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萤火虫之墓》对我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内容十分沉重，更是因为从制作到上映，我们一直在走钢丝，现在回忆起来，心里也很难受。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剧本。

在高畑看来，电影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情感代入型”，观众会代入电影主人公的感情，另一种则是“非代入型”。宫崎骏的电影属于前者，从《风之谷》到《起风了》，宫先生的作品始终如一，观众总是为主人公的一举一动捏把汗，喜一阵忧一阵。而高畑勋的作品属于后者，观众和所有登场的角色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高畑给我举了《寅次郎的故事》的例子，影片中，渥美清饰演游手好闲的寅次郎。看电影的时候，观众绝不会将自己代入寅次郎，而是客观地观察寅次郎这个“怪人”，并乐在其中。换句话说，这种电影算是一种“理智的娱乐”。听完后，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但同时也心生疑问：他准备怎么制作《萤火虫之墓》呢？

原著中，野坂昭如明确地表现出了对妹妹强烈的赎罪意识，如果照着原著拍出来，就会变成“将情感代入清太”的电影。“我不想刻画自怜”——高畑这句喃喃自语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乍一看，他写的剧本似乎和原著一样，内容却变成了“由清太讲述妹妹节子的故事”。

说到野坂昭如，第一次上门拜访他，请他允许我们使用原著时所发生的种种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天是新潮社的初见带着我们去的，还记得当时在野坂家等了一会儿，才等到他起床。结果，他一起来就喝起了啤酒，喝得还特别多。那种喝法真是太令人震撼了。

后来，野坂为电影《萤火虫之墓》写了句寄语——“动画何其可怕”。去神户采风的时候，他还自告奋勇为我们做向导。

入职新潮社两年的新职员村濑拓男也是不得不提的关键人物。虽然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律师，但当时他真的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要是没有他的鼎力相助，这部作品恐怕就不会问世了。

由于《萤火虫之墓》的进度严重滞后，制片人原彻和高畑勋关系紧张到无法交流的地步，眼看着就要决裂了。

高畑完全不听制片人的话。在制作的收尾阶段，原彻为了让影片如期上映，趁高畑勋不在的时候让工作人员给赛璐珞上色。他本来出自一片好心，可谁知高畑回来以后要求大家全部重做。

这个时候，宫先生又跳出来了。不知他纯粹是来看热闹，还是重情重义，或是爱管闲事。他说：“铃木啊，你们三个应该好好谈谈。”我觉得他这话说得有理，便与原彻、高畑勋说好去吉祥寺的第一酒店开个房间，碰个头谈一谈。我们刚进房间，正准备开始谈的时候，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居然是宫先生打来的。他张口就问：“怎么样？”我说：“还能怎么样啊，都没开始谈呢。”于是挂断电话，重新开始谈话。谈了半天，最后还是谈崩了。

谈话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原彻是九州人，算是传统的日本男儿，特别注重情义。而高畑最看重“提高作品的质量”，是一个贯彻现代合理主义的人，两个人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是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

“新潮社第一次做电影就没法如期上映，这可是天大的丑闻啊！”——这段时间里，新潮社内部也渐渐冒出了这样的声音。时任新潮社董事的新田敞来找我商量，说：“我跟各种各样的作家打过交道，柴炼（柴田炼三郎）啊，（松本）清张啊……可从没见过高畑勋那样的人啊。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我说：“事已至此，只能请这部电影的最高负责人佐藤亮一社长点醒他了。”听到这话，新田接着问：“那佐藤怎么说才最有效呢？”我灵机一动，告诉新田：“就说‘希望你在不影响电影质量的前提下赶出来’。”新田把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之，我们决定先把当时做好的胶片送去新潮社，请社长观看。那天上午，我正在和高畑谈事情。原彻突然现身，向我招手说：“你过来一下。”便把我叫到了另一个房间。一进屋，原先生就跪了下来，用九州方言对我说：“我现在没法跟高畑待在一起。铃木，求你了，你替我去好不好！”

别人都跪下了，我怎么能装聋作哑呢。于是我就代替他陪高畑走了一趟。在前往新潮社的电车上，高畑不停地嘟囔：“怎么办啊……”我就说：“佐藤社长应该会说‘高畑，我只有一个请求’。至于怎么回答，您拿主意就好。”

到了新潮社后，佐藤社长、我和高畑先看了当时已经做好的影片，完成度大概只有七八成吧，声音也还没加进去。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了。佐藤社长说出了设计好的那句台词：“高畑先生，希望你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赶出来。”结果高畑如此回答：“请您推迟上映时间吧。”

佐藤社长一听就蒙了。即便是我也做梦都没想到他会这么回答。

总之，高畑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请推迟上映时间。”对此佐藤社长说道：“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们以公司的名义做这个项目，所以必须要跟大家商量。我个人觉得（推迟上映）恐怕很难。”

说白了就是谈崩了。其实我个人在旁观这场对话的过程中产生了“围观群众”的心态。我自然是有当事人意识的，却也想站在目击者的角度好好见证一下高畑会怎么说，佐藤社长又会如何回应。插句题外话，实际上在电影完成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佐藤社长问过我：“要不要来我们这儿（新潮社）？”他的邀约让我非常感动，事到如今我才敢说出来，当时我是真的为此认真苦恼过一阵呢。

为什么进度会滞后这么多呢？在我看来，也许高畑心底有“只要能把电影好好做出来，就算我死了也没关系”的念头，所以他才会无所畏惧。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待电影能否如期上映这个问题的。

电影里不是有B-29战机空袭神户的场景吗？在《萤火虫之墓》的制作现场，最先让我大开眼界的就是这一幕的制作过程。高畑调查了当时B-29是从哪个方向飞来的，再结合清太家的玄关和院子的朝向，决定他仰起头时脸部的朝向。还记得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没用过的燃烧弹，带到了工作室，研究燃烧弹是如何爆炸的。总之，无论他准备画什么，都会好好研究一通，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这样进度不慢才怪呢。

在《萤火虫之墓》的制作过程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就在决定电影能否如期上映的关键时刻，宫先生又在半夜一点多打电话到新桥的编辑部找我了。

“铃木，我有个好主意，你快来！”

我只觉得莫名其妙，但还是去了吉祥寺，到那儿已经凌晨两点了。然后，宫先生带我去了一家奇奇怪怪的小店，像是家小酒馆。在一片昏暗中，他慢慢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萤火虫之墓》政变计划”。下面还贴心地配了引语：“只要这样做，《萤火虫之墓》就能完成了！”具体内容包括“可以这样把完成的原画做成动画”“要这样上色”等技术层面的建议。宫先生就是这样爱多管闲事，不过他又压低嗓门说：“这个计划我自己是做不了的。只有铃木你才能付诸实践，你来做吧！”可我也无能为力啊。我们从大半夜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简直没完没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张纸呢。

到了最后关头，我发现再这么下去肯定是赶不上了，想要再劝最后一次，就在高畑家附近的大泉学园站打电话到他家，说我这就过去。结果他太太说：“高畑让您在站前的咖啡馆等着。”于是我在中午十二点进了咖啡馆，等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捎个信给我，直到晚上八点，高畑才姗姗来迟。他一碰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不愿意出来。然后高畑一见到我就说：“你知道保罗·古里莫的《通烟囱工人与牧羊女》的情节吗？”

我对此一无所知，只能默默听他讲。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这部名为《通烟囱工人与牧羊女》的法国电影本该用两年时间做完，结果三年过去了，连一半都没做好。制片人又延长了两年，还是没能完成。制片人一气之下，想把做好的片子抽出来，强行上映。导演保罗·古里莫就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国的法院理解制片人的立场，但也理解导演的心情，所以给出的判决是“必须在影片开头解释作品以未完成状态上映的前因后果”。

举完这个例子，高畑说道：“《萤火虫之墓》能不能也这么处理？”我立刻严词拒绝：“不行。”没想到高畑接受得很干脆，说：“好吧。”

最后，高畑提出一个方案。“铃木，你看这样行不行？”——片中的两个场景以不上色的状态上映。我回答道：“好，就这么办吧。”然后把这个决定传达给了所有相关人员。

由于这部电影经历的波折实在太多，听说能上映，大家都松了口气。

第一次试映会的事情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试映会一般在中午举行，但《萤火虫之墓》安排在早上八点左右。因为我们通宵达旦，忙到把胶片交给发行公司的最后一刻，所以试映会才安排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新潮社的合作伙伴也来观看了试映。电影放完后，谁都没有发表感想。按理好歹会说一句“挺好的”，可见会场的气氛非常凝重。

到头来，在一九八八年四月电影正式上映时，还是有两处地方没来得及上色。作为当事人之一，我对此深感愧疚。不过对外我们绝口不提作品尚未完成，当时也有人说应该如实公布，可这种事总归是越描越黑的，我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说：“这种时候，把嘴闭上就是了。”

由于未上色的那场戏讲述的是清太去地里偷菜，气氛比较壮烈，所以很多观众以为我们是故意没有上色，并没有察觉到自己看了一部未完成的电影。

可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天，我带着家人去涩谷的电影院看《萤火虫之墓》，却碰巧遇到了宫崎骏的弟弟，参与了《风之谷》等项目的宫崎至郎。他也是带着家人来的。结果在电影结束的一刹那，至郎猛地站起来，大声冲我喊道：“阿敏，这部电影是不是没做完啊？”

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到了这句话，真是让我困窘不堪。

《萤火虫之墓》上映后制作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差不多到了五月中旬，也就是上映一个多月后才彻底完工。

最终，《萤火虫之墓》斩获各类电影奖项，在海外更是广受好评。在法国，这部电影被放映了大约二十年，每年都要连着放好几天。这也能证明高畑的电影的确有着符合现代合理主义的品位。

在吉祥寺的伊势家餐厅举行《萤火虫之墓》的庆功宴时，主持人点名让我讲讲电影的幕后故事。于是，我讲了自己十八岁时读到原著的一些轶事。之后站起来发言的高畑特地说了一句“可惜我没能满足铃木先生的（多愁善感的）期望”。在这种喜庆的场合还要讲究这些，所谓创作者，大概都会在这方面有些小执着吧。

那么，高度关注《萤火虫之墓》的宫崎骏对这部电影又有怎样的看法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他还是不愿意坦诚地夸奖人家。所以净挑些奇怪的角度嘟嘟囔囔，说什么“日本的军队可没那么靠谱。军人的儿子怎么会吃那种苦呢，太不符合现实了”。但他后来给出了明确的认可，说：“高畑的代表作终究还是《萤火虫之墓》啊。”

另一方面，高畑对《龙猫》则是赞不绝口，说：“《龙猫》是我和阿宫这些年一起努力追求的东西的顶点。”而“这些年一起努力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从普通人所遇到的平凡点滴、喜怒哀乐中挖掘出故事吧。例如，阿·林格伦写过一本关于一家人搬家的作品，它的剧情是完完全全站得住脚的。高畑想做的便是这样的故事。宫先生比较擅长《风之谷》《天空之城》这类背景宏大的故事，但在《龙猫》中，他细致地刻画了皋月一家搬到乡下的场景。熟悉他们的人看了《龙猫》，都觉得前半部分像是高畑的作品。正因如此，宫先生才更在乎高畑的评价。而高畑对他说：“这不就是我们这些年一起培育出来的作品吗！”宫先生真是打从心底感到高兴。

现在回想起来，《龙猫》和《萤火虫之墓》着实为吉卜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要是在《风之谷》和《天空之城》后再做一部“热血沸腾、上蹿下跳的冒险大戏”，将自己限定在了这样的路线上，路肯定会越走越窄的。但吉卜力通过《龙猫》和《萤火虫之墓》挑战了用动画打造文艺作品的难关，而且还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无疑为吉卜力拓宽了道路。

后来，宫先生在制作《魔女宅急便》时强迫我当吉卜力的专职制片人，之前已经提到过，当时我既是杂志的总编，又是吉卜力的幕后工作人员。拜这种身兼两职的状态所赐，我忙得没日没夜，但从某种角度看当时的立场却是较为轻松的。能站在这种立场上和宫崎骏、高畑勋两位天才交流到身心俱疲，也实属侥幸。有时也有人对我说：“铃木先生简直是驯兽师啊！”听到这话我才回过神来，心想：“我到底在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