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食物的斗争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关系扩张的唯一战线。各地的人民群众都在抵制资本主义对之前生活的破坏，他们与土地私有化、废除习惯权利、征收新税、工资依赖(wage-dependence)、军队持续在他们附近驻扎做斗争。人们非常憎恨军队这种做法，急忙关闭城镇的大门，防止士兵在他们中间定居。

在法国，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70年代之间发生了1000次“骚动”（起义）。有许多次全部省份都牵涉其中，引来了军队的干预(Goubert 1986：205)。英格兰、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类似的情况，这表明前资本主义的乡村世界即便被马克思以“乡村愚昧”(rural idiocy)的名义否定，也可以发生高水平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激烈程度与工业无产阶级的无异。

在中世纪，移民、流浪和“侵犯财产罪”的兴起都是人们对贫穷和掠夺的一种抵抗；这些现象已经声势浩大、随处可见。如果我们相信同时代当局的抱怨，那么那个时候流浪者挤满并改变了城市。他们跨越边境，睡在干草堆里或挤在城镇的入口。大量的人处在自己的大迁徙中，几十年来都在当局的控制之外。据报道，1545年仅在威尼斯就有6000名流浪者。“在西班牙，道路上充斥着流浪者，他们在每个城镇停留。”(Braudel，Vol. Ⅱ：740)从英格兰开始（在这些事上英格兰总是先锋），各个国家通过了新的、严厉得多的反流浪者法律，规定了可以奴役流浪者并对累犯处以死刑。但镇压没有起效，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道路仍然充满了大流动和冲突。在这些路上有逃避迫害的异端分子、退伍军人、工匠和其他寻找工作的“老百姓”，然后是外国工匠、被驱逐的农民、妓女、小贩、小偷、职业乞丐。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的道路上讲述着发展中的无产阶级的故事、传说和经验。同时，犯罪率也在上升。其比例之高，使我们可以认为，百姓正在大规模地夺回和再度占用那些被富人窃取的公共财富。

今天，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的这些方面可能看来（至少对欧洲来说）是过去的事情。或者，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1973：459)中所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先决条件”将被更成熟的资本主义形式克服。然而这些现象与我们眼下的全球化新阶段的社会后果如此相似，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贫穷、叛乱和“犯罪”的升级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构性因素，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将劳动力从其再生产的资料中剥离出来，以强加自己的统治。

到19世纪，在欧洲的工业化地区，最极端的无产阶级的苦难和叛乱已经消失了，但这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带来的苦难消失了。无产阶级的苦难和叛乱并没有结束，只是工人受到的超级剥削减轻了。这最初是靠奴隶制的制度化达到的，后来是通过殖民统治的持续扩张。

“过渡”时期在欧洲仍然是一个激烈的社会冲突时期。这一时期为一系列国家举措提供了舞台。从效果来看，这些举措有三个主要目标：(1)创造更有纪律的劳动力；(2)分散社会抗议；(3)将工人固定在强加给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让我们依次来看。

首先，在追求社会规训的过程中，统治者攻击了所有形式的集体社会行为和性活动，包括体育运动、游戏、舞蹈、饮酒、节庆和其他团体仪式，这些都是工人之间联结和团结的源头。大量法案支持了这些管制：在英格兰，1601年至1606年期间就有25项管理酒馆的法案(Underdown 1985：47—48)。彼得·伯克(1978)在对此的研究中，认为这是一场反对“大众文化”的运动。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问题是将劳动力再生产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或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以及让人们的闲暇时光更有生产性。在英格兰，这一过程随着内战(1642—1649)后清教徒的上台而达到高潮。当时，统治者害怕社会上无法无天的人，便禁止了所有无产阶级的集会和欢闹。但“道德改革”在非新教地区同样激烈，同一时期，宗教游行取代了在教堂内外举行的跳舞和唱歌。甚至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也被私有化了：在新教地区是个人与神之间直接关系的建立；在天主教地区是个人忏悔的引入。教堂本身作为一个社区中心，除了针对邪教的活动外，不再主持任何社会活动。结果，社会的隔离放大了土地私有化和圈禁公地造成的物理围墙。工人的再生产从露天场地转移到家中，从社区转移到家庭，从公共空间（公地、教堂）转移到私人空间。

其次，在1530年至1560年的几十年间，至少有60个欧洲城镇引入了公共援助制度，其中包括当地市政府的行动和中央国家的直接干预。公共援助的确切目的仍然饱受争议。虽然关于这一主题的诸多文献认为，公共援助的引入是为了回应危及社会控制的人道主义危机，但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 Boutang)在其关于强迫劳动的大规模研究中坚持认为，这个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对无产阶级的“大固定”(The Great Fixation)，即防止劳动力逃跑。

无论如何，公共援助的引入是工人与资本之间国家关系的转折点，国家职能也因此被重新定义了。统治者首次认识到单单以饥饿和恐怖手段进行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持续的。国家将被重建为阶级关系的保障者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规训的主要监督者，而公共援助则是向此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我们能在14世纪找到这种国家功能的先例。当时面对普遍的反封建斗争，国家成了唯一能够对抗工人阶级的机构，此时的工人阶级在各地区统一战线、持有武装，不再局限于对庄园的政治经济提出诉求。1351年，英格兰通过《劳工法》，限定了最高工资。自此，国家正式负责监管和压制劳工，而曾经行使这一职能的地方领主不再有能力确保做好此事。但正是随着公共援助的引入，国家开始要求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并在统治阶级内部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使得雇主放弃对工人再生产的任何责任。雇主确信国家无论是用胡萝卜还是大棒都会对此进行干预，以解决不可避免的危机。随着这一创新，社会再生产的管理也有了跃升，这导致了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死亡率、出生率、结婚率）的广泛实施，以及决算被用于记录社会关系。法国里昂贫民局管理人员的工作堪称典范：到16世纪末，他们已经学会了计算穷人的数量，评估每个儿童或成人所需的食物数量，并记录死者的情况，以确保没有人会以死者的名义申请援助(Zemon Davis 1968：244—246)。

伴随着这门新的“社会科学”的出现，一场关于公共援助管理的国际辩论也在展开，预示着当代关于福利的争议。社会是只能支持那些无法工作的人，即所谓的“值得救助的穷人”(deserving poor)，还是同样应该帮助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健全”劳动者？为了不影响他们找工作，援助应该给他们多少钱？从社会规训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公共援助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将工人与他们的工作联系起来。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很少能达成共识。

虽然像胡安·路易斯·比韦斯(Juan Luis Vives)这样的人本主义改革者和富裕的市镇居民代言人认识到，更自由、更集中的慈善分配（但不超过面包的分配）在经济和纪律性方面有益，部分神职人员却极力反对禁止个人捐赠的做法。但是，在不同的制度和观点下，援助的管理者都是非常吝啬的，因此造成的冲突与救济一样多。被援助者对强加给他们的羞辱性仪式感到不满，这些仪式包括给他们戴上“臭名的标记”（以前只有麻风病人和犹太人才戴），或者在法国参加每年的穷人队列，在队伍中他们必须唱着赞美诗，举着蜡烛；当施舍品没有及时发放或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会强烈抗议。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法国城镇在分发食物或要求穷人以工换食物时设立了围栏(Zemon Davis 1968：249)。在英格兰，随着16世纪的发展，公共援助（包括儿童和老人）的条件是将受助者监禁在“济贫院”(work-house)中。在那里他们成为各种工作计划的实验对象。因此，这场源自圈地运动和价格革命的对工人的攻击，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罪犯化。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形成了，他们要么被监禁在新建的济贫院和教养院里；要么在法律之外寻求生存，与国家公开对立——离鞭子和绞索总是只有一步之遥。

从组建辛勤的劳动力队伍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而16世纪和17世纪政治界对社会规训问题的持续关注显示，同时代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这种普遍的社会叛乱引发了许多社会危机，这些危机在16世纪下半叶因新的经济衰退而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班牙美洲在被征服后人口急剧下降，以及殖民地经济的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