挤压。他们似乎更认同全球精英，而不是他们的同胞。

并不是所有民粹主义者对现有秩序的不满都是对优绩至上的傲慢做出的回应，一些不满与仇外心理、种族主义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敌意纠缠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民粹主义反弹的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感觉，即那些站在优绩至上等级制度之上的人蔑视那些他们认为成就不如自己的人。这种民粹主义的抱怨并非没有根据，几十年来，主张优绩至上的精英们吟诵着这样一句咒语：那些努力工作、遵守规则的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他们没有注意到，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嘲讽。

这可能就是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在听到希拉里·克林顿关于优绩至上的辞令时却感觉像是听到了咒语。对他们来说，阶层跃升的话语更多的是侮辱而不是鼓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优绩至上的信念，相反，他们拥护优绩至上，但认为优绩至上已经是现成的运作方式。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尚未实现的计划，需要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消除实现目标的障碍。这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干预会有利于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从而违反而不是维护他们所认为的优绩至上原则。这也是因为，在努力取得了些许成功之后，他们接受了市场对自己的严厉裁决，并在道德和心理上投入其中。

2016年总统大选后开展的一项调查，要求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表达是否同意关于美国如何遵守优绩至上原则的几个说法，包括以下内容：“总的来说，美国社会是公平、公正的”；“个人对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负有责任”；“任何愿意寻找经济发展机会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机会”；“美国社会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即美国白人和美国少数种族/民族享有平等的成功机会”[Erin A.Cech,“Rugged Meritocratists:The Role of Overt Bias and the Meritocratic Ideology in Trump Supporters’Opposition to Social Justice Efforts,”Socius: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3(January 1,2017),pp.1–20,]。不出所料，与经济背景较差的受访者相比，富有的受访者更容易同意这些说法。但排除阶级地位的因素，特朗普的支持者比不支持特朗普的人更强烈地赞同这些陈述[Ibid.]。特朗普的支持者憎恨自由派的阶层跃升话语，不是因为他们拒绝优绩至上，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描述了主流社会秩序。他们服从优绩至上主义的规则，接受了优绩至上规则根据他们自己的是非曲直做出的严酷评判，并相信其他人也应该这样做。

优绩至上论的暴政不仅仅来自阶层跃升的话语，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态度和环境，这些态度和环境加在一起，让优绩至上变得“有毒”。首先，在不平等现象猖獗和流动性停滞的情况下，重申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以及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应得的东西，这些说法削弱了团结，并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士气低落。其次，坚持认为大学文凭是获得受人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首要途径，这造成了文凭主义偏见，损害了工作的尊严，贬低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最后，坚持认为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好由受过高等教育、价值中立的专家来解决，这是技术官僚的自负，腐蚀了民主，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

如果你努力，你就能成功吗？

当政客们以令人麻木的频率重申神圣的真理时，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不再是真理。阶层跃升的话语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不平等程度接近令人恐惧的程度时，有关阶层跃升的话语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并非偶然。最富有的1%的人的收入超过整个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0.2%，而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获得了12.5%。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了近一半（47%）的国民收入，而西欧为37%，中国为41%，巴西和印度为55%。]，中等阶层的收入也停滞了40年[在美国，198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0%的人，他们的收入增长了121%。后半部分人口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他们在2014年的平均收入（约1.6万美元）与1980年的实际收入大致相同。处于工作年龄的男性，2014年的收入中位数与1964年一样，约为3.5万美元。半个多世纪以来，男性工人的收入中位数一直没有增长。]，努力和勤奋会让你走得更远的想法开始变得空洞。

这种空洞导致了两种类型的不满：一种是当制度未能兑现优绩至上的承诺时，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进步，就会产生挫折感；另一种是人们相信优绩至上的承诺已经实现，而他们失败了，这让人感到绝望。这种不满更令人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对那些被甩下的人来说，他们的失败是自己的错。

美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更坚持这样的信念：努力工作才能成功，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据全球民意调查，大多数（77%）美国人相信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有一半的德国人这么看。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证成功。[对于“只要肯努力，大多数人都能成功”这一观点，77%的美国人同意，20%的美国人不同意。德国人同意和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比例是51%对48%。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更认同对大多数人来说，努力工作并不是成功的保证这一说法，认同和不认同的比例分别为54%对46%（法国）和59%对40%（日本）。]

当被问及“什么因素对人生的成功至关重要”时，美国人以令人惊讶的比例（73%）把努力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反映了新教工作伦理的持久性。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努力工作对获得成功非常重要。在法国，只有25%的人这样看。[73%的美国人表示，努力工作对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非常重要，而德国和法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49%和25%。在韩国和日本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分别为34%和42%。]

与所有这类调查一样，人们表达的态度取决于问题是如何提出的。相比被问到工作与成功的关系，当被问到为什么有些人富有而另一些人贫穷时，美国人对努力的作用就不那么确定了。当被问及富人富有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工作，还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优势时，美国人的选择就变成了各占一半。而当被问及人们为什么贫穷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只有30%的人认为贫穷是由于缺乏努力。[当人们被问及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时，43%的人说他们工作更努力，42%的人说他们在生活中有优势。当被问及为什么有些人贫穷时，52%的人说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31%的人说是因为缺乏努力。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

相信提高工作效率是通往成功之路，反映了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更广泛的信念。美国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更相信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多数（57%）美国人不同意生活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这一说法。相比之下，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认为，成功主要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当被问及生活中的成功是否在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时，74%的韩国人、67%的德国人和66%的意大利人表示同意，而美国人的这一比例仅为40%。]。

这些关于工作和自救的观点，会影响到公民之间的团结和是否愿意共同承担义务。如果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成功，那么那些失败的人就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而且很难找到帮助他们的理由。这是优绩至上规则冷酷的一面。

如果那些处于顶端的人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全部责任，那么社会地位就反映了人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作为。然而，如果将社会中最幸运成员的成功归功于好运、上帝的恩典或群体的支持，那么分担彼此命运的道德理由就更强了。这也更容易证明“我们都在一起”。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坚信人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美国，其福利制度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那么慷慨，欧洲各国公民倾向于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归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和辛勤工作取得成功，那么政府只需要确保工作和机会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美国中左翼和中右翼的政客们可能会在机会平等政策的实际要求上产生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政策目标是为每个人提供阶层跃升的机会，无论每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赞同流动性是解决不平等的办法——那些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会取得成功。

但美国人对凭借努力和勇气能够实现阶层跃升的信念不再符合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可以期望他们孩子的经济状况比他们的更好。今天，情况不再是这样的：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几乎所有人（90%）的收入都超过了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比较父亲和儿子的收入，这种转变更加明显：出生于1940年的男性有95%比他们的父亲赚得更多。在1984年出生的男性中，只有41%的人的收入超过父亲。]。从贫穷到富裕的过程也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阶层跃升的过程更难。在美国出生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升到上层。事实上，大多数人甚至无法进入中产阶级。对阶层跃升的研究通常把收入阶梯分为五个等级。在那些出生于最低一层（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4%～7%的人升到了最高一层（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只有大约1/3的人升到了中层或更高的阶层。尽管每项研究的具体数据不尽相同，但很少有美国人能活出美国梦中白手起家的故事。[根据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一项研究，在出生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的美国人中，有4%的人在成年后升至收入最高的20%，30%的人升至收入居前60%或前40%，43%的人仍停留在收入最低的20%。]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小。与德国、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相比，美国人经济上的优势和劣势更容易代代相传。在美国和英国，高收入父母近一半的经济优势传给了他们的子女，这是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人口流动性最高）的子女继承收入优势的两倍多[Miles Corak,“Income Inequality,Equality of Opportunity,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3(Summer 2013),pp.79–102(see Figure 1,p.82)]。事实证明，丹麦和加拿大的孩子比美国孩子更有可能从贫穷走向富有[Chetty et al.,“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p.16.See also Julia B.Isaacs,Isabel Sawhill,and Ron Haskins,Getting Ahead or Losing Ground:Economic Mobility in America(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An Initiative of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2008)]。按照以上说法，美国梦在哥本哈根依然存在。

美国梦也在中国北京蓬勃发展。《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展现了以下情景：

想象一下你要打赌。有两个18岁的年轻人，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美国，他们都很穷，前途渺茫。你必须选择一个更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你会选谁？

不久前，答案似乎很简单。毕竟，“美国梦”早就承诺为所有努力工作的人提供通往更美好生活的道路。

但今天的答案令人吃惊：中国崛起得如此之快，你在那里提高生活地位的机会大大超过了美国。[Javier C.Hernández and Quoctrung Bui,“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In China,”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8,2018]

考虑到中国198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令人惊讶。在中国，富人和穷人都实现了收入增长，而在美国，增长的收益主要流向了那些最富有的人。尽管按人均计算，美国仍是比中国富裕得多的国家，但如今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富有。[Ibid]

更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美国大致相同。此外，中国现在的代际流动性比美国更大，这意味着在美国这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你赚多少钱与你的起点比在中国联系得更紧密。[Ibid.世界银行比较中美两国代际流动性的数据来自Ambar Narayan et al.,Fair Progress?:Economic Mobility Across Generations Around the World(Washington,DC:World Bank,2018),pp.107(Figure 3.6),140(Map 4.1)and 141(Figure 4.2)。]

看到这些发现时，我的学生感到不安。他们本能地相信美国例外论，相信美国是个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的地方。这种阶层跃升的信念是美国传统上针对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是的，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比其他民主国家更严重。但在这里，不像欧洲那些更严格的、阶级界限分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那么重要，因为没有人会被归入个人出生时所在的那个阶层。

但一旦他们了解到美国比其他许多国家不平等程度更高而流动性更低，他们就会感到困扰和难以理解。一些人拒绝接受流动性数据所显示的信息，而更乐于引用他们自己的奋斗和成功经验。我有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保守派学生回应说，根据他的经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工作有多努力。“在我就读的高中，每个人都明白规则。”他说，“如果你在学校努力学习，表现出色，你就能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如果做不到，你就得去油田工作。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另一些人虽然在高中期间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他们承认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的支持另有来源。

我的一些学生认为，即使美国梦与事实不符，重要的是不要传播这些信息，最好的办法是保护人们的想法不被搅乱，这样他们就会继续相信，只要持续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努力工作，他们就有可能实现阶层跃升。这会把美国梦变成柏拉图所说的“高尚的谎言”，这种信念虽然不真实，但可以诱导公民接受某些不平等现象是正当的，从而维持公民之间的和谐。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这是个神话，上帝创造了灵魂中有不同金属的人，赋予了神圣的安排，其中由哲学家国王领导的卫士阶级统治着城邦[The Republic of Plato,Book III,414b–17b.Translated by Allan Bloom(New York:Basic Books,1968),pp.93–96.]。在我们这里，这也是个神话：在美国，尽管贫富差距很大，但即使是底层的人，只要努力就也能成功。

对美国人的阶层跃升前景，我的学生并不是唯一持错误看法的人。当研究人员询问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民众，从贫困变得富有的可能性有多大时，受访者普遍弄错了答案。然而，有趣的是，他们犯了相反的错误：美国人高估了美国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而欧洲人低估了欧洲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Alberto Alesina,Stefanie Stantcheva,and Edoardo Teso,“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no.2(February 2018),pp.521-54]

看到什么与相信什么

这些结果揭示了我们理解社会安排和政治安排的重要方式。我们根据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来认识世界。乍一看，人们似乎只是对其社会中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情况缺乏了解。但有趣且需要解释的是，这些误解有特定的形态。欧洲社会比美国更平等，社会阶层流动性更大；欧洲人对阶层跃升的可能性过于悲观，美国人则过于乐观。为什么会这样？

在上文提到的两种神话的情景下，对观念的信念和对事实想当然的确信都塑造了人们的认知。美国人对个人主动性的强烈依恋，以及他们愿意接受不平等，导致他们夸大了凭借努力工作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欧洲人对个人努力战胜一切的怀疑，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导致他们低估了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这种借助我们的理想和期望看待世界的倾向，揭示了优绩至上的承诺是如何让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感到沮丧，甚至感到被羞辱的。从表面上看，这很让人困惑：谁会反对打破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改善教育机会的提议，从而让每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生来享有优势的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呢？难道阶层跃升的话语不会吸引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从教育机会、职业培训、儿童保育、家庭休假和自由派与进步派提供的其他政策中受益吗？

不，不一定。2016年，随着全球化对普通工人的有害影响变得清晰，自由派精英们提出的阶层跃升话语传达了冷酷的暗示。即使面对不平等日益加剧，自由派精英也坚持认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此，无论是获得成功还是遭遇不幸，都是我们应得的。

这种看待不平等的方式助长了精英的傲慢，强化了一种信念，即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理应得到奖赏，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理应贫困度日。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直言不讳：“对我们社会的一大挑战是，真相是打破平衡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被对待的方式更接近他们应该被对待的方式。”[Summers quoted in Ron Suskind,Confidence Men:Wall Street,Washington,and the Education of a President(New York:Harper,2011),p.197.]

也许有人会为阶层跃升的话语辩护，认为这些言辞是把平等竞争的机会描述为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实。但是优绩至上原则总是会过度延伸。它开始是一种理想，随后就滑入对事情就是如此的主张。

尽管阶层跃升的话语鼓舞人心，指向了尚未兑现的承诺，但它总是会变成一种祝贺：“在美国，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向上跃升。”就像大多数强有力的言辞一样，这种表述把渴望与祝贺混为一体，把希望说成事实。

奥巴马的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2012年，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在这个国家，不管你长什么样、来自哪里，只要你肯努力学习，你的天赋能让你走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成功。[President Barack Obama,“The President’s Weekly Address,”August 18,201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奥巴马的听众不会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总统是在描述美国的实际运作方式，他们知道总统是在展现他希望实现的更平等、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理想。奥巴马以祝贺的语气赞扬美国实现了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努力工作才是成功的关键，继承特权不是。

然而，随着他继续讲话，他从祝贺变成了渴望：“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总统，是因为教育给了我机会，我希望美国每个孩子都能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既然有幸成为你们的总统，这就是我会继续奋斗的目标。”[Ibid.]

这种从事实到希望，再从希望到事实的倾向，不是口误，也不是哲学上的混乱，而是政治修辞的特征。这在阶层跃升的话语中表现得特别尖锐，它把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混淆了输赢的意义。如果优绩至上是一种抱负，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总是可以归咎于制度；如果优绩至上是事实，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就应该责备自己。

最近几年，他们首先要为没能获得大学文凭而自责。精英的傲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