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15世纪末，一场反革命已经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首先，政治当局努力拉拢最年轻、最叛逆的男工，通过恶毒的性政治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性爱，把阶级对立变成与无产阶级妇女的对立。正如雅克·罗西欧(Jacques Rossiaud)在《中世纪的卖淫》(Medieval Prostitution，1988)中表明的那样，在法国，只要受害者是下层妇女，市政当局几乎就认为强奸是无罪的。在14世纪的威尼斯，强奸未婚的无产阶级妇女，即使经常是在涉及群体犯罪的情况下，面临的处罚也最多是手腕被打一下(Ruggiero 1989：91—108)。法国大多数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里，轮奸无产阶级妇女变得司空见惯。犯罪者会在夜间公开大声地轮奸，他们2人至15人一组，闯入受害者的家中，或拖着受害者在街上走，完全不会隐藏或伪装自己。从事这些“运动”的人是年轻的工匠或家庭用人，以及富裕家庭中的穷小子，他们的目标则是贫穷的女孩。她们靠做女佣或洗衣女工为生，却被谣传说她们被主人“包养”了(Rossiaud 1988：22)。平均来说，城里一半的男青年在某一时刻都参与了这些攻击行为。罗西欧将这描述为一种阶级抗议的形式，是因经济条件而被迫一直推迟结婚的无产阶级男性拿回“自己的”（女人）并报复富人的方法。但它的结果对所有工人都具有破坏性，因为有国家支持的对贫困妇女的强暴破坏了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阶级团结。毫不奇怪，当局把这样的政策造成的骚乱（斗殴、青年夜间在街上冒险游荡、扰乱社会安宁）看作缓和社会紧张局势的一种小小代价。统治者痴迷于此，因为他们很害怕城市暴动，认为如果穷人占了上风，穷人就会夺取并共享自己的妻子（同上：13）。

无产阶级妇女就这样如此随便地被主人和奴仆牺牲了，她们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一旦被强奸，她们就不可能轻易恢复在社会上的地位。她们的名声被毁，不得不离开城市或从事性工作（同上；Ruggiero 1985：99）。但她们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强奸的合法化造成了强烈的厌女氛围，这种氛围不分阶级地贬低所有妇女。它令人们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变得麻木不仁，并奠定了同时期猎巫行动的基础。在14世纪末，第一次女巫审判发生了，宗教法庭第一次记录了一个全女性的异端宗教和崇拜魔鬼的教派。

为化解工人的抗议，皇室和市政当局开始将卖淫制度化，公娼馆(municipal brothel)很快就在欧洲各地蔓延开来。这是分化人民的性政治(divisive sexual politics )的另外一面。在当时工资制度的推动下，受国家管理的娼妓被认为有效缓和了无产阶级青年的骚动。在法国，公娼馆又名“大宅院”(la Grand Maison)，以前只是年长男子的特权(Rossiaud 1988)，现在也普及到无产阶级青年中去了。公娼馆也被认为是对同性恋的一种治疗(Otis 1985)。在欧洲的一些城镇（如帕多瓦和佛罗伦萨），同性恋广泛存在且公开，但在黑死病之后，人们开始担心同性恋会导致人口减少。

因此，在1350—1450年间，意大利和法国的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开设了政府管理并由税收提供支持的妓院。其数量远远超过了19世纪所达到的数量。在1453年，仅亚眠就有53家妓院。此外，所有对卖淫的限制和惩罚都被取消了。妓女现在可以在城市的任意一个角落招揽顾客，甚至在弥撒期间的教堂前也可以。她们不再受制于任何特定的着装规范或必须佩戴明显的标志，因为卖淫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公共服务（同上：9—10）。

甚至教会也开始将卖淫视为一种合法活动。公娼馆被认为是对异端教派性行为的解毒剂，是对鸡奸的补救措施，也是保护家庭生活的一种手段。

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打“性牌”(sex card)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国家规训和分化了中世纪的无产阶级。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性的“新政”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作为对社会冲突激化的反应，导致了国家的集中化，而国家是唯一能够对抗斗争普遍化和保障阶级关系的行为主体。

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国家成为阶级关系的最终管理者，也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监督者——这一职能一直延续到今天。依靠这一身份，国家官员在许多地区立法，规定了对劳动力成本的限制（通过确定最高工资），禁止流浪（如今被施以严厉的惩罚）(Geremek 1985：61ff.)，并鼓励工人再生产。

最终，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使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形成了新的联盟。如果没有这种联盟，无产阶级起义可能不会被打败。事实上，我们很难接受历史学家常提出的论断，即这些斗争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视野狭窄，他们“提出的要求很混乱”。实际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目标是相当简单的。他们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和别人一样多的东西”(Pirenne 1937：20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与所有“一无所有的人”联合起来，在不同的地区一致行动。尽管缺乏军事技能，但他们并不害怕与训练有素的贵族军队对抗。

如果他们战败，那也是因为，所有封建势力（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之间尽管一直存在分歧，但由于害怕无产阶级的反抗而联合起来了。如今流传着资产阶级打着平等和民主的旗号常年与贵族交战的形象，事实上这种形象歪曲了历史。到了中世纪晚期，无论走到哪里，从托斯卡纳到英格兰和低地国家，我们都会发现资产阶级已经与贵族结盟，共同镇压底层阶级[在托斯卡纳，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发展得比欧洲其他地区都要快。到了15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出现了逆转，贵族的权力得到了恢复。这是由商业资产阶级推动的，以阻挡下层阶级的崛起。到这时，商人家庭和贵族家庭之间已经发生了有机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联姻和分享特权来实现的。这就结束了中世纪托斯卡纳城市社会和共同生活的主要成就——社会阶层流动(Luzzati 1981：187，206)。]。因为在农民以及城市中追求民主的纺织工和鞋匠身上，资产阶级看到了一个比贵族危险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甚至值得市民牺牲他们所珍视的政治自治权。尽管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让他们的市镇获得完全的主权斗争了两个世纪，但他们还是恢复了贵族的权力——通过自愿服从贵族的统治，而这是走向绝对国家权力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