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恨我，而且不掩饰。”罗杰·凯斯门特说道。典狱长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做了个怪相，浮肿的脸歪曲了，表示认可。

“我为什么要掩饰？”典狱长低声说道，“但是您错了，我不是恨您，而是鄙视您。叛徒只配这个词。”

两个人在监狱那被烟熏黑的砖砌走廊里向探视室走去，天主教的祭司卡雷神父在那里等着他。凯斯门特透过镶有铁栏杆的小窗子望着天上大片的黑云，外面的加里东路和罗曼大街上（几个世纪以前，密密麻麻的首批罗马军团的士兵在这里列队行军）是不是下雨了？他想，艾斯林唐公园旁的商贩要被暴雨淋得精湿了。想到外面的人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做买卖，一阵嫉妒之情油然而生。

“您什么都有了，”典狱长在他背后嘟囔道，“外交官职位，双重勋章，国王又赏了您贵族称号，可您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人。忘恩负义，真卑鄙。”

典狱长停了下来，罗杰以为他在叹气。

“每当想起我那死在战壕里的可怜儿子，我就说，您是杀死他的凶手之一，凯斯门特先生。”

“很遗憾您失去了儿子，”罗杰没有回头，重复道，“我知道您不会相信我，可我一个人也没杀过。”

“感谢上帝，您没有时间去杀人了。”典狱长像是在宣判。

到了探视室门前，典狱长留在外面，跟看守站在一起。只有教士的探视才能私下里进行，其他人探视时，典狱长或看守必须在场，有时两位同时在场。罗杰看到这位宗教人士那修长的身影，很是高兴。卡雷神父走上前，跟他握了握手。

“我调查过了，而且有了答案。”神父微笑着通知他，“您的记忆是准确的。您小时候确实在威尔士的里尔教区受过洗礼，登记本子上都有。当时在场的有您的母亲和两位姨妈，所以您没有必要再接受一次天主教的洗礼。您一直是天主教徒。”

罗杰点了点头。陪伴了他一生的这个遥远印象是准确的，是母亲在一次去威尔士的途中背着父亲为他洗礼的。他为与安妮·杰弗逊共谋的那个秘密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跟自己、跟母亲、跟爱尔兰协调一致了，仿佛向天主教靠拢是他最近几年来所做的以及想做的一切的必然结果，甚至是犯错误与失败的必然结果。

“卡雷神父，我正在阅读托马斯·肯比斯[托马斯·肯比斯（Thomas Kempis，1380—1471），德国神秘主义作家，作品《仿效耶稣基督》用拉丁文写成。]的作品。”他说道，“以前我的精神几乎集中不起来，可最近几天我做到了，每天能读几个小时。《仿效耶稣基督》是一本很好看的书。”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了他许多作品，”神父同意道，“尤其是《仿效耶稣基督》。”

“我钻进这部作品的时候，感到心情非常平静，”罗杰说道，“好像脱离了这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毫无牵挂地进入了一个单纯的精神世界。在德国，克罗蒂神父就介绍过我看这本书，算是介绍对了。可他想不到我将会在什么情况下阅读他所敬佩的托马斯·肯比斯的书。”

不久前，狱方给探视室搬来了一条小板凳，于是二人坐下来促膝而谈。卡雷神父在伦敦的监狱教堂作为教士已有二十多年，曾经陪伴被判死刑者直到行刑。经常与监狱里的人打交道并未使他的心肠变硬，仍能为别人着想，照顾别人。罗杰一见面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在他的记忆里，从未听他说过伤人的话语，相反，向他提问或是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温和的。在他的身边，罗杰的感觉就好一些。卡雷神父身材很高，骨瘦如柴，皮肤很白，尖尖的灰色胡须遮住了一半下巴，哪怕在笑的时候，眼睛也总是湿润的，仿佛刚刚哭过。

“克罗蒂神父是怎样的人？”他问罗杰，“我看你们在德国时成了好朋友。”

“在林堡[位于法兰克福北面的林堡盆地]战俘营的那几个月，要不是克罗蒂神父，我早就疯了。”罗杰点头道，“他跟您很不一样，我是说在外表上。他比您矮，比您壮实，面色不像您这么苍白，而是红润的，一杯啤酒下去就越发红润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很像您，我是说，你们俩都高尚而豪爽。”

克罗蒂神父是爱尔兰籍的多明我会成员，是梵蒂冈把他从罗马派往德国人在林堡建立的战俘营的。1915—1916年，罗杰试图在俘虏中为爱尔兰纵队招募志愿者，在那几个月里，他与克罗蒂神父的友谊好像成了他的救生圈。

“那是一位仿佛对气馁和沮丧有免疫力的人。”罗杰说道，“我跟他一起看望病人，主持圣事，教导林堡的俘虏如何用念珠祈祷。他也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不像我这么激烈，卡雷神父。”

神父笑了笑。

“您不要以为是克罗蒂神父试图让我相信天主教，”罗杰接下去说道，“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是很小心的，以防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他有意使我皈依天主教似的。皈依天主教是我自己从这里产生的。”他拍着自己的胸口说道：“我跟您说过，我以前并不信教。母亲去世以来，宗教对我来说是某种机械的、次要的事情。只是在1903年，我对您讲的那次刚果腹地旅行之后，我才又开始了祈祷。在那么多的苦难面前，我简直要失去理智，于是我发觉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信仰。”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哽住，便住了口。

“是他跟您谈到托马斯·肯比斯的？”

“他很崇敬托马斯·肯比斯，”罗杰点头道，“他送了一本《仿效耶稣基督》给我，但我读不进去，那些天，脑子里被别的事占据着。我把那本书连同衣物放在一个箱子里留在了德国，潜水艇不允许我们带行李。还好您又给我搞来了一本，只是我担心没时间读完了。”

“英国政府还没作出任何决定呢，”神父提醒道，“您不要丧失希望。外面很多爱戴您的人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要让从宽的申请获得重视。”

“我知道，卡雷神父。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您为我准备一下，我希望正式被教会接受，行圣礼、做忏悔、领圣餐。”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罗杰，我敢说，您已经完全合格了。”

“我有一个疑虑在纠结着，”罗杰降低了声调，好像怕人听见，“我之所以皈依基督，好像是由于害怕，是不是这样？卡雷神父，说真的，我很害怕，非常害怕。”

“基督比你我有智慧，”神父肯定地说道，“我想，基督并不认为一个人有所害怕是件坏事。我敢肯定，在赴难之路上，他也害怕过，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吗？我们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有这种纠结。只要稍微敏感些，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无能的、有恐惧感的。您皈依天主教是纯洁的，这我知道，罗杰。”

“迄今为止，我从未怕过死亡。在刚果那荒无人烟、遍地野兽的地方考察时；在亚马孙地区那布满旋涡的河流上被逃犯围困时；不久前，在巴纳海滩附近的特拉利离开潜水艇、乘小船遇险、即将溺水而亡的时候——许多次我都在近处看见了它，许多次我都感觉到它就在我的身边，我没有怕。但现在我害怕了。”

他停了下来，闭上了眼睛。几天来，一阵阵的恐惧感似乎凝固了他的血液，终止了他的心跳。他全身发抖，极力想平静下来，但办不到。牙齿在打战，恐惧感之外又加上了羞耻感。他睁开眼睛，看到卡雷神父双手合十地闭着眼睛，嘴唇动也不动地在默默地祈祷。

“已经过去了，”罗杰困惑地低声说道，“我求您原谅我。”

“在我面前不要有所顾忌，害怕和哭泣都是人之常情。”

此时他又平静下来。整座本顿维尔监狱鸦雀无声，人字形桶状监狱的三间大厅中，囚犯和狱卒好像都死了，要么睡着了。

“卡雷神父，关于针对我而出现的那些恶心的事，我很感谢您没有问我。”

“我没有读过，罗杰，有人企图跟我提起，我叫他们闭嘴。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报纸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罗杰微笑道，“这里看不到报纸。我的律师的一个助手对我说，那丑闻太显眼了，恐怕要危及从宽的申请。显然是关于骇人的堕落、卑鄙的行为，等等。”

卡雷神父像往常那样平静地听着。二人第一次在本顿维尔监狱交谈时，神父对罗杰说，他的祖父与祖母之间交谈都用盖尔语，但是一见子女来了，就改用英语。因而神父并没学会古老的爱尔兰语。

“我倒是觉得，最好不知道他们指控了我什么。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认为这是政府的手段，为了抵消各界对从宽申请的同情。”

“政界的事，什么都不能排除。”神父说道，“政治在人类活动中并不是干净的。”

有人轻轻地拍几下房门，门开了，出现的是典狱长那张浮肿的面孔。

“还有五分钟，神父。”

“监狱的主管给了我半小时，他没跟您说吗？”

典狱长露出吃惊的神色。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相信。”典狱长表示歉意道，“对不起，打断你们了，你们还有二十分钟。”

典狱长出去了，房门又关了起来。

“关于爱尔兰，还有什么消息吗？”罗杰突然问道，仿佛想立即改变话题。

“看样子，枪决已经停了下来。舆论界，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这儿，在英国，对立即处决都持批评态度。现在，政府宣布，所有因圣周起义而被捕的人都要经过法庭审判。”

罗杰走了神，他一面透过墙上装有铁栏杆的小窗子看着那一小块灰色的天空，一面想着那件怪事：他因运送武器、使用暴力把爱尔兰分裂出去而被审判，但实际上，他从德国到特拉利海湾的那次危险而荒唐的航行是为了试图阻止那次起义，因为自从得知他们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他就肯定，起义必然失败。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历史吗？这就是学校里学的历史、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吗？以田园诗般的笔调理性而清晰地创作出来的残忍而严酷的现实，实际上是计谋、机遇、阴谋、偶发事件、巧合和多种利益的紊乱而随意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引发了变革、混乱、前进与后退，而且常常惊人地偏离主人公的预想和体验。

“也许我会作为那次圣周起义的负责人而被载入史册。”罗杰自讽道，“可您和我都知道，我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完全是为了阻止那次暴动。”

“对，您和我，还有别人。”卡雷神父用手指朝上指了指，笑道。

“我现在好过了些，”罗杰也笑了，“那阵恐惧过去了。在非洲，许多次我都看到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会在绝望发作时死去。在迷途中的草丛里，在深入到被非洲装卸工视为敌人的地方，在独木舟翻船的时候，在村落里，有时甚至是在巫师领着大家又唱又跳的仪式上，我都看到过。我现在才知道恐惧引发的幻觉是怎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的恍惚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知所措，与上帝相见时所产生的肉体反应，其状态是不是就是这样？”

“不无这种可能，”卡雷神父说道，“神秘主义者与处在恍惚状态中的人，如诗人、音乐家、巫师等，所走的是同一条路。”

二人沉默了很长一会儿。罗杰有时偷偷地看神父一眼，只见他一动不动，双眼紧闭。“他是在为我祈祷，”罗杰想道，“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对他来说，一生都在帮助即将死在绞刑架下的人，多么可怕啊。”卡雷神父从未到过刚果，也从未到过亚马孙地区，但他跟罗杰一样了解人类对那种极端残酷的现实所感到的绝望。

“多年前，我曾经对宗教抱无所谓的态度，”罗杰缓慢地说道，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但从未放弃过对上帝的信仰，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遍原则。卡雷神父，我的确许多次都心有余悸地问自己：‘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容忍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对待，这是什么样的上帝？’这问题真的很难搞懂吗？您在监狱里见过这么多的事，没对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吗？”

卡雷神父睁开眼睛，以惯常的客气态度听着罗杰的话，不表示同意，也不加以否认。

“那些遭受鞭打、肢解的可怜的人啊，那些被割掉手脚、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的儿童啊，那些被压榨得干干净净、最后被杀掉的人啊，几百、几千、成千上万、十万、百万啊！而干这种坏事的人正是那些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的人，我曾见这些人犯下这些罪行前后去做弥撒、去祈祷、去领圣餐。好几天，我都快发疯了，卡雷神父。在非洲，在普图马约河，我丧失了理智。我所经历的事，到后来，不知不觉地都成了一个发了疯的人所干的事。”

这一回，神父仍然一句话也没说，以同样和蔼的态度，以罗杰很感激的耐心听着。

“很奇怪，我觉得我正是在刚果情绪低落的时期，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上帝怎么能允许这样的罪行发生？于是我对宗教重新有了兴趣。”他继续说道，“看样子，唯一保持圣洁的是那几位浸礼会牧师和那几位天主教传教士。当然，也不全是这样，许多人只愿意看见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只有那么几个人在尽力阻止非正义的暴行。说真的，他们的确是英雄。”

他停了下来，回忆起刚果和普图马约河给他造成的伤痛，使他再次陷入精神的泥潭，让他再次看见使他痛心的种种形象。

“非正义，酷刑，受罪，”卡雷神父轻声说道，“基督不也亲身经历过吗？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自己的处境，罗杰。有时我经历过您经历过的事，我敢说，每个信徒都是如此。当然，有些事很难理解，我们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并非完人，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事我可以对您说：很多次，跟所有的人一样，您错了；不过，在刚果问题上，在普图马约河问题上，您不能责备自己。您的工作是忘我的、勇敢的。您让许多人睁开了眼睛，有助于纠正非正义现象。”

“我干的一切好事都被那毁坏我名声的活动抵消掉了。”罗杰想道。他不愿触及这个话题，但总是挥之不去。卡雷神父来探视他的好处是，神父只谈他愿意谈的话题。神父很谨慎，好像猜出了罗杰的不快，便回避了那件事。有时，二人相对无言地沉默很久。尽管如此，神父的来临也使他平静了不少。神父走后，他还能镇静数小时。

“如果申请被拒绝，您会陪我到最后吗？”

“当然，”卡雷神父说道，“现在不该想这种事，什么都还没决定。”

“我知道，卡雷神父，我没有失去希望。但是，知道您一直陪伴着我，我心里就好受些。您同我在一起，会赋予我勇气。我答应您，我不会搞出令人遗憾的事。”

“我们一起来祈祷吧，好吗？”

“您要是不在意，我们还是多谈一会儿吧。在这件事上，我要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被处死，我的尸体能不能运回爱尔兰并埋葬在爱尔兰？”

他发觉神父在犹疑，便看了他一眼。卡雷神父的脸色有些发白，很不自在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不可能，罗杰，如果您真的被处死，只会被埋在监狱的墓地。”

“埋在敌人的土地上，”凯斯门特低声道，想开个玩笑，但开不出来，“埋在我年轻时热爱过、敬仰过而现在恨之入骨的国家。”

“仇恨起不了什么作用，”神父叹了一口气，“英国的政策可能很糟糕，但不乏正派的、令人尊敬的英国人。”

“这我很清楚，神父。只是当我心中充满对这个国家的仇恨时，我就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这仇恨太强烈了，也许是因为我年轻时太盲目地相信英帝国，相信它在全世界传播文明。您那时如果认得我，肯定会笑话我。”

神父点了点头，罗杰突然小声笑了起来。

“有人说我们这些皈依者都是坏人，”他接下去说道，“我的朋友也总是责备我，说我太入迷了。”

“这就是寓言里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卡雷神父微笑道，“我小时候一淘气，母亲就这样说我：‘你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祈祷了，神父。”

卡雷神父同意，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以极低的声音念起了《天主经》，接着又念了万福马利亚的祷词。罗杰也闭上了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跟着祈祷。但很长一会儿，他的精神都集中不起来，只是机械地念祷词，满脑子都是各式各样的形象在翻涌，最后才慢慢地进入了祷告。典狱长敲门进来说只有五分钟了，这时罗杰的精神已经完全集中在祷词之中。

每次祈祷的时候，罗杰都想起自己的母亲，她那身穿白衣、头戴宽边草帽的苗条身影以及在田野、树下走动时那随风飘荡的蓝色腰带。那时大家是在威尔士、爱尔兰、安特莱姆还是泽西岛？不知道，但那景色美得就像安妮·杰弗逊那灿烂的笑容。手里握着那让他感到安全和愉悦、柔软温润的手，小罗杰是多么自豪啊！这样做祈祷真是一份妙不可言的安慰剂，仿佛把童年又还给了他。有母亲在，生活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

卡雷神父问他要不要带个口信给别人，以及在两天后的下次探视时要不要给他带来些什么。

“我要的是再次见到您。神父，您不知道，跟您谈话、听您讲话，对我是多么有教益啊。”

二人握了握手，分开了。在那长长的潮湿走廊里，罗杰·凯斯门特想也没想，就贸然对典狱长说道：“我很遗憾您死了儿子。虽然我没有子女，但可以想象，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典狱长小声咳了一下，但没理他。回到牢房，罗杰躺在他的破床上，顺手拿起了《仿效耶稣基督》，但是读不进去。字母在眼前跳来跳去，各种形象嘶嘶作响地疯狂转圈，安妮·杰弗逊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如果母亲没有早逝，而是在他长大成人时还活着，那他的生活会是怎样呢？他大概不会去非洲冒险，而是留在爱尔兰或利物浦，学到一门做官的学问，娶妻生子，过一种无声无息却体面而舒适的生活。他笑了笑：不，那种生活不适合他。他现在的生活尽管险象丛生，却是心之所好。这样他才能见多识广，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人类的现实、殖民主义的核心意图以及这种畸变失常给许多民族造成的悲剧。

即使那位虚幻的安妮·杰弗逊还活着，她也发现不了爱尔兰那可悲但美丽的历史。贝利梅纳的高等学府从未教过她至今仍向北安特莱姆的儿童和少年隐瞒的历史，仍在向他们灌输爱尔兰是一片野蛮的土地，没有值得记忆的过去，只是因其有教养且现代化了的占领者，爱尔兰才走上了文明之路，尽管这个帝国剥夺了她的传统、语言和主权。这一切都是罗杰在非洲学到的。在非洲，他从来没过上青年时代及成年初期的好日子，也从来不曾为生于斯的祖国感到过骄傲。如果母亲还活着，他更不会因大不列颠给他造成的伤害而恼火。

二十年在非洲，七年在南美，一年多在亚马孙腹地的原始森林，一年半在德国的孤独、疾病和失望……为此作出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从来不在乎钱财，但是在外几乎工作了一生，到头来一贫如洗，这不是很荒唐吗？他的银行账户里只有十英镑。他从不懂得积蓄，把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别人身上：他的三个兄姐、刚果改革协会那样的慈善机构、圣恩达学校和盖尔同盟那样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团体。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把自己全部薪金捐给了这些人和团体。为了资助这些人和团体，他自己节衣缩食，寄宿在与他的身份不相称（他外事办的同僚们都这样暗示过）的廉价旅店里。现在他失败了，没有人会想起他的捐献和资助，只记得他最终的失败。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真倒霉，那该死的说法又压了过来。腐化、堕落、恶习、人类的渣滓……这些都是英国政府乐意加诸在他头上的。并不是非洲那恶劣的气候加诸在他身上的病痛——黄疸、损坏机体的疟疾、关节炎、痔疮手术——而是直肠上的问题……让他受尽了罪。1893年，第一次要在肛门上开刀让他感到不好意思。“您早就应该来了，三四个月以前动手术还很简单，可现在就严重了。”“医生，我一直生活在非洲，在博马。我在那里的医生是酒鬼，经常出错、酒精中毒、手发颤。难道要让那位医术还不如巴刚果族巫师的萨拉贝特医生给我开刀吗？”他一生都为此忍受着痛苦。

几个月前，他在德国林堡的营地里痔疮出血，一位面目可憎、态度粗野的军医给他缝了几针。当他接受去亚马孙地区对橡胶商所犯罪行进行调查的任务时，已经是个病歪歪的人了。他知道那任务要费时数月，而且只能给他带来诸多麻烦，但还是接受了，因为他觉得那是一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如果这回真的要对他执行死刑，那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也救不了他。

卡雷神父真的拒绝阅读报上登的关于他的丑事吗？神父是个好人，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他必须死去，有神父在身边，会使他保持尊严，直至最后一刻。

他整个人都在失去勇气，变成了像遭到舌蝇攻击、患了睡眠症、瞪着双眼而手脚嘴都不能动的刚果人那样的残疾人。那样的刚果人是不是不能思想？可不幸的是，一阵阵的悲观情绪把他刺激得清醒了，把他的脑子变成了爆发火花的篝火。海军司令部的发言人交给报社、使得卡万·达夫律师那面色红润的助手大惊失色的几页日记，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他想，人性的中心是愚蠢。罗杰·凯斯门特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仔细是出了名的。作为外交官，采取行动时，哪怕迈出很小的一步，都要事先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而现在却被自己在生活上设下的笨拙陷阱所困扰，把陷自己于不光彩境地的武器交给了敌人。

罗杰大吃一惊，他发觉自己在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