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通货膨胀”现象，由于其破坏性的社会后果而被命名为价格革命(Ramsey 1971)。同时代的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将其归因于黄金和白银自美洲抵达，并“（通过西班牙）以巨大的流量涌入欧洲”(Hamilton 1965：vii)。但有人指出，这些金属开始在欧洲市场上流通之前，物价就已经上涨了。此外，黄金和白银本身并不是资本，而是可以有其他用途，例如制作珠宝和黄金屋顶以及绣衣服。如果金银可以调节价格，甚至可以把小麦变成贵重商品，那是因为它们被安置在一个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口——在英格兰占1/3(Laslett 1971：53)——无法获得土地，不得不购买他们曾经生产的食物。同时，统治阶级已经学会利用货币的神奇力量来削减劳动成本。换句话说，价格上涨是因为国家和国际市场体系的发展鼓励了农产品的进出口，也是因为商人囤积居奇。1565年9月，在安特卫普，“当穷人真的在街上挨饿时”，一个仓库因为装了太多粮食而被压塌了(Hackett Fischer 1996：88)。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美洲的财富引发了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和新的无产阶级化进程。价格上涨毁了小农，他们在收成不再能养活自己时，不得不出卖土地去购买粮食或面包。同时，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家阶层崛起了，他们通过投资农业和放贷积累财富，而在当时拥有金钱对许多人来说生死攸关。

价格革命还引发了历史性的实际工资暴跌，与我们当下众多亚非拉国家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情况相当。到1600年，西班牙的实际工资与1511年相比，已经降低了30%的购买力(Hamilton 1965：280)，而其他国家的下跌也同样严重。食品价格上涨了8倍，工资却只增加了3倍(Hackett Fischer 1996：74)。这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它阻止劳动者组织起来，同时在定价和货物流动方面给予商人最大的自由。可以预见，在几十年内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2/3，正如14世纪和18世纪之间英国木匠日工资（以千克粮食表示）的变化所显示的(Slicher Van Bath 1963：327)：

欧洲的工资经过几个世纪才恢复到中世纪晚期的水平。情况急剧恶化，以至于在英格兰，到1550年，男性工匠必须工作40周才能达到该世纪初他们工作15周的收入。在法国，（见第101页图表）1470年至1570年间工资下降了60%(Hackett Fischer 1996：78)。工资骤降对妇女而言尤其具有灾难性。在14世纪，妇女干同样的工作，得到的报酬是男人的一半；但到了16世纪中叶，她们只能挣到被削减后的男性工资的1/3。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制造业，她们都无法再靠雇佣工作来养活自己。这无疑是这一时期卖淫现象大规模蔓延的原因。接下来是欧洲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这一现象如此广泛和普遍，以至于在1550年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工人被简称为“穷人”。

工人的饮食变化就是这种广泛贫困化的证据。肉类从他们的餐桌上消失了，只剩一些猪油渣，啤酒和葡萄酒、盐和橄榄油也消失了(Braudel 1973：127ff.；Le Roy Ladurie 1974)。从16世纪到18世纪，工人的饮食基本上由面包组成，这是他们预算中的主要开支。与中世纪晚期典型的丰富肉食相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无论我们如何看待饮食规范的变迁）。彼得·克里特写道，在那个时候，“每年的肉类消费已经达到了每人100千克，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而到了19世纪，这一数字却下降到不足20千克”(Kriedte 1983：52)。布劳德尔也谈到了“肉食欧洲”的终结，他援引斯瓦比亚人海因里希·穆勒(Swabian Heinrich Muller)的证词，穆勒在1550年评论说：

不仅肉类消失了，粮食短缺也变得很普遍，粮食歉收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稀少的粮食储备使粮食价格暴涨，城市居民都陷入饥饿之中(Braudel 1966, Vol. Ⅰ：328)。这就是16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饥荒情况，80年代到90年代这几十年也是如此。那是欧洲无产阶级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同时出现了普遍的动乱和大量有记录可查的女巫审判。但在平常时期，营养不良问题也很严峻，因此食物作为社会等级的标志获得了很高的象征价值。穷人对食物的渴望空前绝后，激发了人们有关庞大固埃式的狂欢(Pantagruelian orgies)的美梦，就像拉伯雷在《巨人传》(1552)中描写的那样。同时，这使得人们对某些事有种噩梦般的执迷，例如（意大利东北部的农民）认定女巫会在夜间的乡村里游荡，吃他们的牛(Mazzali 1988：73)。

欧洲正准备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世界推动者，人们认为它可能将人类带到新的技术和文化高度。但事实上，欧洲是一个人们永远吃不饱饭的地方。人们强烈渴望着食物，以至于穷人被认为是为了食物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在欧洲收成不好的时候，农村以橡子、野根或树皮果腹。许多人在农村哭泣和哀号，“他们饿得要吞掉田里的豆子”(Le Roy Ladurie 1974)；或者他们侵入城市，重新分配粮食或攻击富人的房子和粮仓，而富人赶忙拿起武器、关闭城门，把饥饿的人赶出去(Heller 1986：56—63)。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启了欧洲工人漫长的饥荒时期——这个时期可能是因为殖民带来的经济扩张而结束的。以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14世纪和15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的中心是要求“自由”和减少工作，而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他们的斗争主要是由饥饿引发。他们攻击面包店和粮仓，发起暴动来反对出口当地农作物。当局将参与这些袭击的人描述为“一无是处”或“贫穷”和“卑微的人”，但其中大多数是勉强糊口的工匠。

食物暴动通常是由妇女发起和领导的。伊夫－玛丽·贝尔塞(Ives-Marie Bercé)研究了17世纪法国的31次食物暴动，其中有6次完全是由妇女组成的。在其他的暴动中，女性的参与度也非常高以至于贝尔塞称其为“女性暴动”。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在评论18世纪英格兰的这一现象时总结说，女性在这种类型的抗议中非常突出，因为她们是家庭的照顾者。但妇女的生活是被高物价影响最深的，因为她们比男人更难获得金钱和工作，她们的生存更依赖廉价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她们处于从属地位，但当食物价格上涨或者有谣言说粮食供应将被从城里运走时，她们会迅速走上街头。这就是1652年科尔多瓦起义时的情况：起义开始于“清晨……一个贫困妇女抱着她饿死的儿子的尸体，在贫民区的街道上哭泣”(Kamen 1971: 364)。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645年的蒙彼利埃，当时妇女走上街头“保护她们的孩子不被饿死”（同上：356）。在法国，当妇女确信粮食将被侵吞或发现富人买走了最好的面包而只剩下分量较轻或较贵的面包时，她们就会围攻面包店。这时，成群结队的贫困妇女会聚集在面包师的摊位前，要求得到面包，并控诉面包师把供货藏了起来。在粮食市场的广场上或在运载玉米的马车沿途，以及“在河岸，可以看到船夫在装麻袋的地方，也爆发了暴动。在这些场合，暴动者用干草叉和棍棒伏击马车……男人扛走麻袋，女人尽可能多地往裙子里装粮食”(Bercé 1990：171—173)。

争夺食物的斗争还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如偷猎，从邻居的田地或家里偷东西以及袭击富人的房子。在1523年的特鲁瓦，有传言说穷人把富人的房子烧了，准备入侵他们(Heller 1986：55—56)。在低地国家的梅赫伦，愤怒的农民用血标在投机者的房子上做标记(Hackett Fischer 1996：88)。“食物罪”(food crimes)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惩戒程序中占了很大比重。巫师审判中反复出现的“恶魔宴会”(diabolical banquet)主题就是一个典型。这表明“平民”举办宴会吃烤羊肉、白面包，喝葡萄酒被认为是一种邪恶行为。但是，饥肠辘辘的身体是穷人在生存斗争中可用的主要武器。在饥荒时期，成群结队的流浪者和乞丐包围着有钱人，因为饥饿和疾病，他们看起来半死不活。穷人抓住有钱人的胳膊，把伤口暴露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生活在感染和暴乱的恐惧之中。“一个威尼斯人在16世纪中叶写道，走在大街上或在广场上逗留而没有一群人围着你乞讨是不可能的：你看他们的脸上写着饥饿，眼睛像没有宝石的戒指，他们形容枯槁，只剩下皮包骨。”（同上：88）一个世纪之后的佛罗伦萨情况也差不多。1650年4月，一个叫G. 巴尔杜奇的人抱怨说：“听弥撒是不可能的。礼拜总是会被那些赤身裸体、脓疮遍布的可怜人打搅。”(Braudel 1966，Vol. Ⅱ：734—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