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姥姥的数十张明信片，在辗转于战前的俄、法、德边境之后，竟奇迹般地得以幸存。明信片上不时便会提及收到或寄出的书信，承诺还会再写更详细的长信。但这些无疑存在过的书信却一封也没能留下，原因不言自明：对于视觉化客体的普遍青睐并非始于昨日。在我小时候，经常翻看那两大本厚厚的明信片集，那上面有被骷髅拥抱着的大理石少女，有灯火通明的夜尼斯，至于明信片背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和一个个邮戳则从未在意过。

时隔一个世纪，当我开始阅读那些文字时，事件顺从地排成链条，逐渐变得明晰——哪封是对哪封的回应，哪封在哪封之后。除去最基本、最直接的内容，除去随口提及的少量细节，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些文字当中，没有任何东西与犹太有关，不仅从未提及任何与犹太教传统有关的节日、习俗，而且从未使用过犹太语——被驱逐与被侮辱的文字。

在这些通信中交替使用拉丁语、医疗诊断术语，时而还会掺杂法语和德语；而在家庭世界使用的那种语言，那种完全有可能成为通信者之间的暗语或者接头暗号的语言，却仿佛被废止了，绝口不提。只有一次，在谈及家庭事务和春季考试时，我未来的太姥爷突然使用了一个禁忌词汇——（“эс редцех а зай！”）。他正是这样使用的——给这个词汇同时加上了括号和双引号，仿佛把它压在了博物馆的橱窗玻璃之下。这是一个用于表达惊讶的句子，字面意思是“这绝对是真理”，实际意思则恰好相反：“通常认为如此，而我却不信。”这句话用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是为了与那些这么说的人划清界限，表明自己与女收信人之间共同的与犹太族的格格不入。可他们在童年也正是这么说的，不带括号和双引号；而且，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他们也应该这样说才对。

在20世纪30年代，曼德尔施塔姆读到了格奥尔吉·伊万诺夫[格奥尔吉·伊万诺夫（1894—1958），俄国诗人、小说家、政论家、翻译家、批评家，俄国侨民文学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关于他的回忆录。在题为《中国阴影》的一组散文中，“犹太”一词仅仅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用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的。伊万诺夫认为，曼德尔施塔姆的面孔如此独特，能让小卖铺的老太婆想起自己的亲孙子，“某个扬克利或奥西普”。在谢尔盖·马科夫斯基[谢尔盖·马科夫斯基（1877—1962），俄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出版者]—曼德尔施塔姆曾在他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晚年的笔记中，同样能够读到这种嘲弄戏谑的腔调。他们巧妙地将既往生活的事件隐藏在笑话背后，试图将个案说成典型。在讲述年轻诗人和自己的母亲——弗洛拉·奥西波夫娜·韦尔波夫斯卡娅一起去编辑部做客时，马科夫斯基轻慢地将后者称为“老大娘”，说她讲话带有鲜明的方言特点（对于彼时过于敏感的听力而言尤为刺耳）以及滑稽的异族人语言的实用主义：“吾啊伐晓得该拿伊个怎么办，吾家是做生意的，贩皮革的。伊个倒好，只晓得写诗写诗！”

或许可以认为，此处被凸显和戏仿的乃是阶级性，而非彼时已然冒头的种族性，但能够感觉得到，正是犹太民族属性——而非贫穷，或者傲慢与自卑的滑稽结合，更非其诗歌作品本身——从最一开始就决定了俄国文学圈子在20世纪头一个十年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定性。这种特性在当时而言是异类的，掩盖住了其余的一切。在涉及曼德尔施塔姆最初的文学尝试的资料中，很少不重点关注其民族属性的，而且，其直白程度在今天看来令人震惊。在米哈伊尔·库兹明的日记中，首次提及年轻诗人时甚至没有指明其姓氏，而只说他是“季娜伊达的犹太崽子”。而这个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季娜伊达·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女诗人、作家、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白银时代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在写给大名鼎鼎的瓦列里·勃留索夫[瓦列里·勃留索夫（1873—1924），俄国诗人、散文家、剧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俄国象征主义诗派奠基人之一。]的推荐信中说：“这个神经衰弱的犹太崽子，两年前还在编草鞋呢，现在却出息了，偶尔能写出很不错的诗句来。”在著名的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哲学家、翻译家、剧作家、文学批评家，白银时代最具权威的核心人物之一。1905—1910年间，每逢周三，伊万诺夫家中都会举行文学家和哲学家聚会，因其住所位于街道转角处一栋浑圆建筑的顶楼，故称之为“塔楼”聚会。]“塔楼”里，对于客人，尤其是文学圈的客人历来十分刻薄，曼德尔施塔姆在这里总被人称作门德尔松[费利克斯·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犹太裔作曲家，德国浪漫乐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不过，有何差别呢？

1911年10月18日，安德烈·别雷写信给勃洛克：“你莫以为，我入了黑色百人团[黑色百人团，又译黑帮分子，是1905—1917年间由沙俄政府组织的，旨在镇压工人运动、迫害犹太人的反革命保皇团体。]。不过，透过城市的喧嚣和农村的沉思，迫近的种族运动听得越来越清楚。”勃洛克也在倾听这一来自地底的轰鸣，对于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相互关系尤其关注，并且区分出了犹太佬（肮脏的、愚昧的、不可理喻的异类）和多少可以接受的犹太人。十天后，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晚上在奎西萨纳[20世纪上半叶圣彼得堡的连锁餐厅，深受诗人作家青睐，在回忆录文学中多有提及。]喝茶——皮亚斯特[弗拉基米尔·皮亚斯特（1886—1940），俄国象征派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勃洛克的多年好友。]，我和曼德尔施塔姆（永远的）。”括号中的“永远的”显然是对“永远的漂泊者”[“永远的漂泊者”（Вечный Жид），据基督教传说，犹太人阿格斯菲尔因背叛耶稣而注定永世漂泊，后世便以“永远的漂泊者”或“阿格斯菲尔”作为对犹太人的蔑称。]的影射。这一影射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直至恼羞成怒的吉茨安·塔比泽[吉茨安·塔比泽（1895—1937），格鲁吉亚及苏联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在文章中首次公开谩骂曼德尔施塔姆是“饥饿的流浪汉、阿格斯菲尔”，后来又骂他是俄国诗坛的赫列斯达可夫[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人物，假冒钦差的纨绔子弟，后成为吹牛撒谎、招摇撞骗的代名词。]。阶层和种族优先，个性充其量是饭后甜点。借用同一个勃洛克的说法——这是很多年后，当他终于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给予承认时写在日记本里的：“慢慢地你会习惯，犹太崽子藏起来了，出现了艺术家。”

为了被人注意，犹太崽子，不管他是谁，都必须藏起来。然后接受擦洗、加工、改良，消除一切可能暴露其民族和家族属性的特征。1904年，托马斯·曼正面评价了自己未来妻子的家庭：“舞蹈厅里挂着精美绝伦的汉斯·托马[汉斯·托马（1839—1924），德国画家、平面艺术家。]的作品……在和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想到犹太人，除了文化之外感受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文化圈的归属即默认着割裂犹太身份。而对于犹太身份的坚守则被看成迂腐，“仿佛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还存在着某个民族，并且有可能在其原生民族性之上建设文化似的。”父母均为犹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如是写道。20世纪初那些高学历、有教养、受世俗教育的欧洲犹太人完全否认自己与那些背井离乡、口音浓重、信仰守旧的同族人之间有任何共通之处。对此他们没有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有意愿且有机会接受同化之人而言，能够令人联想到犹太的一切均被视为丑陋的返祖现象，譬如有幸爬上陆地的动物拖曳在身后的鱼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在以赛亚·伯林[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和帕斯捷尔纳克在1945年的会面，说后者“非常不愿意提及这一话题，倒不是因为他对此感到多么羞耻，只是因为他不喜欢。他更希望犹太人能够被同化，不再成之为一个民族。我注意到，我每次提及犹太人或者巴勒斯坦都会给他带来明显的痛苦”。

摆在世纪之交的一代犹太人面前的三种可供选择的出路——革命，同化，复国——彼此之间其实并无本质差别。西奥多·赫兹尔[西奥多·赫兹尔（1860—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彼时新创的犹太复国梦尚未落地生根，关于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的争论[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均为犹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过的语言，二者均用希伯来文字母书写。希伯来语为古犹太人使用的统一语言，而意第绪语则是犹太人被迫离散之后，希伯来语与日耳曼语混合而形成的。]正如火如荼，很多人已经倾向于后者，即以古代、初始典范之名拒绝被迫害、被驱逐、被排斥的自我现状。同化——自愿浸入强势的他者文化之河——由来已久，当教育及财富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便会自然出现。父辈的陈腐宗教眼看着黯然失色，而宣扬平等友爱的革命愈发魅惑，将阶层和民族的障碍连根铲除。1905年10月17日，我的太姥姥走上街头，跟陌生人和半陌生人手挽着手，但每个人都像是至亲之人，这不难理解——他们可是为了建设理智公平的新世界而走到一起的。这种新的同一性与旅行颇为相似：当你身处距离熟悉的世界数千公里之外时，会突然感觉自我得到了升华，变得更美丽、更睿智、更能区分善恶。太姥姥在下诺夫哥罗德兵营所散发的传单，与其童年和少女时代的体验殊无共同之处，唯其如此，将这些对自己而言同样崭新的信息传递出去才显得愈发重要。而在家庭语言中，这些概念都是缺场的。

在阅读1907—1908年留存下来的信件时不难发现的第二点，是它们散发出一种聚合性热度，而其源泉正是彼时的外部世界对犹太人开列的罪状：家庭的拥挤抱团，对于融合了亲人、朋友、熟人以及熟人的熟人的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的持续关注。笑话和讽刺传单中的犹太人正是这样的，他们只知道自己人，只帮助自己人，他们为数众多，抱团扎堆。但当你彻底了解了这群被迫远离传统之人的孤独与空虚时，一切就都不足为奇了。这群异族人的确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东西，除了他们自己。

卡佳眼下在哪儿呢？法尼娅在那不勒斯。薇拉的地址我没有，法尼娅的地址如下。伊达·什吕梅尔跟我打听过你们。我跟你们的亲人见了面，他们想给你们拍电报。如果你们去洛桑，请代我问候维格多尔奇克姐妹。

在旁人看来滑稽可笑的——讽刺漫画铺天盖地，上面的犹太人像蟑螂一样无孔不入，必须用敌敌畏杀死——对他们而言则无异于杂技运动员的保险绳和防护网。但很快，非但旁人，就连犹太人自己也开始为此发窘。以进化论为信仰，以诸如“未来不会接纳所有人”等格言警句为论据的同化，其逻辑要求在自我内心承认，犹太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于是乎，受过良好教育的维也纳犹太居民对于东方同族人的涌入深恶痛绝，将其蔑为口齿不清的乡巴佬；而世俗化的敖德萨犹太人则对从立陶宛来的新拉比避而远之，看不惯他的宗教狂热和可笑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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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普鲁斯特曾饶有兴致地观察过自己的友人马尔克·布洛克[马尔克·布洛克（1886—1944），法国犹太裔历史学家。]——一个漫画式的犹太人的古怪行为。后者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便是旗帜鲜明的反犹主义，总是毫不掩饰地抱怨犹太人太多，而且还到处乱伸鼻子，乱加评论。普鲁斯特写道：

有一天，我和森-鲁坐在海滩上，从旁边一顶帆布帐篷里传出对于充斥巴勒贝克的犹太人的咒骂。“在这儿每走一步都能撞上一个犹太佬，”一个声音说，“我并非犹太族的死敌，可实在是被他们挤得透不过气来。满大街都是什么‘阿布拉姆！我见到扬克利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阿布基尔呢。”此人随后又大肆抨击了一通以色列，终于走出了帐篷，我们一抬眼便看见了这个反犹主义者——我的朋友布洛克。

无独有偶，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封书信中写道：“周围几乎挤满了犹太佬，而且好像就指望着被人画进讽刺漫画或者告上法庭似的，真是没有一点美感。”

与普鲁斯特本人不同，其作品的讲述者并未受到犹太血统或者同性恋倾向的困扰，他被作家赋予类似透明玻璃的观察者角色，其目光未被世纪暗疾所扭曲，在他看来，被同化的犹太人便是其中之一，他不知道哪个更难被原谅——是保持异质性呢，还是期待被同化。普鲁斯特认为，这种期待注定是要落空的。就在记叙巴勒贝克海滩见闻的同一页还提到，那些“不被接受者”的最主要的缺点恰恰在于其绝无可能被掩盖或消除的种族性：

当布洛克的堂姐妹和叔叔舅舅或者同宗同族的男士女士——他们总是形影不离，不容许异族分子混入其中——去娱乐场时，有些人去跳舞，有些人去玩巴卡拉牌，这更像是某种同类者的游行，这些人与那些盯着他们看的、每年都会见面却从不打招呼的人毫无共同之处，（……）即便是普通的巴黎商贩及其女儿们——那些漂亮、傲慢、好嘲弄人的典型的法国女郎们，也不屑于理睬这帮吵吵闹闹、没有教养的野丫头们，尽管后者严格遵守旅游地时尚，总是摆出一副刚刚捕虾归来或者正准备跳探戈舞的样子。至于男人们，虽然身着华丽的晚礼服，皮鞋擦得锃亮，但其个性鲜明的面孔总会让人联想起艺术家的作品，这些艺术家们致力于追求“对材料的深刻理解”，像为《福音书》或者《一千零一夜》做插画一样，努力呈现诞生这些故事的国度，将圣彼得或者阿里巴巴的面孔塑造得跟巴勒贝克最胖的赌徒殊无二致。

此处并不能一下子搞清楚，究竟是谁“不容许异族分子混入其中”：是没有教养的野丫头们呢，还是盛气凌人、高不可攀的法国女郎们。当然，这群一个世纪以前被霍夫曼[恩斯特·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作曲家，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称之为“具有东方血统烙印”的人，有时的确不够风度，有些可笑，但这是他们被迫习惯于苦难，不相信生命的意外恩赐的结果。完美时代的犹太孩子们是头两代接受世俗教育的犹太人，这是一系列决策的结果，其中的每一个决策都令犹太人越发远离传统的屋檐。伴随教育走进生活的，是数百个需要从零学起的新概念和行为举止、日常习惯，以及他们终于有权享受的文化事物。这颇有些类似于今天回顾后苏联时代的最初体验：20—25年过去，生活好歹步入了正轨，新的词汇库定型了，曾经的笨拙拟态变成了理所当然。

在20世纪90年代，不习惯、不适应的语言兴起于旅游胜地的海滩、华美的客厅、医学院女学生扎堆抽烟的聊天室。人们尝试着将全世界的说成是自己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示威性行为，在试图宣告，他们自古以来就坐在这些椅子上，没有任何的车厢、电梯、饭店能令他们吃惊，他们有权注视文明的光滑玻璃。由此开启了著名的“对世界文化的思恋”，但这跟历史上那个昙花一现的文学流派——阿克梅派——没有任何瓜葛。曼德尔施塔姆对其念念不忘，将其视为拯救友情的救生圈，但他对于平等交谈的思恋其实更加久远，更加痛彻心扉。

在普鲁斯特的小说中，青年文学家布洛克如是谈论威尼斯之旅：“当然，为了跟美丽的女人喝酒，那里还是值得去的。”关于海滨酒店则说：“我受不了这种大篷车旅店假模假样的排场，茨冈人让我觉得恶心，你赶紧派人叫他们闭嘴。”1909年，十八岁的曼德尔施塔姆在写给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信中，同样竭力模仿成熟诗人的欧洲腔调：

我的品位非常奇特：我喜欢毕恭毕敬的奴仆，喜欢电梯悄无声息的行驶，喜欢酒店的大理石大堂，喜欢在幽暗的沙龙里仅为两三位专业听众演奏莫扎特的英国女人。我喜欢欧洲资本主义的舒适，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情感上亦对其十分依赖。这些，也许都该归咎于我孱弱的健康状况吧？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后来，纳博科夫在 Speak, memory 一书的头几章中写道：

永久的（且永远失落的）瑞士宾馆，英国的橡胶脸盆，锃亮的普尔曼式车厢；但语调中有些难以捉摸的东西，让人感觉到在讲述者及其资本主义享乐之间存在着某种间隙和穿堂风。曼德尔施塔姆一家急剧贫化，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出国，前往欧洲。这次旅行令他念念不忘，直到其记忆被20世纪30年代的伟大诗歌所填满。

革命后的那一年，圣彼得堡作家之家举办了一次当代诗歌之夜。那里陈列着一尊诗人纳德松[谢米扬·纳德松（1862—1887），俄国诗人。]的半身像，他在19世纪末取得了非凡的名声，却不幸英年早逝，二十年后被人彻底遗忘。一位老女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瓦特松，诗人生前的朋友，对阿赫玛托娃说：“我想把他从这儿带走，不然他们会羞辱他的。”

我也害怕自己会羞辱到这些人。我自己越是体会到这种羞辱，越是感受到与他们中的每个人在血缘上的亲近，就越是怕得厉害，无论他们将自己的犹太属性视为某种耻辱的缺陷而刻意隐藏，还是将其当成帽徽，故意戴给所有人看。很快，就连这个选择本身也要变成伪命题了。不管犹太人如何对待自我——自己的血脉、不死的灵魂和易腐的肉身，都无法改变其与外部世界的合约，对此，20世纪已经给出了证明。就连弱者的权利——背叛与否弃——也会被一同取缔。集中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无神论者和改信基督教者。

1933年4月20日，托马斯·曼在日记本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我可以理解人们对于犹太分子的愤懑。”这句话的背景是新近颁布的一条法令，禁止犹太人占据国家公职，此后类似的限制陆续增加到数十条，其宗旨在于遏制犹太分子，步步为营地瓦解擅长忍耐的犹太文明。犹太人的存在被逐渐压缩至生物学最小值。在形形色色的禁令中（禁止去游泳池、公园、火车站、音乐厅，禁止在德国境内流动，禁止购买报纸、肉类、牛奶和烟草，禁止穿毛衣，禁止养宠物），最引人注目的是下面这条要求。自1938年8月起，任何一位犹太人，假如其姓名无法明白无误地标志其民族属性，男性必须在名字里加入“Израиль”（以色列；伊斯雷尔）字样，女性则加入“Сарра”（萨拉）[犹太族当中最常见的女性名字，源自亚伯拉罕之妻撒拉的名字。]字样。举例而言，我的名字将被改成“玛丽亚·萨拉·斯捷潘诺娃”。

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十二岁的妈妈每天早晨去上学，学校坐落于大学胡同，很有些年头了，楼梯宽敞而庄重。光滑的楼梯栏杆平缓地向上延伸，从楼梯顶部每次都会探下一个身子，是维奇卡——和妈妈同住一个大院的小男孩，扯着嗓子冲妈妈喊：“古列——维奇！你姥姥叫什么？”妈妈的姥姥，维奇卡很清楚，叫萨拉·阿布拉莫夫娜。其实，只要带个“萨拉”就足够低人一等的了，而“萨拉·阿布拉莫夫娜”则意味着加倍的羞辱[阿布拉莫夫娜为父称，意味着其父亲名为阿布拉姆，这是犹太族中最常见的男性名字之一，源自“亚伯拉罕”的简化形式。]。顶着这样的名字生活，真是够让人笑掉大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