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于1903年6月5日从斯坦利修建、他本人年轻时也参与修建过的铁路坐车离开了马塔迪。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前那漫长的两天里，年轻时体育锻炼方面的一件事一直纠缠着他：他是第一个在恩基希河游泳的白人。恩基希河是商旅之路上曼延加与斯坦利湖之间最长的一条河。他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刚果河中下游的几条最小的河流如科威罗河、鲁贡谷河、姆波索河与伦萨迪河里游泳过，这些河里虽有鳄鱼，但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恩基希河很宽，将近百米，河水更是湍急，靠近瀑布处净是旋涡。当地的土著人提醒过他，在那里游泳太莽撞了，会被水流卷走，撞在石头上。果然，他胳膊划了不久就感到双腿被急流拽向旋涡中心。他竭力蹬腿，使劲划臂，但没能避免喝了几口水。他已筋疲力尽了，此时却被一个浪头卷向了岸边。他竭力抓住了几块岩石。爬上斜坡时，他已被撞得浑身都是伤痕，心都要跳出来了。

这趟行程持续了三个月零十天。后来他想，在那段时间里，他的性格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刚果，对非洲，对人类，对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以及对生活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清醒、更加现实了。但那些经历也把他变成了一个习惯不幸的人。在他的余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好几次对自己说，还不如不到刚果河中上游去核实伦敦的某些教会和那位叫埃德蒙·D.莫列尔的记者对橡胶产区土著人遭受的不公平行为的指控。那位记者似乎要终其一生地批判利奥波尔多二世和刚果独立王国。

从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的第一段行程，罗杰看到的破败景象使他大吃一惊。他曾经夜宿过的村落如通巴以及散布在恩塞勒和恩多拉山谷的一些村落，以前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则差不多变成了沙漠。幽灵般的老人拖着双脚在飞扬的沙尘中踽踽而行，也有人蹲在树干旁闭着眼睛像是死去，要么昏昏欲睡。

在那三个月零十天里，荒无人烟的景象——失去血色的人以及罗杰在十五六年前曾经到过、夜宿过或搞过贸易的村落与落脚点的消失，一次又一次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在做噩梦。当年在这些地区，刚果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或是在内地，在隘口处，罗杰在传教士、官员、治安队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土著人中搜集证词。他可以用林加拉语、基刚果语和斯瓦西里语或者通过翻译用当地的语言向土著人提问，可现在人们去哪儿了？记忆是不会欺骗他的。以前那些打量他、触摸他，然后围上来的兴奋的人，一群群的儿童、女人和男人仿佛就在眼前。男人都文着身，磨尖的牙齿都戴着小圆环，有时手持长矛，戴面具。这几年怎么一下子蒸发了？有些村落消失了，有的则只剩下一半人、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有些地方，罗杰还能说出确切的数字，就拿鲁科雷拉来说，1884年他第一次访问这个人口众多的村社时，有五千居民，而现在不到三百五十二人。大多数的村落因居民年老、生病而处于颓败的境地。因而，凯斯门特巡视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八十二个幸存者还有劳动能力。鲁科雷拉怎么会一下子就消失了四千多居民？

政府的代理人、橡胶收购公司的职员和治安队的军官们的解释永远是一样的：营养不良损坏了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所以黑人因睡眠症、天花、黄热病、感冒、肺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像苍蝇般地死去。流行病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尤其是睡眠症。据几年前的发现，那是由舌蝇造成的。舌蝇进攻血液和脑子，在病人四肢产生一种寄生虫，造成了嗜眠症，永远也治不好。旅程至此，罗杰·凯斯门特依然对刚果人口为何骤减有所疑问，但他不是在寻求答案，而是想确认一下他所听到的谎言是不是所有人不断重复的口号。他很清楚答案：使刚果河中上游的大部分刚果人蒸发掉的灾难，是贪婪、残暴、橡胶、无人性的制度和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无情的剥削。

在利奥波德维尔，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调查不被当局破坏，他决定不使用官方提供的任何交通工具，而是在外事办的同意下，向美国浸礼会联合会租用了亨利·里德号及其全体船员。谈判进程缓慢，因为旅行需要贮藏木材和食物，他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逗留期就得延长，从6月6日延长到7月2日才起锚。沿河上行，乘自己的船旅行自由多了，想深入到何处就深入到何处，想在哪儿停泊就在哪儿停泊。这就使得他能够调查到在殖民体制下永远发现不了的事情。过去，他从来没有同当地非洲人有过这么多次的谈话，以前，非洲人只在确定他没和军人及比利时行政当局在一起之后，才敢向他凑近。

自六七年前罗杰上一次去利奥波德维尔以来，这个城市成长了许多。满城都是房屋、仓库、传教所、办公室、法院、海关，到处是视察员、法官、会计师、军官和士兵，也到处是神父和牧师。这新兴的城市一开始就让他感到讨厌，不是因为接待不周，相反，从总督到警察局，从他前去拜访的法官和视察员到他去访问的新教牧师和天主教传教士，都热诚地接待了他。所有人都主动向他提供他需要的报告，但正如他几个星期后所证实的那样，这些报告都是模棱两可、公然假造的。他感到某种敌对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弥漫在城市上空。相反，河对岸，与之相邻的法属刚果的首都布拉柴维尔[13世纪末，班图人在刚果河下游建立了刚果王国。15世纪起，葡、荷、英、法、比相继侵入。1885年，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见前文）把刚果河以东地区划为比属殖民地，刚果河以西划为法属殖民地。]却没有那么令人窒息，甚至令人感到愉快。他曾经去过两次，街道开阔而规整，人们心情开朗。在那里，没有利奥波德维尔那种暗中仇恨人民的气氛。在利奥波德维尔谈判、租用亨利·里德号的四个星期中，他倒是得到了许多报告，但是没有人愿意谈得深入，连好心人都对他藏着掖着，就连对自己也不愿多说，因为他们惧怕直面那恐怖的事实真相。

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后来对他说，那一切纯属偏见。是他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的所见所闻、他对利奥波德维尔的回忆搞乱了他的思维。另外，他的回忆不仅仅保留着对亨利·莫顿·斯坦利于1881年建立的这个城市的坏印象。一天早晨，他趁空气新鲜，走了很长一段路去码头，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黢黑的半裸小伙子身上，他们正一面唱着歌一面从驳船上卸货。二人看样子很年轻，身上的遮羞布掩藏不住臀部的轮廓。二人都很瘦，但富有弹性，以富有节奏的动作把一包包的货物卸下来，给人留下健康、和谐的美感。他欣赏了很久，很想把他们拍下来，以便将来回忆起来可以说初生的利奥波德维尔并不全都是丑恶肮脏的。可惜他当时没带照相机。

1903年，亨利·里德号于当年七月起锚。穿过斯坦利湖那广阔而平静的湖面时，他感动了：在法属刚果的对岸，瞭望几处沙质的陡崖，使他想起了多佛[英国东南部多佛港。]那些露出水面的白色礁石；长翅鹮鸟在阳光的照射下优雅而高傲地在湖面上飞翔。这美丽的景象持续了大半天而无改变。翻译、装卸工和砍刀手激动得不时地指点着泥泞里大象、河马、水牛和羚羊的足迹。他的斗牛犬约翰也因这次旅行而兴奋起来，在船上跑来跑去，还突然吠上几声。但是到了琼毕利，去捡柴时，约翰突然变了脾气，发起怒来，不知怎么搞的，几秒钟内就咬伤了一头猪猡、一只山羊以及浸礼教会联合会牧师的菜园看守人。罗杰只得送些礼物作为赔偿。

旅程的第二天，看到载着一筐筐橡胶的小轮船和驳船沿着刚果河下行到利奥波德维尔。整个旅程都是这幅景象，不时能远眺两岸枝叶间露出的电报杆和村落的屋顶。村民一见他们走近就逃进了森林。后来，罗杰想向某个镇子上的土著人提些问题，就先派一个翻译向村民说明，英国领事是一个人来的，没带比利时军官，想调查村民面临的问题和需求。

旅程的第三天，在建有浸礼会联合会办的传教所的伯罗伯镇，他预先得知了一个期待中的消息。在一群浸礼会传教士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莉莉·德·艾勒医生，她精力充沛，智慧过人，和蔼可亲。她的个子高高的，不知疲倦，生活俭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在刚果待了十四年，能讲好几种土著语言，还有效地领导着一家为土著人开设的医院。医院里挤满了病人，罗杰在躺着病人的吊床、木床和席子中间走着，特意向艾勒小姐询问为什么病人都伤在臀部、腿部和背部，后者宽容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他们是某种灾害的受难者，领事先生，这种灾害叫奇科特，是一种比狮子和眼镜蛇更嗜血的猛兽。博马和马塔迪没有奇科特吗？”

“不像在这里这么随便地使用。”

艾勒医生年轻时大概有一头红发，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白发苍苍，只有几绺红发从头巾中露出来。太阳晒黑了她瘦削的面孔、脖颈和臂膀，但是那双绿色的眼睛仍显得那么年轻、生动，闪烁着坚定的、信仰的光芒。

“如果您愿意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刚果人的手上和下体都缠着绷带，我可以向您解释，”莉莉·德·艾勒挑衅般地说道，“是因为治安队的士兵用砍刀割下或摧毁了他们的双手和生殖器。请别忘了把这种事写进您的报告。在欧洲谈到刚果时，这种事是不常被说起的。”

那天下午，通过翻译跟伯罗伯医院的伤者和病人交谈了几小时之后，罗杰吃不下饭。他觉得对传教所包括艾勒医生在内的牧师们有些失礼，因为他们特地为他做了烤鸡。他只得借口身体不适。他敢肯定，只要吃上一小口，就一定会在主人的面前呕吐出来。

“如果您看到的事让您感到不适，那么最好还是别去见马萨德上尉，”传教所所长劝说道，“不过，怎么说呢，听听他的讲述，对强健的胃倒也是一次考验。”

“先生们，我正是为此才到刚果河中游来的。”

治安队的上尉皮埃尔·马萨德上尉并不驻扎在伯罗伯，而在姆邦戈，那里有一支警卫队和一个训练场，用来把非洲人训练成治安队的士兵。他经常巡视旅行，在传教所附近搭有一顶野外帐篷。牧师们邀请他来跟领事谈一次话，同时提醒领事，这位军官的暴躁脾气是出了名的。土著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麻陆麻陆”[音译，意义不详，应为土著的语言。]，在其邪恶的事迹中有一件事很突出，那就是他把三个不听话的非洲人串在一起，一枪就能同时击毙三个。最好不要招惹他，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此人力壮如牛，个头不算高，方脸，光头，牙齿被尼古丁熏得黢黑，脸上总是带着冷笑。他的小眼睛有些细长，声音尖细如女人。牧师们准备了木薯做的甜食和芒果汁。牧师们不喝烈酒，但也不反对凯斯门特从亨利·里德号拿来一瓶白兰地和一瓶淡红葡萄酒。上尉庄重地向大家伸出了手，并给罗杰行了个巴洛克式的礼，称他“领事先生阁下”。几个人干杯，还点上了香烟。

“上尉先生。如果您允许，我想向您提个问题。”

“您的法语真好，是在哪里学的，领事先生？”

“我小时候在英国学过，但主要还是在这里，在刚果学的。我在刚果生活了好几年，我想可能带有比利时口音。”

“您有多少问题就请问吧，”马萨德又啜了一口酒，“顺便说一句，您的白兰地太好了。”

那四位牧师石头般静静的，一言不发。他们都是美国人，两个青年人，两个老年人。艾勒医生去了医院。天黑下来，听得到夜间昆虫的嗡嗡声。为了轰蚊子，点了个噼啪作响且不时冒烟的火堆。

“马萨德上尉，我要坦率地跟您说，”慢慢地，声音也不提高，“我在伯罗伯医院里看到了那些断手和被割下来的生殖器。我觉得那是不可接受的野蛮行径。”

“当然，当然是野蛮行径，”军官立刻表示同意，不过态度很勉强，“还有比这更糟的呢，那就是浪费：这些肢残的男人不能劳动了，至少活干得很糟，效率极低。我们搞得这里劳动力匮乏，这才是真正的犯罪。请把那些割手割生殖器的士兵带到我跟前，我要扒开他们背上的皮，让他们流干血管里的血。”

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对世上白痴们的水平感到忧心忡忡，于是啜了一口白兰地，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法律或者什么规定允许你们残害土著人吗？”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马萨德上尉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一笑，方脸变成圆脸，还笑出了几个滑稽的酒窝。

“法律或规定是绝对禁止的，”他两手一拍，好像空中有什么东西，接着肯定地说道，“那就请你让那些两只脚的畜生也懂得些法律或规定吧。您还不了解他们吗？既然您在刚果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了解他们。让鬣狗和扁虱懂得这些，都比教一个刚果人懂容易得多。”

上尉又笑了起来，但马上发了火，表情僵硬，细小的眼睛在浮肿的眼皮底下几乎消失：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吧，然后您就会明白，”他叹着气接下去说道，好像不得不先行解释一下比“地球是圆形的”这一点更显而易见的道理，“一切都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他两手使劲地一拍，似乎想拍死空中那些带翅的敌人，说道：“治安队不能浪费弹药，我们不能允许士兵们把发给他们的子弹拿去射杀猴子、蛇和其他肮脏动物而浪费掉，他们就愿意生吃这些东西。有指示告知他们：弹药只能在军官的命令下用来自卫。但是这些黑人士兵不管怎么挨鞭打也不肯服从命令。为此，才有了这个规定。您懂了吗，领事先生？”

“不，我没懂，上尉，”罗杰说道，“您说的是什么规定？”

“为了确保不会因打猎而浪费子弹，每次只要有人开错枪，就割掉他的手和生殖器。”

上尉又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白兰地，朝空中吐了口唾沫。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又发起火来，紧接着抱怨道，“因为这些肮脏的混蛋自有办法对付规定。他们是怎么对付的，您猜得出吗？”

“猜不出。”

“很简单，他们拿出从土著人身上割下的手和生殖器，让我们相信他们射死的是人，而实际上他们射死的是他们想吃的猴子、蛇和别的肮脏动物。为什么医院里都是没手没鸡鸡的可怜虫，您现在懂了吧？”

他停了很长一段时候，喝掉了杯子里剩余的白兰地。看样子他很伤心，甚至做出要哭的样子。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领事先生，”马萨德上尉痛苦地说道，“跟您说吧，不容易啊，这些黑兵不仅粗暴、野蛮，而且惯于造假、说谎、欺骗，毫无感情和原则，就连恐吓也打不开他们的智力。我敢肯定，治安队为了对付割下活人的手和生殖器而进行欺骗并继续使用国家发放的弹药打猎的人，惩罚是很严厉的。您还是来看看我们的哨所，证实一下吧，领事先生。”

谈话一直持续到他们脚下噼啪作响的篝火熄灭，进行了几个小时。二人道别时，那四位浸礼会牧师早已去睡了。上尉和领事把白兰地和红葡萄酒喝光了，都有些醉意，但是罗杰·凯斯门特仍保持着清醒。几个月或几年后，他大概仍能详细地说出他听到的胡言乱语和招供，以及皮埃尔·马萨德上尉在酒精作用下变得通红的方脸。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他还同治安队的军官们进行了几次谈话，其中有比利时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从这些人的口中听到了可怕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记忆中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作为刚果现实象征的，还是那天晚上同马萨德上尉的那次谈话。在谈话的某一刻，这位军官伤感起来，向罗杰承认他很想念他的妻子。他有两年没见到妻子了，也很少收到她的信。她也许移情别恋，不爱他了。这不足为奇，许多军官和官员们都遇上过这种事。他们在此为比利时效劳，为国王陛下效劳，被病痛折磨，被毒蛇咬噬，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谈不上，最后客死他乡，葬身于这座地狱。为了什么？为了那少得可怜、根本积蓄不起来的薪水。有人会感谢他们为比利时付出的牺牲吗？相反，在宗主国，对这些“殖民者”存在着顽固的偏见，从殖民地回来的军官和官员受到歧视，无人理睬，好像他们与野人打交道多了，也变成了野人。

当皮埃尔·马萨德上尉把话题引向性的问题上时，罗杰从心底感到不舒服，想告辞。但是上尉已经完全醉了，为了不惹他生气，不跟他吵架，罗杰留了下来。他一面忍着恶心听他讲话，一面想，自己到伯罗伯来不是充当法官，而是来搞调查、搜集材料的。他的材料越确实、越完整，对斗争的贡献就越有成效，而这斗争正是为了反对把在刚果进行的恶劣行径制度化。上尉很同情那些幻想能把可怜的土著人训练成士兵而从比利时赶来的年轻中尉和军士，他们的性生活怎么办呢？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女友、妻子和情人抛在欧洲，可到了这儿又能如何呢？在被上帝之手抛弃的荒野里，连称得上妓女的人都没有，只有几个令人恶心、浑身都是虱子的黑种女人，只能在喝得烂醉的时候去睡她们，还要冒着染上毛虱、淋病或下疳的风险。就拿他来说，倒是费了好大的劲，但仍没干成，而在欧洲，他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从来没失败过。我皮埃尔·马萨德竟然在床上失败了。连吹箫也不起作用，黑种女人有把牙齿磨尖的习惯，不小心咬你一口，就把你阉了。

他把手放在裆上，做出淫荡的表情，放声大笑。趁马萨德大谈特谈的时候，罗杰站了起来：“上尉，我该走了。明天一早就得出发，想早点儿去睡。”

上尉机械地握了握他的手，但还在说话，也没站起来，不过声音弱了下来，眼神也涣散了。罗杰渐渐走远，但仍能听到他在背后嘟嘟囔囔地说，选择军事专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让他以自己的余生付出代价。

第二天早晨，亨利·里德号起锚朝鲁科雷拉驶去。在那里，他逗留了三天，没早没晚地找各种人谈话：官员、殖民者、监工、土著人等。接着又到了伊科科，深入曼通巴湖。在湖的附近，他找到了那片被称作“王室领地”的广阔土地，围绕着这片土地，经营着主要的私人橡胶公司：鲁朗加公司、阿比尔公司、刚果贸易公司等。这些公司在整个地区拥有大片的租地。罗杰访问了几十个村落，其中有些位于曼通巴湖边，有的则在腹地。为了去这些腹地的村落，必须用木桨或竹竿划着小型独木舟或在阴暗潮湿的草丛里由土著人用砍刀开路、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有几次还不得不在水淹至腰的湖泊和散发着臭味的沼泽地里顶着成群的蚊虫和无声的蝙蝠影子涉水而行。在这几个星期里，他扛住了疲乏、大自然制造的困难和恶劣的气候，火热的精神状态仿佛着了魔法，他丝毫没有气馁，虽然每天、每刻好像都在陷入苦难和恶劣的地层之中。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地狱是不是就是这样？他没有看过那本书。那几天，他发誓一到手就看。

在他这次旅途中，当地土著一见亨利·里德号来了，以为船上载有士兵，撒腿就跑；但很快就出来与他相见并派出使者，邀请他参观村子。在土著传说中，英国领事视察本地区是来听取申诉和需求的。于是土著人带着证据来找他，诉说着一个比一个更加悲惨的经历，他们以为罗杰有权力在刚果驱邪匡正。罗杰根本没什么权力，他只能把这些非正义行为和罪行向上呈报，然后由英国及其盟国去要求比利时政府结束这些暴行，惩办虐待者和罪犯。这才是他能够做到的。但无论怎么对土著人解释都没用，他们不明白吗？肯定地说，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他们急着要说话，要诉说突然而至的灾难，所以并不留意听他的解释。他们绝望地、愤怒地、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有时都哽住了。翻译不得不打断他们，求他们讲慢点儿，好让他翻译得好一点。

罗杰一边听，一边记下来，然后整晚整晚地在卡片和本子上一字不漏地整理所听到的一切，几乎顾不上吃东西。他生怕那些草稿纸片可能丢失，简直不知该采取何种谨慎的措施、该藏在什么地方才好。最后他决定带着它们一起走，让一名装卸工扛着，并命令装卸工和他寸步不离。

他几乎不敢睡觉，困得精疲力尽，直做噩梦。从害怕到恐惧，从可怖的幻觉到真正的悲痛，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动力：家庭、朋友、理想、国家、感情和工作。他从未曾像此时这样想念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沃德对一切生命存在的表象有着富于感染力的热情，他生性快乐，任何事、任何人都破坏不了他的乐观情绪。

旅行结束，他写出报告便离开了刚果，在非洲的二十年也成回忆。罗杰·凯斯门特多次对自己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骇人听闻的行径，如果用一个词道出其根源，那就是贪婪，对黑色金子的贪婪。这种遍布刚果森林的黑金成了人民的不幸，这一财富成了落在这不幸人民头上的诅咒。事情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这些不幸的人就会从地球上消失。花三个月零十天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又想，如果不早日耗尽橡胶，那么被耗尽的将是刚果人。殖民制度本身正在成百成千地消灭他们。

在那几个星期里，各种回忆像洗乱了的纸牌混杂在一起。要是不详细地把日期、地点、证据和批注记录在本子上，他的记忆就会乱得一塌糊涂。在那令人眩晕的混乱中，他只要一闭上眼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仿佛被毒蛇撕咬过的背部、臀部和腿部上紫红色的疤痕，还有儿童的残肢、被割下臂膀的老人、骷髅般忧郁的脸孔就不断地浮现，又不断地消失，尤其是那些面孔，仿佛被抽掉了脂肪和肌肉，只剩下一层皮，毫无生气，完全是一副骷髅。那僵硬的神情，或者说那僵硬的神情所表现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境遇导致的无限惊愕。罗杰·凯斯门特带着笔记本、铅笔和照相机到过的所有村落和小村子都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一开始，一切都很简单明了，给每个村落规定明确的义务：每星期或每十五天要交纳一定的食物（木薯、家禽、羚羊肉、野猪肉、山羊肉或鸭肉），供治安队哨所和开辟道路、立电报杆、修建码头仓库的小工们食用。此外，各村落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橡胶，橡胶收割后要盛在土著人自己用藤编织的大筐中送去。对未完成这些义务的惩罚是各种各样的：对交纳食物和橡胶不足量的处以鞭刑，不少于二十下，有时甚至五十下或一百下。许多受到惩罚的人会大量出血或死去；少数土著人得以逃命，却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妻子就会作为人质被关在“人质之家”。治安队的每个哨所都建有“人质之家”，在那里，逃跑者的妻子们要受到鞭打，不准吃、不准喝，有时还要受到刁钻的折磨：强迫她们吃下自己的或看守们的粪便。

连掌权的殖民者都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不管是私人公司还是国王的产业都一样。在所有的地方，制度都遭到执行者——士兵和军官——的破坏，甚至被搞得更糟，因为在每个村落，军人和政府代理人都随意增加定额，然后拿余下的食物和橡胶去做小生意。

在罗杰访问的所有村落，酋长们的怨言都是一样的：如果男人们都去收割橡胶，又怎能去打猎、种木薯、搞其他食物来养活当局人物——头头们、卫兵们和小工们呢？此外，橡胶树被割尽，这就迫使收割者越来越深入到陌生的、危险的地区，许多人在那里受到豹子、狮子和毒蛇的攻击。所以，不管多么努力，都完成不了所规定的份额。

1903年9月1日，罗杰·凯斯门特满三十九岁那天，他正在罗波里河上航行。他在头天晚上离开位于邦甘丹加山腰上小山冈的伊西伊苏罗小镇。他生日的这一天在他的记忆中将永远无法磨灭，仿佛是上帝，也许是魔鬼，让他在这一天见证人类的残暴是没有底线的，在发明折磨他人的刑罚手段方面总是能够走得更远。

黎明时分，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暴雨，但没下，整个上午的空气中都充满了电。神父到达那个临时建起来的码头时，罗杰正准备吃早点。在亨利·里德号船尾系缆处，来了一位修士，科基拉维尔天主教西多会传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于托特神父。他又高又瘦，像格列柯[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主要作品有《拉孔奥》《圣母与圣马丁》《圣莫里斯的殉教》等。]画中的人物，长长的灰白胡须，双眼中翻滚着愤怒、害怕或恐惧的神色，也许三者都有。

“领事先生，我知道您为什么来这儿，”神父向罗杰·凯斯门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用因急切而显得结结巴巴的法语说道，“我请求您跟我到瓦拉村走一趟，只有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您应该去亲眼看一看。”

他说话时仿佛因患疟疾而发寒热，直哆嗦。

“很好，”凯斯门特同意道，“不过，请您坐下，我们先喝杯咖啡，吃点儿东西。”

神父吃着早点，向领事解释说，科基拉维尔传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人得到教团的允许，可以打破不准离开修道院的清规戒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被允许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当地人。“在这片别西卜[别西卜（Belcebú），基督教《圣经》中的地狱之王，法力强大的大恶魔。]似乎要战胜上帝的土地上，当地土著人太需要帮助了。”

修士不仅声音在发抖，眼、手和精神都在发抖，还不停地眨着眼。他身穿一件粗布长袍，又脏又湿，满是泥泞和抓痕的双脚上穿着系带凉鞋。于托特神父来刚果已有十年。八年前，他不时地走访村落，曾登上邦甘丹加山的顶峰，在近处遇到了一头豹子，但豹子并没朝他扑来，而是摇着尾巴离开了小径。神父能讲土著人的语言，赢得了当地人尤其是瓦拉村土著人的信任。“这些殉道者啊！”

二人上了路，走在一条两旁都是高大树木的狭窄小径上，不时遇到小溪挡路。在路上，还能听到看不见的鸟儿在歌唱，有时一群鹦鹉叽喳鸣叫着飞过头顶。罗杰注意到神父在树林中走得很轻快，不磕不绊，像是长期在草丛里走路，有经验。一路上，于托特神父向他诉说着瓦拉村所发生的事，虽说是个村子，但其实很小，根本交不出最近规定上缴的食物、橡胶和木材的定额，也拿不出当局需要的劳动力，于是科基拉维尔驻军派出了由当维勒中尉带领的三十名士兵组成的治安小分队。人们看到小分队逼近，就逃进了山里。小分队的翻译找到了他们，劝说他们回去，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维勒中尉解释了新的规定，要同他们做生意。酋长于是命令大家回去了。但是当人们刚回去，小分队就扑了上来，男男女女都被绑在树上遭受鞭打。一名孕妇想走远一点儿去小便，一个士兵以为她要逃跑，一枪打死了她。还有十名妇女被关进了科基拉维尔的“人质之家”。当维勒中尉限定他们一星期之内必须交齐所欠定额，否则就杀掉这十名妇女，烧掉村子。

事情发生后没几天，于托特神父来到了瓦拉村，看到了一幅残酷的景象：为了交足所欠定额，村子里的家庭卖掉了子女，有两个男人还卖掉了妻子——行商们背着当局买下来去做奴隶生意。特拉帕修道院的这位神父认为，被卖掉的儿童和妇女至少有八个，也许还有更多。当地土著人被吓坏了：为了交足定额，不得不派人去购买橡胶和食物，还不知道卖儿卖妻得来的钱够不够。

“您相信世上会有这种事吗，领事先生？”

“是的，神父先生，人们跟我讲的这些卑劣、骇人听闻的事，我现在相信了。如果说我在刚果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这世上没有比人类更嗜血的兽类。”

“我在瓦拉村从未看到有人哭。”罗杰·凯斯门特后来想。他也从未听到有人抱怨，村子里居住的仿佛都是木头人。在空地上，在那三十间以木条搭建、棕榈叶铺顶的尖顶茅屋中间荡来荡去的都是些幽灵，他们的精神已然崩溃，不知往何处去，也忘掉了自己是什么人、正处在什么地方。整个村子仿佛遭到了诅咒，居民都变成了幽灵，但是这些幽灵的背部、臀部布满了新鲜的伤疤，有的上面仍带有血迹，伤口好像仍没有愈合。

因于托特神父能流利地讲部落的语言，在他的帮助下，罗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询问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倾听他们陈诉他曾多次听过和即将听到的苦难。在瓦拉村，他感到很惊奇，这些可怜人没有一个对这件事表示不满：这些外来人有什么权利来侵略他们、剥削他们并虐待他们？他们只发觉了眼前的不公，那就是定额。这太过分了，没有人能搞到这么多的橡胶、这么多的食物，派出这么多的劳力。就连对遭受鞭打和“人质”问题，他们都没有过怨言。他们只求降低一点儿定额，让他们能交上，以博得当局对瓦拉人的满意。

罗杰当晚在村里过夜，第二天带着写满证词和批注的本子向于托特神父告别。他决定变更事先计划好的行程。回到曼通巴湖，他登上亨利·里德号向科基拉维尔驶去。这座镇子很大，土铺的街道不太整齐，住户分散在棕榈树和小块耕地之间。罗杰一下船就去治安队驻地，那是一座面积很大的粗质建筑物，围以黄色木桩。

当维勒中尉出差了，不过该地区治安队所属驻军的站点负责军人马塞尔·瑞诺上尉接待了他。上尉四十多岁，又高又瘦，肌肉发达，皮肤被太阳晒得黑亮，灰发剃得精光，脖子上挂着圣母勋章，前臂文着一只小动物。他把罗杰让到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几面小旗子和穿着军服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照片。上尉给罗杰倒上一杯咖啡，请他坐在堆满本子、量尺、地图和铅笔的小办公桌对面的破椅子上，罗杰每动一下，椅子就差点儿散架。因为父亲在英国做生意，上尉的童年是在英国度过的，讲得一口好英语。他是一位职业军人，五年前自愿来到刚果。“是为了自己，领事先生。”

他就要被擢升了，快回到宗主国了。他严肃地、表面专注地听着罗杰，一次也没打断，表情庄重，对任何细节都冷静面对，不露声色。罗杰的陈述准确而详细，描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很清楚：背部和臀部被鞭打者为补足所欠定额而卖儿卖女者的证词，诸如此类。他解释说，陛下的政府将收到关于暴行的报告。此外，他认为他应该以自己所代表的政府的名义对治安队犯下的诸如在瓦拉村那样的残暴行径提出更实际的抗议，作为把那个村落变成地狱这一恶行的目击者。罗杰讲完，瑞诺上尉仍然面不改色，沉默了许久，等着罗杰继续。最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轻轻地说道：

“领事先生，您无疑是知道的，我们，我是说治安队，并不发布法律，我们只让人遵守法律。”

他以明亮的目光直视罗杰，一点没有流露出厌烦和恼怒。

“上尉，我了解刚果独立王国的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但是没有一条授权你们肢解土著人、鞭打他们直至出血、把妇女作为人质以防丈夫逃跑、对村落进行敲诈勒索，以致母亲们不得不卖掉子女来交纳你们所要求的食物和橡胶定额。”

“我们？”瑞诺上尉夸张地表示惊奇，不停地摇头，他一动，文在手臂上的动物也在动，“我们没向任何人要求过任何东西。我们只接受命令、执行命令，就是这样。治安队并不规定定额，凯斯门特先生。规定定额的是政府当局和获得特许权的公司经理，我们不过是某项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我们从未参与制定这项政策，也从来没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情况也许会好些。”

他停了下来，好像走神了一会儿。透过装有金属网的大窗子，罗杰看见一块没种树木的方形空地，一队非洲士兵正在列队走步，他们穿着粗斜纹布的裤子，赤祼上身，光着脚，在一名准尉的口令下改变着行进方向。这名准尉倒是穿着靴子、军装衬衣，戴着法式军帽。

“我要进行一次调查，如果当维勒中尉强行征税或支持这种做法，将会受到惩罚，”上尉说道，“当然，当兵的如果滥用鞭刑，也会受到惩罚。这就是我对您的全部承诺。要改变这一制度，不是军人的任务，而是律师与政治家的任务、最高机关的任务。这一点，我想您是了解的。”

他的声音中突然出现一丝沮丧的意味：

“我当然最希望改变这个制度。我对这里发生的事也很恼火。我们不得不做的事违反我的原则，”他摸了摸脖子上挂的勋章，“和我的信仰。我很相信天主教。在欧洲，我力争对我的信仰始终如一，而在刚果就不可能做到，领事先生。这就是悲哀的现实，所以我很愿意回比利时。我敢向您保证，我再也不会踏上非洲这块土地。”

瑞诺上尉从桌旁站了起来，走到一扇窗前，背对领事，看着那些新兵不合拍的走步和歪歪扭扭的队形，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如果是这样，您完全可以做点儿什么来消灭这些罪行，”罗杰·凯斯门特低声说道，“我们欧洲人不正是为此才来到非洲的吗？”

“啊！是吗？”瑞诺上尉回过身来看了他一眼，领事发觉这位军官的脸色有些发白，“我们是为什么来到这里的？我知道，是给他们带来文明、基督教和自由贸易。您还相信这些吗，凯斯门特先生？？”

“不相信了，”罗杰·凯斯门特立即答道，“我以前相信，对，全心全意地相信，那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天真地相信了好多年，什么欧洲到非洲来是为了拯救生命和灵魂，是对野蛮人施以教化。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瑞诺上尉的表情变了。罗杰看出这位军官的脸色突然变得更富有人性了，看着罗杰的神色也带有类似看待白痴般的好感。

“我要补偿我年轻时的罪孽，上尉，为此，我来到了科基拉维尔；为此，我要以所谓文明的名义把在这里犯下的罪行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

“我祝您成功，领事先生，”瑞诺上尉面带嘲讽的微笑说道，“不过，要是您允许我说话坦率，我恐怕您不会成功。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这个制度的。太晚了。”

“要是您不介意，我想参观一下监狱和‘人质之家’，那里关着从瓦拉村掠来的妇女。”罗杰突然改变了话题，说道。

“您随便看什么都可以，”军官同意道，“这就是您自己的家。对了，请允许我再次提醒您，刚果独立王国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不过使它运转起来罢了，也就是说，我们也是它的牺牲品。”

监狱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棚子，没有窗，只有一个入口，由两名持枪的土著士兵看守着。里面关着十二个人，有的很老，半裸着躺在地上；有两个被绑在钉入墙上的环里。罗杰边走边看，这些沉默的骷髅无精打采、面无表情地望着他走来走去。最令他反感的是粪便的臭味。

“我们曾教育他们要在桶里大小便，”上尉看出了他在想什么，指着一只盛器说道，“但是他们不习惯，宁可在地上大小便。那就随便他们吧，反正他们并不在乎臭味，没准还闻不到呢。”

“人质之家”是一个更小的地方，但那儿的景象更为悲惨。妇女们挤在一起，在这些拥挤的半裸身体中间，罗杰几乎迈不开步。地方小得许多妇女都坐不下来，更躺不下，只得站着。

“这是例外，”瑞诺上尉指着妇女们说道，“从来没关过这么多的人。今天晚上，为了让她们能睡觉，我们要把一半人移到士兵营房里去。”

这里的粪便味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有些女人还很年轻，几乎还是孩子。所有人都神色茫然，仿佛在现实之外梦游。这种神情，罗杰在这次行程中在许多女人脸上都看到过。其中一个人质怀抱着一个安静得像死人一样的婴儿。

“怎样才能释放她们？”领事问道。

“这不由我决定，要由行政长官们决定，先生。在科基拉维尔这儿有三位行政长官。条件只有一个：丈夫们上交所欠定额，就可以把他们的妻子带走。”

“他们这样做了吗？”

上尉耸了耸肩。

“有的妇女逃掉了，”上尉不看他，放低了声音说道，“有的被当兵的带去，做了他们的妻子，这些是最走运的；有的发疯自杀了；有的悲痛而死，狂怒而死，甚至饿死。您看见了，几乎没有吃的。这也不能怪我们，连养活士兵们的食物都收不到，更不用说养活囚犯了。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军官中搞几次小小的募捐来改善士兵们的伙食。事情就是这样。我是第一个因未能改变这一状况而感到遗憾的人。如果您能做些什么改善一下，治安队将感谢不尽。”

罗杰去拜访了科基拉维尔的三位比利时行政长官，但是只有一位接待了他，另外两位找借口回避了。总负责人迪瓦勒把他请进了一间无防护措施的办公室，送上一杯茶。这位负责人五十岁左右，胖胖的，面色红润。赤道地区这么炎热，他仍然穿着背心，戴着假袖口，上身是挂着怀表的大礼服。他大汗淋漓，一面有礼貌地听着罗杰讲话，一面不时地用湿透了的手绢擦脸，对领事的讲述时而摇头表示谴责，时而做出苦恼的样子。罗杰讲完了，他要求罗杰把那一切都详细地写下来，他可以上报给法院，强行要求对这可悲的事件展开一次正式调查。他本人也是法院的成员。迪瓦勒把手指放在下巴处，又考虑了一会儿说，也许最好由领事亲自把报告上报给利奥波德维尔刚建立的最高法院，因为那里是终审，很有影响力，在整个殖民地执行起来会很有效，不仅对那些状况有办法解决，而且对受害者本人以及受害者的家庭在经济上也有所补偿。罗杰表示会照他说的去办，于是告辞出来了，心想迪瓦勒肯定不会动一根手指，利奥波德维尔的最高法院也不会有所动作。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要把写下的情况报上去。

黄昏时分，他正要出发，一个土著人来说，传教所的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想见他。于是他又见到了于托特神父。那六位修士想请他把少数逃出来藏在特拉帕修道院的土著人偷偷地用小轮船带出去，这些人都来自刚果河上游的邦甘丹加镇，也是由于未交足橡胶份额，治安队搞了一次跟在瓦拉村一样的惩罚行动。

科基拉维尔的特拉帕修道院是一座泥、石、木结构的两层楼大房子，好像一座碉堡。窗子用泥砌死。堂赫苏亚尔多教士出身葡萄牙，年纪已经很大，同另外两位修士一样，都很瘦小，都仿佛消失在系着粗制皮带、罩着黑色坎肩的白袍之中。那两位年纪大的是神父，其余的都是非神职人员。所有人，跟于托特神父一样，都仿佛骷髅般瘦小，好像这就是当地特拉帕修道院的象征。房子里面倒很明亮，因为只有小教堂、饭厅和修士们的卧室才有屋顶。除了作为修道院的房子，还有一座花园、一片菜园、一个家禽栏、一块墓地和砌着大火灶的厨房。

“你们求我背着当局带走的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

“他们的罪是太穷。”堂赫苏亚尔多难过地说道，“您很清楚，刚才在瓦拉村也见到过，贫穷和卑微意味着什么，作为刚果人又意味着什么。”

凯斯门特表示赞同。向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未必不是一项仁慈的行动，但他还在犹豫：作为一名外交官，为逃亡者提供偷渡的方便是很冒险的，很可能把大不列颠牵连进去，他为外事办搜集情况的任务也会被取消——尽管这些逃亡者遭到的是非法迫害。

“我能见见他们，跟他们谈谈吗？”

堂赫苏亚尔多同意了，于是于托特神父走出去，几乎立即就把那几个逃亡者带了进来。一共六个人，都是男人，其中有三个男孩。这六个人的左手不是被割掉，就是被枪托砸得血肉模糊，胸部和背部都有鞭痕。领头的名叫曼松达，头戴羽冠，脖子上挂着动物牙齿做的项链，脸上还有旧的伤疤，那是为加入部落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留下来的。于托特神父充当翻译：因该地区橡胶树的浆液已经割尽，邦甘丹加村接连两次没能向取得特许权的鲁朗加公司派出的人交出橡胶，于是治安队派驻该村的非洲哨兵就开始鞭打、割手割足。人们愤怒了，发生了骚乱，起而反抗的人杀死了一个卫兵。几天后，邦甘丹加村就被治安队的一支纵队占领了，他们放火烧了所有的房屋，杀死了一大批男男女女居民，有的被活活烧死在自家的茅屋里，其余的被押去关在科基拉维尔的监狱和“人质之家”。曼松达酋长认为他们是仅存的在特拉帕修道院修士们帮助下得以逃出的人，要是被治安队抓住，也会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刑罚。在整个刚果，土著人因反抗受到的惩罚一直都是整个村社被消灭。

“好吧，神父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用亨利·里德号把他们带离此地，不过只能带到最近的对岸的法属地。”

“上帝会报答您的，领事先生。”于托特神父说道。

“谁知道呢，神父先生？”领事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违法的。”

“人订的法，”神父纠正道，“我们确实在违反，正因如此，我们才是忠于上帝之法的。”

罗杰·凯斯门特同修士们一起吃了简单的素食晚饭，长谈了一番。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特拉帕的修士们特地违反了闭口不语的教规。修士们和非神职人员们看样子好像跟他一样，也被这个国家搞得忧心忡忡，压得喘不过气。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思考着，也说了出来。他对修士们说，他十九年前来非洲时还意气风发，确信殖民事业能给非洲人带来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可开拓殖民地怎么就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掠夺和令人眩晕的残暴行为？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折磨、肢解并杀害着手无寸铁的人，对他们施行残忍的酷刑。欧洲人来到非洲不是说要消灭奴隶买卖、带来仁慈的宗教和正义吗？可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比奴隶买卖更糟，不是吗？

修士们一言不发，让他充分发泄，是不是跟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时所说的违反沉默不语的教规相悖？不，不是，他们跟罗杰一样，对发生在刚果的事也感到茫然、难过。

“领事先生，上帝之路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孽障来说是不可知的，”堂赫苏亚尔多叹了一口气说道，“重要的是不要绝望，不要丧失信仰。有您这样的人存在，对我们就是一个鼓舞，使我们又有了希望。祝您圆满完成任务，我们要向上帝祈祷，求他允许您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好事。”

第二天一大早，逃亡者在离科基拉维尔不远处的河湾登上了亨利·里德号。与他们在一起的三天里，罗杰一直很紧张、发愁。他为这几个土著人的出现向全体船员作了模糊的解释，但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很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将到伊雷比时，亨利·里德号靠近了刚果河的法属岸边。那晚，船员们都睡着了，几个无声的黑影走了出去，消失在岸边的草丛中。事后，没有一个人向领事问起他们的下落。

旅行至此，罗杰·凯斯门特开始感到不适，不仅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身体也显现出失眠的影响以及虫咬与体力透支的后果。也许更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愤怒，接着是气馁；立志完成任务，接着是预感到写出报告也将会毫无用处，因为在伦敦，外事办的那些官僚与陛下御用的政客可能会作出决定说，与利奥波尔多二世这样的盟友为敌是不明智的，发表正式指控盟友的报告会导致有损大不列颠利益的后果，因为这等于把比利时推向德国的怀抱，难道帝国的利益不比几个崇拜猫与蛇、有着食人习俗的半裸野蛮人哭丧着脸的抱怨更为重要吗？

他一面竭尽全力地战胜一阵阵袭来的沮丧情绪，克服头痛、恶心和浑身无力（他觉得自己瘦了，腰带上还得多钻一个孔），一面访问村落、岗哨和车站，询问村民、官员、职员、哨兵和割胶工人。在访问中，他每天都能看到被鞭打折磨过的身体、被割下的手；每天都能听到杀人、监禁、敲诈和失踪等梦魇般的事件，但他都尽量克制住自己。他最后想，刚果人普遍遭受的这种苦难渗透进了空气与河流中，包围着他，散发出一种臭味，这臭味不仅是嗅觉上的、超嗅觉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亲爱的格，”一天，罗杰决定转个弯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就在邦甘丹加车站，他给姨妹格特鲁德写了一封信，“今天我就要启程回博马了。按照我的原计划，本应该在刚果河上游再停留两个星期，但是，说真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在我的报告里写出这里发生的事件。如果我继续挖掘人们那可耻的恶劣行径能达到怎样的极端，恐怕我就无力写出我的报告了。我正处在发疯的边缘。一个正常人不可能陷进地狱这么久而不失去健康、不导致精神崩溃。有些夜晚，在失眠中，我感到精神崩溃正在发生，思想中有些东西正在蜕变。我一直生活在苦恼中，如果我与这里发生的事继续接触，最终我甚至会在吃午饭、晚饭的时候也用鞭子抽人、割下刚果人的手、杀死他们而不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更不会倒胃口，因为在这不幸的国家里，欧洲人都是这样的。”

不过，这封长信主要谈的还不是刚果，而是爱尔兰：“是的，亲爱的格，你也许认为这是另一个发疯的预兆，但是，深入到刚果腹地的旅行使我发现了自己的祖国，了解到她的地位、她的命运和她的现实。在这里的森林中，我不仅发现了利奥波尔多二世的真面目，也发现了真实的自我：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尔兰人。格，等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你会认不出你的姨兄罗杰了，我好像蛇一样蜕了一层皮：思想，也许连灵魂都变了。”

确实如此，在乘亨利·里德号沿刚果河下行、最终于9月15日下午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靠岸的这几天，领事几乎没跟船员们说过一句话。他一直把自己关在狭小的船舱里，要么躺在船尾的吊床上，如果天气好。他那忠心的约翰卧在他的脚下，安静地注视着主人，沉痛的心情仿佛也传染了给它。

只要一想起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祖国，深深的思乡之情就油然而生，把刚果那要在道德上摧毁他、扰乱他心理平衡的恐怖形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他回忆着在都柏林受到母亲宠爱与保护的早年岁月，回忆着在贝利梅纳的学生时代以及在加尔戈姆那幽灵城堡里的参观，回忆着与姐姐妮娜在安特莱姆北部田野（跟非洲田野同样温顺）上的散步，回忆着那几次去格兰塞斯山对面峡谷的远足给他带来的幸福感——那是伯爵领地九个峡谷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微风扫过谷边的峰顶，不时能眺望到张开大翅、竖冠挑战天空的雄鹰飞过。

爱尔兰不是跟刚果一样是殖民地吗？尽管他坚持了许多年，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的父亲和厄尔斯特的许多爱尔兰人也跟他一样，以盲目的愤慨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为什么对刚果来说是一件坏事而到了爱尔兰却成了好事呢？难道英国人没有入侵爱尔兰吗？难道英国人没有像比利时人对待刚果人那样在未曾与被侵略者、被占领者商量的情况下就借助武力吞并了爱尔兰，使之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吗？随着岁月的流逝，暴力有所减弱，但爱尔兰仍然是殖民地，其主权也因有一个强大的邻居而丧失。这才是许多爱尔兰人拒绝看到的事实，父亲要是听到这些话，会说些什么呢？他会不会把鞭子拿出来？母亲呢？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孤寒羁旅地在刚果，哪怕不是在行动上，至少在思想上正在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她会不会感到震惊？就在那个孤独的黄昏，在漂着树叶、树枝和树木的土色河面上，罗杰·凯斯门特作出了一个决定：一回到欧洲就尽量搜集有关爱尔兰历史、文化的书籍——他了解得太少了。他在利奥波德维尔只逗留了三天，没去找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心思去拜访当局人物和熟人，否则就不得不跟他们谈及沿刚果河中上游的旅行以及这几个月的沿途见闻，当然，还得说谎。他用密码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已有足够的材料能证实关于虐待土著人的事实。他要求得到允许，搬到毗邻的葡萄牙的领地去写报告，那里要比博马安静得多，而且没有领事事务的干扰。他还给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最高法院检察院就瓦拉村事件写了一封长长的揭发信，也可以说是一封抗议信，要求对事件进行一次调查并制裁相关责任人。他是亲自把信件送到检察院的。一位谨慎的官员说莱维尔检察长跟该市贸易注册办公室主任克洛萨德先生猎象去了，并答应他，检察长一来就告知他这一切。

罗杰乘火车去了一趟马塔迪，在那儿只过了一夜就乘货船下行回到了博马。在办公室，他看到一大摞信件和外事办主任的一封电报，同意他到罗安达去写报告。事情很急，报告要尽量写得详细。在英国，揭发刚果独立王国的活动正风起云涌地展开，主要的日报都参加了进来，对揭发的暴行，有的肯定，有的否定。除了浸礼会的指控，早些时候，罗杰·凯斯门特的秘密朋友和同行者，法籍英国记者埃德蒙·D.莫列尔也有所揭发，他发表的文章在众议院和公众舆论中都引发了巨大震动。议会对此议题也进行过一次辩论。外事办和外长兰茨登爵士本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罗杰·凯斯门特的证词。

在博马，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罗杰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尽量避免跟政府的人见面，这在他领事任上的几年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没去拜访总督，只给他写了一封信，为因健康问题而不能亲自前去问候表示歉意。他也没打一次网球或台球，没玩牌，既不举行午宴、晚宴，也不接受邀请。以前他每天一大早，哪怕天气不好，也要去河边水流静止处游泳，此时也不去了。他不愿见人，也不愿参加社交活动，更不愿别人问起他的旅行情况，否则就不得不说谎。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向博马的朋友和熟人坦率地讲出他在这十四个月里沿刚果河中上游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与体验。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处理领事馆的紧急事务和去卡宾达和罗安达旅行的准备工作上。他期待着离开刚果、到了另外一个殖民领地后，就不像在刚果这样感到压抑而更为自由了。有好几次，他想为报告先打一份草稿，但都没有成功，不光是因为情绪低落，还有右手因痉挛总是抽搐，手里的笔几乎在纸上滑来滑去。痔疮又来困扰着他。他几乎饭也不吃。两个仆人，查利和马乌库，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糟，很担心，便劝他把医生叫来。不过，虽然他因失眠、没胃口、身体不适而感不安，但并没叫医生，因为一见到萨拉贝特医生，就得回忆、述说他目前只想忘掉的那些事。

1903年9月28日，罗杰乘船驶向巴纳纳港，在那里，把斗牛犬约翰留给了马乌库，只带着查利乘另一条船到了卡宾达。在卡宾达逗留了四天，也曾同熟人吃过晚餐，这些熟人并不知道他去过刚果河上游，因而没让他讲他所不愿讲的事，令他感到很平静、安稳。10月3日到达罗安达时，他才感到身体好了些。英国驻该地领事布里斯克莱先生是一个慎重而殷勤的人，在办公处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于是他终于能夜以继日地为报告打草稿了。

但是，他真正感到身体好些、跟以前一样，是到达罗安达三四天后。一天中午，他坐在古老的巴黎咖啡馆的一张桌旁，想在工作了一个上午后吃些东西。一面吃一面浏览里斯本的一张旧报纸时，他看到街对面有几个半裸的土著人正从大车上卸下装有某种农产品——也许是棉花——的大包。其中一个很年轻、很英俊，高高的运动员身材，一使劲，脊背、双腿和双臂的肌肉就突出来。他的皮肤黑得发蓝，因出汗而显得亮晶晶。当他扛着大包从车旁走进仓库的时候，裹在胯上的一块薄布掀开，露出了发红的、下垂着的阳物，比一般的都大。罗杰感到一阵热潮，特别想把这英俊的装卸工用相机拍下来。几个月了，他都没想过这事，一个想法鼓励着他：“我要再次成为我自己了。”他在随身携带着的小本子上记下：“他很英俊，很大。我跟着他并说服了他，在一块空地上高大的羊齿草后面，我们接吻了。他是我的了，我也是他的了。呜嗬。”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仍然发着烧。

当晚，布里斯克莱先生交给他一封外事办的电报，外交部长兰茨登爵士亲自命令他马上回英国，在伦敦撰写他的《关于刚果的报告》。罗杰看了胃口大开，当晚吃饭很香。

11月6日，离开罗安达去英国，在里斯本转乘扎伊尔号轮船之前，他给埃德蒙·D.莫列尔写了一封信。六个月以来，二人一直在秘密地通信。他并不认识莫列尔本人，先是从敬仰莫列尔的赫伯特·沃德写给他的信里得知此人的存在，又在博马从比利时官员和过路人的口中听说此人，这些人评论居住在利物浦的莫列尔严厉批评刚果独立王国、揭露非洲殖民地土著人遭受残暴对待的文章时，他都听到了。他曾经很谨慎地通过表妹格特鲁德搞到了莫列尔编写的小册子，其中严厉的控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罗杰斗胆地给他写了信，并通过格寄给了他。罗杰在信中说，自己在非洲居住了很多年，可以为他所支持的正义活动提供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自己英国外交官的身份，此事不宜公开进行，因此必须谨而慎之地对待二人的信件，以防自己在博马作为材料提供者的身份被查出。在从罗安达写给莫列尔的信里，罗杰简要地讲了最近的经历，并告诉他，一到欧洲就跟他联系。他只幻想着当面认识莫列尔，这是唯一一位清楚地意识到旧大陆应该为把刚果变成地狱承担什么责任的欧洲人。

在去伦敦的旅途中，罗杰完全恢复了精力、热情和希望，对自己的报告能结束那恐怖状况充满了信心。外事办焦急地等着他的报告，就预示了这一点。所列事件如此之多，英国政府必须有所行动，如要求进行根本的改变、说服自己的盟国废除把刚果这片土地的特许权授予利奥波尔多二世个人这样荒谬的法令。在圣托梅岛与里斯本之间航行的扎伊尔号遇到了暴风雨，轮船颠簸得令半数船员感到眩晕，呕吐不止，而罗杰·凯斯门特还是想方设法地继续写他的报告。他像往年严守纪律那样，以使徒般的热情对待任务，尽量准确、简洁地写报告，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主观臆测，要客观地写出能够被证实的事件。他知道，越是准确、简洁，就越有说服力、有效果。

12月1日，一个冰冷的日子，罗杰到达伦敦，来不及在这多雨、寒冷、幽灵般的城市看上一眼，把行李往伯爵区爱滩公园的寓所一放，瞥了一眼堆积着的信件，就朝外事办跑去。在其后的三天里，会议、会见一个接着一个，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毫无疑问，刚果问题自从那次议会辩论以来就成了当时的新闻焦点。浸礼会的揭发、埃德蒙·D.莫列尔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影响。所有人都要求政府发表声明，而政府则要在研究了报告之后才能发表声明。于是罗杰·凯斯门特发现，时势不知不觉地把他造就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开了两次说明会，每次一个小时，参会的都是外交部的官员。有一次，非洲事务司司长和外交部副部长也参加了。在会上，罗杰注意到他的话在与会者中产生的效果。他回答问题时更加详尽，所列事实更加令人厌恶、恐惧，这时，开始时的怀疑目光有了变化。外交部在远离外事办的肯辛顿大街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一位年轻、办事得力的打字员，乔·帕尔多先生。12月4日，星期四，开始了口授。消息传开了，说英国驻刚果领事随身携带大批有关殖民地的文件回到了伦敦。路透社试图采访他，《观察家报》《泰晤士报》，还有美国的几家日报记者也要进行采访。但是，他在上级的同意下，表示只有在政府就此问题发表声明之后，他才会与报界谈话。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他的报告，添添，删删，重新安排文本，一次一次地阅读本子上他已经背得出的旅行笔记，中午几乎只吃一块三明治，晚饭早早地在威灵顿俱乐部里吃。有时赫伯特·沃德也来，跟老朋友聊聊天对他来说不无裨益。一天，沃德把他拉到他位于切斯特广场53号的工作室里，为了让他分分心，向他展示了一座强壮的非洲人雕像；还有一天，为了让他将那困扰他的操心之事忘掉几小时，硬逼着他一起去购买一件时髦的格子上装、一顶法式便帽和一双白色鞋面的皮鞋，然后把他带到伦敦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喜欢去的埃菲尔铁塔餐馆。这是那几天里他仅有的消遣。

自从到了伦敦，他就要求外事办同意他与莫列尔会见，借口是要跟这位记者核对一下他所带来的材料。12月9日，他获得了许可。第二天，罗杰·凯斯门特与埃德蒙·D.莫列尔第一次面对面地相识了。他们没有握手，而是互相拥抱，又是畅谈又是去喜剧餐厅共进晚餐。随后他们来到了罗杰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一起喝酒、聊天、吸烟、争论，就这样度过了一晚，直到透过百叶窗发现又一天开始了。也就是说，他们不间断地谈了十二个小时。事后，两个人都说那次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会面。

这两个人的外表很不一样。罗杰又高又瘦，莫列尔却较矮、壮实，正在发胖。每次见到他，凯斯门特的印象都是：他的衣服显得越来越紧了。那时罗杰已满三十九岁，尽管受到非洲气候的影响和疟疾的折磨，也许因他很注意自己的穿戴，看起来比三十二岁的莫列尔年轻。其实莫列尔年轻时也很英俊，但现在老了，灰发剪成海豹式小胡子似的平头，突出的双眼总是红红的。二人一见如故，这并不是夸张，实则是一见钟情。

在那不间断的十二小时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当然，谈得最多的是非洲，不过也谈到了各自的家庭、童年、梦想、理想和少年时的追求。不知不觉地，刚果就占据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把他们从头到尾地改变了。令罗杰感到惊奇的是，一个从未到过刚果的人怎么这么了解这个国家，包括其地理、历史、人民面临的问题？很多年以前，莫列尔作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正是罗杰年轻时在利物浦工作过的那家企业）上不起眼的小职员，在安特卫普港负责登记船只和货物及审计工作，发觉利奥波尔多二世陛下开拓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一个骗局。从刚果开来的货船卸在安特卫普港的是成吨的橡胶、大量的象牙、棕榈油、矿石和兽皮，而装船运去刚果的却只是枪支、皮鞭和成箱的彩色玻璃，这算什么自由贸易？于是他产生了怀疑。

就这样，莫列尔对刚果发生了兴趣，开始进行调查，咨询往来于刚果和欧洲之间的商人、官员、旅行者、牧师、神父、冒险者、士兵和警察，阅读一切能搞到手的有关那个广阔国家的材料，对其不幸了解得详详细细，就好像跟罗杰在刚果河中上游进行过十多次巡视旅行。于是，在没向公司辞职的情况下，他开始给比利时和英国的报刊写信、写文章，揭露他所发现的一切，并用材料和证词揭穿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向世界展示的刚果那田园诗般的假象。他在这家企业工作了许多年，一直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和图书，在教会、文化中心和政治团体演讲。他的活动扩散开来，现在有很多人支持他。“这也是欧洲，”罗杰·凯斯门特在12月10日那天多次想道，“我们派往非洲的不应仅有殖民者、警察和罪犯，欧洲也有基督精神，其模范就是埃德蒙·D.莫列尔。”

从那次起，二人经常见面，继续谈论着令他们激动的话题，开始互相叫起亲热的外号：罗杰叫老虎，爱德蒙叫斗牛犬。他们在一次闲谈中冒出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基金会，就叫做刚果改革协会。没想到在张罗着征集资助者和会员的时候就获得了广泛支持。确实，很少有政治家、记者、作家、宗教人士和知名人士拒绝帮助该协会。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赫伯特·沃德介绍的。爱丽丝是第一个参加协会、为协会捐款并献出时间的人。约瑟夫·康拉德也加入，接着又有许多知识分子紧跟其后。基金凑足了，备受尊敬的人物也齐了，于是在教会、文化中心的慈善组织中开始了公开活动：提供证词，组织讨论，出版刊物，以期使公众舆论对刚果的真实状况睁开眼睛。虽然罗杰因其外交官的身份，不能正式成为协会的领导成员，但他向外事办交出报告后，便把所有能支配的时间都花在协会上了。他向协会捐出了储蓄和薪金，给很多人写信，拜访他们，争取到一大批外交官和政治家变成了他与莫列尔所捍卫的事业的倡导者。

几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回忆起1903年底到1904年初那些火热的日子时说，在英国政府发表他的报告很久之后，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开始在报刊上攻击他诬蔑比利时、是比利时的敌人时，他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而不是在那之后。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声望，而是经莫列尔、协会和赫伯特的介绍，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从此成了她的亲密朋友，而他自己却夸张地说成了她的学生。他们之间渐渐有一种与日俱增的默契与好感。

在第二次，也许是第三次单独相处时，罗杰像信徒对忏悔神父那样向这位新朋友敞开了心扉。爱丽丝跟他一样出身新教家庭，因此他敢于对她说出没有对别人说过的话：在刚果，他亲眼看见了非正义与暴力，发现殖民主义是一场骗局，于是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也就是说，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正在被一个帝国占领并剥削、被抽干了血、被夺去了灵魂。他不断地重复父母的训诫：说得多、想得多而无所作为。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打算改正。感谢刚果此时使他发现了爱尔兰，他要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了解自己的国家，适应她的传统、历史和文化。

爱丽丝比他大十七岁，有时像母亲那样亲切地责备他，说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般热情冲动；不过仍帮助他，给他劝告，给他书看，跟他一面喝茶，吃饼干、奶油烤饼加果酱，一面谈话，对他来说那是老师给他上课。在1904年初的那几个月，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他的朋友、老师和引路人，指引他进入历史、神话以及现实的、宗教的甚至是与虚构传说混合在一起的古老过去，使他得以建构一个民族的传统。尽管英帝国竭力改变其语言、性格、习惯以及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新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信教者也好，非信教者也好；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引以为傲并全力保卫着的一切，但这些传统仍然保持着。没有什么比同莫列尔、爱丽丝建立的友谊更能帮助罗杰平静下来，治愈在刚果河上游旅行给他造成的精神伤痛了。罗杰向外事办请了三个月的假。一天，送别他去都柏林时，女历史学家对他说：

“发觉了吗，你已经成了名人，罗杰？在这儿，在伦敦，所有人都在谈论你。”

这并未使他高兴，因为他不是有虚荣心的人。可爱丽丝说的是真的。英国政府发表了他的报告，在报界、议会、政坛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比利时的官方出版物、英国的新闻记者、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宣传家对他进行的攻击只不过强化了他主持正义的人道主义斗士的形象。他接受报界的采访，应邀在公众集会、私人俱乐部里讲话，自由派和反殖民主义派的沙龙给他送上请帖，出现了各种文章和短文，把他的报告以及他为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奋斗的诺言捧上了天。这又一次推动了关于刚果的运动。报界、教会和英国社会最先进的阶层看到报告中揭露的内容大为震惊，纷纷呼吁大不列颠要求其盟国修改西方各国把刚果交给比利时国王的那个决定。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声望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在剧院、餐馆认得出他，在街上带着好感对他指指点点——于是去了爱尔兰。在都柏林逗留了几天，很快去了厄尔斯特、北安特莱姆、马格赫林登普勒的儿时老家。他的叔叔（即他叔祖父约翰的儿子，也叫罗杰）继承了老宅。叔祖父是1902年去世的，叔祖母夏洛特还活着，她亲热地接待了罗杰。其他的亲戚——堂兄弟和子侄们也都很亲切，但他总感到自己与父辈的家庭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因为他们仍然是坚定的亲英派。尽管如此，马格赫林登普勒的景色，灰色石块砌成的大房子，周围大多已隐没在草丛中得以抵抗盐碱和大风的西克莫无花果树，羊群在其中偷懒的草原上的杨树、榆树和桃树，还有远处大海上可以瞭望到的拉斯林岛和全是白色小屋的贝利梅纳小城，都使得他激动不已。他走遍了房子后面的畜栏、菜园，墙上装饰着鹿角的大房间，埋葬着几代祖先的古老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他的童年记忆复苏了，满怀思乡之情。但他的新思想和对自己祖国的新感情，使得几个月的逗留对他来说成了另外一场冒险。与在刚果河上游的旅行不同，这场冒险是愉快的、鼓舞人心的。身临其境给他一种蜕了一层皮的感觉。

他带去了爱丽丝推荐的一大摞图书，有语法书和杂文书，花很多时间用来阅读有关爱尔兰的传统和传说。他想学习盖尔语，先是自学，发现这样永远也学不会就找先生帮助，每周上两次课。

不过，最主要的是，他开始了同安特莱姆新朋友的交往，这些人都是厄尔斯特省人，跟他一样信奉新教，并不是统一派[统一派，亦译联合主义派，爱尔兰自由邦产生前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人。]。相反，他们希望保持古老爱尔兰的特点，反对把国家英国化；主张传统的歌谣与习俗回归爱尔兰的古老源流，反对在爱尔兰为英国军队征兵；梦想脱离英帝国，建立独立的爱尔兰；避免现代工业化的破坏，在乡村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就这样，罗杰便加入了鼓励学习爱尔兰语言文化的盖尔同盟[盖尔同盟，创立于1893年，主张爱尔兰人要学习爱尔兰语，还要发掘和推广爱尔兰服饰、爱尔兰舞蹈、爱尔兰诗歌和歌曲，以及一切可以将爱尔兰特性与英国特性区分开来的文化形式。]。这个同盟的座右铭是“新芬”（意为“我们自己”）[爱尔兰记者亚瑟·格里菲斯创办了两份报纸，一份为《联合爱尔兰报》，另一份即为《新芬报》。后者发展成为政治组织新芬党。]。该同盟于1893年在都柏林创立时，主席道格拉斯·海德在演说中向听众回忆说，迄今为止，“只出版了六部盖尔语书籍”。罗杰认识的是海德的继任约恩·麦克尼尔，并与他交上了朋友。此人在大学里教授爱尔兰古代史和中古史。从此，罗杰开始参加读书、朗诵、校际比赛等活动，去听演说，一起行军，还参加了新芬发起的为民族英雄立碑活动。他还为盖尔同盟的出版物撰写关于保卫爱尔兰文化的政治文章，用的笔名是“可怜的小老太婆”，这是他经常哼唱的爱尔兰古老歌谣里的词汇。与此同时，他还同一些太太非常接近，其中就有加尔戈姆的西班牙人罗莎·莫德·扬、艾达·麦克尼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斯。这些太太走遍了安特莱姆的各个村庄，去搜集爱尔兰民间的古老传说。罗杰在她们的指引下，在一个民间集市上听了游走说书人讲故事，尽管并没听懂几个字。

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宅里，罗杰跟叔叔争论起来。一天晚上，他激动万分地说：“我是爱尔兰人。我恨英帝国。”

第二天，他收到阿尔吉尔公爵的一封信，通知他说英国政府为表彰他在刚果的出色工作，特授予他圣米歇尔及圣乔治双重勋章。罗杰没去参加授勋仪式，借口膝盖发炎，不能向国王[爱德华七世，在位时间为1901—1910年]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