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她读到这样的句子。

“世上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两只鸡。它们在我们眼里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一样，自从创世以来，就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造物被创造出来。”（阿摩司·奥兹，《朋友之间》）

这是生活在犹太人共同体——基布兹——的一个孩子的心声。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莫沙伊在打扫鸡笼时，想到这些小鸡一辈子都会被关在笼子里，他决定有朝一日要做一个素食主义者。但对于这一想法，他从未告诉任何人。

她合上书页，望向窗外。

那是个下雨天，一只小鸡在游乐场的沙地上踱来踱去，好像被人遗弃在这里。她走上前去，用手抚摸了一下，感觉它瘦得连骨头都摸得到。她用手抓住小鸡，小鸡却一动不动，那小小的身体里，心脏依然跳动不止，它微弱的心跳传到了她的手指上。

“反正它不会活很久，死之前你就照顾它一段时间吧。”

听到父母的话，她在阳台上放了个纸箱，把小鸡放了进去。饭粒放在它面前，它就啄食起来，吃过饭后就靠着箱子睡觉。她给小鸡起名为“咕咕”。与大家预想的“不会活很久”不同，咕咕长成了一只半大的鸡，又过了一段时间，俨然成了一只体面的母鸡。就像为自己的样子感到自豪似的，它时常伸直翅膀，摇摇晃晃地在阳台上散步。它喝水的样子，当她去阳台时它歪着头朝她走来的样子，在她看来都是那么可爱。因为父母都爱干净，不让养小狗和小猫，所以咕咕是她培养出感情的第一只动物。

咕咕长大后，父母就把它送到父亲亲戚的农场了。那年她十岁，咕咕被送到哪里，后来怎么样了，这些问题她只能相信大人们的解释。父母说农场是个好地方，咕咕会在那里交到朋友。咕咕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凝视着蜷缩在毛毯上的咕咕，抚摸了好久。虽然她一直知道不可能和咕咕永远在一起，但依然想再多待一会儿。咕咕走了，她哭了好几天。

父母说她对咕咕的喜爱与众不同，他们经常把她对咕咕的爱当作笑话来讲。给小鸡取名字，总是抚摸它，还因此现在连鸡肉都不吃了。她无法理解，到底哪里那么好笑了？她想，与其因他人的反应受到伤害，不如把咕咕的故事封存起来。

成年后，酒桌上出现炸鸡时，人们会问她为什么不吃鸡肉，她会说自己对鸡肉过敏，因为不想破坏气氛。那么说的话，人们就会回答“原来如此”，就这样一笑而过。非常简单。在见到善雅之前她一贯这么解释。

善雅是她上大四时加入同一个社团的新生，在上大学之前，善雅工作过几年，和她同岁。那天善雅和她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善雅说：“啊，我不吃肉。”大家问及原因，她若无其事地回答：“因为知道了饲养的过程，所以吃不下。”坐在对面的同学说：“其他的都还好理解，但实在无法理解素食主义者。”善雅静静地看着那位同学，从容地笑了笑。

后来两人一起上选修课，周四那天她们经常一起吃午饭，两人聊了很多。

“你知道鸡能活几年吗？”善雅问道。

“嗯……一年？三年？”

“平均活十五年。”

“原来能活这么久。”

“人们通过注射生长促进剂使小鸡快速成长，尽快做成商品。”

她听善雅讲了在狭小的饲养场里养鸡的故事：在连身体都无法正常移动的鸡笼里，小鸡们用嘴互啄，主人担心有损商品价值，会切掉小鸡们的嘴尖。她蓦地想起咕咕稚嫩的小嘴，还有它在阳台上走来走去的可爱模样。

“知道这些后，就吃不下了。这是我的选择，学姐。有人会说我一个人不吃，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即使这些都知道，却还是吃不下。为此，我挨了很多骂。”

“你知道吗？我其实对鸡肉并不过敏。”

她对善雅讲了咕咕的事情，以及听到“仅仅因为一只鸡”而成为笑柄时感到的莫名悲伤。善雅是第一个真挚地倾听她这个故事的人。善雅给她介绍了昆德拉和库切的书，她在书中遇到了和她心意相通的人。动物在成为肉之前，也是一个应该受到尊重的生命，虽然不同于多数人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米兰·昆德拉讲了笛卡尔和尼采的故事。笛卡尔认为动物的呻吟声是一辆状态欠佳的马车的轮子发出的嘎吱声。他认为动物只是一种自动机，一种移动的机器。在下一个场景中，作者讲述了尼采的故事。尼采走出都灵的一家酒店，看到酒店前一个车夫正在抽打一匹马，尼采走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搂住马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尔向这匹马道歉。

她不忍心看挖掘机挖土活埋成千上万只鸡的场面（即使已经做了马赛克处理）。最近她听说有两千万只鸡鸭被活埋的新闻，她尝试想象一千多万只鸡，却想象不出那幅画面。搂着马脖子请求原谅的尼采和大规模饲养动物并进行宰杀的人之间距离太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是笛卡儿的后代吧？

人类食用其他动物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工厂化养殖系统的任何环节都是不合理的。她相信，即使是最终要被屠杀的动物，只要活着，就应享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即便有人会指出这一想法非常伪善，但她至少可以说，现代工厂系统的做法并不正确。

“希望对活着的生命给予最起码的尊重。”

她不再感觉对咕咕的爱令人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