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萨，是不是由于上一年级的时候看到圣马可是个大妓院，而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的天堂，你就倒霉了？您不喜欢圣马可什么，少爷？圣地亚哥回想：倒不是因为圣马可六月才开学，而不像别的学校那样四月就开学，也不是因为那里的教授像书桌那样都老朽了，而是因为一谈起读书，同学们都不感兴趣；一谈起政治，他们的眼睛里就流露出一种冷漠的神情。乔洛们的表现跟富家少爷们简直一模一样，安布罗修。阿伊达说：教员们的工资少得可怜，他们不得不在政府各部门兼职，在中学里兼课，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哈柯沃说道：应该理解学生们的麻木不仁，这是体制造成的，需要有人来鼓动他们，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但是共产党在何处？哪怕是阿普拉，又在何处？难道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入了狱，都被流放了？圣地亚哥：现在说这些都是马后炮，当时我并没发现这些，我还是挺喜欢圣马可的。那位教授在一年之内只解释了《西方》杂志上刊登的《逻辑研究概要》中的两章，但不这样又怎么办呢？胡塞尔[爱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奥地利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也许会说：要从现象学上取消狂犬病的问题，先放一放再说。你看教务长的脸色：那利马的狗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怎么办？那位只进行拼写测验的教授怎么样了？那位在考试时问学生弗洛伊德[弗洛伊德（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犯过什么错误的教授的情况又是如何？

“你错了，一个人应该博览群书，包括蒙昧主义的作品。”圣地亚哥说道。

“能从原文读作品就太有意思了。”阿伊达说道，“我很想学学法文、英文，甚至德文。”

“博览群书，但还要有批判精神。”哈柯沃说道，“进步的书籍你总是觉得不好，颓废的作品你却认为很好。这就是我对你的批评。”

“我仅仅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意思，我喜欢《城堡》。”圣地亚哥表示不同意，“但我并没有把问题普遍化。”

“那是因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翻译得不好，而卡夫卡的作品翻得好。别再争了。”阿伊达说道。

讲历史渊源的那位矮瘦、大肚皮、蓝眼、白发的老教授怎么样了？他讲得真好，我真想改学历史，不学心理学了，阿伊达说道。哈柯沃：是的，不过，可惜他是搞西班牙文化的，不是搞印第安土著文化的。最初几天教室挤得满满的，后来人慢慢地减少了。到了九月，只有一半学生来上课，在教室里找个位子并不那么困难了。圣地亚哥回想：不是学生们对教授失望，不是教授没学问或不好好教，而是因为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学习了。阿伊达说道：因为学生们穷，不得不去工作。哈柯沃：也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影响，只重视文凭，要想毕业根本用不着上课，用不着对课程有兴趣，也用不着去钻研，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瘦儿子，你对圣马可满意吗？全秘鲁最有学问的人都在圣马可执教，这是真的？你怎么变得这么沉默了，瘦儿子？爸爸，我很满意；爸爸，是真的，全秘鲁最有学问的人都在圣马可教书；我并没变得沉默，爸爸。索伊拉太太说道：你像个幽灵似的在家中进进出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跟家人都不照面，像头冬眠的熊。奇斯帕斯：你读书读得都快变成对眼了。蒂蒂：你为什么不跟波佩耶出去玩了，超级学者？圣地亚哥回想：因为有哈柯沃和阿伊达就够了，因为他们的友谊是排他性的，这友谊能使一切变得那么丰富多彩，能使一切失去的都得到补偿。他回想，我是不是从上了圣马可开始倒霉的？

三人上同样的课程，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起去圣马可图书馆或国立图书馆。只有睡觉才勉强分开。三人阅读同样的书籍，看同样的电影，为同一张报纸发火。每天中午、下午放学，三人坐在哥尔梅纳路上的帕雷尔莫酒吧中一连长谈几个小时，在阿桑加罗大街上的点心店里一连几个小时地争论，在法院后面那家台球咖啡馆里一连几个小时地评论政局。有时三人钻到电影院里，有时逛书店，有时则像寻求冒险一样，长时间地在整个城市中漫步。这种并非基于异性吸引的兄弟般的友谊看起来是永恒的。

“我们赞赏同样的事物，我们也仇恨同样的事物，但并不是在任何问题上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圣地亚哥说道，“这也是非常可贵的。”

“但您那时为什么那么痛苦？”安布罗修说道，“为了那个姑娘？”

“我从来没有跟她单独相处过。”圣地亚哥说道，“我并没感到痛苦，只是有点感到腹内有条蠕虫[是一种对嫉妒心理的描写，后文屡有提及。]。仅此而已。”

“您想使她爱上您，但又不能，因为她有了别人。”安布罗修说道，“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离她又近，但又没有办法。我懂得这种滋味是什么样的。”

“你对阿玛莉娅也有过这种感情吗？”圣地亚哥说道。

“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写这种感情的。”安布罗修说道。

哈柯沃说：圣马可大学是全国的一面镜子。二十年前，这些教授也许都是进步人士，读过许多书，但是后来由于不得不兼搞别的工作，或是由于社会风气，就都变成庸人，变成资产阶级了。蓦地，那条小蠕虫又纠缠不清地爬到了胃部。阿伊达说：学生也有过错，他们都喜欢这种体制嘛。圣地亚哥说：既然大家都有过错，我们就只好无所作为了。哈柯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大学的体制改革。杂乱的谈话、热烈的争论都被那酸溜溜的小蠕虫干扰了，打乱了。注意力也被一种忧伤或是怀念的狂飙破坏了。可以搞平行授课，双重管理，大学属于人民，哈柯沃说道，凡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大学讲课，学生可以赶掉不称职的教授，既然老百姓不能进大学，那么就让大学去深入老百姓。为此您感到忧伤，您虚构了二人单独散步的情景，所以您要怀念这种散步，对吗？圣地亚哥说道：既然圣马可是全国的一面镜子，那么只要秘鲁还是这么糟，圣马可就永远也好不了。阿伊达：要想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但是我们是学生，我们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学校，哈柯沃说过，搞改革实际上就是搞革命，要分阶段进行，而且不能悲观。

“您是嫉妒您的朋友了。”安布罗修说道，“嫉妒心是世界上最有害的东西。”

“哈柯沃肯定也嫉妒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但我们两个都在掩饰着。”

“他那时肯定希望能像变魔术似的看您一眼您就消失了，好让他自己跟那姑娘单独在一起。”安布罗修笑了。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圣地亚哥说道，“我对他又恨，又爱，又佩服。”

“你不要怀疑一切。”哈柯沃说道，“要么肯定一切，要么怀疑一切，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我不是怀疑一切，”圣地亚哥说道，“这也是话赶话说出来的。”

“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超出空谈理论的范围。”阿伊达说道，“我们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不要光空谈。”

“光我们三个人是不行的，”哈柯沃说道，“我们先要同进步学生建立接触。”

“我们入学已经两个月了，但还没遇到一个进步分子。”圣地亚哥说道，“我倾向于认为进步分子根本不存在。”

“他们必须小心点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柯沃说道，“他们早晚会出现的。”

果然，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的进步学生神秘地一个一个地出现了，但犹如一闪即逝的影子：你们是文科一年级的吧？课间休息时，这些人往往坐在系里庭院的某条长椅上，好像是在为被捕的学生购买床垫募捐；有时也在法律系的喷水池周围散步，同别的系、别年级的学生交谈几句：他们被关在监狱的牢房里，睡在硬地上。在这种短暂迅速的对话中，在不信任感过去之后，怎么还没有人打破疑虑跟他们三人谈起募捐之事呢？他们注意到，或是自以为注意到，有人在精明地试探他们的想法，仅仅是一种慎重的试探，暗示一下人们正在准备某种即将到来的事件；或是暗暗表示，让他们也以同样秘密的方式表示一下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但谈话丝毫不涉及政治，只说这次募捐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举动，甚至只说这是一种基督徒的慈善行为。这些人单独地、匆匆地出现在圣马可，走近他们，谈那么一小会儿，而且谈的内容都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就在消失了几天之后重新出现了。虽说真诚而热情，但他们那乔洛人、华人、黑人的笑容始终流露着戒备的神情；他们那内地人的口音讲出的话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穿着始终是那破旧的、褪了色的衣服和旧鞋子，有时腋下夹着一些报刊和书籍。他们简单地问道：你们是学什么的？哪儿的人？叫什么？在哪儿住？像是阴天的干雷，一种突然的信任感蓦地拨响了沉闷的谈话：在奥德里亚政变时，那个法律系的学生同别的同学一起躲进了圣马可。这种信任感又燃炽了谈话：这个人被捕过，在狱中进行过绝食。接着又透露：他被放出来才一个月。这种透露在三人心中激起了一种急切的兴奋和强烈的好奇：当各系联合中心和学生联合会还在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警察解散学生组织、监禁其领导人之前，那个人是经济系的代表。

“你每次故意晚回家是为了不跟我们一道吃饭，即使屈尊跟我们一道吃饭，也是金口难开。”索伊拉太太说道，“是不是在学校里让人把舌头割掉了？”

“那人既反对奥德里亚，也反对共产党，”哈柯沃说道，“是个阿普拉分子，你们信不信？”

“装聋作哑是为了引人注目。”奇斯帕斯说道，“天才是不愿意浪费时间跟庸人讲话的，对不对，超级学者？”

“蒂蒂小姐有几个孩子了？”安布罗修说道，“您有几个了，少爷？”

“我看他更像个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总是讲列琴[列琴（Lechín，1914—2001），玻利维亚左翼民族主义革命党领导人，著名工运领袖。]的好话。”阿伊达说道，“你没听见他说列琴是托洛茨基分子吗？”

“蒂蒂有两个孩子，我还没有，我还不想当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也许有一天我会决定要一个。到了我们这种地步，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到晚总是迷迷糊糊的，一对眼睛像是被卡住脖子的小羊。”蒂蒂说道，“你在学校里大概爱上什么人了吧？”

“每晚我回家，总看到你的台灯在亮着。”堂费尔民说道，“读书是好的，但也应该懂点交际，瘦儿子。”

“是的，我爱上了一个梳辫子、光脚走路、只会讲克楚亚语[秘鲁印第安人的语言。]的姑娘。”圣地亚哥说道，“你有兴趣见见吗？”

“我那黑妈妈说过，每个孩子都是自己夹着面包来到世上的。”安布罗修说道，“我对她说：要我说，你本来是可以生一大堆的。我妈妈已经长眠在地下了。”

“我每次回家总感到有点儿累，所以回房间了，爸爸。”圣地亚哥说道，“说我不愿意跟你们讲话，难道我疯了不成？”

“我一跟你讲话，你就这样，真是头难弄的驴子。”蒂蒂说道。

“你不疯，只是有点儿怪。”堂费尔民说道，“现在只剩下我们俩了，瘦儿子，你可以跟我说心里话了，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另外那个人倒可能是共产党员，”哈柯沃说道，“他对玻利维亚事件[1951年5月，埃斯登索罗在大选中提出矿山国有化、土地改革等口号，但美国扶植巴利维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建立了独裁政权。1952年4月，玻利维亚爆发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巴利维安政权，埃斯登索罗就任总统，实行了其在竞选时提出的部分纲领。]的见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没什么问题，爸爸。”圣地亚哥说道，“什么问题也没有，真的。”

“潘克拉斯很久以前在哇乔得了个儿子。一天他老婆跑了，以后就一直没见面。”安布罗修说道，“从此以后，他一直想方设法要见到孩子，要看孩子是不是跟他一样丑，否则，他死都不瞑目。”

“那人接近我们，不是为了试探我们，是为了要跟你在一起。”圣地亚哥说道，“他光跟你一个人说话，瞧他那副笑容。你征服了他，阿伊达。”

“你净往坏处想，资产阶级！”阿伊达说道。

“我很理解他，因为我现在也是整天地想念阿玛莉塔·奥登希娅。”安布罗修说道，“总是想她现在怎样了，像谁。”

“你以为只有资产阶级才往坏处想？”圣地亚哥说道，“难道革命者就不想女人？”

“好了，一谈资产阶级你就生气。”阿伊达说道，“别这么敏感，老兄，别资产阶级气了，唉，瞧我又说漏了嘴。”

“我们去喝杯牛奶咖啡吧。”哈柯沃说道，“来吧，莫斯科请客。”

这些人是单独行动的叛逆者还是某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其中有没有密探？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很少同时出现。他们之间互不认识，或许是装作互不相识。有时似乎想透露些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欲言又止。他们的那些暗示、提示，褪了色的西装，还有那事先准备好了的行动方式，在三人中引起了不安、怀疑和一种由于疑虑或害怕而不得不控制住的敬佩心理。那些他们偶然才能遇上的面孔开始出现在三人课后常去的咖啡馆里。那些人是不是被派来进行试探的？他们像影子一样，谦卑地坐在三人占据的桌子旁。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一下，让他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用不着掩饰了。阿伊达说道：我们班上有两个特务在校外活动。哈柯沃说道：没等特务们引人上钩，我们就发现了，他们不得不坦白。圣地亚哥说道：特务们辩解说，他们这样做，将来可以从一般的律师提升到一个好职位。阿伊达：这些蠢货连说谎都不会。谈话开始不那么空洞了，有时还具有一种极为大胆的政治色彩。这种谈话经常是从某件趣闻、玩笑、流言蜚语，或是从打听某事开始的。华盛顿说，危险的并不是那些身份公开的人，而是那些没列入警察编制的领津贴的密探。接着就是吞吞吐吐、似乎偶然提出的问题：一年级班上的气氛如何？有没有苦闷情绪？同学们对时事是否关心？是不是多数人关心重建联合中心？谈话越来越玄虚莫测，转弯抹角，滑向了国际问题：你们对玻利维亚的革命有什么想法？你们对危地马拉[1951年，阿本斯当选危地马拉总统，实行土地改革，执行比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触犯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1954年，美国策动阿马斯等反动军人推翻了阿本斯政府。]怎么看？三人感到兴奋、鼓舞，于是大声发表开意见了。让密探们去听吧！让他们来抓人吧！阿伊达这样鼓励着自己。圣地亚哥回想：阿伊达当时最兴奋，她激动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回想：她这样最危险了。她首先大胆地把谈话从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引到了秘鲁。我们生活在军事独裁的统治之下，她那双乌黑的眼睛发亮了；尽管玻利维亚的革命是一次自由主义的革命，她的鼻子竖起来了；尽管危地马拉的革命还不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她的太阳穴跳得更快了；但比起秘鲁来好多了，她前额上的头发在跳动；秘鲁在受着一个卑鄙的将军的统治，她一边讲一边用手击额；一群强盗在统治着秘鲁，她的小拳头击在桌上。那些影子般一闪即逝的人感到坐立不宁、惶恐不安了。在这种时候，他们不是打断她改变话题，就是站起来走掉。

“您爸爸说，是圣马可害了您。”安布罗修说道，“他说您不爱他了，这要怪圣马可。”

“你使得华盛顿很尴尬，”哈柯沃说道，“他要是党员，就必须小心点。在他面前你骂奥德里亚得低声点，否则就要把他牵连进去。”

“我爸爸跟你说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

“你以为华盛顿走掉是由于这个？”阿伊达说道。

“他这一辈子最关心的就是搞清楚您为什么不爱他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他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白人，来自山区，性格活泼，讲话从来不像别人那样一本正经、故弄玄虚、说教训人。三人最先知道的名字就是他：华盛顿。他那身浅灰色的衣服、他那两排总是露在外面的结实的牙齿和他开的玩笑，给帕雷尔莫酒吧、台球咖啡馆或是经济系的庭院谈话带来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同别人那种封闭式的、公式般的对话中是没有的。他是第一个从一闪即逝的影子变为有血有肉的人，圣地亚哥回想着，他是第一个成为熟人、朋友的人。

“他为什么以为我不爱他了？”圣地亚哥说道，“我爸爸还跟你说了我些什么？”

“我们为什么不组织个学习小组呢？”华盛顿心不在焉地说道。

三个人停止了思考，停止了呼吸，六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他。

“学习小组？”阿伊达一字一字地说道，“学习什么？”

“您爸爸不是跟我说的，”安布罗修说道，“是跟您妈妈、哥哥、妹妹和朋友说的。他们在汽车里谈，我开车时听到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华盛顿很自然地说道，“学校里没这门课，但是作为一般的文化知识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你比我更了解我的爸爸。”圣地亚哥说道，“告诉我，他还说了我些什么？”

“这一定很有意思，”哈柯沃说道，“咱们组织个小组吧。”

“我怎么能比您更了解您的爸爸呢？”安布罗修说道，“瞧您想的，少爷。”

“问题是要搞到书，”阿伊达说道，“旧书店里只有一两本过期的《苏维埃文化》。”

“我知道，他肯定跟你谈到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不过，也没关系，你要不愿说，就算了。”

“书倒是可以搞到，但是要小心点儿，”华盛顿说道，“学习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冒险，会被认为是共产党而记入档案。当然，这你们了解得很清楚。”

马克思主义小组就这样诞生了，三人不知不觉地开始参加了活动，沉浸在渴望已久、极具吸引力的地下活动之中。他们也发现了位于乔塔街上那家热闹的书店和那个戴太阳镜、胡子雪白的西班牙老人，他在店后保存有20世纪出版社和劳塔罗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他们买下书，包好皮，贪婪地阅读着。这本书一连好几个星期都使得小组的讨论热烈异常。这是一本问答式的教材。圣地亚哥回想：那本书叫做《哲学入门》，作者是乔治·波利采尔[乔治·波利采尔（Georges Politzer，1903—1942），法国哲学家，1942年被纳粹杀害。]。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埃克托尔，在此之前，埃克托尔也是一个一闪即逝的影子，他们了解到这个寡言少语、高瘦得像只长颈鹿的人是学经济的，靠当广播员维持生活。大家决定每星期聚会两次，他们长时间地讨论在何处聚会，最后选定埃克托尔在赫苏斯·玛丽娅区的宿舍，从那时起，一连几个月，大家每星期四、六都到那儿去。每次去的时候，总是感到有人在跟踪、监视，所以在进门之前总要小心地望望四周。每次都是三点左右到达。埃克托尔的房间很大，但很旧，有两扇朝街的窗子，位于一个聋子老太婆办的寄宿公寓的二楼。有时聋子老太婆上楼来高声问他们：要喝茶吗？阿伊达坐在床上，圣地亚哥回想：否定之否定。埃克托尔坐在地上，圣地亚哥回想：质变。圣地亚哥坐在那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他回想：矛盾的统一。哈柯沃坐在窗台上，圣地亚哥回想：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辩证法。华盛顿总是站着，圣地亚哥回想：他是为了长高些。他不禁笑了。对波利采尔的书，每人每次解释一章，然后大家对此解释进行讨论。每次聚会都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会后，两个两个地离开，房间里则充满了烟雾和热气。过后，他们三人总是在某个公园、某条大街或某个咖啡馆再聚会一次，继续讨论。阿伊达：华盛顿会不会是党员？三人都在猜测。哈柯沃猜道：埃克托尔是党员吗？圣地亚哥说道：党到底存在不存在？三人继续热烈地讨论：自我批评怎么做？就这样，他们通过了一年级的考试。就这样，夏天过去了，圣地亚哥回想：一次也没去海滩。就这样，第二学年开始了。

小萨，是不是因为在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开始觉得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够，还必须信仰，你就倒霉了？你倒霉是不是由于缺乏信仰，小萨？您对上帝缺乏信仰，少爷？我对任何事物都缺乏信仰，安布罗修。波利采尔说，关于上帝的想法，关于“纯精神”创造宇宙的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时空之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圣地亚哥，你的脸色跟平常不一样。波利采尔说，只有同意唯心主义的神秘论，从而不受科学的检验，才能信仰一个时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的上帝；才能信仰一个空间之外的上帝，也就是说，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上帝。最糟糕的是，我那时总爱怀疑，安布罗修，最理想的是能够闭上眼睛说上帝是存在的或是不存在，并且信仰其中的一种说法。圣地亚哥发觉自己在学习小组里有时说谎。阿伊达：你嘴上说相信、同意，内心却在怀疑。波利采尔说，建立在科学结论之上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存在于空间和某一时刻，即时间之中的。最好能够攥紧拳头，咬着牙说：阿普拉能解决问题，宗教能解决问题，共产主义也能解决问题，并且相信其中的一种说法，安布罗修，这样，生活就会自己进行，人们也就用不着感到空虚了，安布罗修。您那时不相信神父，从小就不去望弥撒，少爷，但您确实相信宗教，相信上帝，难道大家不应该信仰上帝吗？波利采尔的结论是，因此，宇宙不可能是造出来的，因为：为了创造世界，上帝需要不是任何时刻的时刻（对上帝来说时间是不存在的），这样一来，世界就必须是从无到有了。阿伊达说道：小萨，你就这么想不开？哈柯沃：既然无论如何要有信仰才能有所作为，那么对上帝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圣地亚哥：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伊达，我愿相信波利采尔的话是对的。哈柯沃：我烦恼的是我总是怀疑。阿伊达：总是不能肯定，哈柯沃。小萨，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可知论，是用来掩饰其唯心主义的。阿伊达就没有怀疑？哈柯沃就那么相信波利采尔？阿伊达：对什么都怀疑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它会使你瘫痪，无所作为。哈柯沃：它会使你终日探索，自己折磨自己，而不去行动，这样一来，世界就永远不会改变。这话可当真？不会有假？阿伊达：小萨，要行动就得有信仰，而信仰上帝并未曾有助于改变任何事物。哈柯沃：因此，还是要信仰能够改变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小萨。华盛顿：难道要向工人灌输系统的怀疑论吗？埃克托尔：难道要向农民灌输充足理由论吗？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也想，当然不能这样，小萨。最好当时能够把眼一闭：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为依据的；把拳头一攥：宗教就是无知；把脚一跺：上帝并不存在；把牙咬得咯咯响：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就解放了全人类；冲啊：也就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圣地亚哥回想：小萨，可结果你没能够这样做，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到死你都是个小资产阶级。圣地亚哥想：难道儿时的奶水、中学的教育、家庭、所居住的市区就那么强大有力？你去望弥撒、忏悔、每月第一个星期五去领圣餐，还有祈祷，这一切都在起作用。骗人，我不相信。我经常到聋子老太婆的寄宿公寓去，量变导致质变，对，对，这才是起作用的。马克思以前，最伟大的思想家是狄德罗[狄德罗（Diderot，1713—1784），法国哲学家，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创始人。]。对，对。突然，圣地亚哥又感到了小蠕虫：骗人，我不相信。

“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未发现我在说谎。”圣地亚哥说道，“我说我没在写诗啦，我信上帝啦，我不信上帝啦，等等，我一直都在说谎，在骗他们。”

“您最好别再喝了，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在中学里、在家里、在区里、在学习小组里、在大学部[即卡魏德组织的大学部，卡魏德是当时秘鲁共产党的化名，也是其机关报的名称。卡魏德是印加帝国的战士，在1535年保卫萨克萨瓦曼城堡的战役中宁死不屈，跳城而死。]里，甚至在《纪事报》里，”圣地亚哥说道，“我这辈子都在干自己并不相信的事，一辈子都在装假。”

“爸爸把你那些共产主义的书都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这太好了，哈哈。”蒂蒂说道。

“我这辈子一直想信仰某种东西，”圣地亚哥说道，“却一直在撒谎。我没有信仰。”

小萨，你是由于缺乏信仰才倒霉的吗？会不会是由于你太胆怯了？车库里那只装旧报纸的大箱子里除了新版的波利采尔作品之外，又积累了许多别的书。圣地亚哥回想：都是些学习小组阅读过、讨论过的书，《怎么办？》《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原文如此。应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回想道：那些书装订很差，字体也小，《法兰西内战》被大家读得书页上沾满了手指印。经过事先的观察、询问、试探，学习小组又一致通过地吸收了几个人：先是学人类学的印第安人马丁内斯，后是学医的索洛萨诺，还有一个几乎患有白癜风的黑人姑娘，外号叫“白鹤”。这样一来，埃克托尔的房间就显得小了，定期聚会也使得聋子老太婆的眼睛露出了警觉的神色，于是大家决定：还是滚吧。阿伊达提出到她家去，“白鹤”也愿意把房间奉献出来。大家决定，在赫苏斯·玛丽娅区佩蒂·杜阿路上一所糊着百合花墙纸的公寓房子里和利马克河畔一所红砖房子里轮流聚会。第一次到阿伊达家的时候，大家受到了一个高个子白发老人的热情招待。阿伊达：这是我爸爸。老人一面挨个儿和每个人握手，一面忧愁地望着大家。老人本来是排字工人、工会领导人，在桑切斯·塞罗[桑切斯·塞罗（Sánchez Cerro），秘鲁政党“革命联盟”的创始人，秘鲁总统（1930—1933）。]执政期间被捕过，差一点死于心脏病猝发。现在白天在一家印刷厂做工，晚上在《商报》做校对，已经不搞政治了。他知不知道我们到你家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知道。他不在乎吗？当然不，他还认为这样做挺好呢。

“你跟你爸相处得就像朋友一样，肯定很愉快。”圣地亚哥说道。

“自从我妈妈去世后，”阿伊达说道，“这可怜的人又做爸爸又做朋友和妈妈。”

“我要是想同爸爸和睦相处，就得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圣地亚哥说道，“他从来不赞成我。”

“和一个资产阶级老爷是没办法讲通的。”阿伊达说道。

圣地亚哥回想：根据量变到质变的理论，小组也就从一个学习的组织变成了讨论政治的集会。从阐述马利亚特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基（Mariátegui），秘鲁共产党的前身秘鲁社会党的创始人。]的文章到批判《新闻报》上的社论；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到谴责卡约·贝尔穆德斯的暴行；从议论阿普拉的资产阶级化到谴责潜在敌人托洛茨基派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大家发现有三个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于是大家一连几个小时，成天成月地想识破他们、调查他们、窥视他们、招惹他们：啊，知识分子，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们。这三个人在圣马可的庭院里荡来荡去，满嘴都是革命言辞，挑拨性言辞，什么社会动荡啊、正统派啊，等等。托派的人数多吗？少得可怜，但是极为危险，华盛顿说道。索洛萨诺说道：他们是为警察局干事的吧？埃克托尔：也许，不过，不管干不干，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哈柯沃说：制造分裂、散布混乱、转移视线、毒化气氛，比直接告密还坏。为了捉弄托洛茨基分子，躲避密探，大家一致同意，在学校里不凑在一起，在走廊里遇上了也不要停下来谈话。圣地亚哥回想：学习小组团结、合作、互相支持，但是只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才存在友谊。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三头聚会会不会使其余的人不高兴？三个人仍然一起去听课，上图书馆，上咖啡馆，在庭院中散步，看电影。《米兰的奇迹》使得他们振奋不已。影片结尾处出现的鸽子是和平鸽，还有那国际歌的音乐。维多里奥·德·西卡[维多里奥·德·西卡（Victorio de Sica，1902—1974），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作品有《偷自行车的人》。]是个共产党人吧？区里的某家电影院只要上映俄国影片，三个人就满怀希望和热情地急着赶去看，哪怕明明知道是一部老掉牙的、净是没完没了的芭蕾舞场面的影片。

“您感到冷吗？”安布罗修说道，“您的肚子在抽筋？”

“跟小时候一样，每天晚上都这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在黑暗中惊醒，以为自己要死去。我动都不能动，既打不开灯，也喊不出来。我蜷缩在床上，浑身是汗，颤抖不已。”

“经济系有一个人可以参加我们小组，”华盛顿说道，“问题是我们小组的人太多了。”

“您这病是怎么得的，少爷？”安布罗修说道。

“是的，我们再这么多人开会就太不慎重了。”埃克托尔说道，“我们最好分成两个组。”

“分就分吧，我那时是最赞成的，连想都没想。”圣地亚哥说道，“几个星期之后，我每天醒来都像白痴一样不停地自言自语：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分组呢？”印第安人马丁内斯说道，“要分就快点儿，不要浪费时间。”

“他着急了，因为他要分析剩余价值，他准备得很充分。”华盛顿笑了。

“我们可以抓阄儿。”埃克托尔说道。

“靠运气不合理。”哈柯沃说道，“我建议按姓氏的字母顺序来分。”

“当然，这样最合理，也最容易。”“白鹤”说道，“前四名分在一组，其余的在另一组。”

圣地亚哥回想：当时，我并未感到心脏受到打击，蠕虫也未出现，只感到惊愕、混乱。他回想：只是突然感到不自在，有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这是一种顽固的想法：我错了吗？

“赞成哈柯沃建议的人请举手。”华盛顿说道。

圣地亚哥更加不自在了，脑子一片混乱，突然感到一阵胆怯，这一切使他讲不出话来。在别人举手几秒钟后，他才举起了手。

他没有掉过头去看阿伊达，也没看哈柯沃，而是慢条斯理地点燃了一支烟，翻了翻恩格斯的著作，和索洛萨诺交换了一个微笑。

“好了，马丁内斯，你可以露一手了。”华盛顿说道，“剩余价值是怎么回事？”

圣地亚哥回想：不光是革命，哈柯沃还有一颗心，一颗温暖却隐蔽着的心，一个机灵的小脑袋，反应快，工于心计。他早就计划好了还是临时提出来的？革命、友谊、嫉妒、羡慕，一切都混成一团了，混在一起了，我的思想也乱了。小萨呀，哈柯沃也是上帝用肮脏的泥土造出来的啊。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单纯的人。”圣地亚哥说道，“那次就是个例子。”

“您后来再没看见那位姑娘了吗？”安布罗修说道。

“跟她见面的次数减少了，哈柯沃倒是每星期跟她见两次面。”圣地亚哥说道，“我痛苦，感到受骗了，但不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而是由于嫉妒。我那时胆子太小，不敢……”

“那个人大狡猾了，”安布罗修说道，“因此您到现在还不原谅他那次的卑鄙行径。”

印第安人马丁内斯的手势和声调跟学校里的老师一样：总之，剩余价值就是没有报酬的劳动。他反复、有力地讲着：剩余价值是劳动者白白生产出的那一部分产品，它使资本得以积累。圣地亚哥长时间地望着他那古铜色的圆脸，长时间地听着他那富有教学感的声调。他的周围都是一些香烟的红火，每当人们把手送往唇边，红火就亮一下。尽管有这么多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圣地亚哥却感到空虚。蠕虫又出现了，缓慢而单调地在他腹内蠕动。

“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人们来踩、来割自己的头。”圣地亚哥说道，“一个既胆怯又无信仰的人就像同时患了梅毒和麻风。”

“您怎么净讲自己的坏话，少爷？”安布罗修说道，“要是别人这样说您，您就不能容忍了。”

圣地亚哥回想：是不是原本似乎永恒的东西已经破灭？我感到痛苦是为她，为自己，还是为了哈柯沃？可是，小萨，你仍然像往常一样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甚至比往常还镇静。你同哈柯沃和阿伊达离开会场，一面向市中心走去一面大谈恩格斯、剩余价值，根本不给人家时间插话。你大谈波利采尔、“白鹤”、马克思，滔滔不绝，人家一开口，你就打断人家。你没话找话，急急忙忙，长篇大论，思想混乱，只是为了永不结束你的独白。你臆造、夸张、说谎，你在受罪，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提起哈柯沃的建议，不让别人讲出从星期六开始他们将在佩蒂·杜阿路开会，而你则要去利马克河畔；只是为了使自己觉得现在三人在一起仍像第一次那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三人穿过中心广场，可怕的是，在这里不像以前那样呼吸与共、思想相通了，就像同爸爸的谈话一样，某种矫揉造作、互相欺骗的东西把三人分割开了，使三人产生了误解，开始变成敌人。三人来到团结大街，谁也不看谁一眼。圣地亚哥讲个没完没了，另外两个只是听着。不知阿伊达对分组的事感到遗憾还是同哈柯沃事先商量好了？到了圣马丁广场，天色已晚。圣地亚哥看了看手表，跑去乘公共汽车。他是同他们握了手才匆匆离去的，但是没有约明天何时何地见面。圣地亚哥回想：这还是第一次呢。

小萨，你是不是在第二学年最后几个星期、期末考试之前无事可做的日子里倒的霉？圣地亚哥发疯似的阅读着，在小组里工作，努力去信仰马克思主义，人一天天瘦了下来。索伊拉太太说：光吃煮鸡蛋，光喝橘子水和麦片粥，人瘦得光剩下骨头架子了，体重轻得早晚有一天要飞上天。奇斯帕斯说：难道吃饭也妨碍你实现理想吗，超级学者？我不吃饭，因为一看见你这副面孔我就倒胃口。奇斯帕斯：打你一个耳光，超级学者，我可要打了。三个人仍然继续会面。每当圣地亚哥走进教室坐在他俩旁边，每当三人一起到帕雷尔莫咖啡馆去喝咖啡、到孤儿点心店去喝紫玉米酒或是去台球咖啡馆去吃夹馅面包，那蠕虫的头就必然出现，从肌肉组织和筋骨中钻出来，从血管和骨髓中钻出来。从头部钻出来后，就剩那酸溜溜的躯体。三个人仍然交谈，议论课程、下次的考试、联合中心、选举前的准备工作、各自小组里的讨论情况，还有被捕者的情况、奥德里亚的独裁、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局势。圣地亚哥回想：我们三人仍继续见面，那只是因为圣马可和政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仅仅是偶然相遇，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学习小组开会后他们二人单独会面吗？他们还跟以前一样跟您一起参观博物馆、逛书店、看电影吗？他们思念您、想您、谈论您吗？

“你的电话，一个姑娘打来的。”蒂蒂说道，“保密功夫做得挺好嘛，她是谁？”

“你要是用另外那部电话偷听，我就弹你的脑壳。”

“你能到我家来一会儿吗？”阿伊达说道，“你没事吧？我没打扰你吧？”

“瞧你说的，我这就去。”圣地亚哥说道，“半小时，最多半小时后我就到。”

“呜咿，我这就去，呜咿，瞧你说的。”蒂蒂说道，“你能到我家来一会儿吗？呜咿，多么动听的声音啊。”

当他在拉尔柯路和何塞·冈萨雷斯路交叉口等汽车的时候，蠕虫又出现了。汽车沿阿雷基帕路上行的时候，蠕虫越长越大。他蜷缩在汽车里的一角，感到那蠕虫硕大无比，黏糊糊的。他越来越感觉冰冷，恐惧，也觉得越来越有希望，这时他的背部被那蠕虫分泌出的液体弄得湿漉漉的。天色已由黄昏变成了黑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即将要发生什么事？他思忖着：一个月以来，他们只能在圣马可见面。圣地亚哥回想：以前她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他思忖着：也许……她也会突然……他在佩蒂·杜阿路的拐角处望见了她，她那瘦小的身影仿佛溶化在微弱的灯光之中。她正在家门口等着他。圣地亚哥做手势向她打了招呼，看到她面色苍白，仍然穿着那套蓝色外衣、蓝色毛衣和中学生穿的那种可怕的黑皮鞋。她目光严肃，嘴角紧绷。他感到她的手在颤抖。

“原谅我把你叫来，我想跟你讲点儿事。”圣地亚哥回想：这拘束的声调对她来说似乎是不可能有的，她的声调这么胆怯，简直不可置信。“我们走一会儿好吗？”

“哈柯沃没跟你在一起？”圣地亚哥说道，“出了什么事？”

“喝这么多啤酒，您的钱够付账吗？”安布罗修说道。

“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圣地亚哥说道，“我还以为早就发生了呢，实际上只是那天早晨才发生。”

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一起。毒蛇似的蠕虫又出现了。我们没去上课，因为哈柯沃对我说：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毒蛇宛似一把锋利的尖刀。我们在共和国大街上走着。一把尖刀变成了十把尖刀。我们在展览会公园小湖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阿雷基帕路的双行道上行驶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一把尖刀慢慢地插了进去，另一把拔了出来，接着又慢慢地插进了一把。圣地亚哥和阿伊达在林荫道上走着，路上很暗，空无一人。另一把尖刀又插了进去，像是插入一个软皮面包，他的心像面包屑一样，碎了。那微弱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他想跟你单独谈什么？”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没看她，话语是从牙缝挤出来的。“他要跟你议论我？说我坏话？”

“不，不是想议论你，是想谈谈我的问题。”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小猫喵喵叫。“他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如何是好。”

“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圣地亚哥喃喃地说道。

“他说他爱我。”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巴杜盖小时候的哀叫声。

“十月的一天晚上，七点，在阿雷基帕路的第四街区上。”圣地亚哥说道，“我明白了，安布罗修，我就是在此时此地倒霉的。”

圣地亚哥把双手从衣袋中抽出，放到嘴边，哈了一口气，想竭力装出笑容。他看到阿伊达交叉着双臂停下脚步，在最近处找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在这以前你从来没发觉？”圣地亚哥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建议这样划分小组吗？”

“他说，我们三人总在一起不好，我们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别人会不高兴的。我相信了他。”圣地亚哥回想：这微弱的声音显得那么没把握。“他说，这样分组不会带来什么变化，虽然我们分属两个小组，但我们三人还可以跟过去一样，一切照旧。我也相信了他。”

“他是想单独跟你相处。”圣地亚哥说道，“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可是你生气了，不再找我们了。”圣地亚哥回想：她警觉了，难过了。“我们三人以后就不在一起了，根本没有像以前那样。”

“我没生气，一切还和以前一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只是发觉哈柯沃总想单独跟你相处，我是个多余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是朋友。”

圣地亚哥回想：我这话就像别人说的，不是我本人说的。小萨，你当时讲话有点儿太坚定，太自然了。这不是出于我的本心，不可能啊。圣地亚哥站在中立的高度去理解，去解释，去对她进行规劝。他思忖着：这不是我本人在讲话。圣地亚哥感到自己很渺小，受到了侮辱，感到有某种东西隐藏在自己的声音中。他回想：我那时感到有某种东西在滑掉、跑掉、逃掉，这东西既不是骄傲、怨恨，也不是屈辱，更不是嫉妒。他回想起来了：是怯弱。阿伊达听他讲着，一动不动，带着一种他弄不懂也不想弄懂的神情观察着他。她突然站了起来，二人沉默着又走了半个街区，而那些尖刀仍在顽固而默默地切割着他的心。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思想很乱，很犹豫，”最后，阿伊达说道，“因此，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想你也许可以帮助我。”

“我当时大谈起政治来。”圣地亚哥说道，“你懂我的意思吗，嗯？”

“那当然，”堂费尔民说道，“你必须离开我家，离开利马，销声匿迹。这不是为我自己考虑，无赖，我是为你着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圣地亚哥回想：她仿佛吃了一惊。

“我的意思是，爱情把人变成了个人主义者。”圣地亚哥说道，“接着就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甚至比革命还重。”

“可是你说过，两者并不矛盾呀。”她喃喃地说道，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极轻。“你现在又认为两者有矛盾了？你怎么能知道你以后永不恋爱了？”

“我那时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懂，”圣地亚哥说道，“我只有出走，逃避，销声匿迹。”

“您叫我到哪儿去呀，老爷？”安布罗修说道，“您不信任我了，您是在赶我走，老爷。”

“这样说来，你并没有犹豫；这样说来，你也爱上他了。”圣地亚哥说道，“对你和哈柯沃二人而言，很可能两者并不矛盾。再说，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他是个好小伙子，”阿伊达说道，“可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他。”

“你是爱他的，我看出来了。”圣地亚哥说道，“不光我，小组里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你应该接受他的爱，阿伊达。”

小萨，你坚持说哈柯沃是个好小伙子，你坚持说阿伊达爱上他了，你说他们将会相处得很好，你反复不停地这样说。她站在家门口一声不吭地听着。她双臂交叉，是不是在估摸圣地亚哥有多么傻？她低着头，是不是在衡量圣地亚哥有多么怯弱？她双脚并拢，是不是真的想要圣地亚哥给她忠告？圣地亚哥回想：她那时到底知不知道我爱她？她也许想看看我敢不敢向她讲出来？他回想：如果我讲出来，她又将说些什么呢？如果她先表态，我又将如果呢？唉，小萨！

有一天，圣地亚哥看到阿伊达和哈柯沃手牵手地走在哥尔梅纳路上，那天、那个星期、那个月以后，大家明白了，事实上华盛顿是两个小组之间受欢迎的联络人，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倒霉的？学习小组里几乎没有什么议论，只是华盛顿不慎开个玩笑：在那个小组里，两个人正在建筑爱情的小巢，一部无声的浪漫史。“白鹤”也偶尔流露那么一点：真是理想的一对儿。没有时间开玩笑了，学校选举即将来临，大家每天都要开会研究提什么样的候选人来代表联合中心、要不要接受组织联盟的建议、支持什么样的候选人名单、写什么样的墙报和传单。一天，华盛顿在“白鹤”家中召集两个小组开会，他笑容满面地走进利马克河畔的那间小屋：我带来了一样东西，是爆炸性的。圣地亚哥回想：那是卡魏德，秘鲁的共产党组织。大家挤在一起，香烟冒出的烟雾笼罩了挨个传递着的几张油印小报。啊，卡魏德。一双双发红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贪婪地阅读着。啊，秘鲁的共产党组织。大家看着报上印的那个印第安人，他头戴耳帽，身披斗篷，足登皮凉鞋，面孔严峻，高举拳头在号召人们去战斗。刊头下面又重新出现了交叉着的斧头镰刀。大家高声朗读、解释、讨论，子弹似的向华盛顿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大家都把油印小报带回了家，圣地亚哥也忘掉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和缺乏信仰，忘掉了自己的失望、胆怯和嫉妒心。这并不是神话，秘鲁共产党并未因奥德里亚的迫害而销声匿迹。不顾卡约·贝尔穆德斯的迫害，男男女女仍在秘密集会，组织支部；他们不顾密探的监视和被流放的危险，仍在印刷卡魏德；他们不顾监禁和酷刑，仍在为革命做准备。圣地亚哥回想：华盛顿晓得谁是共产党，他们如何活动，在哪儿活动，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一定要加入。那天晚上，他一面关上床头柜上的台灯，一面思索着：我要加入共产党。虽有危险，但他那时还是勇敢的，有所追求的。在黑暗中，他热血沸腾。在梦中，他仍然热血沸腾。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