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

多年来，迈克尔·科恩一直担任唐纳德·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和调停人。2019年2月，他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做证。那时，他已经背叛前老板，并揭露了他代表特朗普办的一些令人厌恶的事，包括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以阻止她披露与特朗普的婚外情。在证词中，科恩还透露了他在特朗普的要求下完成的另一项任务：威胁特朗普曾就读的大学和大学理事会，如果他们公开特朗普的大学成绩或SAT分数，特朗普就要起诉他们。[Grace Ashford,“Michael Cohen Says Trump Told Him to Threaten Schools Not to Release Grades,”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2019]

据推测，特朗普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尴尬，显然他担心公开成绩会损害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或者至少会损害他的声誉。科恩强调了特朗普想要隐瞒学习成绩的虚伪。几年前，特朗普坚持要求奥巴马公开他的学习成绩。“我听说他是个很差劲的学生，很差劲。”特朗普在2011年宣称，“这么差劲的学生怎么能去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去哈佛大学？……让他拿出学习成绩来看看。”[Maggie Haberman,“Trump:How’d Obama Get into Ivies?,”Politico,April 25,2011]

科恩披露了他如何想办法让特朗普的成绩和SAT分数远离公众视线，这件事引起的关注远不如他贿赂色情明星引起的关注大。但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遮掩学习成绩这件事更重要，展现的是文凭主义的公共意义。到了21世纪，一个人在大学里的表现，甚至是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表现，都大到足以给总统带来荣耀或耻辱。唐纳德·特朗普肯定是这么想的。他首先想要索要奥巴马的出生证明以抹黑奥巴马，让人们对其国民身份产生怀疑。这个方案失败后，他对奥巴马进行了又一次有力的羞辱——质疑其精英身份。

大学文凭武器化

特朗普的攻击路线反映了他自身的不安全感。在竞选和担任总统期间，特朗普经常夸耀自己的智力天赋。一项关于总统用词的研究发现，他的词汇量只有四年级水平，是过去一个世纪的所有总统中最低的；据报道，他自己的国务卿称他为白痴，他的国防部长说他对世界事务的理解是五六年级的水平。这些和其他关于特朗普智力的轻蔑言论刺痛了他，他煞费苦心地坚持说自己是个聪明人，实际上“一直是个天才”。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当有人问他正在咨询的外交政策专家是谁时，他回答道：“我在给自己提供咨询，首先，因为我有很好的头脑，我说了很多有价值的话……我的主要顾问是我自己。”他一再声称自己智商高，而批评他的人智商低，这是他特别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侮辱。[Nina Burleigh,“Trump Speaks at Fourth-Grade Level,Lowest of Last 15 Presidents,New Analysis Finds,”Newsweek,January 8,2018,newsweek.com/trump-fire and-fury-smart-genius-obama-774169]

痴迷于智商遗传学的特朗普经常提及他的叔叔曾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一位学术天才”），这证明他（特朗普）拥有“良好的基因，非常好的基因”。在任命第一届内阁后不久，特朗普就宣称：“我们拥有有史以来智商最高的内阁。”在就职典礼后第二天，特朗普对中央情报局的员工发表了一场奇怪的演讲，他想要清除人们对他智力的怀疑：“相信我，我是个聪明人。”[Strauss,“President Trump Is Smarter Than You.Just Ask Him”;Donald J.Trump,“Remarks at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 Langley,Virginia,”January 21,2017,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他经常觉得有必要提醒听众他的大学学历，在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前，他在福特汉姆大学学习了两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他上了沃顿商学院的本科课程。他夸口说他去了“最难进的学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超级天才的玩意儿”[Trump quoted in Michael Kranish,“Trump Has Referred to His Wharton Degree as‘Super Genius Stuff,’”The Washington Post,July 8,2019]。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抱怨说，媒体对保守派有偏见，导致他需要不断重述并捍卫自己的智力证书。

如果我以自由派民主党的身份参选，他们会说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确实是这样！但当我是保守的共和党人时，他们会想办法——他们会做许多事情来中伤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以这段话开头：“去了沃顿商学院，是个好学生，去了那里，做了这个，创造了财富。”你们知道，我必须一直提供我的证书，因为我们有点儿处于弱势。[Strauss,“President Trump Is Smarter Than You.Just Ask Him."]

尽管特朗普受自己的怨恨和不安全感所激，一再坚持自己是个聪明人，但这点无论在批评他的人看来多么哀怨和滑稽，事实上都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因为这些批评引起了愤愤不平的工人阶级支持者的共鸣，他们参加了特朗普的集会，和他一样，工人阶级憎恨精英们自诩英才的傲慢。特朗普的抗议展现了优绩至上社会可能带来的羞辱。他辱骂精英，又渴望得到精英的尊重。2017年，在一次竞选集会上，他猛烈抨击精英，然后声称自己也是精英：

你们知道，我是个好学生。我总是听说关于精英的事。你们知道，精英——他们是精英吗？我上的学校比他们的好。我是比他们更好的学生。我住在更大、更漂亮的公寓里。我也住在白宫，这真的很棒。我想——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们才是精英。他们不是精英。[Donald J.Trump,“Remarks at 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Rally in Phoenix,Arizona,”August 22,2017,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特朗普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面对有关其精英资历的问题时表现防御性的政治人物。1987年，乔·拜登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一位选民要求他说出他上的是哪所法学院，以及他在班上的位置，这让他很生气：

我想我的智商可能比你高得多。我是靠全额奖学金上的法学院——我是我们班上唯一一个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人……事实上，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在年末，我被选为政治系优秀学生。我在毕业时拿到了三个本科学位和165个学分——只需要123个学分就可以毕业，我很乐意坐下来和你比智商。[拜登评论视频见youtube.com/watch?v=QWM6EuKxz5A。Trump-Biden comparison discussed in Meghan Kruger,“Who’s the Smartest of Them All?Trump and Biden Both Say‘Me,’”The Washington Post,July 17,2019]

事后核查发现，拜登的回答充满夸张。由于经济上需要资助，他获得了部分奖学金，成绩在班上垫底，获得了一个本科学位，而不是三个（尽管他确实有一个双学位），等等[James R.Dickenson,“Biden Academic Claims‘Inaccurate,’”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2,1987]。然而，令人惊奇的不是政客们夸大自己的大学学历，而是他们觉得有必要这么做。

即使是那些精英资格不受质疑的人，有时也会以防御性的自以为是来援引相关材料。以2018年美国参议院对布雷特·卡瓦诺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为例，特朗普提名他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等待参议院确认的后期，一名女子指控卡瓦诺在高中时期的一次聚会上对她实施了性侵犯，这让卡瓦诺的大法官提名确认受到了质疑。

当参议员们就所谓的醉酒性行为向他提问时，卡瓦诺不仅否认了这一指控，辩护的内容还挺奇怪，与指控内容关系不大。卡瓦诺描述了他在高中期间如何努力学习，以及他是如何被耶鲁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当被问及他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中明显提到饮酒和性剥削时，他回答说：“我在学业上是班里的尖子生，在学校里拼尽全力。我担任大学篮球队队长。我进了耶鲁大学。当我进入耶鲁大学，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时……那是全美国排名第一的法学院。我在那里没有人脉关系，我是在大学里拼了命才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的。”[Kavanaugh hearing,transcript,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7,2018]

卡瓦诺的精英资历没有受到质疑。很难理解精英资历与他18岁时是否曾在一次聚会上因喝醉而性侵他人这个问题有什么相关性。但到2018年，文凭主义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判断基础，文凭主义成为通用的可信度说辞，被部署在远远超出校园大门的道德和政治斗争中。

大学文凭的武器化表明，优绩至上可以沦为一种暴政。这是如何发生的，值得重新梳理一下。全球化时代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并导致工人的工资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在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获得了大部分收益，而收入较低的那50%的人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收益。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自由派、进步派并没有采取经济结构改革来直接解决这种不平等。相反，他们接受了市场驱动的全球化，并想要通过寻求更充分的机会平等来解决全球化导致的利益不均衡。

这就是阶层跃升话语的要害。如果能够消除取得成就的障碍，那么每个人都会有平等的成功机会。无论种族、阶级或性别，人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取得更大的进步。如果机会真的平等，那么那些获得最高成就的人可以说配得上他们的成功及相应的回报。这就是优绩至上的承诺，这不是对更大的平等的承诺，而是对更大和更公平的流动性的承诺。阶层跃升的话语确认收入阶梯的梯级间距越来越大，并提出只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公平地竞争，以爬上梯级。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这一政治方案不那么有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曾经致力于追求更高要求的公正和公共利益愿景的政党而言。但是，让我们暂时把优绩至上理念是否足以构成公正社会的基础的问题放在一边，考虑一下这一理念催生的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

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的方案

那些拥护优绩至上原则的人知道，真正的机会平等需要的不仅仅是根除歧视。真正的机会平等还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来自各种社会和经济背景的人都能装备自己，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有效地竞争。这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主流政党把教育作为应对不平等、工资增长停滞和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关键手段。“想想我们面临的每个问题、每个挑战，”乔治·H.W.布什（老布什）在1991年说，“每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以教育为起点。”在英国，托尼·布莱尔在1996年为工党制定了中间派的改革议程，他强调：“有人问我政府的三个主要优先事项，我告诉你：教育、教育和教育。”[George H.W.Bush,“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April 18,1991]比尔·克林顿用押韵的对句表达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就业的联系：“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他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新时代，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会很难找到工资体面的好工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上大学，因为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

克林顿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在演讲和评论中引用了这一对句30多次。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的常识，并且对两党都有吸引力。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经常使用这句话。[William J.Clinton,“Remarks at a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Dinner,”May 8,199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巴拉克·奥巴马也把高等教育视为帮助美国工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在过去，”他在布鲁克林的一所技术学院告诉听众，“如果你愿意努力工作，你不一定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Barack Obama,“Remarks at Pathways in Technology Early College High School in New York City,”October 25,201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你只要上过高中，可能就会在工厂或服装行业找到工作。或者你还可以一边打工赚点儿钱，一边想办法跟上那些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的步伐。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那些日子不会再回来。

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在全球化经济中，工作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那些公司，他们正在寻找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现在，从北京到班加罗尔，再到莫斯科，数十亿人都在直接与你竞争……如果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你很难找到一份能维持生活的工作。[Ibid]

在发表了这段关于面临全球竞争的严酷消息之后，奥巴马向听众保证，更多教育培训是解决方案。他最后以乐观的阶层跃升话语结尾：他会继续战斗，“以确保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长相如何，这个国家永远是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地方”。[Ibid]

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和民粹主义者反抗之前的几十年里，自由派和进步派的基本论点就是：全球化经济仿佛是天然的事实，以某种方式降临到我们身上，并会继续存在。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重新配置全球化，而是如何适应全球化，以及如何减轻全球化对精英职业圈子之外的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前景的破坏性影响。

答案是：提高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这样他们也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获胜。如果说机会均等是首要的道德和政治工程，那么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是压倒一切的政策要务。

在克林顿—奥巴马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一些总体上同情民主党的评论人士质疑民主党的优绩至上自由主义——民主党的优绩至上自由主义拥抱全球化，重视大学教育，相信有才华、有文凭的人应该进入大学。作家兼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克里斯托弗·海斯指出，近年来，左派在一些让优绩至上制度更加优绩至上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打击种族歧视，推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推进同性恋权利。但左派在“精英统治范围之外”的领域失败了，比如“缓解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Christopher Hayes,The Twilight of the Elites:America After Meritocracy(New York:Crown Publishers,2012),p.48.]

在寻求结果中的机会平等而不是任何表面上的平等的制度框架内，教育系统会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承担重任……随着不平等不断加剧，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Ibid]

托马斯·弗兰克是一位具有民粹主义敏感度的作家，他批评自由主义者把教育视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对自由派来说，每个大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教育问题，是失败者在学习正确的技能和获得证书方面的失败，每个人都知道你在未来的社会中需要这些。”弗兰克认为对不平等的这种反应是不近情理、极端自私的。

这根本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而是道德判断，是成功人士从他们自身成功的角度提炼出来的。专业人士阶层是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每次他们告诉国家，整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时，他们都在说：不平等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你的失败。[Thomas Frank,Listen,Liberal—or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Party of the People?(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16),pp.34–35.]

弗兰克认为，所有关于教育的讨论都分散了民主党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清楚地思考哪些政策在导致不平等。他注意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力提高了，工资水平却没有提高，他怀疑不平等主要是由教育的失败引起的。“真正的问题是工人的力量不足，而不是工人的智商不足。从事生产的人却无法要求分享他们的生产成果，拥有很多的人拿走的也越来越多。”没有看到这一点导致民主党人“忽视了实体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从垄断权力到金融化再到劳资关系——而沉迷于道德幻想，这种幻想让他们不与任何人对抗”。[Ibid.,pp.72–73.关于1979年以来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差异的数据，参见“Productivity-Pay Gap,”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July 2019]

弗兰克提到的“成功者的道德判断”触及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鼓励更多的人上大学是件好事，让那些收入一般的人更容易上大学就更好了。但是，一门心思地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帮助在几十年的全球化中失利的工人摆脱困境的办法，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副作用：这损害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所受到的社会尊重。

这在两个方面起了作用，两个方面都与损害工作尊严和工人阶级尊严的态度有关。首先，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大学文凭。对那些每天与管理专业人士阶层为伍的人来说，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学毕业率有所上升，但也只有约1/3的美国成年人从四年制大学毕业[2018年，年龄在2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5%的人完成了四年大学学业，这一比例高于1999年的25%和1988年的20%。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CPS Historical Time Series Tables,2018,Table A-2]。当精英们把成败与获得大学文凭的能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是在含蓄地指责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后者在全球经济中陷入了严酷境况。这样精英们也免除了自己推行的经济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提高了大学文凭所能带来的工资溢价。

其次，告诉工人们，他们受教育不足是他们陷入麻烦的原因，精英们由此把成功和失败道德化，并无意中助长了文凭主义——为没上过大学的人带来潜在偏见。

文凭主义的偏见是优绩至上傲慢的症状。近几十年来，随着优绩至上的预设变得愈加严苛，精英们养成了习惯，看不起那些没有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不断呼吁上班族采取攻读大学学位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无论动机多么好，最终都会助长文凭主义，并削弱社会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认可和尊重。

最好的人与最聪明的人

奥巴马是优绩至上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到21世纪初，优绩至上思想已经成为专业人士阶层的常识。正如乔纳森·奥尔特所写：“在某种程度上，奥巴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顶级专业人士已经经历了公平的分类过程，这样的分类过程推动他和米歇尔进入常春藤联盟高校，因此他们的地位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应得的。”[Jonathan Alter,The Promise:President Obama,Year On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10),p.64.]

在一本记录奥巴马总统任期第一年的书中，奥尔特注意到他任命的人中有1/4与哈佛大学有某种联系（作为校友或教师），最早任命的人中超过90%拥有高等学位。“奥巴马的信念在于‘咖啡中的奶油总会自己浮上来’。因为他本身就是美国战后优绩至上原则的产物，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站在他所登上的地位阶梯上看世界。”[Ibid]

奥巴马对高学历人士的喜爱，贯穿了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到他第二个任期中期，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有2/3曾就读于常春藤联盟高校，21人中有13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只有3人没有高等学位（硕士或博士学位）。[Patrick J.Egan,“Ashton Carter and the Astoundingly Elite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of Obama’s Cabinet Appointees,”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5,2014]

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管理政府通常是可取的，只要他们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并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感同身受——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但历史表明，声望显赫的学术资历与实践智慧或此时此地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能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大卫·哈伯斯塔姆在经典著作《最好的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一书中，描述了文凭主义带来巨大破坏性的例子。该书展示了约翰·F.肯尼迪如何组建了一支拥有耀眼文凭的团队，尽管他们拥有技术官僚的才华，却带领美国陷入了愚蠢的越南战争。[David Halberstam,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New York:Random House,1969).]

奥尔特看到了肯尼迪团队和奥巴马团队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常春藤联盟高校的学生，都有一些狂妄傲慢，都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脱节。”[Alter,The Promise,p.63.]事实证明，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们也干了蠢事，此事虽然不像越南战争那么致命，但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影响重大。他们坚持以对华尔街友好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在不追究银行责任的情况下为银行纾困，在许多劳动人民眼中败坏了民主党的名声，并为特朗普铺平了道路。

这种政治判断的失败与优绩至上的傲慢不无关系。弗兰克描述了“民主党人普遍认同的观点，即华尔街是拥有巨大精英声望的地方，相当于一所高端研究生院”。[Frank,Listen,Liberal,p.40.]

奥巴马在很多方面都顺从了华尔街，因为投资银行本身就意味着独一无二的专业地位。对行政机构中那些有成就意识的人来说，投资银行家不仅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是同行，都有着敏锐的头脑、复杂的行话和非凡的创新精神。[Ibid.,pp.165–66.]

弗兰克认为，这种下意识里产生的对投资银行家的尊重，“让民主党人对大银行的问题、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及席卷整个行业的欺诈风潮视而不见”。他引用了前联邦检察官尼尔·巴罗夫斯基的话。巴罗夫斯基曾担任政府银行救助计划的监督者，他写了一本书，描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这本书的书名和副书名传达了他的结论——《救市：华盛顿如何在拯救华尔街的同时抛弃了平民街的内幕》（Bailout ：An Inside Account of How WashingtonAbandoned Main Street While Rescuing Wall Street ）。[Ibid.,p.166;Neil Barofsky,Bailout:An Inside Account of How Washington Abandoned Main Street While Rescuing Wall Street(New York:Free Press,2012).]

虽然华尔街的高管们确实对奥巴马的竞选活动慷慨解囊，但奥巴马政府对金融业的温和对待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给予回报。巴罗夫斯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与优绩至上原则有关的解释：政策制定者相信，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理应得到他们所获得的巨额薪酬。

华尔街将某些金融高管杜撰为天赋异禀的超人，他们的惊人薪水和奖金中的每一分钱都是他们应得的，这种想法在财政部根深蒂固。尽管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些高管的工作是多么平凡，但这种信念体系在各届政府的财政部中都得到了延续。如果一位华尔街高管签约获得640万美元的留任奖金，那么人们的假设会是：他一定配得上这么丰厚的薪酬。[Barofsky,Bailout,p.139.]

除了在政策制定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文凭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渗入了民主党人的表达方式，并巧妙地重塑了公共话语的词汇。在每个时代，政治家和舆论制造者、公关人员和广告商都会寻求一种他们希望能够说服人的判断和评价的语言。这种言辞典型地利用了评价性对比：公正与不公正，自由与不自由，进步与反动，强大与软弱，开放与封闭。近几十年来，随着优绩至上的思维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占统治地位的评价对比已经变成smart（聪明）对dumb（愚蠢）。

直到不久前，“smart”这个形容词都主要被用来描述人。在美式英语中，称某人smart是赞扬他的智慧。（在英式英语中，clever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smart一词开始被用来描述事物——高科技设备和机器，如smart cars（智能汽车）、smart phones（智能手机）、smart bombs（智能炸弹）、smart thermostats（智能恒温器）、smart toasters（智能烤面包机）等。数字时代的到来与优绩至上时代的到来是同步的，因此，用smart来描述治理方式就不足为奇了。

明智之举

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总统很少使用smart这个词，当他们使用这个词时，他们通常是在传统的意义上使用的（比如“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乔治·H.W.布什开始以数字时代的新含义使用这个词，他谈到了“smart cars”“smart freeways”“smart weapons”“smart schools”（智能汽车、智能高速公路、智能武器和智能学校）。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在总统演讲中大量使用smart一词，两人都用了450多次。奥巴马甚至用了900多次[作者在美国总统项目中使用总统演讲在线档案进行搜索]。在一般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趋势。在书中，smart的使用量从1975年到2008年稳步攀升，增长了近3倍；stupid（愚蠢）这个词的使用量增加了1倍。在《纽约时报》上，smart的出现次数从1980年到2000年增加了4倍，到2018年又增加了近1倍。[在《纽约时报》上，“smart”一词在1980年出现了620次，在2000年出现了2672次。]

作为衡量优绩至上原则在公众心目中地位的标准，smart一词不断变化的含义比该词出现频率的提高更能说明问题。smart不仅指数字系统和设备，而且逐渐成为赞美的通用术语，也是为选择一种政策而不是另一种政策做辩护的方式。作为一种评价性对比，聪明对愚蠢开始取代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对比，比如公正与不公正或对与错。克林顿和奥巴马都经常争辩说，他们所支持的政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明智的”。这一修辞暗示，在优绩至上时代，聪明比正确更有说服力。

克林顿向美国公众保证：“在全球范围内抗击艾滋病不仅是正确的事情，而且是明智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里，任何地方的传染病都是对所有地方公共卫生的威胁。”在老年医疗保险费中增加处方药福利“不只是正确的做法，从医学上讲，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是工薪家庭的正确选择，对我们的经济来说，这也是明智之举”。[William J.Clinton,“The President’s Radio Address,”August 19,2000,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奥巴马采用了同样的措辞，宣称“赋予女性权力不仅正确，也实属明智。女性成功了，国家会更安全、更有保障、更繁荣”。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他也谈到了发展援助：“这不仅正确，也是明智之举。”奥巴马在从移民改革到扩大失业保险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援引了道德和智慧两层标准来支撑他的主张。[Barack Obama,“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March 8,2013,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明智之举”总是指向深思熟虑或自利的理由，而基本与道德考虑无关。克林顿和奥巴马当然不是第一个以谨慎的方式支持道德争论的政治领导人。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的谨慎考虑变成了“明智与否”的衡量。

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说这项政策明智而不是愚蠢，这与支持文凭主义的人谈论人民的方式非常相似。希拉里·克林顿在刚刚接受国务卿任命，接着宣布她选任的几位国务院副手时，就明确表示了这种联系：“我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做证时，谈到了巧实力（smart power）的运用。巧实力的核心是聪明人（smart people），而这些有才华的人是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人。”[Hillary Clinton quoted in“Press Release—President Obama Announces Key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ments,”March 6,2009,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在党派激烈竞争的时代，聪明和愚蠢的术语颇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这似乎为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避难所和一种开展政治争论的模式：从道德争议中退出来，而在聪明与否、明智与否、谨慎与否的基础上寻求共识。这种看似无党派、优绩至上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吸引了奥巴马。在有关种族、民族和性别平等之类的问题上，奥巴马诉诸道德的观点雄辩有力。但当涉及外交事务或经济政策时，他本能地使用了非意识形态的语言，即聪明与愚蠢。

奥巴马早期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是在2002年，当时他担任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员，宣布反对伊拉克战争。六年后，正是这一立场把他与希拉里·克林顿区分开来，并帮助他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甚至在登上联邦政治舞台之前，奥巴马就以聪明与愚蠢的术语来看待政治选择。“我不是反对所有的战争，”这位年轻的州参议员在芝加哥的反战集会上说，“我反对的是愚蠢的战争。”

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有人要求奥巴马说清楚他的外交政策原则，他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总结道：“不要做蠢事。”[Obama quoted in David Rothkopf,Foreign Policy,June 4,2014]

2013年，奥巴马发现自己与共和党人在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同时避免相应自动地、全面地削减开支的问题上争执不下，他再次诉诸聪明与愚蠢的术语。“做事有聪明的方式，也有愚蠢的方式。”他告诉弗吉尼亚州的造船工人。在几天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们不应该愚蠢地、武断地持续削减预算。”相反，他倾向于“聪明地削减开支”及“聪明地进行福利改革”。[Barack Obama,“Remarks at 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 in Newport News,Virginia,”February 26,2013]

奥巴马坚持认为，他所支持的聪明地削减开支及聪明地增加收入的措施是没有偏向任何党派的措施，应该免受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我不认为这有党派立场。这是我两年来一直提的方法。我去年就是这么做的。[Barack Obama,“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March 1,2013]”他没有解释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力主的政策——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怎么会让人认为没有党派立场。

精英俯视大众

精英们似乎不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明智政策”具有党派性质，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不断谈论“聪明与愚蠢”所表达的傲慢态度。2016年，令劳动人民感到愤怒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不起他们。在民粹主义对精英阶层的强烈抵制中暴发的这种怨恨并非没有根据。调查研究证实了许多工薪阶层选民的感受。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失宠（没有被消除，但已名声败坏）的时候，文凭主义是最后一个可接受的偏见。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瞧不起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的偏见更容易得到支持，或者至少更容易得到承认。

一组社会心理学家在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做了一系列调查，发现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比对其他不受欢迎的群体有更多的偏见。研究人员调查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对一系列典型受歧视对象——穆斯林、在西欧体面生活的土耳其人、穷人、肥胖者、盲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态度，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最不受欢迎。[Toon Kuppens,Russell Spears,Antony S.R.Manstead,Bram Spruyt,and Matthew J.East-erbrook,“Educationism and the Irony of Meritocracy:Negative Attitudes of Higher Educated People Towards the Less Educated,”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76(May 2018),pp.429–47.]

研究人员在美国做了一项类似研究，调查列出了一份修订后的不受欢迎群体名单，包括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穷人、肥胖者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美国人的回答也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排在了最后[Ibid.,pp.441–42.]。除了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精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心存轻蔑，该研究还得出了几个有趣的结论。首先，这项研究挑战了人们熟悉的观念，即受过教育的精英在道德上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开明，因此也更宽容。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偏见并不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少，只是“（他们）抱持偏见的对象是不同的”。此外，精英们对自己的偏见并不感到尴尬。他们可能会谴责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自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消极态度却毫无歉意。[Ibid.,pp.437,444.]

其次，精英对自己瞧不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与强调个人责任的优绩至上原则有关。精英不喜欢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不是穷人或工人阶级，因为他们认为贫穷和阶级地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受教育程度低代表了个人努力的失败，因此是那些没能上大学的人自己的过错。“与工人阶级相比，人们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应该为自己承担责任，更应受到指责，他们更容易引发愤怒，也更不受欢迎。”[Ibid.,pp.438–39,441–43.]

再次，这种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的负面判断并非精英独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自己也有同感。这表明，优绩至上的成就观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对那些没上大学的人来说，优绩至上的成就观会让人意志消沉。“没有迹象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会抵制对他们的负面评价。”相反，他们甚至似乎内化了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判断。“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自己，也认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自己的处境负有责任，应该受到谴责。”[Ibid.,p.444.]

最后，作者认为，在优绩至上的社会中，不断强调上大学的重要性，强化了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社会污名化。“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通行办法，这种说法可能会增加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受到特别负面的评价的风险，同时强化优绩至上的意识形态。”这让人们更愿意接受不平等，更愿意相信成功反映了人们的所作所为。“如果教育被视为个人的责任，那么人们可能不会那么苛责源于教育差异的社会不平等……如果教育成果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得的，那么社会不平等的后果也是应得的。”[Ibid.,pp.441,445.]

学位政府

到了21世纪，不仅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会被人瞧不起，而且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在选举产生的官员中，几乎很少有没读过大学的人。在美国国会中，95%的众议员和100%的参议员都读过大学，有大学文凭，这意味着有文凭的少数人统治着没有文凭的多数人。尽管大约2/3的美国成年人没有大学文凭，但只有极少数国会议员没有大学文凭。[Jennifer E.Manning,“Membership of the 116th Congress:A Profile,”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June 7,2019,p.5]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尽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国会中的比例一直过高，但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约1/4的参议员和1/4的众议员没有大学文凭，也就是说，这些议员尽管没有大学文凭，但依然能够当选。而在过去5年里，国会在种族、民族和性别方面变得更加多样化，但在教育证书和阶级方面并不那么多样化。

工人阶级中很少有人能当选公职，就是文凭鸿沟的后果之一。在美国，大约一半的劳动力从事工人阶级的工作，即体力劳动、服务业和文书工作，只有不到2%的国会议员在当选前从事这类工作。在州立法机构中，只有3%的人具有工人阶级背景。[Nicholas Carnes,The Cash Ceiling:Why Only the Rich Run for Office—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pp.5–6.]

文凭主义也在改变英国和欧洲代议制政府的面貌。在英国，就像在美国一样，有文凭的人统治没有文凭的人。在整个英国，大约70%的人没有大学文凭；在议会中，只有12%的人没有。近九成的下议院议员都有大学文凭，1/4的议员毕业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Data on MPs is from Rebecca Montacute and Tim Carr,“Parliamentary Privilege—the MPs in 2017,”Research Brief,the Sutton Trust,June 2017,pp.1–3]

在过去40年里，英国工党议员在教育和阶级背景上经历了特别引人注目的转变。1979年，当选的工党议员中有41%没有大学文凭；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16%。

文凭主义的这种上升趋势伴随着工人阶级议员的急剧减少，工人出身的议员如今在下议院中只占4%。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党，其阶级构成发生了最大的变化。1979年，37%的工党议员来自体力劳动者背景。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7%。正如英国政治学家奥利弗·希思所观察到的：“议员职业背景的这种变化导致议会越来越不能代表更广泛的英国民众，而工党也越来越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工党传统上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Ibid.,“Social Background of MPs 1979–2017,”House of Commons Library,pp.11–12;Ashley Cowburn,“Long Read:How Political Parties Lost the Working Class,”New Statesman,June 2,2017]

在整个西欧的各国议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也在逐渐消失，这一模式与美国和英国的情况类似。在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代议制政府几乎成了高学历人士的专属领地。即使在这些富裕国家，也有大约70%的成年人没有大学文凭，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进入议会。[Mark Bovens and Anchrit Wille,Diploma Democracy:The Rise of Political Merit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2,5.]

在德国联邦议院，83%的议员是大学毕业生，只有不到2%的人的最高学历是高中职业教育。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82%～94%的议会代表有大学文凭。这些国家的内阁成员的学历水平更高。例如，在安格拉·默克尔2013年的内阁中，15位部长中有9位拥有博士学位，其余6人除了一位也都有硕士学位。在德国政治中，博士学位的声望很高，甚至有内阁部长博士论文剽窃的丑闻曝出，迫使内阁部长辞职。[Ibid.,pp.112–16,120;Conor Dillon,“Tempting PhDs Lead Politicians into Plagiarism,”DW,February 13,2013]

非大学毕业生在政府中几乎缺席，是优绩至上时代的新发展。但这并不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让人不安的是，现在出现了向大多数劳动人民有选举权之前的情况的倒退。当今欧洲议会的高学历化与19世纪末的情况相似，当时财产资格限制了选举权。在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19世纪中后期的大多数议员都拥有大学文凭。[Bovens and Wille,Diploma Democracy,pp.113–16.]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普选以及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带来议会组成的逐步民主化。20世纪20—50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国会议员人数众多，占立法机构成员的1/3～1/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大学文凭的比例开始攀升，到21世纪头十年，非大学毕业生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的比例与贵族和乡绅时代一样罕见。[Ibid.]

有些人可能会说，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担任政府职务，这更值得欢迎，而不是令人遗憾。当然，我们需要高素质的工程师建造桥梁，需要训练有素的医生给我们做外科手术。因此，为什么不寻找上过最好大学的人来担任民选代表呢？难道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不比那些资历不那么显赫的领导人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健全的公共政策和合理的政治话语吗？

不，不一定。即使只是粗略地看一下美国国会和欧洲各国议会中政治话语的危险状态，也会让我们停止这种想法。良好的治理需要实践智慧和公民美德——一种思考公共利益并有效追求公共利益的能力。但这两种能力在今天的大多数大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即使是那些声誉最高的大学也是如此。最近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判断能力（包括道德品质和洞察力）与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被精英大学录取的能力之间几乎没有关联。认为“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比那些资历较浅的同胞更善于治理国家的观念，是一种源于优绩至上的傲慢的神话。

拉什莫尔山上四位标志性的美国总统中有两位（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没有大学文凭，美国最近一位没有文凭的总统哈里·S.杜鲁门也位于美国最出色的总统之列。[Jackie Bischof,“The Best US Presidents,as Ranked by Presidential Historians,”Quartz,February 19,2017]

富兰克林·D.罗斯福本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他与一支兼收并蓄的顾问团队一起构想并制定新政，这支顾问团队比那些为最近几任民主党总统服务的人能力更强，即使文凭水准远不及他们。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专业人士并没有像近几十年来那样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Binyamin Appelbaum,The Economists’Hour:False Prophets,Free Markets,and the Fracture of Society(New York:Little,Brown and Company,2019),pp.3–18.]。托马斯·弗兰克描述了那些参与新政的人的不同背景。

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最亲密的知己，是来自艾奥瓦州的社会工作者。被罗斯福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是一名律师，没有法学学位。负责罗斯福救助计划的杰西·琼斯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商人，他对让美国最著名的金融机构进入破产管理程序并未感到不安。被罗斯福任命为美联储主席的有远见者马里纳·埃克尔斯是来自犹他州的小镇银行家，没有任何大学文凭。亨利·华莱士可能是美国最伟大的农业部长，他曾就读于艾奥瓦州立大学。[Frank,Listen,Liberal,p.39.]

近几十年来兴起的文凭主义也未能改善英国的治理。如今，只有7%的英国人就读于私立学校，不到1%的人就读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执政精英却不成比例地毕业于这些地方。2019年，鲍里斯·约翰逊的内阁中有近2/3的人上过私立学校，近一半的人是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大多数保守党内阁部长和工党政府中约1/3的部长都有私立学校求学背景[关于上私立学校（7%）和上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1%）的普通人口比例的数据来自Elitist Britain 2019: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of Britain’s Leading People(The Sutton Trust and Social Mobility Commission,2019),p.4]。但二战以来最成功的一届英国政府恰恰是文凭资质最浅、阶级代表性最广的。

1945年，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党击败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艾德礼毕业于牛津大学，但他的内阁部长中只有1/4有私立学校就读经历，这一比例低于此后任何一届英国内阁，他的内阁中甚至有7位部长当过煤矿工人。[Sutton Trust Cabinet Analysis 2019;Adam Gopnik,“Never Mind Churchill,Clement Attlee Is a Model for These Times,”The New Yorker,January 2,2018]

艾德礼内阁备受尊敬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战后世界的缔造者之一，他11岁就离开学校，一路晋升为工会领袖；下议院领袖兼副首相赫伯特·莫里森14岁离开学校，在当地政府中声名鹊起，帮助创建了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13岁就离开学校，在威尔士当矿工，后来领导创建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艾德礼内阁得到的评价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勇于改革的政府”，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艾德礼政府赋予了工人阶级权力，“并制定了英国新社会契约所依据的道德条款”。[Gopnik,“Never Mind Churchill,Clement Attlee Is a Model for These Times”;关于对贝文和莫里森的工人阶级背景的讨论，参见Michael Young,“Down with Meritocracy,”The Guardian,June 28,2001]

把国会和议会变成有学位阶层的专属领地，并没有提升政府的效率，反而导致政府更缺乏代表性。这还导致劳动人民与主流政党——特别是那些中左翼政党——疏远，并导致政治和教育路线两极化。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是当今政治中最深刻的分歧。

基于大学文凭的社会分化

2016年，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有2/3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希拉里赢得了超过70%的高学历选民的支持。选举研究发现，教育而不是收入，能最准确地预测特朗普的支持率。在收入相近的选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投票支持希拉里，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关于特朗普在未上大学白人选民中获取选票的比例，见2016 exit polls,CNN]

从2016年总统选举来看，基于大学文凭的社会分化是选票波动最重要的原因。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50个县中，希拉里·克林顿在48个县的得票率实际上高于此前4年巴拉克·奥巴马的得票率。而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50个县中，她在47个县的得票情况相当糟糕。难怪特朗普在庆祝他早期某次初选胜利时宣称：“我喜欢受教育程度低的人！”[Silver,“Education,Not Income,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Trump quoted in Susan Page,“Trump Does the Impossible—Again,”USA Today,February 25,2016]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左翼政党吸引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而右翼政党吸引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当前精英统治的时代，这一模式发生了逆转。今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投票支持中左翼政党，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投票支持右翼政党。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指出，这种逆转在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而且是惊人地平行出现的。[Thomas Piketty,“Brahmin Left vs.Merchant Right:Rising Inequality &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nflict.”]

20世纪40—70年代，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在美国投票给民主党，在英国投票给工党，在法国投票给各个中左翼政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教育文凭而形成的投票差距大大缩小，到21世纪头二十年，左翼政党失去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的支持。[Ibid.,Figures 1.2c and 1.2d.]

尽管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支持中左翼政党，但富有的选民仍普遍支持右翼政党，这一事实使这种逆转变得复杂。在美国，各种教育背景的非裔、拉丁裔和亚裔选民继续支持民主党。但到了21世纪头十年，教育程度已经成为最具决定性的政治分歧，曾经代表工人的政党越来越多地代表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Ibid.,p.3;2018 exit polls,CNN]

在美国，随着民主党逐渐被看作专业人士阶层的政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对民主党逐渐敬而远之。这一趋势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得以延续。在2018年的国会选举中，61%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支持共和党，只有37%的人投票支持民主党。观察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30个国会选区，也可以看出文凭鸿沟在加深。1992年，当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这些选区的选票分布较为平均：一半选区把民主党人选进国会，另一半选区选共和党人。2018年，除了三个选区，民主党在其他所有选区均获胜。[2018 exit polls,CNN]

在英国，工党的支持基础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约1/3的工党议员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到2010年，只有不到10%的工党议员是这一出身。奥利弗·希思称，工党中工人阶级议员的减少对“该党在工人阶级选民中的相对受欢迎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选民越来越多地认为该党由“脱离实际的大都市精英统治”。[Oliver Heath,“Policy Alienation,Social Alienation and Working-Class Abstention in Britain,1964–2010,”p.1064,Figure 4;Oliver Heath,“Has the Rise of Middle Class Politicians Led to the Decline of Class Voting in Britain?,”February 12,2015,LSE blogs]

不满情绪首先反映在受教育程度较低选民投票率的下降上。然后，2016年，不满情绪在脱欧投票中得到了体现。低收入选民比高收入选民更支持英国脱欧。但教育程度反映的差异更明显。超过70%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投票支持英国脱欧，而超过70%拥有研究生学位的选民投票支持留欧。[“People Without Degrees Are the Most Under-represented Group,”The Economist,May 12,2018,economist.com/britain/2018/05/12/people-without-degrees-are the-most-under-represented-group;Matthew Goodwin and Oliver Heath,“Brexit Vote Explained:Poverty,Low Skills and Lack of Opportunities,”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August 31,2016]

这种模式也可以在地区投票差异中看到。在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20个地方政府中，有15个投票支持脱欧。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20个地区全部投票支持留在欧盟。[Goodwin and Heath,“Brexit Vote Explained:Poverty,Low Skills and Lack of Opportunities.”]

在法国，尽管政党制度与英美不同，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同样的教育鸿沟也在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大学毕业生从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中脱离出来，社会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日益成为教育精英的政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非大学毕业生投票支持左派的比例比大学毕业生高约20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这一差距变为零；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一差距发生了逆转。现在，大学毕业生投票支持左派的比例比非大学毕业生投票支持左派的比例高10个百分点——30个百分点的转变。[Thomas Piketty,“Brahmin Left vs.Merchant Right:Rising Inequality &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nflict,”pp.13,Figures 2.3a–2.3e.]

皮凯蒂推测，左翼政党已从工人政党转变为知识和专业人士精英政党，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对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做出回应。与此同时，那些不具备高学历的人对精英阶层推动的全球化感到不满，转而支持民粹主义的、本土主义的候选人，比如美国的特朗普和在法国领导民族主义反移民政党的玛丽娜·勒庞。[Ibid.,pp.2,61.]

2017年，自由中间派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击败勒庞，当选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有利于市场运作的全球化方案让人想起克林顿、布莱尔和奥巴马，一些评论家称许马克龙的当选，认为年轻、有魅力的候选人可以平息民粹主义者的反抗。与美国和英国的精英人士支持克林顿、布莱尔和奥巴马一样，马克龙得到了拥有大学文凭和高等学位的选民最强有力的支持。[Jérôme Fourquet,“Qui sont les Français qui soutiennent Emmanuel Macron?,”Slate,February 7,2017]

但马克龙的声望很快就消失了，马克龙政府面临一系列街头抗议，抗议的民众穿上了受困司机所穿的黄色安全背心。抗议者主要是巴黎以外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民众，他们对增加汽油税、马克龙的冷漠态度以及对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毫无帮助的经济政策感到愤怒。在危机期间，当马克龙所在政党的一位资深政治家被问及政府的哪些错误引发了抗议时，他回答说：“我们可能太聪明了，太机智了。”[Pascal-Emmanuel Gobry,“The Failure of the French Elite,”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2,2019.See also Christopher Caldwell,“The People’s Emergency,”The New Republic,April 22,2019]

当今无情的文凭主义把工人阶级选民推向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并加深了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之间的分歧。这也导致高等教育越来越多地成为党派争议的主题，高等教育机构是最能体现优绩至上工程的对象。就在2015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表示，高校对国家有着积极的影响。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如今，59%的共和党人认为高校对国家的发展有负面影响，只有33%的人支持高等教育。相比之下，民主党人压倒性地（67%比18%）认为高校有积极作用。[Kim Parker,“The Growing Partisan Divide in Views of Higher Education,”Pew Research Center,August 19,2019]

优绩至上原则胜利的恶果之一可能是失去了公众对高等教育的广泛支持。由于大学被广泛看作成功机会的引擎，至少对某些人来说，大学已经成为文凭特权和精英傲慢的象征。

阶层跃升话语一门心思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答案，至少要对此承担部分责任。把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赢得社会尊重的条件，围绕这一理念构建政治，会对民主生活产生腐蚀作用。这样就贬低了那些没有文凭的人的贡献，助长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把大多数劳动人民排除在代议制政府之外，并引发了强烈的政治抵制。

技术官僚的言谈方式

与文凭主义这些弊病密切相关的是公共话语的技术官僚转向。政策制定越是被描述为“聪明与愚蠢”的问题，就越有理由让“聪明”的人（专家和精英）决定事情，而不是让公民辩论和决定制定什么政策。对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来说，聪明与愚蠢的言辞似乎是道德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与党派立场无关的替代方案。但是道德与意识形态分歧正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过于坚定地努力超越党派分歧的混乱局面，可能导致出现技术官僚式的公共话语，由此会把政治从公正和公共利益的问题上转移开来。

巴拉克·奥巴马就是很好的例子。当谈到为所有美国人兑现平等权利的承诺时，他雄辩滔滔，那个时期的其他任何政治人物都难以与其比肩。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发表的为纪念遭一名充满仇恨的枪手在教堂杀害的教区居民的“奇异恩典”悼词，是现代美国总统最激动人心的演讲。

然而，当谈到对民主治理的看法时，奥巴马在本质上是个技术官僚。对一位广受欢迎的总统来说，这一判断似乎过于苛刻，让我来解释一下。治理民主社会需要与不同意见做斗争。在面对分歧时进行治理的前提是，分辨清楚分歧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如何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的公共目的克服分歧。奥巴马认为，民主社会分歧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普通公民缺乏足够的信息。

如果缺乏信息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办法就是让那些对事实有更充分了解的人代表他们的同胞做出决定，或者至少启发他们，告诉他们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做出他们自己的明智决定。（按照这一假设，）总统的领导力就更多的是搜集事实的准确信息并传播信息，而不是道德说服。

奥巴马在2007年竞选总统之初对谷歌员工做的一次演讲中，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这一执政愿景。他告诉谷歌员工，他在全国旅行时学到的一件事是：“美利坚人民在内核层面是个正派的民族。那里有慷慨的精神，那里有常识，但这些都没有得到利用。”理由是：

主要是人们——他们只是给误导了或者他们太忙了，他们在努力送孩子上学，他们在工作，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他们不是整理所有信息的专业人士，所以我们的政治进程给扭曲了。但如果你给他们提供优质的信息，他们的直觉很准，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总统有强大的团队给他们提供优质的信息。[Obama quoted in Adam J.White,“Google.gov,”The New Atlantis,Spring 2018,p.15]

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在一个世纪前创造了“天字第一号讲坛”（bully pulpit，即白宫团队、强大的团队）这个词，它就把总统职位称为道德激励和劝诫之地。现在，天字第一号讲坛却要成为提供事实、数据及良好信息的场所。这正是技术官僚政治观念的精髓，与人相伴的不仅仅是精英统治的傲慢。如果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无论多么“正派”，都不是整理信息的“专业人士”，那么那些真正的专业人士必定会为这些普通人整理信息，并向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事实。

奥巴马认为这就是治愈美国“扭曲”的政治进程的办法。按照奥巴马的这一看法，政治挑战不在于打破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因为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注定会拖累政治进程），也不在于唤醒公众对公共利益更强烈的意识，而在于提供更优质、更准确的信息。“我真的很期待这样做，因为我非常相信理性、事实、证据、科学和反馈，”他告诉他的谷歌公司听众，“我想让白宫恢复基于事实决策的那种感觉。”[Ibid.,也可见Steven Levy,In the Plex:How Google Thinks,Works,and Shapes Our Lives(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1),p.317。]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技术官僚信仰的声明主要是为了赢得科技行业的支持者。但在奥巴马的整个总统任期内，他一直忠实于这一政治观。这种思维方式的更多例子凸显了技术官僚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前几任总统相比，奥巴马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学术界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们熟悉的行话。例如，在为医疗改革辩护时，他不是就全民覆盖的道德理由来辩护，而是更多地谈到“扭转成本曲线”的必要性，他的意思是降低不断上升的医疗支出成本。尽管“扭转成本曲线”并没有在竞选活动中激发太多的热情，但他在列举医疗保健计划的优点时以各种不同方式提到这个短语超过60次。[作者使用了美国总统项目的在线档案，搜索奥巴马使用“cost curve”一词的情况]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一直主张采用市场激励机制引导人们做出合意的行为。这种对“incentive”（激励）的强调已经变得非常普遍，结果由名词产生了一个新的动词“incentivize”（激励）。与21世纪初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管理顾问和企业高管一样，奥巴马把激励作为描述市场机制如何实现预期结果的一种方式。他提出了激励技术发展、小企业招聘、清洁能源开发、水资源管理的改善、良好的网络安全实践、气候适应计划、高效的医疗保健服务、积极的学校氛围、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以及一系列其他目标的政策。

激励是个技术官僚化的概念，非常符合奥巴马避免党派或意识形态争论的初衷。这一概念采用财政诱因来实现公共目的，因此似乎在政府授权和不受约束的市场选择之间找到了舒适的中间地带。以前的总统很少使用“incentivize”这个词，而奥巴马在100多个场合谈到“incentivize”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作者使用了美国总统项目的在线档案，搜索奥巴马使用“incentivize”一词的情况]

与其他方面的政治言论相比，奥巴马不断谈论“聪明”的政策，更突出了技术官僚和优绩至上政治之间的联系。对奥巴马来说，smart是最受赞扬的词语：聪明的外交、聪明的外交政策、聪明的监管、精明的增长、精明的削减开支、明智的教育投资、明智的移民政策、聪明的基础设施项目、聪明的执法、智能政府、明智的贸易政策、明智的能源政策、明智的气候政策、明智的权利改革、明智的市场改革、明智的环境管制、明智的反恐政策、气候智能型农业、明智的发展、明智的市场导向创新，尤其还有智能电网[所有上述政策或措施，奥巴马都以smrt作为形容词。这些政策或措施分别是“smrt diplomcy”“smrt foreign policy”“smrt regultions”“smrt growth”“smrt spending cuts”“smrt investments in eduction”“smrt immig rtion policy”“smrt infrstructure projects”“smrt lw enforcement”“smrt government”“smrt trde policy”“smrt energy policy”“smrt climte policy”“smrt entitlement reform”“smrt mrket reforms”“smrt environmentl regultions”“smrt counterterrorism policy”“climte-smrt griculture”“smrt development”“smrt mrket-oriented innovtion”“smrt grids”。——译者注]。在总统任期内，奥巴马在100多个场合上赞扬了智能电网或智能电网技术。总的来说，他在政策和项目中使用smart这个形容词超过了900次。[作者使用了美国总统项目的在线档案，搜索奥巴马使用“smart”一词的情况]

技术官僚政治方法的缺陷之一是，把决策权置于精英手中，从而削弱了普通公民的权力。它的另一个缺陷是放弃了政治说服。激励人们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节约能源或注意体重或遵守道德商业惯例——不仅替代了强迫人们做这些事，也替代了说服人们做这些事。

技术统治论与民主

在信奉优绩至上的精英发表意识形态上闪烁其词的经济主义言论的同时，公共话语也变得越来越粗鲁和尖锐，党徒们互相叫喊，在推特上互发推文。技术官僚化的言辞和大喊大叫的比赛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未能以实质性的方式与激励民主社会公民的道德信念进行接触，双方都没有养成对公正和公共利益相互冲突的观念进行理性考察的习惯。

2016年的民粹主义剧变——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批判了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官僚政治。针对经济学家关于脱离欧盟会给英国带来经济困难的预测，一位主要的脱欧支持者回答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Henry Mance,“Britain Has Had Enough of Experts,says Gove,”June 3,2016,Financial Times]”对奥巴马来说，他很难理解在他总统任期结束时发生的政治地震。2018年，在特朗普当选接替他的两年后，奥巴马承认，全球化的支持者“没有足够快地适应有人被抛在后面的事实”。华盛顿共识“有点儿太舒服了。尤其是在冷战之后，美国和美国精英们在这段时间里沾沾自喜，认为我们已经解决所有问题”。[Peter Baker,“From Obama and Baker,a Lament for a Lost Consensus,”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8,2018]

但奥巴马对特朗普时代极化政治的主要诊断，是认为问题出在公众在基本事实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上。他说，我们之所以在政治中“看到如此多的僵局、怨恨和两极分化”，部分原因是“我们在事实和信息方面没有共同的基线”。看福克斯新闻的人和读《纽约时报》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现实中”，不仅“有不同的观点，还有不同的事实……这就像，认识论上的不同”。[Quotes from Obama speaking at MIT’s Sloan Sports Analytics Conference on February 23,2018.尽管这次会议是非公开的，但奥巴马讲话的录音被发布在极端自由主义杂志《理性》的网站上]

他生动地说明了他所看到的相互冲突的现实：

我们在未来10年、15年、20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回到这种公民对话中：如果我说这是一把椅子，我们也都会同意这是一把椅子。现在我们可以讨论，这是不是一把好椅子，我们是否应该换掉这把椅子，你是否想把这把椅子移到别处去。但你不能说这把椅子是大象。[Obama quoted in Baker,“From Obama and Baker,a Lament for a Lost Consensus.”准确的引用来自2018年11月27日奥巴马总统在莱斯大学的C-SPAN视频]

当然，政治辩论中的事实争议并不像描述一件家具那么简单，但房间里的“大象”可以是气候变化。奥巴马的意思是，很难与那些否认气候变化存在或否认人类在造成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的人开展理性的辩论。

奥巴马肯定想到了继任总统在气候变化否认者的怂恿下，让美国退出了他（奥巴马）签署的《巴黎协定》。奥巴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是因为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支持者对科学的排斥。

事实上，“我相信科学”的口号已经成为民主党人的战斗口号。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接受提名的演讲中宣布了这一口号，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时也使用了这一口号，而一些寻求获得2020年总统提名的候选人也在竞选活动中反复强调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含蓄地把科学归入信仰领域，似乎并没有降低其受欢迎程度。[Hillary Clinton,“Address Accepting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in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July 28,201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为了支持自己长期坚持的事实至上的信念，奥巴马喜欢引用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话，莫伊尼汉曾对一位顽固的对手说：“你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但你无权拥有自己的事实。”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奥巴马有时会补充说，莫伊尼汉非常聪明，而他的对手没有他那么聪明。[奥巴马在不同场合引用了莫伊尼汉的话，包括在Barack Obama,The Audacity of Hope: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Three Rivers Press,2006)中；在2007年谷歌公司的竞选活动中（见Adam J.White,“Google.gov,”The New Atlantis,Spring 2018,p.16)；在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当时他补充了他观察到莫伊尼汉聪明的说法]

但是，把政治分歧简单地归因于拒绝面对事实或拒绝接受科学，误解了事实和观点在政治说服中的相互作用。我们应该在事实上达成一致，将其作为政治辩论前的基础，然后继续辩论我们的观点和信念，这种想法是技术官僚的自负。政治辩论通常关于如何识别和描述与争议相关的事实。无论是谁成功地陈述了事实，要赢得这场辩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莫伊尼汉的看法正相反，我们的意见直接影响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意见不是在事实已经确定之后才到达现场的。

气候变化之争

如果反对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或拒绝接受科学，那么人们会认为在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拥有科学知识较少的人中，反对的声音更强烈。事实并非如此，对公众舆论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就越两极分化。

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且随着教育的发展，党派分歧也在加剧。在只接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的共和党人中，57%的人认为全球变暖普遍被夸大了；在大学毕业的共和党人中，74%的人这样认为。在民主党人中，教育程度更高引起了对气候变化的更大关注。在只接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下教育的民主党人中，27%的人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了；在拥有大学文凭的民主党人中，只有15%的人这样认为。[Frank Newport and Andrew Dugan,“College-Educated Republicans Most Skeptical of Global Warming,”Gallup,March 26,2015,news.gallup.com/poll/182159/college educated-republicans-skeptical-global-warming.aspx.2018年，有69%的共和党人认为全球变暖被夸大了，而只有4%的民主党人这样认为。89%的民主党人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这样认为的共和党人占35%。Megan Brenan and Lydia Saad,“GlobalWarming Concern Steady Despite Some Partisan Shifts,”Gallup,March 28,2018]

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大学学历人士的党派分歧（59%）几乎是高中学历人士（30%）的两倍。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对人类在造成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的观点。当被问及全球变暖是否由环境的自然变化造成时，大多数共和党人说“是”，而大多数民主党人说“不是”。但大学毕业生的党派分歧（53%）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19%）大得多。[Ibid.]

更详细的研究发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治极化不仅与教育水平有关，也与科学知识有关。以所学科学课程和科学素养测试作为衡量标准，拥有更多科学知识的人比那些对科学了解较少的人更有可能坚持所在党派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Caitlin Drummond and Baruch Fischhoff,“Individuals with Greater Scienc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Have More Polarized Beliefs on Controversial Science Topic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no.36(September 5,2017),pp.9587–92]

这些发现挑战了一种观点：那些不愿意支持缓解气候变化措施的人只是对科学了解得不多。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不在于事实和信息，而在于政治。认为人们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上达成一致，这一判断完全错了。技术官僚认为，只要我们能在事实上达成一致，我们就能对政策进行理性的辩论，这是对政治说服的误解。

201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奥巴马设想了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理性辩论，只要每个人都同意以下基本事实：

你和我可以就气候变化进行一场辩论，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会阻止中国人和印度人燃烧大量的煤，他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是要去适应。也许我们会在关键时刻发明一些新的能源，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巴黎协定》。”

我会回应说：“不，事实证明，如果我们投资于智能化技术，并建立智能监管框架来激励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我们现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后果会是灾难性的。”[Obama quoted in Robby Soave,“5 Things Barack Obama Said in His Weirdly Off the-Record MIT Speech,”February 27,2018,Reason]

奥巴马希望我们能有一场这样健康的辩论，他说气候变化否认者让这一切变得不可能。[Ibid]

但这样的辩论即使有可能进行，也会是贫乏的政治争论模式。这样的辩论假设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要么听天由命和轻率行事，要么采用价值中立的技术官僚解决方案。但这忽略了气候变化争议背后更深层次的道德和政治考量。

技术官僚立场的吸引力和弱点都在于其看似没有摩擦的价值中立。关于智能化技术和智能化监管框架的讨论忽略了道德和政治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让气候变化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如何应对化石燃料行业对民主政治的巨大影响？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消费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导致我们把自然视为方济各所称的“一次性文化”的垃圾场）[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May 24,2015,paragraph 22]？而那些反对政府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的人呢？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拒绝科学，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会按照他们的利益行事，尤其是在大规模的经济重组中，他们不相信设计和实施这种重组的技术官僚精英。

这些都不是由专家来回答的科学问题。这些是关于权力、道德、权威和信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是民主社会公民（要讨论和决断）的问题。

过去40年来，执政的精英们的失败之一是，他们没有很好地把这些问题置于政治辩论的核心。现在，当我们发现自己不知道民主规范是否会继续存在时，抱怨那些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傲慢、技术官僚视野狭隘，可能已经无足轻重。但这些政治怨恨导致了当前这种处境，激发了被民粹威权主义者利用的不满。正视精英政治和技术官僚政治的失败，是解决这种不满和重新构想公共利益政治不可或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