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运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赋予了妇女很高的地位。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所言，在教会中妇女什么都不是，但在这里她们被认为是平等的；她们拥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可以享受中世纪妇女所没有的社会生活和流动的自由（流浪、传教）(Volpe 1971：20；Koch 1983：247)。在异端教派中，尤其在清洁派和瓦勒度派中，妇女有权管理圣礼、传教、洗礼，甚至接受司铎的委派。据传因为主教拒绝妇女传教，瓦勒度便从正统派中分裂了出来。据说清洁派崇拜一个女性形象——思想女神(Lady of Thought)，后者影响了但丁对贝阿朵莉丝的构想(Taylor 1954：100)。异端教派允许男女同居，即使两者没有结婚，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必然导致乱交行为。异端男女经常如兄弟姐妹一般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就像早期教会中的圣爱(agapic)社区一样。妇女也组成了自己的团体，贝居安会修女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女信徒共同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在德意志和佛兰德斯），她们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不受男性控制，也不服从修道院的统治(McDonnell 1954；Neel 1989)。

妇女在异端历史中的出场比在中世纪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的都要多，这并不奇怪(Volpe 1971：20)。按照戈特弗里德·科赫的说法，在10世纪，妇女已经构成了鲍格米勒派的很大一部分。11世纪，妇女又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异端运动带来了生机。这时的女性异端分子来自农奴中最低的阶层，她们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妇女运动，在不同异端团体的框架内发展(Koch 1983：246—247)。宗教法庭的记录中也有女性异端分子的身影。我们知道有些人被烧死，有些人则被“关押起来”在狱中度过余生。

我们是否可以说，异端教派中大量女性的存在是异端教派“性革命”的罪魁祸首？或者我们是否该认为，呼吁“自由恋爱”是男性的计谋，目的是轻松获得女人的性青睐？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不过，我们可以从忏悔手册里大量提到的女性堕胎和避孕中看出，女性确实试图控制自己的生育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未来在猎杀女巫期间，这些将被定罪——避孕药被称为“不育药水”或黑魔法(maleficia)(Noonan 1965：155—161)。人们认为是妇女用了这些药。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认识到妇女可能出于经济原因减少生育，因而对这些做法仍持某种宽容态度。因此，沃尔姆斯的主教伯查德（约1010年）在其撰写的《教令集》(Decretum)讨论完仪式问题之后写道：

犯了这个罪的应忏悔10年；但也有人认为，“吃不饱饭而不得已为之的可怜小女人和为了掩盖私通罪做这些的人，是有很大区别的”（同上）。

然而，当妇女掌控生育似乎威胁了经济和社会稳定时，情况开始急剧变化，就像“黑死病”造成的人口灾难一样，在1347年至1352年期间，这场世界性的瘟疫摧毁了1/3以上的欧洲人口(Ziegler 1969：230)。

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人口灾难在中世纪晚期的“劳工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瘟疫蔓延之后性在迫害异端分子的运动中变得更加突出。性被怪诞地扭曲，这也预示了后来女巫恶魔会(the witches’ Sabbat)将会如何被表现。到了14世纪中叶，审讯官的报告不再满足于指控异端分子鸡奸和性许可。异端教派开始被指控崇拜动物，包括臭名昭著的“尾巴下的吻”(bacium sub cauda) ，以及沉溺于群体乱交仪式、夜间飞行和把儿童作为祭品(Russell 1972)。审讯官还报告了一个叫作路西法的魔鬼崇拜者教派。这一过程标志着社会从迫害异端分子过渡到猎杀女巫。与此相对应，异端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成了妇女。因此，到15世纪初，迫害异端分子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女巫。

然而，这并不是异端运动的结束。1533年，它最后的高潮来临：再洗礼派试图在德意志的明斯特镇建立上帝之城。这场运动以血洗的方式被粉碎，随后是一波无情的报复，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斗争(Po-chia Hsia 1988a：51—69)。

在此之前，无论是激烈的迫害还是对异端的妖魔化，都无法阻止异端信仰的传播。正如安东尼诺·迪斯泰法诺所写的那样，开除教籍，没收财产，酷刑，火刑，对异端发动十字军东征——这些措施都不能破坏异端邪恶(haeretica pravitatis)的“巨大活力和受欢迎程度”(di Stefano 1950：769)。维特里的詹姆斯(James de Vitry)在13世纪初写道：“没有哪个市镇不存在异端的支持者、捍卫者和信徒。”即使在1215年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东征摧毁了清洁派的据点后，异端（与伊斯兰教一起）仍然是教会必须面对的主要敌人和威胁。异端的新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农民、下层神职人员（他们认同穷人，并将福音语言引入他们的斗争中）、城镇市民，甚至是小贵族。但流行的异端主要是集中在社会下层。它在农村和城市无产阶级（农民、鞋匠和布工）中兴盛：“它向他们宣扬平等，用先知和世界末日的预言来激发他们的反抗精神”（同上：776）。

14世纪30年代，宗教法庭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地区进行了许多审判，我们可以从这些审判中窥见异端受欢迎的程度。这些审判针对那些曾热情款待过使徒派的人，当时他们的领袖弗拉·多尔奇诺(Fra Dolcino)在30年前曾路过该地区(Orioli 1993：217—237)。在他来的时候，许多人打开门给多尔奇诺和他的追随者提供庇护。同样在1304年，多尔奇诺宣布贫穷和爱的神圣统治即将来临，并于韦尔切莱塞（Vercellese，位于皮埃蒙特）的山间建立了一个社区。当地正在反抗韦尔切利主教的农民给了他支持(Mornese and Buratti 2000)。在3年的时间里，多尔奇诺的追随者一直在抵抗十字军东征和主教对他们的封锁——身着男装的妇女与男子并肩作战。最后，他们还是败于饥饿和教会的镇压，教会所动员的讨伐部队与他们相比具有压倒性的优势(Lea 1961：615—620；Hilton 1973：108)。在韦尔切利主教集结的部队最终战胜他们的那一天，“1000多名异端分子在火焰里，在河中，在剑下，被残忍地杀死”。多尔奇诺的同伴玛格丽塔，因她不肯放弃，在他眼前慢慢被烧死。多尔奇诺本人在山路上被慢慢地拖曳，逐渐被扯成碎片——这是对当地居民的警告(Lea 196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