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童话》（1991年）是吉卜力工作室引进长期雇佣制度后制作的第一部电影。要让一间雇有员工的工作室持续运营下去，就意味着工作室必须不间断地制作电影。

换言之，我们必须一边制作《岁月的童话》，一边着手筹备下一部作品。因此，宫先生在策划《岁月的童话》之余也在构想自己要执导的新作。

提出要将工作室改成公司的就是宫先生，为“不间断地制作长篇电影”而倍感重压的不是别人，也是宫先生。决定是他自己做的，可实际操作起来才意识到是何等任重道远。制作长篇动画电影本来就要耗费大量精力，还得想方设法让观众喜欢，取得理想的票房，心理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宫崎骏接连制作了《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和《魔女宅急便》，早已筋疲力尽了。

毕竟主意是自己出的，新作必须无缝衔接。可做长篇实在太过辛苦——于是宫先生就开始琢磨两全其美的办法。思来想去，他想出来的点子就是拍一部十五分钟左右的短篇电影。

短篇电影的基础源于宫先生在模型杂志上连载的漫画《飞行艇时代》。他素来酷爱飞机题材，又是短篇，做起来自然有种私房小短片的感觉。但他也给我布置了任务：不能将短篇当作纯粹的消遣，必须以符合经营方针的形式去做。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单纯的点子——既然是关于飞机的故事，那就找航空公司合作吧。我想起之前那个面向旅居洛杉矶的日本人放映《魔女宅急便》的项目，当时曾与日本航空公司（JAL）的文化事业中心有过合作，便决定拜访通过那个项目结识的池永清。

“贵司有没有兴趣在飞机上播放吉卜力出品、宫崎骏执导的新作呢？是以飞机为题材的影片。”我直截了当地问道。池永的态度很积极，回答说：“这很有意思嘛！”不过他也表示要想促成这件事，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总之他表示会考虑一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正发愁的时候，我的大学同学生江隆之的父亲（生江义男）去世了。他担任过桐朋学园的理事长，所以葬礼足有两千人出席。在排队上香的时候，我竟然遇到了前两天才见过面的池永。

“啊，铃木先生！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原来池永与生江家私交甚笃。由于这个巧合，他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不过，池永当时在集团下属的另一家公司，无法直接参与进来。经他介绍，我认识了文化事业中心的川口大三，开始联手推进这个项目。

就这样，《红猪》项目在与JAL合作的前提下启动了。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工作室遇到了一大难题。

《岁月的童话》的进度一拖再拖。原计划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完工，结果硬生生拖到了第二年的六月，花了整整两年才做完。

以往的长篇动画大作绝对不会拖这么久，就连《再见了，宇宙战舰大和号·爱的战士们》（1978年）的作画时间也才不过三个月。押井守导演的《福星小子：只有你》（1983年）也是三个月。宫先生的《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1979年）原计划三个月完成，虽然稍有延迟，最后也控制在了四个月之内。对比之下，大家应该能明白《岁月的童话》长达两年的制作周期有多反常了。

受其影响，《红猪》的制作开始时间也推迟了，宫先生只好独自成立筹备室。

在《岁月的童话》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一天，我发现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红猪，你要让我一个人做吗？”

每个字都写得特别大。可我也没办法啊，所有人都在忙《岁月的童话》。那是工作室引进长期雇佣制度后的第一部电影，现在正处在决定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时刻。制作本就让人苦不堪言，上映、宣传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又让人忙得昏天黑地。我实在是没工夫管《红猪》，所以干脆直接无视了那张纸条。

在《岁月的童话》上映后，大家总算能喘口气了，于是我决定给员工放两个星期的假。可宫先生还没完成《红猪》的分镜，所以他决定一个人来工作室干活。我总不能把他一个人撂下吧，干脆自己也不休假了，陪他一起绘制分镜。

整整两个星期，全公司只有我们两个人。无论是吃午饭还是聊天，都是两个人。画着画着，宫先生喊了一声：“铃木——”我凑过去问：“怎么了？”他说：“我老婆去看《岁月的童话》了。”

“哦？她怎么说？”

“她说那是阿朴最棒的杰作。她可从没有夸过我的作品啊……”

他嘴里嘟囔着，手上的动作也没停下来。

毕竟是十五分钟的短篇，绘制分镜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只不过，宫先生每画好一点儿，都会拿给我看。看着看着，我就开始发愁了。因为主角一开始是以猪的形象登场的，而且他表现得与常人别无二致，镇上的人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任凭谁都会对此感到纳闷——这个故事算怎么回事啊？

拖着拖着，宫先生说：“我画完了，你从头到尾看一遍吧。”我是很想专心看的，但宫先生每次都要在后面盯着。我每翻过一页，他还要啰唆半天，说什么“这里是这么回事”，真是烦死人了。

看到最后一页，我发现故事的结尾是“猪从曼马由特队手里救出了孩子们”。实际上这是后来完成版的开头。那时我脱口而出：“啊？这就完啦？还有，它为什么是一头猪呢？”

听到这话，宫先生就发火了。

“日本电影就是这么无聊吧，动不动就想搞清楚前因后果。只有结果有什么不行的！”

“可观众肯定会纳闷它为什么是猪啊。至少得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吧？”

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宫先生添加了吉娜登场的剧情。她说：“以前的老伙计就只剩下你了……”然后掏出波鲁克还是人类时拍的照片。就这样分镜变成了三十分钟左右。

宫先生说：“到此为止了，铃木。”可是只有这么点剧情，观众肯定不会买账。我接着说道：“再加一段剧情来说明他为什么变成猪吧。”“你怎么又来了！”宫先生生气地说道，可他是个做事认真的人，抱怨归抱怨，最后还是画了人类模样的波鲁克坐上飞艇的场景。

这样几个来回过后，分镜竟然变成了六十分钟左右。见状，我反过来提议道：“宫先生，我起初和JAL提的是短篇，可分镜都做到这么长了，那个框架就套不上了。干脆再做长一点儿，做成在剧院上映的长篇电影吧。”

宫先生嘴上说“你现在提这些有什么用……”，却往分镜中补充了更多内容，最后做成了九十三分钟的长篇。

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在电影的结尾，猪和宿敌卡地士放弃了空战，转为肉搏，简直就像约翰·福特的电影一样。不过我觉得也只能这样结尾了，便抱着当宫先生的共犯的心态如此做了下去。

长假结束后，大家回来上班了。电影终于正式进入作画环节。

就在那个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宫崎骏这人还有过人的经营能力。在工作室引进员工制度的时候，他说：“电影我来做，公司的经营就靠你了。”但其实他也在处处为公司的运营考虑。

选定主创人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岁月的童话》的制作过程旷日持久，作画监督近藤喜文和美术监督男鹿和雄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变得疲惫不堪。为了保证作品质量，我想拜托两位王牌继续参与制作，但是为了维持工作室的顺利运转，从他们的下属中选拔主创人员可能才是明智之选。“怎么办呢……”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宫先生说了这么一番话：“铃木，这次我们换全新的制作班底，将所有重要的工作都交给女员工去做吧。”

女性制作的飞机电影——他反过来利用了可能会削弱作品的不利条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这个绝妙的主意让我佩服不已。

于是宫先生就提拔了贺川爱当作画监督。她是个技术高超的动画师，但从没出任过作画监督。担当美术监督的久村佳津是男鹿的徒弟。在制作动画电影的过程中，作画监督和美术监督是导演的左膀右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们让女员工担任了这两个关键的职位。至于录音指导，也提拔了名叫浅梨直子的女员工。

就这样女员工包揽了制作组的所有关键职位。别说是吉卜力了，这在当时的动画行业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在电影中，替波鲁克维修飞艇的保可洛飞机公司请的也是清一色的女技师，带头的便是菲奥。那场戏其实是主创人员将自己在工作室所做的事情投射到了电影里。

不过话说回来，宫先生怎么会想到这么好的主意呢？

现在大家都说宫先生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他原本是个很传统的日本人，我猜他年轻时也曾有过重男轻女的思想。我听说他工作的第一家公司东映动画有非常多女员工。也就是说，如果不尊重女性，电影就不可能做出来。据我推测，正是这段经历将宫先生变成了女权主义者。

除了选定主创人员，宫先生在电影制作方式上也体现出作为经营者的现实主义。《岁月的童话》做了两年，而《红猪》只用一年就完成了，耗时少了一半。那是因为他所构想的是能用一年做完的内容。

说实话，这个项目提拔的主创人员原本都称不上顶尖好手。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可能减轻她们的负担。

举个例子，决定作品格调的是美术。宫先生总喜欢设计复杂的建筑，让主角们进进出出，打造出有趣的场景。可刻画那样的世界需要大量的劳力。而《红猪》充分利用了“飞行艇电影”这个设定优势，背景以天空和大海为主，大大减轻了美术人员的工作量。

在作画方面，我们也尽量减少了需要高难度动作的场景。动画师给角色赋予动作的过程中，最费功夫的其实是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动作。比如《侧耳倾听》中，主人公小雯在吃完早餐后站起来，将座椅放回了原处。对观众来说，这一幕肯定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正因为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动作，要转化成有说服力的画面才格外困难。画些飞上天空或是互相搏斗这种非日常的夸张场景反而更为轻松。

吉卜力作品最大的特征在于充分刻画日常生活。反过来说，只要减少这些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就能大大减轻作画人员的负担。

我们勉强接受了美术和作画方面的种种限制的同时，还是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趣味性。我们勇敢挑战了高难度的电影制作，实际上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既归功于“导演宫崎骏”的卓越技巧，也归功于“经营者宫崎骏”的现实主义。

眼看着制作工作渐入佳境，我不禁在心中双手合十，感谢宫先生。

宫先生还在另一个方面发挥了他的经营头脑，那就是办公楼的新建。他提出，吉卜力不仅要长期雇佣员工，还要买地新建工作室，打造稳固的工作基地。

迄今为止吉卜力确实推出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在票房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然而，工作人员一直在严苛的工作环境和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中疲于奔命——在宫先生看来，那时的工作室简直是一片狼藉。所以，他想一边制作《红猪》，一边新建工作室，重振公司的士气。也许他是想在制作电影的攻坚阶段提出个更大的课题，以此来使自己作为导演的压力显得相对轻一些。

宫先生亲自操刀设计了新办公楼。整栋楼最大的亮点是女厕所面积足有男厕所的两倍。另外，起初女厕所里还放了桌椅，这可不单单是女权主义者的体贴，他还打着让女员工为工作室卖力工作的如意算盘呢。

除此之外，通顶设计的旋梯、铺着联锁装置的停车场、树木的配置等……随处都是极具宫崎骏风格的奇思妙想。

不过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选择建材的方法。他没有把这件事交给承包商去做，从天花板到地板，每一处的建材都是他自己翻看产品目录精挑细选的。

即使是同一种建材，最昂贵的和最便宜的也能相差二十倍，而宫先生总是选择最便宜的材料。为了不让建材显得廉价，他会巧妙地将各种色彩与设计组合起来。每个楼层、房间的边边角角都是精心设计的产物。他发挥了超乎常人的神力，完成了繁重的工作，用低廉的成本做出了正常来说耗资高昂的各种东西。他做电影时也是这样勤勤恳恳，着实令我佩服。

新工作室建成后，税务员喜滋滋地上门了。为了估算固定资产税，他们甚至带上了建设途中拍的照片。税务员笑嘻嘻地说：“之前只能看到外观，今天请让我们进去看看吧。”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谁知，我带领他们参观内部的时候，税务员一行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看完所有楼层，回到一楼时，他们连话都说不出。过了好一会儿，才憋出一句话来。

“我们都是计算资产价值的专家，一看建筑就知道值多少钱。可我从没见过花心思将造价压得那么便宜的建筑……这到底是谁设计的啊？”

我告诉他：“这是宫崎骏亲自设计的。”听到这话，税务员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顺便说一句，新办公楼的大部分楼层用了最便宜的建材，但宫先生接受了我的提议，只在一处用了最好的材料。那就是被我们称为酒吧的一楼休息区的地板。宫先生本来也想选最便宜的材料，但当时我建议：“那是大家放松身心、接待客人的地方。别的地方已经这么省了，这里就多花点，小小地奢侈一把。”

可宫先生直到最后都很担心，嚷嚷着：“铃木啊，花那么多钱要出事的啊！”

从“飞机上放映的短篇”起步的项目逐渐变成了六十分钟，最后竟然做成了九十三分钟，还要在影院上映。参与项目的人都非常高兴。

不过，这件事在日本航空公司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好不容易为“制作一部在机上放映的短篇电影”扫清了障碍，可要是投资正式上映的电影，就得从公司章程改起了。最终还是要请社长定夺。

除了之前提到的川口，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还有木内则明和堀米次雄。他们也在烦恼，不知该如何让公司高层批准。一天，他们三个上门拜访，说：“我们想确认一些问题，确保公司内部的反对者不管攻击哪方面我们都能妥善应对。”

他们张口便问：“最多会亏多少钱？”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电影票房是赌徒的世界，我也从未算过这笔账，一边暗暗惊叹正经的大公司就是不一样，一边决定出份报告给他们。

另一个问题是电影名。听说最终敲定的电影名是《红猪》，堀米先生张口结舌了好一会儿才说：“啊……猪吗？”

据说他们回公司后征求了女同事们的意见。结果大家都很满意，说：“哎，叫《红歌》？这个名字不错啊。”[在日语中，“猪”与“歌”发音相近。这里指女同事们都听错了。]大家肯定觉得毕竟是做过《龙猫》的公司，质量上有保障。据说看到海报的设计方案，意识到是红“猪”的时候，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暂且能当笑话来听，可当他们把电影名上报给董事会的时候，有人表示强烈反对：“JAL参与制作的首部电影讲的是猪，这太不像话了！”加上看到这样的电影名，宣传部也不乐意出力了。于是他们三个人又满面愁容地找到了我。

我决定见一见JAL宣传部的木村建部长。他们三人带我回了总公司的一个房间，然后迅速撤退了。屋里只剩部长和我。我们促膝长谈，各抒己见。多亏了这次会谈，后来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惹出了不少是非。在机上提前放映的事情敲定之后，JAL决定刊登一共十五段的大幅广告，宣传文案是：“只要你飞，就能看到。全球首创，云端首映。”我万万没想到，事情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他们竟然还没把《红猪》这个电影名汇报给社长。

这也是广告初稿中没有提及电影名的原因。波鲁克也没露脸，只是客机窗外有飞艇飞过。我们觉得这样宣传的效果肯定不会理想，协商后最终决定放一张波鲁克的大头照，但影片标题用小字写在了不起眼的地方。

历经艰险，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道关卡——该请利光松男社长参加试映会了。据说直到试映会当天，社长都不知道片名。现在回想起来可以一笑了之，但当时心里那叫一个紧张啊，我们在影院外捏了一把冷汗。就在这时，社长出来了，张口就说：“不错啊。”一切才算是尘埃落定了。

与大和运输公司合作《魔女宅急便》时，在中间负责协调的是电通。而《红猪》的中间方换成了博报堂。项目负责人铃木伸子夹在我们和日本航空之间，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多亏了这部作品，吉卜力与日本航空在影片上映后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赞助了我的广播节目《吉卜力大汗淋漓》，植木义晴社长还做过嘉宾。

说句题外话，植木社长的父亲正是昭和巨星片冈千惠藏。我从小就很崇拜他，听社长说了他的很多趣事，宫先生当时也在场，聊得特别尽兴。

影片顺利完成了，也得到了JAL的认可，然而在上映之际，我们还得攻克另一个难关。

《红猪》已经确定要通过东宝的外国电影系统发行了，但该系统旗下有两种影院，容纳观众人数较多的大影院都被斯皮尔伯格的《铁钩船长》占了。如果我们不想想办法，《红猪》就只能被分到小影院了。如此下去，就算后期进展顺利，观众数也不过是《铁钩船长》的一半。

为了尽可能挽回劣势，我们首次策划了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东宝起初是非常反对的，因为从未有人尝试过这类活动。

就在这时，东宝的常务西野文男伸出了援手。我和他曾因为《龙猫》和《萤火虫之墓》的发行问题大吵一架，结果不打不相识，反而成了好朋友。看到我想通过全国性的宣传活动来拉开观众数，他便对我说：“铃木，你是动真格的吧？”然后配合我们发动了史无前例的作战计划。

我们当时用了个狠招。反正时效也过了，就透露给大家吧。毕竟签了合同，大影院第一天还是放映了《铁钩船长》。但工作人员连夜赶工，换掉招牌等各种宣传物料，从第二天起改放《红猪》。要是没有深受全日本影院老板信赖的西野鼎力相助，这样的壮举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不过这招只能在地方城市用，用在关东地区就太惹眼了。

这个时候，全国性的宣传活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将一部电影的票房收入分为“关东地区”和“其他地区”，前者通常占总票房的六成到七成。我们试图扭转这个局面，挖掘能去大影院观影的地方城市的观众。

我带着宫先生和声优们跑了全国十八个地方，接受当地报纸杂志、电视台和广播台的采访，还举办了试映会。

其实关键在于试映会。它能让观众亲眼看到电影，通过口碑发酵宣传电影的魅力，同时“在电视上播报募集试映会观众的通知”这一行为本身也能让人们知道有这样一部电影存在。与日本电视台的合作关系在此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我们在全国各地的附属电视台举办了试映会，还请他们帮忙发了好几十条通告。

宣传、发行、跨界广告……就这样所有的元素实现了有机结合。最终，《红猪》的发行收入高达二十八亿日元，超过了《铁钩船长》的二十三亿，反败为胜。

对一部电影来说，策划、制作、宣传乃至最后的发行都非常重要。拍电影、卖电影、让观众去看电影，这三件事如果没有合为一体，热门电影就不会诞生。通过《红猪》，我掌握了将这三种元素有意识地结合起来的方法，它也是一部值得我纪念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