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统治者对人口危机的反应是让妇女屈从于生育。而在殖民时期的美洲，殖民毁灭了95%的原住民人口，欧洲统治阶级对此的反应是以奴隶贸易获取大量的劳动力。

早在16世纪，大约有100万非洲奴隶和原住民工人在美洲殖民地为西班牙生产剩余价值。他们遭受的剥削比率远远高于欧洲工人，并推动了欧洲经济部门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Blaut 1992a：45—46)。到1600年，仅巴西出口的糖，其价值就是英格兰同年出口所有羊毛的两倍（同上：42）。黄金和白银在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巴西进口的黄金重新激活了欧洲的商业和工业(De Vries 1976：20)。到1640年，进口的黄金达到了17000多吨，这使当地的资产阶级在获得工人、商品和土地方面具备了特殊优势(Blaut 1992a：38—40)。然而真正的财富是由奴隶贸易而积累起来的劳动力，它让一种无法在欧洲施行的生产模式成为可能。

现在已经确定，种植园制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正如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所论证的那样。他指出，在利物浦和布里斯托，没有一块砖不是用非洲人的血砌成的(1944：61—63)。但若没有欧洲对美洲的“侵吞”，以及两个世纪以来从种植园流向欧洲的“血汗”，资本主义甚至可能不会起飞。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奴隶制对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性；以及为何当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系统性地受到重大经济危机的威胁时，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启动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即大规模殖民和奴役。我们当下目睹的过程正是如此(Bales 1999)。

种植园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还由于其建立了劳动力管理、出口导向型生产、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的模式，这一模式将成为资产阶级关系的模板。

种植园集中了大量的工人，其俘虏的劳动力背井离乡，无法依靠当地的支持。它不仅预示着工厂，也预示着后来利用移民和全球化来削减劳动力成本的做法。特别是，种植园是形成国际分工的关键一步，它（通过生产“消费品”）将奴隶的劳动纳入欧洲劳动力的再生产，同时使受奴役的工人和雇佣工人在地理上和社会上保持割裂。

糖、茶、烟草、朗姆酒和棉花，这些与面包一样是欧洲劳动力生产中最重要的商品，直到17世纪50年代以后，在奴隶制被制度化和欧洲工资开始（适度）上涨之后，它们的殖民生产才大幅提高(Rowling 1987：51，76，85)。然而，这里有一点必须提及，当这些产量确实大幅提高时，有两个机制被引入，从国际层面极大重组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方面，全球生产线的建立降低了在欧洲生产劳动力所需的商品的成本，并将奴工和雇佣工人联系起来。这预示了资本主义目前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工人利用以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廉价”消费品（由于敢死队和军事暴力而变得廉价）。

另一方面，奴工生产的商品以大都市的工资为载体进入市场，奴役劳动的产品的价值由此得以实现。这样一来，就像女性的家务劳动一样，受奴役的劳动力被进一步纳入大都市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工资被进一步重新定义为积累的工具。也就是说，工资成为一种杠杆，不但调动了由它购买的劳动力，还调动了它隐藏的劳动力，因为奴工的工作条件是没有工资的。

欧洲的工人是否知道他们购买的是由奴工生产的产品？如果他们知道，他们是否反对？这是一个我们想问他们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茶叶、糖、朗姆酒、烟草和棉花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作为原材料或奴隶贸易的交换手段推动了工厂制度的兴起。然而它们的历史远比我们从它们对工厂制度的贡献中推断出的要重大得多。因为随着这些“出口产品”而来的不仅是奴隶的鲜血，还是一种新的剥削科学的种子，以及工人阶级的新分化。通过这种分化，雇佣劳动不是奴隶制的替代品，而是延长劳动时间的那无酬部分（如女性无酬劳动）的手段。

美洲奴工和欧洲雇佣劳动者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加勒比群岛，奴隶可以分到一块土地（“供应地”）自用。分配给他们多少土地，给他们多少时间耕种，都与世界市场上的糖价成正比(Morrissey 1989：51—59)——这似乎是由工人工资和工人再生产的斗争动态来决定的。

然而，如果我们断定，由于奴隶劳动融入了欧洲雇佣无产阶级的生产中，欧洲工人和大都会资本家对廉价进口商品便有着共同的愿望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那将是错误的。

实际上，和征服美洲一样，奴隶贸易对欧洲工人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不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奴隶制（就像猎巫一样）是后来传入欧洲的劳动控制方法的一个主要实验场所。奴隶制还影响了欧洲工人的工资和法律地位；因为只有在奴隶制结束后，欧洲的工资才有了巨大的增长，欧洲工人才获得了组织权，这不可能是一种巧合。

也很难想象欧洲的工人从征服美洲中获利，至少在其最初阶段是如此。让我们记住，正是激烈的反封建斗争刺激了小贵族和商人寻求殖民扩张，而征服者来自欧洲工人阶级最讨厌的敌人。同样重要的是，征服美洲为欧洲统治阶级提供了金银财宝来雇佣军队击败城市和农村起义；而且，在阿拉瓦克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被征服的同一时期，欧洲的工人被驱逐出家园，像动物一样被打上烙印，被当作巫婆烧死。

因此，我们不应认为欧洲无产阶级总是掠夺美洲的帮凶，尽管个别无产阶级无疑是这样。贵族对“下层阶级”的合作期望是很低的，因此最初西班牙人只允许少数人登船。在整个16世纪，只有8000名西班牙人合法地移民到美洲，神职人员占了17%(Hamilton 1965：299； Williams 1984：38—40)。甚至后来，人们被禁止独立在海外定居，因为统治者担心他们会与当地人勾结。

对大多数无产者而言，在17世纪和18世纪，要进入“新大陆”只能靠契约仆役(indentured servitude)和“流放”。为了惩罚罪犯、政治和宗教异见者以及因圈地而产生的大量流浪汉和乞丐，英国当局便将他们发配到新大陆。正如彼得·莱恩博和马库斯·雷迪克在《多头蛇》(The Many-Headed Hydra，2000)中指出的，殖民者恐惧不加限制的移民是有原因的。面对欧洲普遍悲苦的生活条件，关于新世界的报道对人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这些报道将新世界描绘成一片神奇的土地，人们在那里生活，没有劳苦和暴政，没有主人和贪婪，没有你我之分，所有东西都是公共的（Linebaugh and Rediker 2000；Brandon 1986： 6—7)。新世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所提供的新社会的愿景显然影响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想，使得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出现了。自由被认为是“不受制于人”(masterlessness)的象征，这是欧洲政治理论中之前没有的思想(Brandon 1986：23—28)。毫不奇怪，一些欧洲人试图完全沉浸在这个乌托邦世界中，正如莱恩博和雷迪克有力指出的，他们可以重建失去的公地经验(2000：24)。尽管那些来到美国殖民地定居的人受到许多限制，但还是有人在印第安部落生活了多年。而一旦被抓到，这些人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逃跑的人会被当作叛徒处死。这就是弗吉尼亚州一些年轻英格兰定居者的命运，他们跑去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万一被抓到，就会被殖民地的议员们判处“火刑、马车碾死……绞刑或枪决”(Koning 1993：61)。莱恩博和雷迪克评论道：“恐怖制造了边界。”(2000：34)然而，直到1699年，英格兰人仍然很难说服被那些印第安人迷住的国民远离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

至于那些签了卖身契或被判刑来到新大陆的欧洲无产者，他们经常与非洲奴隶并肩工作，其命运在一开始与非洲奴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对主人的敌意同样强烈，因此种植园主将他们视为危险的群体。17世纪下半叶，种植园主开始限制雇佣他们，并推动立法将他们与非洲人隔离开来。但直到18世纪末，种族之间的界限才被不可逆转地划定(Moulier Boutang 1998)。在此之前，不论在国内还是种植园里，欧洲统治阶级想象白人、黑人和原住民之间结盟是可能的，而他们也一直对这种团结保持恐惧。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描绘了由本地造反者、女巫之子凯列班以及远洋的欧洲无产者特林鸠罗和斯丹法诺策划的一场阴谋，暗示了被压迫者之间大联盟的可能性，并戏剧性地对应了普洛斯彼罗用魔法抚平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的做法。

在《暴风雨》中，这个阴谋以耻辱的方式结束，欧洲无产者被证明不过是小贼和酒鬼，凯列班则向他的殖民地主人乞求宽恕。因此，当战败的叛军被带到普洛斯彼罗与他以前的敌人西巴辛斯和安东尼奥（现在与他和解了）跟前时，他们受到了嘲笑，并引发了对所有权和分化的思考：

然而，在舞台之外，这种威胁仍在继续。“在百慕大和巴巴多斯，白人仆役都被发现与非洲奴隶密谋，因为在17世纪50年代，成千上万的罪犯从不列颠岛屿运往那里。”(Rowling 1987：57)在弗吉尼亚州，黑人和白人仆从之间的结盟在1675—1676年的培根叛乱中达到顶峰，当时非洲奴隶和不列颠的契约仆役联合起来，密谋反对他们的主人。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在南美殖民地和加勒比海地区，无产阶级奴隶的积累伴随着种族等级制度的建立，从而阻碍了这种联合的可能性。新的法律剥夺了非洲人从前被赋予的公民权利，如公民身份、携带武器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取证或为所受伤害寻求补偿的权利。黑奴处境的转折点是奴隶身份成了世袭的，奴隶主被赋予了殴打和杀害奴隶的权利。此外，“黑人”和“白人”的通婚也被禁止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白人契约仆役被当作英国统治的残余而遭到废除。结果到了18世纪末，美国殖民地已经从“一个存在奴隶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奴隶制社会”(Moulier Boutang 1998：189)，非洲人和白人之间团结在一起的可能性被严重破坏。在殖民地，“白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特权的标志——“1650年之前被用于称呼‘基督徒’，之后用来指代‘英格兰人’或‘自由人’”（同上：194）——还是一种道德属性，一种将社会霸权自然化的手段。相比之下，“黑人”或“非洲人”成了奴隶的同义词，以至于自由的黑人——在17世纪早期的美洲仍然规模庞大——后来要被迫证明他们是自由的。