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拘捕后没多久，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每次都只是身份调查，没持续多久。第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没引起谁的兴趣。一星期后，倒是一位预审调查法官好奇地看了看我。但是刚开始，他只是问了问我的名字、地址、职业、出生日期和地点。然后他想知道我有没有找律师。我说没有，还问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为什么会这么问？”他说。我回答说我觉得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回答：“您可以这么认为。但是，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师的话，我们会为您指派一个。”我觉得司法机构还管这么细节的事情，真是太方便了。我对他说了我这个想法，他表示赞同，总结说，法律制定得很好。

一开始，我没太把他当回事儿。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间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则坐在黑暗中。我已经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了，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一场游戏。谈话之后，我倒是看清他的模样了，我看到一个五官清秀的人，深蓝色的眼睛，高大的身材，长长的灰色小胡子，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他在我看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总之，是和蔼可亲的，虽然有时会有一种神经质的抽搐扯动他的嘴。出门的时候，我甚至想伸出手来和他握手，但我及时地想起我的手曾经杀过一个人。

第二天，一位律师到监狱里来看我。他又矮又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天热（我只穿了衬衫），他还是穿了一身深色的套装，衣领有点儿破，还戴了一条奇怪的领带，上面是黑白相间的粗大条纹。他把夹在胳膊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做了自我介绍，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有点儿棘手，但是如果我信任他，胜诉是没有问题的。我谢过他，他说：“我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了解了我的私生活，知道我妈妈最近死在了养老院里。他们到马朗戈去做过调查，调查人员得知了我在妈妈下葬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您知道，”我的律师对我说，“我有点儿不好意思问您这些事，但这很重要。如果我无言以对的话，这会成为起诉的一条重要论据。”他要我帮助他。他问我那一天是不是很痛苦。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我觉得如果要我来提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很难开口的。但我还是回答说我有点儿失去了自我探究的习惯，我很难回答他。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希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里，律师打断了我的话，他看起来非常激动。他要我保证不在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调查法官那里说。不过，我跟他解释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太累了，也非常困，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周遭发生的事情。我能肯定的是，我更希望妈妈没有死。但是我的律师没有露出满意的神情，他对我说：“这还不够。”

他想了想，问我是不是可以说那天我控制住了我本能的情绪。我对他说：“不能，因为这不是真的。”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望了望我，好像我使他感到有些厌恶。他几乎是有点儿不怀好意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将会出庭作证，这将会让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我请他注意这件事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但他只是告诉我，很明显，我本来和司法机构也没关系。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本想留住他，跟他解释说我渴望得到他的同情，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说这种渴望是出于本性，而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尤其是，我看得出，我让他感到不自在了。他不理解我，还有点儿怨恨我。我想对他说，我和所有人一样，绝对地，和所有人一样。可是这一切，说到底，实际上也没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说。

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了预审调查法官面前。这时候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很亮堂，只有一层纱窗帘勉强地遮一遮光。天气很热。他请我坐下，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很不凑巧地”没能来，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等待我的律师来援助我。我说我可以独自回答。他用手指按了一下桌上的一个按钮，一位年轻的书记员走进来，紧紧挨着我的后背坐下了。

我们俩都舒适地坐在各自的扶手椅里。审讯开始，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沉默寡言不动声色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什么看法。我回答：“因为我总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像第一次一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他不说话了，看了看我，然后相当突然地直了直身子，很快地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您。”我不太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回答。他又说：“您的有些举动让我不能理解，我相信您可以帮助我理解。”我说这一切都很简单。他让我把那一天的事情再讲一遍。我把已经跟他讲过的事情又叙述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纠纷，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还有开了五枪的事。我每说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赞同地说道：“很好。”而我已经厌倦于翻来覆去说一件事了，我感觉我从来没说过那么多话。

一阵静默，接着他站起来，说他愿意帮助我，我让他很感兴趣，如果上帝帮忙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些什么。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我。他直截了当地问我爱不爱妈妈。我说：“爱，和所有人一样。”一直有规律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员一定是按错了建，因为他有点儿尴尬，不得不往回退机器。调查法官又问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没什么逻辑——那五枪是不是连续开的。我回想了一下，说先开了一枪，几秒钟之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又一次，我看见了那片红色的沙滩，感觉太阳在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什么也没说。一片沉默中，法官看起来坐立不安。他坐下来，抓弄着头发，把胳膊支在办公桌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神情有点儿奇怪：“为什么，为什么您会往一个躺在地上的尸体开枪？”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法官把双手放在额头上，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细微的变化：“为什么？您一定得对我说。为什么？”我一直不说话。

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办公室尽头的一个文件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个银十字架朝我走来，十字架一路晃荡着。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着，他大声问我：“这个东西，您认得吗？”我说：“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语速飞快、热情洋溢地对我说他信仰上帝，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的罪孽会深重到上帝都无法原谅他的地步，但是他必须悔过，变得和孩子一样，灵魂是空的，准备好接受一切。他整个身子都伏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头顶上摇晃着十字架。说真的，他的这番推理我没怎么跟上思路：首先是因为我太热了，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落在我的脸上，也因为我有点儿怕他；同时我也发现这很可笑，因为无论如何，毕竟那个罪犯还是我。然而他还是喋喋不休。我差不多理解了，在他看来，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就是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的这个事实。其余的都很明白，但就这一点，他不懂。

我正要对他说，他没必要这么固执，因为最后这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挺直了身子，打断了我，又最后一次劝告我，问我信不信上帝。我说不。他气愤地坐下了。他跟我说这不可能，所有人都信上帝，即使是那些扭过头不敢看主的人。这是他的信仰，如果要他怀疑这一点的话，那他的生命将不再有任何意义。他大喊道：“难道您要我的生命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和我没关系，我也这么跟他说了。但他已经把基督像从桌子那端推到了我的眼皮底下，失去理智一般大叫起来：“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请求他饶恕你的罪过。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曾经为你受难呢？”我清楚地意识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我已经厌倦了。屋子里越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不想听对方讲话的时候，我就做出赞同的样子。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真的开始扬扬得意。“你看，你看，”他说，“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了？”显然，我又说了一次“不”。他一屁股跌坐在他的扶手椅里。

他看起来很疲惫，好一阵沉默不语。打字机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着最后几句话。然后，他带着一丝哀伤，凝视着我，嘀咕着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顽固的灵魂，那些来到我面前的罪犯在这个受苦受难的形象面前，没有一个不声泪俱下的。”我本想回答他，那是因为他说的都是罪犯；但是我立刻想到，我和他们一样，也是罪犯。对于这个想法我总是不能习惯。这时，法官站了起来，像是在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了。他只是用一种有些厌倦的神情问我有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我想了想，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觉得他没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我又见了这位预审法官不少次，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师陪着。他们只是让我对之前做的供词再明确一些细节，或者是法官和我的律师讨论指控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了。总之，渐渐地，审讯的调子改变了，好像法官不再对我感兴趣了，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跟我谈论上帝了，我也再没有看见他和第一天那样激动过。结果，我们的谈话反而变得更加亲切了。提几个问题，和我的律师聊聊，审讯就结束了。按照预审法官的话来说，我的案子走在正轨上。有时候，如果谈话涉及的是一般问题，他们就让我也参与进来。我开始喘过气来了。这时候大家对我都不坏，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解决得这么好，上演得这么有分寸，我竟然有了一种“和他们都是一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可以说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是，有生以来最使我喜悦的事竟然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法官把我送到他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到这里，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