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6月5日，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沿刚果河而上。改变他一生的那次旅行，本应该在一年前开始。他在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尔[均系非洲过去的地名。]、马普托的洛伦索·马奎斯[均系非洲过去的地名。]和安哥拉的圣保罗·德罗安达[均系非洲过去的地名。]工作之后，1900年，便正式作为大不列颠领事在一个畸形的村子博马[博马，现刚果港口城镇，位于刚果河北岸。]居住了下来。从此，他一直向外事办建议进行这次考察，理由是：要提交一份关于刚果独立王国土著状况的报告，最好的办法是走出遥远的首都，进入刚果河中上游的丛林和部落。自从来到这块领地，他一直向外事办打报告说在那里可以进行开发。外事办在权衡了国家利益之后，授权领事到各个村庄、收购站、考察团驻地、派出点、驻军营地以及从事开采全世界都在贪婪掠夺的、可以制造轮胎和卡车轿车上的缓冲器及各种工业品和日用品的黑金的橡胶商号走一遭。而这个国家利益是：大不列颠是比利时的盟友，不能把盟友推入德国的怀抱。领事尽管理解这个理由，但仍不能不感到恶心。伦敦的保护土著协会、欧洲及美国的某些浸礼会[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教派中分离出来的宗派。]教堂与天主教传教团曾揭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刚果境内对土著所犯下的罪恶行径，自己也应该核查一下是否确实。

罗杰跟往常一样细心而热情地准备了这次旅行，却瞒着比利时官员和博马当地的居民和商人。而现在，他可以根据他所了解的向那些老板表明：忠于正义和公正的英帝国应该领导一场国际运动，来结束那些罪恶行径。然而在当时，即1902年年中，他的疟疾第三次发作了，比前两次还要严重。前两次发作的时候，由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爆发和从事冒险事业的梦想，他在1884年决定离开欧洲，来到非洲，运用贸易、传教和西方的社会政治的理念，把非洲人从落后、疾病和无知中解救出来。

这不是空话。他二十岁到这片黑土地时就深信着这一切。他第一次患疟疾是那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刚刚把自己生活中的渴望具体化，即参加以那位在非洲最著名的冒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为首的探险队。在这位探险家麾下服务多好啊：此人从1874年到1877年的将近三年间，在传奇式的旅行中沿着刚果河从其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从东到西穿行了整个非洲。在这位英雄身边服务多好啊：此人发现了失踪的利文斯顿医生。但那时，好像众神都想浇灭罗杰的激情之火：他第一次患疟疾。三年之后的1887年，患了第二次疟疾。特别是1902年的第三次，当他把地图、指南针、铅笔和笔记本装满箱子的时候，在卧室里一睁开眼就觉得冷得浑身发抖。他当时在博马住在离管辖区几步远的居民区里一处既作为住房又作为领事馆办公室的房子的顶楼，掀开蚊帐，透过既无玻璃又无窗帘、只蒙着一层被大雨打得千疮百孔、防小虫子的金属纱窗，看到了那挟着泥沙的河水与河流周围覆满植物的岛屿。他简直站不起来了，双腿像破布一样打着弯，无力挺直。约翰，他的斗牛狗，惊吓得叫了起来。他无力地摔倒在床上，身体在发烧，但浑身觉得冷彻骨髓。他叫唤着睡在底层的查利和刚果厨师马乌库的名字，但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两个人大概在外面遇到了暴风雨，正躲在猴面包树下等着雨势弱下来。疟疾，难道又是疟疾？领事骂了一声，难道正好是在去考察的前夕？也许会拉肚子、拉血，也许身体会弱得让他发寒热，几天、几个星期地卧床不起。

仆人中，查利是第一个回来的，浑身滴着雨水。“快去把萨拉贝特医生请来。”罗杰没用法语而是用林加拉语[通行于刚果西北部的一种班图语。]命令道。博马只有两位医生，萨拉贝特是其中之一。博马以前是贩卖黑奴的港口，当时称作姆博马。十六世纪时，葡萄牙人口贩子从圣托梅岛来到此地，向部落头人购买奴隶。这些部落当时属于刚果王国，现在这个王国消失了，因为被比利时搞成了刚果独立王国的首都。与马塔迪[刚果河的一个港口。]不同，博马没有医院，只有一家由两位弗兰德[比利时的一个省。]修女管理的诊疗所。半小时后，医生拄着拐杖、拖着脚步到来了。医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老，但是残酷的气候，尤其是酗酒的习惯，使得他衰老了，看上去像老人。他的穿着像流浪汉，靴子上没系鞋带，西装背心也没扣好。尽管已经天亮，他的双眼仍是红红的。

“对，我的朋友，没说的，确实是疟疾。你烧得很厉害。办法嘛，你也知道：吃奎宁，大量喝水，少吃肉汤、饼干。要盖得暖些，把毒排出去。两个星期内，您别想起床，更别想外出旅行，连街角您都不能去。间日虐会伤害机体，这您是知道的。”

结果他被忽冷忽热打倒了三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瘦了八公斤。他能够站起来的第一天就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记忆中从没有过这种虚弱感。萨拉贝特医生盯着他的眼睛，瓮声瓮气、调侃地提醒他道：

“在您这种情况下，去考察无疑是去自杀。您的身体垮了，经不住穿越克里斯塔尔群山的劳累，更不用说在野外露营几个星期了。您根本到不了姆班扎-恩贡扎[姆班扎-恩贡扎，现安哥拉地名。]。快速自杀的方法有好几种：朝嘴里开一枪或打一针士的宁[又名番木鳖碱，曾用作中枢兴奋剂]。您如果需要，就找我好了。我曾帮助过好几个人这样去旅行。”

罗杰·凯斯门特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推迟这次考察，接下来的大雨又使得穿过森林与河流成为不可能，所以对独立王国内地进行的考察恐怕要再等几个月，没准要等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可以慢慢地从寒热中恢复，力争恢复体力，再次拿起网球拍，去游泳、玩桥牌或下象棋，以此来打发博马的长夜。与此同时，还可以继续那烦人的领事工作，记录进进出出的船舶，记录从安特卫普来的商船上卸下的货物：长枪、弹药、皮鞭、葡萄酒、圣像和运往欧洲的货物——成堆的橡胶、象牙和兽皮。这就是交换，在他年轻的想象中，这交换可以把刚果人从食人的习惯中、从控制奴隶买卖的桑给巴尔[坦桑尼亚的一个港口]人的阿拉伯商人手中拯救出来，为他们打开文明的大门。

由于疟疾和发烧，他卧床了三个星期，有时还发呓语。他要喝查利和马乌库为他用草药浸制的几滴奎宁，一日三次。他的胃口只能喝些肉汤、几块煮鱼和几块鸡肉。有时还会跟最忠实的朋友斗牛犬约翰玩耍一会儿，根本没有情绪专注地看一会儿书。

在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次，罗杰都想起了1884年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莫顿·斯坦利指挥下进行的那次远征。他在丛林中露宿过，访问过无数的土著村落，在周围能听到猴子吱吱叫和野兽吼声的林间空地上安营扎寨。尽管被蚊虫和其他小虫子咬得浑身是伤，连涂樟脑的酒精都没有用，但是他感到既紧张又幸福。他也不怕遭到鳄鱼的攻击，在波光粼粼的湖泊河流中练习游泳。他确信，他，还有那四百个非洲搬运夫、向导、助手以及陪同考察队的二十几个英国人、德国人、弗拉芒人、瓦隆人[弗拉芒人和瓦隆人均系分布在比利时的民族]、法国人，当然还有斯坦利本人，都是促使这个被欧洲人甩在身后许多世纪、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非洲世界进步的尖兵。

几年后，一想到在发烧得迷迷糊糊的幻想中产生的盲目，他就脸红。一开始他根本没有发觉由斯坦利率领、由比利时国王资助的考察到底目的何在，当时他认为比利时国王同欧洲、同西方、同世界一样，是一位慈善的君主，要坚决消除奴隶制度和食人习俗的弊病，要把那些部落从束缚他们的异教和残酷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

再过一年，西方列强就要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把拥有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比比利时大八十五倍的刚果独立王国拱手送给利奥波尔多二世了。实际上，这位比利时国王早就着手管理这片领土了，西方列强的赠送不过是为了让他对他认为是其居民的二千万刚果人实施救世原则。这位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君主以其捕捉人类弱点的奇妙才能估计到，如果斯坦利对得到的奖赏能够满足，那么他既能建立功勋，也能干出无与伦比的卑劣行径。为此，他雇用了这位伟大的探险家。

罗杰小试锋芒，初次作为探险者参与1884年那次考察，表层原因是要提早告知分散在刚果河上中下游两岸足足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山谷、瀑布和群山间的村社，由利奥波尔多二世主持的刚果国际协会一旦得到西方列强的特许，就会派欧洲的商人和官员过来。斯坦利及其陪同人员应该向那些半裸的、文身的、插着羽毛的、有时脸上臂上带有木箍、有时在阳具上系有香蒲漏斗的酋长解释欧洲人的善意：欧洲人是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把他们从致命的睡眠症[非洲海岸的一种流行病]灾难中拯救出来，教育他们，使他们睁开眼睛看清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真实情况；这样一来，他们的子孙就能过上体面、正义和自由的生活。

“我没看出来，是因为我并不愿意看出来。”罗杰想道。查利把家中所有的毯子都给他盖上了，尽管如此，在室外炙人的太阳照射下，领事还是冷得蜷缩起来，躲在蚊帐里像一张纸片直发抖。比盲目地去做志愿者更坏的是，对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确认的这种欺骗，他居然能找出解释。在1884年那支考察队到达的所有村落里，在分发了玻璃珠等小玩意之后，在通过翻译（很多翻译的话，土著都听不懂）进行了一番习以为常的解释之后，斯坦利让酋长和巫师跟他签了几份用法文拟就的合同，让他们承诺向刚果国际协会的官员、代理人和职员提供劳动力、住所、向导和食物。这些酋长和巫师不吱一声，在不知签的是什么，甚至不懂什么是签字的情况下就画了十字和几道杠杠，乱涂乱画地签了字。他们感兴趣的是项链、手镯和彩色玻璃做的各种饰品，还有斯坦利为了庆祝达成协议而跟他们干杯时请他们喝的那几口烧酒。

“土著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可我们是知道的。说是为他们好，实际上却是欺骗。”年轻的罗杰·凯斯门特想。不搞欺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土著人对危害其前途、危害其子孙前途的条约一字也不懂，怎么才能使殖民行为合法化？为了与以血和火进行侵略和屠杀的办法不同，希望通过说服和对话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比利时王室有必要使之具有某种合法形式。难道这就是和平、文明的形式吗？自从罗杰·凯斯门特于1884年在斯坦利麾下进行那次考察以来，十八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罗杰终于得出了结论：他青少年时代以为的英雄不过是一个无耻无赖，是西方在非洲大陆拉出的一坨屎。尽管如此，所有在他的命令下工作过的人却不得不承认，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并且和蔼可亲、大胆，加上冷酷的心计，成就了他的业绩。他在非洲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一方面制造破坏，播种死亡，烧杀掠夺，用河马皮制成的鞭子抽打装卸工的背部，在整个非洲大陆那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而另一方面，他开辟了贸易的通道，在野兽遍布、疾病流行的广袤土地上传播基督教。所以当时罗杰很敬仰他，把他看作《荷马史诗》与《圣经》中的巨人。

“有时，为了我们干的这些事，您不觉得内疚吗？不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吗？”

年轻人未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提出了这个问题，再也收不回去了。营地中央篝火熊熊，树枝噼啪作响，大意的昆虫扑火而死。

“内疚？良心受到谴责？”考察队长从未听说过这些字眼，他蹙起鼻头，仿佛在猜测其含义，被太阳烤黑、满是雀斑的面孔耷拉了下来，“对什么感到内疚？”

“对我们让人家签的合同，”年轻的凯斯门特战胜了心慌，说道，“人家把生命、村落和所有的一切都交到刚果国际协会的手里，却没有人明白签的是什么内容，因为没有人懂法文。”

“即使他们懂法文，也不会明白合同的内容，”探险家坦率而开朗地笑了起来，这是他最令人觉得可亲的特点，“连我都不明白合同里写的是什么。”

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个子矮矮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侏儒；很年轻，一副运动员的样子，炯炯发光的灰色眼睛，上唇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有着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性格。他总穿长筒靴，腰间别着手枪，短大衣上口袋很多。接着，他又笑了起来，围在篝火周围同斯坦利和凯斯门特一起喝咖啡、吸着烟的监工们也笑了起来。年轻的凯斯门特却笑不出来。

“尽管合同上写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实际上是故意不让他们懂，我却很清楚，”罗杰以尊敬的口吻说道，“一句话，很简单，他们承诺把土地交给刚果国际协会，以换取社会帮助。在开工期间，他们答应支持各项工程：修路、建桥、修建码头，建立商号；答应为营地提供劳动力，维持治安；答应为官员和工人提供食物。而协会什么也不出，既不付工资，也不给补助。我一直以为我们来此是为非洲人做好事的，斯坦利先生。从懂事时起，我就敬仰您。我希望您能讲出一些道理，好让我继续认为您是在为非洲人做好事。这些合同真的是为他们好吗？”

大家沉默了许久，只能听到篝火的噼啪声、夜间出来觅食的动物不时发出的咕哝声。雨早就停了，但空气仍然很闷，充满了湿气。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发芽、生长、茂盛起来。十八年后，在被发烧搞得昏沉沉、满脑子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时，罗杰仍然记得亨利·莫顿·斯坦利审视着自己的那种探究、惊讶、带有讥讽意味的眼光。

“非洲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他终于开了口，但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我想说，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正代表了他们的软弱。美国和英国都没发觉到这一点。在非洲，弱者是不会活下来的，虫咬、发烧、毒箭、舌蝇会把他们消灭。”

他是威尔士人，大概在美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英语很富于音乐感，使用美式词汇和短语。

“这一切当然是为他们好，”斯坦利朝旁边村落里的一圈尖顶茅屋抬了抬头说道，“传教士要来把他们从异教中解救出来，要教会他们基督徒不应同类相食；医生们要来给他们注射疫苗，抵御瘟疫，治病比妖术有效；各家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工作；学校也教他们讲文明的语言，教他们如何穿衣，教他们如何向真正的上帝祈祷，教他们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讲话而不是用猴子讲的那种方言。慢慢地，现代的、有知识的人的各种习惯就会取代野蛮的习惯。要是他们了解我们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会亲吻我们的双脚。但是他们现在的思想状况与你我不一样，而跟鳄鱼和河马更接近。因此我们作出了适用于他们的决定，让他们签订这些合同。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感谢我们。从现在起，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像现在崇拜偶像和草人一样地崇拜利奥波尔多二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营地建在刚果河的什么地方？罗杰模糊地记得好像建在伯罗伯和琼毕利之间，那个部落属于巴特克族。不过他并没有把握。那些材料他都写在日记里了，如果说多年来那些分散写在本子上或单张纸片上的纷乱笔记也算日记的话。但不管怎么说，那次谈话他还是记得很清楚。跟斯坦利交谈后，他躺在破床上，内心感到的不舒服，他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心目中极为神圣的以字母“C”打头的三位一体破碎了，直到当时他还认为三位一体，即基督教、教化和贸易[西班牙文中，基督教（Cristianismo）、教化（Civilización）、贸易（Co-mercio）三词均以字母“C”打头。]可以证明殖民主义是合理的。当他还是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一名卑微的助理会计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笔代价需要付出：他们一定会进行欺骗。在殖民者中间，不仅有像利文斯顿医生那样的忘我志士，也还有干尽坏事的无赖。但做了一番加加减减之后，给非洲带去的好处还是大大超过给他们造成的损害。非洲的生活一直在向他显示，事实并不像理论那样清楚。跟随亨利·莫顿·斯坦利工作的那一年，罗杰对他在刚果河及其无数支流灌溉但不为人知的土地上领导探险的无畏精神和指挥能力一直钦佩不已，但他也记住了这位探险家实际上是一位摇摆不定的神秘人物，对他所作所为的议论总是矛盾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有多少是夸大的，有多少是想象的。有些人根本不能从想象里区分出现实，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唯一看得清楚的是，这位土著人的施主的想法并不符合事实。罗杰了解到这一点，是听了跟随斯坦利于1871—1872年为寻找利文斯顿医生进行的那次旅行的监工们讲述的事情之后。他们说，那不是一次和平的考察，远非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指示的那样是为了要让其酋长（治下共450人）签订出让土地、提供劳动力的合同，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些部落。那些粗鲁的、被原始森林折磨得失去人性的监工关于1871—1872年的考察所讲述的事情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土著人若拒绝为探险队员提供食物，拒绝提供脚夫、向导和用砍刀为他们在森林中开辟道路的人，那些村落就被夷平，酋长就被砍头，他们的女人与孩子就被枪杀。这些很久以来就跟随斯坦利的人都惧怕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他训斥，盲目地相信他的决定，带着教徒般的崇敬议论着于1874—1877年进行的长达九百九十九天的著名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同行的所有的白人和大部分的非洲人都死了。

1885年召开了柏林会议，以大不列颠、美国、法国和德国为首的十四国列强，在没有一名刚果人参加的情况下，把刚果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二千万居民拱手送给了利奥波尔多二世，为的是让刚果开放自己的领土，取消奴隶制度，对异教徒施以教化，推行基督教。那时，罗杰·凯斯门特刚满二十一岁，在非洲生活也有一年了，他与刚果国际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庆祝了这一事件。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决议，在刚果土地上为比利时国王准备实施的计划打基础已经干了很长时间。凯斯门特是个强壮的小伙子，个头很高，人很瘦，头发和胡子颜色很黑，深深的灰眼睛，不太喜欢开玩笑，寡言少语，像个成熟的男子汉。他的忧虑令他的同事们茫然不解，这些人里有哪个会认真看待令这个爱尔兰青年着迷的所谓“向非洲传播文明是欧洲人的使命”的说法呢？但他们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因为他很勤劳，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代人值班，替人完成任务。他几乎从不喝烈性酒，在营地，当人们喝多了打开话匣子大谈女人的时候，却发现他显得很不自在，想走开。他不知疲倦地走遍了森林地区，不顾一切地在湖、河里游泳，在昏昏欲睡的河马面前划动着双臂。他很喜欢狗。同事们记得，一天，一头野猪用獠牙刺死了被他叫做“纺锤”的狐狗。当他看到狗的肋部被刺穿、直冒鲜血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神经质的大发作。与探险队中的其他欧洲人不同，他很不在乎钱财。他来非洲不是想发财，而是受“给野蛮人送去进步”这个令人不解的想法的驱动。他把每年八十英镑的工资都花费在同事间的请客上，他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不过，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穿着整齐，又洗澡，又梳头，仿佛不是在林中空地的营地里或河滩边，而是在伦敦、利物浦或都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他在语言上很有天赋，学过法语和葡萄牙语，在一个部落住下来不久就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非洲人的方言。他总是在学习簿上记下所看到的一切。有人发现他还写诗，为此还开他的玩笑，他臊得连否认都说不清。有一次，他承认小时候曾被父亲鞭打，所以当他看到土著人一旦把物件打翻或不服从命令时监工们就鞭打他们，感到非常恼火。他总是有着梦幻般的眼神。

每当罗杰想起斯坦利，矛盾感就占据了他的心。他正从疟疾中恢复起来。那位威尔士冒险家在非洲看到的只有用来建立个人功绩、为个人攫取战利品的机会，但是又怎能否认他是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呢？凭借着无所敬畏而蔑视死亡，野心勃勃，看起来已经打破了人性的底线。他也曾看到斯坦利抱起脸上、身上长满天花痘的孩子，用自己的行军水壶为被霍乱或睡眠症折磨得垂死的土著人喂水，好像没有人能传染他。说真的，这位英帝国的英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野心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罗杰认为这个谜永远解不透，将永远藏在各种传说织成的大网后。他真正的姓名是什么？亨利·莫顿·斯坦利这个姓名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商人给他起的，这名商人在其浑浑噩噩的青年时代对他很慷慨，也许把他收为了养子。据说他真正的名字是约翰·罗兰茨，但没人能证明，也没人能证明他是威尔士人，更没人能证明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中度过。当时，卫生警察都把在大街上捡来的无父无母的儿童送进这所孤儿院。看样子，他很小的时候就作为一艘货船上的警察去了美国。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先是作为南方邦联军的一名士兵作战，后来倒向了北方军。有人认为，他后来又当了记者，写过几篇关于拓荒者向西部挺进同印第安人作战的新闻报道。《纽约先驱报》派他去非洲寻找大卫·利文斯顿的时候，这位斯坦利丝毫探险的经验也没有。他是怎么走遍了原始森林并活了下来？他是怎么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着大卫·利文斯顿医生？1871年12月10日，在乌希希，他终于找到了。据他后来吹嘘，他在一声问候过后说：“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顿医生吧？”让医生惊愕不已。

罗杰年轻时很钦佩斯坦利的成绩，钦佩他从刚果河的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的探险活动，但最钦佩的还是他于1878—1881年开辟商旅之路。这条路线为欧洲贸易打开了从刚果河到普尔地区的通道。普尔是一片可供航行的湖泊，日久天长，人们就把它称作斯坦利湖了。后来罗杰发现，比利时国王早就设想要实施这一行动，这样就可以逐渐开始1885年的柏林会议答应让比利时开发这片土地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而斯坦利正是这一设想的大胆执行者。

罗杰在非洲的那几年，逐渐意识到刚果独立王国的真实面目，他屡次对朋友赫伯特·沃德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小工。”当然也不完全是小工。当他到达非洲的时候，斯坦利为开辟商旅之路已经干了五年了。第一段路是从刚果河上游的维维到伊桑吉拉，共八十三公里。那段路原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布满了沼泽和深谷，树上生满虫子，沼泽散发着臭味，树冠遮住了阳光。1880年，这段路完工了。从那里到姆延加，是一百二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小路。刚果河是可以航行的，但只对惯于此道的先驱者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善于避开旋涡，在雨天涨水的时候又善于在浅滩或洞穴里躲避，以免被礁石撞翻或被时现时隐的湍流卷走。罗杰起初为刚果国际协会（后来于1885年改名为刚果独立王国）工作的时候，斯坦利已在金沙萨和恩多拉修建了以利奥波尔多二世命名的车站，那是1881年。三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到达了那片森林。四年后，刚果独立王国正式成立。当时，一个从未踏上过这片土地的君主建立了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同时，贸易也成了现实：欧洲的商人可以战胜刚果河下游的湍流和东一个西一个的利文斯顿瀑布造成的交通障碍，从大西洋进入非洲。这都要归功于斯坦利开辟的从博马到维维、直达利奥波德维尔[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旧称。]和普尔地区几乎长达五百公里的道路。罗杰到达非洲时，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商人和先头部队正进入刚果的土地，掠走第一批象牙、兽皮和整筐整筐的橡胶。这种橡胶出产自生长着某种能流出黑色浆汁树木的区域，而这种浆汁又是很容易取得的。

在到达非洲的头几年，罗杰·凯斯门特在商旅之路上走了好多遍。上游是从博马和维维到利奥波德维尔，下游是从利奥波德维尔直达大西洋。在入海口，肮脏的绿色海水变咸了，而正是从这个入海口，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驶入了刚果的领土。因此罗杰比任何一个住在博马或马塔迪的欧洲人更了解刚果河下游的情况，比利时殖民者正是通过这两个地方深入非洲大陆内地。

罗杰在余生一直惋惜自己在非洲的头八年，像棋赛中的小卒般为刚果独立王国卖命，把自己的时间、健康、努力和理想都投了进去，还以为这样做是在为一项慈善事业出力。直到1902年那次发烧，他还不止一次对自己这样说。

有时，他自我辩解：“在1884年斯坦利的探险队和1886—1888年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探险队里，在沿商旅之路刚刚建立起的车站和商号里作为监工或小组头目工作时，我如何能察觉在那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事？”他不过是一架庞大无比的机器上运转的一个小小零件而已。除了狡猾的制造者及其亲密的合作者，任何人都不知道那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不过，1900年，罗杰刚被英国外事办任命为驻博马领事时，同比利时国王有过两次谈话。他对此人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那是一个强壮、高大的男人，浑身挂满了各种勋章，长长的胡子梳理得很整齐，鼻梁高高的，有一双预言家的眼睛。当他得知罗杰将去刚果赴任，路经布鲁塞尔，便请他共进晚餐。富丽堂皇的王宫中铺着富有弹性的地毯，挂着水晶制的枝形吊灯，装饰着雕花镜子和东方雕像，这一切看得罗杰眼花缭乱。包括玛丽亚·恩里克塔王后、克莱门蒂娜公主和法国的维克多·拿破仑王子，共有十二位客人。整个晚上，国王几乎垄断了谈话，他讲起话来像受到神灵启示的布道者。当他描述从桑给巴尔出发去从事掠劫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们的残暴行径时，那高亢的声音具有神秘而虔诚的色彩：基督教欧洲有责任去结束那种人肉买卖。这一建议是他本人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小小的比利时对文明的贡献：把那些令人同情的人从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举止优雅的夫人们听得直打哈欠，拿破仑王子在同邻座的小姐低声调情，乐队在演奏海顿的协奏曲，但没有人在听。

第二天早晨，利奥波尔多二世召见英国领事，想同他单独谈一次。他在私人书房接见了英国领事。书房里装饰着陶制古玩、玉石和象牙雕像。国王身上散发出古龙水的香味，指甲上还涂了指甲油。与头天晚上一样，罗杰几乎插不上话。比利时国王谈论着自己堂吉诃德式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能为心存不满的报人与政治家们所理解的一切。毫无疑问，在非洲，有人犯错误，行事太过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很难找到既能干又正派的人愿意冒险去遥远的非洲工作。他请求领事如果在新职位上发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就亲自向他报告。比利时国王给罗杰的印象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自我崇拜者。

两年后，即1902年的今天，可以说，他无疑仍是这样的人。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聪明绝顶、善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刚果独立王国甫建立，利奥波尔多二世就于188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开塞与鲁基河之间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王室版图。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探险家们都认为，那片土地富产橡胶树。这样，那片土地就不能租让给私人企业，只能由政府开发。而刚果国际协会被刚果独立王国取代，成为合法单位，其唯一的总统兼代理人就是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

比利时国王向国际公共舆论解释说，消灭奴隶买卖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支治安武装。所以他向刚果派出了二百兵力的比利时正规军人，还建立了一支由一万名土著人组成的民兵军，其费用则由刚果居民负担。虽然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是由比利时军官领导的，但是在队伍中，尤其是民兵中的领导职位，都被从欧洲的藏污纳垢之所和妓院走出来的无耻之徒、服过役的囚犯、渴望发财的冒险家等品性卑劣的人占据。从西班牙到俄罗斯殖民地，在分散于广大地区中的数不清的村落里，像被机体中的寄生虫把持的这支治安队还得由非洲人民养活，而后者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落在他们头上的侵略者是比捕猎奴隶者、蝗虫、红蚂蚁和带来睡眠症的魔法更可怕的灾难。治安队的士兵和民兵都是贪婪、粗野的人，永不知足地大吃大喝、玩女人、捕捉动物、掠夺兽皮和象牙，总之，对于凡是能够抢的、吃的、喝的、卖的、奸淫的一切永不知足。

与此同时，对刚果人的剥削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仁慈的国王开始向各个企业发放特许证，以便让他们“通过贸易为非洲的土著居民开辟文明的道路”。有些商人由于不了解原始森林的情况而死于疟疾，被蛇咬或被野兽吃掉。也有少数商人被土著人用毒箭和浸毒长矛射死或刺死。这些土著人之所以敢于反抗那些如电闪雷鸣般突袭而至的武装部队，是因为商人们说，根据同酋长们签订的合同，他们必须抛弃耕地、渔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去做向导、脚夫，去寻找并割取橡胶，而且是白干，没有工资。众多拿到特许证的商人以及比利时国王的朋友和宠臣在很短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国王本人。

通过这项特许制度，各个公司在刚果独立王国犹如同心圆的涟漪，深入刚果河的中下游流域及其网状支流的广大地区，在各自的领地上享受着统治权。他们除了受治安队的保护，还有自己的民团，民团的头目往往都是退役军人、狱卒、囚犯和逃犯。其中一些人的野蛮行径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没几年，刚果就成了世界第一的橡胶出产国。文明世界为了让汽车、火车等各种运输体系和制衣、装潢及灌溉工程运转起来，对橡胶的需求与日俱增。

罗杰在那八年（1884—1892）中对此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此期间，他流汗，患疟疾，烤太阳，浑身是虫咬、搔伤、植物的刺伤和害鸟啄伤留下的疤痕。他坚持工作，支撑着利奥波尔多二世的贸易和政治发明。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出现在无数属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殖民标志：皮鞭。

是谁发明了这种绝妙的、易于使用的、有效的工具，来督促、恐吓、惩罚那些无精打采、笨拙愚蠢、黑檀木皮肤的双脚动物？这些双脚动物像佃户那样干着永远干不完的活。除了野外的活计和为政府修建的公共工程支付税款，他们寄望于殖民者的是向每个村落或家庭分发木薯、羚羊或野猪肉和其他食物。据说皮鞭的发明者是治安队的上尉奇科特[奇科特在西班牙语中意为鞭子。]先生，他是第一批殖民浪潮中的比利时人。此人既务实又有想象力，观察敏锐，比别人率先注意到用河马皮制作的鞭子比用马或猫的肠子制作的鞭子更具杀伤力，用河马皮拧成藤状的皮条比别的鞭子更能制造灼热的疼痛感、出血多且容易结疤。此外，这种皮鞭既轻便又结实。把皮条装在木质短柄上，监工、营地值班者、警卫、狱卒和小组头目就可以把皮鞭缠在腰间或搭在肩上。因为这种鞭子很轻，所以带在身上并不觉得累赘。治安人员带着它一出现就会产生恫吓效果：黑人男女老少一认出它来，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深褐色或黑得发蓝的面孔上闪出受惊的神色，因为稍微犯一点小错、失误或闪失，皮鞭就撕裂着空气，以其特有的嘶嘶声落在他们的脚上、臂上、背上，打得他们呀呀直叫。

第一批拿到刚果独立王国授予的特许权的商人中有一个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此人曾是利奥波尔多二世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和幕后牵线人，也是促使西方列强把刚果让给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关键人物。这个美国人于1886年组建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在刚果河上游从事象牙、口香糖、橡胶、棕榈油、铜矿等贸易。像罗杰·凯斯门特这种在刚果国际协会工作的外国人都转入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罗杰为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工资是年薪一百五十英镑。

他是作为驻马塔迪的仓储和运输代理于1886年开始工作的。马塔迪在基刚果语[基刚果语，当地语言之一。]中意为“石头”。罗杰来到的时候，那个在商旅之路上建立的运输站不过是在刚果河岸边用砍刀开辟出的一片空地。四个世纪前，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曾到达过这里，这位葡萄牙航海家在一块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至今仍可见。一家德国建筑工程公司用从欧洲进口的松木（松木竟然进口到非洲）建造了首批房屋、码头和仓库。罗杰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不幸的事件：随着地震般的巨响，一群大象拥进空地，差点毁掉刚建起来的居民点，工程中断了。六年、八年、十五年、十八年，罗杰眼看着为桑福德考察远征公司存放商品、他们亲手建立的那座小小村落逐渐扩建，甚至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冈。用木头为殖民者盖的两层楼的尖顶房屋增多了，这些房屋都带有花园和长长的小径，窗子都装有金属网。街道、街角和居民也多起来。除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和在金坎达建造的教堂，1902年又修建了一座更重要的教堂：圣母院教堂。此处还有一座浸礼会传教所、一家药店、一所由两位医生和几名修女护士管理的医院、一家邮局、一座漂亮的火车站、一间警察局、一所法院、几个海关仓库、一座结实的码头，还有出售衣物、食品、罐头，草帽、鞋子和农具的商店。在这座殖民者城市的周围还出现了一个满是五颜六色泥草屋的地方，那是刚果族人居住的贫民区。罗杰有时对自己说，马塔迪比首府博马更像文明、现代的基督教欧洲。在马塔迪，从传教所附近的通杜瓦山冈上可以看到长长的刚果河两岸，在那山冈上有一块埋葬着欧洲人的小小墓地。在城区和码头上，只有那些持有通行证的土著仆人和装卸工才能走动，其他任何人如果打破这个规定，除了被处以罚款和被鞭打一顿，还会被永远赶出马塔迪。在1902年，总督尚能夸大其词地说，在博马和马塔迪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凶杀或强奸案。

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的两年里，罗杰正好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有两件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是佛罗里达号从刚果河入海口一座小小的港口巴纳纳沿着商旅之路直达斯坦利湖，一直跑了几个月的运输；一是弗朗基中尉事件。

佛罗里达号是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运往博马的一艘巨轮，用来在刚果河上中游，即克里斯塔尔山脉的另一侧运输货物。把博马—马塔迪与利奥波德维尔切断的利文斯顿瀑布垂落下来，形成了若干个旋涡汇合处，这个汇合处被称作“魔鬼大锅”。从此处往东的数千公里的刚果河是可以作航运的，但是往西有几千英尺的落差，这长长的一段河流就不能作航运了。这样，佛罗里达号就得被拆成几百个部件，分类装箱，从陆地运往斯坦利湖。

土著装卸工得扛着这些箱子在商旅之路上走四百七十八公里。罗杰·凯斯门特负责最重的部件，即船的主体。他什么都干，从监督制造能装下轮船主体的大型车到招募上百名装卸工和砍刀手，让他们一面用砍刀开路，一面在克里斯塔尔山的山谷中拉着那庞然大物拖行。他还负责修建路堤和防护栏、建立营地、治疗病人和事故受伤者、平息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安排值班、组织分发食物和渔猎。那是担惊受怕的三个月，是感受到在为进步事业出力的令人振奋的三个月，也是与可怖的大自然进行卓有成效的战斗的三个月。这些事，罗杰在以后的几年里又干了许多次，但他不使用皮鞭，也不允许监工们滥用皮鞭。这些监工们有个外号，叫“桑给巴尔人”，取自奴隶买卖的重要地点——桑给巴尔，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像奴隶贩子那样残暴。

佛罗里达号重新组装好，开始在斯坦利湖宽阔的湖面上航行时，罗杰乘这艘船在刚果河上中游进行了一次旅行检查，检查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在各个点上的仓库和商品是否安全。几年后，他在1902年赴地狱的行程中重经这几个点，它们是：伯罗伯、鲁科雷拉、伊雷布地区，最后是被命名为科基拉维尔[科基拉维尔，姆班达尔的旧称。]的赤道转运站。

说到弗朗基中尉，此人跟罗杰不一样。他不但不讨厌皮鞭，而且肆无忌惮地使用皮鞭。那次事件发生在从赤道线返回时从博马上行大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无名小村中。当时弗朗基中尉带领治安队的八名土著士兵，为了那些无穷无尽的小工问题刚刚完成了惩罚性的胜利。为了装卸来往于博马—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之间的货物，小工总是不够用，各个部落拒绝把自己的人交出去干那种累死人的活。治安队，有时是拿到特许权的弗朗基本人，便不时地侵入顽强抵抗的村落，把有体力的男人串绑在一起带走。还焚烧茅屋，没收兽皮、象牙和各种家畜，鞭打酋长，要他们以后必须履行承诺。

罗杰在四名装卸工和一个“桑给巴尔人”的陪同下走进一座村落的时候，三四间茅屋已经化为灰烬，居民已逃光，只有一个很小的男孩躺在地上，手脚被绑在几根木棒上。弗朗基中尉正因目的落空而鞭打男孩的背部。一般说来，军官不必亲自动手打人，而是由士兵执行。可这次，中尉无疑因居民逃光而感受到侮辱，要进行报复。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每打一下就哼一声，看到罗杰及其小队出现，仍面不改色地不停地打，只是点点头回答来人的问候。小男孩大概早就失去了知觉，背部和双腿被打得血肉模糊。罗杰记得一个细节：他弱小的身体旁爬着一队蚂蚁。

“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弗朗基中尉，”罗杰用法语说道，“够了！”

矮小的军官垂下鞭子，转身朝那留着胡子的长长身影看去。来人没带武器，只拿一根木棒探查地面，把前方的枯枝败叶拨开；一条小狗在他脚边转来转去。中尉吃了一惊，修剪着整齐胡子的圆脸由红转紫，又由紫转红，还不停眨着眼。

“您在说什么？”中尉喊道。罗杰看见他垂下鞭子，左手放在腰间，使劲打开枪套露出了左轮枪柄。罗杰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很可能会使他开枪，便灵活地做出反应，没等他掏出手枪，就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把夺过他刚抓起的左轮。中尉极力想从捏住他后颈的手中挣脱出来，眼睛瞪得像只蛤蟆。

治安队的八个士兵一动不动地抽着烟，观赏着这一惩罚。罗杰却认为他们是被刚发生的事搞懵了，不知所措，只能手持长枪等他们的长官一声令下才行动。

“我叫罗杰·凯斯门特，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您很了解我，弗朗基中尉，我们不是在马塔迪玩过扑克牌吗？”罗杰松开他，弯腰捡起左轮，客气地还给了中尉，说道：“不管这孩子有什么过错，这么恶狠狠地鞭打他是犯罪。作为治安队的长官，您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因为您无疑是懂得刚果独立王国的法律的。如果这个孩子被鞭打致死，您的良心要承担一项罪行。”

“我既然来到刚果，就做好了把良心留在国内的准备。”军官说道，他面带讥讽，像是在问自己：凯斯门特会不会是小丑？要么就是疯子。他那歇斯底里的劲头过去了：“幸亏您手快，我差点儿就给了您一枪。杀了一个英国人，我可就陷入一场外交纠纷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劝您不要像刚才那样多管闲事，也别多管治安队的事，我的同事们的脾气都很坏，可不会像我这样对待您。”

暴怒平息后，他看上去又垂头丧气起来，嘴里直嘟囔：有人向土著人通风报信说他们要来，所以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马塔迪。凯斯门特命令手下给男孩松绑，把男孩放到床上，用两根木棒抬起吊床，一起朝博马走去。他什么话都没说。

到博马两天后，尽管伤势很重，失血很多，男孩仍活着。罗杰把他放在卫生站，然后到法院控告弗朗基中尉滥用权势。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被传唤了两次。从法官那长长的、愚蠢的提问中，罗杰明白了：他的指控将被束之高阁，而弗朗基中尉连警告的处分都没有。

因缺乏证据，那男孩又不愿进一步作证，法官最终驳回了他的指控。为此，罗杰·凯斯门特向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辞职，再次回到亨利·莫顿·斯坦利麾下。那时，当地的基刚果族土著人给斯坦利起了个外号叫“碎石机”，罗杰便在已经开工的铁路上工作了。这条铁路从博马—马塔迪直达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与商旅之路平行。受鞭打的男孩留了下来，跟罗杰一起干活，从此成了他的仆从、助手和非洲旅行的旅伴。由于他从来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凯斯门特就给他起名查利。查利跟了他十六年。

罗杰·凯斯门特离开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出于与公司一位上司之间发生的争执。跟随斯坦利在铁路上工作虽然很费体力，但他并不抱怨，因为他初来非洲时抱有的幻想复苏了。开辟森林、爆破高山、铺设枕木铁轨，是他梦想中的先驱者所做的事。露天工作时，被炙热的太阳烤，暴雨时又淋得他浑身湿透。他领导着小工和砍刀手，向“桑给巴尔人”发号施令，监督小组的人打夯、平地、加固、清除茂密的枝条，让他们好好干活。在铺设枕木的地方，正好能集中思想，精力充沛地做一件既惠及欧洲人也惠及非洲人、既惠及殖民者也惠及殖民地人的工程。一天，赫伯特·沃德对他说：“我认识你的时候还以为你不过是个冒险家，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罗杰不太喜欢翻过山到村落里为铁路与雇用小工和砍刀手而谈判。随着刚果独立王国的成立，劳动力匮乏成了头号难题。尽管签订了“合同”，但酋长们一旦明白真相就强硬起来，不肯让村民们去开辟道路，修建车站、仓库，收割橡胶。罗杰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为了平息这种抵抗，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他还是说服企业给劳工发一点儿工资，一般说来都是现金支付。别的公司也开始这样做了。不过即使这样，还是不易雇到劳工。酋长们说，为了吃饭，必须干农活、打猎、捕鱼，都离不开抢手的男劳力。

有时，看到招募者来了，正值干活年龄的男人就躲进草丛，于是惩罚性的武力招募开始了。他们还把女人们关进所谓的“人质之家”，迫使丈夫们不敢逃跑。

在斯坦利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招募中，罗杰多次负责与当地村社谈判，让他们交出土著人。因为他有语言上的才能，能够用基刚果语和林加拉语——后来还能用斯瓦西里语[基刚果语、林加拉语和斯瓦西里语都是刚果的主要民族语言。]进行沟通，尽管也有译员从旁协助。土著人听他结结巴巴地说本地话，不信任感就减弱了。罗杰和气、耐心的举止和尊敬的态度，外加他带去的礼物，如衣服、小刀、居家用品及招人喜欢的玻璃珠，使得对话容易起来，因而他常常能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劳力带回营地，让他们清除山上的枯枝败叶，干些装卸的活。罗杰也以“黑人的朋友”闻名。对此，有些同事很表同情，而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治安队的一些军官却表示轻蔑。

去土著部落做这样的公事，罗杰心里很不舒服。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起初，他很乐意做这种公事，因为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了解一些土著风俗、习惯、语言、衣饰、食物、歌舞、宗教仪式等。这些土著居民好像停滞在几个世纪前，他们的愚昧是原始、健康、直截了当的，但夹杂着残忍的习俗，譬如：在某些部落里，把孪生子女杀掉用来祭祀；杀死无数的仆人（一般都是奴隶）为主人殉葬；还有，某些部落间盛行互相食人的做法，所以其他村落对这些部落既害怕，又厌憎。谈判过后，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觉得是在对另一时代的人干了肮脏的勾当。他竭力想搞懂这种感觉，却毫无办法。因此，尽管他小心翼翼地设法减少合同中的过分规定，却总觉得那是违反信仰、道德和上帝的首要原则的无良行为。

因此，1888年年底，在斯坦利的铁路上工作尚不满一年，他就辞职不干，到恩贡贝·鲁特特的本特利传教士夫妇领导的浸礼会传教所工作去了。那是在一次谈话之后突然决定的。在马塔迪殖民者居住区的一间屋子里，那次谈话从黄昏持续到天亮。谈话的对象是路过该地的一个叫西奥多·霍尔特的人，此人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前军官。他离开英国海军，专程来刚果做了浸礼会传教士。自从利文斯顿医生来到非洲大陆进行考察，传播福音的时代就到来了。他们在帕拉巴拉、班扎曼特克和恩贡贝·鲁特特建立了传教所，此时又在斯坦利湖附近的阿灵顿建立了。西奥多·霍尔特作为这几间传教所的巡视员，总是在几间传教所之间旅行，帮助牧师们考察如何开办新的传教所。那次谈话留给罗杰·凯斯门特的印象，他终生记得；1902年年中，他在患疟疾的康复期，连细节都能清楚地回想起来。听西奥多·霍尔特讲话，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曾是职业军官，曾经作为海员参加过英国海军的两次重要军事行动。他不太谈起自己的过去和私生活。他五十多岁，外貌文雅，举止很有教养。在马塔迪谈话的那个静谧晚上，没有下雨，无云的天空点缀着繁星，河面上反射出点点星光，不时吹过的暖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凯斯门特和霍尔特躺在两张老旧的吊床上，开始了饭后闲聊。起初，罗杰以为吃完晚饭只要聊上几分钟，交流交流也就行了，然后就会睡去。然而，聊天开始不久，有些事让他心跳不止，比平时快很多。霍尔特牧师那柔和而火热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诱导他谈起了从未跟同事，更不用说跟上司们提及的，只是偶尔同赫伯特·沃德才说过的话题：忧虑、痛苦和疑惑。他一直把这些感受作为不祥的预兆埋藏于内心。那一切有什么意义？欧洲人在非洲的冒险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所写、所认为的那样吗？真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传播福音给非洲送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吗？在讨伐性的远征中，治安队那些抢光一切的野兽难道可以被称作传播文明的人吗？在殖民者（商人、士兵、官员和冒险家）中，有几个尊重过当地土著人、把他们看作兄弟或者看作人类？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吗？真相是，在非洲的这几年里，他只遇到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欧洲人不把黑人看作没有灵魂的人，不把黑人看作可以毫无内疚地加以欺骗、剥削、鞭打甚至杀死的动物。

西奥多·霍尔特静静地听年轻的凯斯门特痛苦的宣泄。在罗杰讲话的时候，霍尔特对听到的似乎并不觉得惊奇，相反，他承认，几年来他也被同样的疑惑折磨过。尽管如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所谓的“文明”确有其事，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残酷吗？他们的卫生水平、迷信、关于健康最基本的知识不是使得他们像苍蝇那样死去吗？那苟延残喘式的生活不是一种悲剧吗？为了让他们走出原始状态，为了让他们摒弃某些野蛮的习俗（如许多村社把儿童和病人当作牺牲品、互相残杀，一些地方盛行食人行为），欧洲有许多东西可以带给他们。此外，让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以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他们的偶像崇拜，不是一件好事吗？当然，确实也拥来了许多坏人，也许是欧洲最坏的坏人。难道没有办法制止吗？旧大陆必须给他们送来好事物，但不是灵魂肮脏的商人们的贪婪，而是科学、法律、教育、人类天赋的权利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不能再落后下去了，不是吗？无须再问殖民地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无须再问如果没有欧洲人，刚果人的命运是不是更好些。当事情不可逆转的时候，再浪费时间说“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是不值得的。最好把事情纳入正规，把走弯的路纠正，这不是基督最好的教导吗？

天亮时，罗杰·凯斯门特提问：像他这样不太信教的世俗人能不能在浸礼会教堂位于刚果河中下游的某间传教所找个工作？西奥多·霍尔特嘻嘻笑了：

“这可真是上帝设下的计谋，”他大声说道，“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的本特利夫妇正好需要一名世俗助手，帮我们搞搞会计。您现在竟然问我了，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这是上帝为了提醒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要绝望而设下的计谋。”

罗杰在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工作只限于次年的一月至三月，虽然短暂，但很紧张，并使他从一段时间以来的疑惑中走出来。他每月只挣十镑工资，只够吃饭，但看到威廉·霍尔曼·本特利夫妇在传教所里从早到晚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地工作，而且看到传教所既是宗教中心又是医疗站、接种牛痘处、学校、商店、消遣和咨询中心，他又觉得殖民冒险不是那么残酷了，而是合理的并能传播文明的。当他看到在这对夫妇周围出现了一个皈依新教的小小非洲村社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村社的衣着、每日在礼拜仪式上练习的合唱曲、他们的扫盲班及教义课，似乎逐渐把部落生活甩在了后面，开始了一种现代的、基督教的生活。

他的工作并不只是管管传教所的收支账目，这花不了他多少时间。他什么都干，从为传教所周围那一小块空地清扫落叶、拔除杂草（这是为了争夺和保持空地而与生长着的杂草所做的斗争）到出去猎杀正在捕食家禽的金钱豹。他负责在小路上或用一艘小船在河上搞运输，把病人、各种日用品和工人运出运进。他也监督传教所商店的运转，在这些商店周围的土著人可以买卖商品，主要是进行物物交换，比利时法郎和英镑都可在此流通。本特利夫妇总是嘲笑他在生意上的无能和大手大脚，因为罗杰认为价格太高，总想降价，哪怕削减了传教所那刚够预算的微薄收入。

尽管对本特利夫妇怀有好感，也知道他们愿意留下他一起工作，但罗杰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恩贡贝·鲁特特的工作是过渡性的。工作是体面的、忘我的，但只有在拥有那份激励着西奥多·霍尔特和本特利夫妇且是他所缺乏的信仰时，工作才有意义。尽管如此，他参加讲评《圣经》、上教义课、举行周日仪式时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的。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有点儿模糊，不否认上帝这个首要的存在，却不为所动。在教会里，他孤身一人时没法感到舒适，与其他信教者和谐相处也不过是作为公分母的一部分。在马塔迪与西奥多·霍尔特的那次谈话中，他曾试图解释清楚，却笨嘴拙舌，词不达意。前海军军官安慰他说：“罗杰，我完全懂得。上帝是有步骤的，先是忧虑、不安，然后推动你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明亮了，就在那里。你等着吧，你也会有这种体会的。”

至少在那三个月里，他没有这种体会。此时，1902年，即三年后，他的宗教信仰仍模糊不清。他的烧退了，体重轻了许多。虽然由于体虚，不时地有些眩晕，但已经重新开始驻博马领事的工作。他拜访总督和其他当局人物，重新玩象棋和桥牌。正值雨季，雨势持续了好几个月。

那一年的三月底，他结束了同威廉·霍尔曼·本特利神父的合同。五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到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