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受我意志控制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出路。我又被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但也只看得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脸上渐弱的光线由昼入夜。我躺着，双手枕在脑袋下面，等待着。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过，以前有没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可抗拒的命运，临刑前逃之夭夭，割断警方的绳索。于是我就怪自己以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兴趣去翻翻。可能在那里面，我会发现关于逃跑的叙述。那我或许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这种不可遏制的预谋中，仅仅那么一次，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一些东西。仅此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的心去管了。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债的问题。按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要还。不过，在想象中，这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跃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似的奔跑。奔跑，能给希望提供所有的机会。当然，所谓的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是我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能允许我有这样一种奢侈的享受，一切都禁止我，那超越意志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心怀善意，但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构成这种确凿性的判决和这个判决被宣布之后不可逆转的进程之间，有一种可笑的不相称。这个判决是在二十点做出的，而如果是在十七点，它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结果。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的，而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一切，使得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决定被做出的那一秒起，它的效用就和我身体所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一样确实、一样可靠。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父亲的。我没见过他。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所有确切的事，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他曾去看过处决一个杀人犯的过程。他一想到要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但他还是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呕吐了一上午。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父亲有点儿令我恶心。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没什么事比执行死刑更重要了，总之，这是唯一一件真正能使人感兴趣的事情！如果我真的能从这座监狱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我觉得我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想到有那么一个早晨，我从警察的绳索后面得到了自由，再想到另一方面，我作为观众来看热闹，事后还要呕吐一番，一想到这些，就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我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想法，因为这么一想之后，我立刻感觉浑身冰冷，不得不蜷缩到被窝里，我的牙齿不自觉地打战。

但是，人当然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根本的就是要给犯人一个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调解很多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应该发明一种化学药剂，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我想的的确是：受刑者）。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经过我反复琢磨，冷静思考后，我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一点都没有。总之，受刑者是一劳永逸地死定了。那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案子、一种已经选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了的协议，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如果万一，脑袋没有砍下来，那就得再砍一次。于是，令人郁闷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靠谱。我觉得这是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得承认，一个完美安排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不得不在精神上与之合作。他最好希望一切照计划运行，不要发生意外。

我还发现，直到如今，我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一些并不那么正确的看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断头台，是要通过一级一级台阶，爬到架子上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缘故，我是想说，因为关于这个断头台的问题，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早晨，我想起了一张报纸上刊登过的照片，是关于一场引起轰动的处决。事实上，机器就放在平地上，再简单不过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很多。很奇怪，我竟然早先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令我印象深刻。一个人对于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总会有一些夸张了的想法。事实上，我不得不说，一切都很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到机器跟前，就像碰到另一个人一样。这也很讨人厌。若是通过台阶登上断头台，就像升天一样，想象力也能得以飞升。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垮一切：一个人被处死，却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这种死，带着一点羞辱和极大的准确性。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总在考虑的，那就是：黎明和我的上诉。事实上，我总是给自己讲道理，试图不去想它。我躺着，望着天空，努力使自己对天空产生兴趣。天空变成了绿色，傍晚降临了。我又加了一把劲，想转变一下思路。我听着自己的心，我不愿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某个短暂的片刻，我心脏的跳动不再传到我的脑子里。但只是徒劳，黎明和我的上诉还在那里。最后我只能跟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方式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他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来的，我知道。总之，我整夜整夜地等待着黎明。我从来不喜欢被逮个措手不及。如果有什么事要降临到我头上，我更喜欢清醒地存在于现场。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只在白天稍微睡一下，而在一个又一个的夜里，我耐心地等待着曙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是那个昏惑不明的时刻，我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在那时候行动的。一过午夜，我就开始等待，开始窥伺。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并分辨出那么多差异细微的声响。另外，应该说，这段时间里，我还算运气不错，因为我从来没听见过脚步声。妈妈以前常说，一个人总不会完全只有痛苦。当天空泛出色泽，新一天悄悄钻进我的牢房时，我觉得她说的真是有道理。当然还因为，我本该是要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本该紧张到炸裂的。哪怕是一点点最细微的移动声，也会使我扑到门口，甚至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发狂似的等待着，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嘶哑得像一条狗在喘气，我都被自己吓到了。但总之，我的心没有炸裂开来，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觉得我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个念头。我盘算着我的结局，我从这种思考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我总是做最坏的设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得去死。”比别人死得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都知道，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者七十岁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别人都会继续活下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总之，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反正总归是我去死，不论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后。这时候，我的推理中让我有些尴尬的，是我想到我还要活二十年时，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激动。不过，如果我真要是想到二十年后我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是了。人既是要死的，那么，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这些都不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困难的是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所代表着的一切推理），如果我的上诉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

这时，只有到这时，我才可以说是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来允许自己考虑第二种假设：我获得了特赦。这个假设中令人苦恼的是，必须将我血液和肉体的冲动控制得不那么狂热，不因为发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灼痛。我必须竭力压制住这种呐喊，对它进行理智的思考。在这种假设中，我还要表现得一如平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设。一旦我成功做到了，我就能赢得一小时的安宁。这毕竟也不容易。

也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又一次拒绝了接待神父。我正躺在那里，天空中某种金黄的色彩使人想到夏天傍晚的临近。我刚刚放弃了我的上诉，并且感到血液在我身体里正常地循环流动。我不需要见神父。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好多天没给我写信了。那天晚上，我思来想去，我想她可能已经厌倦了当一个死刑犯的情妇；我也想到，她有可能是病了，或者死了。这都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如今我们两具肉体已经分开，而这分开的肉体之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彼此思念，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另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她死了，我也就不再去关心她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很明白，我死以后，人们也会把我忘了。他们和我不再有什么瓜葛了。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残忍无情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父进来了。我看到他之后，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对他说，平时他都不是这个时间点来的。他回答我说，这完全是一个友好访问，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其实他对我的上诉也一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床上，请我坐在他边上。我拒绝了。但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是很和蔼可亲的。

他坐了一会儿，胳膊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他的双手。那双手细长而苍劲，让我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双手紧挨着，慢慢搓着手掌，然后他就这样待着，一直低着头。我感觉他坐了好久，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了他在那儿了。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我的脸，他问我：“您为什么拒绝接待我？”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上帝。他想知道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用不着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朝后一仰，靠在墙上，两手贴在大腿上。他说，他注意到有时候一个人自以为有把握，但事实上并没有。他看起来甚至都不是在对我说话。我没吭声。他看了看我，问道：“您怎么看呢？”我回答说那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我可能不确定什么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但我非常确定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他跟我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不看我了，但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问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因为极度的绝望。我对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是害怕，这是很自然的。“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他说，“所有我认识的和您情况相同的人，最后都皈依了他。”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这也证明了他们还有时间。至于我，我不想要别人帮助我，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了。

这时候，他气得两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袍子上的褶皱。整理完之后，他称呼我为“我的朋友”，对我说，他这样和我说话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他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但是我打断了他，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种安慰。“当然了，”他也同意了我的说法，“但是就算您今天不死，以后也是要死的，那时候您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将如何接受这个可怕的考验呢？”我回答说，我现在怎么接受它，到时候也会是怎么接受它的。

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伎俩我很熟悉，我常常和埃马努埃尔或者塞莱斯特这样闹着玩，一般说来，他们最后都移开了目光。我立刻就明白了神父也很熟悉这伎俩，因为他的目光非常笃定。他的声音也不颤抖，他对我说：“所以您就一点都不怀有希望了吗？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彻底地死去吗？”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了下来。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这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而我，我只是感到他开始让我厌烦了。这回轮到我转过身去，走到天窗底下，我用一个肩膀靠着墙。我听到他又开始询问我了，我有意无意地听着。他的声音听起来焦虑又急切。我知道他是动了感情，于是我听得认真了些。

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被接受，但是我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据他说，人类的正义并不算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说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说我的罪孽并没有因此被洗刷掉。我对他说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他们只告诉我，我是个犯人。我是个犯人，我为此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该再对我有更多的要求了。这时，他又站了起来，我想在这样一间狭窄的囚室里，他要是想活动活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坐下，要么站起来，只能这样了。

我两眼盯着地面。他朝我走了一步，停下，好像不敢再往前走一样。他透过一条条铁栅栏望向天空。“您错了，我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向您要求更多。或许，我将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是什么要求呢？”“我想要求您看。”“看什么？”

牧师四下望了望，我突然发现他的声音特别疲惫，他回答说：“所有这些石头都渗透着痛苦，我知道。我每一次看到它们，心中都充满着忧虑。但我心底知道，你们当中最苦痛的人，就从这些晦暗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浮现出来。我想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点儿激动了。我说我看着这些墙壁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对它们，比我对世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要熟悉。也许，很久以前，我曾在那上面寻找过一张脸，但是那张脸上有着太阳的颜色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面容。但我也只是白费力气，因为我没有找到。现在，都结束了。总而言之，从这些渗透着什么的石头上，我没看见有什么东西浮现出来。

神父带着一种悲伤的神情看了看我。我现在全身靠在墙上，阳光流泻在我的额头。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他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不。”我回答。他转身，朝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您就这么爱这个世界吗？”我没有回答。

他就这样背着我站了很久。他待在这里，让我觉得很压抑，也很烦躁。我正要让他走，让他别管我，他却突然转身，对着我大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但那并不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更快或者有一张更好看的嘴来得更为重要。那都是一回事。但是他拦住了我，他想知道那是怎样的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就朝他喊道：“一种能让我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说完，我立刻跟他说我受够了。他还想和我说说上帝，但我朝他走去，我试图跟他最后解释一遍我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把它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图改变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回答他，他不是我的父亲，就让他去做别人的父亲吧。

他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不，我的儿子，我和您同在。但是您不能明白，因为您的心被蒙蔽了。我为您祈祷。”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好像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爆裂了，我扯着喉咙大喊，我辱骂他，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揪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心底喜怒夹杂的悸动一股脑儿地浇注到他身上。他的神情不是如此地确定吗？然而他所有的确定，还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不是活着都不能确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都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己的生命和这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是确信的。是的，我有的，也不过是这种确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以前是有理的，我现在依然有理，我永远都是有理的。我曾经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我曾经干过某件事，我没有干过另一件事。那么，之后呢？好像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样一个黎明，我被证明是清白的。没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很清楚为什么。他也清楚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的人生中，从我未来的深处，一股昏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向我扑来，这股气息一路袭来，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岁月并不比我已经度过的岁月更真实。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幸运儿却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人的死亡、对于一位母亲的爱，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懂？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儿。这世上只有幸运儿。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他们也要被判刑。他也一样，他也会被判刑。被控杀人，只因为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泣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同样重要。那个机器人一般的小女人、马松的巴黎小女人，或者想和我结婚的玛丽，一样都有罪。雷蒙是不是我朋友，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要紧呢？玛丽今天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尔索，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能懂吗？这个被判了刑的人，从我未来的深处……喊出了这一切，我感到窒息。但是已经有人把神父从我手里抢过去，看守们威胁我，而神父却要他们平静下来，他静静地看了我片刻，眼里噙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了。

他走以后，我恢复了平静。我精疲力竭，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我觉得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漫天的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响传到我的耳畔。夜晚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盐的气味，给我的太阳穴带来阵阵清凉。夏天睡着了，它那美妙的安宁宛若一阵潮水，涌入我的身体。此刻，长夜将尽，汽笛声鸣响起来，它们宣告着这个世上的一次次启程，而这个世界，已经永远地，与我无关了。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感觉自己理解了，为什么她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她玩起了“从头来过”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养老院里，一个个生命行将消逝，而那四周包裹着它的黑夜，如同一场忧伤的间歇。如此接近死亡的时刻，妈妈也该感到解脱，并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了。没有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我也一样，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好像这场勃然的怒火净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清空了我的希望，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启示与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胸怀。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和我如此相像，终究是如此友爱，我觉得我曾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为了让一切有个了结，为了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我还是希望我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用仇恨的喊声来欢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