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是到这儿来。”爱丽丝向他伸出手表示问候，说：“我还以为永远来不了，可你看，我不是在这儿了？”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直保持着淡定、理性的外表，感情从不外露。但是罗杰很了解，她是极易受感动的。他可以听出她掩饰不住的、轻微发颤的声音，鼻翼的快速翕动总好像在表明她在担心着什么。她已近七十岁，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身材，脸上的皱纹并没有盖住她那长有雀斑的红润面色，也没有抹去她那明亮眼睛中的锐利光芒。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穿着浅色外套、薄衬衣和高跟皮靴，显得既优雅，又俭朴。

“真高兴，亲爱的爱丽丝，真高兴见到你，”罗杰·凯斯门特抓住她的双手，不停地说道，“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给你带来了几本书、一些糖果和几件衣服，但是被门卫没收了，”爱丽丝无可奈何地说道，“真遗憾。你还好吗？”

“好，好，”罗杰急切地说道，“这段时间你为我做得太多了，还没有消息吗？”

“内阁星期四才开会，”她说道，“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你的案子将被列入首项议程，罗杰。从宽的请愿书已经有近五十人签名，都是些重要人物：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政治家。约翰·德沃伊向我们保证，美国总统给英国政府的电报可能快要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动员起来，我是说，抵制报纸上的卑鄙宣传。你知道了吗？”

“不太知道，”凯斯门特的脸色很难看，说道，“外面的消息传不到这里，狱卒也受命不准跟我说话，除了典狱长，但那只是为了侮辱我。你认为还有可能吗，爱丽丝？”

“我当然认为有可能！”爱丽丝大声、肯定地说道，但凯斯门特认为这只是怜悯的谎言，“我所有的朋友都肯定地对我说，内阁会对此作出一致决定。只要有一位部长反对行刑，你就得救了。看样子，你的外事办老上司爱德华·格雷爵士是反对的。罗杰，不要灰心。”

这次，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没待在探视室里，只有一名年轻谨慎的看守背对着他们，透过门栏看向走廊，装作对罗杰和历史学家的谈话不感兴趣。“要是本顿维尔监狱的狱卒都像今天这样照顾人，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罗杰想道。他想起自己还没问爱丽丝关于都柏林的事。

“据我所知，圣周起义的时候，伦敦警察局搜查了你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罗杰说道，“可怜的爱丽丝，他们对你很坏吗？”

“还可以，罗杰。他们拿走了很多文件、个人信件和手稿。我希望他们能还给我，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嘛，”爱丽丝难过地叹了一口气，“与爱尔兰那边的人所遭的罪比起来，我这点儿事不算什么。”

无情的镇压还在继续？罗杰竭力不去想象那些处决、那些死亡的景象与发生在那个星期的悲剧事件。但爱丽丝大概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他的好奇，知道他渴望了解起义的情况。

“看样子，处决已经中止了，”她对看守的背部扫了一眼，低声说道，“有大约三千五百人被捕，大部分被关押在这里，其余的分散关押在遍及英国的监狱里。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八十名妇女。有几个协会在帮助我们，好几位律师提出愿意免费代理你的案件。”

某些问题一下子涌上罗杰的脑海：在死伤者和被捕者中间有多少人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控制住了。干吗要打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呢？那只能增加自己的苦恼。

“爱丽丝，有件事你知道吗？我希望减刑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给我减刑，那么我尚未学会爱尔兰语就死了；如果给我减刑，我就会埋头学习。我答应你，在这间探视室里，我们很快能用盖尔语交谈了。”

她点点头，想笑但没笑出来。

“盖尔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她拍了拍他的胳膊说道，“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耐心才能学会。亲爱的，你的生活已经够动荡了。不过可告慰藉的是，很少有爱尔兰人像你这样为爱尔兰出力。”

“亲爱的爱丽丝，这还得感谢你。我欠你的太多了，你的友谊、你的慷慨、你的智慧、你的文化修养。每星期二在格罗夫纳路聚会，和杰出的人在一起，气氛是那么令人愉悦。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现在可以对你说，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教会了我热爱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你是一位慷慨的老师，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罗杰终于说出了想说而又因腼腆未能说出的感受。自从结识她以来，他就敬仰并热爱这位历史学家兼作家，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她的那些关于爱尔兰和盖尔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书籍与文章帮助凯斯门特获得了“凯尔特式的自豪感”，他以极大的毅力追求这种自豪感，有时甚至引起自己的民族主义朋友的嘲笑。他是在十一年或十二年前为刚果改革协会向爱丽丝求助而结识她的，那个协会是他与埃德蒙·D.莫列尔创办的。那时，这些火气很旺的朋友已经开始向利奥波尔多二世及其诡计多端的设计——刚果独立王国展开公开的斗争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在揭发其对刚果的残暴行为方面投入极大的热情，对动员许多作家和政治家加入这一阵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爱丽丝成了罗杰精神上的庇护者和导师，他只要在伦敦，每个星期都要去参加爱丽丝家的沙龙。来参加这种聚会的有教授、报人、诗人、画家、音乐家和政治家。一般说来，这些人跟她一样，都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都主张爱尔兰自治，甚至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爱尔兰完全独立。位于格罗夫纳路寓所的高雅沙龙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爱丽丝一直保存着亡夫——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的图书。在那里，罗杰认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是诗人、剧作家、散文家。作品有《凯尔特的薄暮》等。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亚瑟·柯南·道尔爵士[亚瑟·柯南·道尔爵士（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小说家，著有《福尔摩斯探案集》等。]、萧伯纳[萧伯纳（George Ber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小说家，著有《布朗神父探案》等。]、约翰·高尔斯华绥[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1859—1932），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童话作家，著有《柳林风声》等。]和许多别的受欢迎的作家。

“我有个问题，昨天就想问格特鲁德，但没敢问，”罗杰说道，“康拉德[康拉德（Conrad Korzeniowski，1857—1924），出生于波兰的英国作家，著有《黑暗的心》等。]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吗？我的律师和格特鲁德都没提起他的名字。”

爱丽丝摇了摇头。

“我亲自给他写过信，请他签名，”她很不高兴地说道，“他的理由含混不清。在政治问题上，他总是滑来滑去。也许因为刚被承认为英国公民，自认为还不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波兰人，他既恨德国也恨俄国，这两个国家让他的国家消亡了几个世纪。谁知道为什么呢？我们这些朋友都在埋怨他。他是大作家，在政治上却是个假正经的人。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凯斯门特点头同意。他很后悔提出这个问题，这种事最好不知道。没有这个人的签名让他很难过，上次从加万·达夫律师处得知埃德蒙·D.莫列尔不愿意在减刑请愿书上签名令他感到同样的难过。竟然是他的朋友、斗牛犬一样的兄弟、为刚果土著利益而斗争的战友拒绝签名，还说在战争期间要对祖国忠诚[此时为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

“康拉德不签名改变不了事态的发展，”历史学家说道，“他对阿斯奎斯[阿斯奎斯（Asquith，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1908—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政府的政治影响等于零。”

“当然，那当然。”罗杰同意道。

他的签名也许对请愿的成败没那么重要，但是从内心来讲，罗杰很在乎。在监狱里，在因绝望而产生的一时冲动中，如果一个有威望的人、一个这么多人都很敬佩的人，在此危难时刻支持他，签一封表示理解和友谊的信，送达了他的手里，那是多么好啊。

“你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对吗？”爱丽丝问道，像在猜测他在想什么。

“确切地说，是二十六年前的1890年，在刚果认识的，”罗杰答道，“那时他还不是作家，如果我没记错，他当时对我说他在写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没错，那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他送了我一本，还签了名。我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之后他就没发表过什么了。他是海员，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英语，他的波兰口音很重。”

“现在也没人能听懂，”爱丽丝笑了，“还是用他那吓人的口音讲英语，像是在‘嚼卵石’，这是萧伯纳说的。不过，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文笔确实很精彩。”

这番回忆使罗杰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六月的那一天。湿热的夏天开始了，他大汗淋漓地忍受着专叮外国人皮肤的苍蝇的骚扰。一艘英国商船的年轻船长来到了马塔迪，船长三十岁左右，宽额，黑须，体格健壮，眼神深邃，名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波兰人，加入英国籍没几年，因受雇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作为一艘小轮船的船长来到此地。这艘轮船负责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与遥远的斯坦利湖瀑布—基桑加尼航线之间运送商品和商人。这是他第一次当船长，充满了幻想与计算。他来到刚果，满脑子都是想入非非的神话。利奥波尔多二世正是利用这些神话把自己包装成一心教化非洲，把刚果人从奴隶制度、异教束缚和其他野蛮习惯中解救出来的仁慈君主。这个波兰人尽管有着在亚洲和美洲海上航行的丰富经验，但他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短板赋予他某种天真无邪的气息，这立刻吸引了罗杰。好感是相互的，从结识的那一天起，直到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带领三十个装卸工沿着商旅之路向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出发赴任比利时国王号船长一职前的三个星期里，他们不分早晚地天天在一起。

他们在马塔迪周边散步，一直走到已不存在的维维，那是殖民地短命的第一个首都，现在连瓦砾都不剩一块。他们走到了姆博索河的入海口，据传四个世纪前，利文斯顿瀑布和“魔鬼大锅”阻止了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前进。在吕福迪平原，罗杰向年轻的波兰人介绍了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建造的第一所宅院，后来在一次火灾中毁掉了。不过最主要的是二人进行了长谈，谈及很多事情，主要是发生在康拉德刚刚踏上而罗杰已经待了六年的新生刚果独立王国里的事情。与罗杰交好数天后，这位波兰海员产生了一个与刚来此地工作时不一样的想法。1890年6月28日，星期六的早晨，他出发前往克里斯塔尔山脉，临行时对罗杰说道：“我失去了童贞。”他就是这么说的，以硬邦邦的口音断然说道：“凯斯门特，在利奥波尔多二世身上，在刚果独立王国问题上，甚至在生活问题上，您使我失去了童贞。”他又说了一遍，夸大地说：“我失去了童贞。”

后来，在罗杰去伦敦的旅途中，他们又见了几次面，通了几封信。1903年，相识十三年后的那年六月，当时在英国的凯斯门特接到了约瑟夫·康拉德（此时他已叫这个名字，并且成了一位有声望的作家）的请帖，邀请他到肯特郡本特农庄的西塞别墅度周末。在那里，作家和妻儿过着俭朴而和谐的生活。罗杰保留着与作家一起度过的那两天的温馨回忆。那时作家已有了几丝银发，胡子浓密，人发胖了，言谈之间也有了知识分子那股傲慢劲。不过他对待罗杰还是热情洋溢的。罗杰刚读完他的那部描写刚果的小说《黑暗的心》，那是对发生在刚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出色的描写之一，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此，他向作家表示祝贺，康拉德用手势打断了他：

“凯斯门特，您应该是那部书的合作者，”康拉德拍着他的肩说道，“没有您的帮助，我根本写不出来。您擦亮了我的眼睛，让我看清了非洲，看清了刚果独立王国，也看清了人类的残暴。”

饭后，出身卑微的康拉德太太和孩子退下休息了，他俩单独聊起来。作家在波尔多葡萄酒饮过二巡后对罗杰说，他为刚果土著人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被称作“英国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74—1564），西班牙传教士，到美洲后，大力反对西班牙征服者的罪行，被称为“印第安人的保护者”。]”。这一夸奖把罗杰搞得满脸通红。对自己的看法如此之好、对自己和埃德蒙·D.莫列尔进行的反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帮助如此之大的这个人，怎么会拒绝在只是请求免死的请愿书上签名？有什么事情会危及他康拉德和政府的关系？

访问伦敦期间，他记得与康拉德的另一次偶遇。那时，他在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威灵顿俱乐部跟外事办的同事聚会，与康拉德不期而遇。当他向同事告别时，作家坚持请他留下来跟他喝杯白兰地。二人回忆起康拉德路过马塔迪六个月后回来时那副颓废的样子。罗杰那时仍在当地工作，负责仓储和运输，而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则一反半年前罗杰认识他时的样子，热情而又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的影子一点儿都不见了。他好像老了许多，显得心烦意乱，寄生虫把他的胃搞出了毛病，不停地腹泻，体重轻了好几公斤。他痛苦、悲观，一心想尽早回到伦敦，找个真正的医生看看。

“康拉德，我看原始森林对您并不仁慈。别紧张，疟疾就是这样，哪怕烧退了，这病还是好不了。”

谈话是在罗杰作为卧室兼办公室的小房间里进行的，仍然是在饭后。马塔迪的夜晚既无月光也无星光，但并没有下雨。昆虫的嗡嗡声催人欲睡，他们一面吸烟一面手持酒杯啜上几口。

“最糟还不只是原始森林，气候也有损健康。发烧烧得我将近两个星期都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波兰人抱怨道，“连那可怕的疟疾搞得我拉血也不过只有五天。太糟了，太糟了，凯斯门特，真正糟糕的是我亲眼看见了在那倒霉的国家里每日发生的可怕事情，随时随地都看得见那些黑色魔鬼和白色魔鬼干的可怕行径。”

康拉德乘他所指挥的公司轮船比利时国王号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和斯坦利瀑布之间往来过一次。去基桑加尼的路上，前半程很不顺利，在金沙萨附近，毫无航行经验的独木舟划手被困在旋涡之中，康拉德差点儿溺水而亡。疟疾害得他躺在破床上不时地发烧，无力站起。就在那里，他得知前任比利时船长因与村落的一个土著人发生争执而被箭射死，另一位任职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官员因不明疾病死在旅途中——是康拉德送他到收割橡胶、猎取象牙的偏僻村落去的。但是，叫波兰人发怒的并不是惹他发疯的肉体上的不幸。

“是道德败坏，是这个国家渗入到各个方面的灵魂的堕落。”他好像被某种隐晦的幻觉吓呆了，以空洞而阴森的声音说道。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曾想让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凯斯门特回忆道，“但很遗憾，对您在刚果河上游将要遇到的一切，我没能明确地提醒。”

是什么对他的情绪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他发现了某些村社里还在盛行食人的原始习性？在部落和贸易点还流行着用几个法郎就可以把奴隶买来买去的陋习？那些所谓的解放者对刚果人使用了更为残酷的压迫和奴役的手段？他不忍看见土著人的背部那累累的鞭痕？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白人鞭打一个黑人，直至全身都是纵横交织的伤痕？罗杰没有要他讲具体的事例，但毫无疑问，比利时国王号的船长在合同三年期满之后想辞职尽早回英国之前确实亲眼见证了那些可怖的事情。他还对罗杰讲了一件事：从斯坦利瀑布回到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时，他跟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个经理名叫卡米勒·德尔孔米讷，但他把他叫做“穿马甲戴帽子的野蛮人”。康拉德现在回到文明中去了，对他来说，也就是回到英国了。

“你读过《黑暗的心》吗？”罗杰问爱丽丝，“你认为他对人类的这种看法正确吗？”

“我想不怎么正确，”历史学家答道，“这本书出版时，我们在某个星期二争论了很久。说非洲把文明的欧洲人变成了野蛮人，不过是隐喻。你的那篇《关于刚果的报告》指出的刚好相反，是我们这些欧洲人把最坏的野蛮行为带去了那里。另外，你在非洲待了二十年，并没有变成野蛮人，甚至比以前更加文明。你离开英国时还相信殖民主义和帝国具有高尚的美德呢。”

“康拉德说，人类的道德败坏是在刚果浮出表面的，不管是白人的还是黑人的。《黑暗的心》多次使我夜不成寐，我觉得他描写的不是刚果，不是现实，也不是历史，而是地狱。刚果不过是某些悲观的天主教徒表达残酷看法的借口。”

“对不起，打断你们，”看守转身对他们说道，“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而探视时间只允许十分钟，你们该告别了。”

罗杰向爱丽丝伸出手，然而使他惊奇的是，她竟张开了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使你得救，罗杰。”她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罗杰心想：“爱丽丝如此控制不住感情，大概是因为她确信请愿肯定会被拒绝。”

回牢房的一路上，他都很伤心，还能再次看到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吗？对他来说，爱丽丝意味着许多东西，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怀有对爱尔兰的热爱：不容改变的热爱、最强烈的热爱、最固执的热爱、能使她憔悴的热爱、会为之牺牲的热爱。“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不停地说道。被压迫了几个世纪，给爱尔兰造成了多少痛苦和不公平啊！所以，为此高尚的事业去牺牲是值得的，但无疑是失败了。为了加速爱尔兰的解放事业，把自身斗争与德国人联系起来，使得德国陆海军的进攻行为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起义配合起来而精心设计的方案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成功。他想阻止那次起义，却无能为力。现在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埃蒙·圣安特、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很多人都被枪决了。只有上帝知道那几百个同伴在监狱里会被关上多少年，也许一直关到腐烂。至少他是一个范例，放荡不羁的约瑟夫·普伦凯特曾在都柏林狠心地这样说。在刚果与利奥波尔多二世斗，在亚马孙地区与普图马约河畔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及橡胶商们斗，为这样的事业而斗争，他是献身的范例、爱国的范例、牺牲的范例。这是正义的事业，是孤身一人反对强者与霸者暴行的事业。诬蔑他是叛徒，是蜕化变质分子，就能抹杀这一切吗？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这要由上帝决定，很久以来就同情他的上帝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他闭着眼，仰躺在破床上，又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如果这位前船长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自己会不会感觉好受一些呢？也许好，也许不好。那天晚上，在肯特郡的别墅里，他说：“在来刚果以前，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动物。”这话是什么意思？尽管罗杰并不完全明白，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那些所为、那些无为、在人类问题方面、在原罪问题上、在邪恶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至关重要的忧虑。罗杰很了解这一点，其实是刚果把他变得有人性了。如果有人性意味着能看清贪婪、吝啬、偏见、残暴所能达到的极致，那的确是道德败坏——对，这在动物中间是不存在的，是人类专有的。刚果向他展示了这些东西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使他睁开了眼，也使他跟那波兰人一样“失去了童贞”。于是他回想起自己在二十岁到达非洲时也是个“童男”。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说，报纸上指控他在人类中是一个渣滓，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为了打消这与日俱增的消沉，他只有想象抱着另一个裸露的身体在放满水的澡盆里用肥皂美美地洗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