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西莉娅会照看孩子们的。”

“那当然。”

“那老教区的房子怎么办？我想你不想和茱丽娅住在那儿，然后嘭嘭地敲我的门。你知道，孩子们把这里看成他们自己的家。而且罗宾要到他叔叔死了才有自己的住处。况且，毕竟你从来也没用过那个画室吧？罗宾前几天还说画室可以布置成像样的儿童游戏房——那里大得够打羽毛球了。”

“罗宾可以买下老教区的房子。”

“现在，关于钱的问题，西莉娅和罗宾自然不愿意接受任何东西，可是孩子们的教育却是问题。”

“这些事都会安排妥当的。我会找律师谈。”

“好吧，我想那是重中之重，”马尔卡斯特说，“你知道，我一辈子见过几起离婚案，可还没有见到过一次离婚案件解决得让当事人双方都高高兴兴的。差不多总是这样，不管两人开始时多么相亲相爱，可是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就会互相仇恨。恕我冒昧，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有几次我认为你对待西丽娅的态度很是有点儿粗暴。可摊到自己妹妹的头上我又很难讲什么，只不过我一向认为她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姑娘，哪个小伙子都梦想着拥有她——喜好艺术，正好和你趣味相投。我必须承认你的好眼力。我对茱丽娅一向偏爱。不管怎么说吧，事情走到这步田地也算皆大欢喜了。有一年或更长时间，罗宾一直迷恋着西莉娅。你认识他吗？”

“模模糊糊，半生不熟的那么一个人。我记得是个小年轻。”

“哦，我要说的不完全是这个。他很年轻，当然了，关键是约翰约翰和卡罗琳都很喜欢他。查尔斯，你那里还有一双漂亮儿女呀。代我向茱丽娅问好吧，为了过去，愿她万事如意。”

“这么说，你正在办离婚呢，”我父亲说，“你们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幸福日子，离婚委实没有必要吧？”

“你知道，我们不是特别幸福。”

“你们不幸福？你们不幸福？我清楚记得去年圣诞节看到你们在一起，照我看你们很幸福呀，当时还纳闷为什么呢。你会发现的，你知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种事会把人搞得焦头烂额的。你多大了？——三十……四有了吧？这不是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你应该慢慢安定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有。等离婚一办妥了我就结婚。”

“哦，我非得说这可是太离谱了。我能理解一个人在他没结婚的时候试着挣脱婚姻——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体验——可是甩掉一个妻子，马上再娶另外一个，这成何体统么。再说，西莉娅一向对我很好。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喜欢她。要是你和她在一起都不能幸福的话，那你还怎么指望跟别人就会幸福呢？听我一句劝吧，孩子，快打消离婚的念头吧。”

“为什么把茱丽娅和我扯进来？”雷克斯问道，“如果西莉娅想再婚的话，好，很好，让她结去。这是你跟她的事。不过我觉得我和茱丽娅本来过得很幸福。你总不能说我这个人不好相处吧。许多家伙都龌龊得很。我希望自己是个人情练达通世故的人。我也有自己的事业。离婚，总体而论不是一般的事情，我从来不知道离婚对什么人有过好处。”

“这是你和茱丽娅的事。”

“得了吧，茱丽娅决意要这么干。我希望你能说服茱丽娅，让她回心转意。我一直尽量不碍你们的事，如果我在这时出没得多了，尽管跟我说，我不在乎。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么多事一下子出来全凑一块儿了，布赖德想要把我从这儿扫地出门，那麻烦大了，我心里的事已够多的了。”

雷克斯的社会生活正面临着危机。事情进行得并不如他计划的那样顺利。我对财政一窍不通，但是我听人说，他的交往遭到正统的保守党人的非议。甚至他的那些好品性，如待人亲切和办事有力都对他不利起来，在布莱兹赫德那伙人里也引起了纷纷议论。报纸上他的消息一向过多，他和报界大亨以及报界大亨的那些眼神黯淡、笑逐颜开的幕僚过从甚密。他讲演时说的话都是舰队街能“制造大新闻”的料，这种情况对他同他那个党的头头们一点好处没有，只有战争才能使雷克斯的财务状况好转，并且让他上台。离婚对他的伤害并不大，更确切地说吧，就是他现时运营着一家大银行，根本忙得抬不起头来。

“如果茱丽娅坚持离婚，我觉得她肯定能离成。”他说，“但是她选择的时机实在太不好了。告诉她稍微缓缓，查尔斯，你是一个好人。”

“布赖德的寡妇说：‘这么说，你正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离婚，而且还要跟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这事听起来有够复杂。不过我亲爱的’——她称呼我为‘我亲爱的’大约不下二十次了——‘我常常发现每一个天主教家庭里总有一个叛教的人，而且往往是最漂亮的那个。’”

茱丽娅刚参加了罗斯康芒夫人为庆祝布莱兹赫德订婚而举行的午餐会回来。

“她人长得怎么样？”

“高大，性感；当然，相貌平平；公鸭嗓，大嘴，小眼，头发染过了——有个事我要告诉你，关于她的年龄，她可骗了布赖德了。说她四十五岁绝不为过。我看她一个继承人也没有。布赖德始终从她身上挪不开眼。整个午餐会流着口水贪婪地紧盯着她，着实招人厌恶。”

“可还友好？”

“谢天谢地，还可以，是那种屈了她的尊的方式。你知道，我想她以前在海军的圈子里一定是颐指气使惯了，有一帮子将军副官围着她转，还有一堆想往上爬的青年军官对她大献殷勤。嘿，在范妮舅妈的午餐会上，她明显不能过于盛气凌人，有我这个害群之马在场，倒让她轻松了。实际上她鼎力跟我周旋，征求我对商店和别的事的意见，还说，非常直截了当地说，她希望在伦敦常常见到我。我想布赖德的顾忌只是怕她和我睡在同一屋檐下而已。很明显，我不能给她在女帽店、美容店或者是丽兹饭店午餐时带来什么严重的伤害。所谓顾忌，都是从布赖德一方来的，那个寡妇不可思议地难搞。”

“她管着他？”

“眼下还没有，还不厉害。他掉到情网里摔昏了头，可怜的家伙，简直不知道他今夕何夕身在何处了。她只是个心善的女人，一心想给孩子们找个好人家，不愿意让任何人妨碍她。她正起劲地夸大宗教信仰的价值。我敢说她一旦安顿下来，就会变得随和点了。”

这两起离婚事件在朋友间引起热议。即使在这个普遍恐慌着的夏天，有些地方还是有人把别人的私事放在首位重视。我妻子有本事让人相信，离婚对于她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同时让我声名扫地。而且还能让人家觉得她表现得很好，只有她才能忍得了这么长时间。人们在背地里议论，罗宾比她小七岁，以他的年龄来说还是有些不成熟，但是他对可怜的西莉娅忠心耿耿，在她经历了诸多苦痛之后，她理应得到爱情。至于我和茱丽娅，还是老生常谈。“冒昧地讲一句，”我的表兄贾斯珀说，口气仿佛在他一生中就不曾用过别种方式一样，“我实在搞不明白你为什么费那劲去结婚。”

夏天过去了。疯狂的民众欢呼内维尔·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雷克斯在下议院发表了一通狂暴的演说，这通演说以某种方式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它所决定的，就像曾经海军中的任命一样，为日后在海上任职铺平了道路。茱丽娅的家庭律师们开始办理她离婚的漫长的诉讼手续，上面描着“马奇梅因侯爵”字样、包着铁皮的黑箱子，多到能塞满一个房间。而我自己，有家只隔了两个门的更活跃的公司，几个星期以前就着手办理我的案子了。对于雷克斯和茱丽娅，他们必须正式分居，而眼下他的行李和贴身男仆都转移到了他们伦敦的家。显然茱丽娅不能跟我住在我那儿。布莱兹赫德举行婚礼的日子定了下来，圣诞节一开始就办，这样他那些继子也就可能参加了。

十一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和茱丽娅站在客厅窗前向外望，看寒风把橙树的叶子吹落，然后又把枯叶卷起来吹得团团打转，后来又吹过阳台和草坪，把树叶卷过水洼，吹到潮湿的草地上，贴在墙上和窗玻璃上，最后树叶就湿漉漉地堆集在石砌的房基旁。

“看来春天我们就看不到这些了，”茱丽娅说，“也许永远也看不到了。”

“以前有一回，”我说，“在我离开的时候想着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也许好多好多年以后，再来旧地重游，看看这里的遗迹，回忆我们的往事……”

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身后的一扇门打开又关上。威尔科克斯穿过壁炉的火光走进落地窗附近的暮色里。

“有一个电话留话了，小姐，是科迪莉娅小姐打来的。”

“科迪莉娅小姐！她在哪儿？”

“在伦敦，小姐。”

“威尔科克斯，太好啦！她要回家来吗？”

“她刚动身去火车站。晚饭后她就会到这儿。”

“我已经有十二年没有见到她了。”我说——并不是从那个我们一起吃晚饭，她说要去当修女的时候算起，而是从我在马奇梅因公馆画那间客厅的傍晚算起。“她是个迷人的女孩子。”

“她的生活很奇怪。起初是在修道院，后来西班牙内战，那里不行了。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看到她了。战争结束，战地救护队其他的姑娘都回来了，她却留下了，协助人们回归自己的家园，还在战俘营里帮过忙。多么奇怪的姑娘。她长大后相貌普通，你知道。”

“她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知道，她还给我写过一封甜蜜的小信呢。”

想到科迪莉娅长大了“相貌普通”，这真叫人痛心。只需要想想她炽热的情感都耗费在血浆注射和除虱粉上面就叫人难受。她到家时，由于舟车劳顿而疲惫不堪，而且衣衫褴褛，神情举止似乎无意取悦别人，我觉得她是个难看的女人。说来也奇怪，我想，同样的遗传因子，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怎么就会产生出布莱兹赫德、塞巴斯蒂安、茱丽娅和她这样不同的人来。她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妹妹，既没有茱丽娅或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优雅，也没有布莱兹赫德的庄严持重。她显得生气勃勃注重实际，浑身都浸透了战俘营和救护站的气味，经历了大苦大难，失去了优雅快乐的神情。她看起来要比二十六岁大，生活磨砺使她变得粗糙了。长年说外语与人交往把她的语言音调的细微差别都磨平了；她坐在壁炉边稍稍叉开双腿，说了一声“回家来真是太好了”。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一头野兽回到巢穴时打的呼噜。

与茱丽娅的白皙皮肤，丝绸般柔软、珠光宝气的头发对比过，又与留在我记忆中的科迪莉娅少女时期的模样对比过，所以起初半小时她给我的印象特别鲜明。

“我在西班牙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她说，“当局对我很客气，对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还颁给我一枚奖章，然后就打发我回来了。看样子这里好像不久也会有同样性质的工作了。”

接着她又说：“现在太晚了，没法去看保姆了吧？”

“不晚，她一直坐着听她的收音机呢。”

我们三人一起上楼去，到了过去的育婴室。我和茱丽娅每天总要在这儿消磨一段时间。霍金斯保姆和我父亲都是那种永远不变的人，他们的样子比我最初看到他们时一点都没见老。霍金斯保姆桌上那寥寥几件心水之物里——一串念珠，一部红色烫金封面的《英国贵族名录》，包着干净的棕色的纸书皮，还有几张照片和几份礼物——现在又添了一架收音机。当我们突然向她透露我和茱丽娅要结婚的消息的时候，她说：“啊，亲爱的，我希望一切都好。”她的宗教信仰使她不好张嘴询问茱丽娅的行为是否妥当。

她一直不喜欢布莱兹赫德。听到他订婚的消息时她说：“他肯定费了好长时间才拿定主意的。”后来她查《英国贵族名录》，查不到马斯普拉特夫人的亲戚中有任何贵族，又说，“我想，是她把他攥在手心里了。”

我们看到她时，她就像平时傍晚的样子，端坐在壁炉旁，身边还有她的茶壶和一块她正在编织的羊毛小地毯。

“我知道你们会上来的，”她说道，“威尔科克斯先生派人来告诉我说你们要来。”

“我给你带来一些花边。”

“哦，亲爱的，真好啊。这跟可怜的夫人望弥撒时常穿的衣服花边差不多。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花边做成黑色的，要知道花边本来应该是白色的。这东西可真惹人爱。”

“奶妈，我可以把收音机关掉吗？”

“嗨，可以可以。我没注意它还开着呢，见到你看把我高兴的。你把头发梳成个什么样子了？”

“我知道它难看极了。现在我回来了，可以好好捯饬捯饬了，亲爱的奶妈。”

我们坐着谈话，在注意到科迪莉娅脉脉含情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几个时，才发现她也有自己的美丽。

“上个月我见到塞巴斯蒂安了。”

“他走了多久了！他还好吗？”

“不太好。这也正是我去那儿的原因。你知道西班牙离突尼斯很近。他在那里和修道士在一起。”

“我希望他们会好好照顾他。我料到他们会觉得他是个难对付的人。一到圣诞节，他总是给我寄贺年卡，不过和他在家里的时候感觉可不一样。我一直不明白你们干吗总要去外国呢。就像爵爷一样。有阵子都说要跟慕尼黑干仗了，我就自言自语‘科迪莉娅和塞巴斯蒂安，还有爵爷，他们全都在国外呢，这下可有罪受了’。”

“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回家来，可他不愿意。现在他蓄起了胡子，你知道，而且虔诚地信了教。”

“我不信，就算亲眼看见我也不信。他一向是异教徒来的。布莱兹赫德倒是个适合进教会的人，塞巴斯蒂安不是。再说，哪来的胡子，那么花哨，他皮肤那么白，那么干净，就算一天不沾水也还是那么干净。话说回来，就算你给布莱兹赫德怎么擦怎么洗，他也白净不了。”

“多可怕啊，”茱丽娅有一次说道，“想想你怎么把塞巴斯蒂安完全给忘了。”

“他是一个‘序幕’。”

“这是你在那场暴风雨中说过的话。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我也许也不过是个‘序幕’罢了。”

“也许，”我想，同时她的话还在空气中飘荡，就像一缕青烟——一个将要像一缕青烟一样变淡，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念头——“也许我们所有的爱情只是些暗示和象征；这只不过是在门柱上和前人走过的疲倦的路上随手涂抹的文字罢了；也许你和我是典型的人物，那时落在我们中间的悲伤有时是来自我们在寻找中感到的失望，每个人都在努力你追我赶，不时瞥见拐角处对方的影子，而那影子总是要比我们快上一两步。”

我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他在茱丽娅身上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在遥远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里，我在他身上认识了茱丽娅。

“对一个姑娘来说，这是一种冷酷的安慰。”当我试着解释时她说道，“我何以知道自己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个糊弄人的好法子。”

我没有忘掉塞巴斯蒂安；这幢房子的每一块石头都勾引起我对他的回忆，听到科迪莉娅说起她在一个月以前看到了他本人的时候，萦绕脑海中的全都是我这位失去踪迹的朋友。我们离开育婴室时，我说道：“我想听听关于塞巴斯蒂安的全部情况。”

“明天吧。一言难尽。”

到了第二天，我们在寒风呼啸的园林里散步时，她告诉我说：

“当时我听说他快要死了。”她说道，“是布尔戈斯一位刚从北非来的新闻记者告诉我的。说那儿有个穷困潦倒的人，叫弗莱特，大家都说是英国勋爵，神父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就把他收留在迦太基附近的一家修道院里了。我就是听到这个消息。那时候我还不太确定它属实——虽然我们为塞巴斯蒂安做的事相当有限，可最起码还应该有给他寄的钱吧——不过我还是立刻动身了。

“说着容易。我先去了领事馆，他们对他的情况很清楚。他正在传教神父总部的医院。照领事的说法，塞巴斯蒂安是某一天坐着一辆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公共汽车到突尼斯去的，后来他请求雇他当教会的杂役。神父们看了他一眼就拒绝了。后来他又开始喝酒。他住在阿拉伯人居住区边上的一家小客栈里。我去看了看那地方，是个酒吧，上边有几间小房，希腊人开的，里面全是热油、大蒜、变了味儿的葡萄酒和破衣烂衫的味道。一些希腊小商人到这地方玩玩跳棋，听听收音机。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喝的希腊苦艾酒，总出去溜达……他们也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回来再喝。人们怕他出事，有时候就在后头跟着他，可他不是上教堂去，就是搭车去城外的修道院。那里的人都喜欢他。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也不管他的情况多窘迫，他一直招人喜欢。他身上招人喜欢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你们真该听听那个旅馆老板和他一家人是怎么说他的，他们一个劲儿掉眼泪，那些人明明把他劫了，却也照顾他，想着法儿让他吃上饭。可是把他们惊着的是他不想吃饭。他身上带着那么多钱，却还那么瘦。当我们用很特别的法语聊天时，又进来几个住在那里的人，他们说的情形也都一样。多么好的人呀，他们说，看到他穷困潦倒的样子他们都很难过。对于让他落到这步田地，他们对他的家庭很有罪恶感。他们说，他们的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相信他们说的。

“无论如何，这是后话了。从领事馆出来，我直接去了修道院，见了院长——一个严肃的丹麦老人，在中非待了五十年。他跟我说了他所知道的那部分：塞巴斯蒂安是如何被发现的，跟领事的说法一致，他留着胡子，拿着小提箱，要求留下来当打杂的僧侣。‘他态度诚恳，’院长说，”——科迪莉娅模仿着他奇怪的腔调；我记得她上学的时候就有一种模仿的本事——“‘请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可疑之处——他神志完全正常，态度诚恳。’他希望到未开发的丛林里去，走得越远越好，到最纯真的人们中去，到食人族里去。院长说道：‘我们教区里可没有食人族啊。’他说，好吧，俾格米人就行，或者河边的原始小村子，麻风病人住的地方也可以——麻风病人是他求之不得的了。院长说：‘我们倒是有不少麻风病人，可是他们全住在有医生和修女的居留地里，那里井然有序。’他又想想，然后说也许他希望的并不是麻风病人，而是一座靠着河边的小教堂——你看，他老想要一条河——神父走了以后，教堂可以由他照管。院长说：‘不错，这样的教堂是有。你给我讲讲自己的情况吧。’‘我整个人乏善可陈。’他说。‘我们看出他是个怪人，’”科迪莉娅又模仿起院长的调子来，“‘他是个怪人，不过很诚恳。’院长给他讲入院前要经过见习期和培训期，然后又说，‘你不年轻了，我看你身子骨也不结实。’他说道：‘不，我可不想受培训，我不想做那种非得培训才能做的事情。’院长说：‘我的朋友，倒是需要一位传教士来管你，’他说：‘是啊，当然。’院长就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天他又回来了。他又喝了酒。他说他已经决定当一个见习修道士，并且愿意接受训练。‘好啦，’院长说，‘有些事情是上丛林工作的人禁止做的。其中一条就是喝酒。喝酒虽然不是最糟糕的事，但却是致命。我又把他打发走了。’以后每个星期他都要来个两三回，总是喝得醉歪歪的，以至于后来院长吩咐门房不准他再进来。我说：‘噢，亲爱的，他烦着你了吧。’当然了，这是那种地方的人理解不了的事情。院长就说：‘除了为他祈祷外，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去帮助他了。’院长是一个圣洁磊落的老人，在别人身上也看得出圣洁来。”

“圣洁？”

“是，查尔斯，这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塞巴斯蒂安的地方。

“嗯，最后有一天他们发现塞巴斯蒂安躺在门外不省人事，原来是他步行——平常他总是搭车——后来摔倒了，在那儿躺了一夜。一开始他们还以为他又喝醉了，后来才明白原来他病得很重，这样他们就把他送进医院，打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那儿了。

“我陪他待了半个月，直到他度过病情最严重的时期。他的样子很可怕，看不出岁数，头顶秃得厉害，胡子乱蓬蓬，但行为举止还跟平时一样亲切可爱。他们让他住到单间里，单间比修道士的密室只强一点儿，一张床，一个十字架，四白落地。起先他连话都不能多说，看到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可后来他奇怪了，又不愿意多说话，我都要离开了，他才把他的故事全告诉我了。他讲的大部分都是他那位德国朋友库尔特的事。对了，你见过库尔特的，想必你也明白了。库尔特这人的事听着就招烦，不过塞巴斯蒂安被他照看着倒是挺愉快。他告诉我，他和库尔特住在一起时，他一度几乎戒掉了酒。库尔特有病，还带着医不好的伤。塞巴斯蒂安照看他脱离苦难。后来库尔特身体好了，他们就去了希腊。你知道德国人一旦到了一个风雅的国度，就会出来一种正气。这样的事情好像也在库尔特身上发生了。塞巴斯蒂安说库尔特在雅典变得非常有人情味。后来他给送进监狱，我就不十分了解是什么原因了——显然错不全在他——是跟一个军官吵起来了。他被拘留起来，德国人就逮着他了。当时德国当局正在围捕国外的侨民，让他们都加入纳粹组织。库尔特不愿意离开希腊，希腊人却又不需要他，于是他和一大帮地痞流氓一起，被直接从监狱押上一艘德国船，运回德国去了。

“塞巴斯蒂安找他，找了一年也没找到。终于在一个外省城市里查到他，这时他已经穿上纳粹冲锋队的衣服。他一开始不愿意跟塞巴斯蒂安来往，后来却不断打起德国官腔来，什么复兴祖国，他属于祖国，在他那个种族的生活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不过是些浮皮潦草的洗脑话。塞巴斯蒂安六年对他的影响毕竟比希特勒一年对他的影响要大；最后，他抛开了这些表面文章，承认他恨德国，想逃出去。我不知道他想离开的原因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贪图安逸的生活，指着塞巴斯蒂安过日子，去地中海游泳、在咖啡馆闲谈、让人把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塞巴斯蒂安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他在雅典就已经变得成熟了。也许塞巴斯蒂安说得对。不管怎么说吧，他决定逃跑。可是他的决定并没有实施。不管他做什么都要倒霉，塞巴斯蒂安说的。他们又逮住了库尔特，把他投进集中营。这下塞巴斯蒂安没法儿接近他，也得不到关于他的消息了，甚至连他给关在哪个集中营也打听不出来。他在德国晃悠了小一年，又喝开了酒，后来有一天他喝醉了，交上了一个朋友，恰好这人才从库尔特待过的集中营里出来，这才知道库尔特在头一周就在他的牢房里上吊死了。

“塞巴斯蒂安的欧洲之行就这样结束了。他又回到摩洛哥，他在那里本来过得很快活，沿地中海坐着船停停走走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有一天他清醒过来了——现在他已经到了酗酒的地步了——他就产生了要逃避到野蛮人中去的想法。以后他就在那里了。

“我没要求他回家。我知道他不愿意回来，再说他的身体也太虚弱了……没办法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我离开时他好像还挺高兴。他永远不可能去丛林了，当然也不可能担任神职，不过院长会照管他的；他们打算让他当一个下级勤杂工。你知道，在一个宗教组织里，总有几个吃闲饭的人，这些人既不适合过世俗生活又不适合院里的清规戒律——我觉得我就是这种人。只不过碰巧我不喝酒，所以我比较适合让人家雇用。”

我们已转到了路的拐弯处，这是最后也是最小的一个水塘尽头的石桥，桥下漫出来的水瀑布一般地落下来，流入下面的溪流。远方，小路折转过来回到大宅那里。我们在桥栏杆边停住脚，凝视着下面黑黝黝的水面。

“我过去有个女教师，她从这个桥上跳下去自杀了。”

“嗯，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听说的关于你的第一件事——在我见到你以前。”

“好奇怪……”

“你跟茱丽娅谈过关于塞巴斯蒂安的这些情况吗？”

“大体上说了说。不过不像我跟你说的。你知道，她不爱他，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爱他。”

“像现在这样。”她用现在时态责备我。在科迪莉娅用动词“爱”时，没有过去时态。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我说，“太可怜了。以后可怎么收拾呢？”

“查尔斯，我想我能确切地告诉你。我见过他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离上帝更近，更爱上帝。他的生活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带着一把扫帚和一串钥匙游游荡荡的人。他会是老神父的大宠儿，也是见习修道士玩笑打趣的对象。大家都知道他喝酒的事，他每个月都会失踪两三天，大家就会摇摇头，会心一笑，异口同声地说：‘老塞巴斯蒂安又豪饮去了。’后来，他回来时邋里邋遢，一脸羞愧，一两天里他在小教堂会显得更加虔诚。他也许在花园附近还有几个小储藏点，藏着瓶酒，不时地偷偷大口喝上一通。但凡有哪个说英语的客人来访，他们就会请他当向导，而他会表现得很可爱，这样在人家告别时，他们会问起他的事，他也许会隐隐约约地向他们暗示他在国内还有一些很有名的亲戚朋友。如果他活得够久，一代又一代从远方各地来的传教士会把他看作一个奇怪的老头子，是他们学生时期的家乡的一部分，他们做弥撒的时候会想起他来。他还有了笃信宗教的各种怪癖，还有他热烈崇拜上帝的仪式。他偶尔也会在小教堂里出现，他没来人们就会想他。一天早晨在他狂饮了一通之后，他会在大门口被人拎起来，只有一口气了，给他举行最后圣礼的时候，只有眼皮子动动表明他还有知觉——这样度过一生也不算太坏。”

我想起了在繁花似锦的栗子树下带着玩具熊的那个年轻人。“谁会料想到这样的光景，”我说，“他没有受苦吧？”

“嗯，他受了苦，我想他受了苦了。像他那样受到很大的伤害——没有尊严，没有了意志力，人根本想象不出他痛苦到何种地步。可是人不受苦无以成圣贤。这就是他痛苦的形式……近年来我看到的苦难太多了。过不久还要经受更多苦难。这是爱的春天……”接着她又对我的异教说宽宏大度地说，“他住在非常美丽的地方，你知道，在海边——白色的修道院、钟楼、一排排绿油油的蔬菜，太阳落山时会有修道士浇园子。”

我哈哈笑起来。“你认为我不懂你的话？”

“你和茱丽娅……”她说道。后来我们往大宅走回去时，她又说，“昨晚你见到我时是不是这么想的，‘可怜的科迪莉娅，多迷人的小姑娘，却长成了一个姿色平平、虔诚信教、好事做尽的老处女了？’你有没有想到‘挫折’这个词？”

现在推脱不过去了。“是的，”我说，“想到过。我不知道，没想那么多。”

“很可笑的，”她说，“这个词恰恰是我为你和茱丽娅想到的，是我们在楼上跟保姆待在育婴室里时。‘受挫的感情。’我这么想。”

她说着话，带着她母亲遗传给她的温柔精致的嘲讽调调儿，傍晚将至时，我又想起她的话来，活灵活现的。

茱丽娅穿了一件绣花的中国风长衣，那件长袍是我们俩在布莱兹赫德单独吃晚饭时她常常穿的。这件长衣的分量和硬褶强化了她安娴的体态，戴着淡雅金项链，她的头优雅地仰起，双手平静地搁在膝上绣的几条龙上。在数不清的夜晚，我看着她这么端坐着就感到欢喜，这个夜晚，注视着她坐在火光和罩着灯罩的灯光间，美得让我挪不开眼。我突然想：“我在别的什么时候看过她这种样子？为什么总会想起另一次幻影呢？”我回想起是那天海上风暴来临前，就在那艘轮船上，她就是这样坐着的。那时她的样子也是这样，我意识到重新获得了我认为她永远失去了的东西，那就是吸引我的她迷人的哀伤，就是她那“受挫”的面孔，她仿佛在说：“我还能为别的目的而生吗？”

那晚我在黑暗中醒来，躺在那儿，脑子里翻腾着与科迪莉娅的谈话。我何以说得出来“你认为我不会理解你的话”这样的话？我常常感觉自己像是被猛地卡住了，像一匹全速奔跑的马不肯跳过障碍而急急停住那样，不顾马刺的踢扎而向后退，由于太胆怯甚至不敢用鼻子闻闻和看看那是什么东西。

这时我的脑海中现出另外一个幻象，北极圈里的一间小屋，一个身畔是野兽毛皮、煤油灯和火堆的孤单的捕兽人。一切都很干燥，井然有序，屋子是暖烘烘的，屋外是冬天最后的一场暴风雪在呼啸，大雪封住了屋门。无声无息在木门上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门闩闩得紧紧的。屋外的漆黑一团中，白色的雪堆分分秒秒地封住屋门，不久风小了，太阳从冰封的斜坡上露出脸来，融雪的时候到了，巨大的冰块就会移动、滑落、翻滚着，在高处积蓄的力量让整个山坡雪崩，这时那个小小的闪亮的小屋就会裂开、碎掉、消失，随着雪崩滚进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