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神圣的共同坟墓。”东正教在安魂祈祷时会这样说。既然地球于我们是唯一的（我们于地球亦然），生者与死者的相会之地——墓地——我们脚下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有可能成为。不过，墓地终归是为我们服务的，它甚至还有很多附加功能。18世纪的威尼斯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接待室，在那些大厅里，此世的人弹奏乐器，玩多米诺骨牌，聊天，喝咖啡，顺便拜访一下故世的亲人。修士和见习修士会隔着一道栅栏坐在那里，陪人们聊天，然后才离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直到最近两三百年，公墓才变成单向聊天区域。不过，公墓还有另外一个用途，比这个要古老得多——文字之地，书面见证的区域。

在这本人类的地址簿上，一切必要信息都相当简明扼要，通常只限于人名和日期，其余的事实上也并不需要：反正我们也只会关心我们所熟悉的三两个姓名，没有人会有心思阅读整个墓地的上千页内容。安息之人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的阅读”，即某个过路人没来由地从一排墓碑中选中一个，驻足片刻，耐心读完，以满足自己那古老的好奇心：墓主究竟何许人也。这是将希望寄托于他者的拯救性视线，其目光在石刻的文字上移动，从一个字母到另一个字母，为其赋予暂时性的生命和目的论链条的温度。这种希冀令这些不知名的坟墓和字迹模糊的石碑显得如此可怜兮兮。看上去，墓志铭几乎是完全冗余的，它只是类似于路标，告诉过路者，这里躺着一个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墓碑之上，而在于墓碑之下。但即便如此，关于墓主的简短介绍、生卒年份等还是有必要的，至于原因与目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需求，比信仰普遍复活的基督教本身还要古老。安妮·卡森[安妮·卡森（1950— ），加拿大古希腊语文学家、女作家、女诗人。]在一本书中步步为营地对比了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文本——策兰[保罗·策兰（1920—1970），德语诗人，20世纪最受关注的诗人之一。]和西蒙尼德斯[西蒙尼德斯（约公元前556—前468），古希腊抒情诗人。]，由此得出结论，正是在坟墓之上——那里只有他者死亡、墓碑以及对于解释性铭文的需求——诗歌才会从声音的外壳中孵化而出，开始作为文字艺术而存在。其目标受众是那些人：他们能够看到，并将刻在石头上的变成自我记忆及其内在秩序的一部分。墓志铭成了书面诗歌的第一种体裁，生者与死者之间独特接触的客体——互救协议。生者在自我记忆中为死者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相信“我们的死者不会置我们于危难而不顾”。

诗人，无论哪一位，在此处是不可或缺的：他肩负着救赎的任务，将某人的生命变成便携式的，将标志与肉体分离，将记忆与肉体所在之处分离。只要读上一遍，墓志铭就会变成流动性的，像交通工具或者身份凭证一样，为死者赋予新的口头性质以及移动的无限可能——在内部与外部记忆空间中，在世界抒情诗选与我们的脑回路中。只是，我们的诗选于死者何益？

“生者对于死者的责任十分复杂，”卡森写道，“是我们将他们放逐到了死界，而没有和他们一同死去。同样是我们将他们滞留于此，呼唤他们的名字，不肯放他们到无生界。这两种不公或者错误的结果就是撰写墓志铭。”墓志铭正是始于消除不公的尝试，这种不公就存在于对人类个体进行筛选、区分的理念本身，人类被分为两类——有趣的和无趣的，前者适合传颂，而后者只适合被遗忘。

而墓地则不加挑选，努力铭记所有人。或许正因如此，它才被放置于城市郊区，视野与意识的边缘地带，似乎这些亡灵的数量超出了脑容量。作为人类历史的流亡者，死者被注销了一切证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除了墓志铭和祭奠的鲜花。死者如同汹涌的大海，环绕着我们的日常。有时，他们会变得比寻常更加易见，在这些罕见的时刻，现实似乎发生了位移，变成了层状，当我不牢靠的小船航行在黑色水面时，水底的黑暗中便会浮现出一张张面孔，其中的每一个都尚能分辨，被救出，置于光亮之下。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选谁。一方面是一种显在的必要性——不加挑选，拯救所有人；另一方面是同样显在且更加符合人性的需求性——从任意的多数中选取唯一的一个：在此二者之间的空间里，没有正确决定的位置。这一空间充满了自我与他者的痛苦，为普遍的无能为力所扭曲，将过去与现实熔于一炉，最后将二者统统焚毁。从无法选择的情形中生成的任何文本、任何话语都会自燃，烧尽，无法对自我问题给出答案。难道要不加挑选，依次念出所有名字，直至名单穷尽？又或者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亲人？还是说像从时间的布匹中挑出彩色线头那样，找到符合某种含糊标准的名字？抑或闭上眼睛，后背朝下直倒下去，期待着亲人守候已久的臂弯将你托住？

* * *

在国家档案馆偌大的、装着明亮的落地玻璃窗的大厅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充斥着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我所需要的材料分散于不同书库，只有档案号和不知所云的名称；但渐渐地，如同一条大鱼的脊背从湖底深处露出水面，搜索轮廓逐渐清晰了。我家族的那些普通无奇的姓氏，诸如金兹堡、斯捷潘诺夫和古列维奇等，让工作变得愈加冗长；被时间压瓷实的信息如同阁楼里的樟脑丸一般向我滚落，它们与家族历史毫无关联，却能为我标记出一道道小门，好比一个个窥视孔，可借此窥见他者的隐秘生活。

比如，我发现了一份1891年的告密文件，关系到另外一个古列维奇，他虽然也是犹太人，却做到了很高的官职，当上了敖德萨的典狱长。在俄国南方，特别是在敖德萨这个曾经对民族隔膜深恶痛绝的城市，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也是在离敖德萨不远的赫尔松，他的同姓人、我的祖太姥爷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但这位典狱长后来的仕途似乎颇为不顺；于是，一百二十年后，我，一个与其毫不相干的后人，在字里行间追溯着他的没落史。

这份报告是呈交新设立不久的监狱总署的长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加尔金-弗拉斯基的。报告中如是写道：

去岁，署长大人亲访敖德萨，视察当地监狱，对其秩序甚感满意，决定对监狱官员呈报嘉奖，以奖掖其恪忠职守。是故，典狱长——七等文官古列维奇于1890年12月28日被钦定授予圣安娜二级勋章。甚为遗憾者，该监狱近来之种种事端足以证明：古列维奇完全无法胜任其本职工作。盖因典狱长一职要求任者坚决果敢，勇于任事，高度警惕；身为敖德萨典狱长，此种品质更是不可或缺。此狱长期关押大量穷凶极恶之罪犯，若不严加管束，势必对其余犯人产生恶劣影响，致其一哄而起，反抗监狱秩序。然古列维奇非但未采取任何措施杜绝此种危险，甚至将犯人不分轻重共置一室，以至于轻犯受重犯挑唆，不服管束。更有甚者，古列维奇屡屡对重犯姑息纵容，乃至逢迎讨好。古列维奇性格极度懦弱，油滑世故，非但本人无法立威，且导致属下同样胆小怯懦，无法对罪犯产生应有之震慑。一旦有犯人寻衅滋事，势必酿成大祸，一发而不可收拾。兹列举敖德萨监狱事故如下，以资凭证。

其一，凶犯丘布奇克，累犯凶杀、抢劫重罪，臭名昭著，被处以终身监禁。该犯于敖德萨监狱服刑期间，曾多次扬言越狱，但狱方仍旧未对其采取任何监督措施。丘布奇克及其两名党徒，每日以濯洗衣物为名，自囚室出入厕所者数次，借机将厕所铁窗之栏杆锯断，所用工具乃是所谓英国之指甲锉刀。此后丘布奇克等人以毛巾床单等物结成绳索，甚而从容锯断脚镣，由窗洞降至监狱大院，奔至围墙，所幸被及时发现并抓获。

其二，（……）每日例行囚犯点名之时，监狱高级官员经常无故缺席，将监督之事委托下级看守；囚犯之被褥未遵照规定由值日看守拿出囚室，而是由囚犯本人逐一拿出。去岁，一流放犯库兹涅佐夫便是趁此机会，用皮带在塔楼走廊自缢身亡，而狱方竟迟迟未能发现。

其三，（……）犯人中间屡屡发现纸牌、多米诺骨牌、烟草及各种金属物品，均为监狱规章所不容。（……）督察员艾维尔斯曼曾就此事加以质询，古列维奇竟答之曰：“看守搜查时，犯人将此等物品紧紧护于胸前，如之奈何？”

透过这个圆形窥孔，可以看见丘布奇克正率领一众囚徒玩骨牌，却无法参透这个胆小怕事的典狱长古列维奇的后续命运。在这个案宗后面还附着一些年份更晚的报告和告密，从中可以确定，敖德萨监狱的秩序在新官上任后依旧未能改善，继任者后来同样遭到撤换。这些故纸堆里所描绘的现实如此稀奇古怪，骇人听闻，远远超出太姥姥发黄的蕾丝花边。这些档案文件原本并非给旁人看的，也并不指望能够永久留存，却在头一遍被阅读时就鲜艳夺目，仿佛对此期待已久。那个不幸的、被一笔带过的库兹涅佐夫，自缢前的身影在我眼前不住晃动，除了我之外，大概再没有人会记起他，叫出他的名字。是的，正是如此。

* * *

1930年，列宁格勒出版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我们如何写作》。书中，著名文学家——从高尔基到左琴科和安德烈·别雷（还有些思想正统的“党的文学”的代表者）讲述了他们写作的过程，即作品是如何构思和完成的。作家当中还有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他是从国外回归苏联的，后来为自己博得了“红色伯爵”的头衔。他的讲述是这本有趣的书中最为有趣的一个。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带着毫不掩饰的陶醉坦承，对他而言，灵感的范例和源泉是17世纪的审讯记录，是由默默无闻的书记官当着受审讯者的面，在拷刑架、老虎钳、火刑具的参与之下写成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激赏他们传达事件本质的才华，“保留了受审讯者的语言风格”“紧凑而精准”，使读者能够看到甚至摸到语言的肌肉组织。“我在此处见到的是绝对纯净的俄语，既没有受到僵死的教会斯拉夫语体的玷污，也没有刻意变成带有翻译腔调的伪文学语言。这就是俄国人已经说了一千年，却还从没有人写过的那种语言。”

不得不说，这是一篇才华横溢的文字，它借助一系列的微妙手法，为自己的兴趣赋予了崇高的外壳，或者说伦理的弹簧坐垫，让作家既能够为读者的愉悦而颤悠，又不必坠入深不见底的黑色陷坑——只消稍微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其话语被你品味咂摸的那个人正面临着何等处境。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奇特品位还有一个隐秘内里——政治运动、驱逐、死刑，它们已然在作家身侧，在其书桌边缘徐徐展开：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大规模行动，沙赫特案件，不久前被枪决的作家希尔洛夫[弗拉基米尔·希尔洛夫（1901—1930），俄国诗人、批评家、教育家，1930年以间谍罪被执行枪决。]。同在1930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此写道：“这一事件的影响将伴随我终生。”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所谓的俄国“司法文件”，其中记载的数个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刑讯逼供，看来的确是无价的源泉，问题仅仅在于，它们会服务于何种事业。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所没有说出口的，是这些文字引人入胜、句法灵活、用字精练的秘诀，恰恰在于“逼迫”二字。它们并非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疼痛的结果。审讯者和被审讯者的俄语，是可怕媾和的产儿，是硬生生被人用手从肚子里掏出来的。它不具备内在的必要性，它不是图画，而是烙印，是和生肉一样的事件性的痕迹。这种文字既没有构思，也没有对话者，我们丝毫不必怀疑，讲述者情愿它永远不被宣读。它是朗西埃所谓的“纪念碑”的极端例证，这种信息完全归结于自我，并不为自己谋求永恒、听众与关注。这种文字赤条条的，站在痛苦与屈辱的极限，站在崩溃的边缘。

一如不期冀旁人目光的一切，被审讯者、告密者和证人的话语带有特殊的清晰度。我们撞见了绝对不该被人看见的，于是这个事件便在我们头脑中展开，类似于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所说的时间布匹的脱线处。当视线出乎意料地停留在一些始料未及的事物上时，它就会出现。

审讯记录的语言之所以成为启示，并非因为它摆脱了文学说漂亮话的小心思。问题实质上在于，这种文字及其客体不具备假定式。它们没有过去，它们已经被从过去中剥离出来；它们也没有将来，从将来你看不到它们。档案文件完完全全地属于现在，它们看不见任何东西，除了自己，除了自己的过程和结果。这是被意外遭遇的生命，它们被偶然的灯光拽出黑暗，复又归于黑暗，再也不会重现天光。

在阿莱特·法尔热写的那本关于档案文件的诗学与实操的著作中，光线很晦暗，仿佛讲述的是地下走廊的行走。这本书总在描述移动的黑暗与艰难，当它提及档案的厚度时，仿佛在说地层，从中能够区分出各种不同的金属成分。我总在设想，在数百年的地下生活之后，信息会像地层本身一样被压成巨大的一团，被数百万生命所填实，这些生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压根不指望有人能够发现、辨认出他们。

较之于“生命冗余”的档案，故事则要简单得多：它只需要几个例子，两三个特写细节。档案让无人知晓的每一个事件回归特殊性与唯一性。与此同时发生着奇怪的事：概括刚要变成多籽粒的，旋即重新分裂为一粒一粒的单独存在；整体之局部凸起，规律伪装成例外。过去的黑暗变成了活动幕布、半透明的薄膜，永远挂在眼前，颠倒着事物之间的比例与关系。就像策兰在《山间谈话》中所写的：“画作一经完成，便立刻卡在画布中。构成画布的细线会自动地在画作周围穿梭、缠绕，织成一道帘幕，最后变成新的产物——半画半帘。”

* * *

七月，可怕的酷暑填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我坐在赫尔松国立档案馆的一个小房间里，翻阅着革命委员会的文件。那里一共有六张桌子，很像小学课桌，其中一张上面像桌布一样铺着一张蓝底白字的农用机械厂的施工图纸。工厂及其附属建筑规模庞大，图纸在桌面上都放不下，有些建筑不得不垂在了桌沿下方。我刚刚读完当地医疗卫生委员会的报告，里面说1905年“约费家铺子里卖的玫瑰西米系由苯胺染色”，而“在所有啤酒铺子里清洗杯子都用水盆，而没有按照规定购置带水龙头的水箱”。其余卫生监管措施还包括强制居民清扫庭院、厕所、污水坑和垃圾坑，为此受到处罚的居民包括波将金路的萨武司康、吉洪诺夫、斯皮瓦克、科特利亚尔斯基、法尔茨-费恩、古列维奇。每当我遇到祖太姥爷的姓氏，尤其是在这种出人意表、含糊不清的情形之下时，总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仿佛报告文本被某个锐物刺出了一个洞，而我的眼睛正在垃圾堆里刨食似的。

然而，在那些庭院和铺子中间再没能找到任何与我有关的东西。在装着赫尔松革命委员会1920年（那个可怕的年份）案件的厚厚卷宗中，那些手写或机打的命令、函询和要求也统统与我无关。在那些为亲人奔走哀告的、被剥夺职位和房产的、请求归还被征用的钢琴的人们中间，再没有一个姓古列维奇的，尽管我像犯了强迫症一样将那些文件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翻看了无数遍。“请求下令支付我六万卢布预付款，为我主管的赫尔松市刑侦处购买日常用具和设备。”“兹证明：公民普里特茨克尔系玛丽亚·普里特茨克尔之父，其女系在逃白匪。其替女受过，遭到逮捕和洗劫。必须给予援助。”“请求紧急告知，对圣三一教会前高级僧侣展开搜查并征用财产的命令系何人下达。此信息须紧急向省军事委员汇报。”

七十年来，这些纸页似乎还从未被任何人拿在手里过，因为查阅记录是空白的。这些被洗劫的乌克兰左翼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前高级僧侣的面目几乎无从分辨。除此之外，还有被关闭的报社《我们的家园》编辑部请求重新开展工作；打字专家奥利什万格同志提请革命委员会为其购买“一条新色带，价值八百卢布，旧的已用完”。

在某些地方，看似合唱的被分割成了独立声音，文本吹出了文学的气泡。“管理处没完没了的搬迁（一周之内已经换了四处住所）将职员和申请人全部变成了游牧者。一直折腾来折腾去，全无益处。”该处处长助理费萨卡同志抱怨道，进而论证了调动一切力量，立即占领省自治管理局的必要性（该局有足够多的房间——11个）。彼得堡剧团请求调到卡霍夫卡市，理由是赫尔松市剧院太多，观众需求饱和，剧院生计难以维持。

我仿佛乘坐一条不大牢靠的小船航行在混浊的黑色湖水中，每当我俯身靠近水面，立刻便有众多黯然失色的脑袋从湖底钻出。他们越来越多，像煮熟的饺子一样在沸锅里翻滚。看不清他们的面目，只得用笨重的长杆将其一一钩到船边，仔细辨认，却仍然认不出。在这些无声地翕动着嘴唇的脑袋中间，没有我的亲人；我的小船上也几乎没有空位，船尾堆满了装着未知货物的口袋。就像梦中每每发生的那样，这一切没有尽头，只有无声的、无出路的航行，谁也无法带走，甚至无法用手电筒照亮那些半张的嘴巴，猜测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大概不会再有比这更大的谎言了，即认为自己能够帮助某人在被无尽的黑暗彻底吞噬之前，重新露出水面，站在灯光之下。但尽管如此，在档案馆的书桌旁，我仍然抄下了别人的话，就像刨开土层翻找被冻坏的去年的土豆一样，尽量连一个标点也不改动。

---赫尔松省军事委员（收）

声明

您，军事委员同志，革除了前面包房主管赫韦多利·菲利波维奇·夏别朵夫斯基，将其宣判为人民公敌、窃贼、骗子、投机分子，但恐怕您有所不知，他至今仍居住在要塞军事大楼，占用人民财产。作为苏维埃政权及人民的公敌，他根本无权在那里居住。本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特此提出抗议，请求您，军事委员同志，将夏别朵夫斯基从人民房产中驱离，并将其关入罪有应得之地。

信纸上下各写了一句同样的话，上用红色铅笔，下为蓝色机打：

根据军事委员会决议下发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