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女人和男人，农民和城市工人也在异端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事业。人们可能会认为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关切和愿望，但他们之间这种共同的关注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首先，在中世纪，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密切。许多市民之前都是农奴，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迁居或逃往城市。在做手艺活的同时，他们也继续在土地上劳动，特别是在收获时节。乡村生活和他们与土地的持续关系，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欲望。农民和城市工人也因为受制于同一政治统治者而被联系在一起。因为到了13世纪（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土地贵族和城市贵族商人正逐渐同化，作为一个权力结构发挥作用。这一情况促进了工人之间互相关注和团结。因此，每当农民反抗时，他们发现工匠、日结工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与他们站在一起。佛兰德斯沿海农民起义期间就是如此。起义始于1323年，1327年，法国国王和弗拉芒的贵族在卡塞尔击败叛军，1328年6月起义结束。正如大卫·尼古拉斯所写：“因为城市参与了，叛军才能够将冲突持续5年之久。”(Nicholas 1992：213—214)他补充说，到1324年底，伊普尔和布鲁日的工匠也加入了起义农民的行列：

另一个农民与城市工人的联盟来自图钦(Tuchins)，它是一个在法国中部山区活动的“土匪”运动，其中工匠加入了一个典型的农村组织(Hilton 1973：128)。

把农民和工匠团结起来的，正是消除差异的共同愿望。正如诺曼·科恩所写的，这一点在各类文献中得到了证明：

这些抱怨表明民众对“大鸟”和“小鸟”“胖子”和“瘦子”——14世纪的佛罗伦萨政治俗语这样称呼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是多么深恶痛绝。约翰·鲍尔在组织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宣称：“除非我们的境况相当，否则英格兰不会变好的。”（同上：199）。

正如我们看到的，人们向往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主要体现在他们赞美贫困和物品共有制。然而，人们对工作的崭新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对平等主义观点的肯定，这在异端教派中最为明显。一方面，人们有一种“拒绝工作”的策略，如法国瓦勒度派（里昂穷人派）和一些住院小兄弟会（方济各会、属灵派）的成员所采取的策略，他们希望从对世俗的关注中解脱出来，依靠乞讨和社区支持生存。另一方面，人们有一种对工作的新的价值评定，特别是对体力劳动。它在英格兰罗拉德派的宣传中成了最有意识的阐述，罗拉德派提醒追随者说：“贵族有漂亮的房子，我们只有劳作和苦难，但是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劳动创造的。”（同上；Christie-Murray 1976：114—115）

无疑，诉诸“劳动的价值”——这在军事阶层统治的社会中是一个新事物——主要是提醒人们注意封建权力的专断性。但这种新的认识也表明，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这股力量对封建制度的衰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对劳动的价值评估反映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他们部分由工匠和学徒组成——在工匠师傅手下工作，为当地市场生产——但大部分是出口工业富商雇佣的日结工。到了14世纪初，在佛罗伦萨、锡耶纳和佛兰德斯，纺织业集中了多达4000名这样的日结工（织工、缩绒工、染工）。对他们来说，城市的生活只是一种新型的农奴制，这次的统治者变成了布商，并实行了最严格的活动控制和最专制的阶级统治。城市的雇佣工人不能组织任何协会，甚至被禁止在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集会；他们不能携带武器，甚至不能携带行业的作业工具；他们不能罢工，否则将被处死(Pirenne 1956：132)。在佛罗伦萨，他们没有公民权利；与工匠不同，他们不属于任何手工行会或协会，因此在这些商人手中受到最残酷的虐待。这些商人除了控制镇政府外，还管理着他们的私人法庭，并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监视、逮捕他们，对他们施以酷刑，并且一旦看到他们惹麻烦就将他们绞死(Rodolico 1971)。

正是在这些工人中，我们发现了最极端的社会抗议形式，他们也是接受异端思想最多的（同上：56—59）。在整个14世纪，特别是在佛兰德斯地区，纺织工人不断地反抗，反对主教、贵族、商人，甚至反对大的手工行会。在1348年的布鲁日，当大型手工行会掌权时，羊毛工人持续地反抗他们。在1335年的根特，本地资产阶级的叛乱被织工反叛组织推翻。工人们试图建立一个“工人民主制”(workers’ democracy)来压制体力劳动者之外所有的权力机构(Boissonnade 1927：310—311)。在一个强大的权力联盟（包括王公、贵族、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击败他们后，1378年，织工们再次尝试反抗并成功建立了（也许有些夸张）可称作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彼得·布瓦索纳德的说法，他们的目标是“让熟练工反对主人，让打工者反对大企业家，让农民反对领主和神职人员。据说，他们曾考虑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和贵族，除了6岁的儿童”（同上：311）。直到1382年，他们惜败于罗斯贝克(Roosebecque)的一场旷野战役中，其中的26000人丧生（同上）。

在布鲁日和根特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工匠和工人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奋起反抗，迫使当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在佛罗伦萨，工人在1379年夺取了政权，由佛罗伦萨纺织业的日结工——琼皮(Ciompi)领导。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工人政府，但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在1382年遭到彻底溃败(Rodolico 1971)。低地国家的列日市工人则更为成功。1384年，贵族和富人［他们被称为“贵人”(the great)］无力继续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对抗，于是投降了。从那时起，“手工行会完全支配了这个城市”，成为市政府的仲裁者(Pirenne 1937：201)。在1323年至1328年持续的斗争中，手工业者也曾对佛兰德斯沿海农民起义给予支持。皮雷纳将其描述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尝试”（同上：195）。在这里——一位同时代明显效忠于统治者的佛兰德斯人说——“起义之灾使人们对生活产生了厌恶”（同上：196）。因此，从1320年到1332年，伊普尔“善良的人们”恳求国王不要拆除他们居住的城内堡垒，因为这些堡垒保护他们免受“平民”的侵害（同上：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