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天替代另一个夏天，说到底，就如白驹过隙。我知道，第一阵炎热到来的时候，我的事情就要有新的进展。我的案子定于重罪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审理，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辩论进行的时候，外面太阳热辣辣的。我的律师告诉我，辩论最多持续两到三天。“何况，”他还说，“法庭忙着呢，您的案子并不是这次最重要的一件。您的案子后面，立刻就要办理一件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有人来接我，囚车把我送进法院。两名法警把我送进一间昏暗的小屋子里。我们坐在门边上等着，门后传来一片说话声、叫唤声和挪动椅子的声音，所有这些喧嚣都让我想到那些街区里的节庆，音乐会之后，大家清理场地来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其中一个还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说不害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看一场官司也让我感兴趣。我这辈子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的确，”另一个法警说，“不过看多了也很累人。”

过了一会儿，大厅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打开我的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厅里挤满了人。尽管挂着帘子，有些地方还是有阳光渗透进来，空气已经闷到让人窒息，窗户都关上了。我坐下，两个法警各站一边。这时候我发现一排面孔，在我面前，他们都在望着我：我明白了，这些是陪审员，但我说不上来这些面孔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只有一个印象：我正在电车上，面对着一整排的旅客，他们盯着新上来的人，想看看有什么滑稽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在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滑稽的地方，而是罪。不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反正我就是有这样的念头冒了出来。

那么多人挤在这间密闭的大厅里，也让我有点儿晕乎。我又看了看陪审团，还是一张脸也看不清。一开始我并没有料到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看我——平时，没有人会关注我是谁，我需要费点儿劲才明白我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的缘故。说着，他指给我看坐在陪审员座位下面桌子边上的一群人，说：“他们在那里。”我问：“谁？”他说：“报社的人呗。”他认识其中的一位记者，那人这时也看见了他，并且朝我们走来。这个男人已经有点儿年纪，脸上有点儿皱纹，看起来倒是挺和善的。他热情地握了握法警的手。这时候我注意到大家都在互相打招呼，互相交谈着，好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人。然而，那个记者微笑着和我说话了，他对我说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谢过他，他又说：“您知道，我们有点儿夸大了您的案子。夏季，对报业来说是个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弑父案还有点儿报道价值。”于是他指给我看他刚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看起来像是只胖乎乎的鼬，戴着一副黑边大眼镜。他说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您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宗轼父案，人家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发回去。”说到这里，我差点要感谢他，但我想这会非常可笑。他对我做了个亲切的手势，便离开我们了。我们又等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长袍，周围还有许多同行。他朝记者们走去，和他们握了握手。他们打趣着，大笑，显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响铃为止。大家都回到各自的位置。我的律师朝我走来，跟我握手，建议我回答问题要简洁，不要主动说话，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左边，有椅子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身材高高瘦瘦的人，穿着红色衣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折起长袍坐了下来。这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一齐嗡嗡作响起来。三个法官，两个穿着黑衣服，第三个穿着红衣服，夹着卷宗进来，快速地朝着俯瞰大厅的主席台走去。穿着红衣服的那人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把法官帽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他那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拿起了钢笔。他们都一脸冷漠，还带着点嘲讽的意味。然而，其中有一个，年轻得多，他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系着蓝色的领带，把笔放在面前，看着我。在那张不太对称的脸上，我只看见一双浅色的眼睛，正细细地端详着我，表情不可捉摸。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我自己在看着自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场合的规矩，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没怎么搞清楚，比如：法官的抽签，庭长向律师、检察官和陪审团的提问（每一次提问，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迅速地念起诉书（我听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后再向我的律师提问。

庭长说应该传讯证人了。执达员念了一些姓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那一群我刚刚没看清的人中，我看见几个人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和门房、老多玛·贝莱兹、雷蒙、马松、萨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还焦虑不安地看了看我。我很震惊居然没有早点看到他们。这时候塞莱斯特终于听到他的名字，站了起来。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馆里见过的那个小女人，穿着那件短外套，一副精确无误、坚定不移的神情。她紧紧地盯着我。但是我没有时间多考虑，因为庭长开始讲话了。他说真正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没必要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在他看来，他的职责是不偏不倚地引导关于这个案子的辩论，他希望能够客观地对待这个案子。在任何情况下，陪审团应该本着公正的精神做出裁决，哪怕有一点点的意外事故，他都会把听众逐出法庭。

法庭里越来越热，我看见在座的人都拿出报纸扇了起来，法庭上响起一阵持续的皱纸声。主席做了个手势，执达员送来三把蒲扇，三位法官立刻使用起来。

审讯很快就开始了。庭长心平气和地向我提问，我感觉甚至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些亲切感。不管我有多么厌烦，他还是让我自报家门，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万一审判错了人，那可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庭长又开始叙述我做过的事情，每读三句话就问我：“是这样吗？”每一次，我都根据律师的指示回答道：“是的，庭长先生。”这持续了很久，因为庭长的叙述中有很多细节。整个过程中，记者们一直在写。我感觉到他们中最年轻那个人的目光，还有那个小“机器女人”的目光。那一排电车板凳上的人都转向了庭长。庭长咳嗽了一声，翻翻材料，然后他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对我说他现在要提出几个看起来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可能和我的案子紧密相关。我知道他又要说到妈妈了，我也感觉到这有多令我厌烦。他问我为什么把妈妈送去养老院。我说我没有钱请人看着她、照顾她。他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切是不是让我很难受，我回答说无论是妈妈，还是我，我们都不期待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也不期望从任何人身上得到什么，我们俩都习惯了新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一点，他问检察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我。

检察官朝我侧转了一点身，也不看我，说如果庭长允许，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怀着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独自回到水泉那里的。“不是。”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带着武器，又单单回到那个地方去呢？”我说这是偶然。检察官以一种阴险的口吻说：“目前就是这些。”接下来的事儿就有点儿混乱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是在一阵秘密交谈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改在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思考。他们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饭。很快，我刚刚感觉到累，就有人来传唤我了。一切又重来一遍：我被送到同一个大厅，面对同一批面孔，只是大厅里更热了，奇迹一般，法官们、检察官、我的律师和记者们每个人手上都多了一把蒲扇。那个年轻的记者和那个小女人还在那儿，但他们不扇扇子，只是默默地望着我。

我擦了擦淌在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这才稍微重新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们问他，妈妈是不是埋怨我。他说是的，但是养老院里的老人埋怨亲人差不多是一种通病。庭长让他明确妈妈是不是怪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他又说了一次“是的”。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补充什么。对于另一个问题，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现出的冷静感到惊讶。庭长又问他，在他看来，这种冷静代表着什么。于是院长看了看他的鞋尖，说我不想看一看妈妈，我一次都没有哭，下葬后立刻就走了，没有在她坟前默哀。还有一件令他惊讶的事情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年龄。大厅里肃静了片刻，庭长问他是不是确定是在说我。院长没有听懂问题，他回答：“这是法律。”于是庭长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检察官大喊：“哦！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洪亮，他用扬扬得意的目光望向我，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我有一种想哭的愚蠢冲动，因为我意识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憎恨我。

问过陪审团和我的律师还有没有问题之后，庭长听了门房的证词。门房和其他人一样，也重复了同样的仪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别过脸去了。他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一见妈妈，我抽烟、睡觉，还喝了牛奶咖啡。我感到这时候有什么东西激怒了大厅里的人，第一次，我理解了——我是有罪的。他们让门房重复了一下牛奶咖啡和抽烟的事情。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着一种嘲讽的光亮。这时候，我的律师问门房有没有和我一起抽烟，可是检察官猛地站起来反对这个问题：“这里谁是罪犯？这种试图污蔑证人来减弱证词的做法算什么高明！何况，证词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其绝对的有效性！”尽管如此，庭长还是请门房回答这个问题。老头儿有点儿尴尬地说：“我知道我也有错，但是当时我没敢拒绝先生递给我的香烟。”这时，门房用一种既惊讶又感激的神情看了看我。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是他请我喝的牛奶咖啡。我的律师得意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团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是检察官的声音在我们头上响起，他说道：“对，陪审团的先生们会重视的，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将是，一个外人可以请喝咖啡，但一个儿子，面对着那个生了他的人的尸体，就应该拒绝。”门房回到了他的座位。

轮到多玛·贝莱兹，一个执达员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莱兹说他主要是认识妈妈，至于我，他只见过一次，就是下葬那天。他们问他，那天我干了些什么，他回答道：“你们可以理解的，我自己那天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都没看见。痛苦让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晕倒了。所以，我没法看见先生。”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过我哭，贝莱兹说没有。检察官又说：“陪审团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是我的律师生气了，他以一种我觉得有些夸张的语气问贝莱兹，有没有看见我不哭。贝莱兹说：“没有。”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种不容辩驳的语气说：“请看，这场官司就是这个样子。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什么是真的！”检察官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用一支铅笔在档案材料的标题上戳着。

在暂停审讯的五分钟里，我的律师对我说一切都进行得再好不过了，然后他们听了塞莱斯特的辩护，他是由被告方传来的。所谓被告，当然就是我了。塞莱斯特不时地朝我这里看，手里玩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套装，那是他有些礼拜天跟我一起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是我现在认为他那时没有戴硬领，因为他衬衫领口上只扣着一枚铜纽扣。他们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的，但也是一个朋友。”问他对我有什么看法，他说我是个男子汉；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问他有没有注意到我是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承认我不说废话。检察官问他我是不是按时付钱。塞莱斯特笑了，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小事情。”他们又问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于是他把双手放在栏杆上，看得出来他是有所准备的。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件不幸的事，大家都能理解，这种事会让你无法抗拒。就是这样！在我看来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他还要继续说，但庭长跟他说这很好，并且谢了他。塞莱斯特有点儿发愣，但是他说他还有话要说。他们让他长话短说，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庭长说：“是啊，这是当然，但是我们在这儿就是为了审判这一类的不幸。谢谢您。”仿佛他已经竭尽所能地表现出了他的技巧和善意。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嘴唇哆嗦着。他看上去像是在问我他还能做什么。我呢，我什么都没说，什么手势都没做，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拥抱一个男人。庭长又一次命令他离开辩护席，塞莱斯特回到了旁听席上。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向前，双肘支在膝盖上，手里拿着草帽，听着大家说话。玛丽进来了。她戴着帽子，还是那么美，但是我更喜欢她披散着头发的样子。从我坐着的地方，我可以隐约看到她轻盈的乳房，我发现她的下嘴唇总是有点儿肿着。她好像很紧张。一上来，他们就问她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是从她在我们公司工作的时候起。庭长想知道她和我是什么关系，她说我们是朋友。对于另一个问题，她回答说她的确是要和我结婚。检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问她是什么时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了个日子。检察官以一种漠然的口吻说，这好像是妈妈死后的第二天。接着他又以一种嘲讽的口气说他并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这时候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超越礼仪习俗。于是，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和她发生关系那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是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的住所。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询了那一天的电影篇目。他又加了一句，要玛丽自己说那天放的是什么电影。玛丽用一种几乎是苍白的声音说，那天放的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电影。她说完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候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严肃，伸出手指指着我，用一种在我听来极为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关系，还在电影院看喜剧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是一片寂静。可是，忽然间，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说还有别的事情，刚才那些是别人逼她讲的违心话，说她非常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一个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

接下去马松说话了，人们已经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等到萨拉玛诺，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追忆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和妈妈无话可说，也是因为这样，我才把妈妈送进了养老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萨拉玛诺说。但是似乎没有人理解。他被带出去了。

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雷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事实。他要雷蒙等着被提问，然后回答。他们要他明确和被害人的关系。雷蒙借机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被害人的妹妹。但是庭长问他被害人是不是也有理由恨我，雷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悲剧根源的那封信怎么会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那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已经起了太多坏作用。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证，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我的证词完全是献殷勤，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仓库管理员”，但检察官朝着陪审团宣布，证人干的是拉皮条的污秽行当，而我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本就是一件最荒淫无耻的事，由于牵扯到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雷蒙想自我辩护，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但是庭长要他们先让检察官说完。检察官说：“我没有太多要说的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雷蒙。“是的，”雷蒙回答，“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也正看着我。我回答：“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说道：“还是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后第二天就去干了件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理由就去杀人，只为了结一件伤风败俗的丑事。”

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快没耐心了，他举起胳膊，长袍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衫上的条条褶皱，大声喊道：“说到底，他到底是被控埋葬了他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上他的法袍，义正词严地说，需要有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天真质朴才能不感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悲壮的、本质的关联。“是的，”他用力地喊道，“我控告这个人，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个控告在听众那里似乎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但他似乎也动摇了，我知道事态对我来说并不乐观。

审讯结束了。走出法院上车的时候，有一刹那，我又感觉到了夏天夜晚的气息和色彩。在这飞奔着的昏暗囚室里，我仿佛是从疲倦的深渊里，一点一点听到了那些熟悉的声音，它们来自这座我热爱过的城市，来自某些我曾感到满意的时刻。已经轻松起来的空气中，飘荡着卖报人的吆喝声、小公园里还未散去的鸟叫声、卖三明治的小贩的喊叫声、电车在城里急转弯时的呻吟声，还有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天空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随性地勾画出一条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路线。是的，这是我曾经感到满意的时刻，但已是很久以前了。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盈而无梦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好像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宁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