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资本主义并不是对封建政权危机唯一可能的反应。在整个欧洲，大规模的公社主义运动(communalistic social move-ment)和反封建的叛乱为创建新的平等主义社会带来了希望。这样的社会将建立在社会平等和合作的基础上。然而到了1525年，它们最有力的表现，即德意志的“农民战争”或如彼得·布里克尔(Peter Blickle)所说的“平民革命”(revolution of the common man)被镇压。10万叛乱者遭到了报复性的屠杀。而后1535年，“新耶路撒冷”，即再洗礼派在明斯特城发动的试图将上帝的国度带到人间的运动，也以一场血腥的屠杀而告终。首先破坏这场运动的大概是其领导人转向了父权制，他们强行实行一夫多妻制，导致其队伍中的妇女奋起反抗。随着这些运动相继失败，再加上猎巫的蔓延和殖民扩张的影响，欧洲的革命进程走到了尽头。然而，军事力量并不足以消除封建制度的危机。

到了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注定要面临一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危机。我们可以推断出它的规模。一些基本的估算表明，在1350—1500年间，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00%，物价下降了33%，租金也下降了，工作日的长度减少了，社会也出现了地方自给自足的趋势。当时商人和地主出现了许多悲观情绪，欧洲各国采取措施保护垄断、压制竞争、强迫人们按规定的条件工作，这些也是这一时期长期负积累(disaccumulation)的证据。正如封建庄园的登记册中记载的那样，“他们做的工作（是）不配吃早餐的”(Dobb 1963：54)。封建经济不能自我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从中“演变”出来，因为自给自足和新的高工资制度允许“人民拥有财富”却“排除了资本主义财富的可能性”(Marx 1909，Vol. Ⅰ：789)。

正是为了应对这场危机，欧洲统治阶级发动了全球攻势。在至少3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攻势将改变地球的历史，奠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他们无情地占有新的财富来源，扩大其经济基础，并将新的工人纳入麾下。

我们知道，“征服、奴役、抢劫、谋杀、短暂的武力”是这一进程的基础（同上：785）。因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都是虚构的。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用它来定义大约从1450年到1650年的这个时期。其间，欧洲的封建主义正在瓦解，而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素正在形成。“过渡时期”的概念则帮助我们思考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积累与尚未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形态共存的社会。然而，这个词暗示了一种渐进、线性的历史发展，而它所命名的时期却是世界历史上最血腥、最不连续的时期——一个经历了世界末日式变革的时期。历史学家只能用最严酷的词语来描述：亨利·卡门提出的“黑铁时代”(the Iron Age)，W. G. 霍斯金斯的“劫掠时代”(the Age of Plunder)，以及劳伦斯·斯通的“鞭子时代”(the Age of the Whip)。那么，“过渡时期”就不能被描绘为资本主义出现铺平道路的社会变革以及形塑这些变革的力量。因此，在本书中，我主要是在时间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同时我用马克思“原始积累”的概念来指代“封建反应”(feudal reaction)的社会过程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尽管我同意其批评者的观点，即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对它的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提出了“原始积累”的概念，以描述欧洲统治阶级为应对其积累危机而发起的社会经济改造，并（在关于亚当·斯密的论辩中）明确了：(1)如果不将资本和劳动事先集中起来，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2)资本主义财富的来源是工人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而不是富人的节制。因此，原始积累是有用的概念，因为它把“封建反应”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条件。“原始”（“起源”）既表明资本主义关系存在的先决条件，又标志了时间上的具体事件。

然而，马克思几乎完全从工业中受雇的无产阶级的视角来分析原始积累：在他看来，原始积累是他那个时代革命进程的主角，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在他的论述中，原始积累主要包括从欧洲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和形成“自由的”独立工人，尽管他承认：

马克思还认识到，“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同上：829—830）。相比之下，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在劳动力再生产和妇女社会地位方面带来深刻变革的提法。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也没有提到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猎巫”(Great Witch-Hunt)，尽管这场由国家支持的恐怖运动是击败欧洲农民的核心力量，促使欧洲农民被驱逐出曾经共同拥有的土地。

在本章和后面的章节中，我讨论了这些发展，特别是在欧洲地区的发展。我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