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伊始，工人阶级就在战争和土地私有化中贫民化了。到16世纪中叶，欧洲商人占有了加那利群岛的大部分土地，并把它们变成了甘蔗种植园。最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和圈地过程发生在美洲，到17世纪初，西班牙人根据赐封制度(encomienda)占用了1/3的土著共有土地。土地的丧失也是在非洲掠夺奴隶的后果之一，它让许多社区失去了最优秀的青年。

欧洲的土地私有化始于15世纪末，与殖民扩张并驾齐驱。私有化采取了多种形式：驱逐租户、提高租金和增加国家税收，这些导致许多人负债并出售土地。我把所有这些形式都定义为对土地的剥夺(land expropriation)。因为即便这个过程中没有使用武力，失去土地也违背了个人或社区的意愿，损害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这里必须提到两种剥夺土地的形式：战争和宗教改革，前者的特点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被用作改变领土和经济安排。

“在1494年之前，欧洲的战争主要是短暂且不规律的小战役。”(Cunningham and Grell 2000：95)这些战役往往发生在夏季，以便让农民即构成军队的主要人群有时间播种庄稼；军队之间长期对峙，却没有什么行动。但到了16世纪，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出现了新的战争类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技术革新，但主要原因是欧洲国家开始转而以征服领土来解决经济危机，富裕的金融家也投入其中。军事战役变得更加漫长。军队规模增长了10倍，并越发地长期化、专业化。军队雇用了大量雇佣兵，他们与当地居民没有任何联结；战争的目标变成了消灭敌人，因此战争留下了荒芜的村庄、遍野横尸、饥荒和流行病，就像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天启四骑士》(1498)中描绘的那样。众多的艺术作品都表现了这一现象对民众的创伤性影响。它改变了欧洲的农业面貌。

新教改革的开端是上层阶级对土地的大规模掠夺。在这一过程中，教会的土地被没收，许多租佃合同也被废除。在法国，对教会土地的共同渴求最早团结了新教运动中的下层和上层。工匠和日结工“怀着由痛苦和希望而生的激情”要求争夺教会土地。新教运动在动员时也承诺他们能得到自己的那份土地。但从1563年开始拍卖土地时，他们的期望就被出卖了(Le Roy Ladurie 1974：173—176)。同样，那些为了摆脱什一税而成为新教徒的农民也被欺骗了。当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利，宣称“福音书承诺土地自由并赋予了他们公民权”时，他们被当成煽动叛乱者而受到野蛮的攻击（同上：192）。在英格兰，许多土地也以宗教改革的名义转手。W. G.霍斯金斯(W. G. Hoskins)将其描述为“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格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转让”，或者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场“大劫掠”[Hoskins (1976), 121–123. 在英格兰，宗教改革前的教会拥有该国25%—30%的不动产。在这些土地中，亨利八世出售了60%(Hoskins 1976：121—123)。那些从没收中获得最大利益并更热衷于圈占新获得土地的人不是旧贵族，也不是那些依靠公地维持生计的人，而是乡绅和“新贵”(new men)，尤其是律师和商人，这些人在农民的想象中代表着贪婪(Cornwall 1977：22—28)。农民容易针对这些“新贵”发泄愤怒。克里特(1983：60)在其书中（表15），简要而精确地统计了英格兰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土地大转移中的赢家和输家。它显示，教会丧失的土地中有20%—25%成为乡绅的财产。以下是最相关的条目。]。然而在英格兰，土地私有化主要是通过“圈地”来完成的。这种现象已经与剥夺工人的“共同财富”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当下，“圈地”一词被反资本主义的活动家作为每一次（资本主义）攻击社会权益的标志。

在16世纪，“圈地”是一个专业术语，它表明英格兰领主和富农用来消除公有土地财产和扩大土地占有量的一套策略。“圈地”主要是指废除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即村民在没有被篱笆围住的田里拥有不相邻土地的安排。圈地还包括用栅栏围住公地，推倒贫农的房屋。这些贫农虽然没有土地，但可以生存，因为他们拥有习惯权利。大片土地也被封闭以建立鹿园，整个村庄则被抛下成为牧场。

尽管“圈地”一直持续到18世纪(Neeson 1993)，但即使在宗教改革之前，也有2000多个农村社区被这种方式摧毁(Fryde 1996：185)。村庄的消亡如此严重，以至于在1518年和1548年王室再次要求进行调查。但是，尽管任命了几个皇家委员会，王室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种趋势。相反，一场激烈的斗争开始了，在无数次起义中达到高潮。同时，还伴随着一场关于土地私有化利弊的漫长辩论。今天这场辩论仍在继续，世界银行对地球最后公地的攻击使它重新活跃起来。

简言之，“现代化者”从各种政治角度提出的论点是，圈地提高了农业效率，虽然也造成了混乱，但这些混乱会被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充分补偿。他们宣称土地资源大量减少了。在此基础上，穷人掌握土地，生产就会停滞（后世的加勒特·哈丁提出了类似观点即“公地悲剧”论），而富人接管土地，则使土地得以休息。该论点认为，在农业创新的加持下，圈地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扩大了粮食供应。从这一观点出发，任何对土地公有制的赞美都会被视为“对过去的怀念”，因为它的假设是农业公有制是落后和低效的，为其辩护的人犯了过度依赖传统的错误。

然而，这些论点并不成立。尽管市场上和出口的粮食增加了，土地私有化和农业商业化并没有增加平民的粮食供应。对工人来说，它们开启了两个世纪的饥荒。就像今天，即使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最肥沃的地区，由于公有土地使用权的破坏和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计划强加的“不出口就灭亡”政策，营养不良也很普遍。英格兰引进的新农业技术也没有弥补这种损失。相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农村人口的贫困化“携手共进”(Lis and Soly 1979：102)。土地私有制带来了许多痛苦的一个证明就是，在农业资本主义出现后不到一个世纪，就有60个欧洲城镇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社会援助或者在朝这个方向发展。流浪汉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同上：87）。人口增长可能促成了这个趋势的发展；但它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我们应该对人口增长加上时间的限定。到16世纪末，欧洲几乎所有地方的人口都在停滞或下降，只不过这次工人并没有从这种变化中得到任何好处。

人们对于农业中敞田制的有效性也有一些误解。新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浪费，但即使是像扬·德弗里斯(Jan De Vries)这样的土地私有化支持者也承认，共同使用农田有许多好处。它保护了农民，使他们免于歉收，因为每个家庭可以使用的地块种类是丰富多样的。它还方便人们安排和管理工作时间（因为每块地块需要关注的时间点是不同的）；它鼓励建立在自治和自力更生基础上的民主生活方式，因为所有的决定——何时种植或收获、何时排干田地、允许多少牲畜进入公地——都由农民大会做出。

同样的考量也适用于“公地”。在16世纪的文献中，公地被贬低为懒惰和无序的根源。但公地对于许多小农或佃农的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草地上养牛，或在树林里采集木材、野生浆果和草药，或在采石场、鱼塘和空地上聚会。除了鼓励集体决策和合作外，公地是发展农民团结性和社会性的物质基础。公地的社会功能对妇女尤为重要，因为她们拥有的土地较少，社会权力较小，其生存、自主性和社会性更多地依赖于公地。沿用爱丽丝·克拉克关于前资本主义欧洲市场对妇女的重要性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公地对妇女来说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她们召开会议、交换消息、听取意见的地方，也是妇女可以对社会事件形成自己的观点而非依赖于男人观点的地方(Clark 1968：51)。

这种被R. D. 托尼称为封建村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合作关系网，在敞田制被废除、公共土地被圈走的时候就崩溃了(Tawney 1967)。当土地私有化、个人劳动合同取代集体劳动合同时，农业中的劳动合作消亡了，农村人口之间的经济差异也因为寮屋贫民增多而加深了，这些贫民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头牛，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卑躬屈膝”去乞求一份工作(Seccombe 1992)。此时，社会凝聚力崩溃，家庭解体。年轻人离开村子，加入日益增长的流浪汉或流动工人的行列——这很快成为当时的社会问题——老年人则被留在村子里自谋生路。老年妇女的处境尤其艰难。子女不再赡养她们，她们成为穷人，靠借钱、小偷小摸和赊账生存。农民越发两极分化，这一结果源自不断加深的经济不平等，也源自仇恨和怨恨的网络，后者在猎巫的记录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众多指控当中显示了和帮助相关的争吵、动物的入侵或未付的租金。

圈地也损害了工匠的经济状况。在16世纪和17世纪，商业资本家利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来打破城市行会的权力，破坏工匠的独立性。这像极了当下跨国公司利用被世界银行侵占了土地的农民来建设“自由出口区”，并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商品。纺织业的情况尤其如此，它被改组为农村家庭手工业，并以“包出制”(putting out system)为基础，该制度是今天“非正规经济”的雏形，二者都建立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之上。但纺织工人并不是唯一充当廉价劳动力的。所有的工人一旦失去了土地，都会在中世纪陷入一种当时并不普遍的受制于人的状态。因为他们没有土地，雇主便有权力削减他们的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在新教地区，这种情况是在宗教改革的幌子下发生的，宗教改革取消了圣日，使工作年限延长了一倍。

意料之中的是，随着土地被掠夺，工人对工资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在中世纪，工资可以被看作自由的工具（与劳役的强迫性相比），但一旦人们不再有机会获得土地，工资就开始被看作奴役的工具(Hill 1975：181ff.)。

掘地派的领导人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表达了工人对雇佣劳动的憎恨。他说：“如果一个人为了工资而工作，那么无论是生活在敌人手下还是生活在自己的兄弟手下，都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解释了在圈地（广义上包括所有形式的土地私有化）之后，“流浪者”和“无主者”的人数增加了。他们宁愿走上街头，冒着被奴役或死亡的危险——正如针对他们的“血腥”立法所规定的那样——也不愿为挣工资而打工。这也解释了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不被掠夺而进行的艰苦斗争，无论土地的面积有多小。

在英格兰，反圈地斗争始于15世纪末，并持续到16世纪和17世纪。当时铲平圈地的树篱成为“最常见的社会抗议”和阶级冲突的象征(Manning 1988：311)。反圈地的暴动往往变成了大规模的起义，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凯特叛乱(Kett’s Rebellion)。这场叛乱发生在1549年的诺福克郡，以领导人罗伯特·凯特命名。在高峰期，叛军规模达到了16000人。他们拥有大炮，并击败了12000人的政府军，甚至占领了当时英格兰第二大城市诺维奇。他们还起草了一个方案，该方案一旦实现，将遏制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消除国内所有封建权力的残余。它包括了凯特作为农民与皮匠向护国公提出的29项要求。第一项是“从今往后，任何人不得再圈地”。其他条款要求将租金降低到65年前的水平，“所有的土地终身保有者和公簿持有者都可以获得所有公地的利润”，以及“所有被奴役的人都可以获得自由，因为上帝用宝贵的鲜血给了人类自由”(Fletcher 1973：142—144)。这些要求被付诸实践了。在整个诺福克，围地的篱笆被连根拔起。直到另一支政府军攻击时，叛军才被制止。数百人受伤了。凯特和他的兄弟威廉在诺维奇的城墙外被绞死。

然而，反圈地的斗争一直持续到雅各布时期。那时，妇女的人数明显增加。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大约10%的圈地暴动中都有妇女参加，有些则是全部由女性发起的抗议。例如，1607年，37名妇女在“多萝西队长”(Captain Dorothy)的带领下，袭击了在约克郡的索普摩尔(Thorpe Moor)公地工作的煤矿工人。妇女将该地称作农村公地。1608年，40名妇女在林肯郡沃丁厄姆一个被圈的土地上“推倒了栅栏和篱笆”；1609年，在沃里克郡邓彻奇的一个庄园里，“15名妇女，包括妻子、寡妇、老处女、未婚女儿和奴仆，在晚上集合起来，挖掉篱笆，平整沟渠”（同上：97）。同样，1624年5月在约克，妇女们破坏了一个栅栏并因此入狱——据说她们“在壮举之后享受了烟草和啤酒”(Fraser 1984：225—226)。然后在1641年，一群人闯入了巴克登的一个圈地栅栏。这些人主要是妇女和一些协助她们的男孩（同上）。而这些仅仅是一些妇女对抗的事例。当生计受到威胁时，她们手持干草叉和镰刀，抵制对方圈禁土地或将沼泽排干。

人们将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强力表现归结为女性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其丈夫是她们在法律上的“掩护”。我们听说，当时男人在推倒栅栏的时候，也要穿得像女人一样。但这一情况没有持续太久，因为政府很快就取消了妇女这一特权，并开始逮捕和监禁参与反圈地暴动的妇女。此外，我们不应假定妇女在抵抗掠夺土地方面没有自己的利益。情况恰恰相反。

与折现劳役的变革一样，当人们失去土地和村社分崩离析时，妇女是受害最深的人。这里面部分原因是，她们更难成为流浪者或流动工人。因为在游牧生活中，她们更容易面临男性暴力，特别是在厌女情绪不断升级的时候。由于要怀孕和照顾孩子，她们流动性也较小。而许多学者忽视了这一事实，他们往往假定（通过移居和其他形式的游牧）逃避奴役是典型的斗争形式。妇女也不能成为有报酬的士兵，尽管有些妇女加入军队成为厨师、洗衣工、妓女和妻子；但到了17世纪，这种选择也消失了，因为军队被进一步整编，过去跟随军队的女性群体被赶出了战场(Kriedte 1983：55)。

妇女受到圈地的负面影响也更大，因为一旦土地被私有化，货币关系开始主导经济生活，她们就会发现她们比男人更难养活自己。在这种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彻底贬低的时候，她们越来越被限制在再生产领域里。我们将看到，这一现象伴随着从自给自足到货币经济的转变，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它可以被归结为几个因素。然而很明显，经济生活的商业化为它提供了物质条件。

当前资本主义欧洲盛行的自给自足经济消亡后，生产和再生产的统一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所有为了使用而生产(production-for-use)的社会，其一大特性就是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而生产和再生产分离后，这些活动成为不同社会关系的载体，并且在性别方面对人进行区隔。在新的货币制度中，只有为市场服务的生产被定义为创造价值的活动。而工人的再生产从经济角度来看开始被认为是无价值的，甚至不再被认为是工作。人们为主人阶级服务或在家庭之外进行再生产劳动时，也能获得报酬（尽管是以最低的标准）。但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重要性以及它在资本积累中的功能变得不可见。再生产劳动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使命，并被贴上“妇女劳动”的标签。此外，妇女被排除在许多雇佣职业之外，即使她们被雇佣，与男性的平均工资相比，她们的收入也微不足道。

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在19世纪随着全职家庭主妇的产生而达到顶峰，它们重新定义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与男性的关系。由此产生的性别分工不仅将妇女固定在再生产劳动上，而且增加了她们对男性的依赖，这使国家和雇主能够利用男性工资作为控制妇女劳动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商品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分离，也使资本主义得以利用工资和市场作为无偿劳动的积累手段。

最重要的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分离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妇女阶层，她们和男人一样被剥夺了财产，但与她们的男性亲属不同，在一个日益货币化的社会中她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工资，因此被迫陷入长期贫困、经济依赖中。她们同样作为工人，却是不可见的。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再生产劳动的贬值和女性化对男性工人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因为再生产劳动的贬值不可避免地贬低了其产品：劳动力。但毫无疑问，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妇女遭受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退化过程，这是资本积累的根本，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同样鉴于这些发展，我们不能说工人与土地的分离和货币经济的出现帮助中世纪农奴摆脱了奴役。土地私有化解放的不是工人——男性或女性。它“解放”的是资本，因为土地现在可以“自由”地作为积累和剥削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生存的手段。被解放的是地主，他们现在可以把大部分的再生产成本推卸给工人，而工人只有在直接受雇时才能获得一些生活资料。当没有工作或没有足够的利润时，如在商业或农业危机时期，工人反而会被解雇，挨饿也无人搭理。

工人与他们的生活资料分离以及他们开始依赖货币关系，也意味着实际工资被削减了。男子的劳动被货币操纵，妇女的劳动也因而进一步贬值了。然后一旦土地开始私有化，两个世纪以来处于稳定的食品价格就会开始上涨，这并不是一种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