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凯斯门特与委员会各成员于1910年从英国到秘鲁亚马孙腹地经历了六个多星期的累人旅行之后，到达了伊基托斯[秘鲁北方省份洛雷托的省会]，此时他的眼睛发炎得更加严重了，关节炎反复发作，整个健康状况糟透了。但是他忠于自己的坚忍性格（赫伯特·沃德称之为塞内加主义者[意为禁欲主义者。塞内加，古罗马哲学家]），在行程中对自己的病痛从不声张。相反，他总是努力鼓舞着同行者，帮助他们抵御那令人痛苦的苦难。R.H.巴特勒上校被痢疾折磨得在马德拉停泊时返回了英国。最有耐力的是路易斯·巴恩斯，此人因在莫桑比克生活过，对非洲的农业很了解。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橡胶专家，患有神经痛，总是抱怨天太热。塞莫·贝尔害怕脱水，总是手拿水瓶，不时地喝上一小口。亨利·费尔加尔一年前曾受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派遣，到过亚马孙地区，他告诉大家如何防蚊、如何抵御伊基托斯那“邪恶的诱惑”。

那里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一座如此之小又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拥有一片宽阔的市区，其中既有泥木结构、棕榈叶铺顶的农村小屋和以贵重木材与铁皮屋顶建造的房子，也有门面辉煌、有着葡萄牙进口的瓷砖墙面的宽敞大宅院。说来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区，酒吧、小酒馆、妓院和赌场与日俱增，各个种族与肤色的妓女从早到晚毫不知耻地在人行道上展览着自己。伊基托斯位于亚马孙河支流纳奈河的岸边，景象宏伟：植物茂盛，大树参天，树声沙沙，河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改变着颜色。但是大街上很少有人行道或沥青路，而是流淌着满是粪便和垃圾的水沟，满街臭味，到了晚上更加浓烈，能把人熏得呕吐。酒吧、妓院和娱乐场所播放的音乐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到码头去接委员会成员的英国驻当地领事斯泰尔斯先生让罗杰住在他家。公司为其他委员准备了住所。当晚，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雷伊·拉马为他们举行了晚宴。

中午刚过，罗杰说他不想吃中饭了，只想睡一会儿，便回到了房间。房间陈设很简单，几块画有几何图案的土布挂在墙上，站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河流。这里，街上的噪声小了些。罗杰没脱上衣也没脱皮鞋就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种安宁的感觉浸透了全身，这是一个半月的旅途中未曾有过的——在爱尔兰度过的1904至1905年那一年半里，在英国政府准备发表《关于刚果的报告》的时候，在一阵使得他成为备受自由派报刊与慈善机构夸奖的英雄兼遭受利奥波尔多二世御用文人谩骂的小人的热闹中，在那激动兴奋、忙忙碌碌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做梦——只有到了巴西，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做了四年的领事工作，他才不做梦。外事办认为在“报告事件”之后，比利时帝国最恨的人不可能回到刚果了。在新的任命到来之前，罗杰·凯斯门特前往爱尔兰，寻求淡泊无名的生活。这并不是隐居，但起码从伦敦那没有私生活、被好奇的人包围中脱身。在爱尔兰的那几个月，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爱尔兰，完全沉浸在只有通过谈话、想象和阅读才能了解的爱尔兰之中，与儿时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与少年时跟叔祖父和其他父系亲戚生活在一起时所了解的爱尔兰都不同。爱尔兰并不是英帝国的尾巴和影子，她正在为恢复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俗而斗争。“亲爱的罗杰，你已经成为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了。”他的表妹格开玩笑地对他说道。“我正在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答道。

在那几个月里，他步行走遍了多尼格尔郡和戈尔韦郡，为自己被俘的祖国地缘把脉，像恋人那样观察着祖国那人烟稀少而简单朴素的农村和陡峭的海岸，同那里的渔民、同相信命运而坚忍不拔的永恒的人民、同少言寡语的俭朴农民谈话。他结识了许多“那边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些是新教徒，他们与民族自由协会盖尔同盟的创始人道格拉斯·海德一样，都在积极推动爱尔兰的文化复兴，恢复原来的地名和村名，唤醒爱尔兰古老的歌舞，复原花呢和亚麻的纺纱法和绣花法。任命他为驻里斯本领事的通知下达后，他借口健康原因，尽量推迟赴任日期，为的是参加在安特莱姆召开的、将近三千人参加的第一届峡谷联欢会。那几天，罗杰听到风笛手演奏、合唱团唱出的欢快旋律时，听到说书人用盖尔语讲述的、只在中世纪夜晚才能听到的浪漫故事和传奇故事时，尽管听不懂，但已感到眼睛潮湿了。他甚至还参加了有百年历史的爱尔兰式棒球赛。在比赛中，罗杰认识了贺拉斯·普伦基特爵士、布尔梅尔·霍布森、斯蒂芬·奎恩等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作家。也同那些共同为爱尔兰文化而战斗的女性朋友如艾达·麦克尼尔、玛格丽特·多布斯、爱丽丝·米利甘、艾格尼丝·奥法雷勒以及罗莎·莫德·扬又聚会了一次。

从那时起，他就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和薪俸捐给各种联合会、皮尔斯兄弟创办的教授盖尔语的学校以及他以笔名为之写稿的民族主义杂志。1904年，当亚瑟·格里菲斯创办《新芬报》时，罗杰就跟他联系上了，提出要与之合作，并订阅了他所有的出版物。这份报纸的思想与罗杰所交的朋友布尔梅尔·霍布森的思想是一致的，必须在与各种殖民地性质的机构平行的环境下创办爱尔兰自己的基础设施（如学校、企业、银行以及工业等），逐渐取代被英国强加的基础设施。这样，爱尔兰人才会逐渐觉悟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抵制英国的产品，必须拒绝交税，必须以民族的体育运动取代板球、足球等英国的体育运动，文学、戏剧也应照此办理。就这样，以和平的方式，爱尔兰会逐渐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

除了在爱丽丝的指导下阅读很多关于爱尔兰过去的书籍，罗杰还想重新学习盖尔语。他请了一位女老师，但进步不大。1906年，外交部的新任部长，自由党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派他去巴西，做驻桑托斯的领事。虽说不是很愉快，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有助于爱尔兰的捐赠已经用光了他那不多的积蓄。他在靠借债度日，因此需要工作挣钱。

也许正因为重启外交生涯的热情不高，所以在巴西的四年（1906—1910年），他有一种失落感。尽管巴西景色优美，他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仍对这个国土辽阔的国家不习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在这里跟在刚果不一样：在刚果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总有一种打破领事工作的框框干大事的感觉；而在桑托斯，他的主要活动却是跟净闯祸的、醉醺醺的英国水手打交道，还得为他们交罚金，把他们从监狱中保出来，送他们回国。在帕拉，他第一次听说橡胶产区的暴力行径，但外交部命令他只能督察港口和贸易活动，他的工作只是为船只登记，为到那里做生意的英国人提供办手续的方便。1909年，在里约热内卢的日子是最糟的：气候加重了他身体的不适，又添了因过敏而失眠的毛病。因而他决定去离首都八十公里的彼得罗波利斯[巴西东南部城市]居住，那里地势较高，不太湿热，晚上也凉快。但是每天乘火车上下班是一场噩梦。

在梦中，他总是记起在1906年去桑托斯赴任前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凯尔特人之梦》，写的是爱尔兰神话中的过去。还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布尔梅尔·霍布森合写了一本政治性的小册子《爱尔兰人与英国军队》，反对英国军队在爱尔兰人中征兵。

蚊虫把他咬醒了，把他从午睡的享受里拉了出来，送入了亚马孙的黄昏之中。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他感到好些了：眼睛不太疼了，关节痛也减轻了。在斯泰尔斯先生家里洗澡是件复杂的事：罗杰一面打肥皂擦洗，一面要仆人用水桶把水倒进喷头盛器里。洗澡水较热，使他想起了刚果。浴后下楼，领事已在门口等他，准备陪他去雷伊·拉马的官邸。

二人要在飞扬的尘土中走过几个街区。罗杰不得不眯着眼睛，在满是骨头、石子和垃圾且半明半暗的大街上磕磕绊绊地走着。噪声大了起来，每走过一间酒吧的门前就能听到音乐声、干杯声、吵架声与醉汉的喊声。斯泰尔斯先生上了年纪，鳏居，无子女，在伊基托斯已工作六年，仿佛一个没有幻想、厌倦了生活的人。

“这个城市对委员会是什么态度？”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坦率地说，是怀有敌意的。”领事赶忙答道，“我想您也有所耳闻，半个伊基托斯都靠阿拉纳先生过活呢。更确切地说，都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企业过活。人们怀疑委员会意图反对给他们饭吃的那个人。”

“我们能指望当局提供些帮助吗？”

“更确切地说，会制造各种障碍，凯斯门特先生。伊基托斯市的当局也得依赖阿拉纳先生啊。几个月来，行政长官、法官和军人都没能从政府那里领到薪水。没有阿拉纳先生，他们都得饿死。您要知道，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利马离伊基托斯比离纽约和伦敦还要远，最好的情况下，行程也要两个月。”

“看样子，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罗杰评论道。

“您和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得非常谨慎。”领事又说道，此时已降低了声音，还有点儿犹豫，“不是在伊基托斯，而是在普图马约那边。那是很远的地方，什么事都能发生。那是个野蛮的世界，无法无天，也无治安。我想，跟刚果差不多。”

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官邸位于中心广场一块没有花草树木的场地上，领事指给他看一个仿佛玩到一半的组合玩具的奇怪铁制结构，原来正在组装一栋埃菲尔铁塔式的房子（对，正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是一个发了财的橡胶商从欧洲买下的，把它拆解后带回了伊基托斯，正在重新组装成该市一家最好的社交俱乐部。

官邸占据了几乎半个街区，是一座退了色、只有一层的大宅院，毫无特色。每个房间都很大，窗上装着铁栏杆。大宅院分为两翼，一翼为办公区，另一翼为长官住所。雷伊·拉马先生个头很高，白发，大胡子，胡尖上还打了蜡。他脚穿长筒靴，身穿马裤，衬衣一直系到领口，外罩一件不宽松的奇特绣花外衣。他能讲一点儿英语，以过分的热情、浮夸的言辞向罗杰·凯斯门特表示了欢迎。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已经到了，还都出着汗穿着晚礼服呢。行政长官向罗杰一一介绍了其他客人：最高法院的法官、卫戍司令阿尔纳艾斯上校，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乌鲁蒂亚神父，秘鲁亚马孙公司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其他还有四五位如商人、海关署长、《东方日报》社的社长等。客人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响起了香槟酒的开瓶声，送上来冒着白色泡沫的酒杯。酒有些温热，但的确是好酒，是法国酒，没错。

在一个以油灯照明的大院子里准备了晚餐。无数的土著仆人光着脚、系着围裙上着小吃，端着盘子送上食物。那晚气候温和，天空中点缀着几颗星辰。罗杰很奇怪自己怎么竟能听懂洛雷托人讲的话？这种西班牙语总是吃掉音节，富于音乐性，让人想起巴西口音。他松了一口气：尽管带有翻译，但自己总算能听懂许多将在未来旅行中听到的话，这对于调查方便了许多。刚刚上了一道油腻的龟肉汤，他不无困难地吞了下去。在他周围的桌子上同时进行着几组谈话，有用英语的，有用西班牙语的，也有用葡萄牙语的。一经翻译，谈话就会中断一会儿。行政长官坐在罗杰的对面，因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两眼冒火。突然，他拍了拍手，大家都静了下来，原来他要为新到的客人干杯，祝他们在伊基托斯过得愉快，圆满完成任务，尽情享受亚马孙式的慷慨好客。他又强调了一句：“是洛雷托，尤其是伊基托斯的慷慨好客。”

他落座后立即与罗杰谈了起来，声音之大，好像要让别人的谈话停下来，让众多客人一起加入他的谈话。

“尊敬的领事先生，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委员会又是为何来此？您来这儿要调查什么？请不要以为我傲慢无礼，恰恰相反，我的愿望、所有当局人物的愿望是帮助你们。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英国王室派你们来干什么。当然这对亚马孙是个很大的荣幸，为此我们愿意表现得配得上这个荣幸。”

罗杰几乎完全听懂了雷伊·拉马的话，但他仍然耐心地等着翻译把自己听懂的话翻成英语。

“您无疑是知道的，在英国，在欧洲，流行着对当地土著犯下残暴罪行的揭发，”他镇静地解释道，“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酷刑折磨、草菅人命等。本地区的主要橡胶公司，即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秘鲁亚马孙公司，是在伦敦上市的英国公司，我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大不列颠，不管是政府还是公众舆论，都不会容忍一家英国公司违反尊重人道的神圣法律。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调查那些指控有几分是真实的。委员会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选派的。我本人则是陛下政府派遣的。”

罗杰·凯斯门特开口讲话时，庭院里一片死寂，街上的噪声也仿佛降低了。很奇怪，大家连动也不动了，刚才还在饮酒、吃东西、谈话、动作频繁、做着各种手势的先生们一下子患了瘫痪症。罗杰的两眼仍然盯着他，一种疑惧、责备的气氛代替了原先热诚的气氛。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做好了合作的准备，”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几乎喊了起来，“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去普图马约的船是我们企业最好的船，拥有各种方便设施，诸位可以乘此船去亲眼证实一下，那是无耻的诽谤。”

“非常感谢，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了点头。

这时，一阵无名的冲动使他决定试探一下东道主。他相信东道主的反应会对他自己以及委员会各成员产生教育效果，于是他以讨论网球或雨天般的自然口吻问道：

“顺便问一下，先生们，诸位是否知道记者本哈民·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我希望我的发音还算准确——在不在伊基托斯？我能否跟他谈谈？”

他这一问引起了炸弹般的效果。与会者面面相觑，既吃惊又恼火，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像是没有人敢于接过这一棘手的话题。

“哎呀，怎么了！”行政长官终于喊了起来，演戏般地故作惊讶道，“那个敲诈者的名字连伦敦都知道了？”

“是的，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头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与沃尔特·哈登堡工程师对普图马约橡胶业的揭发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到底在不在伊基托斯？”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与会者都显得很不自在，最后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说话了：“没人知道他在何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说道，他的西班牙语很纯正，与洛雷托人讲的不一样，罗杰更难听懂，“他从伊基托斯消失有些日子了，据说在利马。”

“他要是没逃掉，我们伊基托斯人早就把他处以私刑了。”一个老头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道。

“伊基托斯是爱国者的土地，”巴勃罗·苏马埃塔叫道，“那家伙编造卑鄙的谎言诋毁秘鲁，推翻为亚马孙带来进步的企业，没人会原谅他。”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敲诈行为没有得逞。没人告诉你们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发表诬蔑之词以前，曾企图从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敲到一笔钱。”

“我们拒绝了，他就把关于普图马约的胡说八道发表了，”巴勃罗·苏马埃塔肯定道，“他曾因诽谤、诬蔑与勒索而被起诉，等待他的是监狱，所以他逃跑了。”

“在这方面，看来是什么也了解不到了。”罗杰·凯斯门特评论道。大家的谈话又变成了一对对的私人谈话。晚餐仍在进行，此时上了一盘亚马孙烤鱼，其中有一种叫做加米塔纳的鱼，凯斯门特觉得肉质细嫩，味道很好，但调料辣得他口中起火。

晚餐结束，向行政长官告辞出来后，罗杰跟委员会的朋友们交谈了一会儿。塞莫·贝尔认为突然触及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的问题有些鲁莽了，使得伊基托斯的头面人物很恼火。路易斯·巴恩斯却向罗杰表示庆祝，说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研究一下这些人在记者问题上为什么有如此怒气冲冲的反应。

“很遗憾我们不能跟他谈，”凯斯门特说道，“我真想认识他。”

双方告别，罗杰和领事沿原路走回了领事的家。一路上，喧闹声、纵酒作乐声、歌声、跳舞声，干杯声、吵架声甚嚣尘上。罗杰感到很惊奇：这么多衣衫褴褛、半裸、光脚的小孩站在酒吧和妓院门口，调皮地朝里面偷看。还有许多狗在扒食垃圾。

“您别浪费时间了。您是找不到他的。”斯泰尔斯先生说道，“最有可能的是，萨尔达尼亚·罗卡已经死了。”

罗杰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当他看到一提及记者的名字就激起如此激烈的言辞，就怀疑记者已经消失了。

“您认识他吗？”

领事圆顶秃头，脑壳亮晶晶，就像洒满了水滴。他用手杖探查着泥泞的地面，走得很慢，也许是怕踩到一条蛇或蛤蟆。

“我们谈过两三次，”斯泰尔斯先生说道，“他个头矮，有些驼背，这里的人都叫他乔洛[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混血儿，带有鄙视之意。乔利托是指小词。]，或乔利托，即混血儿。一般说来，乔洛的性格都很温顺、很有礼貌，但是萨尔达尼亚·罗卡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格粗暴，自信心很强，总是像狂热的宗教信徒那样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看。说真的，我总是被他看得精神很紧张，很不合我的秉性。我素来对殉道者不那么敬仰，凯斯门特先生。对英雄也是如此。这些为真理或正义献身的人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们想要制止的损害还要大。”

罗杰没有说话，心里正在塑造着那个记者的形象：个子矮小，有残疾，但内心和意志与埃德蒙·D.莫列尔很像。对，他是一位殉道者、一位英雄。他想象着记者亲手在钢板上刷墨印刷两份周报：《斥责》与《制裁》。他很可能是在一间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厂里进行编辑的，而这间小印刷厂无疑就是他家的一个角落，这个朴素的住所很可能也是那两份小报的编辑部兼管理部。

“我希望您别在意我刚才的话。”英国领事突然对自己刚刚讲过的话感到后悔，道歉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进行揭发，当然是很勇敢的，但也太冒失了。他控告阿拉纳公司在普图马约橡胶园里搞严刑拷打、劫持人质、鞭打土著人等罪行，这几乎等于自杀。他又不是天真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他应该很清楚。”

“什么后果？”

“他应该早就料到了。”斯泰尔斯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他在莫罗纳大街上的印刷厂被烧毁了，您可能还看得见，都成了一片焦土；还有人朝他的家开黑枪，普洛斯佩罗大街上还能看到弹痕。他不得不把儿子从奥古斯丁派神父办的学校里接出来，因为同学们都欺侮他。他还不得不把家人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的性命简直是岌岌可危。他也不得不关闭那两份小报，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登广告，伊基托斯也没有印刷厂敢印他的小报。作为警告，他在街上遭到两次枪击，两次都奇迹般地逃脱了。其中一次，他小腿中了一枪，结果成了瘸子。最后见到他是在1909年，在堤岸上，有人正在把他向河里推去，一帮人把他打得脸都肿了，逼他爬上一膄小船，向尤里马瓜斯驶去。从此再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也许逃到了利马。但愿如此。也有人说，他被绑住手和脚、伤口流着血就被推到河里喂食人鱼去了。果真如此，他的尸骨可能漂到了大西洋，吃人鱼是不吃人骨的。我想，我说的您没有不知道的。在刚果，您可能看到过同样的事，或更坏的事。”

到了领事的住所，斯泰尔斯先生打开了前厅的灯，给凯斯门特倒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靠近阳台坐下来，点燃香烟。月亮躲进了云端，但天上还能看见星星。大街远处的噪声又加入了昆虫的嗡嗡声，还有河水撞击岸边树枝和舢板时发出的啪啪声。

“可怜的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胆子这么大，有什么用？”领事耸了耸肩，思考道，“毫无用处。家人遭到不幸，没准丧失了生命。我们也失去了两份小报——《斥责》和《制裁》。每星期读一读报里的小道消息倒是很有意思。”

“我倒是认为他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凯斯门特轻声纠正，“要不是他，我们不会来到这儿。除非您认为我们的到来也毫无意义。”

“愿上帝并不这样认为。”领事大声说道，“在美国和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确实是萨尔达尼亚·罗卡那份揭发所引发的，接着是沃尔特·哈登堡。我刚才说的是蠢话，我希望您的到来能有些用处，把情况改变过来，凯斯门特先生。在亚马孙地区生活得太久了，对进步思想有点儿怀疑了。在伊基托斯，一个人最终对什么进步不进步都不相信了，甚至某一天，连对正义将会击退非正义这一点都不相信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回到英国，用英国式的乐观主义洗刷自己。我发觉您在巴西为王室工作的这些年并没有把您变成悲观主义者。您真是与众不同，我真羡慕您。”

二人道过晚安，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罗杰久不能寐。该不该接受这个任务？几个月前，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在普图马约犯下的罪行所引发的丑闻已经闹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没人比您更合适走一趟了。由独立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也要去，那是秘鲁亚马孙公司自身决定派遣的。虽然您与他们同行，但是我希望您为政府出一份个人报告。您由于在刚果的业绩，有着很高的威望。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您可不要拒绝。”他的第一反应是想找个借口推辞，但是经过思考，他认为，正是由于在刚果工作过，所以在道义上有义务接受这一任务。不该接受吗？他觉得斯泰尔斯先生的怀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的那句“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不断地在他脑子里回响着。

与领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所作所为对亚马孙、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人类大有好处。与爱德华爵士谈话后，后者给他四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决定同那个委员会走一趟。他首先在商业、政治和文学小报《制裁》上看到了关于普图马约橡胶生意的事。紧接着，外事办给了他一捆文件，其中有两个曾经到过亚马孙地区的人提供的一手证词：美国工程师沃尔特·哈登堡在伦敦的周报《真理》上发表的文章和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由慈善机构反奴役及保护土著协会翻译成英文。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置信。尽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那位记者是不是把暴行夸大得让人觉得文章并不现实，甚至是一种虐待狂的想象？不过罗杰立即想到，许多英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看到他和莫列尔发表的关于刚果独立王国的不公正行径时，不是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不可置信——吗？人们排斥那些在贪婪与劣根性的驱使下、在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干出的不堪描述的残暴行为时，不都是这样吗？这种残暴行径既然能在刚果发生，为什么不能在亚马孙地区发生？

他很苦恼，从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坐下。天很黑，星辰消失，城市方向没有了灯光，但噪声依旧。如果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指控是真的，那么，正如领事所言，这位记者很可能被捆着手脚、流着血、扔进河里去满足食人鱼的胃口了。斯泰尔斯先生那宿命般的、满不在乎的口吻让他很恼火，仿佛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存在着残暴者，而是某种类似星球运转、海水涨潮般的恶兆所决定的。有人曾把他称作“狂热分子”，是对正义事业的狂热吗？对，当然是。他是一个冒失鬼，也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没有钱财、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平凡人，一个亚马孙地区的莫列尔。也许是一个信仰者？是的，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社会和生活不可能一直蒙受这种耻辱。罗杰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在非洲看到的邪恶与苦难淹没了他的战斗精神和为改善世界的状况而想要有所作为的干劲。他对萨尔达尼亚·罗卡有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感。他真想握住他的手，做他的朋友，对他说：“您干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崇高的事业。”

他是不是去过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经营的普图马约地区？那不是把自己送进了虎口吗？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明说，但文中的姓名、地名、日期都很具体，这说明萨尔达尼亚·罗卡亲眼见到了他所叙述的一切。罗杰曾多次阅读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证词，有时觉得他们本人就在他的眼前。

他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片广袤的地区。该地区分为若干个收购站，主要有乔雷拉站和埃尔恩坎托站，每个站都有一名站长。“确切地说，一个怪物。”只有他们算是人，有名有姓，譬如维克多·马塞多和米格尔·洛艾萨，这两个人于1903年年中立下“不朽的大功”：近八百名奥凯玛人来到乔雷拉站，交纳了数筐在森林里收割的橡胶球。过了秤、归了仓之后，乔雷拉站的副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为他的上司维克多·马塞多（当时埃尔恩坎托站的米格尔·洛艾萨也在那里）指着从八百名奥凯玛人中区分出的二十五个人说，这些人没带来规定的最低限额的橡胶或橡胶浆。马塞多和洛艾萨便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野蛮人：先指示工头（都是些巴巴多斯黑人）用毛瑟枪控制住其余的奥凯玛人，然后命令“小伙子”把那二十五个人装进浸了石油的麻袋里点上火。这些人号叫着变成了人肉火把；有的在地上翻滚着扑灭了火焰，却被烧成了骇人的焦炭；有的像火球般投了河，淹死了。马塞多、洛艾萨和贝拉尔德又朝伤者补了一枪。每当想起这一场景，罗杰就感到眩晕。

据萨尔达尼亚·罗卡说，管理人员干这种事，一方面是作为惩戒，另一方面是娱乐，高兴高兴。折磨别人、比赛谁更残忍，这是长期实施鞭笞、打人等刑罚而染上的一种嗜好。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就找个借口进行这种血的赌博。据萨尔达尼亚·罗卡揭露，公司的管理人给一名叫做米格尔·弗洛雷斯的站长写了一封信，告诫他，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不要把杀掉印第安人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过激的手段。而米格尔·弗洛雷斯的回答比这一告诫更坏：“我不同意。最近两个月，我的站里才死了四十几个印第安人。”

萨尔达尼亚·罗卡历数对土著人施加的各种刑罚：鞭刑、枷刑、椅刑、割耳、割鼻、割手、割腿，直至杀掉。还有绞刑、睡翘板、火刑，直至淹死在河里。他肯定地写道，马坦萨斯站的土著人尸骨比任何其他站都多。没法估计，但尸骨恐怕与几百也许几千名受害者相符。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叫阿曼多·诺尔曼德，是玻利维亚人与英国人的混血儿，也就二十二三岁。他自称曾在伦敦学习过。他的残忍在乌伊托托人中已经成了“地狱般的神话”，因为他杀死了大批的乌伊托托人。阿比西尼亚站则对阿维拉多·阿圭罗站长及其助手奥古斯托·希门尼斯进行了罚款，因为二人把印第安人当靶子射击，而且明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会浪费对公司有用的劳动力。

尽管两地相距甚远，但罗杰不止一次地觉得，一条脐带把刚果和亚马孙地区连接在了一起：对财富的贪婪、人类天生的原罪都在秘密地制造着邪恶，因而在两地同样发生着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但这还不够吗？魔鬼在这永恒的争斗中是不是取得了胜利？

等着他的明天将是紧张的一天。领事找到了三个英国籍的巴巴多斯黑人，他们在阿拉纳橡胶公司工作了好几年，这次接受了委员会的询问，条件是事后把他们送回英国。

罗杰睡得很少，但天一亮就醒了，没感到有什么不舒服。洗漱，穿戴完毕，戴上巴拿马草帽，拿起照相机，既没见领事也没见仆人，走出了领事的住所。天空一望无云，阳光照射在街上，开始热起来。到了中午，伊基托斯就会变成一座火炉。街上已经有了行人，绘着红蓝双色的喧闹小电车也在行驶。有点儿像东方人、皮肤呈黄色、脸上臂上涂着几何图案的印第安人流动商贩不时地向他兜售水果、饮料、活的小动物（小猴子、金刚鹦鹉、小蜥蜴等）、箭镞、木槌、吹箭筒等。许多酒吧和饭馆仍在营业，但顾客很少。几个醉汉叉开双腿躺在铺棕榈叶的屋檐下睡觉，几条野狗扒着垃圾。罗杰想道：“这个城市简直是一块邪恶、发臭的空地。”他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散步了很长时间，穿过中心广场，认出了行政长官的官邸，来到了有着石栏杆的堤岸。堤岸的路很漂亮，走在上面可以看见宽阔的河流，河面上的小岛好像在漂浮着。远处，对岸高大的树木沐浴着阳光。

熠熠闪光的堤岸到了尽头就消失在一片茂盛的树林和栽满树木的斜坡中。斜坡下面是一座码头。他看见几个光脚穿短裤的男孩在钉木桩，他们都戴上了防晒的纸帽子。

男孩不像是印第安人，更像是乔洛。其中一个大概不到二十岁，身材很匀称，每捶一下，肌肉就突出一下。犹豫了片刻，罗杰走近他，取出了照相机：

“我能给您照一张相吗？”他用葡萄牙语问道，“我可以付钱。”

男孩看了他一眼，没听懂。

他又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了两遍。男孩笑了，跟另外一个叽咕了几句，罗杰猜不出他们说的是什么。最后男孩转向他，打着响指问道：“给多少？”罗杰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把硬币。男孩看了看，数起来。

在两个新朋友的笑声和玩笑中，罗杰让男孩摘下纸帽，抬起胳膊，露出肌肉，摆出古希腊掷铁饼者的姿势，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为了摆姿势，他触到了男孩的胳膊。他情绪紧张，天又太热，他感到自己的手湿润了。他发现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像看怪物一样围着他，便停了下来，不再拍。他把钱给了男孩，赶忙回到了领事住所。

看到委员会的朋友们正坐在桌旁同领事一起用早餐，他也加入，解释说他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好好地散步。吃煎木薯、喝甜得要命的水一样的咖啡时，斯泰尔斯先生向大家说明那几个巴巴多斯黑人都是些什么人。他要事先告诉大家，那三个人都在普图马约工作过，但是跟阿拉纳的公司闹了别扭，觉得秘鲁亚马孙公司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的证词中充满了怨气。领事建议不要让三个巴巴多斯人同时出现在全体委员面前，因为那样他们会感到害怕，不敢开口。于是把委员分成二人或三人一组。

罗杰和塞莫·贝尔一组。正像所预料的那样，与第一个巴巴多斯人的会见刚开始不久，塞莫·贝尔就以极度口渴、感到不舒服为托词走掉了，留下罗杰一个人，单独跟那位阿拉纳公司的前工头谈话。

那巴巴多斯人名叫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他自己也不确定有多大岁数，自认为不超过三十五岁，是黑人，拳曲的头发比较长，已经有些白发。穿着衬衣，敞着怀，肚脐眼都露了出来。一条粗布长裤不到脚踝处，用一段绳子系在腰间。没穿鞋，一双大脚满是石头般的硬皮，指甲很长。他那口语化的英语有时掺杂几个葡萄牙语单词和西班牙语单词，罗杰听起来很吃力。

罗杰用简单的英语向他保证，他的证词是保密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被自己说的话牵连。罗杰只听，不记录，仅仅要求他所说的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事是真实的。

二人坐在凯斯门特卧室对面的小阳台上。长凳对面的小桌上摆着一罐木瓜汁和两只杯子。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六年前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同另外十八个巴巴多斯人一起被堂胡里奥·阿拉纳的兄弟利萨尔多·阿拉纳雇去，在普图马约一个收购站当工头。去了之后他就知道被骗了，雇他的时候并没告诉他要花大部分时间去“打猎”。

“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打猎’？”凯斯门特问道。

就是到村落里去猎取印第安人，让他们到公司的领地来收割橡胶。不管是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列希加洛人还是波拉[穆伊南、诺努亚、列希加洛、波拉，均系印第安人的不同部族。]人都行，只要该地区里有。那是因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无一例外地拒绝去割取橡胶，所以必须强迫他们。“打猎”要进行长途远征，有时一无所获，你到了，可村子里空了，村民都逃光了。有时幸好还有人，就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叫他们别反抗，但他们还是用吹箭筒和木棒进行反抗，于是就动手打了起来。最后把他们的脖子捆起来，把还能走路的男男女女像赶牲口一样赶回来。为了不耽搁行程，就把老人和婴儿丢在那里不管。依波奈姆没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干过无偿的暴行，尽管在此人的领导下，他在马坦萨斯站干了两年之久。诺尔曼德先生是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

“无偿的暴行？”罗杰打断他道，“请举个例子。”

依波奈姆在板凳上很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黑眼珠在眼白里跳动了一下。

“诺尔曼德先生有个怪癖，”依波奈姆躲开了罗杰的目光，低声道，“譬如，如果有人表现不好，也就是说，不如他的意，他就把这个人的孩子扔进河里淹死，而且是他亲自动手。”

他停了一会儿，又解释道，看到诺尔曼德先生的怪癖，他很紧张。这种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甚至有一天，他异想天开，想把左轮里的子弹打光，就朝离他最近的人开了枪。依波奈姆因此要求换一个站，于是调到了乌尔蒂莫·列蒂洛站，这才睡上了安稳觉。这个站的负责人叫做阿尔弗雷德·蒙特。

“您执行任务时杀死过印第安人吗，托马斯先生？”

罗杰看见了这个巴巴多斯人躲躲闪闪的眼光。

“这也是工头和‘小伙子’工作的一部分，”他耸了耸肩承认，“这些人被称作‘理性人’[指西班牙化了的、负责监督被罚土著人劳动及其勤奋程度的印第安人]。普图马约真是血流成河，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在那里，生活本身就是杀戮和死亡。”

“您能告诉我您杀死过多少人吗？”

“我从来没计算过，”依波奈姆立即答道，“我干必须干的事，总想着：干过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我完成得很好，因此我认为公司对我太刻薄了。”

他长时间沉浸在模糊不清的自言自语中，对前雇主很不满。雇主们指控他与把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伊里亚特先生家的橡胶园有牵连，而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一直与伊里亚特先生争夺劳动力。那不是真的，乌伊托托人消失于乌尔蒂莫·列蒂洛站后，据说又出现了，并为哥伦比亚人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说他与此事毫无关系。实际上，出卖乌伊托托人的正是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蒙特本人，此人既贪婪又吝啬，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就说是依波奈姆、戴顿·克兰敦及辛巴达·道格拉斯三个人所为。完全是污蔑，公司却相信了他，而这三个工头则不得不出逃。历经可怕的苦难来到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的头头们曾下令，要“理性人”只要一遇到这三个人就把他们干掉。现在，依波奈姆和另外两个同伴只能靠乞讨和当临时工谋生。

公司拒绝为他们返回巴巴多斯支付船票钱，还控告他们随便离岗。伊基托斯的法官当然认为阿拉纳公司有理。

罗杰答应他，政府会负责把他和两个同伴送回国，他们毕竟是英国公民。罗杰刚把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送走，就累得马上倒在了床上，不停地出汗，全身疼痛，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从头到脚，一个器官接着一个器官，一点点地折磨着他。先是刚果，现在是亚马孙，人类的苦难难道没有尽头？世界上充满了野蛮行径的飞地到底还有多少？几百、几千、几百万？现在又在普图马约等着他。能不能打败这条七头蛇[七头蛇，希腊神话中的怪物，相传砍去一个头，会再生。后被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次砍掉七个头处死。]？在一个地方砍掉它的头，在另一个地方又生出来，更加嗜血，更加可怖。他慢慢地睡着了。

梦中，在盖尔的一面湖边，他看见了母亲。高大的橡树枝叶间洒下了淡淡的阳光。他又激动地颤抖着看见今早在伊基托斯堤岸上为之拍照的那强壮的男孩。他在盖尔湖畔做什么？也许那是位于厄尔斯特的爱尔兰湖泊。安妮·杰弗逊挺拔的倩影消失了。他的忧虑并不是因为人们在普图马约受到奴役所引发的悲哀与同情，而是因为安妮·杰弗逊（其实他并没有看见她）在四周树丛中对他的窥视。尽管如此，恐惧并没有减弱他见到伊基托斯那个男孩时感到的激动。

男孩犹如湖神从水中显露出来，身体淋漓着湖水，每走一步，肌肉就弹动一下，脸上挂着傲慢的笑意，使得他在梦中颤抖起来，呻吟起来。醒来时，他恶心地看到自己射精了。他洗了洗，换了短裤和长裤。他感到羞耻，毫无安全感。

委员会的两位成员刚刚接见了巴巴多斯人戴顿·克兰敦和辛巴达·道格拉斯。罗杰发觉委员们被他们的证词搞得都很累。那两个前工头讲的话依然是赤裸裸的，跟依波奈姆对罗杰·凯斯门特讲的话一样。看样子不管是戴顿·克兰敦还是辛巴达·道格拉斯，都特别热衷于否认曾把那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橡胶商。

“鞭打，截肢，杀害……他们对此毫不在意，”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不停地说道，看样子他并不怀疑贪婪会引发恶行，“他们觉得这种残暴行径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辛巴达刚才的话，我简直听不下去，”亨利·费尔加尔承认，“所以不得不出去呕吐。”

“诸位都看到了外事办搜集的文件，”罗杰·凯斯门特提醒大家，“你们认为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二人的指控是编造的吗？”

“编造的，倒不是，”沃尔特·福尔克反驳道，“却是夸大的。”

“这次开胃酒之后，不知我们在普图马约还能碰到什么事。”路易斯·巴恩斯说道。

“他们很可能变得谨慎，”植物学家说道，“会向我们展示一种粉饰了的现实。”

领事打断大家的谈话，说午饭准备好了。领事的胃口很好，吃了一盘玉米饼裹着的鲱鱼和蛇片沙拉。除了他，委员们几乎一口没吃。大家一直在沉默，沉浸在对刚才会面的回忆之中。

“这次旅行肯定是一次下地狱，”刚刚加入谈话的塞莫·贝尔转身对罗杰·凯斯门特说道，“您都经历过，幸存了下来。”

“但是伤口还没有愈合。”罗杰意味深长地说道。

“没那么严重，先生们，”斯泰尔斯先生吃得高兴，给大家鼓劲道，“睡一个洛雷托式的午觉就好了。跟秘鲁亚马孙公司当局和头头们谈话会比跟黑人谈话顺利些，真的。”

罗杰没睡午觉，他坐在卧室里作为床头柜的桌前，凭记忆把与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的谈话写在了笔记本上，并且把委员们与另外两个巴巴多斯人谈话后得出的证词做了摘要。接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记下了当天下午将向行政长官雷伊·拉马和公司经理总巴勃罗·苏马埃塔提出的问题。斯泰尔斯先生曾批露，巴勃罗·苏马埃塔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姐夫。

行政长官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委员会成员，上了啤酒、果汁和咖啡，命人搬来几把椅子，分发了蒲扇，让大家凉快凉快。他仍然穿着那天傍晚穿的马裤和靴子，但没穿绣花背心，而是一件白色亚麻外衣，里面的衬衣像俄罗斯大衬衣般扣着领扣，雪白的鬓角和优雅的动作显得他的气质很高贵。他向大家说，他是职业外交官，曾在欧洲供职数年。他指着墙上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筒礼帽、胸前斜挂绶带、个头不高但很潇洒的人的照片说，他是应这位共和国总统奥古斯托·贝纳尔迪诺·莱吉亚的要求就任现职的。

“总统让我向诸位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英语讲得真好，我们可以不用翻译了，行政长官先生。”

“我的英语很糟，”雷伊·拉马讨好地打断道，“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

“英国政府曾要求莱吉亚总统的政府调查关于在普图马约发生的被揭露事件，但竟无下文，英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司法行动正在展开，凯斯门特先生，”行政长官急忙答道，“我们的政府没等陛下要求就进行了调查。为此我们任命了一位特别法官，此人正在来伊基托斯的路上。那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您是知道的，利马离伊基托斯太远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从利马派法官来？”路易斯·巴恩斯插嘴道，“伊基托斯难道没有法官？昨天为我们设的晚宴上，您不是给我们介绍了几位法官吗？”

罗杰·凯斯门特看到雷伊·拉马以慈祥的眼光扫了巴恩斯一眼，只有看待不懂事的孩子或成年白痴时才用这种眼光。

“此次谈话是保密的，对吧，先生们？”罗杰最后问道。

大家都点头同意，只有行政长官犹豫了一会儿回答：

“我们的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进行调查，正是证明其诚意，”行政长官解释，“找一名教学法官去调查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他极不自在地停了下来。

“明白人不用细说。”他添上了一句。

“您是不是说：在伊基托斯，没有一位法官敢跟阿拉纳先生的公司对抗？”罗杰·凯斯门特轻声问道。

“这里不是文明昌盛的英国，先生们。”行政长官一口喝光手中杯里的水，难过地低声道，“如果说一个人从利马到这里要花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法官、当局者、军人、公务员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或许根本来不了。在等待发薪水的时候，这些人靠什么维持生活？”

“靠秘鲁亚马孙公司慷慨施舍？”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雷伊·拉马抬起手，挺直身子说道，“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以贷款的方式向公务员提前支付薪水，原则上这笔钱是要还的，但利息很低。不是白送，也不是贿赂，是与政府之间达成的诚信的协议。不过，尽管如此，既然法官们靠这笔贷款生活，在对待阿拉纳先生公司的问题上自然就不能大公无私了。诸位懂了，对吗？因此，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就是为了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这不就是坚持弄清真相的最好证明吗？”

委员们喝着水或啤酒，感到茫然，无话可说。“有几个委员正在为回欧洲寻找借口呢？”罗杰想道。他无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也许只有路易斯·巴恩斯是例外，因为他在非洲生活过，而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都像在英国那样行事。

“在那个地区还有什么当权人物要我们去拜访吗？”罗杰问道。

“有几位检察官为了一位主教的死去了那里，此外就没有什么人了。”雷伊·拉马说道，“那个地区很远，几年前还是一片没开发的森林地带，只有野蛮人的部落。政府还能派什么重要人物去呢？去干什么？去让食人族吃掉吗？如果说那里现在有了商业活动和工作机会，并开始了现代化，那要归功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和他的兄弟。要承认这一点，他们是第一批为了秘鲁而征服这片土地的人。如果没有公司，普图马约早就被哥伦比亚占领了。他们一直想攫取这个地区，这一点不容忽视。普图马约不是英格兰，那是一个遥远的、与世隔绝的、生了双胞胎或畸形儿就被淹死在河里的异教徒居住的世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是先驱者，他带去了船只、医药、天主教、衣服，还有西班牙语。当然，暴行应该受到制裁，但是请不要忘记那是一片激发贪婪的土地。在哈登堡先生的指控中，所有的秘鲁橡胶商都是魔鬼，而哥伦比亚人是同情土著人的天使，诸位不觉得奇怪吗？我读了《真理》上的文章。执意攫取那片土地的哥伦比亚人找到了哈登堡先生这样的保护人，而这位保护人只在秘鲁人身上看到了暴力和不法行为，在哥伦比亚人身上却没看到，诸位不觉得奇怪吗？这是偶然的吗？请诸位记住，这个人在来秘鲁前曾在哥伦比亚考卡省的铁路上工作过，会不会是间谍呢？”

雷伊·拉马说累了，喘了口气，喝了口啤酒，挨个看了大家一眼，眼光中似乎在说：“我赢了一分，对吧？”

“鞭打，肢解，强奸，杀人……”亨利·费尔加尔低声地说道，“您把这些称作把现代化带给普图马约吗，行政长官先生？提出证词的不仅是哈登堡，还有您的同胞萨尔达尼亚·罗卡。我们今晨询问过的三个巴巴多斯工头也都证实了那些残暴行径，他们也承认干过这种坏事。”

“那么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行政长官肯定地说，“普图马约当时要是有法官、警察和行政机关，他们早就受到惩罚了。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野蛮和残暴。我并不为任何人辩护，也不为任何人开脱。诸位还是去吧，去亲眼看看，自己作出判断。我们的政府本可以禁止诸位入境，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大不列颠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事务，但还是干涉了。相反，我得到指示，要给诸位提供一切方便。先生们，莱吉亚总统很敬重英国，他希望秘鲁有一天也会成为跟诸位的国家一样伟大的国家，因此诸位来到了这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随便调查什么。”

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光线暗下来。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沉重的噼啪声，屋顶仿佛将要塌下来，水柱将落在大家身上。雷伊·拉马做出忧郁的样子：

“我有一位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很爱他们，”他苦笑道，“我有一年没看见他们了。能不能见到他们，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当莱吉亚总统要求我到这远离世界的角落来为国家服务时，我没有犹豫。我来到此地不是为了保护罪犯，先生们，恰恰相反，我只求诸位理解，在亚马孙腹地工作、搞商业、建工厂跟在英国不同。如果有那么一天，这片原始森林的生活水平能赶上西欧的水平，都要归功于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这样的人。”

大家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里逗留了很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回答了，有时躲躲闪闪，有时则直截了当。罗杰最后没能对此人作出清晰的判断。他有时像在演戏的无耻之徒，有时又像重任在肩、想尽力经受得住考验的好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知道存在着暴行。尽管他并不喜欢，但他的工作是尽可能地弱化它。

大家向行政长官告别时，雨已经停下来。大街上，各家的房顶滴着水，到处都是水洼，蛤蟆在其中啪啪地跳着，空中飞满了大麻蝇和长脚蚊，刺得大家浑身是泡。大家一言不发，低着头来到秘鲁亚马孙公司。那是一处宽大的宅院，瓦片铺的房顶，花砖砌的门面。就在这处宅院里，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正等着见他们。这是他们当天的最后一场会面。还有几分钟，大家在空荡荡的中心广场溜达了一会儿，好奇地观赏了古斯塔夫·埃菲尔工程师的铁房子。架构已经拆开，展示在露天下，像史前动物的骨骼。周围的酒吧和饭馆已经开门，音乐声和嘈杂声震得伊基托斯的黄昏如此昏昏沉沉。

秘鲁亚马孙公司位于离中心广场不远的秘鲁大街，是伊基托斯最高大、最结实的建筑物，两层楼，水泥和金属板构成，外墙涂成浅蓝色。巴勃罗·苏马埃塔在其办公室隔壁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们。客厅天花板上吊着叶片宽大的电扇，但没开，等着来电。尽管天气极热，年近五十岁的苏马埃塔却仍穿着黑色外衣和花里胡哨的背心，系着蝴蝶领结，蹬着亮晶晶的短统靴。他郑重其事地向每个人伸出手，向所有人都问一声是否都安排好了、伊基托斯招待得是否妥当、是否还需要什么，他对所有人不断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亲自从伦敦发电报来，命令他给大家提供一切方便，以使任务圆满完成。他的西班牙语有着明显的歌唱般的亚马孙口音，罗杰·凯斯门特已经能听懂了。每当提到阿拉纳的名字，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都要向挂在一面墙上的巨大画像鞠个躬。

几个光着脚、穿白袍的印第安人端着盛有饮料的盘子走动的时候，凯斯门特趁机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这位主人那严肃的黝黑四方脸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阿拉纳头上戴着法式贝雷帽，服装好像是巴黎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也许是在伦敦塞维勒路上的裁缝店里制作的。据说这位全能的橡胶国王在日内瓦的比亚里兹区有宫殿式的别墅，在伦敦的肯辛顿街有花园洋房，可他起初是在其出生地，亚马孙原始森林中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奥哈以卖草帽为生。这一切都真假难辨，他的目光中流露着精明和自满。

巴勃罗·苏马埃塔通过翻译通知大家，公司最好的轮船自由号已经准备好，只等他们登船。还为他们配备了在亚马孙各支流航行最有经验的船长和最好的船员。尽管如此，这次航行到普图马约可得作出点儿牺牲：根据天气情况，要花八到十天。没等委员中有人提问，他赶忙递给罗杰·凯斯门特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大堆文件。

“关于诸位所关心的事，我提前准备了这些文件，”他解释道，“都是关于收购站管理人员——站长、副站长和工头们——应如何对待当地人的规定。”

苏马埃塔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提高了嗓音并做出各种表情。他一面把有名字、印章和签字的文件展示给大家，一面用广场演说般的声调和姿态一项项地念着：

“严禁对土著人及其妻子儿女亲属进行体罚，不准对上述人等进行口头或行动上的侮辱；对经证实犯有错误者可予以斥责和警告；根据错误之严重程度可处以不同的罚款；对特别严重者可予以辞退；对具有犯罪性质者可移送最近之有关当局处理。”

他简要地念着规定，不断地重复，旨在拖延到最后念出“要避免针对土著人的不法行为”。中间还停下来解释“职员们也是人”，有时会违反规定；发生不法行为时，公司应予以制裁。

“最重要的是，我们千方百计，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在公司里发生不法行为。如果发生，那也是例外情况，是不遵守我们对待土著人政策的不轨员工所为。”

他说得又多又卖力，显然有些累了，便坐下来，用业已潮湿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

“我们在普图马约能见到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工程师控诉的那几位站长吗？他们是不是逃掉了？”

“我们的职员没有一个逃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发怒道，“为什么要逃？难道只因为两个敲诈者的污蔑就要逃跑？那两个人是由于从我们这儿拿不到钱才编造出无耻谎言。”

“成百上千的人被肢解，被杀掉，被鞭笞，”罗杰·凯斯门特一字一句地说道，“对此种暴行的控诉已经震惊了文明世界。”

“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也感到震惊。”巴勃罗·苏马埃塔愤怒地抗议道，“但此时让我震惊的是，诸位这样有教养、聪明绝顶的人没有事先调查，竟相信这样的谎言。”

“我们会去调查此事。”罗杰·凯斯门特提醒道，“认认真真地调查，请不要怀疑。”

“您以为阿拉纳、我，还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管理人员都是杀害土著人的杀人犯？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橡胶商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缺乏收割工人吗？对我们来说，每个工人都是宝贵的。如果这种杀害是真的，那么普图马约就连一个印第安人都不剩了，全跑光了，不是吗？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任人鞭打、任人割去手脚、任人杀害的地方。这种控诉只有极端白痴的人才干得出，凯斯门特先生。要是土著人都跑了，我们就会破产，橡胶工业就会垮掉。这一点，连在那儿工作的职员都清楚，因此他们尽力让那些野蛮人满意。”

他挨个儿看了看每一位委员。前一刻还怒气冲冲，这一刻又发起愁来，作欲哭无泪状：

“对他们好，让他们满意，也不容易啊，”他降低了嗓音说道，“都是些原始人，这意味着什么，诸位知道吗？有些部落是食人族，我们当然不允许吃人，不对吗？这不仁慈，也不人道，我们加以禁止，他们有时就生气了，就干出野蛮人干的事。我们能让他们把初生的、譬如兔唇的畸形儿溺死吗？当然不，溺婴是不仁慈的，不是吗？总之，诸位会亲眼看到，到时候诸位就会理解英国这样对待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这样对待一家为改变这个国家而作出巨大牺牲的公司是不公平的。”

罗杰·凯斯门特想，巴勃罗·苏马埃塔简直快要落泪了。但他错了，那位总经理友好地笑了。

“我说得太多了，现在该诸位说说了，”他带有歉意地说道，“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一定坦率回答。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

委员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向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提问，他的回答拖得很长，有时连翻译都摸不着头脑，让他一字一句地再说一遍。罗杰没有参与提问，他很多时候都在走神。很明显，苏马埃塔嘴里没有实话，什么都否认，不断重复着阿拉纳公司在伦敦回答记者批评时给的理由——诸如也许偶尔有个别心胸狭窄的员工做得过分了，但酷刑、奴役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政策，更不用说杀害土著人；法律也是禁止的嘛。普图马约的短工本来就很少，还要吓他们，这种事只有疯子才干得出；等等。罗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果的时空：同样的恐怖行为，同样地蔑视真相。所不同的是，苏马埃塔讲的是西班牙语，比利时官员们讲的是法语，而睁眼说瞎话这一点则是同样地无所顾忌，因为二者都认为收割橡胶赚钱是基督徒的理想，对那些异教徒干坏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嗜食人肉，杀害亲生子女。

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出来，罗杰把同事们送到他们的住处，自己并没回英国领事的住宅，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伊基托斯溜达了一会儿。他一贯喜欢走路。单独也好，和朋友一起也好；早晨也好，黄昏也好。他可以走上数小时。但是在伊基托斯没铺沥青、坎坷不平、到处有蛤蟆在里面鼓噪的水洼的大街上，他总是走得磕磕绊绊。街上的噪声很大。酒吧、饭馆、妓院、舞厅和秘密赌场里挤满了喝酒、吃饭、跳舞、吵架的人。所有的门前都有一堆堆半裸儿童在向里面偷看。他见晚霞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余下的路只能在街上酒吧间的微光照射下几乎摸着黑地走。后来他察觉已经来到中心广场（名字倒很响亮）的方形地块，便在周围转了一圈。忽然听见有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用葡萄牙语向他问候：“晚安，凯斯门特先生。”原来是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伊基托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他们是在行政长官举行的晚宴上认识的。于是罗杰在长凳上长老的旁边坐了下来。

“不下雨的时候，出来观赏星星，呼吸新鲜空气，只要把耳朵捂起来不去听那地狱般的噪声，倒是很惬意的。”长老用葡萄牙语说道，“有人给您讲解了这铁房子的事吧？那是一个半疯的橡胶商在欧洲买下的，正在那个角落里组装。好像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展示过。据说在这里将成为社交俱乐部。您想想，在伊基托斯这种气候下，一座金属建的房子岂不成了火炉？目前还只是一个蝙蝠穴，上百只蝙蝠吊着一条腿在那里睡觉。”

罗杰·凯斯门特请他讲西班牙语，自己听得懂。但乌鲁蒂亚神父曾在巴西塞阿拉州奥古斯丁派教徒中生活过十年，所以宁愿讲葡萄牙语。他来到秘鲁的亚马孙地区还不到一年。

“我知道您从未去过阿拉纳先生的橡胶公司，但您无疑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我可以请您谈谈看法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控告有可能是真的吗？”

神父叹了一口气。

“不幸得很，很有可能是真的，凯斯门特先生。”神父低声道，“我们这儿离普图马约太远了，至少有一千二百公里。这里是城市，有行政机关、行政长官、法官、军队和警察，尽管如此，都会出事。何况在那里？那里只有公司职员，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他又叹了一口气，显得很苦恼。

“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买卖土著女孩，”他以怜悯的声调说道，“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想找出解决的办法，还是没办法。”

“又是一个刚果。到处是刚果。”罗杰想道。

“那有名的‘打猎’，您听说过了，”奥古斯丁修道院长老又道，“袭击土著村落去捕猎收割橡胶的人。袭击者不仅劫持男人，还劫持男孩和女孩，然后带到这里卖掉；有时带到马瑙斯去，在那儿似乎能卖到好价钱——在伊基托斯，买一个女仆最多只花二三十索尔。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甚至五个女仆。说是女仆，实际上是奴隶。她们一天到晚地干活，和牲口睡在一起，主人找个茬儿就棒打。此外，还要为主人儿子的第一次性行为服务。”

他又叹了一口气，最后喘了起来。

“当局不能管一管吗？”

“原则上，不可能。”乌鲁蒂亚神父说道，“半个多世纪前，秘鲁就禁止奴隶制了。你可以报警，向律师求助，但这些人也都买女仆。此外，女孩即便被赎出来，当局又能拿她们怎么办？当然了，要么留给自己，要么卖掉，但不能再卖给某个家庭，于是卖到妓院去。以后的事，您就可想而知了。”

“不能让她们回到原来的部落去吗？”

“原来的部落几乎已不存在了，父母都被劫持到橡胶公司去了，没地方送她们啊。干吗要把这些可怜的孩子赎出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她们留在那个家里。有些人对她们不坏，跟她们熟悉起来，但这反倒是怪事了，您不这样觉得吗？”

“怪事、怪事。”罗杰·凯斯门特不停地重复道。

“我，还有我们这些人也都认为。”乌鲁蒂亚神父说道，“我们在传教所几小时、几小时地动脑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毫无办法。我们曾跟罗马交涉，请他们派修女来为这些女孩开办一所学校，至少让她们受教育，但是那些家庭同意送她们上学吗？很少。不管怎么说，她们是被视为牲口的。”

神父又叹息起来，说话时显得极为沉痛。罗杰看不得神父痛苦的样子，便想赶快回到英国领事的住所去，于是站了起来。

“您倒是可以做些什么，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握着他的手，告别道，“在欧洲进行的揭发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委员会能来到洛雷托，我看是一个奇迹。如果说有人能帮助这些可怜人，那就是你们了。我将为你们能平安无恙地从普图马约回来而祈祷。”

罗杰回住处的一路上走得很慢，对街上酒吧、妓院里的事，对其中发出的噪声、歌声、吉他弹拨声不闻也不看，一心想的都是那些从部落里抢来的孩子。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装进麻布包、塞进船舱、带到了伊基托斯，以二三十索尔卖给一个家庭，擦洗房间、下厨做饭、打扫厕所、洗涤脏衣、挨打受骂，有时还要被雇主或雇主儿子奸污。同样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