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主要是对于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设想一下，假如有两个社会，它们的收入分配都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程度相同。在国民收入的每100美元中，最富有的20%的人得到62美元，而最贫穷的20%只得到1.7美元，社会底层50%的人的全部收入加在一起，只有12.5美元，远远低于最富有的1%的人单独得到的数额（20.2美元）。财富分配的差距实际上更大。[此类不平等正是当今美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收入分配数据来自Thomas Piketty,Emmanuel Saez,and Gabriel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Methods and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issue 2(May 2018),p.575。财富的分配更是不平等。大部分财富（77%）由前10%的人持有，前1%的人的财富现在远远超过了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和。见Alvardo et al.,eds.,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p.237。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是很有价值的在线资源，提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最新信息：wid.world。]

如果你对收入和财富明显不平等感到不安，你可能会认为这两个社会都是不公正的。但在做出最终判断之前，你可能会进一步询问一些信息。例如，你可能想知道，这样显著的不平等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英才统治与贵族统治

想象一下，第一个社会是贵族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收入和财富是由出生的偶然性决定的，然后代代相传。出生在贵族家庭的人很富有，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很贫穷。他们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也是如此。再想象一下，第二个社会是英才统治的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不是传统特权的结果，而是人们的努力和才能的差异导致的结果。

了解这一点可能会让你更喜欢第二个社会而不是第一个社会。贵族统治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个社会把人归入他们各自出身的阶级。贵族统治不允许普通人向上流动。相比之下，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社会让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改善自身的状况。这是支持优绩至上制度最强有力的论据。可以肯定的是，英才统治并不能消除不平等。正是因为人们的才能和抱负不同，一些人才会比另一些人升得更高。至少可以说，这些不平等反映了人们所作所为的优劣，而不是他们出身的环境。

那些担心不平等的人可能仍会想要进一步了解更多信息。他们会怀疑，即使在英才统治的社会，也至少有一些处于顶端的人受益于有利的人生起点——来自家庭的爱与支持、可能家境富裕、有敬业教师的好学校等。在断定英才统治的社会是公正的之前，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会想知道扶持政策是否已经到位，以确保所有儿童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来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

一种思考什么样的社会是公正的社会的方法是：问一问，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出生在贫穷家庭，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真正拥有平等机会的英才统治的社会比贵族统治的社会更公正。但现在把公正与否的问题先放一边，考虑一下我们所想象的两个不平等社会的另一项特征。假设你事先知道你会降落在上层还是底层。如果你是富人，你更愿意生活在这两个社会中的哪一个？如果你是穷人，你更愿意生活在哪一个社会？

记住，这两个社会都是高度不平等的。如果你是最富有的1%，你的年平均收入会是（让我们想象一下）130万美元。如果你落在底层的20%，你每年将只有5400美元的收入[Piketty,Saez,and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p.575.]。差距相当悬殊。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两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同样显著，知道你会占据哪个位置并不能帮助你决定更喜欢哪个社会。

但收入和财富不会是你唯一要考虑的东西。如果你很富有，你可能更喜欢那个能让你把财富和特权传给子女的社会，你会支持贵族统治的社会。如果你很贫穷，你可能更喜欢那个能让你或你的孩子有机会向上流动的社会，你会支持英才统治的社会。

然而，进一步思考表明，在每种情况下都要考虑到相反的因素。人们不仅关心他们有多少钱，而且关心他们的经济状况对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自尊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出生在贵族社会的上层，你会意识到你的特权是你的好运，而不是你自己的功劳。然而，如果你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登上了英才统治社会的顶峰，你可以为自己的成功是通过努力得来的而不是继承的这一事实感到自豪。与贵族特权不同，优绩至上社会的成功带来了（经历奋斗）赢得一席之地的成就感。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英才统治社会下致富也比在贵族统治下做富人更好。

出于类似的原因，在英才统治的社会，贫穷会让人意志消沉。在封建社会，出生在农奴制家庭，生活会很艰难，但你不会感到要为你的从属地位承担责任。你也不会相信，你为之辛苦工作的领主是因为比你更有能力和更足智多谋而荣登高位的。你会认为他并不比你更值得拥有这些，只是他更幸运。

相比之下，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英才统治社会的最底层，你就很难不去想你的劣势至少有一部分是你自己造成的，这反映了你未能展现足够的才华和抱负来获得成功。一个允许人们向上流动并赞赏向上流动的社会，会对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做出冷酷的评判。

英才统治的黑暗面

“优绩制”一词就是在这种担忧的阴影下被发明的。迈克尔·扬是为工党工作的英国社会学家。1958年，他写了一本名为“优绩至上的崛起”的书[Michael 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Harmondsworth,UK:Penguin Books,1958).]。在扬看来，优绩制描述的不是理想，而是个反乌托邦。他写道，当时英国的阶级制度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才能为基础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制度。这是好事，因为新的制度让工人阶级有天分的孩子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摆脱困在体力劳动中的生活。

但扬也瞥见了优绩制的黑暗面。他仿佛是位历史学家，站在2033年回顾历史，清晰描述了在他那个时代战后英国开始出现的优绩至上社会的道德逻辑。扬没有为正在消逝的阶级秩序辩护，但他认为，这种秩序在道德上的专横和明显的不公平至少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旧秩序缓和了上层阶级的自得，阻止了工人阶级把其从属地位视为个人的失败。

那些靠父母的财富和影响力“一跃而上”的人不能完全确信地对自己说“我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在公开竞争中赢得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诚实一点儿，他们就必须承认，至少会有十几个下属和他们一样能做好他们这份工作，甚至可能做得更好”。[Ibid.,p.104.]

上流社会的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一定是麻木不仁的，对他所在部队的二等兵、家里的男管家或女仆、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司机，以及火车车厢或乡村酒吧里那个满脸皱纹、目光犀利的卑微工人，肯定都视而不见——不会注意到这些人中有人和他一样聪明、机智和有智慧。[Ibid.,pp.104–5.]

即使有些上流社会的人自我欺骗，认为自己完全赢得了在最高层的地位，他们的下属也不会有这样的幻想。这些下属知道：“许多老板之所以在那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什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识谁、他们的父母是谁。”知道这个制度是受人操纵的，工人阶级就有能力在政治上挑战这个制度。（这正是工党存在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阶级体制的任意性让工人不必以社会赋予自己的低贱地位评判自己。[Ibid.,p.105.]

工人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是个工人。为什么我是个工人？其他事情我都不适合做吗？当然不是。如果我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向世界展示。医生？酿酒师？部长？我可以做任何事。我从来没有机会。所以我是个工人。但别以为我本质上比别人差。”[Ibid.,p.106.]

迈克尔·扬认为，对自己地位的道德任意性保持头脑清醒有某种好处：这让赢家和输家都不必认为他们的命运是自己导致的。这并不能维护阶级体制，但这确实映照出建立在优绩至上原则之上的秩序具有自我矛盾的特征。按照才能分配工作和机会，并不能缓解不平等，而是把不平等重新配置为与能力一致。但这种重新定位产生了一种假设，即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这一假设加剧了贫富差距。

现在人们按能力分类，阶层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上层阶级……不再被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削弱。今天，杰出人士知道，成功只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和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给予的回报。他们理应属于更高的阶层。他们也知道，他们不仅具备更高的素质，而且一流的教育起作用是建立在他们的天分之上的。[Ibid.]

迈克尔·扬不仅预见了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的傲慢，而且瞥见了这些人对技术官僚专业知识的亲近感，他们倾向于看不起那些缺乏耀眼资历的人，以及此态度对公共话语的腐蚀性影响。从普通家庭向上流动的精英“更能理解技术文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及其全貌。他们受过科学训练，是继承了这片土地的科学家”。他们优越的智力和教育让他们没有理由或机会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进行严肃的讨论。

当他们（精英）说着另一种更丰富、更准确的语言时，他们怎么能与下层阶级对话呢？今天，精英知道……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在智力和教育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品质上也处于劣势，这两个品质在21世纪更一致的价值体系中地位最显赫。[Ibid.,pp.106–7.]

“我们面对的典型的现代问题之一就是，”扬观察到（记住，他仿佛生活在2033年，是在观察历史），“信奉优绩至上的精英群体的一些成员……如此铭记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失去了对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同情。”他讽刺地补充说，一些精英人士“太不老练了，以至于即使是不大能干的人也会受到不必要的冒犯”[Ibid.,p.107.]。（我想起了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竞选期间说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有一半是“一篮子烂菜”。）[Amy Chozick,“Hillary Clinton Calls Many Trump Backers‘Deplorables,’and G.O.P.Pounces,”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0,2016]

优绩制让那些未能向上流动的人自我怀疑，加深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

今天，所有的人，无论多么卑微，都知道他们有过机会……难道他们没有义务承认自己地位低下，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说因为自己给剥夺了机会，而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差劲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pp.108–9.]

扬预计，这种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会引发政治反弹。他在结束反乌托邦叙事时预测，在2034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会在一场反对统治精英的民粹主义反抗中崛起。2016年，英国人公投支持英国脱欧，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这场反抗提前了18年。

重新权衡英才统治

我在前文描述的两个社会并不是纯粹的假设，困扰它们的收入不平等是当今美国普遍存在的问题[Piketty,Saez,and Zucman,“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p.575.]。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得到了辩护，人们对不平等所做的辩护，基于类似优绩至上的理由。没有人认为富人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很富有就应该富有。批评不平等的人可能会抱怨说，那些想要废除遗产税的人是在暗中支持世袭特权。但没有人会完全捍卫世袭特权，也没有人会质疑职业应该向人才开放的原则。

我们大多数关于获得工作、教育和公职的辩论都是从机会平等的前提出发的。我们的分歧不在于原则本身，而在于实现这个原则要求什么东西。例如，对招聘和大学录取中的平权法案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种政策与机会平等的原则不一致，因为平权法案根据才能以外的因素来评判申请人。捍卫平权法案的人回应说，这种政策对于让遭受歧视或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实现机会平等很有必要。

至少在原则层面和政治辞令上，英才统治赢得了胜利。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中，中左翼和中右翼的政治家声称，他们的政策会让所有公民，无论其是何种族或民族、性别或阶级，都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并在各自的努力和才能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取得进步。人们在抱怨英才统治时，抱怨的通常不是理想，而是我们未能实现理想：有钱有势的人操纵了制度，导致他们的特权永久化；专业人士阶层已经想出了如何把优势传递给子女，把英才统治转变为世袭贵族统治；声称择优录取学生的大学为富人和有关系者的子女提供了特殊照顾。按照这些抱怨，英才统治只是玄想，要实现遥遥无期。[越来越多的文献记载了精英统治特权的巩固，包括Matthew Stewart,“The Birth of a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The Atlantic,June 2018,pp.48–63;“An Hereditary Meritocracy,”The Economist,January 22,2015;Richard V.Reeves,Dream Hoarder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7);Robert D.Putnam,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5);Samuel Bowles,Herbert Gintis,and Melissa Osborne Groves,eds.,Unequal Chances:Family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ucces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Stephen J.McNamee and Robert K.Miller,Jr.,The Meritocracy Myth(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3rd ed.,2014)。]

这种抱怨当然是有根据的。但如果问题变得更严重呢？如果英才统治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实现理想，而是理想有缺陷，那该怎么办？如果阶层跃升的话语不再令人向往，不仅仅是因为社会流动已经停滞，更根本的是因为帮助人们在竞争激烈的英才统治社会中攀登通往成功的阶梯是空洞的政治方案，反映了这种理想中公民和自由概念的贫乏，那该怎么办？

为了探讨这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需要从道德和政治工程角度研究对精英政治的两种反对意见。一种关乎公正，另一种关乎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第一种反对意见怀疑，即使是完全实现了英才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作和薪酬完美反映了人们的努力和才能），也不会是公正的社会。第二种反对意见担心，即使英才统治是公平的，这样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好社会。英才统治会让赢家产生傲慢和焦虑，让输家产生羞辱感和怨恨——这些态度会腐蚀公共利益，与人类的繁荣格格不入。

对英才统治的哲学批判主要表现在第一种反对意见上。出于我们将要探讨的原因，大多数当代哲学家都反对社会应该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分配工作和薪酬。哲学家的看法与公众达成共识的道德直觉发生了冲突，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到底谁是对的——哲学家还是公众。

尽管关乎公正的第一种反对意见在哲学界更为常见，但关乎傲慢和羞辱的第二种反对意见可能对理解我们当前的政治状况更为重要。民粹主义对精英的抗议不仅关乎公正，也关乎社会尊重。要理解这一抗议，就必须确定和评估激发抗议的不满和怨恨。这些不满和怨恨是正当的还是被误导的？如果这些不满和怨恨是正当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

完美的英才统治是否公正？

想象一下，有一天，我们设法消除了成功之路上所有不公平的障碍，这样每个孩子，包括出身卑微的人，都可以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特权阶层的孩子竞争。想象一下，我们实际上实现了我们在原则上所宣称的：所有公民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能在天分和努力工作所能达到的程度上得到提升。

当然，这样的社会很难实现，消除歧视是不够的。家庭制度把给每个人创造平等机会的计划变复杂了，要抵消富有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并不容易。我考虑的主要不是继承的财富，强有力的遗产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想那些有责任心的、富有的父母帮助他们的孩子的日常方式。即使是最好的、最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也很难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与来自拥有大量关注、资源和人脉的家庭的孩子平等竞争。

但假设这是可以做到的。假设我们可以实现承诺，让每个孩子在学校、工作场所和生活中都有平等的机会为成功竞争，那么这会促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吗？

人们很容易说：“是的，当然。这难道不是美国梦的全部：创造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让农场工人或一贫如洗的移民的孩子能够成为首席执行官吗？”虽然这个梦想对美国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但美国梦也在全世界的民主社会中引起了共鸣。

完全流动的社会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原因有二：首先，优绩至上表达了某种自由的理念，我们的命运不应该由我们出生的环境决定，而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其次，优绩至上表达了一种希望——我们取得的成就反映了我们值得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自由地依靠自己的选择和才能获得成功，那么似乎可以公平地说，那些成功的人应该取得他们的成功。

然而，尽管优绩至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有理由怀疑，即使是完美实现英才统治的社会也不会是个公正的社会。首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英才统治的理想关乎流动性，而不是平等。优绩至上主义并不认为贫富差距被拉大有什么错，它只是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应该能够根据他们的作为来交换位置——他们的努力和天分决定各自的成败。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偏见而被困在底层，或因拥有特权而安坐顶峰。

在英才统治的社会里，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攀登通往成功的阶梯。优绩至上主义没有说梯子上的横档应该相距多远，优绩至上的理想并不是要补救不平等——这一理想恰恰给不平等做了辩护。

这本身并不是反对优绩至上的理由，但优绩至上也让问题显现了：英才竞争导致的不平等是否公正？英才统治的捍卫者说是：只要每个人都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结果就是公正的。即使是公平的竞争也有赢家和输家，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同一个起点起跑，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训练、指导、营养补充等。如果是这样，比赛的获胜者就应该得到这个奖。有些人跑得比别人快，这并不是不公平。

我们的天分是我们应得的吗？

这种说法是否有说服力，取决于天分的道德状况。回想一下现今在公共话语中如此突出的阶层跃升话语。政治家们宣称，无论我们的出身多么卑微，我们都应该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但为什么要说到这份儿上？为什么要假设我们的天分应该决定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应该得到这些天分带来的回报？

有两个质疑这一假设的理由。首先，我有这样或那样的天分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我的运气，我并非理应得到运气带来的好处（或负担）。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人承认，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好处并不是一个人理应享有的。那么，为什么其他形式的运气（比如拥有某种特殊的天分）会有不同呢？如果我购买政府发行的彩票，赢得100万美元，我会为我的好运感到高兴。但是，如果说我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了这笔意外之财，或者说获奖与我的成就有关，那就太愚蠢了。同样，如果我买了一张彩票，但没有中奖，我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我不能抱怨我被剥夺了我应得的东西。

其次，我生活在奖励我碰巧拥有的才能的社会，这也不是我可以居功的事情。这也只是运气好而已。勒布朗·詹姆斯打篮球赚了数千万美元，因为篮球运动非常受欢迎。除了拥有惊人的运动天分，勒布朗很幸运生活在重视和奖赏篮球运动才能的社会。当今时代人们热爱他所擅长的篮球运动，但文艺复兴时期是壁画画家而不是篮球运动员的需求量很大，他活在当代，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这并不是他的功劳。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另外一些人，那些人也具有卓越的才能，但我们的社会不大看重这些才能。世界掰手腕冠军的掰手腕技术可能和勒布朗的篮球技术一样好，但除了酒馆的几个顾客，没有人愿意花钱看他把对手的手臂按在桌子上，这不是他的错。[对掰手腕运动员和其他小众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来说，收视率和财务前景似乎正在改善。Paul Newberry,“Arm Wrestling Looks to Climb Beyond Barroom Bragging Rights,”Associated Press,September 6,2018]

优绩至上信念的大部分吸引力在于，我们的成功是我们自己的功劳，至少在适当的条件下是这样的。只要经济领域是公平竞争的领域，不受特权或偏见的左右，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们的成败取决于我们的作为，我们得到的是我们应得的。

这是描绘人类解放的景象，因为这表明我们可以成为自我创造的人类，可以成为命运的创造者，可以成为命运的主人。这在道德上也令人称心，因为这表明在经济领域也可以回应古老的正义观念，让人们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但是，认识到我们的才能不完全是我们自己实现的，导致自我创造的景象变得复杂了。这种认识会质疑英才统治的信念，即克服偏见和特权足以带来公正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才能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不管来自“基因彩票”还是来自上帝，那么认为我们理应得到这些才能所带来的好处就并不恰当，实际上是过于自负的。

努力就让我们有价值吗？

英才统治的捍卫者援引努力和辛勤工作作为论据来回应，他们认为，那些靠努力工作取得成功的人理应接受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成功，他们的勤奋值得赞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努力很重要，无论多么有天分的人，如果不努力培养自己的才能，就不会成功。即使是最有天分的音乐家也必须花很长时间练习才能演奏精妙的乐曲。即使是最有天分的运动员也必须花费数年艰苦训练才能被选入奥运会代表队。

然而，尽管努力很重要，但成功很少仅仅来自努力。奥运会奖牌得主和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明星运动员与较差运动员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艰苦训练，很多篮球运动员都像勒布朗·詹姆斯一样刻苦训练，但很少有人在球场上的表现超越他。我可以夜以继日地训练，但我永远不会比迈克尔·菲尔普斯游得更快。被认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金牌短跑运动员尤塞恩·博尔特承认，他的训练伙伴约汉·布莱克也是很有天分的短跑运动员，比他训练得更努力。努力不是一切。[Justin Palmer,“Blake Trains Harder Than Me,but Won’t Take 200 Title:Bolt,”Reuters,November 12,2011]

当然，捍卫优绩至上原则的人知道这一点。他们不会说最勤奋的运动员应该获得金牌，最勤奋的科学家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付出最多努力的工人应该得到最高的报酬，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知道成功是天分和努力的结合体，而这两者很难分得清楚。成功孕育着成功，那些缺乏社会奖励的人才可能会发现很难获得奋斗的动力。但是，捍卫优绩至上原则的论点主要不是从社会学角度主张努力的有效性。优绩至上首先是道德主张，主张人类能动性和自由。

优绩至上论强调努力和勤奋，是为了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们对自己的成功负责，从而能够获得自由。优绩至上论还想要证明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竞争是真正公平的，那么成功会与美德结合在一起。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会获得他们应得的回报。

我们愿意相信，在体育和生活中，成功是我们赢得的，而不是我们继承的。自然禀赋及其带来的优势让优绩至上信仰感到尴尬，这方面的事实对仅凭努力就能获得赞扬和奖赏的信念提出了疑问。面对这种尴尬，我们夸大了努力和奋斗的道德意义。例如，在奥运会的电视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扭曲，电视报道关注的不是运动员的壮举，而是他们如何克服困难、超越障碍、战胜伤病或艰难，还有他们的祖国陷于政治动乱之类令人心碎的故事。[这一段来自本人著作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8–29。]

这一点可以从绝大多数（77%）美国人身上看出来，他们尽管很难向上流动，但相信“只要愿意努力，大多数人都能成功”[“Global Attitudes Project,”Pew Research Center,July 12,2012]。我在哈佛大学学生身上看到了类似的对奋斗的夸大强调，尽管他们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天分和通常有利的生活环境，但他们总是把得以录取进入哈佛大学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英才统治的理想有缺陷，因为这一理想忽视了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夸大了努力的道德意义，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还有什么其他的正义观可用，以及这些正义观提供了什么自由和应得性的概念。

英才统治的两种替代选择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大多数民主社会中，关于公正社会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产生了政治争论。一种可能被称为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另一种可能被称为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这两种公共哲学与英才统治之间的关系有点儿复杂。二者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据，反对英才统治的理念，即公正的社会根据人们应得的东西来分配收入和财富。

然而，在实践中，这两种公共哲学都会对成功有所评判，这方面很难与英才统治对成功的评判区分开来。两者都没有对公共利益提供足够有力的解释，以对抗英才统治所倾向的傲慢和羞辱。尽管这两种公共哲学都拒绝接受竞争市场社会中的赢家在道德上应该得到他们的胜利品这一观念，但二者也并没有为优绩的暴政提供解毒剂。尽管二者存在分歧，但为什么二者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自由市场自由主义

也许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论据是由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哲学家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提出的。哈耶克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其他自由资本主义支持者的灵感来源，他反对政府为了减少经济不平等所做的努力，反对累进税，并认为福利制度与自由是对立的。

哈耶克在其著作《自由宪章》（1960年出版）中指出，唯一与自由相容的平等是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纯粹形式上的平等。职业应该向所有人开放，但国家不应该试图以提供平等或补偿的教育机会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方案，最终只有强制才能实施[按照哈耶克的观点，这与自由是必然冲突的。——译者注]。除非废除家庭，否则孩子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各自家庭提供的各种便利中成长，任何给所有孩子平等的成功前景的企图，都可能涉及不可容忍的国家强制。哈耶克反对“必须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起点和相同的成功前景”这种观念。这样的原则会要求国家控制“与特定个人的发展前景相关的所有条件”，这类方案影响深远，哈耶克认为这类方案必定站在“自由的对立面”。[Friedrich 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p.92–93.]

鉴于哈耶克反对收入再分配，人们可能会期望他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给了人们应得的经济回报。但哈耶克没有，其实哈耶克认为市场结果与对优绩的回报没有任何关系。市场结果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卖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重视程度。哈耶克区分了优绩和价值。优绩是关于人们应该得到什么的道德判断，而价值仅仅是衡量消费者愿意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支付什么的标准。[Ibid.,pp.85–102.]

哈耶克认为，假定经济回报反映了其接受者的优绩，会导致把优绩过度道德化，这是错误的。哈耶克想要打破这种道德观念的原因之一是，他想要消除人们对不受约束的市场所产生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反对意见，大家对这一反对意见都耳熟能详了。他认为，对不平等的反对意见中最有说服力的来自这样的担忧：“市场回报的差异与获得回报者在优绩方面可识别的差异并不对应。” [Ibid.,p.93.]

哈耶克对这一异议的回答很有启发性。他没有想要证明那些在市场上获得丰厚回报的人在道德上是应得的，而是拒绝接受经济回报反映了人们的优绩或道德应得性的想法。这就是他对优绩和价值的区分的力量。在自由社会里，我的收入和财富反映我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但这种价值是由供需的偶然性决定的，与我的优绩或美德无关，也与我所做贡献的道德重要性无关。

为了说明哈耶克的观点，设想一个例子。一些人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不应该比学校老师赚更多的钱，管理金钱远不如教导和激励年轻人那样令人钦佩和重要。自由市场的捍卫者可能会回答说，对冲基金经理负责投资教师、消防员和大学捐赠基金辛苦赚来的养老金，因此他们工作的道德重要性让他们值得拥有他们赚来的巨额收益。但哈耶克并没有给出这样的回答，他的论点更激进，他反对人们赚的钱应该反映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一观念。

哈耶克观察到，一个人拥有社会奖励的才能，这并不是他做到的，而是道德上偶然的，是一种好运。哈耶克如此展开论证：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分和后天获得的才能显然对社会有价值，而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在拥有这些天分上是否有任何功劳。无论一个人拥有的天分是非常普通的还是极其罕见的，他都很难改变自己的特殊才能。善良的内心或甜美的声音，漂亮的脸蛋或灵巧的双手，机敏的头脑或迷人的性格，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努力无关，也与个人拥有的机会或经验无关。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一个人的能力或服务对我们具有的价值，以及他因此得到的报酬，与可以被我们称为优绩或道德应得性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Ibid.,p.94.]

在哈耶克看来，否认经济回报与优绩有关，提供了理论支持来抵制一些人提出的再分配要求，比如有些人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不配比教师赚得多，就想要政府介入来实施收入再分配。哈耶克回答说，即使我们认为教书育人比管理金钱更令人钦佩，报酬和薪水也不是对优秀品质或值得敬仰的成就给予的回报，而只是反映市场参与者必须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经济价值的对等支付。

与哈耶克不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倾向于对富人征税以帮助穷人。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赞同哈耶克的观点，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应基于人们的优绩或道德应得性。

福利制度自由主义

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或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在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哲学表达。罗尔斯在他的经典著作《正义论》（1971年出版）中指出，即使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制度，一个完全补偿阶级差异影响的制度，也不会促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因为如果人们在真正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赢家就会是那些拥有卓越天分的人。但是，天分的差异就像阶级的差异一样，在道德上是有任意性的。[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即使英才统治在消除社会偶然性的影响方面发挥了完美的作用，”罗尔斯认为，“公平的英才统治也仍然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由能力和天分的自然分配来决定。[Ibid.,pp.73–74.]”天分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与阶级差异导致的不平等一样不公平。“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似乎同样具有任意性。[Ibid.,p.75.]”因此，即使是实现了真正的机会平等的社会，也不一定是公正的社会。这一社会还必须应对由于人们天生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

如何与这些不公平抗衡？一些英才统治的捍卫者担心，除了机会平等，唯一的选择就是结果平等，这是一种拉平的平等，会阻碍有天分的人获得竞争优势。在短篇小说《哈里森·伯杰隆》（HarrisonBergeron ）中，作者小库尔特·冯内古特想象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那些拥有超常智力、体力和美貌的人需要穿上精心设计的烦琐的伪装，以抵消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Kurt Vonnegut,Jr.,“Harrison Bergeron”(1961)in Vonnegut,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New York:Dell Publishing,1998).See discussion in Michael J.Sandel,Justice: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pp.155–56.]

但罗尔斯表明，这并不是补偿天分不平等的唯一方式。“没有人值得拥有更大的自然能力，也没有人值得在社会中获得更有利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消除这些区别，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02.]罗尔斯认为不应妨碍有才华的人，而应该让赢家与那些比他们更不幸的人分享他们的收益。不要让跑步最快的人穿上铅鞋，而应该允许他们全速奔跑。但同时也要承认，他们赢得的这些收益并不只属于他们。鼓励有天分的人培养和发挥他们的才能，但要认识到这些人才在市场上获得的回报应该与整个社会分享。

罗尔斯把这种处理不平等才能的方式称为“差异原则”。这一原则与英才统治论完全不同，它不采取阻止有天分的人发挥他们的才能的方式，而是否认他们值得或应该得到这些才能在市场社会中所要求的回报。

罗尔斯写道：“差异原则代表了一种协议：把天分的分配视为共同资产，并分享这种分配所带来的利益，无论其结果如何。那些被自然给予恩惠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只有在改善那些失败者的处境的条件下，才能从他们的好运中获益。”社会应该做出安排，“让这些偶然性的赐予为最不幸的人谋福利”。[Ibid.,pp.101–2.]

英才统治论者可能会回答说，即使他们的天分是运气的问题，他们的努力也取决于他们自己。因此，他们应该得到他们凭借努力和辛勤工作所获得的一切。罗尔斯不同意。“即使是愿意努力、尝试，从而在普通意义上值得拥有，其本身也取决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市场回报应该反映道德应得性的想法，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挽救。

宣称一个人应该具有优秀的品质，让他能够努力培养自己的能力，这种说法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原生家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却没有任何功劳。道德应得性的概念似乎不适用于这些情况。[Ibid.,p.104.]

与哈耶克一样，罗尔斯强调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并反对市场结果反映优绩或道德应得性的观点。但在罗尔斯看来，这可以用来支持征税以实施收入再分配，而不是反对征税再分配。对于那些拒绝承认国家有权对他们辛苦赚来的收入征税的人，罗尔斯回答说，我们赚的钱的数量取决于从道德角度来看具有任意性的因素。我所拥有的才能得到市场认可，或者我一开始就拥有这些才能，这并不是我的功劳。因此，如果税法要求把我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建设学校、道路或帮助穷人，我就没有理由抱怨。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我在道义上不应得到市场因我的才能赋予我的好处，这些好处应如何分配也是另一个问题。社会应该把这些好处分配给整个社会，还是分配给社会中最不幸的成员，或者（像哈耶克认为的那样）干脆让这些好处躺在自己落下的地方？罗尔斯认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市场收益反映的因素具有任意性，这一论点强有力地否定了优绩至上论。这一论证削弱了优绩至上论的主张，即富人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但这并不能证明社群对这笔钱或其中的一部分有正当的道德要求。

我们的成功依赖于我们栖身的社群，因此我们有义务促进社群的公共利益，社群是否对个人的市场收益有正当的道德要求，取决于我们如何证明这种义务。[对本主张的详细说明，见Michael J.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96–103,147–54.]

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福利制度自由主义者更善于阐述证伪的论点——反对把个人自己作为其成功的唯一理由，而不是肯定的论点——个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回想一下巴拉克·奥巴马在2012年竞选连任期间为了唤起公民的相互依赖和义务所说的话：

如果你成功了，你不是全靠自己成功的。你不是全靠自己实现目标的。我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成功一定是因为自己太聪明了。外面有很多聪明人。一定是因为我比别人都努力。让我告诉你——外面有一大群努力工作的人。

如果你成功了，那么一定是一路上有人给了你帮助。在你生命中的某个地方，有伟大的导师。有人帮助创造了我们拥有的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制度，让你飞黄腾达。有人投资兴建了道路和桥梁。如果你有一家企业——那不是你建立的。许多其他人让这家企业得以出现。[“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a Campaign Event in Roanoke,Virginia,”July 13,2012]

共和党人抓住最后两句话，把奥巴马描绘成敌视企业家的大政府的传道者。当然，他并不是说我的企业或你的企业实际上是由别人建立的。奥巴马想说的是，成功人士并不能对他们的成就独揽全功，而应感谢社群，是社群不仅修建道路和桥梁，而且培养我们的人才和重视我们的贡献，这一切让企业家的成功成为可能。“你不是孤身一人，我们都在一起。”随后他加了几句话。[Ibid.]

奥巴马不仅仅是口误，他在试图描述成功人士对同胞负有道德义务时表现的笨拙，反映了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哲学的弱点，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未能提供能够满足其所需的团结的社群意识。这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福利制度正当性动摇的原因，不仅在美国如此，在欧洲也是如此，欧洲的公共服务和安全网络一直以来都很慷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无力抵御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政治言论和公众态度中日益高涨的英才统治情绪，正是日益高涨的英才统治情绪让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得以合理化。

拒绝优绩至上

哈耶克和罗尔斯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在哈耶克眼中，否认市场收益是对优绩的回报，是抵制再分配要求的论证手段。

在罗尔斯眼中，拒绝承认优绩与应得性的关系，是服务于相反的政治立场的。这是对富人反对再分配进行反驳的方式，例如，富人声称他们所赚的钱是他们应得的，因此对这些收入的一部分进行再分配是错误的。罗尔斯可以回答说，赚很多钱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优绩或美德的标准，只是反映了一个人所具备的技能完美符合市场需求。一旦有了公平的税法，人们就有权保留税法规定的那部分收入。但他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声称，税法应该优先表彰或奖赏他们的卓越才能与突出成就。[本观点的另一个例子，可参见T.M.Scanlon,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117–32。]

尽管罗尔斯和哈耶克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他们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这突出了他们共同的两个哲学承诺：一个关乎在多元化社会中达成一致的困难，关乎哪些美德和品质值得奖励；另一个关乎自由。哈耶克写道：“依据优绩给予回报，在实践中必定意味着依据可评估的优绩给予回报，即依据其他人能够认可和同意的优绩，而不是仅仅在某种更高权力的角度的优绩。”识别优绩的困难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鉴于在哪些活动有价值或值得赞扬的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分歧，任何把分配正义建立在道德优劣而不是经济价值基础上的企图都会导致胁迫。因此，“个人地位与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念一致的社会，是与自由社会完全对立的”。[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p.94,97.]

罗尔斯也指出，人们对优绩和应得性的看法存在广泛的分歧，他担心把优绩作为公正的基础会与自由原则冲突。与哈耶克不同，罗尔斯并不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在罗尔斯看来，自由在于践行我们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观念，同时尊重他人这样做的权利。这意味着遵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弃自己的特殊利益和优势，那么我们和我们的同胞都会同意的公正原则。从这个角度——不知道我们是富是穷、是强是弱、是健康还是不健康——思考公正，不会让我们确认市场产生的任何收入分配。相反，罗尔斯认为，这会导致我们只接受那些帮助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成员的不平等。

尽管罗尔斯拒绝接受由自由市场来决定收入分配，但他与哈耶克也有共同之处：罗尔斯的公正原则并不寻求奖赏优绩或美德。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对什么优绩是卓越的或有道德的，人们的看法不一，因为这些判断取决于对美好生活方式的有争议的观念。从罗尔斯的观点来看，把公正原则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会破坏自由，这样会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从而不尊重每个人选择和追求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看法的权利。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但哈耶克和罗尔斯都反对经济回报应反映人们的道德应得性的想法。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承认他们正在挑战传统智慧。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他们应得的东西，这一观念似乎深深植根于未受正规教育影响的普通民众的心中。罗尔斯注意到，“常识倾向于认为”收入和财富应根据道德应得性进行分配；哈耶克承认，他拒绝对优绩的认可“一开始可能显得很奇怪，甚至令人震惊”，结果他觉得“必须要求读者暂停判断”，直到他能够解释清楚为止[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p.310–11;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94.]。但即使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确立了公共话语的术语，二者也没有推翻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即人们的收入应该反映他们应得的东西[关于道德应得性这一概念的地位，自由主义哲学与大众观念之间存在差异，有学者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讨论，参见Samuel Scheffler,“Responsibility,Reactive Attitudes,and Liberalism i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1,no.4(Autumn 1992),pp.299–323.]。相反，在那几十年里，即使社会流动停滞，不平等加剧，优绩至上主义对待成功的方式也继续得以加强。

市场与优绩

那么，当代政治这一状况令人困惑：尽管当时的主流公共哲学拒绝优绩至上的假设，但政治话语和公众态度为什么会坚持经济回报确实或应该与优绩一致的观念？难道仅仅是因为哲学离世界太遥远，对普通公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没有任何影响吗？还是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征，为二者公开拒绝的优绩至上主义对成功的理解开辟了道路？

我相信事实是第二种情况。仔细看看这两个版本的自由主义，就会发现他们对优绩的放弃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么彻底。二者都反对优绩至上观念，即在公平竞争中，富人比穷人更有资格获得回报。但他们提供的替代方案仍然可能导致精英社会特有的态度——成功人士的傲慢和弱势群体的怨恨。

这一点在哈耶克对优绩和价值的区分中显而易见。哈耶克正确地指出，把收入不平等视为不平等优绩的反映无异于雪上加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普遍认为高收入是优绩的证明，低收入则是成就贫乏的证明，人们普遍认为职位和报酬与所作所为相称……对那些不成功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会可能比坦率承认优绩和成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更令人难以忍受。[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98.]”哈耶克引用了英国工党作家安东尼·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1956年出版），克罗斯兰在这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强调了优绩至上制度可能对那些没有向上流动的人造成的使其道德败坏的影响：

当人们认为机会不平等，并且选择明显偏向财富或血统时，他们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适当的机会，以此安慰失败的自己——制度就是不公平的、天平的另一端太重了。但是，如果显然是根据个人作为优劣来挑选的，这种舒适的来源就消失了，失败就会引起完全的自卑感，没有任何借口或安慰；这是人类天性中的怪癖，实际上增加了对他人成功的嫉妒和怨恨。[C.A.R.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1956),p.235,转引自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440。]

哈耶克认为，牢记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差异可以减少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不平等与个人作为卓越与否无关，富人就不会那么骄傲，穷人就不会那么怨恨。但是，如果像哈耶克所说，经济价值是不平等的合法基础，那么对成功的令人反感的态度得以削弱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了。

想一想，如果成功人士相信他们的成功衡量的是其贡献的价值，而不是他们的美德或个人作为卓越与否，那么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到底会有多大不同呢？如果弱势群体认为他们的奋斗并不反映自己的个人作为是否卓越，而只反映他们所能提供的微薄价值，那么他们告诉自己的故事又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优绩和价值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市场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货币是大多数事物的衡量标准。在这样的社会中，提醒富人他们的财富（仅仅）反映了他们对社会贡献的卓越价值，不太可能是狂妄自大和沾沾自喜的解毒剂；提醒穷人他们的贫穷（仅仅）反映了他们贡献的低价值，对他们的自尊很难起鼓舞作用。

对价值的判断可能会轻易地滑向对个人作为的判断，这反映了一项熟悉但值得质疑的假设，即一个人的市场价值是能很好地衡量他对社会的贡献的标准。哈耶克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假设，他只是指出我们的市场价值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是衡量我们个人作为的标准。但他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价值可能是他的市场价值以外的东西。

然而，一旦市场价值被看作社会贡献的代表，人们就很难抗拒这样的想法：为了公正，人们应该得到与其市场价值对应的任何收入，也就是经济学术语中的边际产品。根据标准的经济分析，完全竞争性市场支付给每个工人的是他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即可归属于该工人的产出价值。

尽管经济很复杂，但如果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识别和区分每个人的市场价值，如果市场价值是社会贡献的真正衡量标准，那么离得出人们在道义上应该根据他们的边际产品或市场价值获得报酬的结论就很近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提出了这一论点的最新版本，他曾担任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经济顾问。曼昆一开始就陈述了一项被广泛接受、直觉上很有吸引力的道德原则：“人们应该得到他们应得的。对社会贡献更大的人应该得到更高的收入，以反映其贡献的大小。”他举了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广受欢迎的“哈利·波特”系列图书的作者J.K.罗琳的例子。曼昆表示，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两个人赚到的数百万美元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的高收入反映了iPhone和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对社会的巨大价值。[N.Gregory Mankiw,“Spreading the Wealth Around:Reflections Inspired by Joe the Plumber,”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36(2010),p.295.]

曼昆把这一推理扩展到竞争性市场经济中的所有收入：道德应该认可竞争性市场产生的结果，对护理人员和对冲基金经理都是如此。曼昆认为：“由于每个人的收入反映了他对社会产品或服务产出所做贡献的价值，人们可以轻易得出结论，在这些理想化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Ibid.]

人们在道德上应该得到竞争性自由市场分配给他们的任何收入，这一论断可以追溯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早期。这一观念的批评者，包括一些通常对自由市场持友好态度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这一论断的缺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哈耶克反对这一观点，理由是人们的收入取决于天生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与拥有这些能力的人本身无关。人们的收入还取决于变幻莫测的供应和需求。我所提供的才能是稀有的还是丰富的，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却决定了这些才能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曼昆的公正应得理论忽略了这些偶然性。

市场价值与道德价值

对市场结果反映道德应得性这一观点最具破坏性的批评，或许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弗兰克·奈特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奈特是罗斯福新政的批评者，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的学生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多位后来成为主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人。然而，奈特就市场会对优绩给予回报的观念提出了尖锐批评。“生产性贡献是衡量值得拥有什么的道德标准，这是一种常见的假设。”他写道，“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会很容易论证清楚，生产性贡献可能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伦理意义。”[Frank Hyneman Knight,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p.46.该卷重印了奈特的文章“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该文最早出现在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ii(1923),pp.579–624。关于奈特的一般情况，请参见Richard Boyd在Transaction出版社版本上的介绍。]

奈特提出了两个反对把道德应得性归因于市场结果的理由。第一个是哈耶克和罗尔斯关于优绩的争论，两人都引用了他的话[有关罗尔斯借鉴了奈特思想的说明很有价值，见Andrew Lister,“Markets,Desert,and Reciprocity,”Politics,Philosophy & Economics 16(2017),pp.47–69。]。拥有能让我迎合市场需求的才能，与继承宝贵的财产一样，都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事。“很难看出……拥有提供所需服务的能力……构成了对社会红利的较高份额的道德要求，除非能力本身就是认真努力的产物。”此外，我的才能所带来的收入取决于另外有多少人也拥有相应的才能。拥有的才能碰巧是稀缺的并受到高度重视，这当然可增加我的收入，但并不足以让我声称这是自己的功劳。“很难看出，仅仅是与别人不同，而不是与别人一样，就在个人作为上更为卓越。”[Ibid.,pp.48–49.]

奈特的第二个论点影响更深远，他质疑哈耶克想当然的假设——把市场价值等同于社会贡献。正如奈特所指出的，满足市场需求并不一定就是对社会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

满足市场需求只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但满足这些需求的伦理意义取决于这样做的道德价值。评估这些工作的价值涉及道德判断，诚然，这是有争议的，但经济分析无法提供道德判断。因此，即使把天分问题放在一边，认为人们借助迎合消费者偏好所赚的钱反映了其优绩或道德应得性，也是错误的。其伦理意义取决于道德考量，这是任何经济模式都无法提供的。

我们不能接受把满足欲望作为价值的最终标准，因为其实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欲望是最终的；我们不认为关于优绩没有争议，而是对优绩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争议；在估价中，最大的难题是评估我们自身的需求，而我们最麻烦的需求是对“正当”需求的渴望。[Ibid.,p.34.]

奈特的洞见在哈耶克融合的两个概念之间制造了一个楔子——由市场衡量的经济贡献的价值和这些工作的实际价值。想想电视剧《绝命毒师》中的高中化学老师，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专业知识，制造了备受追捧的（尽管是非法的）毒品冰毒。他制作的冰毒纯度非常高，在毒品市场上赢利数百万美元，收入远远超过了他作为教师的微薄收入。然而，大多数人都认同，他作为教师的贡献远比他作为毒贩的贡献更有价值。

原因与市场的不完善无关，也与禁止毒品的法律限制了毒品供应从而增加了非法贩毒者的利润这一事实无关。即使冰毒是合法的，有才华的化学家生产冰毒也仍然可能比教学生赚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冰毒贩子的贡献比老师的贡献更有价值。

再来看看赌场大亨、亿万富翁谢尔登·阿德尔森，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赚的钱比护士或医生多几千倍。但即使假设赌场大亨和医疗保健提供商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各自的市场价值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所做贡献的真正价值。这是因为他们贡献的价值取决于他们所服务的目的的道德重要性，而不取决于他们如何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关心民众的健康在道德上比迎合他们玩老虎机的欲望更重要。

奈特进一步指出：“经济体系运作满足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体系本身的运作产生的。”经济秩序不是简单满足预先存在的需求，“经济体系的活动延伸到欲望本身的形成和根本转变——如果没有延伸到彻底的创造”。因此，对经济体系的任何伦理评估都必须考虑“这一体系倾向于产生或滋养的那种需求”，而不仅仅是考虑这一体系在满足“任何特定时间存在的需求方面的效率”。[Ibid.,p.38]

这些考虑导致奈特拒绝认可曼昆捍卫的观点，即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人们在道德上应该得到他们劳动的边际产品。奈特嘲笑这种说法，称其为“经济学中常见但遗羞世人的道德结论”。[Ibid.,p.41.]

尽管奈特对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革项目持怀疑态度，给人认为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主要支持者，但他猛烈抨击了市场价格是道德应得性或伦理价值的衡量标准的观点。

产品或贡献总是以价格来衡量，这与道德价值或人类意义完全不同。产品的货币价值是需求问题，而需求又反映了消费群体的品位和购买力以及替代商品的可获得性。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经济体系本身的运作创造和控制的……因此，其结果本身并不具备作为评判经济体系的标准的伦理意义。[Ibid.,p.47.]

尽管奈特并未声称自己提出了能够评估各种需求和欲望的道德重要性的伦理理论，但他拒绝接受经济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即不用评判品位，不可能把某些需求排在比其他需求更高或更有价值的位置。对经济体系的评判，与其说是看这一体系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效率，不如说是看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需求，“以及其在人民身上形成的性格类型……从伦理上讲，创造正确的需求比满足需求更重要”[Ibid.,pp.43–44.]。市场能够带来生产性贡献这一价值具有伦理意义，是优绩至上原则的预设前提，借助对这一预设的挑战，奈特对优绩至上主义提出了比哈耶克更彻底，也没那么沾沾自喜的批判。哈耶克告诉富人，尽管他们的财富不能衡量他们的才能，但财富确实反映了他们对社会贡献的卓越价值。在奈特看来，这样的评价过头了。善于赚钱既不能衡量我们的才能优劣，也不能衡量我们贡献的价值。所有的成功人士可以诚实地说，他们已经成功地——凭借某种深不可测的天才或诡计、时机或天分、运气或勇气或坚定的决心——有效迎合了在任何特定时刻构成消费需求的各种需求和欲望，无论这些需求和欲望是多么沉重或轻浮。满足消费需求本身没有价值，满足消费需求的价值取决于其所服务的目的的道德地位。

道德应得还是正当权益？

尽管不能接受人们在道德上应该得到市场所赋予的经济回报的观点，但我们仍要问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如何助长了英才统治的傲慢。首先，重要的是要澄清罗尔斯拒绝把道德应得性作为公正基础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对自己所获得的收入或职位都没有正当、合法的所有权。在公正的社会里，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有权得到他们所赚的钱。

在这里，罗尔斯做了微妙但重要的区分——在道德应得性和他所谓的“正当期待的权益”之间做区分。不同之处在于：与道德应得性的主张不同，只有在特定的游戏规则到位的情况下，权益才会产生。权益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在第一时间建立规则。罗尔斯的观点是，直到我们首先确定了公正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支配这些规则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基本结构——我们才能知道谁有权得到什么。[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p.310–15.]

这一区别是如何影响关于英才统治的辩论的，且看：把公正建立在道德应得性的基础上，就相当于为给有道德和有成就的人相应的报酬而制定规则。罗尔斯反对这一点。他认为，把一种经济制度——或者就此而言是一部宪法——视为一种尊重美德或培养良好品格的方案是错误的。对公正的考虑优先于对才能和美德的考虑。

这是罗尔斯反对英才统治的核心。在公正的社会中，那些变得富有或获得有声望的职位的人有权获得成功，不是因为这证明了他们的品行卓越，而只是因为这些收益是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制度的一部分，包括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

“因此，公正的架构回答了人们有权利得到什么，它满足了人们建立在社会制度基础上的正当期望。但人们有权利得到的东西既不与人们的内在价值成比例，也不取决于人们的内在价值。”界定人们的义务和权利的公正原则“没有提到道德应得性，也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分配份额的倾向”。[Ibid.,p.311.]

罗尔斯拒绝把道德应得性作为公正的基础，关乎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另一个是哲学问题。在政治上，罗尔斯想要表明，富人不能依据声称他们的财富是他们应得的，是他们在道德上应得的东西，来正当反对再分配税收。这是关于天分的道德任意性和其他促成成功的偶然性的争论。如果在市场经济中，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那么我们就很难声称我们赚的钱是对品行卓越的回报，或者是道德上应得的。

公正方面的规范没有一条是以奖赏美德为目的的。例如，把凭借稀缺的天分获得的奖金用于支付培训成本和鼓励努力学习，以及把能力用于最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地方。由此产生的分配份额与道德价值并没有关系，因为从道德角度来看，自然资产的初始禀赋及其早期的成长和培育的偶然性是任意的。[Ibid.,pp.311–12.]

从哲学上讲，公正原则的定义必须独立于对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的考虑，这一主张是罗尔斯自由主义更普遍特征的一个实例。这就是主张“正当”（支配整个社会的义务和权利的框架）优先于“善”（人们追求的各种美德和美好生活的概念）。就多元社会中的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美好生活观来说，那些巩固了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的特定观念的公正原则不会是中立的。这样的原则会把一些人的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些人，未能尊重每个人选择和追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罗尔斯以类比的方式解释了公正优先于才能：我们不是因为相信小偷有不良品格，然后想要有能够惩罚他们的制度才去建立财产制度的。可以说，这是英才统治的惩罚理论，它把善置于正当之前，但这会让道德逻辑倒退。相反，出于效率和公正的考虑，我们建立了财产制度。然后，如果有人偷窃，我们才以惩罚他们的方式来执行法律。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们就应该受到惩罚。惩罚的目的是惩罚小偷的不正当行为，而不是指责他们品行不端（尽管可能会有这样的副作用）。[Ibid.,pp.312–13.]

罗尔斯认为，经济奖赏的优绩制也会颠倒正当与善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一个社会来说，以奖赏道德应得性为首要原则来组织自己，就像为了惩罚小偷而建立财产制度一样。”[Ibid.,p.313.]

对待成功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罗尔斯对经济上的成功的非优绩至上思维方式，应该是贬抑成功，安慰失败。这一思维方式应该抑制英才统治中的精英傲慢倾向，防止那些缺乏权力或财富的人失去自尊。如果我真的相信我成功是由于我的好运气，而不是我自己的功劳，那我更有可能觉得自己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这一好运气。

此类情感如今实属稀缺。成功人士的谦逊并未成为当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劳动人民普遍感觉精英看不起他们，这是民粹主义者反抗的重要推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只能表明当代福利制度没有达到罗尔斯的公正社会的理念，或者可能表明，平等主义自由主义根本不会质疑精英的自鸣得意。

毫无疑问，当代福利制度，尤其是美国的福利制度，并不符合罗尔斯关于公正社会的愿景。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并不是产生于公平的机会平等制度，也不是产生于有利于帮助处境最糟糕的人的制度。这导致自由主义者把工人阶级对精英的怨恨解释为对不公正的抱怨。如果这是对精英的愤怒的唯一来源，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在扩大机会和改善最不富裕人群的经济前景的项目上加倍下注。

但这并不是解读民粹主义对精英进行强烈抵制的唯一方式。成功人士态度傲慢，招致这种抵制，而罗尔斯哲学所肯定的权益意识很可能助长了这种态度，即使罗尔斯哲学不认可成功的道德应得性。设想一下：即使是完全公正的社会，正如罗尔斯所定义的那样，也承认某些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产生于公平的机会平等，并对处境最差的人有利。想象一下，按照罗尔斯的原则，富有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向工厂里的低收入工人证明他的优势：

我并不比你更有价值，在道德上也配不上我所拥有的特权地位。我丰厚的薪酬只是必要的激励，以鼓励我和其他像我一样的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尽我所能。你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才能不是你的错，我有如此丰富的才能也不是我的功劳。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部分收入被征税来帮助像你这样的人。从道义上讲，我不配得到这么丰厚的薪水和高级职位，但根据社会合作的公平规则，我有权利得到这些。请记住，如果我们在知道谁会降落在顶峰而谁在底部之前就考虑了这些规则，那么你和我会同意这些规则。所以请不要怨恨我。我的特权让你过得比原先更好。让你感到难堪的不平等是为了你好。[这种对薪酬差异的解释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我想象中的大学可能会给成功和不成功的申请人寄发信函，解释他们接受或拒绝的理由，见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pp.141–42。]

可以肯定的是，罗尔斯这一基本原理并不能证明今天存在的所有收入、财富、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是合理的。然而，这一原理所揭示的是，精英对成功的态度并不一定会被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软化或取代。与基于才能、美德或道德应得性而产生的主张一样，正当期待的权益同样可能是英才统治的傲慢和工人阶级的怨恨的潜在来源。

回想一下惩罚的类比。即使惩罚盗窃是为了维护财产制度，这种惩罚也有给小偷贴上污名的典型副作用。同样，即使外科医生比看门人工资高的原因是，这种工资差异是有利于最不富有的人的公正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它也有可预见的副作用：对外科医生的特殊才能和贡献表示敬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范的副作用就会塑造对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很难与优绩至上论的态度区分开。

社会尊重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流向那些享有经济和教育优势的人，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公平的社会合作条件下获得了这些优势。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回答说，只要所有社会成员都像公民一样受到平等的尊重，社会尊重的分配就不会成为政治问题。决定什么能力和成就值得赞赏是社会规范和个人价值观的问题——是善的问题，而不关乎正当与否。[斯坎伦似乎承认，在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下，很难将“正确”与“好”区分开来。见Scanlon,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pp.29,32–35。]

但这一回答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荣誉和认可的分配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主要是关于职位和荣誉的分配，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今天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抵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人阶级选民的愤怒，他们认为这种愤怒源于专业人士阶层对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蔑视。坚持正当优先于善导致社会尊重成为个人道德问题，从而导致自由主义者对傲慢和羞辱的政治视而不见。

但是，坚持认为精英阶层对蓝领工人居高临下的态度是政治不能或不应该解决的社会规范问题，这是愚蠢的。荣誉和认可的问题不能与分配正义的问题截然分开。当事实证明，在补偿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对弱势群体居高临下的态度隐而不现时，这一点尤其正确。有时这些态度会得到明确的表达。正如自由派平等主义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所写的那样：“当种族和性别不公正现象减少时，我们仍会面临聪明人和笨人之间的巨大不公正，他们付出相似的努力却得到不同的回报。”[Thomas Nagel,“The Policy of Preference,”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2,no.4(Summer 1973),reprinted in Nagel,Mortal Ques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04.]

“聪明人与笨人”是生动的短语，这一短语坐实了民粹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精英最糟糕的怀疑。与追求“分享彼此命运的社会”的罗尔斯的民主敏感性相去甚远[Rawls,A Theory of Justice,p.102.]，内格尔的话暴露了一些版本的福利制度自由主义所倾向的优绩至上的傲慢。

机会与选择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派平等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福利制度自由主义助长傲慢和羞辱政治的倾向变得更加明显。罗尔斯认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才能的分配是有任意性的。在此基础上，这些哲学家认为，公正的社会应该补偿人们的各种不幸——出身贫穷、残疾、缺乏天分或在生活中遭受事故和不幸。正如一位哲学家所写的那样：“分配公正明确要求，幸运的人应该把他们因幸运而获得的部分或全部收益转移给不幸的人。”[Richard Arneson,“Rawls,Responsibility,and Distributive Justice,”in Marc Fleurbaey,Maurice Salles,and John Weymark,eds.,Justice,Political Liberalism,and Utilitarianism:Themes from Harsanyi and Raw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80.]

乍一看，这种后来被人们称为运气平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的哲学似乎是对命运偶然事件的宽宏大度的回应。在寻求纠正人生彩票所带来的不应有的利益和负担时，运气平等主义好像给竞争性的优绩至上社会提供了人道的选择。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运气平等主义哲学需要对优绩和道德应得性做出严格的判断。因为这一哲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不幸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情况下，他们才应该得到补偿，所以运气平等主义把公共援助（比如福利或医疗保健）的条件设定为要看有需要的人是因运气不好还是因错误的选择而身陷困境。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弄清楚穷人中谁是环境的受害者，因此值得帮助；谁对自己的贫穷负有责任，因此不值得帮助。[运气平等主义一词由伊丽莎白·安德森提出。我对这一学说的讨论得益于伊丽莎白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有力批评。Elizabeth S.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Ethics 109,no.2(January 1999),pp.287–337.]

伊丽莎白·安德森严厉批评了运气平等主义，她把这种对应得帮助和不应得帮助的穷人的区分称为“济贫法思维”的复兴[Ibid.,p.311.]。运气平等主义把国家置于审问贫困公民的位置，以确定穷人是否可以通过做出更好的选择来避免贫困。出于至少两个原因，这种对责任的分析是以在道德上让人反感的方式，来构想民主公民对彼此负有的义务。

首先，根据运气平等主义，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义务不是基于同情或团结，而是基于他们最初为什么变得需要帮助。在某些情况下，这是有道德意义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一个有能力的人在有体面的工作的情况下仅仅因懒惰而拒绝工作，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选择不工作的人要对后果负责。一些运气平等主义者主张的责任概念含义更广泛。他们认为，即使没有为各种可能的逆境购买保险，这也构成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使人们对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大多数不幸负责。例如，如果没有保险的人在车祸中严重受伤，运气平等主义者想知道他是否本可以购买保险。只有在没有这样的政策可用或没有可供选择的情况下，社群才有义务帮助他支付医院账单。[Ibid.,pp.292,299–96.关于有司机没有保险的问题，安德森引用了Eric Rakowski,Equal Justi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其次，除了对轻率行为的严厉抨击，运气平等主义还贬低了那些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的人，把他们视为无自立能力的受害者。这里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运气平等主义者对人们的选择能力给予了极大的道德考量。他们想要给机会补偿，让人们的收入和生活前景能够反映他们自己的选择，但这种对责任和选择的严格要求意味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必须能够表明他们需要帮助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为了有资格获得公共援助，他们必须表现为——并认为自己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pp.302–11.]

这样不合情理的激励超出了救济金领取者的自我形象，进入了公共话语的范畴。以运气平等主义为基础捍卫福利制度的自由主义者，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给引导到受害者论调，这种论调认为福利接受者缺乏能动性，没有能力采取负责任的行动。[Yascha Mounk,The Age of Responsibility:Luck,Choice,and the Welfare State(Cam 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4–21.]

但是，以弱势群体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的受害者为理由而帮助他们，会带来高昂的道德代价和公民代价。这样的思维方式支持了贬低他人的观点，即福利领取者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也没有能力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正如安德森恰当地指出的那样，否认那些需要公众支持的人可以做出有意义的选择，与尊重他们作为能够分享自治的平等公民是难以调和的。[Ibid.]

简而言之，运气平等主义“对那些给贴上不负责任标签的人毫无帮助，而向那些给贴上天生低人一等标签的人提供了羞辱性的帮助”。安德森写道：“就像济贫法制度一样，运气平等主义抛弃了那些因自己的选择而陷入悲惨命运的弱势群体，并根据在天分、智力、能力或社会吸引力方面的先天劣势来界定另一些弱势群体应该得到帮助。”[Ibid.,pp.308,311.]

与其他版本的自由主义一样，运气平等主义哲学从拒绝把优绩和道德应得性作为公正的基础开始，但以报复性地重申优绩至上的态度和规范告终。在罗尔斯这里，英才统治的规范以正当期待的权益的名义重新出现。而在运气平等主义者这里，同样的规范借助强调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登场。

我们不应得到来自运气——包括拥有或缺乏社会所奖励的才能的运气——的好处和负担，这种看法似乎削弱了优绩至上的观念，即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我们得到的都是我们应得的。由机会而不是选择带来的利益并不是我们道德上应得的。但有时人们会选择冒险，这导致机会和选择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跳伞运动员冒着生命危险体验惊险刺激；觉得自己不可战胜的年轻人选择不买健康保险；赌徒们涌向赌场。

运气平等主义者说，当那些选择冒险的人的赌注变坏时，他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社群只向那些不幸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例如遭流星击中的人。那些输掉他们自愿下的赌注的人不能从赢家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罗纳德·德沃金在区分“原生运气”（流星受害者）和“选项运气”（投机输家）时指出了这一点。[Ronald Dworkin,“What Is Equality?Part 2:Equality of Resources,”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0,no.4(Autumn 1981),p.293.]

机会和选择之间的对比导致对才能和道德应得性的评判不可避免。虽然没有人活该在赌博中输钱，但输钱的赌徒既然选择承担风险，便不值得社会帮助他偿还赌债。他要对自己的不幸负责。

当然，有时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选择。一些赌徒患有赌瘾，老虎机被人用编程来操纵，让赌徒玩了就放不下。在这些情况下，赌博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掠夺弱势群体财产的强制行为。但就人们自由选择承担某些风险而言，运气平等主义者认为他们要对后果负责。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应得的，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有义务帮助他们面对。

除了常见的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自愿选择的争论，另一个考虑因素——保险的可能性——模糊了机会和选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的房子着火烧毁了，这肯定是厄运。但是，如果有负担得起的火灾保险，而我没有购买，希望永远不会发生火灾，这样我就可以避免每年交保费而省钱，那该怎么办？虽然火灾本身就是“原生运气”，但我没有投保是一种选择，这样就把不幸的事件转化为“选项运气”了。由于我选择不购买保险，所以我要对后果负责，也不能指望纳税人赔偿我的房屋损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意外事故都能得到保险。有些人很幸运，生来就获得了天才协会的大奖，另一些人天生残疾，难以谋生。德沃金认为，保险的概念也可以拓展到处理这些偶然性。由于在一个人出生前不可能购买保险，德沃金建议，我们可以估算出人们为防止天生才能低下而购买保险的平均金额，并利用这一数字把从有才华的人那里得到的收入再分配给没有才华的人。这个想法通过向那些在基因彩票中胜出的人征税，补偿天生能力的不平等分配。[Ibid.,pp.297–98.]

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有可能计算出天生能力低下的保险单的保费和支出。但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对有天分的人征税，对没有天分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那么运气平等主义者关于公正社会的理想就会实现。由先天缺陷造成的所有收入差距都会得到补偿，所有剩余的不平等都反映我们负有责任的因素，比如努力和选择。因此，运气平等主义者想要消除意外和不幸的影响，这终究指向了优绩至上的理想：收入分配不是基于道德上任意的偶然性，而是基于人们道德上应得的东西[正如塞缪尔·谢弗勒所观察到的那样，运气平等主义者强调选择与环境之间的区别，这一观点默认了人们确实应该得到他们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运气平等主义赋予“应该得到”（deserve）概念的地位比其支持者所承认的高。Scheffler,“Justice and Desert in Liberal Theory,”California Law Review 88,no.3(May 2000),p.967,n.2.]。运气平等主义为因努力和选择而产生的不平等辩护，这突出了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契合点。两者都强调个人责任，并主张将社群帮助穷人的义务作为表明他们的贫困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的条件。运气平等主义者接受“反平等主义权利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思想——选择和责任的思想”，以此为武器致力于捍卫福利制度免受自由市场批评者的批评[G.A.Cohen,“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Ethics 99,no.4(July 1989),p.933.]。这把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简化为关于在何种条件下一个人的选择可以被认为是真正自由的，而不受环境或不可避免的事情拖累的辩论。

赞扬天分

尽管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自由主义都拒绝把优绩作为公正的首要原则，但二者最终都有优绩至上的倾向。这两种方法都不能有效对抗优绩至上原则所倾向的对成功和失败的道德上让人反感的态度——赢家的傲慢和输家的羞辱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坚持剖析个人责任有关，也反映了他们对才能的重视——使他们坚持认为一个人天生的才能是运气的问题，因此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任意的，他们对待才能，特别是天生的或固有的才能，也是非常认真的。

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尤其如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收入不平等归因于基因彩票。他们设计了德沃金的假设性保险计划等税率措施，以计算和补偿自然或固有或天生的才能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社会优势和文化优势不同，无法用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来抵消。他们把重新分配的理由建立在这种天分的生物学概念上，作为先于社会安排的遗传事实。但这样把天分设想为与生俱来的卓越性，是一种狂妄的自负。尽管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想要纠正“聪明人和笨人的巨大不公”[Nagel,“The Policy of Preference,”p.104.]，但他们珍视“聪明人”，诋毁“笨人”。

不需要介入关于智商是否基于遗传的激烈争辩，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令人震惊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与智商的先天差异没有什么关系。认为从事金融行业、商业和精英职业的人收入高是因为他们卓越的基因，这样的观点让人难以置信。尽管爱因斯坦等天才或莫扎特等艺术大师的成就可能确实是天分的结果，但认为这种超凡的天分是把对冲基金经理与高中教师区分开的原因是荒谬的。

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观察到的收入不平等，有很大原因是（低收入群体）先天禀赋较差”的看法，相当值得怀疑。正如伊丽莎白·安德森观察到的，大多数收入差异是“由于社会在开发某些人的才能方面投入的资金远远多于其他人，而且每个工人可支配的资本数量非常不平等。生产力主要依赖于工作角色，而不是个人”。[Anderson,“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p.325.]

天生的才能，尽管不是实至名归，却能在崇尚精英的社会赢得赞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才能因自身的缘故而受人仰慕，也是因为卓越的才能被认为是成功人士赢得丰厚报酬的原因。

如果优绩至上制度能让人们完全发挥天分，那么人们很容易认为最成功的人也是最有天分的人。但这显然错了，赚钱的成功与天生的智力——如果这种东西存在——关系不大[Joseph Fishkin,Bottlenecks:A New Theory of Equal Opportu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83–99.]。通过把天生的才能视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者夸大了天分的作用，并在不经意间提升了天分的声誉。

优绩至上的兴起

“meritocracy”这个词一诞生就遭到滥用，却成了赞美和渴望的术语。“新工党致力于实现优绩至上。”托尼·布莱尔在1996年宣布，那是他成为英国首相的前一年。我们认为：“人们应该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出身或特权优势获得晋升。[Blair quoted in David Kynaston,“The Road to Meritocracy Is Blocked by Private Schools,”The Guardian,February 22,2008.]”2001年，在竞选连任时，他说他的使命是“消除阻碍人们前进的障碍，创造真正的向上流动，创造开放的、真正基于所有人的才能和平等价值的社会”。他保证要“严格推行优绩至上方案”，旨在“把经济和社会领域向精英和天才开放”。[Tony Blair,“I Want a Meritocracy,No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Independent,February 9,2001]

当时已85岁高龄的迈克尔·扬感到很沮丧。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抱怨说，布莱尔正在赞颂他（扬）40年前在讽刺作品中揭穿的理想。扬现在担心自己的黑暗预言要成真了。“我预测穷人和弱势群体会被打倒，其实他们已经被打倒了……在创造了如此多英才的社会里，被认为没有才能确实会让人处境艰难。下层阶级从未像现在这样在道德上处于如此无所遮蔽的境地。”[Michael Young,“Down with Meritocracy,”The Guardian,June 28,2001.]

与此同时，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正春风得意，“自以为是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如果精英们相信，正如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得到鼓励去相信的那样，他们的进步来自他们自己的突出才能，他们会觉得他们应该得到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其结果是：“政党领袖曾经持续不断地大声疾呼，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后来却没有对一年比一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发出一声不满。” [Ibid.]

他不知道对这个“更加两极化的优绩至上社会能做些什么”。但他希望布莱尔先生能“把这个词从公共词汇中删除，或者至少承认优绩至上的缺点”。[Ibid.]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优绩至上的言辞主导了公共话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原则的负面后果。即使面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阶层跃升的话语也为中左翼和中右翼的主流政党提供了道德进步和政治改善的主要语言。“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应该能够在他们的才能所能达到的范围内得到提升。”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们已经习惯于吟诵这句咒语，没有注意到优绩至上原则正在失去鼓舞人心的能力。他们对那些没有分享全球化红利的人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充耳不闻，完全忽略了社会上的怨恨情绪。民粹主义者的反抗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看到他们所打造的优绩至上社会隐含的对人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