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开在一所带阳台的房子里，穿过颤巍巍的大门就可以看到书店位于房子尽头的一个角落里，用栏杆围着，里面空无一人。圣地亚哥九点前就到了，他浏览了一下门廊处的书架，翻阅了一会儿因年久而损伤了的书籍和掉了颜色的杂志。头戴软帽、两鬓灰白的老人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圣地亚哥回想：那就是亲爱的马迪亚斯老人。老人接着用眼角扫了他一眼，最后走上来：你找什么书？我找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这一问一答是暗号。]。啊，老人笑了：在那边。也有时是：“亨利·巴尔布斯先生住在这里吗？”或者是：“堂布鲁诺·保埃尔在吗？”有时则一定要这样敲门。你搞错了就要闹笑话，小萨。老人把圣地亚哥引到一间屋子里，一垛垛的报纸塞满了房间，屋顶上吊着一盏银色吊灯，黑色的墙角处也堆着书。老人指着一把摇椅请他坐下。老人带有轻微的西班牙口音，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三角形的胡子全白了。有没有人跟踪你？要多加小心啊，一切全靠你们青年人了。

“他都七十岁了，可还是那么纯真，卡利托斯。”圣地亚哥说道，“他是我认识的唯一这么大岁数的人。”

老人亲热地向他挤挤眼睛就回到院子里去了。圣地亚哥好奇地翻阅起利马出版的杂志。他回想：都是些《花样》《世界》杂志。他把刊有马利亚特基[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基（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1930），秘鲁政治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或巴列霍的文章的杂志抽了出来。

“对，以前秘鲁人在报上阅读巴列霍和马利亚特基的文章，”卡利托斯说道，“而现在只能读我们写的文章了，小萨，这简直是倒退。”

几分钟后，圣地亚哥看见哈柯沃和阿伊达手拉手地进来了。这时，蠕虫、毒蛇和尖刀已经没有了，他只感觉有一根尖针在刺，但也很快就消失了。他看到他们倚在古旧的书架上低声私语；他看到哈柯沃那不修边幅但精神愉快的样子；他看到当马迪亚斯走近时他们的手松了开来；他也看到哈柯沃的笑容消失了，皱着眉头，神情专注，一副抽象的、严肃的样子出现了，几个月来他一直给人们这种脸色看。他穿着一套咖啡色的西服（现在他很少穿别的衣服），衬衣皱巴巴的，领带的结也是松垮垮的。圣地亚哥回想：华盛顿曾开玩笑地说，他是想装成无产阶级的样子；索洛萨诺笑着说，他一星期内很少刮胡子，皮鞋也不擦，阿伊达迟早要甩掉他。

“那天搞得很神秘。我们不再做游戏了，”圣地亚哥说道，“而是要开始真干了，卡利托斯。”

那么，是不是在圣马可三年级开始发现卡魏德之后、那天聚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你倒霉的呢，小萨？从阅读、讨论到在圣马可散布油印传单，从聋子老太婆的公寓、利马克河畔的小屋到马迪亚斯的书店，从危险的游戏到真正的危险，一切都是从那天开始的。两个小组很久没有合起来开会了，圣地亚哥只有在圣马可才能见到哈柯沃和阿伊达。也有别的小组在活动，可是每次问华盛顿，他总是守口如瓶，一笑了之：祸从口出嘛。一天早晨，他把三人叫住：在某地、某时集合，只有你们三人去，你们将认识一名卡魏德成员，你们可以向他提任何问题、任何疑问。圣地亚哥回想：我那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好。在庭院里，马迪亚斯不时地抬起头向他们微笑。他们正在庭院尽头的房间里吸烟，看杂志，不停地望向门廊和大街。

“让我们九点来，可现在都九点半了。”哈柯沃说道，“他也许不来了。”

“自从跟了哈柯沃，阿伊达的变化太大了。”圣地亚哥说道，“她总是开玩笑，看来很高兴。哈柯沃却严肃了起来，不梳头，不换衣。有人的时候，他从不对阿伊达微笑；当着我们大家的面，他几乎不理阿伊达。他是在为自己的幸福感到不好意思呢，卡利托斯。”

“做一名共产党员并不等于不再是秘鲁人了[秘鲁人自己认为有不遵守时间的习惯，故有此说。]。”阿伊达笑了，“他肯定十点才能到，你们等着瞧吧。”

差一刻十点，门廊处出现了一张鸟儿似的面孔，走路似跳，面黄如纸，穿着晃晃荡荡的西装，系着大红领带。三人看到来人正在同马迪亚斯讲话，之后一面东张西望一面走近了他们。他走进房间，朝三人微微一笑：对不起，我来晚了。他的双手非常纤细：我乘的公共汽车出了毛病。他盯着三人看，看得三人不知所措。

“谢谢你们等我。”圣地亚哥回想：同他的双手和面孔一样，他的声音也是纤细的。“同志们，向你们致以卡魏德兄弟般的敬礼！”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个称呼，卡利托斯，我小萨是个重感情的人，当时心直跳，你可以想象得出。”圣地亚哥说道，“我只知道他的化名：亚盖。以后也只是见到他几次。他原来是在卡魏德的工人部工作，我一直是在大学部。你瞧，他也是个单纯的人。”

圣地亚哥回想：那天早晨，我们都还不知道他在奥德里亚政变时是法律系的学生，在警察攻打圣马可时被捕，受尽了拷打，之后被流放到玻利维亚，在拉巴斯[玻利维亚首都。]又坐了六个月的牢，后来才秘密返回秘鲁。当时我们只觉得他像只鸟儿。那天早晨，他一面用纤细的声音给三人简述党的历史，一面用那只纤细得像是患了痉挛症的黄手比画着，画着同样大小的圈子，还不停地用眼角瞥着庭院和大街。他说：我们的党是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基创建的。党一诞生就发展壮大起来，培养了自己的干部，争取了工人阶级。圣地亚哥回想：他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信赖的人，所以他并没有隐瞒共产党比起阿普拉一直是弱小的这一事实。但那个时期是党的黄金时代，当时出版了《阿矛塔》杂志[马利亚特基创办的杂志。]和《劳动报》，组织了工会，还向土著村社派遣了大学生。但是1930年马利亚特基一逝世，党就落入了冒险家和机会主义分子手里。圣地亚哥回想：马迪亚斯老人死后，乔塔街上的房子就被拆毁了，建起了现在这座带有窗子的、难看的大楼。那些冒险家和机会主义分子把一条退缩不前、半途而废的路线强加给党，于是群众就受到了阿普拉的影响。小萨，亚盖同志现在情况如何？当时的冒险家中有像拉维内斯[拉维内斯（Ravines，生年不详），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42年被开除出党。]那样的人，这个人后来变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帮助奥德里亚推翻了布斯塔曼特。圣地亚哥回想：亚盖会不会也叛变了？对困难重重的工作感到厌倦了？也许他已经娶妻生子，在某个部里工作了？当时的机会主义分子中有像特雷罗斯那样的人，他后来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年总在纪念奇迹上帝的迎神赛会上穿上紫色的长袍，拖着个十字架走在队伍中。圣地亚哥回想：亚盖如果没有坐牢，也许现在仍然在为党工作，用他那鸟儿般的声音给学生小组讲话。背叛和镇压几乎毁了我们的党。圣地亚哥回想：如果他仍在为党工作，会是亲苏的还是亲华的？是成了那些死于游击战的卡斯特罗派的一员，还是变成了托洛茨基分子？一九四五年，布斯塔曼特上台后，党恢复了合法地位，开始重建，开始在工人阶级中清除阿普拉改良主义的影响。圣地亚哥回想：亚盖会不会到莫斯科、北京或是哈瓦那去了呢？但是由于奥德里亚发动军事政变，我们党又遭到了破坏。圣地亚哥回想：亚盖会不会被指控为斯大林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或是冒险主义分子？于是整个中央委员会，几十个领导人、党员和同情者被捕入狱，被流放，有的惨遭杀害。圣地亚哥回想：亚盖还记得你吗，小萨？还记得那天早晨在马迪亚斯书店的事吗？还记得那天晚上在莫哥伊昂旅馆里发生的事吗？在那次动荡中幸存下来的支部费了好大力气才慢慢建立起卡魏德组织，印出了这些传单，并划分为工人部和大学部。这就是我要讲的，同志们。

“也就是说，卡魏德拥有的工人和学生人数极少。”阿伊达说道。

“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往往是，一个同志被捕了，等于丧失了几个月的努力。”圣地亚哥回想：他用食指和拇指的指尖夹着香烟，连微笑也显得很拘束。“不过，尽管镇压得很凶，我们仍然在成长。”

“于是，你就被说服了，是吗，小萨？”卡利托斯说道。

“他说服了我，我相信了他的话。”圣地亚哥说道，“此外，看得出他是喜欢自己的工作的。”

“关于同其他非法组织共同行动的问题，党是什么立场？”哈柯沃说道，“比如阿普拉、托洛茨基派。”

“哈柯沃一点也不犹豫，很有信心。”圣地亚哥说道，“我当时很羡慕那些坚定信仰某一事物的人，卡利托斯。”

“我们是准备同阿普拉合作，共同反对独裁的，”亚盖说道，“然而阿普拉不愿意他们内部的右派指摘他们是极端分子，因而在所有问题上的表现都是反共的。托洛茨基派还不到十人，而且肯定是警察局的特务。”

“这是当时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安布罗修，”圣地亚哥说道，“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干什么，你就顺着他。”

“阿普拉既然亲帝国主义，为什么还能够继续取得人民的支持？”阿伊达说道。

“这里有习惯势力在作怪，又有他们的蛊惑宣传在起作用，还由于阿普拉牺牲了一些烈士，”亚盖说道，“特别是由于秘鲁右派的愚蠢，这些右派们不明白阿普拉已经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的同盟者了。他们仍然继续迫害阿普拉。这样，在人们面前就提高了阿普拉的威信。”

“这倒是真的，右派的愚蠢把阿普拉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党。”卡利托斯说道，“如果说左派仅能维持共济会的局面，这不能怪阿普拉，而是要怪左派中没有能人。”

“那是因为像你我这样的能人不愿去赴汤蹈火，”圣地亚哥说道，“我们沾沾自喜于批评那些愿意赴汤蹈火而又不是能人的人。你说对吗，卡利托斯？”

“我认为不对，因此我从来不谈政治。”卡利托斯说道，“你总像受虐狂患者似的强迫我谈政治，小萨。”

“现在轮到我来提问了，同志们。”亚盖仿佛不好意思似的微微一笑，“你们愿意参加卡魏德吗？当然，你们也可以作为同情者参加工作，不一定非要入党。”

“我现在就想入党。”阿伊达说道。

“不忙，你们可以考虑一段时间。”亚盖说道。

“早在学习小组的时候我们就充分考虑过了。”哈柯沃说道，“我也愿意入党。”

“我还是做个同情者吧。”圣地亚哥又感觉到了蠕虫、毒蛇和尖刀，“我还有疑问，我想在入党之前再多学习学习。”

“很好，同志，等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了再入党吧。”亚盖说道，“作为同情者，照样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件事证明了我小萨并不那么单纯，安布罗修，”圣地亚哥说道，“也证明了哈柯沃和阿伊达比我单纯。”

圣地亚哥回想：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呢？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小萨，你也可能过一种动荡的生活，像哈柯沃和阿伊达后来那样，几次进出监狱，被某些卑鄙的企业雇用而又辞退。那时你就不是在《纪事报》上发表反狂犬症的文章了，而是很可能在那印刷得极差的《团结报》[1964年，秘鲁共产党分裂，分别组成秘鲁共产党（红旗）和秘鲁共产党（团结）。]上（当《团结报》有资金且不受阻于警察局的情况下）写文章，赞扬社会主义祖国[指苏联。]的科学进步，赞扬鲁林镇规划者工会以其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取代亲工厂主的阿普拉提出的投降主义者候选人名单，从而取得胜利；也许会在那印刷得最糟的《红旗报》上写文章，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反对《团结报》中的叛徒；也许你会更勇敢些，加入某个起义小组，在游击战中梦想、行动、失败，最后像埃克托尔那样被捕入狱，或是像乔洛马丁内斯那样牺牲，在丛林中腐烂；也许你会在半秘密状态中出国，到莫斯科参加青年联欢节，到布达佩斯向记者大会致以兄弟般的敬礼，或是到哈瓦那、北京接受军事训练。不过，会不会也有可能你毕业了，当了律师，结了婚，成为工会的一名法律顾问或议员呢？是更加倒霉地维持原样还是更加幸福呢？圣地亚哥回想：唉，小萨呀！

“你不是由于害怕教条，而是由于一种无政府主义娇少爷的本能而不肯听命于他人。”卡利托斯说道，“也是由于你在内心深处害怕同那些吃好、穿好、散发香气的人们决裂。”

“可我确实讨厌过这种人，而且现在仍然讨厌。”圣地亚哥说道，“这是我唯一确信的一点，卡利托斯。”

“那么就是由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明明知道鸡蛋里没有骨头却偏偏要挑骨头。”卡利托斯说道，“你本来应该从事文学，而不是从事政治，小萨。”

“我懂，如果大家都去当聪明人，什么都怀疑，那么秘鲁就会永远倒霉下去。”圣地亚哥说道，“我也懂得秘鲁非常需要教条主义者，卡利托斯。”

“不管是聪明人还是教条主义者，都会使秘鲁倒霉下去。”卡利托斯说道，“我们这个国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跟我们一样，小萨。”

“我们？我们难道是资本家吗？”圣地亚哥说道。

“我们是写无聊文章的。”卡利托斯说道，“我们都将和贝塞利达一样口吐白沫劳累而死。干杯，小萨。”

“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盼望加入共产党，机会来了，我却退缩了。”圣地亚哥说道，“我永远也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卡利托斯。”

“大夫，大夫，我肚子里有个东西，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不知是什么。”卡利托斯说道，“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太太，您那可爱的小脸蛋像个屁股，可怜的屁不知从哪儿出来。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

亚盖向三人问道：你们愿意宣誓献身给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吗？阿伊达和哈柯沃：是的，我宣誓。圣地亚哥在观望。接着大家都为自己取了化名。

“你不要自卑，”亚盖对圣地亚哥说道，“在大学部里，同情者和党员是一样的。”

亚盖向三人伸出手去：再见，同志们，十分钟后你们再出去。那天早晨，天气阴沉，空气潮湿。三人离开了马迪亚斯书店，走进哥尔梅纳路上的布兰萨咖啡馆，各要了一杯牛奶咖啡。

“我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阿伊达说道，“你为什么不入党？你还有什么顾虑？”

“我跟你讲过了，”圣地亚哥说道，“我对有些事情还不太信服，我想……”

“你大概还不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吧！”阿伊达笑了。

“谁也没有权利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哈柯沃说道，“让他再考虑一段时间吧。”

“我不是提出异议，但是我要对你说，”阿伊达笑着说，“你肯定不会入党。等你在圣马可毕了业，你就会忘掉革命，就会成为国际石油公司的律师、国立俱乐部的成员。”

“你聊以自慰的是，阿伊达的话并没有实现。”卡利托斯说道，“小萨，你既不是律师也不是国立俱乐部的成员，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你跟我一样，只不过是一堆可怜的粪便。”

“后来那个哈柯沃和阿伊达怎么样了？”安布罗修说道。

“二人结婚了，我想也有孩子了。我好几年没见到他们了，卡利托斯。”圣地亚哥说道，“在报上，我忘了是看到哈柯沃被捕还是被放出来的消息，才知道他还活着。”

“你还在嫉妒哈柯沃，”卡利托斯说道，“我要禁止你再谈这件事，总谈这件事对你比喝酒对我还伤身体。这简直成了你的怪癖，小萨，什么哈柯沃呀，什么阿伊达呀。”

“今天早晨《新闻报》上的消息太可怕了。”索伊拉太太说道，“这种暴行根本就不应该登出来。”

圣地亚哥回想：我还在为阿伊达的事嫉妒哈柯沃吗？不，已经不嫉妒了。那么对他的所作所为呢，小萨？他回想：我必须去看看他，跟他谈谈，了解了解这种充满牺牲的生活对他是好还是坏。我要了解了解他是否感到于心有愧。

“一看到犯罪的消息你就唠唠叨叨的，而你一看报又专门看这种消息。”蒂蒂说道，“你太滑稽了，妈妈。”

圣地亚哥回想：我起码不会感到孤独，我周围还有人，还有人在陪伴我，支持我。我还感到在学习小组，在支部，在大学部讨论问题时感到的那种热烈而又纠缠不清的气氛。

“又有小孩被怪物拐走鸡奸了？”堂费尔民说道。

“从那天起，我们见面的时候比以前更少了。”圣地亚哥说道，“我们的两个学习小组变成了两个支部，我们三人仍然分属两个支部，而在大学部的会议上，周围又都是别人。”

“你简直比报纸还坏，”索伊拉太太说道，“这种事不能在蒂蒂面前讲。”

“你们到底有多少人？你们到底干些什么鬼事情？”卡利托斯说道，“在奥德里亚执政期间，我从来没听说过卡魏德这个名字。”

“你以为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妈妈？”蒂蒂说道。

“我一直不知道有多少人，”圣地亚哥说道，“不过我们干的都是反对奥德里亚的事，起码在学校里是。”

“你们谁也不愿意告诉我那可怕的消息是什么吗？”堂费尔民说道。

“那时你家里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卡利托斯说道。

“卖儿鬻女！”索伊拉太太说道，“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我那时尽量不跟家人见面，不跟他们讲话，”圣地亚哥说道，“我和老头子、老太婆的关系越来越坏了。”

布诺[秘鲁省份。其省会亦称布诺，位于的的喀喀湖畔。]一连几天、几个星期没有下雨，干旱毁了收成，毁了牲畜，整村整村的村民出逃一空。报上登着印第安人和干旱景象的照片，印第安妇女背着子女在龟裂的田畦间游荡，牲畜瞪着眼睛在做垂死的挣扎。报上的标题和副标题都打了问号。

“妈妈，他们都是有感情的人，但是他们首先感到的是饥饿。”圣地亚哥说道，“他们卖儿鬻女，那是为了不让儿女饿死。”

是不是有人利用饥荒在布诺和胡利亚卡之间搞奴隶买卖？

“除了讨论报上的社论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你们还干了些什么？”卡利托斯说道。

有印第安妇女把儿女卖给旅游者了？

“这些可怜的畜生根本不懂什么是儿女，什么是家庭。”索伊拉太太说道，“既然没吃的，就不要生孩子。”

“我们恢复了各系的联合中心和大学生联合会。”圣地亚哥说道，“我和哈柯沃都被选为年级代表。”

“我想你不至于把布诺不下雨的责任也推到政府身上吧。”堂费尔民说道，“奥德里亚很想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美国也提供了可观的捐赠，马上就会给他们运衣服和食物去。”

“对大学部来说，选举本身就是成功。”圣地亚哥说道，“在文学、法律和经济系中，卡魏德有八名代表，阿普拉的代表还要多些，但是如果我们一起投票，就能控制各系的联合中心。那些没有组织、不问政治的人很容易被我们分化。”

“什么美国佬的捐赠都塞满了奥德里亚分子的腰包，这种话你不要再讲了。”堂费尔民说道，“奥德里亚要求我主持美援分配委员会呢。”

“不过，在我们和阿普拉之间每达成一个协议都要费一番口舌，并经过一番无休止的争论。”圣地亚哥说道，“整整一年，我们净开会，在联合中心开会，在大学部开会，还同阿普拉举行秘密会议。”

“他没准儿也会说你贪污呢，爸爸。”奇斯帕斯说道，“对超级学者来说，在秘鲁，凡是富人都是剥削者和强盗。”

“《新闻报》还登了一条消息，好像是专门给你看的，妈妈。”蒂蒂说道，“在库斯科，有两个人死在狱里，解剖后发现他们肚子里有鞋拔子和皮鞋底。”

“你为什么对失去哈柯沃和阿伊达的友谊感到那么痛苦？”卡利托斯说道，“难道你在卡魏德里没有别的朋友吗？”

“你以为他们吃鞋底是出于无知吗，妈妈？”圣地亚哥说道。

“这个还在流鼻涕的小鬼就差骂我白痴、打我一巴掌了，费尔民。”索伊拉太太说道。

“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但那是一般的友谊。”圣地亚哥说道，“跟这些人，我从来不谈个人私事。和哈柯沃、阿伊达的友谊则是情同骨肉。”

“你不是说报纸总是撒谎吗？”堂费尔民说道，“可为什么报纸一登政府做好事的消息，你就说是骗人；一登这种可怕的消息，你又说是真的了？”

“你不要一吃饭就让人扫兴，”蒂蒂说道，“你不能不争吵吗，超级学者？”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圣地亚哥说道，“我对于上圣马可而不上天主教大学并不后悔，安布罗修。”

“我有一份《新闻报》的剪报，”阿伊达说道，“你看看吧，简直令人作呕。”

“因为多亏我考上了圣马可，我才没成为模范学生、模范儿子，也没成为模范律师，安布罗修。”圣地亚哥说道。

“报上说，干旱在南方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局势，给煽动者提供了最适当的活动舞台。”阿伊达说道，“这还不算呢，你往下看。”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妓院里比在修道院里更能接近事实，安布罗修。”圣地亚哥说道。

“报上还宣传什么要让驻军加强警惕，要监视受灾的农民。”阿伊达说道，“他们关心干旱是因为害怕引发起义，而不是怕印第安人饿死。真是天下少有。”

“因为上了圣马可，我才倒霉的。”圣地亚哥说道，“反正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一个人即使自己不倒霉也要让别人倒霉。我并不后悔，安布罗修。”

“正是由于报纸写得如此露骨，才造成了一种刺激。”哈柯沃说道，“哪怕是丧失了斗志的人，只要打开任何一份报纸都会重新燃起对秘鲁资产阶级的仇恨。”

“这样说来，我们不是正在以我们的胡说八道鼓动着才十六岁的起义者吗？”卡利托斯说道，“你不要感到于心不安，小萨，你瞧，你仍然在帮助你过去的同伙，尽管是以曲折的方式。”

“你这是开玩笑，不过，也许不无道理。”圣地亚哥说道，“每次写连我自己都厌恶的文章的时候，我就尽量把文章写得令人作呕，没准儿第二天哪个娇少爷看了会感到胃部痉挛呢。唉，总算也能起点作用。”

门上贴着华盛顿说的那种招贴，粗大的“台球厅”三个字已被灰尘覆盖，但是图像——桌子、球棍和三个台球——仍很清楚，里面传出了打台球的噪声。就是这里。

“现在又有人说奥德里亚是贵族出身。”堂费尔民说道，“你们看《商报》了吗？说他是男爵的后裔。只要愿意，他就可以使用这个封号。”

圣地亚哥推开门走了进去，屋内有六张台球桌子，在绿色台布和光秃秃的房梁之间，人们的面孔被腾腾的烟雾熏得模糊不清。铁丝网罩在六张台子上，玩台球的人用球棍画着分数。

“那次电车工人罢工和你离家出走有什么联系吗？”卡利托斯说道。

圣地亚哥穿过台球场地，再穿过一间只摆着一张台球桌子的大厅，来到了一座散发着垃圾箱味道的庭院。庭院深处有一棵无花果树，树旁有一扇紧闭着的小门。他在门上敲了两下，等了片刻，又敲两下，接着有人开了门。

“奥德里亚还没有发觉，他要是允许人们继续对他这样阿谀奉承，他就会成为全利马的笑料。”索伊拉太太说道，“如果他是贵族，我们又是什么人呢！”

“阿普拉的人还没到。”埃克托尔说道，“进来吧，我们的同志都到了。”

“以前我们一直是在学生中间进行工作的，”圣地亚哥说道，“比如为被捕学生募捐，在各系的联合中心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和卡魏德机关报。而那次的电车工人罢工使我们有可能去干一番规模更大的事业。”

圣地亚哥走了进去，埃克托尔把门关上。屋子比台球场还要旧还要脏，为了腾空地方，四张球桌被移到了墙角处。卡魏德的代表分散坐在房间里。

“别人写文章说奥德里亚是贵族，他本人又有什么过错？”堂费尔民说道，“为了赚钱，那些狡猾的人什么事都编造得出来，甚至连家谱都能编造。”

华盛顿和乔洛马丁内斯站在门旁交谈，索洛萨诺坐在一张桌子旁翻阅报纸，阿伊达和哈柯沃几乎消失在暗幽幽的角落里，埃克托尔透过门缝向庭院窥视。

“电车工人罢工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为了增加工资。”圣地亚哥说道，“工会给圣马可大学生联合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学生给予支持。于是大学部中就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我们曾经告诉过阿普拉的人，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但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安全不安全。”华盛顿说道，“这次他们肯定还会像往常那样一起进来。”

“干脆把写文章的人叫来，让他也查查我们的家谱。”索伊拉太太说道，“奥德里亚成了贵族，这太滑稽了。”

几分钟后，正如华盛顿所说，阿普拉二十几个代表中的五个人一起到了。他们是桑切斯·比维罗、阿雷瓦洛、乔奥阿、乌阿曼和沙迪瓦尔，他们同卡魏德的人混着坐了下来。大家未经投票，决定由沙迪瓦尔主持讨论。他那瘦削的面颊、瘦骨嶙峋的双手和额前发白的头发都使他具有一派负责人的风度。当然，在正式开会之前，大家还开了会儿玩笑，说了会儿笑话。

“我们大学部一致认为要设法在圣马可鼓动一次声援电车工人的罢课，卡利托斯。”圣地亚哥说道。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关心安全问题。”桑切斯·比维罗说道，“因为全国就你们几个共产党人。如果密探来了，我们这里的人全部被捕，共产党就会在秘鲁消失，而我们五个人不过是阿普拉这片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落入这个大海里的人不会被海水淹死，却会被一种装腔作势的庸俗作风淹死。”

埃克托尔守在门旁负责放风。大家低声讲话，发出一种时高时低、持续不断的嗡嗡声；有时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一阵欢呼声。

“那时，我们大学部的代表无权决定一次罢课，我们在联合会中只有八票，”圣地亚哥说道，“但是加上阿普拉的人就有权决定了。于是我们同阿普拉分子在一间台球厅里开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卡利托斯。”

“我怀疑这些人会不会支持搞罢课，”阿伊达低声对圣地亚哥说道，“他们处在分裂状态之中。不过，要看桑切斯·比维罗的态度，他如果同意，别人就会跟着他走。你知道，他们全是绵羊，头头说什么都对。”

“在卡魏德内部，这种大辩论是第一次。”圣地亚哥说道，“我本来是反对举行声援罢课的，带头主张罢课的是哈柯沃。”

“好了，伙伴们，”沙迪瓦尔拍了两下掌，“大家凑近些，开会了。”

“我倒不是跟哈柯沃作对，”圣地亚哥说道，“我当时考虑的是学生们不会支持我们，罢课肯定要失败。但我是少数，结果罢课的建议通过了。”

“你们之间互称伙伴，”华盛顿笑了，“但我们跟你们只是在一起开会，你别把我们也拉进去，沙迪瓦尔。”

“同阿普拉的人开过的几次会就跟足球赛一样，”圣地亚哥说道，“以拥抱开始，却以拳打脚踢结束。”

“好吧，那么就称伙伴们、同志们吧。”沙迪瓦尔说道，“大家凑近些，不然我可要去看电影了。”

大家围着他形成个圈子，笑闹声逐渐停了下来。沙迪瓦尔突然像送葬似的严肃起来，简单地谈了开会的原因之后：伙伴们，同志们，今天晚上要在联合会中讨论电车工人提出的声援他们的要求，我们现在必须就是否在会上提出联合动议作出决定。哈柯沃举起手。

“大学部内部就像排练芭蕾舞一样筹备那几次会议。”圣地亚哥说道，“我们要轮番发言，每个人都要阐述一个不相同的理由，不能不加反驳地放过任何一种反对意见。”

哈柯沃的领带耷拉着，头发蓬乱，他低声讲着：罢课无论是对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他双手下垂——还是对发展工人-学生联盟，都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严肃地注视着沙迪瓦尔：还可以发起一次运动，把运动扩展到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实行政治大赦方面去。哈柯沃讲完，乌阿曼举起了手。

“我反对罢课，理由和乌阿曼的一样，乌阿曼是阿普拉分子。”圣地亚哥说道，“但由于大学部通过了罢课的决议，我就得主张罢课，反驳乌阿曼。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卡利托斯。”

乌阿曼身材矮小，发言矫揉造作：大镇压以后，我们花了三年的工夫重建圣马可各系的联合中心和联合会。他的动作很优雅：我们怎能举行一次与学校事务毫无关系的罢课呢？基层组织会反对的。他一手抓住自己的翻领，另一只手像蝴蝶飞舞般地翻动着：基层组织如果反对，我们就会失掉学生们的信任。他的声音富有共鸣，很动听，有时却很刺耳：再说，还可能再次遭到镇压，我们各系的中心和联合会在能够行动之前可能再次被解散。

“我明白，一个政党的纪律必须如此，”圣地亚哥说道，“否则就会出现混乱。我这并不是为自己辩解，卡利托斯。”

“奥乔阿，你讲话别不着边际，”沙迪瓦尔说道，“讲话要切题。”

“对，我这就要说，”奥乔阿说道，“我要问：圣马可的大学生联合会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同独裁政权进行直接冲突的地步？”

“你干脆表明自己的态度吧，我们没时间了。”埃克托尔说道。

“如果还不够强大而硬要举行罢课，”奥乔阿说道，“那么我要问，联合会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你怎么不去主持柯利诺斯牌牙膏的广告节目‘两万索尔答一问’？”华盛顿说道。

“我要问，这会不会构成一种挑衅态度？”奥乔阿毫不动容，“我的建设性的回答是：是的。你问的是什么？是一种挑衅。”

“正是在这些会议里，我突然觉得，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革命者，也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圣地亚哥说道，“我突然感到苦恼、眩晕，有一种白白浪费大量时间的感觉。”

“浪漫的青年是不喜欢空谈的，”卡利托斯说道，“而是喜欢轰轰烈烈的行动：投炸弹、射击、攻打军营。总之，喜欢小说里描写的事物，小萨。”

“我知道你对要在会上表态赞成罢课感到不自在，”阿伊达说道，“不过你放心，你看，所有的阿普拉的人都反对罢课。只要他们不赞成，联合会就会否决我们的动议。”

“应该发明一种药，一种泻药，来治治我的怀疑症，安布罗修。”圣地亚哥说道，“你瞧，那该有多方便，一吃就好：我什么都相信了。”

圣地亚哥举起手，没等沙迪瓦尔同意就开始讲起来：罢课可以使各系的中心得到巩固，可以使代表们得到锻炼。基层组织会支持的，基层组织选我们当代表不就表明他们信任我们吗？他的手揣在口袋里抠着指甲。

“就像每次去忏悔之前在星期四进行自我反省一样，”圣地亚哥说道，“我有没有想过裸体女人？是我主动想的还是魔鬼引诱我而我不能抵制？在黑暗中，裸体女人是自己闯进来的还是我请来的？等等。”

“你错了，你是个做党员的材料。”卡利托斯说道，“要是叫我讲违心的话，我的声音就会像驴叫、猪叫和鸟叫一样。”

“可你在《纪事报》干什么来着？”圣地亚哥说道，“我们每天都在干什么来着？”

桑托斯·比维罗举起手，他带着一种轻微的不安神情听完了各种发言。但是在发言之前，他闭上了眼睛，还咳嗽了一声，好像是在犹豫要不要发言。

“到了最后一刻，事情整个颠倒了过来。”圣地亚哥说道，“本来阿普拉是持反对意见的，罢课似乎不会举行了。这样一来，以后发生的事就会和现在两样，我也就不会进《纪事报》工作了，卡利托斯。”

桑托斯·比维罗说道：伙伴们，同志们，我想，我们最基本的斗争任务并不是进行学校改革，而是反对独裁。而要反对独裁，争取公众自由，争取释放被捕者，争取被流放者返国，争取政党合法化，最有效的方式，伙伴们，同志们，就是加强工人—学生联盟，也就是像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加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联盟。

“你要是再引用阿亚·德·拉托雷的话，我可要给你念《共产党宣言》了。”华盛顿说道，“我手头就有。”

“你就像个婊子，在人老珠黄的时候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小萨。”卡利托斯说道，“咱们两个在这一点上很不一样，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早已幻灭，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将发生在明日而你在十八岁时就仿佛已死去。”

“你别打断他，不然他要收回自己的话了。”埃克托尔低声说道，“你没听见他赞成罢课嘛！”

是的，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因为电车工人伙伴们表现得很英勇，很富有战斗力，而他们的工会又没被黄色头头所控制。代表们不应该拖基层组织的后腿，而应该给基层组织指明方向，唤醒他们。伙伴们，同志们，推动他们走向行动。

“桑托斯·比维罗发言之后，阿普拉的代表又讲了一遍，我们也又讲了一遍。”圣地亚哥说道，“达成一致后，大家离开了台球厅。当天晚上，联合会通过了决议：举行无限期罢课，声援电车工人。在罢课的第十天，我就被捕了，卡利托斯。”

“那次，你经受了火的洗礼，”卡利托斯说道，“更确切地说，你开始走向死亡，小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